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最高院知识产权50个经典案例[精选合集]

第一篇：2011最高院知识产权50个经典案例

2010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简介

一、知识产权民事案件（7件）

1、上海世博会法国馆“高架立体建筑物”发明专利案 王群诉上海世博会法国馆、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上诉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0）沪高民三（知）终字第83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 原告王群以被告上海世博会法国馆（以下简称法国馆）、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八局）建造的上海世博会法国馆建筑物侵犯其“高架立体建筑物”发明专利权为由，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赔偿损失、消除影响。

一审法院认为，法国馆建筑物内的房间均设臵在坡道的表面，而未延伸至坡道的四周空间，这与原告专利权利要求1中记载的技术特征之一“空间支架四周空间及表面设臵有若干房屋单元”既不相同，也不等同。根据专利说明书的记载，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即在于扩张单位建设用地面积上的建筑面积，改善居住的交流性和舒适度，而实现上述发明目的和效果的技术手段就是“将房屋布臵在空间支架的四周空间”。而法国馆建筑物恰恰仅在坡道表面设臵有房间，该建造方式不足以实现原告在专利文件中所描述的拓展建筑空间的功能和效果。故两被告建造、使用法国馆建筑物的行为不构成对原告专利权的侵犯。遂判决驳回王群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王群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1 二审认为一审法院有关侵权定性的认定正确，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上海世博会期间涉世博的专利侵权案件，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审理法院经现场勘验法国馆的被诉侵权技术特征，依法准确解释专利权利要求，做出了法国馆未构成专利侵权的判决。本案判决体现了人民法院依法平等保护当事人权益的司法原则，维护了上海世博会的正常运行秩序，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2、“鳄鱼”商标案

（法国）拉科斯特股份有限公司（LACOSTE）诉（新加坡）鳄鱼国际机构私人有限公司（CROCODILE INTERNATIONAL PTE LTD）、上海东方鳄鱼服饰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上诉案【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三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法国）拉科斯特股份有限公司（LACOSTE）（以下简称拉科斯特公司）创办于1933年，同年在法国注册“鳄鱼图形”商标。1980年至1999年，拉科斯特公司在中国注册了第141103号、第879258号、第1318589号“鳄鱼图形”商标及第940231号“鳄鱼图形+LACOSTE”商标，前述注册商标分别核定使用在第25类和第18类相关商品上。拉科斯特公司产品于1984年正式进入中国，1994年在中国上海设立第一个专柜。（新加坡）鳄鱼国际机构私人有限公司（CROCODILE INTERNATIONAL PTE LTD）（以下简称鳄鱼国际公司）前身系陈贤进于1943年在新加坡创办的利生民公司，1983年更名为现名称。利生民公司于1949年申请并于1951年在新加坡获准注册了“crocodile+2 鳄鱼图形”商标。1951年，利生民公司在第25类商品上分别在新加坡、香港注册了鳄鱼图形商标。1952年至1954年，利生民公司在第25类商品上分别在印度、沙捞越、沙巴（洲）、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注册了鳄鱼图形商标。1959年，利生民公司在日本注册了鳄鱼图形商标。1961年至2003年，鳄鱼国际公司分别在文莱、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韩国、中国台湾、泰国、蒙古、尼泊尔、朝鲜、摩洛哥、沙特阿拉伯、斐济等国家和地区在第25类商品上注册了鳄鱼图形商标。鳄鱼国际公司于1994年在中国上海开设第一个专卖店，于1993年、1994年向中国大陆申请注册了“CARTELO及鳄鱼图形”商标，使用商品分别为第25类和第18类。利生民公司曾于1969年在日本大阪提起民事诉讼，指控拉科斯特公司的销售商侵犯其商标权。1973年双方在大阪高等法院达成和解，利生民公司同意拉科斯特公司在日本注册“鳄鱼图形”商标。1983年6月17日，双方签订和解协议。1995年，拉科斯特公司发现鳄鱼国际公司在中国建立了多家店面，其招牌上印有写实风格的鳄鱼图形，销售标有“鳄鱼图形”商标的服装产品。2000年5月11日，拉科斯特公司以鳄鱼国际公司侵犯其注册商标权为由提起诉讼。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鳄鱼国际公司之行为不同于刻意仿冒名牌奢侈品的假冒行为，其在主观上并无利用拉科斯特公司的品牌声誉，造成消费者混淆、误认之故意；鳄鱼国际公司的系列商标标识经过在中国大陆市场上大规模、长时间使用后，客观上也已经建立起特定的商业声誉。而且，被诉侵权产品标示的并非仅为“鳄鱼图形”，还标有“CARTELO”及“CARTELO及图”，所有这些作为一个整体，使得被诉侵权产 3 品具有了整体识别性，能够有效地与其他标有鳄鱼形象的商品相区别。有鉴于此，根据整体比对、综合判断的原则，拉科斯特公司与鳄鱼国际公司的系列商标标识作为整体，二者之间已经形成了显著性的区别特征。两者无论在实际购买商品时还是在商品售出后使用中均不会导致消费者的混淆和误认。鳄鱼国际公司在被诉侵权产品上单独使用“鳄鱼图形”的行为，亦不侵犯拉科斯特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遂判决驳回拉科斯特公司的诉讼请求。拉科斯特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29日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法国“鳄鱼”与新加坡“鳄鱼”系列商标纠纷案中最为业界关注的一起，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对此案的裁判，明确了此类具有复杂历史渊源的案件的裁判原则，对各级人民法院裁判此类案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该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意义上的商标近似应当是指混淆性近似，即足以造成市场混淆的近似。由于不同案件诉争标识涉及情况的复杂性，认定商标近似除通常要考虑其构成要素的近似程度外，还需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被诉侵权人的主观意图、注册商标与诉争标识使用的历史和现状等其他相关因素，在此基础上认定诉争商标是否构成混淆性近似。

3、伊莱利利公司吉西他滨及吉西他滨盐酸盐专利案（美国）伊莱利利公司诉江苏豪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上诉案【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三终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美国）伊莱利利公司（以下简称伊莱利利4 公司）的三项专利构成生产制备吉西他滨盐酸盐和吉西他滨的完整技术方案，专利一是取得中间体β异头物富集的核苷的方法，已经被宣告全部无效。专利二是提纯和分离富含β异头物核苷的混合物的方法。专利三是制备吉西他滨盐酸盐的方法。伊莱利利公司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江苏豪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森公司）未经许可使用涉案专利方法制备了吉西他滨和吉西他滨盐酸盐并对该产品进行了促销，构成侵权，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请求判令豪森公司停止侵犯专利权的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公开赔礼道歉，消除不良影响、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合理费用。

一审法院从江苏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调取了豪森公司的相关申报材料，经与豪森公司提供的报批资料核对，两者的生产工艺名称、内容一致。申报材料中对甲磺酸酯10α/10β的比例没有记载，一审法院委托进行了鉴定，鉴定结论为豪森公司所处理的关键混合物与涉案专利不同，判决驳回了伊莱利利公司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鉴定结论的推定具有事实基础，应当予以采信。由于伊莱利利公司起诉时提交了豪森公司生产的盐酸吉西他滨药品，但并没有证明豪森公司实际生产了β异头物富集的核苷，而且，并非只有β异头物富集的核苷可以制备得到盐酸吉西他滨，因此，即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1992修正)第六十条第二款的规定，10α/10β的比例的举证责任也应当由伊莱利利公司负担，而不应当倒臵由豪森公司承担。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涉及生物、化工、医药等高新技术领域的专利纠纷案件越来越多，专业技术的事实认定以及被诉侵权技术方 5 案的查明成为难点和焦点。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被诉侵权药品生产工艺材料中有关技术内容记载不具体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往往对能否通过推定查明该技术内容发生争议。本案中，二审法院根据化学理论基本知识、结合专利说明书、被诉侵权人提交的补充确证实验结论以及杂志发表论文披露的技术内容等证据，认定鉴定结论关于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中相关技术内容的推定具有事实基础，一审法院采信鉴定结论并无不当。本案明确了只要有充分的事实基础，并不排斥通过推定查明被控侵权技术方案中的相关技术内容。同时强调指出，只是在涉及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的侵权纠纷中，才由被诉侵权人承担证明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的举证责任。

4、“天府可乐”配方及生产工艺商业秘密案

中国天府可乐集团公司（重庆）诉重庆百事天府饮料有限公司、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侵犯技术秘密纠纷案【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09）渝五中法民初字第299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 天府可乐浓缩液乙料的成分、配方及其生产工艺是属于天府可乐配方中的核心部分，原为中国天府可乐集团公司（重庆）（以下简称天府可乐集团）的前身重庆饮料厂与四川省中药研究所合作研究生产，双方均采取了保密措施，后天府可乐集团给付后者25万元人民币而成为该技术成果的权利人。天府可乐集团与美国百事公司的子公司肯德基国际控股公司于1994年1月签订合资合同，合资设立重庆百事天府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事天府公司），约定了双方出资、合资公司生产天府可乐饮料和浓缩液、天府商标作价人民币350万元转让给合6 资公司并就此另行签订合同、纠纷协商不能解决则提交仲裁等内容。1994年8月，经验资报告验证，天府可乐集团投入百事天府公司的资本包括土地使用权、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百事天府公司使用天府可乐配方及生产工艺生产天府可乐饮料及浓缩液，并将其视为商业秘密，天府可乐集团知悉该使用。2006年3月，天府可乐集团签订协议将其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事（中国）公司），并约定纠纷协商不能解决则提交仲裁。天府可乐集团起诉请求法院确认天府可乐配方及其生产工艺商业秘密属于其所有，判决百事天府公司立即停止使用涉案商业秘密，立即归还涉案商业秘密的技术档案，判决两被告共同赔偿其损失100万元。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提交仲裁的纠纷属于合同纠纷，本案是商业秘密权的确认之诉和侵权之诉，依法可以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天府可乐浓缩液乙料的成分、配方及其生产工艺构成商业秘密；合资合同和验资报告没有表明涉案商业秘密作为注册资本投入合资企业，结合双方合资的事实，仅依据天府可乐集团合资期间知悉和同意百事天府公司使用涉案商业秘密，不足以证明天府可乐集团同意将涉案商业秘密作为注册资本投入到百事天府公司；但应当认为天府可乐集团许可百事天府公司使用该商业秘密；合资合同没有约定许可使用费用，至本案纠纷发生天府可乐集团也没有向百事天府公司主张过使用费，应当认为天府可乐集团许可百事天府公司免费使用。在本案判定之前百事天府公司对涉案商业秘密的使用不构成侵权。现在天府可乐集团以权利人身份明确表示不再同意百事天府公司使用涉案商业秘密，并表示不愿意协商许可问题，其请求应予支持。据此，7 法院判决确认天府可乐集团是涉案商业秘密的权利人，百事天府公司停止使用涉案商业秘密并返还其从天府可乐集团取得的与涉案商业秘密有关的资料，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对于饮料企业来说，其产品配方及生产工艺构成企业的核心资产，本案的审理既关乎天府可乐这一民族品牌的生存和发展，也关乎到贯彻对外开放政策、维护良好投资环境等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在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围绕案件管辖、请求保护的技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及其权利归属、是否侵权等主要问题均有争议本案判决全面客观地认定了事实，从法律、司法解释和相关规定入手，界定性质，明确要件，细致分析，综合评判，说理严谨充分。一审宣判后，被告请求在审判案件的合议庭见证下自动履行判决义务,原告公司及其部分职工专门到法院致谢,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5、干扰搜索引擎服务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诉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青岛市分公司、青岛奥商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青岛鹏飞国际航空旅游服务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鲁民三终字第5-2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度公司）是国内知名的中文搜索引擎服务提供商。青岛奥商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商公司）在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青岛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联通青岛公司）的合作下，开展“网络直通车”业务，其提供的“搜索通”服务可以实现如下效果：在8 联通青岛公司所提供的网络接入服务网络区域内，当网络用户在互联网上登录百度公司搜索引擎网站进行关键词搜索时，优先出现网络直通车广告位（5秒钟展现），网络用户可以点击该广告位直接进入宣传网站新窗口，同时在5秒后原搜索窗口自动展示原始搜索请求的搜索结果。百度公司以上述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奥商公司和联通青岛公司在联通青岛公司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区域内，对于网络用户针对百度网站所发出的搜索请求进行了人为干预，使干预者想要发布的广告页面在正常搜索结果页面出现前强行弹出。该干预行为系利用搜索服务提供者的服务行为为自己牟利，易使网络用户误认为该强制弹出的广告页面为搜索服务提供者发布，并影响了搜索服务提供者的服务质量，损害了其合法权益，违反了诚信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的规定，应当认定其构成不正当竞争。遂判决奥商公司、联通青岛公司停止针对百度公司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经济损失20万元并消除影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是网络环境下出现的新类型的不正当竞争纠纷，引发了网络产业界的广泛关注。本案既涉及较为复杂的法律问题，即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竞争关系的理解以及原则条款的适用，又涉及较为疑难的技术事实查明问题，即在网络技术条件下如何认定不当干预行为的实施主体。本案裁决关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竞争关系不以经营者属同一行业或服务类别为限的认定以及对反不正当竞争法原则条款的正确运用和把握，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理解。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 9 中，发挥网络技术专家证人的作用，合理运用证明责任规则，解决了技术事实查明问题，对同类案件的审理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该案的裁决对规范网络竞争秩序具有很好的导向作用。

