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院2月27日新闻发布会材料：司法干预家庭暴力典型案例

第一篇：最高院2月27日新闻发布会材料：司法干预家庭暴力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2月27日新闻发布会材料

1、关于人民法院司法干预家庭暴力有关情况的新闻发布稿

2、司法干预家庭暴力典型案例

关于人民法院司法干预家庭暴力有关情况 的新闻发布稿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 孙军工

（2014年2月27日）

各位记者：

大家下午好。今天新闻发布会的主题是通报人民法院司法干预家庭暴力的有关情况。为了使大家能够更加充分地了解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专门邀请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薛淑兰、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孙佑海出席今天的发布会并发布10起典型案例。下面，首先由我向大家通报人民法院司法干预家庭暴力的有关情况。

一、司法干预家庭暴力的背景 “清官难断家务事”。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一直认为家庭暴力属于家务事，国家公权力不应过多介入。实践中，司法机关处理涉家庭暴力案件，比处理其他类型的案件存在更多的特殊性和需要考量的因素。近年来，家庭暴力逐渐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也逐渐被社会所认知。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大约有24.7%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实施家庭暴力导致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是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被害人杀死施暴人的重大恶性案件时有发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涉及家庭暴力的故意杀人案件，占到全部故意杀人案件的近10%。一些采取极其残忍手段虐待妇女、儿童、老人的案件，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社会高度关注。这些事实和数据说明，家庭暴力不再像传统观念认为的那样，属于单纯的家事、小事，而是一个严重危害婚姻家庭关系、社会秩序稳定的社会问题，关系到公民人权保护、家庭关系和谐、男女性别平等、国家文明进步。近年来，人民群众要求司法干预家庭暴力的呼声非常强烈。自十届全国人大以来，每年都有人大代表提交关于制定反家暴法的议案。国家防治家庭暴力，包括行政干预、司法干预和社会干预三大途径。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司法权，使施暴人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使被害人得到及时有效的法律保护，既是当前人民群众的期待和关切，也是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要求，更是人民法院依法应当承担的职责。

二、司法干预家庭暴力的总体情况

人民法院高度重视维护妇女、儿童和老人在家庭中的基本人身权利。2008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该《审理指南》共81条，主要规定了审理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人身安全保护措施、证据、财产分割、子女抚养和探视、调解等方面的内容，为基层法院提供了可 操作的参考性办案指南。2008年6月，全国法院启动涉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试点工作，当年确定9个基层法院作为试点法院，2011年试点法院增加到73个基层法院。2012年3月，司法干预家庭暴力的试点工作延伸到刑事领域。同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涉家庭暴力刑事司法改革”课题组，开展了一系列调研和试点工作。总体上讲，司法干预家庭暴力工作主要呈现以下七个特点。

（一）审理组织专门化。近年来，一些有条件的基层人民法院成立了专门合议庭或安排专人独任审理涉及家庭暴力的婚姻家庭案件，并尽可能安排具有婚姻家庭经验和人生阅历较为丰富的法官，或者接受过干预家庭暴力专业培训的法官办理涉及家庭暴力婚姻家庭案件，以提高办案效率和探索审理此类案件的专门经验。如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于2008年5月成立了全国首个“涉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合议庭”，坚持创新举措、立体干预、多方联动，对反家暴审判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探索。同年9月26日，该院发出湖南省第一份“人身安全保护裁定”，这一做法被评为该年度湖南省十大最具影响力的法治事件之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组建专门的反家暴合议庭,设立了全国首个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立案专窗，实行专业化审理。该合议庭在涉家暴离婚案件审理中，加大调查取证力度，加大加害人举证责任，限制加害人探视权，制裁伪造债务行为等，属全国首创。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成立反家暴合议庭，专门审理涉家庭暴力婚姻家庭案件，2013年又扩展为民刑合一的反家暴合议庭，专门审理涉家庭暴力民事和刑事案件。

（二）加大人身安全保护力度。一是对受害人联系方式保密。实践中，人民法院加强对受害人的有关信息保密，特别是不将受害人的行踪及联系方式告诉加害人，以防止加害人继续威胁、恐吓或伤害受害人。二是对受害人实行保护性缺席庭审。有证据证明存在家庭暴力，且受害人处于极度恐惧之中的，正常的开庭审理可能导致受害人重新受制于加害人的，或者可能使受害人的人身安全处于危险之中的，人民法院可以应受害人的申请，单独听取其口头陈述意见，并接受其提交的书面意见。案件开庭时，其代理人可以代为出庭。

（三）依法及时作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实践中，人民法院收到人身安全保护申请后，经审查或听证确认存在家庭暴力危险，如果不采取人身安全保护措施将使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一般会在48小时内（最快的是当天）发出裁定。人民法院作出的人身安全保护裁定，一般包括下列内容中的一项或多项:1．禁止被申请人殴打、威胁申请人或申请人的亲友；2．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申请人，或者与申请人以及可能受到伤害的未成年子女进行不受欢迎的接触；3．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生效期间，一方不得擅自处理价值较大的夫妻共同财产；4．有必要并且具备条件的，可以责令被申请人暂时搬出双方共同的住处；5．禁止被申请人在距离下列场所200米内活动：申请人的住处、学校、工作单位或其他申请人经常出入的场所；6．必要时，责令被申请人自费接受心理治疗；7．为保护申请人及其特定亲属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申请人申请并经审查确有必要的，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可以附带解决以下事项：1．申请人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或者生活确有困难的, 责令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在保护裁定生效期间的生活费以及未成年子女抚养费、教育费等；2．责令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因被申请人的暴力行为而接受治疗的支出费用、适当的心理治疗费及其他必要的费用。被申请人的暴力行为造成的财产损失，留待 审理后通过判决解决。

据不完全统计，试点法院自2008年以来，共发出人身安全裁定超过500份。如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发出92份，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发出 43份，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发出24份，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发出21份，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发出20份，均有效防止了家庭暴力的再度发生。

（四）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实践中，人民法院根据家庭暴力隐蔽性的特点和规律，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原告提供证据证明受侵害事实及伤害后果并指认系被告所为的，举证责任转移至被告。被告虽否认但不能提供反证的，法院可以推定被告为加害人，认定家庭暴力事实的存在。试点工作进行5年多来，还没有出现被推定施暴的被告就此推定提出上诉的案件。据不完全统计，在2011年，部分试点法院的家庭暴力司法认定率从普遍低于8%上升到 29％以上。之后，一直保持上升的趋势。

（五）平等分割家庭财产。人民法院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注重坚持性别平等的基本理念。一是公平地补偿，以平等保护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照顾家庭投入较多一方的利益。二是有助于妇女离婚后的生存和发展。在加害人自认或法院认定的家庭暴力案件中，受害人需要治疗的、因家庭暴力失去工作或者影响正常工作的，以及在财产利益方面受到不利影响的，在财产分割时应得到适当照顾。受害人向加害人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资金支持，或支持加害人开拓事业而牺牲自己利益的，无论当初自愿与否，如果这种牺牲可能导致受害人离婚后生活和工作能力下降、收入减少、生活条件降低的, 在财产分割时应当获得适当照顾。在家务劳动、抚育子女、照料老人等方面付出较多的当事人，在财产分割时可以适当予以照顾或补偿。

（六）不支持加害方直接抚养子女。在人民法院认定家庭暴力存在的案件中，如果双方对由谁直接抚养子女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未成年子女原则上应由受害人直接抚养。但受害人自身没有基本的生活来源保障，或者患有不适合直接抚养子女的疾病的除外，以充分体现“儿童最佳利益”原则。

（七）加大适用刑事禁止令。刑法修正案

（八）规定，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在作出判决的同时，禁止其在管制执行期间、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最高人民法院要求，试点法院对于家暴施暴被告人尽可能同时适用刑事禁止令，以避免和减少家庭暴力再次发生的可能性。

三、下一步工作安排

最高人民法院将在近年来工作的基础上，针对人民法院审理涉家庭暴力案件存在的主要问题，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指导试点改革，及时总结试点经验。最高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加大指导试点法院改革的工作力度，及时总结试点工作中取得的经验和遇到的困难，稳步推进试点工作。

（二）出台办理涉家庭暴力刑事案件规范性文件。规范性文件将对涉家暴刑事案件的证据、刑事政策的具体适用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为依法办理这类案件提供具体的法律依据。同时，将及时发布涉家庭暴力指导性案例，通过案例推广审判经验，统一法律适用。

（三）探索建立反家庭暴力统筹联动机制。选择条件比较成熟的试点法院，牵头联系当地检察院、公安、司法、妇联等相关部门，探索建立统筹联动机制，主动 协调、充分发挥各方力量，形成合力。从妇联、工会、社区基层组织等单位推荐的人员中选择人民陪审员参与涉家暴案件审理工作，邀请当事人亲友、所在单位和基层组织人员参与调解。在审判过程中聘请心理咨询师对受害人进行心理导护，对加害人予以心理矫正，修复受损的家庭关系，以期形成多部门合作的局面，共同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

我向大家通报的情况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附一：相关术语解释

家庭暴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2001）第一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人身安全保护裁定：一种民事强制措施，是人民法院为了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子女和特定亲属的人身安全、确保民事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而作出的裁定。附二：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条 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施。附三：《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

内容详见最高人民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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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2月27日新闻发布会材料

（二）司法干预家庭暴力典型案例

目 录

1、女童罗某某诉罗某抚养权纠纷案

2、郑某丽诉倪某斌离婚纠纷案

3、陈某转诉张某强离婚纠纷案

4、李某娥诉罗某超离婚纠纷案

5、郝某某诉郝某华赡养纠纷案

6、钟某芳申请诉后人身安全保护案

7、邓荣萍故意伤害案

8、汤翠连故意杀人案

9、肖正喜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

10、薛某凤故意杀人案

案例1

女童罗某某诉罗某抚养权纠纷案 ——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制止儿童虐待

（一）基本案情

2007年，原告余某某与被告罗某离婚，婚生女孩罗某某（2001年12月26日出生）由被告罗某抚养。2011年12月28日，原告向法院诉称，被告长期在外打工，女儿罗某某与祖母和大伯共同生活期间，罗某某经常遭受殴打和辱骂，且罗某某与离异的大伯同住一室，随时可能遭受性侵犯。原告向法院提供了女儿的伤情鉴定书及其要求与母亲共同生活的书信等证据，并请求法院判令变更女儿罗某某由原告抚养。诉讼过程中，罗某某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申请人罗某某在与被申请人余某金、罗某衡共同生活期间多次无故遭受殴打，且有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为证。申请人罗某某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据此，依法裁定禁止被申请人余某金、罗某衡殴打、威胁、辱骂、骚扰、跟踪申请人罗某某，裁定有效期为六个月。之后，经法院调解，双方变更了抚养权，此案在一周内结案，未成年人罗某某在最短的时间摆脱了家庭暴力。

