讷河监狱王猛玩忽职守案辩护词[五篇]

第一篇：讷河监狱王猛玩忽职守案辩护词

讷河监狱王猛玩忽职守案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我是内蒙古讷莫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所受被告人王猛妻子的委托，并指派我担任被告人王猛一审辩护人。本辩护人经会见、阅卷及今天庭审后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猛犯有玩忽职守罪，定性准确，罪名成立，故做有罪从轻辩护。以下辩护观点愿与公诉人商榷。

一、公诉机关指控王猛严重不负责任，不带头认真执行《情亲团聚、共餐管理制度》、《分押、分管、分级处遇制度》的部分情节与事实不符。

1、被告人王猛确实存在没有准确掌握、核实王东的分级处遇而为严管犯王东办理共餐的事实，但这只是被告人王猛个别工作上的疏忽大意，不是他一贯的工作态度。

2、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猛为罪犯王东办理过两次共餐，即2014年7月18日和2014年10月29日，其中2014年7月18日，被告人王猛在没有办理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为王东与贺某某办理了共餐。本辩护人阅卷时也发现，卷内确实没有2014年7月18日共餐的审批手续，但有监听记录。根据原狱政科科长刘阳证实，罪犯共餐的审批手续在看守大队保管。卷内没有这次的共餐审批手续，是被告人王猛没办理还是看守大队管理不善丢失了？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所以本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在没有排除合理怀疑的前提下就认定“被告人王猛未办理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为王东与贺某某办理了共餐”，证据不足。

3、2014年10月29日贺某某申请与王东共餐，原看守大队的门卫廖忠宝证实上午分监区已经告知王东不符合共餐条件，但在当天下午，五监区监区长怀庆指示被告人王猛给王东办理共

餐。怀庆是王猛的领导，领导指示了，所以王猛给就给王东办理了共餐手续。王猛是警察，根据《人民警察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警察必须执行上级的决定和命令。”所以对上级领导怀庆的指示、布置的工作任务王猛必须执行。王猛的行为也符合《监狱直接管理罪犯民警岗位职责规范》“第二项分监区长岗位职责：第1点，在监区的领导下，负责分监区的全面工作，认真完成监狱、监区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的规定。但王猛没有准确掌握王东的分级处遇、没有核实王东的分级处遇、没有对领导的错误决定和命令提出建议，是其失职之处。根据王革（王革询问笔录第114页）、郭军（郭军询问笔录187页）证实，在讷河监狱严管犯是可以共餐的，这是讷河监狱针对全监狱的内部规定，是监狱不执行《亲情团聚、共餐管理制度》，监狱的目的是稳定犯人情绪和增加收入，不是五监区一分监区不执行《亲情团聚、共餐管理制度》，所以王猛给王东办理的共餐虽不符合《亲情团聚、共餐管理制度》，但并不违反讷河监狱内部的规定。且审核罪犯是否符合共餐条件，不仅仅是王猛一个人的工作，狱政科科长在审批时也要进行审核的，所以该责任不能完全归责于被告人王猛一人，否则对被告人王猛不公平。

4、我们应该明确查验会见人员相关证件是监区的职责还是看守大队的职责。《亲情团聚、共餐管理制度》第四条“符合亲情团聚、共餐条件的罪犯要求与前来会见的配偶或亲属团聚、共餐，应向所在分监区、监区提出申请，分监区、监区检验会见人员的会见证、居民身份证、结婚证和健康证明等相关证件......”这里规定了罪犯作为共餐申请人的情况下，分监区、监区才应该查验会见人员相关证件。那么反过来，会见人员提出申请共餐，由谁负责查验会见人员相关证件呢？该制度中没有规定。但有一客观事实不能否认，即会见人员在监狱外面，分监区、监区管理

人员在监狱里面，会见人员不是到监区里面向分监区、监区提出申请，而是在外面向看守大队提出申请。分监区、监区工作人员不可能到看守大队去审核、查验会见人员身份、证件。廖忠宝等人也证实：看守大队接见员的职责就是审核申请人的身份、查验申请人的证件，符合条件了，给申请人办理会见证。接见员通知某监区某某犯人亲属要求共餐，分监区依此为犯人办理共餐审批手续。在共餐前分监区、监区管理人员是见不到会见人员的，故在共餐前无法审查。讷河监狱也是一直这样操作的，所以审核、查验会见人员身份及相关证件是看守大队的责任，而不是监区的职责。监区接到看守大队接见员的通知，就意味着会见人员已经通过了审核，符合共餐条件，这个环节上，被告人王猛的职责是审查罪犯是否符合共餐条件，不是审核、查验会见人员身份及相关证件。贺丽娟之所以能够和王东共餐是接见员明知他们不是夫妻而改成夫妻（廖宗宝询问笔录第100页）违规操作造成的，责任完全让被告人王猛承担是不公平的。

5、这里本辩护人需要强调一点，被告人王猛经手给犯人王东办理的共餐，并没有违禁品手机的流入，请合议庭能注意到这一点。

二、公诉机关指控王猛严重不负责任，不正确履行《关于严禁违禁品流入监狱的若干规定》、《清监搜身制度》、《监狱直接管理罪犯民警岗位职责规范》的部分情节与事实不符。

1、被告人王猛在工作中确实存在对罪犯上交的违禁品不按规定登记，不按规定处理的事实，但该事实不能必然导致起诉书指控“致使罪犯能够使用手机；能够使用现金高价购买白酒、啤酒；能够长期在监区内做饭、饮酒；能够私接电源给手机充电等违规行为（简称4个能够）”及导致王东实施诈骗、敲诈勒索的

后果。即指控王猛的这一玩忽职守行为与指控导致的后果之间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2、根据卷内的清监及收缴违禁品登记表来看，王猛不仅清监了，而且是认真、积极的在作为。清监一定就能清除违禁品吗？答案是否定的。有一句俗语“一个傻子藏的东西，一百个聪明人也找不到”，况且这些犯人还不是傻子，他们隐藏的违禁品，要想彻底清除干净是很难做到的，清缴违禁品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所以规定了分监区、监区、监狱、武警都要频繁清监。公诉机关的该项指控通俗地讲就是说五监区一分监区有违禁品，被告人王猛就必须清出来，没清出来就没有认真履行清监、搜身等监管职责。这种逻辑就等同于现在流行的那句话：破不了案子的警察就是不称职的警察。显然这种逻辑是错误的，且清监、搜身不是王猛一个人的监管职责。监狱、武警也经常组织的大型清监活动，不也没清除公诉书指控的违禁品吗。因监狱罪犯众多、狡猾，且没有技防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只靠人防，另因讷河监狱管理上存在漏洞，导致违禁品不断流入，监狱在源头上就没有控制住，所以就出现了流入--清除，清除--流入的恶性循环。也不是被告人王猛个人所能控制的，再认真清监、搜身也会有遗漏的。

3、指控的“4个能够”中，除使用手机外，其他被告人王猛均未发现过。根据法庭查明的事实，现金及酒类都是由监狱干警带入的，是被告人王猛无法控制的，犯人和监狱干警勾结，隐藏很深，也是无法发现的。根据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看，监狱干警帮助犯人带入两次吃火锅的食材，即有证据证明就只有两次在监狱吃饭，但被指控为长期在监区内做饭、饮酒，未免有些牵强。根据犯人石长滨1月29日的笔录，证实王东实施诈骗、敲诈勒索过程中，2014年10月27日石长滨曾经让其妻子向讷河监狱狱政科科长刘阳发两次短信举报过，讷河监狱不仅没管，为此石

长滨还被教训一顿，这就充分说明监狱在管理上存在问题，不能完全让被告人王猛一个人承担此责任。

三、公诉机关指控王猛不正确履行《清监搜身制度》、不执行《对私藏传递违禁品行为的处罚规定》部分情节与事实不符。

首先被告人王猛对犯人张琦、王春风使用的违禁品没按规定登记、没按规定处理是事实，但未对二人处理是有依据的。讷河监狱厂房300多平方米，200多犯人，基本是人挨人。当时被告人王猛发现张琦、王春风形迹可疑，判断肯定在做坏事，有可能是在打电话，并非抓的现行。如果贸然搜身，违禁品会被转移他人，就清不出来了。为了清除危害，所以被告人王猛采取“诈”的策略，并给其政策，使犯人主动上交的手机，并不是搜身搜查的，根据《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关于印发对私藏传递违禁品行为的处罚规定的通知》第五条“罪犯主动交出违禁品的，经查核实，未造成后果的给予从轻或免于处罚。”的规定，对张琦、王春风自动上交手机而免于处罚是符合规定的。另王春风不是五监区一分监区的犯人，王猛无权处理。

四、王猛具有以下从轻或减轻处罚酌定的情节。

1、被告人王猛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愿认罪，且能够真诚悔罪。

2、根据辩护人提供的证据证明了被告人王猛曾多次受到嘉奖并荣立三等功，说明其在工作期间的表现是很优秀的，平素表现很好，没有前科劣迹，此次犯罪纯系偶然且是初犯。

四、王猛具有自首情节。

众所周知，王东案发后，讷河监狱对王猛等人进行了调查、处理，在司法机关还没有掌握其犯罪事实前，讷河监狱在向王猛等人调查时，王猛就向讷河监狱如实做了交代，并给被告人王猛行政处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认定自首、立功的司法解释规

定及立法本意，王猛行为应认定为自动投案。王猛归案后能如实供述，所以其行为构成自首。

五、被告人王猛对起诉书指控的监区乱象给讷河监狱造成的恶劣影响不能承担全部责任。

监区混乱的现象及犯人王东利用手机通过聊天工具要挟贺某某探望并共餐、实施敲诈勒索和诈骗犯罪行为被媒体曝光后，给讷河监狱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但我们要客观看待造成监区乱象及王东之所在监狱内能够实施上述违法和犯罪活动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讷河监管理上存在漏洞，导致违禁品的流入，所以让被告人王猛一个人承担全部责任是不公平的。

综上所述，被告人王猛的行为虽构成了犯罪，但根据本辩护人出示的证据能够证明王猛在工作期间曾多次受到嘉奖并荣立三等功，所以犯罪情节达不到“严重”程度，情节较轻。又因有诸多客观因素的存在及被告人王猛的平素表现很好，又具有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但不具备从重处罚情节综合考虑，故请法庭依据罪行相适应原则，对被告人王猛从轻或减轻处罚。本辩护人认为对被告人王猛处非监禁刑较为适宜。

以上辩护意见请合议庭评议时充分考虑。

被告人王猛辩护人：

二0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第二篇：庄学义“玩忽职守案”辩护词

庄学义“玩忽职守案”辩护词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四日 加格达奇)审判席：

我们参加今日庄案的诉讼活动,心情既复杂又沉重。因为－－

第一，这是一个原本极其简单但却被人为地复杂化了的案件；

第二，我们面对的不仅有尊敬的公诉人和法庭组成人员，而且有蒙受了巨大自然灾害的大兴安岭人民。作为普通律师，我们既要面对法庭履行职责，请法庭审查；又应面对我们的人民讲出真情实感，请人民评判。

我们先就起诉书发言。

起诉书在它的最后提出了一个有关本案的重要命题：“庄学义在‘五·七’大火中，不认真履行其局长的职责。”这个命题显然含有两层意思：

一、庄学义作为局长，应履行他的职责；

二、他在整个‘五·七’火灾中，都应认真地履行他的职责。根据这一实事求是的分析，无可争辩地揭示了起诉书(连同公诉词)的不合情理，因为在它的字里行间始终未见庄学义在整个“五·七”火灾中作为局长的全部活动，而只是摘取了一个不大的片断。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片面性；片面性不会产生说服力是无需说明的。

关于起诉书摘取的片断，它概括为七个字，即“庄学义育英之行”。而后针对此“行”作了具体描述。起诉书的这些描述，在一系列关键性情节上，也就是在事实上，或者是不真实的，或者是不准确的，我们先举出以下几点为证：

第一点，起诉书说：庄学义五月七日八点廿五分左右到达育英林场办公室门前，“整个育英面临被大火包围吞噬的威胁。”这里，把火区的范围划定为“整个育英”，是准确的；其错误在于，所谓“面临被„„吞噬的威胁”，与实际不符。通过庭审调查，连同全部案卷材料,大量的证言证实,起诉书所说的“八点二十五分到达育英林场办公室前”的那个时候,甚至贮木厂连同贮木厂办公室都已被大火吞噬了,其他地段的火情可想而知。按照当时科学测定的大火以每秒15公尺即每小时45公里的推进速度,真正面临被吞噬威胁的不正是图强局本部么?