6、“红肉蜜柚”植物新品种权属案

林金山诉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果树所、陆修闽、卢新坤植物新品种权属纠纷上诉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闽民终字第436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 原告林金山以其应为被告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果树所（以下简称果树所）、陆修闽、卢新坤所获“红肉蜜柚”植物新品种权的权利人之一为由，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其为该品种权的品种权人。

一审法院认为，林金山发现了可培育“红肉蜜柚”植物新品种的种源，为后续培育新品种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林金山成功地对该变异品种进行了嫁接、培育。为保护农民育种的合法权利和研究人员育种的积极性，林金山亦应享有“红肉蜜柚”植物新品种权。遂判决林金山享有“红肉蜜柚”植物新品种权，驳回林金山的其他诉讼请求。果树所、陆修闽不服该判决，上诉至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审法院认为，林金山在其生产果园发现可用于培育“红肉蜜柚”植物新品种的种源，为此后“红肉蜜柚”品种选育、品种权申请，以及最终取得“红肉蜜柚”品种权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果树所与案外人签订的《科技合作协议》以及向福建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认定委员会提交的《福建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认定申请书》中，均将林金山列为育种人之一。由此可见，在本案“红10 肉蜜柚”的育种过程中，果树所始终将林金山视为共同育种人。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委托育种或者合作育种，品种权的归属由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没有合同约定的，品种权属于受委托完成或者共同完成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林金山作为“红肉蜜柚”的共同育种人，亦应享有该品种权。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植物新品种权属纠纷中较为普遍的问题，社会关注度高。本案判决对于育种活动中，如何依法合理保护种源发现者、实质参与者的合法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7、LED照明用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案

华润矽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诉南京源之峰科技有限公司侵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宁民三初字第435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 华润矽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矽威公司）享有用于LED照明用的PT4115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南京源之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之峰公司）与案外人华润半导体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半导体公司）订立协议开发1360集成电路。源之峰公司对矽威公司销售的PT4115芯片进行了反向剖析，形成1360集成电路的布图设计，并提供给华润半导体公司，获得10万元设计费。华润半导体公司委托第三方生产1360管芯并优先销售给源之峰公司，源之峰公司将管芯封装后，编码成6808、6807等系列集成电路向市场销售并获利。矽威公司以源之峰公司侵犯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为由，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该院认为，源之峰公司接受委托制作的布图设计及其销售的 11 集成电路含有的布图设计均与矽威公司享有专有权的涉案布图设计相同。因此，源之峰公司通过反向剖析的手段，复制了涉案PT4115布图设计的全部，并提供给华润半导体公司进行商业利用，未经权利人许可，其行为构成对PT4115布图设计专有权的侵害；同时，源之峰公司为商业目的，销售了含有其非法复制的布图设计的集成电路，亦构成对PT4115布图设计专有权的侵害。遂判决源之峰公司立即停止侵犯PT4115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的行为、赔偿矽威公司经济损失以及矽威公司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共计23万余元。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是侵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的典型案例，涉及权利保护范围的确定、侵权判定方法等基本法律问题，为此类案审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是人民法院司法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的具体体现，得到该行业的普遍认可。

二、知识产权行政案件（2件）

8、本田汽车外观设计专利无效案

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诉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第三人石家庄双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河北新凯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0）行提字第3号行政判决书】

【案情摘要】 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本田株式会社）是 “汽车”外观设计专利权（简称本专利）的专利权人。石家庄双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环公司）、河北新凯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以下简称新凯公司）分别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利复审委员会）申请宣12 告本专利无效。专利复审委员会认为，本专利与对比文件（简称证据1）属于相近似的外观设计，决定宣告本专利无效。本田株式会社不服该无效决定，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专利与证据1的外观设计虽存在一定的差别，但属于局部的细微差别，且对于汽车整体外观而言，一般消费者更容易对汽车整体的设计风格，轮廓形状、组成部件的相互间比例关系等因素施以更多注意，二者的上述细微差别尚不足以使一般消费者对两者整体外观设计产生明显的视觉差异。因此，本专利与证据1属于相近似的外观设计，本专利应被宣告无效。遂判决维持专利复审委员会的无效决定。本田株式会社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支持一审法院有关本专利与证据1属相近似的外观设计的认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田株式会社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审本案，并认为，诉争类型汽车外观设计的“整体”，不仅包括汽车的基本外形轮廓以及各部分的相互比例关系，还包括汽车的前面、侧面、后面等，应当予以全面观察。在综合判断时，应当根据诉争类型汽车的特点，权衡诸部分对汽车外观设计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就本案诉争的汽车类型而言，因此类汽车的外形轮廓都比较接近，故该共性设计特征对于此类汽车一般消费者的视觉效果的影响比较有限。相反，汽车的前面、侧面、后面等部位的设计特征的变化，则会更多地引起此类汽车一般消费者的注意。这些差别对于本案诉争类型汽车的一般消费者而言是显而易见的，足以使其将本专利图片所示汽车外观设计与证据1汽车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区别开来。因此，上述差别对于 13 本专利与证据1汽车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具有显著的影响，二者不属于相近似的外观设计。遂撤销专利复审委员会无效决定及原一、二审判决。

【典型意义】 关于2000年修正的专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外观设计相同或者相近似”的判断方法，实践中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本案裁判进一步予以明确，即基于被比设计产品的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对被比设计与在先设计进行整体观察、综合判断两者的差别对于产品外观设计的视觉效果是否具有显著影响。本案裁判有助于法律适用标准的统一。

9、“杏花村”商标异议复审案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第三人安徽杏花村集团有限公司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0）高行终字第1118号行政判决书】

【案情摘要】 第147571号“杏花村 杏花村牌及图”商标（即引证商标一）于1980年12月15日申请注册，核定使用商品为第33类的白酒，1997年4月9日被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现注册人为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杏花村公司）。2002年2月28日，安徽杏花村集团有限公司在第31类的树木、谷（谷类）、酿酒麦芽等商品上提出第3102476号“杏花村”商标（即被异议商标）注册申请。山西杏花村公司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以下简称商标局）提出异议。商标局裁定被异议商标予以核准注册。山西杏花村公司不服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14 复审。2010年1月11日，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裁定：对被异议商标在树木、谷（谷类）等商品上予以核准注册，在酿酒麦芽商品上不予核准注册。山西杏花村公司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判决维持商标评审委员会第186号裁定。山西杏花村公司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杏花村”与酒的联系，并非始自山西杏花村公司对引证商标的使用、宣传。杜牧的著名诗句早已使人们将“杏花村”与酒商品联系在一起，山西杏花村公司利用这种早已存在的联系建立引证商标一在酒类商品尤其是汾酒商品上的知名度并使之成为驰名商标，但由此对引证商标一的保护也不应不适当地扩大，尤其是不应当禁止他人同样地从杜牧诗句这一公众资源中获取、选择并建立自己的品牌，只要不会造成对引证商标一及山西杏花村公司利益的损害即可。安徽杏花村集团公司在树木、谷（谷类）等商品上申请注册被异议商标，并不足以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该商标与引证商标一存在相当程度的联系，从而减弱引证商标一的显著性或不当利用引证商标一的市场声誉。被异议商标的申请、注册未违反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因此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根据商标法的规定，已注册的驰名商标可以禁止他人在不相同或者不类似商品上注册和使用，但其前提是会误导公众，致使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因此，对于驰名商标并非当然可以将其保护扩展至所有商品类别。本案判决进一步明确指出，只有足以使相关公众认为对使用诉争商标的注册、使用人和驰名商标注册人具有的相当程度的联系，从而减弱驰名商标的显著性、贬损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或者不当利用 15 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的情形，驰名商标注册人才能禁止他人注册和使用。本案二审判决对于在具体情形下如何判断是否对驰名商标造成损害作出了合理的分析，对于解决此类问题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此外，二审判决还明确了商标独创性和显著性的关系，认为商标的独创性虽然能够影响商标的显著性程度，但并不能因没有独创性就认定缺乏显著性或显著性较弱。驰名商标已为中国相关公众广为知晓，当然具有较强显著性，此时其商标是否为商标注册人所独创并不会对驰名商标保护范围有太大影响。