案例2

郑某丽诉倪某斌离婚纠纷案

——威胁作为一种家庭暴力手段的司法认定

（一）基本案情

原告郑某丽与被告倪某斌于2009年2月11日登记结婚，2010年5月7日生育儿子倪某某。在原、被告共同生活期间，被告经常击打一个用白布包裹的篮球，上 6 面写着“我要打死、打死郑某丽”的字句。2011年2月23日，原、被告因家庭琐事发生争执，后被告将原告殴打致轻微伤。2011年3月14日，原告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准予原、被告离婚；婚生男孩倪某某由原告抚养，抚养费由原告自行承担；原、被告夫妻共同财产依法分割；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人民币30000元。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郑某丽与被告倪某斌婚前缺乏了解，草率结婚。婚后被告将一个裹着白布的篮球挂在家中的阳台上，且在白布上写着对原告具有攻击性和威胁性的字句，还经常击打篮球，从视觉上折磨原告，使原告产生恐惧感，该行为构成精神暴力。在夫妻发生矛盾时，被告对原告实施身体暴力致其轻微伤，最终导致了原、被告夫妻感情的完全破裂。因被告存在家庭暴力行为不宜直接抚养子女，且婚生男孩倪某某未满两周岁随母亲生活更有利于其身心健康。被告对原告实施家庭暴力使原告遭受精神损害，被告应承担过错责任，故被告应酌情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据此，依法判决准予原告郑某丽与被告倪某斌离婚；婚生男孩倪某某由原告郑某丽抚养，抚养费由原告承担；被告倪某斌赔偿原告郑某丽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五千元。该判决已生效。

案例3

陈某转诉张某强离婚纠纷案 ——滥施“家规”构成家庭暴力

（一）基本案情

原告陈某转、被告张某强于1988年8月16日登记结婚，1989年7月9日生育女儿张某某（已成年）。因经常被张某强打骂，陈某转曾于1989年起诉离婚，张某强当庭承认错误保证不再施暴后，陈某转撤诉。此后，张某强未有改变，依然要求陈某转事事服从。稍不顺从，轻则辱骂威胁，重则拳脚相加。2012年5月14日，张某强认为陈某转未将其衣服洗净，辱骂陈某转并命令其重洗。陈某转不肯，张某强即殴打陈某转。女儿张某某在阻拦过程中也被打伤。2012年5月17日，陈某转起诉离婚。被告张某强答辩称双方只是一般夫妻纠纷，保证以后不再殴打陈某转。庭审中，张某强仍态度粗暴，辱骂陈某转，又坚决不同意离婚。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家庭暴力是婚姻关系中一方控制另一方的手段。法院查明事实说明，张某强给陈某转规定了很多不成文家规，如所洗衣服必须让张某强满意、挨骂不许还嘴、挨打后不许告诉他人等。张某强对陈某转的控制还可见于其诉讼中的表现，如在答辩状中表示道歉并保证不再殴打陈某转，但在庭审中却对陈某转进行威胁、指责、贬损，显见其无诚意和不思悔改。遂判决准许陈某转与张某强离婚。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

一审宣判前，法院依陈某转申请发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禁止张某强殴打、威胁、跟踪、骚扰陈某转及女儿张某某。裁定有效期六个月，经跟踪回访确认，张某强未违反。案例4 8

李某娥诉罗某超离婚纠纷案 ——优先考虑儿童最佳利益

（一）基本案情

原告李某娥、被告罗某超于1994年1月17日登记结婚，1994年8月7日生育女儿罗某蔚，2002年6月27日生育儿子罗某海。双方婚后感情尚可，自2003年开始因罗某超经常酗酒引起矛盾。2011年起，罗某超酗酒严重，经常酒后施暴。女儿罗某蔚在日记中记录了罗某超多次酒后打骂李某娥母子三人的经过。2012年1月5日，李某娥第一次起诉离婚。因罗某超提出双方登记离婚，李某娥申请撤诉。但之后罗某超反悔，酗酒和施暴更加频繁。2012年7月30日，罗某超酒后扬言要杀死全家。李某娥母子反锁房门在卧室躲避，罗某超踢烂房门后殴打李某娥，子女在劝阻中也被殴打，李某娥当晚两次报警。2012年8月底，为躲避殴打，李某娥带子女在外租房居住，与罗某超分居。2012年9月21日，李某娥再次起诉离婚并请求由自己抚养一双子女。罗某超答辩称双方感情好，不承认自己酗酒及实施家庭暴力，不同意离婚，也不同意由李某娥抚养子女。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罗某超长期酗酒，多次酒后实施家庭暴力。子女罗某蔚、罗某海数次目睹父亲殴打母亲，也曾直接遭受殴打，这都给他们身心造成严重伤害，同时也可能造成家庭暴力的代际传递。为避免罗某蔚、罗某海继续生活在暴力环境中，应由李某娥抚养两个子女，罗某超依法支付抚养费。遂判决准许李某娥与罗某超离婚，子女罗某蔚、罗某海由李某娥抚养，罗某超每月支付抚养费共计900元。罗 9 某超可于每月第一个星期日探视子女，探视前12小时内及探视期间不得饮酒，否则视为放弃该次探视权利，李某娥及子女可拒绝探视。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案例5

郝某某诉郝某华赡养纠纷案 ——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制止子女虐待老人

（一）基本案情

申请人郝某某与其妻王某某（已故）育有五个子女。现郝某某已丧失劳动能力，除每月的低保金320元外，无其他经济来源，其日常生活需要子女照顾。申请人郝某某轮流在除被告郝某华之外的其他子女处居住生活。因其他子女经济情况一般，住房较为紧张，申请人郝某某遂要求被告郝某华支付赡养费，并解决其居住问题。被申请人郝某华对原告郝某某提出的要求不满，经常用激烈言辞对郝某某进行言语威胁、谩骂，致使郝某某产生精神恐惧，情绪紧张。郝某某诉至法院，要求被告郝某华支付赡养费，并解决其居住问题。经法院多次通知，被告郝某华仍不到庭应诉，反而对原告恫吓威胁，致使原告终日处在恐惧之中。原告遂在诉讼期间向本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裁定，要求法院采取措施，制止被告郝某华对郝某某威胁、谩骂侮辱行为。

（二）裁判结果

针对申请人提出的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申请，法院经审理认为，被申请人郝某华 10 对申请人郝某某经常进行言语威胁、谩骂等行为，导致申请人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故其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法院裁定：禁止被申请人郝某华对申请人郝某某采取言语威胁、谩骂、侮辱以及可能导致申请人产生心理恐惧、担心、害怕的其他行为。同时，法院对被申请人进行了训诫，告知其在有效期内，若发生上述行为，则视情节轻重对被申请人采取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经跟踪回访，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再无威胁行为。对原告请求被告履行赡养义务的请求，法院判决被告郝某华每月向原告郝某某支付赡养费600元。

案例6

钟某芳申请诉后人身安全保护案 ——诉后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制止“分手暴力”

（一）基本案情

申请人钟某芳与被申请人陈某于2010年2月2日经法院判决离婚，子女由钟某芳抚养。判决生效后，陈某拒不搬出钟某芳房屋，还要求与钟某芳同吃、同睡，限制钟某芳的人身自由和社会交往。钟某芳稍有不从，就遭其辱骂和殴打，并多次写字条威胁钟某芳。法院强制其搬离后，他仍然借探视子女为由，多次进入钟某芳家中对其实施威胁，还经常尾随、监视钟某芳的行踪，不仅使钟某芳的身体受到伤害，还使其处于极度恐惧之中。钟某芳于2010年5月6日向法院提出了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申请，并提交了报警证明、妇联的来访记录、被申请人威胁申请人的字条、被撕烂的衣物、照片等证明材料。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申请人钟某芳在离婚后仍然被前夫陈某无理纠缠，经常遭其辱骂、殴打和威胁，人身自由和社会交往仍受前夫的限制，是典型的控制型暴力行为受害者。为保护申请人的人身安全，防止“分手暴力”事件从民事转为刑事案件，法院裁定：禁止被申请人陈某骚扰、跟踪、威胁、殴打申请人钟某芳，或与申请人钟某芳以及未成年子女陈某某进行不受欢迎的接触；禁止被申请人陈某在距离申请人钟某芳的住所或工作场所200米内活动；被申请人陈某探视子女时应征得子女的同意，并不得到申请人的家中进行探视。该保护令的有效期为六个月。经跟踪回访，申请人此后再没有受到被申请人的侵害或骚扰。

案例7

邓荣萍故意伤害案 ——长期对养女实施家暴获刑

（一）基本案情

被害人范某某（女，时年7岁）出生后不久即由被告人邓荣萍收养。在收养期间，邓荣萍多次采取持木棒打、用火烧、拿钳子夹等手段虐待范某某，致范某某头部、面部、胸腹部、四肢多达百余处皮肤裂伤，数枚牙齿缺失。2010年3月26日上午，因范某某尿床，邓荣萍便用木棒殴打范某某腿部，致范某某左股骨骨折，构成轻伤。案发后，邓荣萍向公安机关投案。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邓荣萍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邓荣萍为人之母，长期对养女范某某进行虐待，又因琐事持木棒将范某某直接打致轻伤，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应依法惩处。鉴于邓荣萍自动投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据此，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依法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邓荣萍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

案例8

汤翠连故意杀人案 ——经常遭受家暴致死丈夫获刑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汤翠连与被害人杨玉合（殁年39岁）系夫妻。杨玉合经常酗酒且酒后无故打骂汤翠连。2002年4月15日17时许，杨玉合醉酒后吵骂着进家，把几块木板放到同院居住的杨某洪、杨某春父子家的墙脚处。为此，杨某春和杨玉合发生争执、拉扯。汤翠连见状上前劝阻，杨玉合即用手中的木棍追打汤翠连。汤翠连随手从柴堆上拿起一块柴，击打杨玉合头部左侧，致杨玉合倒地。杨玉洪劝阻汤翠连不要再打杨玉合。汤翠连因惧怕杨玉合站起来后殴打自己，仍继续用柴块击打杨玉合头部数下，致杨玉合因钝器打击头部颅脑损伤死亡。案发后，村民由于同情汤翠连，劝其不要投案，并帮助掩埋了杨玉合的尸体。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汤翠连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 13 罪。被害人杨玉合因琐事与邻居发生争执和拉扯，因汤翠连上前劝阻，杨玉合即持木棍追打汤翠连。汤翠连持柴块将杨玉合打倒在地后，不顾邻居劝阻，继续击打杨玉合头部致其死亡，后果严重，应依法惩处。鉴于杨玉合经常酒后实施家庭暴力，无故殴打汤翠连，具有重大过错；汤翠连在案发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当地群众请求对汤翠连从轻处罚。综上，对汤翠连可酌情从轻处罚。据此，施甸县人民法院依法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汤翠连有期徒刑十年。