这一点,按照起诉书的思路,可以说是衡量庄学义行为的是非、功罪的一个关键,因而不容含混。

第二点,起诉书在肯定庄于育英向曾凡金布置工作后,指出他“先后两次向党委书记报告育英火情并提出图强应采取的措施,然后便驱车前往综合厂方向, 在铁路道口东侧停车,观看一下火情,于八点四十分左右匆匆离开育英”。“仅在育英停留15分钟时间”。

这段指控,是庄学义当时三个行为的概括,即,：

一、通报了火情；

二、提出了措施；

三、驱车继续查看火情。可是,在当时那种大火天降的危急时刻,他的这三个行为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这三个行为与所谓犯罪又有什么联系呢？看来问题在于“匆匆”离开育英。起诉书就此做出的判断我们有两点不能同意：第一,“离开育英”这个概念是含混而不精确的，因为在庄离开林场办公室直到他一路疏散灾民、疏通要道的九拐、蘑菇树乃至“鸡场”等等地方,统属育英辖区,他在辖区之内奋力做了那么多组织工作,使许多人脱险离开火海,业经庭审调查核实,这怎么能说是“离开”育英？第二,在大火肆虐、烈焰扑人的极端危险时刻,所谓“匆匆”,正是机智聪敏的指挥员形象,难道大火压顶还非得“慢吞吞”地才算坚守岗位、才称得上指挥若定么？遇事“慢慢来”是恶习,会贻误事业,起诉书的这个指控不能成立。

第三点,起诉书说, 庄在育英向“曾凡金询问一下火情,只简单地让曾广播喊话通知群众疏散”。

这个指控中也包含着庄的三个行为,即：

一、询问火情；

二、布置喊话；

三、通知疏散。这些行为,不论当时还是现在,应当说都是无可非议的。按照指控,问题出在“只简单地让曾喊话”。可是,在那烈火突来、人力难挡的情势下,这“简单地”三字不正说明庄学义作为指挥员的果断与高效？如果在那时还要按部就班地例如开个首长会；首长动员,分领任务；制定落实,尔后贯彻执行,这自然不简单了,但行得通么？我们不得不指出,为什么面临大火的“此景”还非得“复杂化”不可,“此时”搞点简单究竟何罪之有!

第四点,起诉书指控庄“没有亲自去各单位部署抢险救灾”。我们不再复述证据材料,仅就起诉书本身所承认的,庄在向党委书记通报火情对图强防火、救火做了部署之后,“便驱车前往综合厂方向”,并“在铁道口东侧停车,观看火情”。我们要问：驱车前往,算不算“亲自”？综合厂是不是“单位”？观察火情是不是为了“部署抢险”？至于“各单位”,当时已陷入火海,摄氏千度以上的高压热浪,伴着每秒15公尺的超高速火势,漫说庄学义,试问谁能一一亲临？谁又能在大火突降,于是人自为战甚至人各逃生的特殊情况下,去进行什么组织部署呢？

第五点,起诉书指控庄“放走了育英地区防火总指挥曾凡金”。很明显,这里采用的手法是“一石二鸟”。一面说曾逃跑；另一面说庄放走了曾。曾是否“逃跑”,另案审议。说庄“放走了”曾,却不辩：所谓“放走”,关键在于让曾走向哪里,去干什么？庄命曾驾轻骑急速奔向图强直接报警,使图强一万五千之众有所准备,这难道不是为了抢险防灾？这难道不是积极的救火行为？这难道不是一种在特殊条件下的唯一可采取的正确权宜措施？这里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

令人不解的是：起诉书一方面承认庄是局长即防火总指挥,另一方面又不承认这位总指挥可以命令部署曾凡金亲赴图强报警,让去就是放人逃跑。这让总指挥如何履行他的职责呢？我们的观点与起诉书的指控之间的分歧,焦点在于曾的出走育英是否必要。我们综合庭审调查核实的证据,得出这样的判断：曾当时出走,显然是为大火所迫,同时又是进一步救火救灾的需要；既是被迫的,又是必要的：无可指责。

审判长,以上并非起诉书中的不实、不足之处的全部；这里指出的五点已足能证明一个载可争辩的事实：这个起诉书在它的根本方面是全然站不住的,理应被人民法院依法驳回。

下面针对公诉人发表的公诉词,提出我们的见解,这将是我们的辩护的基本论点和主要论据。

直截了当地说,公诉人发表的公诉词中回避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个是,“五·七”火灾对于图强局来说,实是意处的天灾,非人力所能抗拒；一个是被告人的行为到底有没有社会危害性。

关于第一点,考虑到这是公认的事实,相信法庭能够予以充分注意,这里暂不详细陈述。

关于第二点,我们认为,法学常识告诉人们对刑事被告人定罪的根据,只能是他的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是客观的,不应因公诉人的主观意念,或某位领导人的意志,或者新闻报道的宣传需要而有所改变。因此,对庄学义能否加罪,应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上面提及的刑法学原理,是否符合犯罪的概念以及犯罪构成的要件,决不能迁就,更不应照顾与被告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问题无关的外在因素。如果不是坚持这条原理原则,而是顾及或者虑及其它因素,这样处理的案件决经不住人民的检验!决经不住事实的检验!历史终将证明：这是错误。

我们不想讳言,任何检察,机关,乃至所有的司法机关,不论中外古今,都难免错案。但是,我们的制度的优越性在于,我们决不故意制造冤案,而且一旦发现了错误,一定能及时纠正。如果能够防错误于未然,那当然上策。

然而必须指出,听了公诉人的公诉词,使我们不能不预感到：有的同志,在庄案上将决心沿着明知是错误的小道走到底了。这就清楚地说明,以法治国,在我们国家还要经历多么艰难的历程。粉碎“四人帮”十二年了,可我们的冤假错案并未绝迹,作为法律工作者,难道我们真的听不到民间的冤情和怨声!尊敬的公诉人同志,冤情一多,民心易失,这才真正是你们说的政治影响极坏的事。古往今来,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我们能不认真考虑么？

就庄案而言,针对公诉词中提出的论点和论据,我们不得不提请考虑几个问题：

一、在庄可以不入火区的情况下,主动奔赴漠河,这是不是忠于职守?

二、庄不去漠河,不会被大火困于育英；如果他不到育英,而是坐镇局本部,他对育英大火还应承担责任么？

三、庄撤出育英林杨,边撤边组织群众疏散,决无逃跑行为；如果公诉人不能否认这是事实,这样的边退边战算不算忠于职守？

四、庄退守的方向是图强,即林业局的中心,那里有万余居民,上亿元的财富,他作为局长,考虑了全面情况,作出了力保中心的决策,这种战略上的转移,这一临危未乱的果敢决策,是不是忠于职守？

五、公诉人一面要求庄作为局长应认真履行职责,一面对他奋不顾身抢险救灾的尽职行为一概抹杀,试问：这怎能量出庄究竟玩忽了还是忠于了职守？

六、公诉人引用黑龙江省政府的《春季护林防火命令》论证问题,可是,按照那个文件的规定,庄又有哪一点做得不对？没有,一点也没有。大火之先,图强没有火险,没有火情,甚至没有火源。庄本人五日公出归来,六号就上山组织防火。尽管我对大兴安岭的干部情况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我还是想问：这种单位,这样的干部,在大兴安岭究竟有多少!众所周知,图强是受害单位,来自漠河的那么猛烈的大火,自始至终没有得到起火方面的通报,这算不算失职？何以无人追究？而庄学义则不同。他对友邻及时通报了火情,使之有备,这难道是玩忽职守者办得到的？图强受灾最重,图强领导人受到的待遇又最不公平,这不必讲法,连起码的公道都不讲了,我们怎敢赞同？

审判长：我们的党和人民在复兴灾区的严重时刻,极需人才,我们从庄学义的一贯政绩和救火事迹中,决不怀疑,这是林区的难得人才。一个党的儿子在火海中尽了职责却被投入另一个可能是永劫不复的“火海”,这怎么可以呢？我们还不得不指出, 大兴安岭的这场火灾,事后却让无辜的小人物承担如此重大的罪责,这合适吗？合法吗？公诉人说,他当时“有时间、有条件、有人力物力”抢救育英。关于时间条件,我们已经陈明,至于人力物力,也许我们富有人海,可是,请问我们现在有没有足够的物力来防、救去年那样的大火？试问去年的“物力”又在哪里？

总之,庄学义是无罪的!我们的法院对于忠于职守的好干部,不会加诸罪名,给予苛待。请予审查,请予考虑。

附：起诉书(摘要)

被告庄学义因玩忽职守一案,由黑龙江省委交办。现已侦查终结,查明被告人庄学义犯罪事实如下：

庄学义于1987年5月7日20时过后,会同林业局防火办公室主任赵某乘伏尔加前往西林吉方向察看火情,20点25分左右到达育英林场办公室门前。当时两股大火正从西北和西南方向烧进育英地区。边缘地带的建筑设施已经相继起火。整个育英面临被大火包围吞噬的威胁。庄向育英地区防火总指挥曾某某询问一下火情,只简单地让曾用广播喊话,通知群众疏散,之后,便进调度室,先后两次向局党委书记报告育英火情,并提出图强应采取的措施。然后便驱车前往综合厂方向,在铁道口东侧停车,观看一下火情,于20点40分左右即匆匆离开育英,返回图强,仅在育英停留15分钟左右时间。在返回图强途中,遇曾某某骑摩托车朝图强方向逃走,庄不仅未加制止,反而令其去局调度室报告火情。庄学义育英之行,经查犯有如下玩忽职守行为：

1、庄学义在大火即将吞噬育英的严重时刻,除到林场办公室外,既没有用电话与当地其余三个科级单位联系,也没有亲自去各单位组织部署抢险救灾而匆忙返回图强。

2、庄于返回图强途中,见育英地区防火总指挥曾某某脱离指挥岗位,骑摩托车驮人向图强方向逃走时,理应制止,令其返回育英组织指挥群众疏散与抢险,而其相反,却令曾快去林业局找迟书记报告火情,不仅自己不在育英组织指挥,又放走了育英地区防火总指挥。

由于庄学义上述失职行为,致使育英地区职工群众在“五·七”火灾中,失去组织领导无人指挥群众抢险和疏散,损失惨重。于20点40分左右,先后相继烧死和窒息死亡43人、伤19人,经济损失2377万余元(原值)。使本应避免和减少伤亡与损失而未能避免。对此严重后果,庄负有直接重要领导责任。

被告庄学义在“五·七”火灾中,不认真履行其局长的职责,已构成玩忽职守罪。故提起公诉,请予惩处。

第三篇：龙某某玩忽职守案辩护词

龙某某玩忽职守案辩护词

龙某某玩忽职守案辩护词

原创 2017-04-16 龙元富律师

巅峰刑辩龙某某玩忽职守案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受犯罪嫌疑人龙某平委托、广东登润律师事务所指派，本律师作为犯罪嫌疑人龙某平玩忽职守罪一案一审阶段龙某平的辩护人。就东莞市人民检察院以“东一区检诉刑诉字【2016】349号《起诉书》”【下称《起诉书》】指控犯罪嫌疑人龙某平涉嫌玩忽职守罪一案，经依法会见犯罪嫌疑人，认真阅卷，进行一切可能的调查研究，在详细了解案件事实与案情基础上，尤其是经过两天的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依据法庭调查予以查明的案件事实，兹对本案谨慎发表如下无罪辩护意见。