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1件）

10、制售假冒洋酒案

刘兆龙假冒注册商标罪案【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0）大刑初字第320号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 被告人刘兆龙系自原籍来京务工人员。2009年3月至9月，被告人刘兆龙在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海子角村平房一条10排其暂住地，未经注册商标权人许可，自行购买原料酒、酒瓶、酒盖、包装箱、封盖机等物品后，通过灌装方式自制芝华士、红牌、黑牌、人头马、百龄坛、杰克丹尼、马爹利、轩尼诗、皇家礼炮酒，通过物流托运方式销往郑州、石家庄、西宁等地，经营数额达201 507元。2009年9月12日，公安机关在检查过程中将刘兆龙查获，起获酒瓶、包装箱、原料酒、封盖机、未及销售的部分酒水等物。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刘兆龙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且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在15万元以上，其行为已构成假16 冒注册商标罪，系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判决被告人刘兆龙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案例，尤其是罚金与徒刑并处，且罚金较重，有利于从源头遏制被告人再犯的可能性。本案充分体现了我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和刑事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力度。

第二篇：最高院公布的八起知识产权案例 2013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八起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2013年10月22日）案例1

申请人美国礼来公司、礼来（中国）研发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黄孟炜行为保全申请案

（一）基本案情

被申请人于2012年5月入职礼来中国公司，双方签订了《保密协议》。2013年1月，被申请人从礼来中国公司的服务器上下载了48个申请人所拥有的文件（申请人宣称其中21个为其核心机密商业文件），并将上述文件私自存储至被申请人所拥有的设备中。经交涉，被申请人签署同意函，承认下载了33个属于公司的保密文件，并承诺允许申请人指定的人员检查和删除上述文件。此后，申请人曾数次派员联系被申请人，但被申请人拒绝履行同意函约定的事项。申请人于2013年2月27日致信被申请人宣布解除双方劳动关系。2013年7月，美国礼来公司、礼来中国公司以黄孟炜侵害技术秘密为由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提出行为保全的申请，请求法院责令被申请人黄孟炜不得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从申请人处盗取的21个商业秘密文件。为此，申请人向法院提供了涉案21个商业秘密文件的名称及内容、承诺书等证据材料，并就上述申请提供了担保金。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查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据能够初步证明被申请人获取并掌握了申请人的商业秘密文件，由于被申请人未履行允许检查和删除上述文件的承诺，致使申请人所主张的商业秘密存在被披露、使用或者外泄的危险，可能对申请人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符合行为保全的条件。2013年7月31日，该院作出民事裁定，禁止被申请人黄孟炜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申请人美国礼来公司、礼来中国公司主张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的21个文件。

（三）典型意义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了行为保全制度，将其适用范围扩大到全部民事案件领域。行为保全措施是权利人在紧急情况下保护其权利的有效手段。人民法院根

据当事人申请积极合理采取知识产权保全措施，可以充分利用保全制度的时效性，提高知识产权

司法救济的及时性、便利性和有效性，对于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具有重要促进意义。本案系我国首例依据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在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适用行为保全措施的案件，凸显了人民法院顺应社会需求，依法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实践努力。

案例2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诉佛山市高明威极调味食品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海天公司是“”注册商标的权利人，该商标注册于1994年2月28日，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酱油等。威极公司成立于1998年2月24日。威极公司将“威极”二字作为其企业字号使用，并在广告牌、企业厂牌上突出使用“威极”二字。在威极公司违法使用工业盐水生产酱油产品被曝光后，海天公司的市场声誉和产品销量均受到影响。海天公司认为威极公司的行为侵害其商标权并构成不正当竞争，向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威极公司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人民币1000万元。

（二）裁判结果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威极公司在其广告牌及企业厂牌上突出使用“威极”二字侵犯了海天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威极公司的两位股东在该公司成立前均从事食品行业和酱油生产行业，理应知道海天公司及其海天品牌下的产品但仍将海天公司“图略”注册商标中的“威极”二字登记为企业字号，具有攀附海天公司商标商誉的恶意，导致公众发生混淆或误认，导致海天公司商誉受损，构成不正当竞争。遂判决威极公司立即停止在其广告牌、企业厂牌上突出使用“威极”二字，停止使用带有“威极”字号的企业名称并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工商部门办理企业字号变更手续，登报向海天公司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海天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人民币655万元。在计算损害赔偿时，审理法院根据海天公司在16天内应获的合理利润额以及合理利润下降幅度推算其因商誉受损遭受的损失，并结合威极公司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及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性质、期间、后果等因素，酌定海天公司因产品销量下降导致的利润损失为人民币350万元；同时将海天公司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制止侵权结果扩大而支出的合理广告费人民币300万元和律师费人民币5万元一并纳入赔偿范围。威极公司提起上诉后在二审阶段主动申请撤回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因威极公司违法使用工业盐水生产酱油产品的“酱油门”事件而引发的诉讼，社会关注度较高。法院在案件裁判中通过确定合法有效的民事责任，切实维护了权利人的利益。在停止侵害方面，法院在认定被告构成不正当竞争之后，判决被告停止使用相关字号并责令其限期变更企业名称，彻底杜绝了再次侵权的危险。在损害赔偿方面，在有证据显示权利人所受损失较大，但现有证据又不足以直接证明其实际损失数额的情况下，通过结合审计报表等相关证据确定损害赔偿数额，使损害赔偿数额更接近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使权利人所受损失得到最大限度的补偿。同时，法院将权利人为消除侵权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影响、恢复名誉、制止侵权结果扩大而支出的合理广告费纳入赔偿范围，体现了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力度和决心。

案例3

宝马股份公司诉广州世纪宝驰服饰实业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宝马公司在中国拥有注册在第12类汽车等商品上的“BMW”、“”、“宝马”等商标及在第25类服装商品上的“”商标。世纪宝驰公司生产并销售标注“”、“FENGBAOMAFENG

及

”、“丰宝马丰

FENGBAOMAFENG及 ”等标识的服装产品，并在其网站及店铺上显著标注“FENGBAOMAFENG及图”等标识，在服装吊牌、网站、宣传图册等处使用“德国世纪宝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名称。宝马公司以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为由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世纪宝驰公司等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200万元。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世纪宝驰公司在其生产的服装及宣传中突出使用与宝马公司的注册商标相近似的被诉侵权标识，侵犯了宝马公司的商标

专用权；其在服装吊牌等处使用“德国世纪宝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名称的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和公认的商业道德，意在利用宝马公司的商誉牟取非法利益，构成不正当竞争。宝马公司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世纪宝驰公司侵权的主观恶意明显，侵权时间长、范围广、获利巨大，远远超过人民币200万元，侵权情节极其严重，加之宝马公司的涉案注册商标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宝马公司为制止侵权行为亦支付了合理费用。为保障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充分实现，加大侵权代价，降低维权成本，对宝马公司关于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予以全额支持。据此，判决被告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200万元。同时，针对世纪宝驰公司的恶意侵权行为，对其处以罚款人民币10万元的民事制裁，并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出司法建议，建议其对侵权行为进行全面查处。2013年初，国家工商总局发出专门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工商部门调查处理涉嫌侵犯宝马股份公司相关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各地工商局随即对涉及侵犯宝马股份公司商标权的傍名牌仿冒活动进行了全面调查和处理。

（三）典型意义

该案是人民法院依法加大恶意侵权行为惩处力度的典型案例。首先，在赔偿数额的确定方面，在现有证据证明侵权人的侵权获利远远超出商标法规定的50万元法定赔偿最高限额和权利人索赔请求的情况下，考虑到侵权人属于组织化的大规模侵权、主观恶意明显、侵权时间长、范围广、获利巨大等因素，二审法院没有采取法定赔偿的方式确定损害赔偿数额，而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运用裁量权酌定赔偿数额，全额支持了权利人的诉请。其次，在加大侵权代价方面，根据本案侵权人有组织、规模化恶意侵权的实际情况，在行政机关未进行过行政处罚的情况下，本着加大惩处力度的精神，二审法院依法对侵权人采取民事制裁措施。最后，审理法院结合在案件审理中发现的其他未经处理的侵权行为，向有关部门发出司法建议，提出相应的处理方案，工商部门根据该司法建议积极行动，切实打击了恶意侵权行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该案表明了中国法院平等保护中外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决心和行动。

案例4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诉广东美的制冷设

备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美的公司生产了型号为KFR-26GW/DY-V2（E2）等四种型号的“美的分体式空调器”产品。格力公司以美的公司制造销售的上述产品侵犯其“控制空调器按照自定义曲线运行的方法”发明专利权为由，向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赔偿损失以及因调查、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二）裁判结果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KFR-26GW/DY-V2（E2）型空调器在“舒睡模式3”运行方式下的技术方案侵犯了涉案发明专利权。该被诉侵权产品所附安装说明书明确记载了“舒睡模式3”的功能，并载明该说明书适用于其余三款空调器产品，可以推知该三款空调器亦具有“舒睡模式3”。本案四款被诉侵权产品属于同一系列，仅功率不同而功能相同，符合产业惯例。美的公司虽主张该三款空调器的功能存在差别因而不构成专利侵权，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在此情况下通过现有证据可以推知该三款空调器也具有相同的“舒睡模式3”，侵犯了涉案专利权。关于赔偿数额，美的公司仅提供了型号为KFR-26GW/DY-V2（E2）空调器产品的相关数据，可以确定该型号空调器产品的利润为人民币47.7万元。美的公司在一审法院释明相关法律后果的情况下，仍拒不提供其生产销售其他型号空调器的相关数据，可以推定美的公司生产的其余三款空调器产品的利润均不少于人民币47.7万元。故综合本案全部证据确定美的公司应赔偿格力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200万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双方当事人均为国内知名家电企业，案情疑难复杂，社会影响较大。二审法院正确适用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合理适用事实推定规则和举证妨碍制度，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准确确定侵权赔偿数额，贯彻了加大司法保护力度的精神。在侵权事实认定方面，在依法认定特定型号侵权产品构成侵权的基础上，根据与专利技术特征有关的说明书的记载，结合当事人虽提出异议但未提供相反证据的具体情况，合理推定另三款产品亦构成侵权。在损害赔偿数额确定方面，积极运用举证妨碍制度。侵权人持有其他三款产品的侵权获利证据而拒不提供，二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推

定该三款产品的获利均不低于第一款产品，据此运用裁量权在专利侵权法定赔偿最高限额以上确定赔偿，加重了侵权人的侵权代价。

案例5

亚什兰许可和知识产权有限公司、北京天使专用化学技术有限公司诉北京瑞仕邦精细化工技术有限公司、苏州瑞普工业助剂有限公司、魏星光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亚什兰公司系“水包水型聚合物分散体的制造方法”发明专利的权利人，天使公司经亚什兰公司许可在中国大陆境内合法使用上述专利。该发明专利系一种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但利用该方法制造的产品并非新产品。魏星光于1996年进入天使公司工作，先后担任天使公司总经理和亚什兰中国区业务总监职务，后离职并成为瑞仕邦公司的股东和董事，在瑞普公司成立后又担任该公司董事。瑞普公司和瑞仕邦公司生产制造并销售了与涉案方法专利所生产的产品相同的完全水性聚合物浓缩液。亚什兰公司和天使公司虽通过申请法院采取证据保全措施、公证保全等多种方法调查收集涉及被告生产工艺的证据，但仍未获得能够证明被告完整生产工艺技术方案的全部证据。亚什兰公司和天使公司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瑞仕邦公司和瑞普公司生产销售的上述完全水性聚合物浓缩液构成专利侵权，魏星光构成帮助侵权，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连带赔偿经济损失和制止侵权的合理费用共计人民币2000万元；同时针对本案被告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相关联的商业秘密侵权诉讼。