案例9

肖正喜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 ——长期实施家暴并杀人获死刑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肖正喜和被害人肖海霞（殁年26岁）于1998年结婚并生育一女一子。2005年，肖正喜怀疑肖海霞与他人有染，二人感情出现矛盾。2009年4月，肖海霞提出离婚，肖正喜未同意。2010年5月22日，肖正喜将在外打工的肖海霞强行带回家中，并打伤肖海霞。肖海霞的父母得知情况后报警，将肖海霞接回江西省星子县娘家居住。

2010年5月25日下午，肖正喜与其表哥程某欲找肖海霞的父亲肖某谈谈。肖某拒绝与肖正喜见面。肖正喜遂购买了一把菜刀、一把水果刀以及黑色旅行包、手电筒等物品，欲杀死肖海霞。当日16时许，肖正喜不顾程某劝阻，独自乘车来到肖海霞父亲家中，躲在屋外猪圈旁。23时许，肖正喜进入肖海霞所住房间，持菜刀砍 14 击肖海霞头部、脸部和手部数下，又用水果刀捅刺肖海霞前胸，致肖海霞开放性血气胸合并失血性、创伤性休克死亡。肖正喜扔弃水果刀后逃离。肖某及其妻子李某听到肖海霞的呼救声后，即追赶上肖正喜并与之发生搏斗，肖正喜用菜刀砍伤肖某，用随身携带的墙纸刀划伤李某。后肖正喜被接到报警赶来的公安民警抓获。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肖正喜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又构成故意伤害罪，应依法数罪并罚。肖正喜不能正确处理夫妻矛盾，因肖海霞提出离婚，即将肖海霞打伤，后又携带凶器至肖海霞家中将肖海霞杀死，将岳父、岳母刺伤，情节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据此，依法对被告人肖正喜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核准，罪犯肖正喜已被执行死刑。

案例10

薛某凤故意杀人案

——养女被养父长期性侵杀死养父获刑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薛某凤自幼被薛某太（被害人，殁年54岁）收养。自1999年薛某凤11岁起，薛某太曾多次对薛某凤强行实施奸淫。2004年3月，薛某凤因被薛某太强奸导致怀孕，后引产。2005年1月，薛某凤与他人结婚。2007年11月11日晚，薛某 15 太酒后将薛某凤叫至其房间内，持刀威胁薛某凤，要求发生性关系。薛某凤谎称同意，趁机用绳子将薛某太双手、双脚捆住，薛某凤离开房间。次日3时许，薛某凤返回房间，采取用扳手击打薛某太头部等手段，致薛某太颅脑损伤死亡。后薛某凤将薛某太的尸体浇油焚烧。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薛某凤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薛某凤持械击打被害人薛某太头部致其死亡，后果严重，应依法惩处。鉴于薛某太利用其养父身份，在薛某凤还系幼女时即长期奸淫并导致薛某凤怀孕引产，对薛某凤的身心健康造成巨大伤害。在薛某凤与他人结婚后，薛某太仍持刀欲强行奸淫薛某凤，具有重大过错；临漳县人民检察院认为，因薛某凤自幼被薛某太长期奸淫，薛某凤为反抗而杀死薛某太，故意杀人情节较轻，建议对薛某凤适用缓刑；当地村委会及数百名群众以薛某凤实施杀人行为实属忍无可忍，其家中又有两个年幼子女和一个呆傻养母需要照顾为由，联名请求对薛某凤从轻处罚；临漳县妇女联合会建议，为挽救薛某凤的家庭，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尽量从轻处罚；案发后薛某凤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综上，对被告人薛某凤可从轻处罚。据此，临漳县人民法院依法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薛某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第二篇：保险最高院典型案例

最高法四起典型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7月24日发布许云鹤与王秀芝等四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典型案例，其中3起为道路交通事故纠纷，指出法院审案要排除社会舆论的压力。其中一些案例仍引起争议，如曾明清诉彭友洪、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蜀都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是共同危险行为、等价因果还是按份责任。本期专题针对四起典型案例展开讨论，包括观点分析、类似案件等，投稿邮箱30090032@qq.com。

附：

1、陈某某人身损害赔偿案

一、基本案情

杜**(88岁)与陈**(小学学生)系同村村民,2009年1月4日在双方住房附近的街道上,陈**将杜**撞倒在地。杜**被送住院治疗,经医生诊断为:

1、心房纤颤;

2、右股骨粗隆间粉碎性骨折。花费医疗费人民币2121.85元。半年后,卫生所再次诊断为右下肢骨折,合伴感染。同年8月17日,杜**去世。杜**亲属要求陈**及其法定代理人赔偿包括死亡赔偿金在内的各项损失94145元。陈**一方辩称,陈**是要去上学时发现杜**躺在水沟里,主动上前要把她扶起来,根本没有撞倒杜**,其行为完全是助人为乐。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1月8日,被告陈**的祖父陈国华出具一张便条交原告收执,该便条载明:“经征求**意见,不报警私了,一切由我自负。2009年1月8日 陈国华。”2009年1月10日,原告陈孙权、陈孙胜、陈东辉(即杜**之子)出具一张收据交陈国华收执,该收据载明:“今收到第二监护人陈国华现金壹仟伍佰元正,[因其孙撞倒杜**造成骨折。(前收据已由国华烧掉,以本据为准)]。收款人:陈孙权 陈东辉 陈孙胜 二00九年一月十日 ”。

二、裁判结果

福建厦门同安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陈国华作为陈**的长辈,在事发当日即到现场,从其出具的“私了”便条和其提供的“收据”内容分析,可以认定陈国华确认了陈**撞倒杜**的事实。虽然陈国华主张该便条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系受到欺骗或威胁而写下,结合其已支付1500元的事实也表明其同意承担赔偿责任。就死亡后果与此次摔伤间的因果关系看,杜**摔倒骨折并非导致其死亡的唯一原因,结合本案实际,本院确定杜**的摔伤在其死亡结果中占有20%的原因力。陈**对杜**的摔伤结果存在过错,但杜**的子女未尽好监护义务导致其在巷道里摔倒同样存在过错,故原告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本院因此酌定被告陈**与原告各承担50%的责任。结合杜**摔伤与其死亡结果的原因力比例,法院确定,杜**因伤就医的损失为13321.85元,死亡造成的损失59925元。判决被告方承担杜**受伤、死亡造成经济损失为(133321.85元+59945*20%)*50%=12655.43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中,双方对侵权人是否实施侵权行为的事实各执一词,在此情况下,原告方提出的被告方在处理此事的过程中承认侵权行为的书面证据,就成为认定事实的关键。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在被告方不能提供证据反驳案涉书面证据的情况下,法院根据书面证据认定被告的侵权事实,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2条的规定。此外,在赔偿责任的负担上,法院对于侵权行为与被侵权人死亡结果之间原因力的区分和确认,以及对最终赔偿责任的合理划分,亦有借鉴意义。

2、吴俊东、吴秀芝与胡启明、戴聪球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11月23日,吴俊东驾驶吴秀芝的鲁DK0103普通正三轮摩托车在全宽6米的机非混合车道超车时,与胡启明驾驶的无号牌电动自行车(搭载其妻戴聪球)发生交通事故。电动自行车失控侧翻致胡启明及戴聪球二人受伤,随后吴俊东送二人至医院治疗。双方就吴俊东是否谨慎驾驶及其所驾摩托车与胡启明所驾电动自行车是否发生刮擦及碰撞,各执一词。交管部门对事故成因及责任无法认定。超车过程中,胡启明车辆靠道路右侧行驶,距道路右边半米左右,吴俊东车辆距离道路右边一米多远,两车横向距离为40—50厘米。吴俊东超车时为五档,迎面有一黑色轿车快速驶来,吴俊东称感觉有点危险。事发现场道路平坦,事发时除黑色轿车外无其他车辆经过。事故车辆经检验均符合安全技术标准;吴秀芝的车辆未投保交强险。

二、裁判结果

浙江金华中院二审认为,吴俊东驾驶三轮摩托车超越胡启明电动自行车时,其车速较快;结合吴俊东超车前未注意到对向快速驶来的黑色轿车看,可以认定其未尽谨慎驾驶的注意义务。交管部门的事故责任证明虽未能证实两车是否发生碰撞或刮擦,但从证人证言反映的情况看,正是在吴俊东超车过程中胡启明的电动自行车发生左右晃动而侧翻,结合事故现场的其他情况,根据民事诉讼法高度盖然性的司法原则,审理法院认为胡启明的电动自行车翻车与吴俊东驾三轮摩托车超车中疏忽大意存在因果关系,吴俊东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胡启明驾驶电动自行车搭载成年人违反道路安全法亦有过错,双方按三七比例承担胡启明等的医疗费、伤残赔偿金、误工费等人身损害赔偿责任。

三、典型意义

法律事实不同于客观事实,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也不同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我国民事诉讼采取的是高度盖然性标准。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法院根据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结合吴俊东超车前未注意到前方驶来的车辆,超车时车速较快(五档),与胡启明车辆横向距离较短(仅为40-50厘米),从而认定超车过程中胡启明的电动自行车发生左右晃动而侧翻与吴俊东的超车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本案合理界定了超车时驾驶人的注意义务范围,在证明标准及事实认定方面具有指导意义。

3、许云鹤与王秀芝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09年10月21日中午,许云鹤驾驶未投保交强险的轿车并道时,与违法翻越中心隔离护栏的王秀芝发生交通事故。王秀芝倒地受伤,造成右下肢受伤。现场勘查显示,许云鹤所驾车辆停在中心隔离栏边的第一条车道,车辆左前部紧挨中心隔离栏,左前轮压着中心隔离栏桩基,车辆与隔离栏呈约45度夹角。许云鹤称王秀芝属跨越护栏时被绊自行摔伤,与己无关。因无现场证人及直接证据,当地交管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证明并未对该起事故责任予以划分。王秀芝起诉请求医疗费、残疾赔偿金、护理费等16万余元。二审期间,经王秀芝申请并经征询双方意见,审理法院依法选择相关司法鉴定机构对王秀芝的伤情成因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王秀芝右膝部损伤符合较大钝性外力直接作用所致,该损伤单纯摔跌难以形成,遭受车辆撞击可以形成。