我们的基本辩护意见是：

我们坚定不移地认定：

《起诉书》指控不成立，龙某平的行为不能认定为玩忽职守；“东莞市中侨大厦“3.3”燃气爆炸事件”，与龙某平、雷某某等于2006年6月份对中侨大厦裙楼（含四楼）的消防验收两者之间没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主要理由是：

犯罪嫌疑人龙某平、雷某某等于2006年6月份对中侨大厦裙楼（含四楼）的消防验收，完全符合《行政许可法》、《消防法》和广东省消防总队颁行的《广东省建筑工程验收评定规则（试行）》（2003年12月1日起试行）【以下简称《评定规则》】之规定，不存在《起诉书》所指控的“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未认真履行消防验收工作职责”等问题。

2006年消防验收的具体执法依据是广东省消防总队颁行的《广东省建筑工程验收评定规则（试行）》（2003年12月1日）。该《评定规则》第四条规定：“消防验收应当按照各子项的内容逐项进行检查、测试---进行评定”。该《评定规则》之子项“特殊场所”不包括“厨房”，也即“厨房”属非必需验收核查场所，只需按“普通场所”对待；“普通场所”的验收方式是抽查。因此，“厨房”

未被抽查到并无不当。换言之，也就是龙某平、雷某某等于2006年6月份对中侨大厦裙楼（含四楼）的消防验收工作不存在《起诉书》中所宣称的“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未认真履行消防验收工作职责”等情况。

更何况，杂物间与“厨房”是两个空间，不是一个空间，对“厨房”进行验收核查，并不必然或必须对“厨房”旁边的杂物间进行核查。

又尤其使用单位违法将杂物间设计成为“集中瓶装石油气间”，从消防审核申报，到正式消防验收之前的消防验收申报，均刻意隐瞒，从未提及——即便在“东公消（审）字（2002）第531号《关于东莞市中侨大厦建筑工程消防设计的审核意见》”提出了“餐厅内的厨房使用的可燃气体为燃料时，应采用管道供气”的公开善意提醒之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使用单位仍然不为所动，仍然继续刻意隐瞒相关违法行为，而后胆大妄为地违法使用（假设《起诉书》之中所述，“厨房”验收前已经投入使用）——胆大妄为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按规定只能使用三年的“调压阀”，他们居然使用了八年，还没有任何人去注意，尤其是发生在“中石化”这样经营、管理燃油燃气等危险品的单位，更不能用不懂、不清楚来解释，只能用刻意隐瞒来描述。

造成莞城街道中侨大厦“3.3”燃气爆炸生产安全事故的根本原因，在《东莞市“3.3”燃气爆炸较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中已经做了明确认定和理由说明：是作为建设和使用单位的中石化东莞分公司“燃气使用安全管理不到位，没有严格按照规定使用燃气”。加上其它法定监管单位监管缺位等方面的原因造成。

作为厨房设计、建设和使用方的中石化东莞分公司未依法对中侨大厦四楼厨房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情况进行如实向消防部门申报，导致厨房燃气情况未进入消防验收范围。根据《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机关进行行政许可审批以申报人申报的范围为限——因为建设单位刻意隐瞒真实情况，未对厨房“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的情况进行申报，直接导致中侨大厦四楼厨房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未进入消防验收范围。在没有接到任何投诉、举报的情况下，而且如前所述，按照《评定规则》第四条规定，“厨房”属非必需检查的重点场所，只需按“普通场所”对待；“普通场地”的验收方式是抽查，未被抽查，未进入消防验收范围属依法履职，并无不当，更没有违法。

另外，《事故调查报告》也明确指出了，此种情况下负有燃气安全隐患排查、督促整改等工作任务的是莞城区公用事业服务中心，而非检方所推断的公安消防部门。

第三、如《起诉书》中所述，“东公消（审）字（2002）第531号《关于东莞市中侨大厦建筑工程消防设计的审核意见》”提出了“餐厅内的厨房使用的可燃气体为燃料时，应采用管道供气”之“批复意见”。其实，此点“批复”只是一个提示性建议，而非依法进行行政许可审批之审批性意见，具体说明如下：

按照消防审批工作基本原理和工作规范，所谓审核意见书，是指建设单位将设计方案及有关资料向消防机构申报，消防机构依法对设计方案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法律文书。在本案中，建设方并没有向消防部门报送厨房燃气或热能动力的设计方案及文字说明，故“东公消（审）字（2002）第531号《关于东莞市中侨大厦建筑工程消防设计的审核意见》”中提出“餐厅内的厨房使用的可燃气体为燃料时，应采用管道供气”是职责范围外的善意提醒，实质上只是一个提示性的建议——即假如建设单位“餐厅内的厨房使用的可燃气体为燃料时，应采用管道供气”。

验收人员的检查范围仅限于审核通过后的验收申报材料和竣工图纸的范围和内容。除此之外区域，验收人员不可能也不应当“翻箱倒柜”的去搜查，用排除法一个一个去核查排除，那就不是消防行政许可了。而根据消防审、验分离的原则，验收人员根据《评定规则》没有抽验到厨房，符合《行政许可法》、《消防法》、《评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不存在《起诉意见书》所指控的“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未认真履行消防验收工作职责”等问题。

顺便回应一下，第二次增加的年轻美女公诉人刚才的“精彩表演”——厨房早已投入使用，你怎么就没看见、没发现呢？答案是：第一，验收之前，没有接到举报、投诉，验收单位及具体执行验收任务的龙某平、雷某某等，没有对被可以隐瞒的厨房的“集中瓶装石油气间”进行验收的法定义务；第二，刚才出庭作证的证人吕刚甫已经证明，消防施工单位有一个潜规则——申请验收之前，尤其是消防验收人员进行验收之前，会充分提醒建设、使用单位。将有碍消防验收的东西收拾收拾，也就是说，即便中侨大厦裙楼（含四楼）“厨房”旁边的杂物间----“集中瓶装石油气间”确实在验收之前已经投入使用，那么，验收过程中也是无法查验的···第三，更何况，第二次增加的年轻美女公诉人大肆渲染的厨房验收前已经投入使用只是“一面之词”——而且只是真正的责任单位、真正的责任人的“供述”而已。再说，退一万步讲，即便龙某平等确实疏忽了中侨大厦裙楼（含四楼）“厨房”旁边的杂物间----“集中瓶装石油气间”确实在验收之前已经投入使用这一法定验收义务之外的细节，那也只是合理性原则范围内的司法审查，但是，我们不能不提醒合议庭的是，玩忽职守罪审理过程中只能进行合法性原则范围内的审查，不能够、不可以、不需要进行合理性原则范围内的审查。

第二次增加的年轻美女公诉人刚才的“精彩表演”，可能应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第四、东莞市莞城街道中侨大厦2014.3.3事故是一起特别特别典型的燃气安全管理不到位，燃气使用者、相关监管职能根本缺位、供气单位均异常严重不负责等原因导致的生产安全事故，并非消防责任事故。

“东安办【2014】126号”《东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关于做好东莞市3.3燃气爆炸较大生产安全事故结案的通知》附件1《东莞市3.3燃气爆炸较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及其技术调查研究报告，对事故基本情况、事故发生经过和扑救情况、事故原因及性质、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等进行了相对准确的调查、分析和评断。其中第四项“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对相关单位、相关责任人进行了责任认定，并提出了处理建议——公安消防机关并不在其中。

有鉴于此而不仅限于此，本辩护人再次重申，我们坚定不移地认定：龙德平根本没有《起诉书》所指控的“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未认真履行消防验收工作职责”等违法行为之嫌疑。据此，本辩护人认为犯罪嫌疑人龙德平涉嫌玩忽职守一案的处理结论只能是：龙某平无罪。

相关意见：

一、本案的侦查思路存在根本性问题。

《起诉书》指控的是犯罪嫌疑人龙某平在行政许可审批过程中“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未认真履行消防验收工作职责”，所以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其行政许可是否依法履行了职责。也就是说，需要进行的是“合法性审查”，而非“合理性审查”。

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根据《消防法》规定，消防行政许可有：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核，建筑工程竣工消防验收，公众密集场所使用、开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具有火灾危险的大型群众性活动举办前消防安全检查。行政许可是依申请的行政行为，其基本原理与工作规范是“无申请则无许可”——如《事故调查报告》所述，东莞市3.3燃气爆炸较大生产安全事故的根本原因是作为建设和使用单位的中石化东莞分公司“燃气使用安全管理不到位，没有严格按照规定使用燃气”。加上其它法定监管单位监管缺位等方面的原因造成。质言之，东莞市3.3燃气爆炸较大生产安全事故并非犯罪嫌疑人龙某平在行政许可审批过程中“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未认真履行消防验收工作职责”所导致。

既然犯罪嫌疑人龙某平代表其原所在单位进行行政许可验收过程中不存在“玩忽职守”行为——更重要的是其原所在单位、其原所在单位的上级机关、以及《高层民用建设设计防火规范》国家标准管理组，经过严密调查研究与专业审查，均一致认为：龙某平、雷某某等于2006年6月份对中侨大厦裙楼（含四楼）的消防验收，完全符合《行政许可法》、《消防法》、《评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

前述有权对涉案事实进行评定的评定机关均已经出具正式文件，主要包括：东莞市公安消防局致东莞市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关于东莞市中侨大厦“3.3”事故场所消防行政审批有关情况的函》（东公消函【2015】1号）”、东莞市公安消防局致东莞市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关于东莞市中侨大厦消防行政审批有关情况进一步说明函》（东公消（函）【2015】2号）、广东省公安厅消防局致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关于东莞市中侨大厦有关消防行政许可事项说明的函》，东莞市公安消防局致国家标准《高层民用建设设计防火规范》管理组《关于咨询高层民用建设热能动力有关问题的函》和《高层民用建设设计防火规范》国家标准管理组致东莞市公安消防局《关于东莞市公安消防局来函的答复》以及2015年3月23日9时49分东莞市公安消防局防火监督处蔡飞电话咨询公安部四川消防科学研究所《高层民用建设设计防火规范》国家标准管理组黄德祥研究员《电话记录》。上列有权评定机关所出具的这些正式文件足以充分证明龙某平、雷某某等于2006年6月份对中侨大厦裙楼（含四楼）的消防验收行为合法依规，不具有违法性——当然不存在任何犯罪嫌疑。

二、侦查机关在本案中有异常明显的制造案件之嫌。

将龙某平、雷某某等于2006年6月份对中侨大厦裙楼（含四楼）的消防验收，是一个执行《行政许可法》、《消防法》、《评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之执法行为，其行为合法依规，不具备违法性，不是真正的事故责任人，对真正的责任人却“另案处理”，而且是不痛不痒的“纪律处理”，明显违反了刑事诉讼法之相关规定，更加违背刑事诉讼法理；不仅仅是侦查思路存在根本性问题的表现，确有刻意制造犯罪、制造冤枉龙某平、雷某某的明显嫌疑。

在《事故调查报告》已经对事故进行充分调查、举证、说明和责任认定之后，公诉机关还刻意把近九年前的一次合法行政许可行为，与此次事故联系起来，并对一位奉公守法的前公安干警提起公诉，足以说明审查起诉阶段对侦查部门侦查思路存在根本性问题——确有刻意制造犯罪、制造刑事案件以掩盖案件真正的事实真相的明显嫌疑等相关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应当及时予以纠正。否则，冤案可能因此而“横空出世”“骤然降临人世间”。