（二）裁判结果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专利方法涉及的产品是一种具有特定客户群的工业用化学制剂，权利人既无法从公开市场购买，又无从进入瑞普公司车间获知该产品完整的生产工艺流程，亚什兰公司已尽合理努力穷尽其举证能力但仍难以证实被告确实使用了其专利方法。考虑到魏星光及瑞普公司主要技术人员原均系天使公司工作人员，有机会接触到涉案专利方法的完整生产流程，同时瑞普公司虽主张其生产工艺中某些物质的添加方式和含量与涉案专利技术方案不同，但在法院释明的情况下仍拒绝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被告使用专利方法生产完全水性聚合物浓缩液的可能性较大，在被告未提供进一步相

反证据的前提下，根据本案具体情况可以认定被控侵权技术方案侵犯了涉案专利权，瑞普公司和瑞仕邦公司构成专利侵权。在此基础上，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方案：瑞仕邦公司、瑞普公司和魏星光承诺不使用涉案专利方法，瑞仕邦公司和魏星光就本案被诉侵犯专利权行为支付亚什兰公司人民币1500万元补偿金，就相关联的被诉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支付亚什兰公司人民币700万元补偿金。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合理运用证据规则以事实推定的方式认定侵犯产品制造方法专利权并通过调解达成高额补偿金的典型案例。由于侵权证据的难以获得性，产品制造方法专利尤其是不属于新产品的产品制造方法专利一直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难点。本案中，审理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在权利人已尽合理努力并穷尽其举证能力，结合已知事实以及日常生产经验，能够认定同样产品经由专利方法制造的可能性较大的前提下，不再苛求专利权人提供进一步的证据，而将举证责任适当转移给被诉侵权人。同时，审理法院在被诉侵权人不能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认定其使用了专利方法。这种方法合理减轻了方法专利权利人的举证负担，对于便利方法专利权利人依法维权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审理法院出于妥善解决社会矛盾的考虑，在案件审理中聘请技术专家担任人民陪审员，确保案件事实认定质量，并在查明事实和明确是非的基础上促成当事人达成以合计支付人民币2200万元高额补偿金为条件的调解协议，切实维护了权利人的利益。

案例6

北京锐邦涌和科贸有限公司诉强生（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强生（中国）医疗器材有限公司纵向垄断协议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锐邦公司作为被告强生公司医用缝线、吻合器等医疗器械产品的经销商，与强生公司已有15年的经销合作关系。2008年1月，强生公司与锐邦公司签订《经销合同》及附件，约定锐邦公司不得以低于强生公司规定的价格销售产品。2008年3月，锐邦公司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举行的强生医用缝线销售招标中以最低报价中标。2008年7月，强生公司以锐邦公司私自降价为由取消锐邦公司在阜外医院、整形医院的经销权。2008年8月15日后，强生公司

不再接受锐邦公司医用缝线产品订单，2008年9月完全停止了缝线产品、吻合器产品的供货。2009年，强生公司不再与锐邦公司续签经销合同。原告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主张被告在经销合同中约定的限制最低转售价格条款，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纵向垄断协议，诉请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因执行该垄断协议对原告低价竞标行为进行“处罚”而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439.93万元。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相关市场是中国大陆地区的医用缝线产品市场，该市场竞争不充分，强生公司在此市场具有很强的市场势力，本案所涉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协议在本案相关市场产生了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同时并不存在明显、足够的促进竞争效果，应认定构成垄断协议。强生公司对锐邦公司所采取的取消部分医院经销资格、停止缝线产品供货行为属于反垄断法禁止的垄断行为，强生公司应赔偿上述垄断行为给锐邦公司造成的2008年缝线产品正常利润损失。据此判决强生公司赔偿锐邦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53万元。

（三）典型意义

该案是国内首例纵向垄断协议纠纷案件，也是全国首例原告终审判决胜诉的垄断纠纷案件，在我国反垄断审判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该案涉及对限制最低转售价格行为进行反垄断分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该案二审判决对限制最低转售价格行为的法律评价原则、举证责任分配、分析评价因素等问题进行了探索和尝试，其分析方法与结论对推进我国反垄断案件审判和反垄断法实施具有重要意义。该案的判决，充分体现和发挥了人民法院依法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的职能作用。

案例7

江西亿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余志宏等侵犯商业秘密罪刑事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余志宏、罗石和、肖文娟、李影红原系珠海赛纳公司员工，四人在日常工作中能够接触并掌握珠海赛纳公司的品牌区、南美区、亚太区的客户资料以及2010年的销售量、销售金额及珠海赛纳公司产品的成本价、警戒价、销售价等经营性信息，并负有保守珠海赛纳公司商业秘密的义务。2011年初，余志

宏与他人成立江西亿铂公司，生产打印机用硒鼓等耗材产品，并成立中山沃德公司及香港Aster公司、美国Aster公司、欧洲Aster公司销售江西亿铂公司产品。余志宏、罗石和、肖文娟、李影红等人将各自因工作关系掌握的珠海赛纳公司的客户采购产品情况、销售价格体系、产品成本等信息私自带入江西亿铂公司、中山沃德公司，以此制定了该两公司部分产品的美国价格体系、欧洲价格体系，并以低于珠海赛纳公司的价格向原属于珠海赛纳公司的部分客户销售相同型号的产品。经对江西亿铂公司、中山沃德公司的财务资料和出口报关单审计，两公司共向原珠海赛纳公司的11个客户销售与珠海塞纳公司相同型号的产品金额共计7659235.72美元；按照珠海赛纳公司相同型号产品的平均销售毛利润率计算，给珠海赛纳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22705737.03元（2011年5月至12月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1319749.58元；2012年1月至4月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1385987.45元）。

（二）裁判结果

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江西亿铂公司、中山沃德公司、余志宏、罗石和、肖文娟、李影红的行为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江西亿铂公司罚金人民币2140万元；判处中山沃德公司罚金人民币1420万元；判处余志宏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判处罗石和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判处李影红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判处肖文娟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全国最大一宗侵犯经营信息类商业秘密刑事犯罪案件，人民法院判处的罚金总额高达3700万元，创商业秘密犯罪案件罚金数额全国之最。这是广东省法院系统实行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模式审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成功范例，突出了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整体性和有效性，充分体现了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本案裁判无论是在罚金数额的计算还是自然人刑事责任的承担方面，都体现了严厉制裁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导向。案例8

宗连贵等28人假冒注册商标罪刑事案

（一）基本案情

2007年11月份，被告人宗连贵、黄立安共同出

资成立油脂公司，自2008年8、9月份至2011年9月4日期间，雇佣多名工人在其公司内生产假冒“金龙鱼”、“鲁花”注册商标的食用油并销售，同时将购进的非法制造的“金龙鱼”、“鲁花”注册商标标识对外销售；在明知宗连贵、黄立安生产的食用油系假冒的情况下，被告人陈金孝等仍接受雇佣，从事生产、销售，非法经营数额达人民币19249759.5元。2009年底至2011年，被告人刘志勇等人在明知宗连贵油脂公司生产的“金龙鱼”、“鲁花”食用油系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情况下，仍多次购买并销售，涉案金额达数百万元人民币。

（二）裁判结果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被告人宗连贵、黄立安等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公司，并且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应以自然人犯罪而不是单位犯罪论处。被告人宗连贵犯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数罪并罚，判处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万元；被告人黄立安犯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数罪并罚，判处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万元；被告人陈金孝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和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90万元；被告人刘志勇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97万元；其他24名被告人也分别被判处了期限不等的有期徒刑和数量不等的罚金。

（三）典型意义

该案是一起利用刑事手段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维护市场秩序和保护食品安全的典型案例。该案的犯罪数额之高、危害之深、影响之广、判处的罚金之高，在全国知识产权审判领域罕见。该案是河南法院系统实行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审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典型判例，体现了人民法院加大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力度、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精神。审理法院综合运用各种刑罚手段，不仅坚决对犯罪分子定罪判刑，而且特别重视运用财产刑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惩处力度，注重从经济上剥夺犯罪分子再犯罪的能力和条件。本案28名被告人全部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在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同时判处罚金刑，罚金总额高达人民币2704万元，有力地震慑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净化了市场环境，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

第三篇：2011最高院知识产权报告

【编者按】《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报告（2011）》全文共6万余字，现摘要刊登。报告全文将由中国法制出版社于近日出版。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报告（2011）

摘要

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全年共新收各类知识产权案件420件，比2010年增长34.19%。另有2010年旧存案件46件，2011全年共有各类在审案件466件，审结423件。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和竞争案件呈现如下特点：专利商标行政案件增长迅猛，在全部案件中所占比重增加，尤其是专利商标授权确权案件增长明显，成为去年最显著的案件特点；因法律规定比较原则需要明确法律边界，给社会公众以具体指引的新类型、疑难案件依然居高不下；专利案件数量持续上升，涉案技术的含金量越来越高，发明专利案件和涉及医药、化工、通信等高新技术领域的案件明显增多；商业标识类案件尤其是商标案件比重增多，商标权人通过诉讼维护市场利益和划定行为界限的需求日益强烈；著作权案件中涉及软件、数据库、动漫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案件比重增加，诉争保护的新类型著作权客体不断涌现；不正当竞争案件中涉及网络技术、新型商业模式的不正当竞争纠纷以及商业秘密纠纷的比重增加。与上述案件特点相适应，最高人民法院在行使知识产权审判职能方面呈现出如下特点：对专利商标行政机关授权确权行为的司法审查日渐深入，司法裁判在专利商标授权确权标准的确定和把握方面发挥的作用 日益凸显，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发挥；在严格依法行使审判权的同时，重视知识产权司法政策在新型、疑难、复杂案件法律适用中的导向作用，确保法律适用正确方向；依托和凝聚社会共识，明晰法律含义和明确法律边界，维护知识产权法律适用统一；在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同时，更加注重利益平衡，积极促进知识产权利益各方共同受益和均衡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从2011年审结的知识产权案件中精选出34件典型案件，归纳出44个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法律适用问题，形成本报告并予以发布。每年定期发布的知识产权案件报告，已经成为最高人民法院指导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重要载体和社会公众了解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发展动态的重要渠道，并日益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和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案件报告在明晰法律规则、指导审判实践、统一法律适用方面的作用和意义也越来越大。同时仍需说明，虽然本报告归纳的法律适用标准和方法具有一定普遍意义，但由于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具体案件裁判中针对新型、复杂、疑难问题形成的认识，具有较强的个案性和探索性。而且，随着对有关问题认识的深入和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相关法律适用标准和方法也可能会随之发生调整和变化。最高人民法院将根据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新期待，进一步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依法公正高效审理案件，切实有效回应社会司法需求，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努力开创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新局面。