二、裁判结果

天津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本案系许云鹤与王秀芝在道路通行中因过错或意外而发生的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事件,属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范围。关于许云鹤的驾车行为是否致害王秀芝的问题,二审认为虽无事故现场监控录像及目击证人等直接证据,但根据相关证据亦可认定。交管部门的现场勘查及事发时许云鹤车辆的位臵,符合紧急情况下避让制动停车状态;司法鉴定意见认为王秀芝的腿伤符合较大钝性外力由外向内直接作用的特征,且腿伤高度与案涉车辆制动状态下前保险杠防撞条高度吻合,符合车辆撞击特征,单纯摔跌难以形成;事故现场无致伤的第三方、从王秀芝尚能从容跨越护栏亦可排除其之前被撞受伤的可能性。鉴定单位及人员具有相应的鉴定资质、接受质询分析清楚、说明充分,送检材料亦经过双方质证。二审认为,上述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认定王秀芝腿伤系许云鹤驾车行为所致;许云鹤称王秀芝属自行摔伤,其停车救助的理由不能成立。许云鹤驾驶机动车未尽高度谨慎的安全注意义务,应承担40%的过错责任;王秀芝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行人不得跨越、倚坐道路隔离设施”的规定,应承担60%的过错责任。因许云鹤未履行交强险之法定投保义务,审理法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交强险的有关规定,判决许云鹤于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医疗费赔偿限额1万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赔偿10.7万余元。

三、典型意义

机动车交通事故中,对于一些无监控录像、无目击证人,且双方当事人对于事故原因又各执一词的情形,人民法院如何认定事实是一大难点,本案即具有典型意义。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王秀芝的腿伤是否为许云鹤的驾车行为所致。对此,二审法院委托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伤情成因鉴定。鉴定机构经过鉴定,认为受害人伤情符合车辆撞击特征,单纯摔跌难以形成。同时,由于事发时并无第三方车辆,且受害人尚能从容跨越护栏,故可以认定王秀芝的腿伤乃许云鹤的驾车行为所致。此外,由于许云鹤违反法律规定,未购买机动车交强险,故而承担了交强险项下的赔偿责任。如果其依法购买交强险,该责任原本是可由保险机构承担的。

4、曾明清诉彭友洪、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蜀都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一、基本事实

2011年10月10日19时左右,未知名驾驶人驾驶未知号牌货车与横穿马路的曾**相撞后逃逸;后有未知名驾驶人驾驶未知号牌机动车碾压倒地的曾**后亦逃逸。19时05分许,彭友洪驾驶自有的川A211R9号小型轿车(该车在平安财保蜀都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不计免赔限额为2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途经事发路段时,由于刹车不及,从已倒在道路中间的曾**身上碾压过去(其自述碾压部位为曾**胸部),随即停车报警。19时21分,医护人员到场,经现场抢救,确定曾**已无生命体征,出具了死亡证明书,载明曾**死亡时间为19时34分。交警部门亦对现场进行了勘验、拍照,并制作了现场图,上述材料显示:道路基本情况为城市道路,双向8车道,道路中心由双实线分隔,事故现场附近无人行横道,路上血迹、曾**倒地位臵、川A211R9号车辆均位于靠近双实线的车道内,周围无拖拉痕迹。同月19日,四川基因格司法鉴定所出具《DNA鉴定报告》,鉴定意见为:川A211R9轿车前保险杠下部和轮胎上提取的血痕样本属于曾**。同月26日,成都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出具《尸检报告》,载明检验意见为:“推断曾**的死因为颅脑、胸腹部复合性损伤致死亡,建议进行尸体解剖明确致死方式。”但经彭友洪与曾**亲属协商,未进行尸体解剖。2011年11月14日,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以未知名驾驶人肇事后逃逸为由,确定未知名驾驶人均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还载明:彭友洪驾车未确保安全,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由于无法证实曾**死亡是否因与川A211R9号车相撞所致,故不能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由于未找到逃逸车辆,曾**之父曾明清(系曾**的唯一继承人)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彭友洪、平安财保蜀都支公司赔偿因曾**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合计424 576.50元。

二、裁判结果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在彭友洪驾车碾压曾**之前,有未知名驾驶人先后驾车与曾**相撞并逃逸。未知名驾驶人与彭友洪虽无共同故意或共同过失,但每个人分别实施的加害行为都独立构成了对曾**的侵权,最终造成了曾**死亡的损害后果,该损害后果具有不可分性,且每个人的加害行为均是发生损害后果的直接原因,即每个人的行为都足以造成曾**死亡。因此,原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确定彭友洪与肇事逃逸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责任,连带责任中的每个人都有义务对被侵权人承担全部责任。被请求承担全部责任的连带责任人,不得以自己的过错程度等为由主张只承担自己内部责任份额内的责任。在其他肇事者逃逸的情况下,曾明清请求彭友洪承担所有侵权人应当承担的全部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故判决:1.平安财保蜀都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曾明清310 212元;2.彭友洪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曾明清8099.60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审理之时曾广受关注,一些媒体将本案简化为“三车碾压老人致死,前两车逃逸第三车担责”的标题式报道。部分社会公众从普通情感出发,认为由第三车承担全部责任不合情理,可能助长“谁救谁倒霉”、“好人没好报”的社会心理。然而,从事实层面而言,第三车碾压之时,受害人并未死亡,究竟哪一辆车的行为致受害人死亡无法确定,但根据尸检报告、勘验笔录等证据,可以确认每一辆车的碾压行为均足以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后果。这属于《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所规定的聚合因果关系,行为人之间需承担连带责任。彭友宏发现碾压后果及时停车报警,救助受害人,是履行公民责任的诚信行为,值得赞赏和提倡,而就事件后果而言,由于有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分担机制,车主自身承担的赔偿责任实际上并不重。但反观肇事后逃逸车辆的未知名驾车人,一方面,在法律上其乃肇事后逃逸的刑事犯罪嫌疑人,时时有可能被抓捕归案;另一方面,逃逸之后其内心也将时时受到良心的谴责而无法安宁。与主动救助相比,逃逸的后果无疑是更为严重的。

第三篇：最高院发布八典型案例

案例1 袁巧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袁巧娥系浙江省云和县华夏工艺厂（系个人独资企业）的负责人，其与丈夫夏根发（另案处理）共同经营该厂。自2011年年初开始，该厂长期拖欠工人工资。2011年9月初，袁巧娥与夏根发突然逃匿，手机关机无法联系。9月9日，云和县人事劳动保障局发出指令书，指令华夏工艺厂于9月13日前支付拖欠的工人工资。同日，云和县人民法院对华夏工艺厂的机器设备进行了财产保全。9月21日，因袁巧娥与夏根发未如期履行，云和县人民法院正式立案调查。10月8日，袁巧娥到云和县人民法院核对拖欠的工人工资情况。经法院判决和调解，华夏工艺厂拖欠工人工资共计人民币290270.52元。10月下旬，袁巧娥再次逃匿，并改变联系方式。2012年1月15日，该案被移送至云和县公安局，并于次日被立刑事案件。1月19日，袁巧娥自动到云和县公安局投案，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云和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袁巧娥以逃匿、改变联系方式的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29万余元，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袁巧娥在案发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认定被告人袁巧娥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宣判后，袁巧娥服判，未提出上诉。

（三）典型意义

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将恶意欠薪行为入罪，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劳动者权利保护体系。通过刑法的强力介入，打击恶意欠薪，震慑无良雇主，保护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本案中，被告人袁巧娥以逃匿的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达29万余元，且经云和县人事劳动保障局责令支付仍不支付，并再次逃匿，改变联系方式，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该案的审判明晰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构罪要件，该罪主观方面应以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为目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且拖欠的劳动报酬需达到数额较大，并要以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为前提，目的在于在加大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也避免了刑罚的过度干预，有助于维护市场经济健康有序运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案例2 付德红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一）基本案情

2009年7月，被告人付德红在浙江省湖州市经营服装厂。2011年11月19日，付德红因经营不善，为逃避高利贷及支付工人工资，携带1万余元潜逃至安徽省合肥市、湖南省株洲市等地藏匿，拒不支付工人工资共计11万余元。后经湖州市吴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责令支付仍不支付。2012年7月27日，付德红在湖南省株洲市被抓获。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付德红以逃匿的方式逃避支付工人工资，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付德红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且能当庭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认定被告人付德红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宣判后，付德红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恶意欠薪问题，是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凸显的问题，在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和劳动力高度聚集的背景下，这关乎广大劳动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基本权益的保障，关乎人民群众的生活安定感和幸福感的实现，更关乎社会整体秩序的稳定和社会公序良俗的保护。2011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施行以来，人民法院处理了一批恶意欠薪案件，有效地打击了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报酬或有能力支付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犯罪分子，营造了和谐的社会氛围。本案中，被告人付德红为逃避支付劳动报酬，隐匿个人行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数额较大，且经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责令支付仍不支付，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同时考虑到付德红归案后的认罪表现予以从轻处罚，做到了罪刑相适应，罚当其罪。该案的审判明晰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构罪要件，充分发挥了人民法院保护民生的职能作用，为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稳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案例3 林丽某被撤销监护权案

（一）基本案情

福建省仙游县榜头镇梧店村村民林丽某（女）多次用菜刀割伤其年仅9岁的亲生儿子林某的后背、双臂，用火钳鞭打林某的双腿，还经常让林某挨饿。自2013年8月开始，榜头镇人民政府、梧店村民委员会的干部及榜头派出所的民警，多次对林丽某进行批评教育，但林丽某拒不悔改。2014年1月，福建省莆田市共青团市委、市妇联以及榜头镇人民政府、榜头派出所等部门联合对林丽某进行教育。林丽某写下了不再殴打林某的书面保证，但仍不思悔改。5月29日凌晨，林丽某再次用菜刀割伤林某的后背、双臂。为此，仙游县公安局对林丽某作出行政拘留十五日，并处罚款人民币一千元的行政处罚决定。莆田市共青团市委、市妇联等有关部门采取应急措施，将林某送入市救助站予以临时安置。6月13日，申请人梧店村民委员会以被申请人林丽某长期对林某实施虐待行为，严重影响林某的身心健康为由，向仙游县人民法院请求依法撤销林丽某对林某的监护人资格，指定梧店村民委员会作为林某的监护人。仙游县人民法院在审理期间，征求林某的意见。林某表示不愿意随其母林丽某共同生活，也不愿意追究林丽某的刑事责任。