三、本案的立案与侦查之刑事司法逻辑存在根本性问题。

《起诉书》指控犯罪嫌疑人龙某平在行政许可审批过程中“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未认真履行消防验收工作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之规定，涉嫌玩忽职守罪”，明显证据不足、认定事实不清、程序根本违法、指控逻辑严重错误。

其指控逻辑是“东公消（审）字（2002）第531号《关于东莞市中侨大厦建筑工程消防设计的审核意见》”中已经提出“餐厅内的厨房使用的可燃气体为燃料时，应采用管道供气”的审核意见，龙某平、雷某某等在验收过程中没能严格验收并出具了验收合格意见，即属于“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之规定，涉嫌玩忽职守罪”行为。殊不知，如前所述，“东公消（审）字（2002）第531号《关于东莞市中侨大厦建筑工程消防设计的审核意见》”提出“餐厅内的厨房使用的可燃气体为燃料时，应采用管道供气”的“审核意见”只是一个善意的提示性建议，而非依法进行行政审批之审批性意见，不属于法定执法义务。龙某平、雷某某验收工作是依法依规进行的。公诉部门在没有认真查证核实消防部门验收流程与具体验收工作内容的情况下，就如此臆断轻率起诉，陷守法民警于不义，视检察职责如儿戏，实在让人非常遗憾。

关于东莞市公安消防局致东莞市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关于东莞市中侨大厦“3.3”事故场所消防行政审批有关情况的函》（东公消函【2015】1号）”、东莞市公安消防局致东莞市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关于东莞市中侨大厦消防行政审批有关情况进一步说明函》（东公消（函）【2015】2号）、广东省公安厅消防局致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关于东莞市中侨大厦有关消防行政许可事项说明的函》，在该案事实查明与认定过程中如何使用。依法据实而论，最低限度应视为“鉴定意见”——即，如果一定要进行证据归类，那这三份公文就应作为“鉴定意见”来对待——该三份“鉴定意见”均异口同声地断定：龙德平、雷东海等于2006年6月份对中侨大厦裙楼（含四楼）的消防验收行为合法依规，不具有违法性。

从现行中国法制体系、法律体系框架结构来看，前述三份公文的法律属性是：非正式“行政裁决”——就龙某平、雷某某等于2006年6月份对中侨大厦裙楼（含四楼）的消防验收行为是否合法依规，是否具有违法性等相关争议，在认真、仔细、全面体系性调查研究基础上进行审查，做出的“行政裁决”——该“行政裁决”的结论是：龙某平、雷某某等于2006年6月份对中侨大厦裙楼（含四楼）的消防验收行为合法依规，不具有违法性。

公诉人在今天庭审过程中，将东莞市公安消防局致东莞市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关于东莞市中侨大厦“3.3”事故场所消防行政审批有关情况的函》（东公消函【2015】1号）”、东莞市公安消防局致东莞市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关于东莞市中侨大厦消防行政审批有关情况进一步说明函》（东公消（函）【2015】2号）、广东省公安厅消防局致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关于东莞市中侨大厦有关消防行政许可事项说明的函》，一概作为犯罪嫌疑人（当此之时）所代表的行政执法单位及其上级单位的“一面之词”，进而得出结论：不应采信，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恭请合议庭高度关注。

综上，本辩护人认为犯罪嫌疑人龙某平根本不存在《起诉书》所指控的“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未认真履行职责”等违法行为之嫌疑。本案的“被制造”确系侦查思路错误、违法“另案处理”等所致。请依法审查查明，并依法作无罪处理。

此致！广东登润律师事务所 2017年3月14日

第四篇：玩忽职守辩护词

公诉机关2010年指控：2000年1月19日、2001年8月6日时任夏邑县城建局副局长的姬万里在某房产交易过户手续上签字构成玩忽职守罪。朱现领律师作无罪辩护。法院判决“免于刑事处罚”。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免于刑事处罚判决”相当于“无罪判决”。当事人未上诉、未申诉，检察院未抗诉，判决已生效。

审判法院 夏邑县人民法院

结案时间 2010年

姬某某涉嫌玩忽职守罪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泽达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姬某某及其近亲属之委托，指派我担任姬某某的辩护人。开庭前，我依法会见了被告人姬某某，认真查阅了案卷材料。通过庭审时的法庭调查，使我对本案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现结合本案事实、证据，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就姬某某无罪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追诉时效

（一）假定姬某某构成玩忽职守罪，本案业已超过追诉时效，依法应当裁定终止审理，宣告对被告人姬某某不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第87条中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

①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经过5年。

②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期徒刑的，经过10年。

《刑法》第397条第1款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A、如何确定追诉时效的法定最高刑

１、法定最高刑是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性质和法定情节，与其所犯罪行相对应的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处刑档次中的法定最高刑。２、法定最高刑也不是指某种性质犯罪全部刑罚的最高刑，而是指某种性质犯罪中与该犯罪情况基本相适应的某一档处罚的最高刑。即对犯罪分子应在该档量刑幅度内处刑的档次最高刑。

《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判严重刑事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答复

（三）》（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第三十九问

问：依照我国刑法规定，确定对犯罪的追诉时效期限时，如何计算法定最高刑？即对刑法法定最高刑应如何理解？我们这里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按条计算，因为案件尚未审判，难于弄准罪行轻重或情节如何，不好确定应适用的款或量刑幅度；另一种意见是按款或相应的

量刑幅度计算，因为罪行轻重不同，适用的款或量刑幅度不同，追诉期限长短也就不同，应按照罪行的实际情况确定追诉期限长短，才合理合法。我们倾向于后一种意见。

答：同意你们所倾向的意见。刑法按照罪与刑相适应的原则，将追诉期限分别规定为长短不同的四档，因此，根据所犯罪行的轻重，应当分别适用刑法规定的不同条款或相应的量刑幅度，按其法定最高刑来计算追诉期限。如果所犯罪行的刑罚，分别规定有几条或几款时，即按其罪行应当适用的条或款的法定最高刑计算；如果是同一条文中，有几个量刑幅度时，即按其罪行应当适用的量刑幅度的法定最高刑计算；如果只有单一的量刑幅度时，即按此条的法定最高刑计算。虽然案件尚未开庭审判，但是，经过认真审查案卷材料和必要的核实案情，在基本事实查清的情况下，已可估量刑期，计算追诉期限。

例如，犯故意伤害罪，《刑法》第234条规定：

1、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2、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3、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这一条文的法定最高刑是死刑，但是并非所有的伤害罪都按条文法定最高刑——死刑来确定追诉时效，而是根据具体罪行应当适用的法定刑幅度最高刑确定追诉时效。如：某甲故意伤害他人造成轻伤后果的，其应当适用的法定刑幅度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这一幅度的法定最高刑为3年，某甲这一伤害罪行的追诉时效为5年。假如是重伤，其应当适用的法定刑幅度为： 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幅度的法定最高刑为10年，某甲这一伤害(重伤)罪行的追诉时效为15年。又例如，犯杀人罪，法定最高刑有二档，一档是死刑，一档为10年，根据犯罪情节确定最高法定刑是10年，还是死刑，进而确定追诉时效是15年，还是20年。

玩忽职守罪，法定最高刑也是有二档，一档是3年；一档是7年，7年的条件是情节特别严重。对应的追诉时效分别是5年、10年。针对本案被告人姬某某而言，根据案卷材料、案情，即使构成玩忽职守犯罪，他所应承担的责任也不属情节特别严重，量刑幅度应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即本案被告人姬某某法定最高刑不应超过3年，追诉时效为5年。

B、追诉时效的起算

《刑法》第89条中规定：“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指控姬某某的两次签字行为，一次是在2000年1月19日，已超过10年；一次是在2001年8月6日，至今已近9年。

《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分别作出裁判：„„

（八）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并且不是必须追诉或者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应当裁定终止审理；„„《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具有下列情形的案件，应当分别作出处理：„„

（三）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不是必须追诉的，裁定终止审理，宣告对被告人不追究刑事责任；„„

（二）公诉人“未超过诉讼时效”的观点不能成立

公诉人在法庭调查时称：未超过诉讼时效，依据是最高法院2003年11月13日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该纪要规定，玩忽职守罪的诉讼时效从造成结果发生之日起计算。

A、指控姬某某的签字时间是在2000年1月19日和2001年8月6日。上述《纪要》是最高法院2003年11月13日印发的，对2000年、2001年的行为没有朔及力，不应适用，应当适用《刑法》第89条和最高法院1981年11月1日发布的《关于执行刑法中若干问题的初步经验总结》。《刑法》第89条规定，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该《总结》第8条第2款中规定了追诉期限的起算：根据刑法的规定，追诉期限应当从犯罪构成之日起计算。假定构成犯罪，犯罪之日和犯罪构成之日分别为2000年1月19日、2001年8月6日。分别从2000年1月19日、2001年8月6日起计算，本案已超过追诉时效。因此，公诉人的“未超过诉讼时效”的观点不能成立。

B、公诉人引用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03]167号）第六条第二款是这样规定的：玩忽职守罪的追诉时效。玩忽职守行为造成的重大损失当时没有发生，而是玩忽职守行为之后一定时间发生的，应从危害结果发生之日起计算玩忽职守罪的追诉期限。姬某某签字造成的结果，第一次的结果是恒达公司得到了房屋，第二次的结果是信用社得到了房屋。如果说姬某某签字构成犯罪，危害结果发生之日应分别是2000年1月19日、2001年8月6日，玩忽职守罪的追诉期限也应分别从这两个时间起算。

二、作为时任夏邑县城建局副局长的姬某某在办理房产证事宜中没有法定的签字职责，玩忽职守无从谈起

事实是：在班某某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前，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县房产交易所，办完审查、审批手续，就可以直接去县政府办用章。当时的法律没有城建局分管副局长在房屋交易登记中必须签字的明文规定。姬某某的签字不是法律规定的必需手续，因此姬某某所的签字也不是法定权力。没有证据证明姬某某的签字是县委、县政府领导的指示，也没有证据证明姬某某的签字是当时任职的城建局党组或局长办公会议决定。种种证据说明姬某某在房屋交易登记中的签名仅是班某某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时为减轻自己个人的责任而附加的手续，作为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的班某某是无权为城建局副局长姬某某赋予权力的。因此可以推断姬某某签不签名，对盖县政府的章没有实质影响。姬某某为了工作的顺利开展，满足了时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班某某的个人要求，是对工作负责的一种表现，他的签名，仅仅是形式，就此追究他的责任，依据明显不足。

三、假定姬某某有签字的职责，姬某某签字的行为不致于定罪

房屋从生产公司转给恒大公司的交易材料，有中级法院的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等法律文书、买卖契约、单位证明、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申请、勘测人与复核人签名，等等。在有这些交易材料的情况下，姬某某可以签字。

另外，卷宗中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本案涉及的房产从生产资料公司过户给恒大公司，其幕后主使人就是生产资料公司，是生产资料公司为了逃避债务而主动采取的行为。这也可以从生产资料公司2003年12月4日、生产资料公司破产清算组2005年5月24日两次起诉夏邑县人民政府的诉讼中得到证实。两次起诉均未对本案涉及的房产从生产资料公司过户给恒大公

司提出异议，而在起诉书中明确说明“因夏邑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债权人提起诉讼，夏邑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为逃避债务将该楼过户在夏邑县农资集团恒大有限公司名下，但该楼一直由夏邑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占用，夏邑县农资集团恒大有限公司只是名义上的所有权人，夏邑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是真正的所有权人。分别经过起诉、上诉，均被夏邑县法院、商丘市法院判为败诉。事后，将由此导致的后果全部归罪于姬某某名下，明显有失公允。