一、专利案件审判

（一）专利民事案件审判 1．专利说明书及附图的例示性描述对权利要求解释的作用 在徐永伟与华拓公司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11）民提字第64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运用说明书及附图解释权利要求时，由于实施例只是发明的例示，不应当以说明书及附图的例示性描述限制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2.说明书对权利要求的用语无特别界定时应如何解释该用语的含义

在蓝鹰厂与罗士中侵犯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11）民提字第24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专利说明书对权利要求的用语无特别界定时，一般应根据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理解的通常含义进行解释，不能简单地将该用语的含义限缩为说明书给出的某一具体实施方式体现的内容。

3.母案申请对解释分案申请授权专利权利要求的作用 在邱则有与山东鲁班公司侵犯专利权纠纷案【（2011）民申字第130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母案申请构成分案申请的特殊的专利审查档案，在确定分案申请授权专利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时，超出母案申请公开范围的内容不能作为解释分案申请授权专利的权利要求的依据。

4.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缺少专利技术特征的情况下不构成侵权

在张镇与金自豪公司、同升祥鞋店侵犯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11）民申字第630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缺少权利要求书中记载的一个以上技术特征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被诉侵权的技术方案没有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5.先用权抗辩的审查与认定 在银涛公司与汉王公司、保赛公司侵犯专利权纠纷案【（2011）民申字第1490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先用权抗辩是否成立的关键在于被诉侵权人在专利申请日前是否已经实施专利或者为实施专利作好了技术或者物质上的必要准备；药品生产批件是药品监管的行政审批事项，是否取得药品生产批件对先用权抗辩是否成立不产生影响。

6.区别于现有设计的设计特征对外观设计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

在君豪公司与佳艺家具厂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2011）民申字第140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外观设计专利区别于现有设计的设计特征对于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更具有显著影响；在被诉侵权设计采用了涉案外观设计专利的设计特征的前提下，装饰图案的简单替换不会影响两者整体视觉效果的近似。

（二）专利行政案件审判

7.专利说明书中没有记载的技术内容对创造性判断的影响 在湘北威尔曼公司“抗β-内酰胺酶抗菌素复合物”专利无效行政案【（2011）行提字第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专利申请人在申请专利时提交的专利说明书中公开的技术内容，是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审查专利的基础；专利申请人未能在专利说明书中公开的技术方案、技术效果等，一般不得作为评价专利权是否符合法定授权确权标准的依据。

8.药品研制、生产的相关规定对药品专利授权条件的影响 在前述湘北威尔曼公司“抗β-内酰胺酶抗菌素复合物”专利无效行政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于涉及药品的发明创造而言，在其符合专利法中规定的授权条件的前提下，即可授予专 利权，无需另行考虑该药品是否符合其他法律法规中有关药品研制、生产的相关规定。

9.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是否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的判断标准

在精工爱普生株式会社“墨盒”专利无效行政案【（2010）知行字第5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应该包括原说明书及其附图和权利要求书以文字或者图形等明确表达的内容以及所属领域普通技术人员通过综合原说明书及其附图和权利要求书可以直接、明确推导出的内容；只要所推导出的内容对于所属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是显而易见的，就可认定该内容属于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与上述内容相比，如果修改后的专利申请文件未引入新的技术内容，则可认定对该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未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10．判断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是否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应当充分考虑专利申请所属技术领域的特点

在曾关生“一种既可外用又可内服的矿物类中药”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2011）知行字第54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审查专利申请人对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是否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时，应当充分考虑专利申请所属技术领域的特点，不能脱离本领域技术人员的知识水平。

11.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权利要求书的修改方式是否严格限于《专利审查指南》限定的三种方式

在先声公司“氨氯地平、厄贝沙坦复方制剂”发明专利无效行政纠纷案【（2011）知行字第17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权利要求书的修改在满足修改原则的前提 下，其修改方式一般情况下限于权利要求的删除、合并和技术方案的删除三种方式，但并未绝对排除其他修改方式。

12.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限制与专利保护范围的关系 在前述精工爱普生株式会社“墨盒”专利无效行政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还明确了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限制与专利保护范围的关系。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限制与专利保护范围之间既存在一定的联系，又具有明显差异；在无效宣告请求的审查过程中，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权人修改其权利要求书时要受原专利的保护范围的限制，不得扩大原专利的保护范围；发明专利申请人在提出实质审查请求时以及在收到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发出的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之日起3个月内进行主动修改时，只要不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在修改原权利要求书时既可以扩大也可以缩小其请求保护的范围。

13.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限制与禁止反悔原则的关系 在前述精工爱普生株式会社“墨盒”专利无效行政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还明确了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限制与禁止反悔原则的关系。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禁止反悔原则在专利授权确权程序中应予适用，但是其要受到自身适用条件的限制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原则和法律规定的限制；在专利授权程序中，相关法律已经赋予了申请人修改专利申请文件的权利，只要这种修改不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禁止反悔原则在该修改范围内应无适用余地。

14.专利无效行政诉讼程序中人民法院可否依职权主动引入公知常识

在多棱钢业集团“一种钢砂生产方法”发明专利无效行政纠 纷案【（2010）知行字第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专利无效行政诉讼程序中，法院在无效宣告请求人自主决定的对比文件结合方式的基础上，依职权主动引入公知常识以评价专利权的有效性，并未改变无效宣告请求理由，有助于避免专利无效程序的循环往复，并不违反法定程序；法院在依职权主动引入公知常识时，应当在程序上给予当事人就此发表意见的机会。

15.外观设计相近似判断中“整体观察、综合判断”的把握 在美的公司“风轮”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2011）行提字第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所谓整体观察、综合判断，是指一般消费者从整体上而不是仅依据局部的设计变化，来判断外观设计专利与对比设计的视觉效果是否具有明显区别；在判断时，一般消费者对于外观设计专利与对比设计可视部分的相同点和区别点均会予以关注，并综合考虑各相同点、区别点对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大小和程度。

16.设计要素变化所伴随的技术效果的改变对外观设计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

在前述美的公司“风轮”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仅仅具有功能性而不具有美感的产品设计，不应当通过外观设计专利权予以保护；一般消费者进行外观设计相近似判断时，主要关注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的变化，不会基于设计要素变化所伴随的技术效果的改变而对该设计要素变化施以额外的视觉关注。

二、商标案件审判

（一）商标民事案件审判

17.判断商标侵权行为应考虑相关公众混淆、误认的可能性 在齐鲁众合公司与南京太平南路营业部侵犯注册商标专用 权纠纷案【（2011）民申字第22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商标侵权原则上要以存在造成相关公众混淆、误认的可能性为基础；判断是否存在造成相关公众混淆、误认的可能性时，应该考虑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

18.独家经营和使用的具有产品和品牌混合属性的商品名称不应认定为通用名称

在佛山合记公司与珠海香记公司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纠纷案【(2011)民提字第5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由于特定的历史起源、发展过程和长期唯一的提供主体以及客观的市场格局，保持着产品和品牌混合属性的商品名称，仍具有指示商品来源的意义，不能认定为通用名称。

（二）商标行政案件审判

19.含有描述性外国文字的商标的显著性的审查判断 在佳选公司“BEST BUY及图”商标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2011)行提字第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时，应当根据诉争商标指定使用商品的相关公众的通常认识，从整体上对商标是否具有显著特征进行审查判断；如果商标标识中含有的描述性要素不影响商标整体上具有显著特征，相关公众能够以其识别商品来源的，应当认定其具有显著特征。

20.含有描述性要素的商标的显著性的审查判断

在沩山茶叶公司“沩山牌及图”商标行政纠纷案【（2011）行提字第7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含有描述性要素的商标的显著性的判定，应当根据争议商标指定使用商品的相关公众的通常认识，从整体上对商标是否具有显著特征进行判断，不能因为商标含有描述性文字就认为其整体缺乏显著性；对于使用时 间较长，已经建立一定的市场声誉，相关公众能够以其识别商品来源，并不仅仅直接表示商品特点的商标，应认为其具有显著特征。

21.类似商品认定中对产品用途的考虑

在长康公司“加加JIAJIA”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案【（2011）知行字第7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类似商品判断中考虑商品的用途时，应以其主要用途为主，如果产品的不同用途面对的是不同的消费对象，一般情况下应该以注意程度较低的消费者为准。

22.关联商品可视情纳入类似商品范围

在啄木鸟公司啄木鸟图形商标争议行政案【(2011)知行字第37号】（以下简称“）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避免来源混淆是商品类似关系判断时需坚持的基本原则，如果近似商标在具有一定关联性的商品上共存，容易使相关公众认为两商品是由同一主体提供或者其提供者之间存在特定联系，应认定两商品构成类似商品。

23.《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对类似商品认定的作用 在前述啄木鸟公司啄木鸟图形商标争议行政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还阐述了《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对认定类似商品或者服务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可以作为判断类似商品或者服务的参考，但不能机械、简单地以《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为依据或标准，而应当更多地考虑实际因素，结合个案的情况进行认定。

24.商标是否驰名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及所涉商品特点等进行综合判断

在华夏长城公司“日产及图”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案【（2011）知行字第4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商标是否驰名是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进行综合判断后得出的结论，不能孤立地看相关的证据，也不能机械地要求必须提供哪一类的证据，需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所涉及的商品特点等进行具体分析判断。

25.近似商标共存协议影响商标可注册性的审查判断 在山东良子公司“良子”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案【(2011)知行字第50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当事人之间关于近似商标的共存协议影响商标可注册性的审查判断。

26.注册商标连续3年停止使用撤销制度中商业使用和合法使用的判断标准

在李道之“卡斯特”商标撤销复审行政纠纷案【(2010)知行字第5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只要在商业活动中公开、真实地使用了注册商标，且注册商标的使用行为本身没有违反商标法律规定，则注册商标权利人已经尽到法律规定的使用义务；有关注册商标使用的其他经营活动中是否违反进口、销售等方面的法律规定，并非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所要规范和调整的问题。

27.商标驳回复审程序和商标异议复审程序之间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

在养生殿公司“六味地”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案【(2011)知行字第5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商标驳回复审程序和商标异议复审程序在启动主体和救济目的方面均不相同，不能在两个程序之间机械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剥夺引证商标权利人在异议阶段提出异议的权利。

28.商标驳回复审行政诉讼程序中应否考虑阻碍申请商标注册的事实发生的新变化 在艾德文特公司“ADVENT”商标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2011）行提字第14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商标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件中，如果引证商标在诉讼程序中因连续3年停止使用而被撤销，鉴于申请商标尚未完成注册，人民法院应根据情势变更原则，依据变化了的事实依法作出裁决。

29.商标驳回复审行政诉讼程序中应否考虑证明申请商标使用情况的新证据

在前述佳选公司“BEST BUY及图”商标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商标驳回复审行政诉讼中，对于当事人提交的关于申请商标使用情况的新证据应当予以考虑。