（二）裁判结果

仙游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被申请人林丽某作为林某的监护人，未采取正确的方法对林某进行教育引导，因认为林某不听话，即采取打骂等手段对林某长期虐待，经有关单位教育后仍拒不悔改，再次用菜刀割伤林某，其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林某的身心健康，故其不宜再担任林某的监护人。依照民法有关规定，判决撤销被申请人林丽某对林某的监护人资格；指定申请人梧店村民委员会担任林某的监护人。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福建省首例因母亲长期对未成年子女进行虐待而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案件，对于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撤销父母监护权是国家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通常情况下，父母是未成年子女当然的监护人，但若父母不履行监护职责，甚至对子女实施虐待、伤害或者其他侵害行为，再让其担任监护人将严重危害子女的成长。在这种情况下，依照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规定，未成年子女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以及未成年父母所在单位、未成年人住所地的村（居）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均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实施侵害行为的监护人的监护权。本案被申请人林丽某对其年仅9岁的儿子林某长期进行虐待，经多次劝阻教育仍拒不悔改，严重侵害了林某的身心健康。仙游县人民法院根据当地村民委员会的申请，依法撤销了林丽某对林某的监护人资格。因林某的生父不明，也没有其他近亲属和朋友可以担任监护人，在法律规定的可以担任监护人的范围之内，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仙游县人民法院指定当地村民委员会担任林某的监护人。宣判后，仙游县人民法院对林某的安置情况进行了持续跟踪、回访。考虑到村民委员会直接履行对林某的监护职责确实存在一些具体困难，莆田市共青团市委、市妇联与当地民政部门积极研究、协调，由民政部门对林某安排代养，确保林某有一个安全、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当前，父母虐待未成年子女、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的案件还屡有发生。人民法院应当将对未成年人实行“特殊、优先保护”的理念贯彻到审判工作当中，按照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对长期侵害未成年子女、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成长的监护人，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撤销其监护权，另行指定监护人；对于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还可以以虐待、遗弃、故意伤害等罪名追究监护人的刑事责任。就本案而言，如果林某或其他有权代为告诉的个人或单位，向人民法院提起林丽某犯虐待罪的告诉（即刑事自诉），人民法院也应当受理并依法作出刑事判决。

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方面，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注意与公安、民政、共青团、妇联、学校、医院、社工组织等机关单位、社会团体形成联动，分工协作，对缺乏父母监护、缺少家庭关爱的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心理辅导等作出妥善安置，使其安全健康成长。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仙游县人民法院积极探索变更监护权审判来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负责审理本案的法官多次到救助站看望林某，为其庆祝生日，使林某感受到司法的人性关怀和温暖。案件宣判后，法官还主动与市、县两级共青团委、妇联沟通协调，研究解决林某的救助、安置、学习等问题，为林某创造良好的生活、成长条件。本案的审理，一方面显示了人民法院在司法为民上完全可以有所作为，另一方面也说明保护未成年人工作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需要政府及各部门的协作联动，才能取得切实效果。

案例4 天津天隆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与江苏徐农种业 科技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北方杂交粳稻工程技术中心（与辽宁省稻作研究所为一套机构两块牌子）、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徐州农科所）共同培育成功的三系杂交粳稻9优418水稻品种于2000年11月10日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9优418水稻品种来源于母本9201A、父本C418。2003年12月30日，辽宁稻作所向国家农业部提出C418水稻品种植物新品种权申请，于2007年5月1日获得授权，同日其许可天津天隆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隆公司）独占实施C418植物新品种权。

2003年9月25日，徐州农科所就其选育的徐9201A水稻品种向国家农业部申请植物新品种权保护，于2007年1月1日获得授权。2006年4月3日，徐州农科所水稻室与天隆公司订立《关于“徐9201A”引种使用协议》，约定：“徐9201A已申请国家品种权保护，按照知识产权保护要求，外单位引用仅可用于测交配组，不得用于商业开发，并保证不向第三方扩散；使用期间未经同意不得自行繁殖，否则追究侵权责任。”2008年1月3日，徐州农科所许可江苏徐农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农公司）独占实施徐9201A植物新品种权。

经审理查明，徐农公司和天隆公司生产9优418使用的配组完全相同，都使用父本C418和母本徐9201A。

天隆公司、徐农公司分别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对方当事人侵犯其独占享有的父本C418、母本徐9201A植物新品种权。

（二）裁判结果

9优418的合作培育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杂交水稻科研大合作，本身系无偿配组。该品种性状优良，在江苏、安徽、河南等地广泛种植，受到广大种植农户的普遍欢迎，已成为中粳杂交水稻的当家品种。9优418本身并无植物新品种权，该品种已进入公有领域，但之后辽宁稻作所与徐州农科所又分别通过各自的行为使9优418品种间接获得法律保护。辽宁稻作所于2003年申请了父本C418的植物新品种权，即生产9优418使用父本C418需获得品种权人辽宁稻作所的授权许可；徐州农科所亦于2003年申请了母本徐9201A的植物新品种权，而徐农公司在诉讼中认可目前已将未获品种权保护的母本9201A全部封存，故天隆公司只要生产9优418就只能使用母本徐9201A。在二审期间，法院做了大量调解工作，希望双方当事人能够相互授权许可，使9优418这一优良品种能够继续获得生产，但双方当事人最终未能达成妥协。由于天隆公司与徐农公司之间不能达成妥协，致使9优418品种不能继续生产，不仅影响双方的利益，实际上也已经损害了国家粮食生产安全，有损公共利益，且不符合当初辽宁稻作所与徐州农科所合作育种的根本目的，也不符合促进植物新品种转化实施的根本要求。9优418是三系杂交组合，综合双亲优良性状，杂种优势显著，在9优418配组中父本与母本具有相同的地位及作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9优418水稻品种的合作双方徐州农科所和辽宁稻作所及其本案当事人徐农公司和天隆公司均有权使用对方获得授权的亲本繁殖材料，且应当相互免除许可使用费，但仅限于生产和销售9优418这一水稻品种，不得用于其他商业目的。因徐农公司为推广9优418品种付出了许多商业努力并进行种植技术攻关，而天隆公司是在9优418品种已获得市场广泛认可的情况下进入该生产领域，其明显减少了推广该品种的市场成本，为体现公平合理，法院同时判令天隆公司给予徐农公司50万元的经济补偿。同时，因双方当事人各自生产9优418，事实上存在着一定的市场竞争和利益冲突，法院告诫双方当事人应当遵守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诚实经营，有序竞争，确保质量，尤其应当清晰标注各自的商业标识，防止发生新的争议和纠纷，共同维护好9优418品种的良好声誉。

（三）典型意义

通常情况下，知识产权具有排他性，未经权利人许可，他人不得擅自使用知识产权，但知识产权制度的本质并不仅仅在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更重要的意义是要通过保护权利，促进知识产权的运用，实现知识产权的价值，推动科技发展和经济社会的进步。该案围绕9优418杂交水稻品种产生的争议，具有特殊的时代背景。9优418系合作双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分别提供父本和母本合作攻关育成，但对该品种的后续生产及后续知识产权行使合作双方未作约定，导致本案双方当事人分获涉案父本和相关母本独占实施许可权后相互指控对方侵权。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调解双方相互达成授权许可不成的情况下，最终并未判令双方当事人停止侵权，均不得使用对方享有植物新品种权的亲本繁殖材料，而是以法律精神为指引，打破常规审判思路，借鉴知识产权法规定的强制许可制度，在平衡双方父本与母本对涉案品种生产具有相同价值的基础上，以司法裁判的方式直接判令双方当事人相互授权许可且互免许可费，促使已广为推广种植的优良杂交水稻品种9优418得以继续生产。这一裁判结果不仅从根本上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更符合国家粮食生产安全的公共利益，亦体现了公平原则和鼓励植物新品种转化实施的基本司法价值导向。该案就涉案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提出相互许可的裁判思路，得到双方当事人的认可并自动履行，说明裁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良好，而该案所体现出的探索与创新精神，对于司法解决类似知识产权争议亦具有积极的启示。

案例5 山东宏济堂制药集团有限公司与山东宏济堂阿胶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宏济堂”为济南本土的中药老字号，创立于1907年，“宏济堂”历经分立、合并、整合、改制和更名等多次调整分为制药公司和山东宏济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医药集团）。本案阿胶公司是医药集团投资设立的子公司，阿胶公司基于母子公司之间的投资关系使用“宏济堂”字号，且依法在工商局核准注册。制药公司认为阿胶公司在其阿胶制品上突出使用“宏济堂”，并标注阿胶公司企业名称及“原宏济堂阿胶厂”字样，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请求法院判令阿胶公司停止商标侵权，停止使用“宏济堂”字号并赔偿经济损失。

（二）裁判结果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医药集团与制药公司对于“宏济堂”的使用在历史上没有形成权利划分。阿胶公司对“宏济堂”字号的使用是基于其母公司医药集团的历史传承与授权，并非恶意攀附他人企业名称或商标。对于因历史原因造成的商标与老字号之间的权利冲突，应本着善意共存和包容发展的原则进行处理。本案中，阿胶公司对“宏济堂”商标、字号的使用是历史的，也是善意的，不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判决驳回制药公司的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本案对涉及因历史原因造成的老字号权利冲突案件的处理具有典型指导意义。老字号的权利冲突，实质是具有百年历史的民族传统品牌及老字号，在历经计划经济体制发展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如何确定权利边界和规范使用的问题。山东法院本着尊重历史、保护在先权利、诚实信用、公平竞争等原则，依法处理商标和老字号的冲突纠纷，允许两个“宏济堂”字号善意共存，实现了经营者之间的包容性发展。

案例6 温州荣盛贸易有限公司诉温州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鹿城分局工商行政处罚案

（一）基本案情

鹿城工商分局于2011年3月16日对荣盛公司作出温鹿工商处字（2011）第013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荣盛公司经销假冒“贵州茅台”牌白酒，已构成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违法行为。根据商标法等有关规定，被告决定对原告的违法行为作如下处罚：

一、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

二、依法扣押的假冒“贵州茅台”牌白酒956瓶予以没收销毁，其余的“贵州茅台”牌白酒129瓶、白酒109箱予以发还；

三、处以罚款500000元，上缴财政。

浙江省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贵州茅台”商标由茅台酒公司注册，授权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使用。2008年1月8日，被告鹿城工商分局接受茅台酒公司投诉，对原告荣盛公司的经营场所进行调查，扣押了原告涉嫌假冒的“贵州茅台”牌系列白酒1085瓶，其他白酒109箱。经被告委托，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于次日对涉案“贵州茅台”牌系列白酒作出鉴定，结论为其中956瓶属假冒。按原告公司的标牌价计算，该956瓶“贵州茅台”牌系列白酒价格总计816992元。因假冒商品的数额较大，2008年3月19日，被告将案件移送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处理。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经侦查，未能发现原告明知是假冒的茅台酒而进行销售的证据，于2010年5月19日将案件退回被告。被告经听证、审批后，于2011年3月16日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