房屋从恒大公司转给信用社的交易材料，有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申请，卖方处盖有房屋所有权人恒大公司公章与买方处盖有信用社公章的买卖契约，勘丈平面示意图，农资集团公司向供销社打的偿还供销社粮油贸易公司拆借资金的报告，农资集团公司、供销社粮油贸易公司、信用社三方抵账协议，等等。在有这些交易材料的情况下，姬某某签字是可以的。

四、本案无重大损失

A、信用社的或有贷款损失与姬某某签发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申请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公诉人指控造成信用社损失200余万元不能成立。卷宗中有证据证明，本案中涉及的信用社发放的贷款是在1997年7月，期限三个月，即1997年10月到期，至姬某某2001年8月6日在涉案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申请签字时已经逾期将近四年，即早已形成呆坏账，这一点从信用社提供的证据中也能够证明。即使信用社贷款损失，也是由于信用社放贷时对贷款方资信审查不严造成的。

如果姬某某签字的行为正确，信用社得到以物抵债的房屋，是为信用社挽回损失的功臣；如果姬某某签字的行为不正确，信用社不应得此房屋而得到了，乃不当得利。如今房屋登记已经撤销，信用社不当得利返还，这个过程并没有给信用社造成实际损失。

再则，房产证撤销后，原贷款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是公诉人所说的不可以恢复，信用社可以继续向粮油贸易公司及其开办单位供销社主张权利，还可向担保人供销社联营公司、丁莉主张权利。

信用社失去房屋，是由于2010年房产证被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局撤销。

所以，起诉书中所说的由于姬某某的不当签字给信用社造成200多万元损失没有根据。

B、没有恶劣的社会影响

本案证据显示仅2010年5月25日有上访。不存在生产资料公司职工多年上访的情况。因此，公诉人所述“造成夏邑县农资生产公司多年多次上访，社会影响恶劣”，没有事实依据。

又，生产公司职工的上访是恶意上访。房屋依法早已不归生产公司所有，原生产资料公司有关领导鼓动不明真相的原职工上访，想通过上访要回已不属自己的房屋，有滥用权利之嫌。

五、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农资集团公司、供销社粮油贸易公司均是供销社的下属分支机构。

农业生产资料公司为恶意躲债，通过假诉讼、成立空壳公司（恒大公司）将本案房产过户转

移，成立了农资集团公司。

农资集团恒大公司工商登记的是农业生产资料公司（或农资集团公司）出资30万，60%控股；有证据证明另外两个自然人没有出资，农业生产资料公司（或农资集团公司）实际上是100%控股。

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农资集团公司、农资集团恒大公司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人员、资产、财务等完全混同，三企业混同为一，按规定应否认农资集团公司、农资集团恒大公司的法人人格，认定三企业为同一个企业——农业生产资料公司。

上述企业均属“供销系”，权利、义务的最终主体均是供销社。

房屋从生产公司过户给恒大公司是协助执行法院的结果。恒大公司欠粮油公司借款，粮油公司欠信用社贷款是三角债，三方达成协议，将房屋抵偿给信用社，同时消灭恒大公司欠粮油公司的债务和粮油公司欠信用社的债务，并无不当，符合《合同法》等法律规定，符合商事活动规则。

六、姬某某无罪

综合以上辩护意见，在本案中姬某某是无罪的。即使在办理涉案房产证的工作中有瑕疵，也是房产交易所有关工作人员审查把关不严造成的。姬某某作为上级分管领导不应当替下属承担责任。另外，即使在办理涉案房产过户过程中存在有关单位、人员代签名、公章使用不合规、房屋面积变动等瑕疵，这个责任也不应该由姬某某承担。姬某某作为上级分管领导，没有审查签名真假、公章使用是否规范的条件和职责。

以上辩护意见，请合议庭给予充分考虑，依法判决。谢谢！

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第五篇：北海案 王兴辩护词

王兴律师：裴日红故意伤害案一审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受裴日红家属裴日坚委托，并经裴日红本人确认，指派王兴律师担任故意伤害案被告人裴日红的一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辩护人两次会见被告人，仔细查阅公诉人向法庭提交的案卷材料，并参加了本案于2011年9月20日、10月14日至11月3日进行的庭审。现就本案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起诉书对被告人裴日红故意伤害他人（致死）的指控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应当依法判决被告人裴日红无罪。

公诉人在公诉意见中称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了所有合理怀疑。但辩护人认为，公诉人所述本案五名被告人在2009年11月14日2:59分至3:15分完成将被害人挟持至水产码头并殴打致死的全过程，这本身就是最重大的合理怀疑。16分钟完成作案，对于本身无前科、事前无通谋、酒后醉醺醺的几名被告人而言，完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样的指控也集中暴露出本案在程序、证据及事实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

第一部分:本案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问题

从立案侦查到如今的庭审已经接近两年的时间，整个案件办理过程中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问题。

一、本案公安侦查机关的程序违法及渎职侵权行为

2009年11月16日被害人家属报案，2009年11月19日被害人尸体被发现。侦查机关在年关岁尾“命案必破”的巨大压力下迷信“口供为王”，先入为主的把时间上的先后关系等同于因果关系，认定之前与被害人发生过冲突的几名被告人为导致被害人死亡的犯罪嫌疑人，没有考虑是否存在其他可能或者其他人作案的可能。这种从证据和逻辑上都存在严重问题的判断，禁锢了侦查方向，疏忽了对客观证据的侦查收集工作。在尸体的法医学鉴定还没有做出死因判断的时候，侦查机关已经拿到了几名被告人承认用刀捅死被害人的口供。如果没有逼供、指供问题，被告人怎么会不约而同的编造对自己更不利的供述？

待到法医鉴定意见出台，认定被害人尸表无外伤后，侦查机关依然没有能够根据法医鉴定的意见，认真检讨和调整自己的侦查思路，反而出现了更为反常的现象：原本供述用刀捅死被害人的被告人都改变口供，否认用刀捅人的说法，称是用拳打脚踢致死被害人的。

因为迷信口供，侦查机关对其他证据调查的疏忽懒惰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首先，相关路口的监控录像没有调取。案发时，北海市的“天网工程”一期工程已竣工，涉案的三中路与贵州路口、前进路与北部湾路口、贵州路与海角路口、云南路与海角路口、北部湾广场等都应当存在监控录像，但侦查机关都没有调取。甚

至当公诉机关在退回补充侦查明确要求调取相关监控录像时，侦查机关仍然回应，没有相关录像。事实上，就在被害人家属报案的海城分局西街派出所，已经于2009年11月18日找到并下载保存了部分录像。，这段录像出现在本案证据材料里的时间竟然是2011年的8月份，侦查机关的渎职可见一斑。其次，事发当晚相关当事人的通话记录。各当事人大都陈述当晚用手机相互之间有联系。而手机通话记录作为客观证据，有利于查清当晚的关键事实，这是普通人都想得到的事情，但通话记录出现在案卷中竟然也是在2011年8月份。再次，侦查机关对本案中的一些关键证人疏于调查。第一现场的前进商店店主罗红烈，发生在前进路口的双方冲突，罗红烈是在现场的目击证人，侦查机关2011年才调查，证人称时间长已经记不清了。所谓的“抛尸现场”水产码头的值班人员邓李环，侦查人员只是通过电话进行了简单询问。当晚在场的证人宋啟玲、杨炳燕、潘凤和，侦查机关是在案件进入审判阶段才要对她们进行调查。也是到了2011年，侦查机关才搞清楚关键证人“包子”的真实身份。至于案件涉及的出租车、摩托车、旅馆、网吧，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及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时，都没有进行有效查证，而事实上，这些都不是很难做到的工作。

毫无疑问，是侦查机关的不专业、不尽责、不作为，导致了本案的一错再错。

二、公诉机关的程序违法

对于侦查机关的工作，负责审查起诉的公诉机关不是没有发现问题。2010年北海市检察院两次退回补充侦查，都列明了详细的补充侦查提纲，指出了侦查和证据方面的诸多问题。

但两次退补并没有解决证据体系中存在的诸多漏洞，检察院本应履行审查监督职能，依法做出不起诉决定，释放犯罪嫌疑人。遗憾的是，北海市人民检察院依然将本案起诉至法院。结果，完全依托被告人口供建立起来的证据体系在2010年开庭时因为被告人翻供而宣告土崩瓦解。这时，公诉机关仍然可以在人民法院做出无罪判决之前撤诉。但检察院非但没有撤回起诉，反而两次申请延期审理，继续围绕几名被告人重新构建证据体系，甚至越俎代庖，行使侦查机关的职权，违法在法院审判阶段大规模调查取证，以自己重新调取的证据取代起诉所依据的侦查机关案卷材料，自行否定了当初起诉的合法性，也使得本案出现了侦查案卷仅有薄薄的三卷，而审判阶段的补充案卷多达十二卷的奇特现象。

虽然公诉机关反复重申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八十五条之规定，其有权自行搜集证据材料。但该条也明确自行搜集证据材料应当在人民法院开庭审判前提交。而本案第一次开庭时间为2010年9月26日，即便是“另起炉灶”的新的开庭季，人民法院第一次通知开庭的时间为2011年7月25日，而检察院补充的大量证据都是在2011年8月以后调取的。

此外，即便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允许公诉机关自行收集证据材料，也要看到，这是与《刑事诉讼法》关于公安、检察、法院分工负责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更违背了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的刑事诉讼程序要求。公诉机关持续的调查取证，也势必使得交由法庭审查核实的证据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使得人民

法院的审判工作失去稳定性、确定性，无法审理终结作出判决。因而，北海市检察院在审判阶段特别是2011年8月份以后仍大量调查取证，就是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违法行为。

三、本案的审判程序存在违法

2010年8月9日，检察院将案件起诉至北海市中级法院后，法院于2010年9月26日及2010年11月30日进行了两次庭审，法庭调查、法庭辩论以及被告人最后陈述等整个程序已经完成。人民法院本应在法定审限内依法判决，根据案件的证据情况宣布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但法院并没有依法判决，反而在完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多次申请延长审理期限，并允许公诉机关申请延期审理，导致案件一拖再拖，被告人也在没有确定有罪的情况下被限制人身自由长达近两年的时间，直接侵害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

更严重的是，在审判阶段，公诉机关在补充搜集证据后变更起诉，人民法院以同样的罪名、基于同一起“犯罪事实”，对几名被告人进行了又一次的审理程序，这实际上，就构成了对同一被告人的两次司法追诉。这是严重违反刑事诉讼“禁止两次追诉”（“禁止双重危险”）基本原则和国际人权公约基本原则的违法行为。

事实上，根据“禁止两次追诉”的原则，基于原有证据起诉原四名被告人是无法认定被告人罪名成立的。四名被告人应当被宣告无罪释放。法律不允许基于同一罪名同一事实再次起诉这些被告人。本案中，对被告人的司法追诉比普通的“两次追诉”还要恶劣，在法庭审理发现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没有恢复被告人自由，反而直接就在原审判程序之内进行重新侦查重新追诉，对被告人的侵害更为严重。

四、本案中存在严重的刑讯逼供

在2010年9月26日本案庭审时，被告人裴金德、裴贵、杨炳棋、黄子富即当庭陈述其口供是受到刑讯逼供作出的。在本辩护人会见被告人裴日红时，被告人也明确向辩护人陈述其确实遭受了严重的刑讯逼供，其有罪供述均系刑讯逼供非法取得。在庭审后启动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被告人裴日红详细说明了其遭受刑讯逼供的具体细节，包括时间、地点、方式、内容。当庭播放的讯问录像也暴露出被告人手臂有伤、被告人精神状态极差、讯问笔录系提前制作而成等问题。

在庭审中，人民法院依法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对控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了细致的审查，实属难能可贵。但是，面对被告人陈述的明确的刑讯逼供的细节，面对讯问录像展示出的种种违法问题，面对侦查人员当庭作证时的公然撒谎，轰轰烈烈进行了近一周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却没有排除掉哪怕是一份口供。而且对于被告人及辩护人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特别是后面几位被告人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没有正当理由直接予以驳回。令人不禁好奇：在中国，有可以证明的刑讯逼供存在吗？有法院敢于排除的非法证据存在吗？