30.商标行政诉讼程序中对当事人提交的新证据的处理及类似商品的认定

在吴树填“富士寶FUSHIBAO及图”商标行政纠纷案【（2011）知行字第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在行政诉讼程序中提交的新证据并非一概不予采纳；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形，考虑新证据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影响及行政诉讼的救济价值，判令商标评审委员会在综合原有证据及新证据的基础上重新作出裁定。

三、著作权案件审判

31.本身并不表达某种思想的答题卡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在陈建与万普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2011）民申字第112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身并不表达某种思想的答题卡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四、竞争案件审判

32．构成国家秘密的商业秘密的秘密性认定 在高辛茂与一得阁公司、传人公司侵犯商业秘密纠纷案【（2011）民监字第414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国家秘密中的信息由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是处于尚未公开或者依照有关规定不应当公开的内容；属于国家秘密的信息在解密前，应当认定为该信息不为公众所知悉。

33.作为商业秘密的整体信息是否为公众所知悉的认定 在前述高辛茂与一得阁公司、传人公司侵犯商业秘密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能够带来竞争优势的技术信息或经营信息是一种整体信息的情况下，不能将其各个部分与整体割裂开来，简单地以部分信息被公开就认为该整体信息已为公众所知悉。

34.单纯的竞业限制约定能否构成作为商业秘密保护条件的保密措施

在富日公司与黄子瑜、萨菲亚公司侵犯商业秘密纠纷案【（2011）民申字第12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规定的保密措施应当表明权利人保密的主观愿望，明确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的信息的范围，使义务人能够知悉权利人的保密愿望及保密客体，并在正常情况下足以防止涉密信息泄漏；单纯的竞业限制约定，如果没有明确用人单位保密的主观愿望和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的信息的范围，不能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规定的保密措施。

35.商业秘密侵权认定中对不正当手段的事实推定 在前述高辛茂与一得阁公司、传人公司侵犯商业秘密纠纷案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当事人基于其工作职责完全具备掌握商业秘密信息的可能和条件，为他人生产与该商业秘密信息有关的产品，且不能举证证明该产品系独立研发，根据案件具体情况 及日常生活经验，可以推定该当事人非法披露了其掌握的商业秘密。

36.具有描述性的商品名称构成知名商品特有名称的条件 在御生堂公司与康士源公司等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纠纷案【（2011）民提字第60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对于本身具有描述商品功能和用途的商品名称，需要有证据证明其通过使用获得了区别商品来源的第二含义，才能构成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

五、知识产权合同案件审判

37.技术合同所涉的产品或者服务需要行政审批和许可对技术合同效力的影响

在康力元公司等与奇力制药公司技术转让合同纠纷案【（2011）民提字第307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技术合同纠纷案件中，当技术合同涉及的产品或服务依法须经行政部门审批或者行政许可，未经审批或者许可的，不影响当事人订立的相关技术合同的效力。

38.特许经营合同的定性与判断

在付玉平、李秀荣与谢金莲、曹火珠、名嘴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2011）民申字第126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判断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是否属于特许经营合同，不应单纯以合同的名称是否包含“特许经营”等关键词加以判断，而应根据合同内容是否符合特许经营的内涵与法律特征来进行综合判断。

六、关于知识产权侵权责任承担

39.专利临时保护期内制造、销售、进口的被诉专利侵权产品的后续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行为的民事责任

在斯瑞曼公司与坑梓自来水公司、康泰蓝公司侵犯发明专利 权纠纷案【（2011）民提字第25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专利临时保护期内制造、销售、进口被诉专利侵权产品不为专利法禁止的情况下，后续的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该产品的行为，专利权人无权禁止；在销售者、使用者提供了合法来源的情况下，销售者、使用者不应承担支付适当费用的责任。

七、关于知识产权诉讼证据与程序 40.确认不侵犯知识产权之诉的受理条件

在北京天堂公司与南京烽火公司确认不侵犯著作权纠纷管辖权异议案【（2011）民提字第4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外的其他确认不侵犯知识产权之诉是否具备法定条件，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审查；人民法院受理当事人提起的确认不侵权之诉，应以利害关系人受到警告，而权利人未在合理期限内依法启动纠纷解决程序为前提。

41.被诉侵权产品的出口装船交货地可否认定为侵权行为地

在凯赛材料公司与瀚霖技术公司等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管辖权异议案【（2011）民申字第104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通过FOB和CIF价格条件出口销售被诉依照本案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该产品的装船交货地属于销售行为实施地。

42.对原审诉讼期间仍在持续的侵权行为的处理

在前述徐永伟与华拓公司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还明确了对原审诉讼期间仍在持续的侵权行为的处理。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当事人以侵权行为在原审诉讼期间仍在持续为由提出增加损害赔偿数额，属于对一审诉讼请求的增加，原告可就该行为另行起诉；原告为调查此期间的侵权行为而支出的费 用，不在本案处理之列。

43.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诉讼程序中是否有权申请鉴定

在瓦房店市玉米原种场与赵劲霖、奥瑞金公司等植物新品种权权属纠纷案【（2011）民申字第10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案件需要，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申请委托对植物新品种的同一性进行司法鉴定。

44.鉴定材料取样时未通知当事人到场是否构成鉴定程序违法

在前述瓦房店市玉米原种场与赵劲霖、奥瑞金公司等植物新品种权权属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不能基于鉴定检材取样时没有通知当事人到场而当然认定鉴定程序违法。

第四篇：最高院银行案例

中国农业银行甘肃白银市分行营业部与中国工商银行 重庆市分行渝中支行两路口分理处等票据纠纷上诉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0）经终字第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农业银行白银市分行营业部，住所地：甘肃省白银市纺织路173号。

负责人：宋秉昌，该营业部主任。

委托代理人：冯培，北京市广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佩玲，北京市广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渝中支行两路口分理处，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中山路169号。

负责人：张应能，该分理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曹涌涛，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干部。

委托代理人：刘守豹，北京市华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创意有色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北路11号。

法定代表人：王嘉，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魏庆渝，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二轻工业供销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重庆村1号。

法定代表人：顾永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袁小彬，重庆中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勇，重庆中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白银市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农行白银营业部）为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渝中支行两路口分理处（以下简称工行两路口分理

处）、重庆创意有色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意公司）、重庆市二轻工业供销总公司（以下简称二轻公司）票据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1999）甘经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1998年9月11日，农行白银营业部签发了两张银行承兑汇票，票号分别为VIV04264358、VIV04264359，出票人均为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以下简称白银有色公司），收款人均为重庆市有色金属总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有色公司），票面金额均为500万元，汇票到期日均为1999年3月11日，其它各项必要记载事项齐全。农行白银营业部在汇票上加盖钢印予以承兑。重庆有色公司取得上述两张汇票后背书转让给创意公司。创意公司于1998年9月10日与二轻公司签订了一份购销镀锌板1761T合同，为支付货款将上述汇票又背书转让给了二轻公司。同年9月15日，二轻公司向工行两路口分理处申请贴现。工行两路口分理处经审查两张汇票以及二轻公司提供的贴现申请书、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及增值税发票复印件等文件后，于同月17日为二轻公司办理了贴现手续，支付了贴现款，并由此取得了汇票。1998年12月24日，农行白银营业部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创意公司与二轻公司之间无真实的商品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工行两路口分理处违法违规贴现为由，请求判定创意公司、二轻公司、工行两路口分理处不享有票据权利，并解除承兑人的付款责任。

另查明：创意公司与二轻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未实际履行，二轻公司在扣除了违约金和查验费后，已将9562000元退给了创意公司。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所涉两张银行承兑汇票形式完备，各项应记载事项齐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应为有效票据。创意公司虽与二轻公司签订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但实际并未履行。这两方当事人在本案中仅仅是两张汇票的关系人，而不是两张汇票的现实持票人，故创意公司与二轻公司均已丧失了该案所涉汇票的票据权利。因为票据是无因证券、文义证券，票据关系一经成立，即与票据取得的原因关系相脱离。农行白银营业部不得以与工

行两路口分理处的前手二轻公司及其他前手之间的背书转让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工行两路口分理处。且农行白银营业部无证据证明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取得本案所涉汇票时知道其他前手之间存在着抗辩事由的事实。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在办理贴现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的有关规定审查了贴现申请人提供的相关手续，并支付了对价。因此，农行白银营业部关于创意公司、二轻公司、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对本案所涉两张汇票不享有票据权利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农行白银营业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010元，由农行白银营业部负担。

农行白银营业部不服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创意公司、二轻公司系恶意串通取得票据，其目的是为了套取银行资金。创意公司是由本案所涉汇票的收款人重庆有色公司的期货部组建而成，两者实际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因而，创意公司应对重庆有色公司取得票据后未向白银有色公司履行合同也未给付对价的情形有所了解。创意公司在向其开户银行光大银行申请贴现遭到拒绝后，由光大银行的刘松介绍找到二轻公司向工商银行申请贴现。二轻公司为此伪造了虚假增值税发票，即将该公司在1998年9月自用的增值税发票（票号自00016777～00016786）空白复印后填写再复印以交给工行两路口分理处作为贴现证明。这一违法行为已经被重庆市国家税务局查证并作了处罚。此外，一审认定二轻公司收取的11万元是违约金与事实不符。如果说在二轻公司与创意公司的合同关系中有一方违约，那么违约方应是二轻公司，因为创意公司已经按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该11万元实际就是二轻公司与创意公司恶意串通取得的非法收入；工行两路口分理处违法违规贴现，依法不应享有票据权利。两路口分理处在办理贴现时，没有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会计核算手续》第二部分第三条和《支付结算办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要求二轻公司提供商品发运单据复印件进行审查。而二轻公司提交的增值税发票的次联是购货方创意公司的“抵扣联”，而非正常商品交易中应由售货方保存的“存根联”；工行两路口分理处为二轻公司违规办理贴现后即向二轻公司开出了两张银行本票，收款人均为创意公司，这显然是套取银行资金的行为。这一行为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和《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

管理暂行办法》等法规关于“票据贴现系贷款人以购买借款人未到期商业票据的方式发放的贷款，借款人不得用贷款在有价证券、期货等方面从事投机经营。贴现人选择贴现票据应当遵循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的原则，贴现资金投向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的规定。由此，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属于重大过失取得票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不应享有票据权利。本案所涉汇票中，有一张汇票的背书日期是1998年8月31日，与实际背书日期不符，而另一张汇票未记载背书日期，且在二轻公司背书处存在涂销问题，这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有关规定；工行两路口分理处于1999年3月5日向农行白银营业部主张票据权利时，只在粘单的第一背书人签章处盖了结算专用章，并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票据粘接处签章，而是由二轻公司签章。按照票据文义性的规定，粘单并未发生法律效力。农行白银营业部有理由认为工行两路口分理处至今并未向付款人主张票据权利。由此，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等方面均存在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确认创意公司、二轻公司、工行两路口分理处不享有本案所涉两张银行承兑汇票的票据权利。