（二）裁判结果

法庭审查时，双方主要针对茅台公司出具的商品真伪鉴定表能否作为证据采信展开质证与辩论。浙江省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销售的商品经商标注册人鉴定为假冒，原告不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被告据此采纳鉴定结论认定原告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非法经营额达816992元人民币，被告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内容，适用法律正确。据此，判决维持被诉行政处罚决定。

宣判后，荣盛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行政证据应在依法收集并经行政机关审核确认可以证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才能作为定案依据。由于对商标的真伪鉴别涉及一般人并不熟悉的专业判断，其结论的准确性对当事人至关重要。因此，鉴别人员应当对辨认经过、使用的方法、与真品的差异等基本情况进行说明，以供行政机关对其结论的准确性进行判断和确认。但本案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五份鉴定表只简单记载“包装材料：属假冒；酒质：不是我公司生产的酒”，从而判断：“属假冒”，该所谓鉴定内容过于简单，实难确保结论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法院不予采信。鹿城工商分局仅以贵州茅台股份有限公司有权鉴定及该公司可以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为由，而将涉案商标真伪的鉴别判断权完全交给该公司，法院不予支持。鹿城工商分局对荣盛公司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主要证据不足。据此，判决撤销原判；撤销被诉处罚决定；责令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鹿城分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本案重新作出处理。

（三）典型意义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分为行政和司法两个途径。本案是行政机关对侵权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查处，产生行政争议的典型案例，因此入选2011年浙江知识产权审判十大案例。本案关键问题是商标侵权行政案件中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证据审核义务，司法既应支持行政机关依法查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同时也要履行对行政机关的司法审查职责，通过行政诉讼妥善化解知识产权执法中引发的行政争议。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标注册申请日趋活跃。商标侵权案件的数量不断上升，行政执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由于商标的真伪鉴别涉及专业知识，辨别判断难度较大，故在当前对侵权商标查处的行政执法实践中，工商行政主管部门一般将商标真伪的鉴定工作交由商标注册人或合法使用人进行，并将其出具的书面鉴定结论作为行政处罚案件的证据。一旦进入行政诉讼程序，行政机关往往以商标注册人有权鉴定并由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提出抗辩，本案正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司法实践中发现，商标注册人或合法使用人因其鉴定结论在行政案件中的“权威性”，鉴定结论内容日趋简单，甚至无法反映辨认经过、使用方法、与真品的差异等基本情况，其准确性和可靠性无法确保。严格从证据分类看，该鉴定结论在证据性质上相当于“被害人陈述”，而非证据法中的鉴定结论，况且在很多商标处罚案件中，商标注册人或合法使用人往往也是举报人。如果行政机关一味放弃审查职责而径行采纳作为定案证据，不仅不符合证据法的相关规定，也有违公平原则。因此，在做法尚未完全统一之前，探讨商标侵权案件中工商行政主管机关的证据审核义务具有积极且现实的实践意义。

案例7 齐来发诉山东省交通运输厅 道路运输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9月27日，齐来发与济南长途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协议，承包鲁A48307号客车，营运路线为济南至角峪。2012年11月9日，齐来发向山东省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局邮寄申请，认为鲁S30886号客车超线路经营，侵占了其营运路线，要求：依法查处该车超线路经营行为；禁止该车侵占其路线营运；吊销客运经营者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该局收到申请后，一直未作出答复。

（二）裁判结果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道路运输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客运经营者不按规定路线行驶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进行查处，情节严重的，由原许可机关吊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本案中，山东省交通厅道路运输局是鲁S30886客车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发证机关，齐来发认为上述客车不按规定路线行驶，应当向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投诉举报，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认定违法情节严重的，才转交山东省交通厅道路运输局处理。齐来发以自我认定鲁S30886客车违法情节严重，要求省级道路运输主管部门处理，不符合上述级别管辖规定，应予驳回。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山东省道路交通运输条例》等明确规定，由省内各级交通稽查机构对客运经营者不按规定路线行驶的行为进行查处。山东省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局虽然是鲁S30886客车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的颁证机关，但不具有对该客车是否存在不按规定线路行驶的行为进行路检路查的执法权限，只有在客运经营者存在不按规定线路行驶的行为、且情节严重的情况下，该局才具有吊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权力。但鉴于上述规定属于行政许可法规定的行政许可机关对被许可人从事许可事项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职责的一项特殊规定，因此该局收到申请后，应当根据其职权范围的规定作出相应指导。判决撤销原审判决，责令山东省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局自接到判决之日起60日内，按照其职权范围的规定对齐来发的申请作出处理。

（三）典型意义

推进行政领域办事制度公开，确保权力行使公开高效便民，是十八大报告赋予法院的历史任务。而推动行政机关履行释明义务，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的事项，即使不在被申请机关职责范围之内，也要求该机关给予适当指导，是法院推动行政领域办事制度公开、促进权力高效便民公开的重要抓手。但在当前，司法审查对行政机关的要求，仍然停留在依法履责的层面，对释明义务问题缺乏关注。本案突出了行政机关的释明义务，明确了在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履行职责时，行政机关不能因内部职权划分问题而置之不理，应该给予必要的说明和指导，有力推进了行政权力的公开高效和便民行使。

案例8 刘自荣诉米泉市劳动人事 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01年1月7日，新疆米泉市铁厂沟镇三矿副矿长刘自荣得知矿井煤层采仓仓顶被拉空，将给煤矿生产安全带来隐患。为保证煤矿安全生产，1月8日晚10时许，刘自荣与炮工余远贵一起在职工宿舍内，将瞬发电雷管改制成延期电雷管时，雷管爆炸，将刘自荣的左手拇指、食指、中指炸去，无名指受伤。事发后，铁厂沟镇煤矿立即将刘自荣送往医院救治，并承担了刘自荣的全部医疗费用。3月21日，铁厂沟镇煤矿与刘自荣达成赔偿协议，由铁厂沟镇煤矿给刘自荣今后生活费、营养费一次性补助15000元。4月9日，刘自荣向米泉市劳动局申请工伤认定。2002年7月3日，米泉市劳动局作出《关于不予认定刘自荣为工伤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二）裁判结果

米泉市人民法院一审以米泉市劳动局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为由，判决撤销米泉市劳动局的《决定》。

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米泉市劳动局对刘自荣的工伤申请所作的认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决定程序合法，判决撤销米泉市人民法院一审行政判决，维持米泉市劳动局的《决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维持二审行政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提审认为，根据《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的规定，从事本单位日常生产、工作或者本单位负责人临时指定的工作的，在紧急情况下，虽未经本单位负责人指定但从事直接关系本单位重大利益的工作负伤、致残、死亡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刘自荣作为米泉市铁厂沟镇第三煤矿副矿长，其基于煤矿正常生产的需要而与其他炮工一起在工人宿舍内将瞬发电雷管改制成延期电雷管，并因雷管爆炸而受伤，该行为显然与本单位工作需要和利益具有直接关系。公安部《关于对将瞬发电雷管改制为延期电雷管的行为如何定性的意见》认为，雷管中含有猛炸药、起爆药等危险物质，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条件下将瞬发电雷管改制为延期电雷管，属于严重违反国家有关安全规定和民爆器材产品质量技术性能规定的行为，不应定性为非法制造爆炸物品的行为。据此判决：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行政判决；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维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米泉市人民法院行政判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应在收到判决之日起两个月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三）典型意义

如何准确把握工伤认定的标准，一直是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的难点。该案涉及对不得认定工伤的情形如何掌握、本单位利益如何界定等工伤认定中的疑难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从维护职工切身利益的立法宗旨出发，对于不予认定工伤的情形，采取了从严掌握原则，明确了对职工因单位工作需要，在非工作场所从事危险工作而受伤，即使存在一定违规，仍应认定该工作与本单位重大利益具有直接关系，从而应予认定工伤的原则。该案判决充分彰显了工伤保险的立法精神，对于工伤认定行政案件裁判尺度的把握和统一，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第四篇：家庭暴力案例

家庭暴力案例

1、王芳与李强于1980年结婚，婚后生有一子李小强，夫妻关系尚好，在儿子刚满周岁时，李强染上喝酒的恶习，不但整天喝得醉醺醺的，而且酒后打人，夫妻关系十分紧张。面对李强的殴打，王芳以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有所收敛，便忍气吞声，不敢告诉自己的娘家人。谁知王芳的逆来顺受反而使李强变本加厉，从酒后打人到不喝酒也会因为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生活琐事而大打出手。王芳曾多次萌生离婚的念头，可每当看见一天天茁壮成长的儿子便又隐忍作罢。就这样王芳一直忍受着丈夫的打骂和责难，一忍就是20多年。2004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李强从外面喝完酒回到家里，找茬要和妻子打架，当时王芳因患糖尿病刚刚出院。两人的吵架声惊扰了在另一个房间读大学适逢寒假在家休息的儿子，儿子担心母亲的身体，便猛的推开了父母卧室的房门，此时的李强正要挥拳打人，儿子冲过去抱住了李强，李强则重重的给了儿子一拳，将儿子打得晕头转向，眼镜也被打碎了。王芳怕儿子挨打，便紧紧拉住几近疯狂的李强。气急败坏的李强跑到厨房里拿菜刀，儿子担心出人命，便让母亲快跑，无奈之下王芳在寒冷的冬天穿着睡衣跑出了家门，在零下20多度的寒夜里冻得快要失去知觉的王芳终于跑到了姐姐家。王芳因此病倒了，脚也因为受冻而开始腐烂。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王芳在姐姐的护理下逐渐康复。躺在病床上的王芳终于决定与李强离婚。于是在2004年5月10王芳向法院起诉要求与李强离婚，并要求相应的损害赔偿，儿子李小强出庭作证，证明被告李强在这20多年的家庭生活中对原告王芳多次拳脚相加，甚至使用菜刀，给原告和自己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2、唐某，一家企业的女职工，经人介绍于1997年结识了独生子周某。经过一年多的相处、恋爱，双方于1999年2月走进了结姻殿堂。婚后初期，周某对唐某百般呵护，小两口日子也算甜蜜。但是，随着女儿的出生，周某好象变脸一样，常常为生活琐碎事与唐某争吵，甚至于对唐某动起手脚。

2004年12月1日，在双方家长的主持下，周某向唐某写下保证书：保证在家不喝酒，不在外面玩，不再打唐某。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断时间里，周某对唐某的言行有所收敛。2005年7月6日凌晨2点，周某在外喝酒回家后，突然将唐某从床上拖起，并施以拳脚，致唐某身上多处皮肤青紫，唐某遂后报警，公安机关以