第二部分:本案证据不足以指控被告人构成犯罪

公诉人指控被告人构成故意伤害罪名成立的证据看上去不少，但实际上，控方的证据大厦就是一座空中楼阁，而能把被告人与水产码头伤害致死被害人的犯罪事实直接联系起来的证据就是支撑这座楼阁的柱子。实际上，看上去像是柱子的只有被告人供述及证人劳次的证言。而这两部分证据显然不具备真实性和合法性，相应地，这整个证据大厦是非常脆弱的，完全无法证明指控事实成立。

一、被告人的认罪供述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

（一）被告人裴日红共有三次有罪供述，均系刑讯逼供或威胁方法取得，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1、2011年5月19日4时的第一次讯问笔录及10时许制作的第二次讯问笔录，属于严重的非法证据。

（1）侦查机关将被告人非法羁押近57小时，以残酷的刑讯手段逼被告人认罪。2011年5月17日上午8时，被告人即在深圳被北海警方抓获，根据北海市公安局城北刑侦大队出具的说明，“经过十几个小时返回北海”。按照法律规定，应当立即向被告人执行刑事拘留手续并送看守所羁押。但办案机关却将被告人非法羁押在刑侦大队讯问室，以吊打、电击方式逼迫被告人认罪，并于5月18日上午将被告人带往合浦县继续殴打电击，5月18日下午带回刑侦大队讯问室继续刑讯，至当晚被告人支撑不住被迫认罪，经过近三个小时制作违背被告人真实意思的讯问笔录，然后办案人员陈小宁、黄家银于5月19日凌晨4点52分录制46分钟的“讯问录像”，期间只是装模作样的讯问，根本就没有制作笔录，让被告人签字的笔录是提前制作打印好的。前述事实，有被告人陈述、讯问录像、办案机关《证明》以及侦查人员当庭证言可以证明。

（2）在凌晨5点38分完成所谓“讯问录像“的表演后，侦查人员带领被告人依据口供的内容进行了现场辨认。因电击需要脱掉的鞋子，始终没给被告人穿上，辨认全程被告人都是赤脚行走在大街上。随后，被告人又被带至北海市公安局讯问室，进行了长达4个多小时的讯问，讯问内容与当日凌晨的讯问笔录基本一致。整个讯问过程，已经两天没得到休息的被告人疲惫至极，多次打盹。这次讯问依然是在被告人受到刑讯逼供之后连续取得的口供，属于非法证据。2、2011年5月20日在看守所制作的讯问笔录也是侦查人员非法取得的证据。首先，在进行讯问前，侦查人员以提被告人去外审相威胁，如果被告人不配合进行讯问，就可能继续遭受刑讯逼供。其次，讯问录像显示，整个讯问过程中，负责记录的侦查人员基本上没有注意其他侦查人员与被告人的问答情况，而只是在那里抄笔录，至于抄的是被告人以前的笔录还是其他被告人的笔录，就不得而知了，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讯问笔录的内容并非当时讯问过程的真实记载，自然也不是被告人的真实意思。该份证据不具备合法性。

3、被告人裴日红的当庭陈述应当采信。裴日红在庭审中详细陈述了案发时其活动的情况。其陈述的事实与本案的客观证据及证人证言相互印证，应当被采信。

4、需要指出的是，辩护人完全不能同意公诉人包括法庭所主张的，要对每一次口供都要拿出刑讯逼供的证据或者证据线索来证明其非法性。事实上，侦查机关在讯问前或讯问中的一次刑讯逼供，使得被告人违背自己意志被迫做出认罪供述之后，基于对刑讯逼供的痛苦的记忆及恐惧，侦查人员并不需要每次都重新刑讯，就能迫使嫌疑人作出类似的认罪口供。毕竟，人不像猪，有所谓“记吃不记打”的特点。因而，基于这人所共知的道理，在被告人或辩护人提出有遭受刑讯逼供的证据或线索之后，相应的内容基本一致的认罪口供都应当属于非法证据，需要予以排除。要求每次讯问笔录都要有独立的刑讯逼供存在，或者只排除其中的一份或者部分口供而认定其余的认罪口供合法，这都将使得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变得毫无意义和价值，是对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的严重曲解。

（二）被告人裴贵、杨炳棋、黄子富的有罪供述也属于非法证据。三名被告人当庭陈述了其遭受刑讯逼供及侦查人员威胁的具体情况。被告人所描述的刑讯逼供以及遭受威胁的具体细节清楚、具体，能够相互印证。比如被羁押在北海市第二看守所的杨炳棋与黄子富所述的在看守所管教办公室遭受威胁的情况基本一致，被羁押在第一看守所的裴贵所述的在电视房遭受殴打、威胁的情况与被告人裴日红所述一致。三位被告人都分别提到，每次检察机关前去讯问之前，都会由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进入监区对他们进行威胁，要他们配合检察机关的讯问。被告人杨炳棋2011年8月15日的讯问录像完整的记录了侦查人员威胁被告人的内容。这种威胁，对于被剥夺人身自由、遭遇过刑讯逼供的折磨、信息不对称、对法律缺少了解的被告人而言，足以达到摧毁心理防线的效果，绝非公诉人所辩称的“只是语气、态度不是很文明”，就是赤裸裸的威胁。相应的被告人供述不能采信。

（三）被告人裴金德的认罪供述不具备真实性。裴金德虽有多次认罪的供述，并且当庭认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有罪供述具备真实性。首先，其供述前后矛盾、多次反复。裴金德第一次供述否认实施了伤害致死被害人的行为，且供述的相关细节与证人宋啟玲、杨炳燕、潘凤和、杨业勇等证言及手机通话记录等客观证据相吻合。但随后裴金德做了多次认罪供述，到2010年9月26日庭审时翻供，称有罪供述系因遭刑讯逼供而被迫认罪。2011年裴金德又有多次讯问笔录，均是认罪。但裴金德的认罪供述在案件细节上差别很大，矛盾重重。在后面的讯问笔录中，把前面讯问与当次不一致的一概以“乱说的”加以解释，是违背常理和逻辑的，而且这种借口不断使用，已使得裴金德本人的供述不具备可信性。

（四）几名被告人有罪供述的变化，就像在参加跨栏比赛一样，虽然速度稍有不同，但节奏却大体一致。被告人的供述有反复有变化很正常，但同案的多名被告人的供述出错却错的一致，就不得不让人思考其中的原因。整个案件过程中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先后出现用刀捅杀被害人，拳打脚踢被害人，在贵州路附近追上被害人然后打车离开，杨炳棋打电话给裴金德，在三中附近抓到被害人，裴金德来到三中附近，劳次在水产码头门口遇到被告人等关键节点，相应的多名被告人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围绕这些节点做出基本一致的供述，后来又基本一致的否定之前的供述，重新作出仍然一致的新的供述。那么，能在这条“赛道”上为被告人摆放“跨栏”的，除了办案人员，绝无其他可能。

对于这种有组织、大规模的指供、诱供、逼供之下形成的被告人有罪供述，显然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二、本案关键证人的证言不具备真实性，不能采信

（一）证人吴富的证言不具备真实性

1、证人吴富是在被公安机关限制自由的情况下出具的证言，其证言的真实性、客观性严重存疑。

2、证人吴富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以及当庭作证时能够毫不遗漏的说出参与人员的名单，这是不合常理的。案发当晚，吴富与被告人一方的绝大多数人均不认识，在深夜混乱的环境下，短短时间就把这十几人的“花名”与正式名字都记清楚并且记下来，而且能分清楚不同人的不同去向，是绝无可能的。而其认识并记下这些人的理由竟是“这些人之间相互称呼”更是无稽之谈。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五福的证言显然受到了不正常的干扰，其证言并非事发当晚他所亲身感知情况的真实反映。

3、证人吴富的证言与证人劳次的证言相互矛盾。证人吴富与证人劳次都作证称当时与被告人裴日红、裴贵、杨炳棋、黄子富一起追赶被害人至三中附近，亲见四被告人带被害人上出租车，亲见裴日红与裴金德在出租车旁说话，在出租车离开后，都返回前进路口及移动大厅，但二人说法大相径庭，有的完全相反。

4、证人吴富的证言与证人裴寿廷、黄英梅的证言相互矛盾。证人裴寿廷、黄英梅当时在吴富与其他当事人一起跑向前进路口后就一直在前进路上洪记粥店与石化大厦之间的路边等待吴富，并两次电话联系，直到吴富从石化大厦方向返回后与二人会合然后乘电动车离开，中间没有见到吴富与其他被告人追赶被害人。吴富也不是在三中附近看被告人乘出租车离开后与裴寿廷、黄英梅会合的。

5、吴富、裴寿廷当晚乘电动车送黄英梅回住地的路上两次与被告人裴金德及证人宋啟玲、杨炳燕、潘凤和遇到，并与他们一起到幸福街开房。如果吴富在三中附近见到四被告人带被害人离开，也见到了被告人裴金德，为何在之后遇到裴金德时没有向裴金德询问相关情况？这样特别的内容不可能所有人都不记得，但裴金德、宋啟玲、杨炳燕、潘凤和、吴富、裴寿廷、黄英梅共七人没有一人提到二人有相关的对话，这只能表明一点：根本就没有吴富、裴金德在三中附近相遇以及追赶挟持被害人的事情发生。

（二）证人劳次的证言不具备真实性

1、证人劳次是在被公安机关羁押调查的情况下出具的证言。在受到不当刑事追诉威胁的情况下所作证言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

证人劳次原为辩护人申请出庭作证的辩方证人，2011年8月9日律师找其了解情况，8月10日公安机关就对其进行讯问调查，法院9月5日通知其出庭作

证，9月10日其即被予以拘留。而事实上，其只是在打架的第一现场出现，所谓出现在第二现场只是在9月13日其自己的笔录中有陈述，公安机关就是在没有任何指控证据的情况下将证人拘留。这是明显的滥用侦查权妨害作证的行为。其影响是非常恶劣的。

在出庭作证时，对于其被公安机关调查及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证人劳次大都拒绝回答，并且表现出狂躁的情绪，其因公安机关羁押而产生的压力可见一斑。

2、出庭作证拒绝回答辩护人及被告人的问题，没有完成接受质证的证人职责，其证言不能被采信。这一问题就连没有法律知识基础的被告人裴日红都当庭指出。证人劳次出庭作证，在未经发问和提示的情况下，自行将所谓的事实经过进行了陈述，其陈述内容与2011年9月13日由北海市检察院制作的讯问笔录的内容高度一致。然后，对于被告人及辩护人发问的许多问题，均以“与案件无关”为由拒绝回答，使得法庭无法查明事实，无法核实其证言中的疑点，因而依法不能予以采信。

3、其证言与其他证人证言相矛盾。

（1）与证人吴富的证言矛盾。劳次与吴富是控方证据体系里面最重要的证人，公诉人试图通过他们的证言来证明被告人确有带被害人去水产码头殴打的事实，以加固其摇摇欲坠的证据体系。但假的就是假的，这两位证人之间的证言有太多矛盾冲突之处，而且都是关键的事实节点，足以表明其证言的不可信。