工行两路口分理处答辩称：根据票据的无因性原则，持票人工行两路口分理处的前手二轻公司与创意公司之间的商品交易关系是否真实合法，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主观故意，均不影响持票人票据权利的合法有效。作为贴现行，工行两路口分理处仅应对交易的真实性作形式审查，只需审查合同的复印件。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在办理贴现手续时对二轻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和增值税发票的复印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了审查，已经切实履行了法定的审查义务，不存在重大过失。关于票据粘单的签章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票据权利”。根据这一规定，即使本案所涉票据粘接处的签章有瑕疵，也不能成为持票人丧失票据权利的理由。本案所涉汇票合法有效，背书连续，两路口分理处在办理本案所涉汇票的贴现业务时遵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等有关规定，并无恶意或重大过失，在支付对价的情况下取得票据，依法应当享有票据权利。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依法予以维持。

创意公司答辩称：创意公司从重庆有色公司处取得本案所涉两张汇票是代收代付资金的善意行为，其向二轻公司转让票据也是以真实的商品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为前提的。1998年9月10日，创意公司因业务需要与二轻公司签订了编号为980910的镀锌板购销合同，为及时支付货款，创意公司将本案所涉两张汇票背书转让给了二轻公司。后因市场行情发生变化，创意公司提出退货。经双方协商，在二轻公司已经将汇票贴现的情况下，创意公司自愿承担贴现利息310635元、贴现手续费10000元，违约金117365元，二轻公司在扣除相关款项后将贴现余款9562000元退回创意公司。由此，创意公司与二轻公司之间的商品交易虽未最终实现，但双方之间的票据关系是基于真实的商品交易产生的。农行白银营业部有关二轻公司与创意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商品交易的主张是一种主观臆断；重庆有色公司向创意公司转让汇票以及创意公司向二轻公司转让汇票时，原本均未在票据上填写背书转让日期。现有票据上的背书转让日期是应贴现银行的要求为规范手续而补记的。在补记时，由于是补记日期，在其中一张汇票上出现了错填背书日期的瑕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及相关规定，“票据背书转让时未记载日期的，视为在票据到期日前签章”。故本案票据的背书日期记载问题并未违反有关规定。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予以维持。

二轻公司答辩称：二轻公司系合法取得票据权利。创意公司与其前手重庆有色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与二轻公司无关，二轻公司是基于与前手创意公司在1998年9月10日签订的镀锌板购销合同取得本案所涉两张汇票的。在收取作为预付款的汇票时，二轻公司只负有审查汇票是否真实、背书是否连续的义务，没有必要去了解也无法知道创意公司究竟是以何种方式取得汇票；在二轻公司于1998年9月15日申请贴现时，工行两路口分理处按规定审查了二轻公司提交的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复印件，因二轻公司与创意公司是同城单位，而约定的交货期尚未届至，且合同约定为买方提货，故未能提供商品发运单据。至于发票单价与合同约定的单价存在800元价差的问题，是因为增值税发票上的商品单价4914元是不含税的价格，如乘以1.17（即增加17％的增值税）则与合同约定单价5750元相符。1998年9月17日，在二轻公司将汇票贴现后，创意公司单方提出解除合同，要求退回汇票

并表示愿意承担中途退货的违约责任。经双方协商后，二轻公司在扣除违约金、汇票查验费后将贴现余款退给了创意公司。这一行为符合我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农行白银营业部所谓“镀锌板商品交易是假、二轻公司与创意公司恶意套取银行资金是真”的说法显系主观猜测；票据的无因性、文义性决定了票据关系一经成立，即与取得票据的基础关系相脱离，创意公司、二轻公司只是本案所涉汇票的关系人，取得汇票是否合法对工行两路口分理处是否享有票据权利不产生影响。农行白银营业部作为票据债务人以自己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来对抗持票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二轻公司在将汇票合法转让给工行两路口分理处之后，已经不是汇票的持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的规定，理当不享有票据权利，故而不应被列为本案的一审被告。农行白银营业部对二轻公司的起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予以维持。

本院还查明：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在办理贴现手续时，曾于1998年9月12日就汇票真实性问题向农行白银营业部进行查询，在农行白银营业部证明该两张汇票真实、确系该行承兑的情况下，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向二轻公司办理了相关的贴现手续并由此通过背书转让的方式取得了汇票。但由于失误，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将其印章误盖在本案所涉两张汇票的背书人一栏内，后涂销，由二轻公司在背书人一栏签章，并在被背书人一栏内记载“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字样。在本案所涉两张汇票的粘单上，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均在背书人一栏内加盖结算专用章，但未在粘单与汇票的骑缝线上盖章；在汇票与粘单的骑缝线上签章的单位是二轻公司。

本院认为：本案所涉两张银行承兑汇票，形式完备，各项必要记载事项齐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二条及相关规定，应认定为有效票据。对此，本案各方当事人也均无异议。

票据的无因性决定票据关系一经产生即与基础关系相分离。重庆有色公司与创意公司之间、创意公司与二轻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有效的买卖关系，属于票据基础关系的范畴。持票人（即本案的贴现人）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只需证明其所持有的两张

汇票的必要记载事项齐全、其取得汇票的票据关系合法成立，没有义务对其前手取得票据的基础关系是否合法有效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二审查证事实证明，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已经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九条、《支付结算办法》第九十三条有关“持票人申请贴现时，须提交贴现申请书、经其背书的未到期商业汇票、持票人与出票人或其前手之间的增值税发票和商品交易合同复印件”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查义务，并且曾就汇票真实性问题向农行白银营业部进行过查询，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方办理相关的贴现手续。由此，持票人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在取得票据时履行了必要的审查义务，并不存在重大过失的情形，且支付了对价。农行白银营业部关于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取得本案所涉汇票时未履行必要的审查义务、属于重大过失取得票据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汇票属于要式证券，必须根据法律规定的相关记载事项来确定票据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背书未记载日期的，视为在汇票到期日前背书”。由此可见，背书日期属于相对必要记载事项，而非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在背书人背书转让汇票的过程中，绝对必要记载事项的欠缺，会导致被背书人丧失票据权利。而欠缺相对必要记载事项，则可根据法律规定来加以确定。因此，本案所涉汇票上是否记载背书日期抑或背书日期与实际转让票据的日期是否一致，均不影响背书转让的效力。粘单是票据背书用纸的延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有关“粘单上的第一记载人应当在汇票和粘单的粘接处签章”的规定，为防止票据与粘单相分离或被伪造等情形的出现，如果粘单的第一记载人未在粘单的骑缝线上签章，即应确认粘单不生票据上的效力。在本案所涉两张汇票的粘单上，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均在背书人一栏签章，但在骑缝线上签章的主体却是二轻公司，故应认定本案所涉汇票的粘单不生粘单效力。审查本案所涉两张汇票的背书情况，由于涂销系票据当事人故意所为，并不影响背书的连续，可以根据票据所记载的事项确定本案所涉汇票的最后持票人是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农

行白银营业部以本案所涉汇票的有关记载事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有关规定作为拒绝承担付款责任的抗辩事由之一，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在本案所涉两张汇票的票据关系中，创意公司经收款人重庆有色公司背书转让后取得票据，之后又背书转让给二轻公司，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在办理相关贴现手续后以背书转让的方式取得票据。因而，工行两路口分理处是本案所涉两张汇票的最终持票人，即票据权利人。创意公司、二轻公司在将票据背书转让给其后手之后，已不再是本案所涉汇票的持票人。农行白银营业部以创意公司、二轻公司作为一审的共同被告提起诉讼，请求判定其不享有票据权利，显然不当，应予驳回。而工行两路口分理处通过办理贴现手续、以背书转让的方式取得票据，并支付了对价，且不存在重大过失的情形，理应享有票据权利。农行白银营业部应当承担到期付款义务，其拒付并提起诉讼不当，对其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010元由中国农业银行白银市分行营业部承担。

审判长：李天顺

审判员：于松波

代理审判员：贾纬

书记员：李国慧

第五篇：最高院 知识产权日发布词

 各位记者，大家上午好！非常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

[10:01:07]  [王玲]：

再过两天就是第十七个“世界知识产权日”了，每年我们在“知识产权日”跨度一周的时间都会进行知识产权方面的集中宣传，从今天开始我们也将启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宣传周活动。今年宣传周活动既有常规内容的发布，也有针对新形势下和新要求的新举措，主要包括三个大的方面内容：一是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将向大家发布一系列的比较关心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新进程。二是4月25日将发布《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报告（2016）》。三是4月27日将在中国法院博物馆举行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成就展的开幕仪式。同时欢迎大家到时候参观整个成就展的内容，届时我们也会邀请各位媒体朋友进行报道。

[10:04:45]  [王玲]：

我们今天发布会分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请最高人民法院陶凯元副院长向大家介绍全国法院2016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整体情况以及2017年的工作设想。下面我们就欢迎陶院长给大家作发布。

[10:07:15]  [陶凯元]：

各位新闻媒体界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与大家在一年一度的媒体见面会上再次相聚。

[10:08:06]  [陶凯元]：

阳春三月，万象更新。上个月举世瞩目的全国两会刚刚胜利闭幕，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依靠创新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优化，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已经进入关键时期。正当此时，我们迎来了第17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其主题就是“创新改变生活”，创新势必成为今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最热词汇。为了办好今年的宣传周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制订了详细的活动实施方案，这次的宣传周活动除了往年常规的发布报告、白皮书、公布典型案例以外，还有两个创新亮点值得大家关注。一是，将首次举办“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成果展”，此展将融合创意、技术和实物，全方位向大家展示30年来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所走过的路程和所取得的成就，最高人民法院主要领导将出席开幕式，各中央有关部门领导、部分驻华使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部分世界500强企业代表将应邀出席。欢迎各位媒体界的朋友届时前往中国法院博物馆见证这一盛典。二是，将首次发布《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针对专门审判领域制定发布的保护纲要，是最高人民法院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是加强产权保护和将经济发展新理念融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中的集中体现，是运用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指导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实践的重要成果。制定纲要的目的，旨在通过五年的努力，力争使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更加完善，司法保护能力更大提升，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更加突出，同时为国际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提供更多的 “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10:08:51]  [陶凯元]：

借此机会，我向各位简要介绍去年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总体情况。

[10:09:35]  [陶凯元]：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亮点纷呈。案件审判公正高效，司法改革继续深化，调查研究深入推进，队伍素质不断提高，司法公开和对外交流成效显著。

[10:09:53]  [陶凯元]：

第一、充分发挥司法主导作用，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利益

[10:10:08]  [陶凯元]：

人民法院通过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大量知识产权案件，制止和打击各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切实维护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营造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乔丹”商标系列案件，彰显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立场和决心。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在案件审理中探索适用惩罚性赔偿，着力解决赔偿数额低、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问题。

[10:10:25]  [陶凯元]：

2016年，人民法院共新收一审、二审、申请再审等各类知识产权案件177705件，审结171708件，比2015年分别上升19.07%和20.86%。各类案件收结案数字在即将发布的白皮书中均有详细刊载。