家庭纠纷为由口头教育了周某。当日，唐某搬回娘家居住。2006年3月22日上午，唐某离开娘家正欲骑车上班，遭候在楼下的周某殴打，致全身上下多处青紫，后经报警平息。2006年4月6日，唐某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终于诉至法院，以周某对其实施家庭暴力为由要求与周某离婚，并赔偿其损失1万元。诉讼中，周某拒不承认对唐某实施了家庭暴力。

3、杨召亮与何照娟2000年10月9日生育女儿杨只只。婚后杨召亮与何照娟没有共同财产。何照娟生育小孩后，双方因家庭琐事争吵不断，有几次杨召亮还使用暴力殴打何照娟。2003年7月6日起原告杨召亮与被告何照娟双方分居生活。何照娟称：杨召亮于1999年11月与自己结婚以来，经常因家庭琐事遭原告暴力殴打，导致双方感情破裂，分居至今。

4、某老年妇女受丈夫欺凌毒打长达 41年之久，现已57岁。自结婚以来，老人经常遭受其丈夫无理殴打，多次被毒打成轻微伤、轻伤，最严重的一次，左腿被打成骨折，花了3万多元治疗费，还落下残疾。而后，又因一小事将其耳膜打破。老人到妇联上访时，杵着拐杖，拖着跛腿，满身伤痕累累。

5、某姓马的回民妇女，曾多次被毒打成轻微伤、轻伤。婚后夫妻间因生活琐事发生争吵，甚至动手打架。1999 年6月原告曾起诉离婚，后考虑到子女家庭，被告又立下保证不再打人，撤回诉讼。之后共同生活的几年中，原被告一起做生意，还清了被告欠下的数万元债务。直至2001年7月17日，由于被告去原告娘家不注意礼节，未与岳母打招呼，事后双方发生争吵，被告将原告打成轻微伤。2001年7月原告起诉要求离婚，被告不同意。原告诉称，与被告1994年12月结婚，婚后感情一直不好，常因琐事打架，被告经常施以暴力，没有共同语言。原告曾起诉离婚，经调解被告不再打人后双方和好。之后我们一起做生意维持生活，但被告仍未改变，2001年7月因其不尊重我父母，夫妻吵架，我被打成轻微伤，导致夫妻感情破裂。

6、林燕与徐伟结婚后，由于婚姻基础不牢固，这对夫妻经常为琐事吵架。徐伟性格内向，每天除上班外，做家务成了他的主要生活。而妻子林燕工作之余就迷恋于麻将，有时甚至通宵不归，回家后对丈夫讽刺、挖苦，埋怨其赚不到钱。徐

伟除了忍让以外，别无选择。徐母在旁劝导几句，也免不了被儿媳大骂一番，徐母无法忍受，便回了老家。徐伟对林燕的刁瞒、放肆只好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丈夫欲寻短见，林燕却将丈夫的忍让，看作是无能、窝囊的表现。某日，双方因争吵加剧，林燕就顺手拿起水果刀向丈夫刺去，徐伟由于躲得快，面部只被划伤一小条口，可鲜血把女儿吓得惊恐万分。忍无可忍的徐伟一气之下吃下了鼠药，幸被及时赶来的邻居送往医院抢救，才脱离危险。徐伟出院后想到了离婚，但妻子在亲友及厂领导的劝说、批评下，对自己放荡的言行有所收敛，徐伟为了不让女儿没有妈妈，也就放弃了离婚的念头。双方虽然仍有争吵，但也算平安的度过了一年多。无奈丈夫起诉离婚后不久，企业由于经营困难，全厂职工买断工龄下岗。这对徐伟与林燕来说，家庭又多了一份危机。徐伟东拼西凑，在县城做起了卖水果的小生意，艰难地维持着这个家。起初，妻子还与丈夫一起经营，但由于竞争大，生意不好做，成天守在水果摊上也赚不了几个钱，林燕没有耐性了，又迷恋上了麻将，有时手气不好还要输掉几十元，这对经济并不宽裕的家庭来说，称得上雪上加霜。某日，徐伟进货回来见妻子又在打麻将，便不快地唠叨了几句，双方再次发生争吵，经人劝说才平息。回到家后，余怒未消的林燕用刀将徐伟的手砍伤，经医院治疗缝合，花去了一千多元。徐伟出院后，对妻子的残忍和粗暴伤透了心，遂向法院起诉，坚决要求与其离婚。

7、丽玲和先生中雄结婚十二年，生了儿子小华和女儿小美，本来是人人称羡的一个家庭，但自从五年前中雄迷上了赌博和喝酒后，就常因细故殴打丽玲和孩子们，酒后更是变本加厉的打骂，也常常在半夜回家时，叫醒丽玲和孩子们，数落他们的不是，并叫他们罚站，不准他们睡觉，丽玲和孩子们长期以来生活在精神虐待的恐惧中，不胜疲惫。有一天傍晚，九岁的小美哭着对丽玲说，下午爸爸的朋友到家里来喝酒，有一位叔叔酒后对她上下其手，爸爸也知道这件事，但他说不能告诉别人，丽玲听了以后伤心欲绝，二话不说的就收拾行李，带着小华和小美回娘家，没想到中雄也火速跑到丽玲娘家，大骂丽玲没把孩子教好，而且做出不要脸的事情，想要强行将母子带回，并扬言如果不从，将放火烧房子。

8、某女士与丈夫生活的这十几年来，吵架被打成为了家常便饭，用棍打、用东西砸，甚至是利器的伤害，某女士经常是旧患未愈再添新伤，邻居看了都为其报

不平。后来，她丈夫变本加厉，在住处附近找了第三者。丈夫在自己面前与其他女人出双入对，行为亲密，某女士在精神上受到了重大的打击，而且也成为左邻右舍的饭后谈资。

9、韩某一直怀疑妻子史某有外遇，为此两个人感情冷淡，但为了孩子仍然勉强维持着婚姻关系。两人平时因为家庭琐事争吵不断。

后两人又因琐事发生口角，韩某上来就打史某，史某慌乱反抗之时失手将韩某右眼部打伤，后经鉴定为轻伤。

10、殷某怀疑其妻解某有外遇，夫妻感情因此亮起了红灯。

2005年9月，二人协议离婚，但因财产分割等问题两人之间一直有矛盾。2007年5月20日，殷某欲用暴力教训解某，遂于早8时许持刀找到解某，用刀将解某砍成重伤之后驾车逃跑。

11、刘女士与张某于1990年登记结婚，婚后生活还不错，1992年生育一女。但随着日子的推移，张女士与丈夫张某间的感情出现了裂痕，两人经常因生活琐事生气打架，丈夫张某也出现了家庭暴力倾向，经常对刘女士大打出手，特别是2009年4月时，张某用开水将刘女士颈部烫伤，伤情经法医鉴定为轻微伤，为此花费医疗费若干。刘女士因无法忍受张某不断增长的暴力倾向，遂向法院起诉，要求与张某离婚，并要求张某赔偿精神损失费2万元。

12、李某、赵某经人先容相识，于1997年6月20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再婚后，李某带一女(12岁)，赵某带一女(12岁)，共同糊口。婚后因为李某有酗酒习性，常常酒后因琐事殴打赵某，并常常在枕头下放置管制刀具，赵某糊口在恐惊之中。1998年李某因琐事将赵某打得鼻青脸肿，又将赵某绑起来打，并对赵某进行人身摧残，直至第二天早晨才将赵某放开。在此之后，李某对赵某实施家庭暴力从未中断。

13、2004年6月29日晚，王某乘其女及其妻孙某不在家之机，对孙某之女实施不轨行为。2004年10月3日王某将共同栖身的房屋换锁，使孙某有家不能归，只好寄宿在姐姐家里。但王某常常到孙某姐姐家去骚扰，并将孙某骑的自行车砸坏卖掉，还把孙某的12双鞋和7件衣服用刀割坏，扔到孙某姐姐所住楼下。至今孙某与女儿无法回家栖身。

第五篇：最高院公布7起网络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院公布7起网络犯罪典型案例【2014年10月21日】

2014年10月21日上午9时，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通气会，通报了七起通过网络实施的侵犯妇女、未成年人等犯罪的典型案例。这七起案例的类型包括侵财型犯罪、性侵害犯罪和暴力型犯罪。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向社会公布七起典型案例，旨在通过典型案例的公布向广大网友发出警示，希望广大网友提高依法参与网络活动的守法意识与自我保护的防范意识。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颜茂昆介绍了七起案件的案情、裁判结果及典型意义，并针对通过婚恋网站进行犯罪活动及女大学生失联案件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冉容针对近期受到广泛关注的女大学生失联案件对年轻女性如何提高防范意识给出了具体建议。

一、被告人冯文东故意杀人、盗窃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冯文东通过互联网与被害人张某某（女，殁年24岁）相识。2010年7月21日，冯文东到张某某与被害人李仲鹏（殁年25岁）合租的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某小区的一房间内，依约定与张某某玩SM游戏（即性虐待游戏）。次日零时许，冯文东因琐事与张某某、李仲鹏发生争执，遂持张某某屋内的菜刀及其随身携带的匕首，先后砍、刺二人颈部、胸背部及腹部数十刀，致二人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之后，冯文东将李仲鹏IBM笔记本电脑一台（价值200元）、OBEE牌手机一部（价值30元）、钱包一个（价值10元）及现金1000余元盗窃逃离现场。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冯文东与他人产生矛盾后，持刀杀死二人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其在实施杀人行为后，窃取被害人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又构成盗窃罪，应依法并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冯文东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百元，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五百元。宣判后，被告人冯文东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经依法复核，裁定核准被告人冯文东死刑。

（三）典型意义

被害人张某某本系男性，去泰国做了变性手术后，以盈利为目的，在网络上开设性虐待游戏培训班及招募性虐游戏伙伴。被告人冯文东通过网络知道张某某招募性虐游戏伙伴后，即与张某某联系并自愿付款1500元，让张某某对其实施性虐待。游戏过程中，冯文东因害怕自己被捆绑后，张某某会将其杀害，二人因此发生争执，遂持刀捅死张某某及与张某某共同租房的被害人李仲鹏。该案的审判，清晰地向社会传达了网络的虚拟性介入到个人隐私生活的风险，希望广大网民对此要提高警惕，并培养健康、向上的兴趣爱好，避免惹火烧身。