首先，劳次与吴富都称自己与其他四名被告人一起追赶被害人至洪记附近，但对几人的先后顺序均不清楚，而且都称自己在后面，却都说自己没见到对方。

其次，证人吴富称被告人裴金德与裴日红在出租车附近谈话时，自己站在附近，听到了二人对话，却没有看到劳次在哪里。而劳次却称吴富就站在他的旁边。

再次，证人吴富称出租车是从北部湾方向过来，甚至第一次接受讯问的时候称四被告是上了出租车之后追上的被害人，而证人劳次却称出租车是从对面过来的。

第四，两证人都称听到了裴金德与裴日红的对话，而对对话内容的描述却大相径庭。吴富称是裴日红提出去水产码头，劳次却称是裴金德要求去水产码头。

第五，两证人都称被告人打出租车走后，自己即沿原路返回前进路口及移动大厅附近。但二人竟谁也没看到谁，而且证人劳次到路口及移动大厅后没发现有人，而吴富却称在移动大厅看到杨炳就、裴日亮和被害人黄祖润。二人莫非是在不同的世界？公诉人解释说是劳次走的比较慢所以没看到吴富，但吴富证言还称他是与证人裴寿廷、黄英梅打了招呼说了话才过去的。而且劳次作证时说因为与吴富、裴金德都不熟所以先离开的。怎么可能先离开的看到没人，后离开的却看到有人，而且两人互相没看到？

对近距离参与的同一“事件”的描述迥然不同，则必有人说谎，但除了一真一假的可能性之外，还有二者皆假的可能，两人都在虚构一个事实。就其证言本身的矛盾及不合理以及与其他证言的矛盾可见，二人确实都在撒谎作伪证。

（2）与证人裴寿廷、黄英梅、李家燕的证言矛盾。证人裴寿廷、黄英梅是与证人吴富一起活动的，吴富去参与前进路口打架事件后，二人就在洪记粥店与石化大厦之间等吴富，特别是黄英梅一直在路边等待，并未离开，直到吴富从石化大厦方向过来与他们会合。这期间，他们都没发现有人相互追赶的情况，更没发现吴富、劳次参与追赶。证人李家燕是与裴日红等一起的，他们去往前进路口后，李家燕就在洪记往石化大厦的路边等待，直到裴日亮带其去宾馆，也是没看到有人追赶。这些都表明，证人劳次所述并非事实。

公诉人总拿“认知规律”说事，认为证人的一些事实记不清了很正常，符合认知规律。但是，“认知规律”并非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的“筐”，对一个事件里面的关键事实，两人说法完全不同，就不是一个“记不清”所能解释的。

4、证人所述自己打车去水产码头一节确属虚假陈述

（1）此陈述仅在2011年9月13日的讯问中出现。在之前8月11日的三次讯问笔录中均未提及此节。作为一个“投案自首”的嫌疑人，对如此重要的所谓“事实”，其没有理由忘掉。其所述的“事实”只是自己到水产码头看到被告人出来而已，其中利害关系非常清楚，既然主动承认了前面参与打人及后面参与“做伪证”的事实，又有什么理由隐瞒这一情节呢？

倒是有一点可供参考的：关于被告人在水产码头殴打被害人致死的关键情节，只有被告人的陈述而无其他证据，而被告人又极可能当庭翻供，控方确实需要直接证据来支持。

（2）根据证人自己陈述案发前后花钱的细节可以证明其伪证事实。首先，在外沙桥与裴贵、黄子富、杨炳棋在一起时证人还剩余25元钱，这一点其当庭接受公诉人询问时以及8月11日接受检察院讯问时都予以确认。其当庭还陈述，当晚带了50元钱，买烟及零食后剩下31元（当发问的被告人误以为是30元时，证人还特意强调是31元而非30元），从移动大厅搭摩托车到水产码头花费6元，从水产码头与三被告人一起打车到外沙桥花费6元，此时他应该只有19元，而非25元。中间有一个6元的差错。这也就表明，证人当晚从前进路事发到从外沙桥返回住处之间只打了一次车，花了6元钱。而这一次只能是从移动大厅直接到外沙桥，也就是与三被告人的陈述相印证。当晚，证人劳次直接与被告人裴贵、杨炳棋、黄子富打车去了外沙桥，并没有去水产码头。

证人劳次对花钱非常敏感，对花钱的细节记得非常清楚，而这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潜意识，以至于在编造去水产码头的谎言时，忘记了相应调整花钱的细节，结果露出了破绽。

5、与被告人陈述相矛盾

被告人裴贵、杨炳棋、黄子富在法庭调查接受讯问时均陈述其三人与劳次一起在移动大厅前面放走被害人黄祖润之后就打车去了外沙桥。其三人分别陈述的打车的方向、到的地点、返回的情况以及回到三中路向裴日红要钱开房的情况，都是一致的，特别是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一个同村的男孩子——小狗崽，这一事实足可以表明，三人陈述是真实的，可信的。而且这一事实经过与证人劳次讲述的花钱打车的细节也是吻合的。这足以进一步证明证人劳次的陈述是虚假的。

证人劳次关于参与追赶被害人、见到被告人将被害人带上出租车、见到五被告人从水产码头出来的证言，完全都是编造的，是在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威胁之下，为迎合公诉人寻找证明被告人到过第二现场的需要而作的伪证。

6、证人劳次对水产码头的辨认也是不真实的。证人自述当晚乘摩的到水产码头，自己并不认识路，也没去过水产码头，到了之后也没有进去，在大门口就见到了被告人。证人并承认自己对北海并不熟悉，却能在时隔一年半之后到水产码头进行了现场辨认，而其能找到地方的理由是“看水产码头的大门”。但水产码头的大门破破烂烂，没有明显特征和标记，在那一条路上类似的大门有好多，证人怎么可能做到的指认现场？所谓的同步录像则有明显的剪切痕迹，上一个镜头还是车在路上行驶，下个镜头就变成了侦查人员与证人停在水产码头门口，证人如何进行的辨认指认，完全没有显示。因而，对此录像的证明力，辩护人不予认可。

三、“天天红”夹克外衣不能证明水产码头是作案现场

被告人的供述和证人劳次的证言无法证明被告人实施了伤害被害人致死的犯罪行为，其他的证人证言只能证明在前进路口的第一现场发生过冲突，司法鉴定意见只能证明被害人死亡，却完全无法把被害人的死亡与这几名被告人联系起来。通话记录及监控录像更像是印证被告人无罪供述真实性的无罪证据。如此以来，控方的证据体系已近崩塌。2011年8月24日出现的所谓的“被害人衣物”就成了控方的“救命稻草”。但稻草毕竟只是稻草。

公诉人提交了2011年8月24日从水产码头水域打捞上来的“天天红”夹克外衣，作为被害人黄焕海的衣物来证明水产码头确是几名被告人实施伤害被害人并抛尸入海的犯罪现场。但是，这件外衣无法实现这一证明目的。

（一）关于被告人陈述，二人均于庭审中明确该讯问笔录系逼供取得，而且对于检察人员开始讯问之前公安侦查人员进行威胁的地点、方式等细节均能详细描述，且表示能辨认出参与威胁的侦查人员。而关于手机、衣服的供述完全是逼供情况下的编造。鉴于二人对所受威胁的细节均能准确描述，而且被告人黄子富刚于2011年8月14日在同样的检察人员讯问时做了详细的无罪供述，时隔三天就又变成彻底的认罪供述，这些均表明该供述的合法性存在巨大怀疑。此外，已有证据及不同被告人供述的相互印证，表明二被告人案发时根本没有到水产码头，也没有所谓的追赶被害人并挟持上出租车的情节。

因而，根据虚假的陈述却真能打捞上“被害人衣服”来，是非常诡异的事情。

（二）关于“天天红”牌夹克外衣

（a)根据潜水员打捞上来多件衣服的情况看，衣服掉入海中的情况并不鲜见，而该外衣样式普通，并无特别之处，并非特定物。

（b)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没有对该衣服在海水中浸泡的时间以及褪色缩水等情况进行鉴定，自然无法确定该衣服就是2009年11月所谓“扔入海中”的所谓“被害人的衣服”。

（c)根据该衣服的外观判断，其外观良好，颜色较正常，无法判断有无褪色，而且衣服背部的金属色标牌光泽良好，完全不像是在海水中浸泡腐蚀21月之久的样子。此外，据当地渔民介绍，一般衣服掉入海中这么长时间，早就烂得不成样子，而且会因为海水流动以及每年的台风影响，早就被冲到不知什么地方了，不可能仍在附近。所谓衣服被埋入淤泥的说法也完全是不符合常理的。

（三）关于证人的辨认

关于该衣服的特征，在2011年8月24日被打捞上来之前，证人黄祖艺对该衣服的描述是“具体什么品牌我不记得了，我是在旧新力商场买的，外套是黑色的，衣襟是拉链的，外套的袖口是不扎口的，外套的尾部是不束腰的”。（其2011年8月19日证言）而到了2011年8月26日14时的询问笔录中，当被问到是否还记得借给被害人的外套是什么款式、样子的时，证人回答：“记得，是一件灰黑色长袖外套（上衣、男装），这外套的衣领是竖领的，衣领有个按住固定的纽扣，外套是胸前拉链的，拉链由下拉到衣领顶端，外套的二个肩膀部位分别有一个装肩章的装饰，这二个装饰下面即是胸前部位线缝交叉型图案，我记得外套前面有五个口袋，外套的内层有一个口袋，外套的下摆是直的而不是扎腰的那种，外套的袖口也是直的，不是扎袖那种。外套的里层是有灰黑色绒毛的，外套的后面有一个“鹰形”图案标志。

对于一件应该是21个月以前丢失的衣服，能把特征记忆的如此准确确实令人震惊。如果恰好就是这位证人记忆力强又很喜欢这件衣服，能记清楚也说得过去的话，在衣服没出现前语焉不详，在衣服出现后进行现场辨认的同一个下午把特征又说的如此之详细，就不由得不引起我们质疑。

就在制作前述这份询问笔录的同一个下午的15时38分，证人就在接受询问的海城分局院内，从地上放置的13件衣服内毫不费力地辨认出了这件衣服，辨认人甚至都没有看全需要辨认的衣服，就完成了辨认工作。

所以，证人黄祖艺的陈述及辨认不足以确定该衣服与被害人衣物之间的逻辑关系，反而存在明显的“指证”嫌疑。

（四）关于证人的侦查实验

8月28日，公安机关又安排黄祖艺进行了试穿的所谓“侦查实验”，实验表明，该衣服与黄祖艺体型合适，黄祖艺试穿没有感觉受阻和吃力，“感觉合适”。

首先，辩护人认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对该衣服进行消毒处理的情况下，安排证人进行直接试穿，是对证人健康和安全极不负责任的做法。

其次，证人体型中等、普通，属于当地年轻男子的一般身材，能穿上这件衣服完全不能说明问题，接受审理的五名被告人的身材都可以穿这件衣服。

再次，如果真是证人2009年的那件衣服，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海水浸泡之后，仍然合身倒是不合情理的。长时间的海水浸泡腐蚀不会令布料的性状发生变化？

（五）关于被告人的辨认

（a)据被告人黄子富陈述，在首先进行的衣物照片辨认时，他正在犹豫，旁边的侦查人员就对他说“你看这6号，照片上的颜色比实际的浅”，他立即明白了，是要他指认这6号。后来，侦查人员又跟他说，辨认衣服的时候，也别费劲了，就认11号吧。第二天，对衣服实物进行辨认时，录像显示，果然，被告人直接指认了11号，也就是所谓的“天天红”夹克。

在黄子富陈述之后，法庭出示的衣服的照片，果然，只看照片就会觉得那是一件蓝色的衣服，等到出示实物才能意识到，确实照片颜色浅了太多。这一点也能印证黄子富所述的真实性。

（b)被告人裴贵也陈述，其对衣服的辨认也是被公安人员指供的，他根本就不知道衣服咋回事。

公诉人多次表示，这件衣服是根据被告人供述才提取的所谓“隐蔽性很强的物证”，根据《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但是，这一规定首先要证明物证的真实性及确定性，其次要排除串供、逼供、诱供可能性。对于一件完全不能证明确定是被害人衣物，又无法排除存在指供、诱供、指证可能的证据，显然是不能适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认定被告人有罪的。