二、被告人黄苏安诈骗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10月，被告人黄苏安用虚构的美籍华人身份，在某婚恋网站注册“相濡以沫”网名并结识女被害人谢某。交往过程中，黄苏安向谢某谎称，他所在的工作机构将启动巴拿马运河航线投资项目，该项目回报率为本金的6倍，投资门槛为人民币705万元，在2012年元旦前除偿还本金外可另行给予回报1 800万元，以此劝说谢某投资。谢某信以为真，同意投资上述项目。10月18日，谢某将5万元转至黄苏安指定的账户。同月20日，谢某向他人高息借得200万元，先后通过银行转账等方式交予黄苏安。之后，谢某又向他人高息借得490万元及积蓄10万元一并交给黄苏安派来的人。谢某发现被骗后报警，追回赃款335万元。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黄苏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身份、编造高额回报投资项目等方法诈骗被害人钱款达705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认定被告人黄苏安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被告人黄苏安提出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利用婚恋网站交友实施诈骗犯罪的案件。随着都市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专业婚恋网站成为适婚男女，特别是都市白领结识异性的新平台。但由于注册门槛低、信息审核难等原因，部分婚恋网站信息虚假，容易被不法分子用于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一些不法分子在婚恋网站注册账号，利用虚假身份进行交友，骗取对方信任后，借机实施盗窃、诈骗、敲诈勒索甚至强奸、绑架等暴力犯罪。本案被告人在婚恋网站注册账号，以虚假身份“美籍华人”作为幌子和诱饵，博取对方好感和信任后，以投资理财为名，诈骗巨额钱财。本案被告人虽然最终受到法律严厉制裁，部分赃款亦已追回，但被害人遭受的情感创伤以及巨额财产损失很难弥补挽回。此案警示公众，尽量选择正规婚恋交友网站，审慎核实对方身份及其他信息，在未确定对方信息前不轻易付出钱财和投入感情。

三、被告人王道红故意杀人案

（一）基本案情

2008年初，被告人王道红与有夫之妇刘某（被害人，殁年33岁）通过网络聊天相识，后发展为情人关系。2009年7月，王道红结识了新女友并致女友怀孕。2009年11月，王道红与刘某相约见面后发生了性关系。次日王道红以女友怀孕为名向刘某借钱5 000元，遭到刘某拒绝。王道红心生恼怒，先后用手掐、用毛巾勒刘某颈部，还用胶带封住刘某口鼻，致刘某机械性窒息死亡。王道红将刘某的尸体掩埋后，持刘某手机向刘某家人发短信诈骗钱财未果。

（二）裁判结果

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道红因琐事采取掐、勒颈部等方式致被害人死亡，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王道红杀人手段残忍，后果严重，且杀人后向被害人亲属骗取钱财，主观恶性极大，犯罪情节恶劣，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予严惩。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认定被告人王道红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王道红提出上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开庭审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经依法复核，裁定核准被告人王道红死刑。

（三）典型意义

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的互联网技术在现代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网络也存在着虚拟性等弊端。据悉，国内某些流行网络社交软件的注册用户已达数亿人，在线用户也以千万计。现实生活中，不少人沉迷于网络交友，甚至将感情完全寄托在网络上结交的“情人”身上，被网络情人在网络上展示的“魅力”所迷惑，过于轻信他人。但是，当虚拟的网络与现实发生碰撞后，情人的真实面目最终暴露，很多人如梦初醒，悔不当初。本案被害人刘某系有夫之妇，通过网络聊天结识了被告人王道红，并与之发展为情人关系。至案发前，刘某与被告人已交往一年有余，但刘某仍未能真正了解、认清被告人的真实性情和人品，最终导致悲剧发生。希望此案能引起公众的警觉，不要被网络恋情所迷惑，网络交友要谨慎。

四、被告人肖克臣绑架、强奸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肖克臣与肖生坤(另案处理）预谋用网络实施绑架，并租赁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一房屋用于作案。2013年6月13日晚，肖克臣以外出游玩为名，将通过手机微信“摇一摇”结识的被害人梁某某（女，时年15岁）骗出后，与肖生坤一起将梁某某骗至租赁房屋内。二人持美工刀威吓并用胶带捆绑梁某某，肖生坤从梁的手提包内搜得现金350元、小米手机1部。其间，肖克臣强行奸淫了梁某某。尔后，二人打电话联系梁某某的母亲，索得赎金2万元。后即逃离现场。

（二）裁判结果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肖克臣结伙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绑架过程中又违背被害人意志，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分别构成绑架罪、强奸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肖克臣曾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不到半年又犯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认定被告人肖克臣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宣判后，被告人肖克臣提出上诉。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利用网络交友实施绑架、强奸犯罪的案件。随着网络应用的发展和日渐普及，网络社交平台，特别是网络聊天工具，为人际交往带来了极大便利。与此同时，因其公共性、匿名性、便捷性等特点，网络交友也成为不法分子实施犯罪的新平台，由此引发的刑事案件呈上升趋势。一些年轻女性和青少年缺乏防范意识和能力，往往容易成为不法侵害的对象。本案中，被告人肖克臣伙同他人预谋绑架，事先租赁作案场所，通过微信搜索功能，选定尚未成年的女网友作为作案对象，借外出游玩之名骗出后绑架、强奸，犯罪性质恶劣，情节后果严重，社会危害性大，又系累犯，人民法院依法对其所犯之罪从重处罚，一方面显示了人民法院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实施犯罪的坚定立场，另一方面通过真实案例警示公众，网络交友要保持警惕，不要轻信陌生人，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和年轻女性，要不断提高防范意识和能力，保护自己及家人的人身和财产不受侵犯。

五、被告人叶振强绑架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5月，被告人叶振强、路好宝租住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民路某厂家属院6号楼602房，共同生活。因经济窘迫，叶振强产生绑架他人勒索钱财之念。同年10月23日晚，叶振强通过QQ聊天结识了被害人赵某(女，殁年18岁),两人相约见面后，叶振强将赵某带回租住屋，趁赵某熟睡之际，用透明胶带、床单将赵某缠裹后控制。次日上午，叶振强用赵某的手机打电话向赵的父母索要赎金，并让赵某与其父母通话。因赵某通话时泄露了绑架地址信息，二被告人担心事情败露，产生杀人灭口之念。路好宝按住赵某的腿，叶振强用毛巾捂住赵某口鼻并勒赵某颈部，致赵某机械性窒息死亡后，二人逃离。

（二）裁判结果

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叶振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后恐罪行败露，便将被害人杀害，其行为已构成绑架罪。叶振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依法应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认定被告人叶振强犯绑架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路好宝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宣判后，叶振强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开庭审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经依法复核，裁定核准被告人叶振强死刑。

（三）典型意义

随着智能手机的发展和各种社交软件的广泛应用，网络社交无处不在。社交软件本身只是一个工具，不存在对错好坏，关键是如何使用。如果被不法分子利用，就会成为其犯罪的工具。网络无法验证用户的基本身份信息，更不可能校验用户的品行。犯罪分子正是利用此点，隐瞒真实身份，将自己扮演成各种角色，在网络上物色、“钓取”可能会成为其犯罪对象的人，当取得对方信任后，就邀约见面，进一步实现其犯罪目的。从近些年因网络发生的案件中可见，诈骗、抢劫、盗窃、敲诈勒索、强迫卖淫甚至强奸、杀人等恶性刑事犯罪时有发生，亟需引起广大网民的注意和警觉。本案中，被告人叶振强以绑架为目的通过网络寻找犯罪对象，骗取被害人赵某的信任后，将赵某骗至租住处，对赵某实施绑架，最终将赵某残忍杀害。希望本案能唤醒广大热衷网络交友的网友们的警觉，要慎重网络交友，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六、被告人张盛贵强奸案

（一）基本案情

2012年6月中旬，被告人张盛贵化名“张学川”通过QQ结识被害人范某（女，时年18岁），通过一段时间的网络聊天,二人渐渐熟悉。张盛贵多次要求范某做其女朋友遭拒,后范某答应与张盛贵做兄妹。同年7月5日，张盛贵与范某相约见面,并到公园游玩、逛街、购物。二人午饭后，张盛贵以天气太热为由，提出要去宾馆洗澡，让范某一同前往，并一再请求范某等他洗完澡再离开，范某答应。此后，二人来到一家旅馆，张盛贵以自己未带身份证为由，以范某的身份证登记入住该旅馆。洗澡结束后，张盛贵锁闭房门，从裤子口袋中掏出一把刀威胁范某做其女朋友，胁迫范某把身体给其看。范某见状，欲打电话求救。张盛贵即抢走其手机，并将范某强奸，还用手机拍下范某数张裸照。

（二）裁判结果

福建省建阳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盛贵违背妇女意志，采用胁迫手段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张盛贵曾因犯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鉴于张盛贵已赔偿被害人全部经济损失，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认定被告人张盛贵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宣判后，被告人张盛贵提出上诉，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当今QQ聊天已成为大部分年轻人生活的一部分，它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丰富了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但是，在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不法之徒实施犯罪带来了可乘之机。一些人专门在网上利用QQ寻找侵害对象实施不法行为，其中，既有利用网络进行诈骗犯罪的，也有利用网络进行暴力犯罪的。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尤其容易被犯罪分子通过QQ这种虚拟的通讯方式编造的谎言所欺骗、蒙蔽。净化网络空间，保护公民，尤其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必须严厉打击通过网络实施的犯罪的行为。本案被告人张盛贵通过QQ结识刚刚高中毕业的范某，取得范某轻信后，即与范某相约见面，最后以洗澡为名骗得范某一同开房，趁机在房间内将范某强奸。该案的发生提醒公众，不能轻信通过网络结识的人员，不能在网络上透漏个人信息，更不能孤身和网友见面，以免造成危险。

七、被告人赵小明等非法拘禁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3月始，被告人赵小明、曹金胜、张乐良等人聚集在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某房间内进行传销活动，由赵小明担任业务主任负责日常管理。同年8月22日，张乐良以帮助找工作为名，通过QQ聊天将被害人江某某(女，时年20岁)骗至其进行传销的房间后，由赵小明安排曹金胜、张乐良等人对江某某讲授传销课程，并贴身看护以防江某某离开。8月25日凌晨，江某某发现被骗入传销组织后，从该房间翻窗逃离时坠楼身亡。

（二）裁判结果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赵小明、曹金胜、张乐良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其行为均构成非法拘禁罪。赵小明在缓刑考验期内犯罪，依法应当撤销缓刑，数罪并罚；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张乐良、曹金胜系从犯。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认定被告人赵小明犯非法拘禁罪，与前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被告人张乐良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被告人曹金胜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现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采取非法拘禁手段强制女青年参加传销活动致人死亡的案件。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利用网络建立传销组织实施犯罪的案件日益增多。本案被害人江某某即利用网络找工作，不幸被传销分子盯上，被非法拘禁，终至逃生时不幸身亡，令人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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