四、法医学鉴定意见不能排除合理怀疑

虽然侦查机关先后就被害人死亡原因做了三次法医学鉴定，并有一份死亡时间推断意见书。但这些证据都不能将被害人的死亡与被告人联系起来，而且，这些证据本身都存在严重问题，其证明力是有疑问的。

1、北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北公刑技法鉴（尸检）字[2009]140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没有推断死亡时间，没有推断致死工具，对死亡性质的认定完全没有科学合理的分析，且鉴定人在出庭作证时无法回答辩护人的提问和质疑。

2、北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北公技法鉴（尸检）字[2011]044号法医学尸体补充检验意见书，没有启动补充鉴定的合法依据，鉴定要求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和目的性，鉴定意见与原[2009]40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相矛盾。腰骶部、右肩部、右膝部、右腘窝部位存在组织出血、皮下出血而尸表检验却未发现异常的情况是不可能存在的。该鉴定意见完全不具备客观性、可采性。

3、“2009.11.19”黄焕海死亡时间推断意见书，通过所谓尸体在浅海中上浮时间及尸表状态对死亡时间进行推断的方法完全没有理论依据，也没有实验数据、统计资料等作为支持，鉴定人也无法对其推断的方法及理论作出合理解释，因而完全是不可信的。

而其否定“胃肠内容物推断死亡时间”的方法，也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首先，在法医学通行的“胃肠内容物推断死亡时间”的方法并不因所谓尸体浸泡而不能适用。其次，根据第一次尸体检验鉴定书可以确定，尸体胃肠器官在当时并未出现高度腐败，也未记载有腐败气体，足以表明，完全可以通过胃肠内容物的排空来推断死亡时间。再次，即便有腐败气体，腐败气体的作用也不可能把内容物完全排空，而且可以通过对膀胱、直肠等内容物的检查来综合确定死亡时间。

4、桂公（刑）鉴（法）字[2011]0593号重新鉴定意见书，（1）重新鉴定系在法庭审判阶段由侦查机关单方面委托进行。侦查机关并没有调查和委托鉴定的法定权限，也未经法庭及被告人、辩护人认可，其不具备证据效力。

（2）鉴定人朱少建参与了之前的法医学尸体补充检验，其再参与重新鉴定，不具客观性。

（3）该鉴定意见只是得出“不排除”的或然性鉴定意见，鉴定人出庭作证时也多次强调其意见仅仅是“不排除”。这样的鉴定意见不足以排除其他合理怀疑，不足以作为定案依据，在刑事案件中没有证据价值。

（4）该鉴定意见以及鉴定人出庭作证均不能对鉴定意见中的矛盾和疑点做出合理解释，不足采信。在鉴定人出庭作证时，辩护人要其解释为何能重到导致被害人颅底骨折的外力伤害却只造成受力的脸部轻微擦伤，为何第一次鉴定认为左脸部的擦伤是死后形成而重新鉴定又认定为死前形成，头部一侧硬物衬垫另一侧反复踢踏的“可能”究竟如何在一个活人身上实现，颅底骨折之后多长时间人会死亡，这些问题，两位公安厅的鉴定专家全都没有正面回答，进行合理解释。反而对于辩护人问到的死者死亡时间推定等法医学常识问题讳莫如深，其作证情况更表明鉴定意见存在问题，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公诉方的指控证据牵强附会，矛盾重重，疑点多多，完全达不到死刑案件的证据标准。一旦在案发的最初阶段，侦查机关搞错了侦查方向，贻误了侦查取证的时机，检察机关再大的能耐也无法弥补其中的疏漏，反而付出了损失司法机关公信力及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代价。

第三部分：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不存在

一、被告人不具备实施伤害致死被害人的动机

被告人一方与被害人之间的冲突发生是源于被害人向被告人裴金德挑衅。而本案被告人裴日红、裴贵、杨炳棋、黄子富与被告人裴金德的关系仅仅为同村，并无多少往来，案发时也没在一起玩，被告人裴日红更是很长时间没有见过裴金德。而且，四人也没有裴金德的手机号码，裴金德也没有这四人的联系方式。

当杨业勇电话联系裴金德时，裴金德已经称自己没被打，并要他们放了被害人。本就关系了了，事主本人又没有继续纠缠的意愿，其他人又有什么动机要继续殴打被害人，甚至兴师动众打车挟持到其他地方继续殴打？被告人完全没有伤害被害人致死的犯罪动机。

二、被告人在案发之后的活动及表现表明其未实施指控的犯罪行为

几名被告人在公诉机关指控的作案时间之后的表现都非常正常，完全不像是实施了伤害致死他人严重犯罪之后的表现。

被告人裴日红当晚与女朋友就在第一现场附近的旅社开房睡觉。并在凌晨3点30分左右与黄子富、杨炳棋等人电话联系，还出旅社给他们送30元钱开房。白天起床后即与女朋友一起吃早餐，去网吧上网至下午。

被告人裴贵、杨炳棋、黄子富三人去外沙桥，然后步行返回案发的前进路口，向裴日红要钱开房。前进路口的监控录像显示凌晨3：53分时三人悠闲缓慢地横过马路，在没找到房间开房后，三人又去网吧上网。

三位被告人还陈述当晚返回前进路时，遇到被害人黄祖润，还相互聊天，黄子富还留了自己的电话给黄祖润。

被告人裴金德当晚与宋啟玲从明都酒店步行到北部湾广场，与杨炳燕、潘凤和及吴富、裴寿廷先后会合，然后继续步行至幸福街开房。第二天，裴金德返回船上工作，并且同工友开玩笑称晚上打架把人“都打溶了，铲都铲不起来”。

这些是将人殴打致死抛尸入海之后犯罪嫌疑人应当有的表现吗？即便现实中有的犯罪分子心态异于常人，能在作案后不露声色，难道这偶发案件中的五名被告人全都如此冷血变态？全都把“反侦查”工作做得如此到位？甚至提前想到路口会有监控而在过马路时故意装出悠闲潇洒的样子？

三、公诉方指控的16分钟完成作案全过程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辩论阶段，公诉人第一次明确了对被告人具体犯罪事实的指控：2009年11月14日凌晨2:59，被告人裴日红、裴贵、杨炳棋、黄子富四人从三中门口附近挟

持被害人黄焕海乘坐出租车至水产码头，裴金德随后步行至贵州路乘“摩的”赶到水产码头会合。之后，被告人开始殴打被害人，后发现被害人死亡，然后商议将被害人尸体抛入海中，然后，分头离开。裴金德乘“摩的”于3:15分返回明都酒店与宋啟玲会合。整个作案全程历时16分钟。

辩护人认为，公诉人这一指控完全是没有任何现实可能性的凭空想象。

1、仅就被告人裴金德而言，在这16分钟内，其需要完成以下步骤：从三中步行至三中路左转行至贵州路；在贵州路找到“摩的”说目的地、询价、成交、上车；到达水产码头门口，下车、付钱；步行走到水产码头内冰架下与其他被告人会合；与其他被告人说话、上前辨认被害人；殴打被害人；发现被害人不动了，有人上前探被害人鼻子，发现其死亡；沉默，有人提议扔到海里；几人架被害人尸体抬至海边扔入海里；处理被害人衣服及手机；众人商议不要把事情说出去；步行到水产码头门口；到马路对面，拦到“摩的”，说目的地、询价、成交，上车；到达明都酒店附近，下车、付钱；步行经过明都酒店（进入监控摄像范围）。整个过程如此之多的步骤，用16分钟是绝对无法完成的。辩护人多次进行侦查实验，仅就这部分步骤至少需要30多分钟，而且还是在交通工具都事先在指定地点等待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实验视频已经提交法庭。

2、假定被告人确实实施了指控的犯罪行为，那么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些因素：几名被告人事先没有预谋，没有查勘路线及现场，没有准备犯罪工具，也没有要将被害人殴打致死的明确目的；几名被告人当晚参加聚会都曾大量饮酒，监控录像也显示被告人裴日红当时踉踉跄跄，站立不稳。在这样的情况下，几名被告人如何可能分秒不差的按照公诉人设计的最快速度实施这个高难度的犯罪行为？

3、最关键的是，公诉人用以证明整个犯罪行为是在16分钟内完成的证据只有被告人的口供，没有一份客观证据。当辩护人拆解这个犯罪过程以论证其不可能完成时，公诉人也依样画葫芦的将每个步骤的距离缩短时间压缩试图论证其可能性。但公诉人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辩护人可以去分析去论证，公诉人却必须要拿出证据来证明。事实上，这个所谓16分钟的过程，没有监控录像，没有出租车司机、摩的司机，没有足迹、痕迹、指纹，没有现场血迹，怎么让这个指控成立？怎么排除合理怀疑？

所以，公诉人指控的犯罪事实根本不能成立。

四、被告人裴日红根本未实施挟持殴打被害人的行为

被告人裴日红在前进路口与其他人一起围住两名被害人后，杨业勇在2:49打电话给裴金德，被告知要把人放了。此时是2:52以后，大家就放开了围住的被害人。杨炳棋、裴贵、黄子富与劳次则在移动大厅前打车去外沙桥。随后，在前进路口避风的杨炳燕、潘凤和见到赤脚的被害人黄焕海从面前经过，杨炳燕并和被害人有过对话。随后，杨、潘二人接到宋啟玲电话，随即横穿北部湾路离开。而裴日红从前进商店和移动大厅中间返回到前进路口，见到了弟弟裴日亮与裴琦。二人带裴日红到李家燕开房的旅社。此时，时间为3点钟左右，这一时间可

由李家燕的证词证明。又过了一会，黄子富等与裴日红联系要钱，裴日红拿了30元钱出旅社，在前进路给杨炳棋、黄子富、裴贵等送钱。当时看到了有一个陌生人与三人在一起（三被告人均称那人为黄祖润）。此时时间为3点30分左右，随后，裴日红返回旅社休息。当晚的活动情况有李家燕的证言及通话记录可以证明。

公诉人认为裴日红所述“与裴日亮、李家燕一起去开房”的说法不真实，裴日亮、李家燕均不承认裴日红与其一起开房。事实上，裴日红从没有说过与他们一起开房。他一直供述的是李家燕已经开好房了。

公诉人还认为裴日红所称见到裴日亮、裴琦的说法不真实，但公诉人又无法解释没有参与开房又没有电话联系的被告人裴日红是如何找到李家燕的房间的。显然，只能是通过参与开房的裴日亮的帮助，裴日红才得以和李家燕会合。

所以，裴日红自己当庭陈述当晚的活动情况，是真实的，可信的，他没有实施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行为。当然，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被告人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法定义务。

综上所述，本案虽然被害人因重度颅脑损伤死亡的事实确实存在，但所谓五名被告人将被害人挟持至水产码头并殴打致死后抛尸海中的指控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及证据支持的“假案”。公诉方提交的所谓证据完全达不到《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确实充分的标准，而且关键证据存在严重的真实性、合法性问题，因而，完全不能证明起诉书的指控成立。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

本案因审判阶段公安机关先后对出庭作证的证人及正在履行辩护职责的辩护人采取强制措施而引起国内外舆论广泛关注，本案在实体和程序上存在的问题也随之不断暴露出来。这个不再普通的伤害案件集中反映了我国现行刑事司法制度中的种种问题，其走向也不可避免的将对中国的法治事业产生影响。而在这些不普通不平凡之下，是最最普通的五名被告人的命运。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穷得连几十块钱房钱都要借来借去的年轻人，因为两年前的一次宵夜，刚刚开始的人生发生了戏剧化的转折。喧嚣和争论之中莫要忘了，几名被告人的生命与自由，与已夭折的被害人的生命一样毫无二致的珍贵。被告人权益与被害人利益之间最好的平衡，就是真相和公正。而给予当事人公正的判决，是人民法院存在的唯一价值。

以上意见，敬请合议庭慎重考虑。

辩护人：王兴

2011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