[10:10:47]  [陶凯元]：

2016年7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暨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推进会上，最高人民法院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司法主导、严格保护、分类施策、比例协调”的知识产权司法政策。上述司法政策是人民法院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变化、新特征和新态势所提出的新理念，是本着实现司法公正和司法为民的目标提出的，符合知识产权司法的本质特征和属性，回应了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延续和发展了此前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上述司法政策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基本政策，这一政策的提出，标志着人民法院对于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规律、理念和导向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新的高度，对于司法政策的运用更为成熟和自觉。经过大半年实践和应用，上述司法政策得到各级人民法院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支持。

[10:12:59]  [陶凯元]：

第二、积极深化知识产权司法改革，全力保障司法公正

[10:13:21]  [陶凯元]：

一是切实抓好知识产权法院建设，总结知识产权法院工作形成的经验，查找存在的问题，巩固知识产权法院工作已有成绩。三年来，在最高人法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三家知识产权法院的人员、机构、硬件建设第一阶段任务基本完成，审判工作卓有成效，形成院、庭长办案常态化机制，探索审委会参加案件审理的方式，审判权运行机制更加合理，案件审理效率明显提高，审判效果赢得社会赞誉，实现了良好开局。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积极推进案例指导研究基地建设工作，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积极服务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大力加强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研究，树立了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的新形象。与此同时，深入调查研究知识产权法院建设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积极推进“知识产权法院建立重大问题研究”课题项目的调研工作，目前大多数子课题承担单位已按照研究计划完成调研并上报了研究报告。同时，借助课题项目的调研，继续深入研究论证知识产权案件上诉机制，积极为2017年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知识产权法院工作做好准备。

[10:14:33]  [陶凯元]：

二是继续优化知识产权专门审判机构设置。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京津冀技术类案件跨区域管辖工作领导小组”，积极开展调研，统筹协调京津冀技术类案件跨区域管辖工作。为彰显知识产权法庭的示范作用，拟定在南京、苏州、武汉、成都等地设立知识产权专门审判机构及其管辖案件的具体方案，跨区域集中管辖知识产权案件。2017年年初，上述四个机构相继挂牌，受理案件。

[10:15:40]  [陶凯元]：

三是健全完善技术调查官制度。研究起草了《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选任工作指导意见（试行）》。目前，此意见正在进一步修改完善中。

[10:16:09]  [陶凯元]：

四是积极稳妥推进“三合一”改革工作。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5日向全国法院印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全国法院推进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审判“三合一”工作的意见》。目前，已经有十几家高级法院上报了实施方案，“三合一”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中央政法委协调下与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就知识产权刑事司法实施方案进行积极沟通，以期尽快会签相关文件，全面推进“三合一”工作，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整体效能。

[10:16:50]  [陶凯元]：

第三，深入开展知识产权调研指导，促进裁判标准统一

[10:17:06]  [陶凯元]： 一是努力做好司法解释工作。2016年3月21日，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细化和统一专利审判标准，及时回应科技创新对专利审判的新期待。起草完成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规范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的审理，统一法律适用，该规定已经于2017年1月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纠纷诉前行为保全申请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在讨论制定中。

[10:17:55]  [陶凯元]：

二是司法调研工作成果显著。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中心承担了“商业模式等新形态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办法”课题的调研工作，积极开展审理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调研工作。2016年8月至9月，配合全国工商联分赴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四川、安徽等地对民营企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进行调研，使全国工商联充分了解目前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现状。此外，还积极参与“标题党”整治工作，为净化网络环境提供法律支持。

[10:18:52]  [陶凯元]：

三是知识产权司法政策内容进一步体系化。起草完成了《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明确了未来五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发展的目标、原则、任务、措施，规划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发展路线和蓝图。该纲要将于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予以发布。

[10:19:23]  [陶凯元]：

四是审判指导工作方式进一步优化。指导“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例指导研究（北京）基地”、“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交流（上海）基地”和“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市场价值研究（广东）基地”的建设，加快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案例指导制度。精挑细选了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诉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等十个案例，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16批指导性案例。该批案例已经于2017年3月6日发布。

[10:20:20]  [陶凯元]：

五是积极参与知识产权立法修改工作。先后参与了民法典、专利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种子法、商标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编纂修改工作。

[10:21:09]  [陶凯元]：

第四、全面推进知识产权司法公开，着力树立司法公信

[10:21:29]  [陶凯元]： 2016年，人民法院充分利用“4.26”宣传平台，促进知识产权司法公开和宣传工作的常态化。最高人民法院除做好“知产司法保护浙江行”和发布白皮书、十大案件和五十件典型案例、报告等固定项目外，还突出重点、积极创新，开展了一系列富有创意的宣传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充分展示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新成就。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年“4.26”期间，对“乔丹”商标争议系列行政纠纷案利用全媒体直播庭审过程，覆盖人群近1亿人次，传播效果良好。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非诚勿扰”商标侵权纠纷案等都在广东法院网进行了庭审视频直播，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与知产宝司法数据研究中心合作，大力推进司法大数据的深度分析和全面公开，积极接受社会公众监督。此外，还派员参与了首届中美法治对话、中欧知识产权对话、自由贸易区知识产权章节谈判等对外交流活动。利用“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交流（上海）基地”资源，筹划出版《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报告（中英文版）》，扩大对外交流影响范围。

[10:23:16]  [陶凯元]：

2017年是全面贯彻“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之年，也是知识产权司法体制改革决战之年。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继续深入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按照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按照《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2016-2020）制定的目标，深化知识产权司法改革，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为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10:24:17]  [陶凯元]：

为此，2017年人民法院将重点推进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10:24:33]  [陶凯元]：

一是继续将执法办案作为第一要务，公正高效地审理好各类知识产权案件。通过公正高效的案件裁判，充分实现知识产权价值，积极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法治环境、市场环境和文化环境。

[10:24:51]  [陶凯元]：

二是继续推进知识产权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审判资源配置。认真落实中央深改组有关工作部署，切实抓好知识产权法院建设，全面推进“三合一”工作，推进南京、苏州、武汉、成都知识产权专门审判机构跨区域管辖工作。

[10:25:22]  [陶凯元]：

三是继续加强审判指导和调查研究，维护知识产权司法统一。继续做好知识产权行为诉前保全、商标侵权、专利授权确权、技术调查官以及著作权侵权等相关司法解释工作。进一步做好商业模式、自贸区知识产权保护、新闻类作品侵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等相关问题的调研。

[10:25:58]  [陶凯元]：

长期以来，广大新闻媒体界的朋友们关心知识产权司法、宣传知识产权司法，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此，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对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也期待各位给予我们工作更多的关注更大的鞭策。谢谢大家！

[10:26:23]  [王玲]：

下面请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宋晓明庭长发布《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2016-2020）》、《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白皮书》，另外就2016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10大案件和50个典型案例给大家进行介绍，下面请宋庭长介绍。

[10:30:22]  [宋晓明]：

各位记者，大家上午好！最高人民法院自2009年首次发布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报告；自2009年开始评选和向社会公布上一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10大案件和50个典型案例；自2010年开始向社会公布上一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即白皮书。在世界知识产权日宣传周期间，发布报告、白皮书和典型案例，已成为我们的常规活动内容，并广受社会各界关注。针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今年我们又制定了《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2016-2020）》，今天向社会发布。这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一项重大举措。另外，4月27日上午，我们还将在中国法院博物馆举办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成就展开幕式，集中展示三十多年来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取得的部分成就，欢迎媒体朋友们前去参观。

[10:31:24]  [宋晓明]：

下面我向大家通报有关情况：

[10:32:06]  [宋晓明]：

一、关于《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2016-2020）》的有关情况

[10:32:21]  [宋晓明]：

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制度起步于改革开放，1985年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宗专利纠纷案件，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知识产权审判庭，到今天经过了30年的发展，在这30余年时间里，我们不断追赶西方发达国家近300年走过的路，我们走出了一条融合与创新、自主发展与自我完善的“中国道路”。1985年至2016年，人民法院受理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792851件，审结766101件。知识产权行政案件从2002年开始单列统计，至2016年，人民法院受理知识产权行政一审案件44401件，审结39113件。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从1998年开始单列统计，至2016年，人民法院受理知识产权刑事一审案件77116件，审结76174件。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涵盖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所规定的各类知识产权以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在中华老字号、中医药、中国民间文学艺术、中文字库等方面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令古老的中华文明生机盎然。

[10:33:38]  [宋晓明]：

（一）关于纲要的制定背景。大家知道，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事关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事关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繁荣，事关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受到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经济发展新理念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全球迎来了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发达国家纷纷将知识产权作为抢占全球经济、科技制高点的有力武器，在国际贸易中实行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知识产权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面对新的国内和国际形势，按照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树立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的理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等决策部署，结合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实际，我们制定了《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2016-2020）》。力争通过五年的努力，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更加完善，司法保护能力更大提升，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更加突出，为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有效司法服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建设知识产权强国、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10:36:38]  [宋晓明]：

（二）纲要的主要内容。纲要明确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和重点措施。其中基本原则包括：服务大局、改革创新、司法主导、平等保护、严格保护、分类施策、比例协调、开放发展等8个原则。主要目标包括建立协调开放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政策体系、明确统一的裁判标准规则体系、均衡发展的知识产权法院体系、布局合理的案件管辖制度体系、符合知识产权案件特点的证据规则体系、科学合理的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以及建设高素质的知识产权法官队伍、建立知识产权国际司法交流合作长效机制。纲要在总结、归纳和提炼30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国道路”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首次系统地、创新性地提出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发展要达到的8个目标，力争创造更多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其中，建立协调开放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政策体系、均衡发展的知识产权法院体系、科学合理的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等均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围绕实现上述八大目标，我们提出了15项重点措施。

[10:39:53]  [宋晓明]：

二、关于2016年中国法院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有关情况

[10:40:13]  [宋晓明]：

刚才陶凯元副院长已在讲话中就2016年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整体情况做了介绍，在此我不再重复。关于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报告，我们将在4月25日向社会发布摘要，届时欢迎各位记者报道。

[10:40:28]  [宋晓明]：

下面，我结合《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16年）》（白皮书）、中国法院知识产权保护10大案件和50件典型案例，简要介绍一下2016年全国法院知识产权案件的基本特点：

[10:40:50]  [宋晓明]：

(一)案件总体数量持续增长。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案件数量增长非常明显。2016年，人民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一审案件152072件，比2015年上升16.80%。其中，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增幅明显，达到24.82%。在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中，著作权案件为86989件，同比上升30.44%。从案件分布来看，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五省市收案数量持续在高位运行，新收各类知识产权案件数占全国总数的70.37%。在中西部地区，如重庆把创新作为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以重大项目为载体，推动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的进一步深化，全市三级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案件同比上升57.85%。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如贵州省随着工业强省、城镇化带动战略的推进，案件数量增长亦非常迅猛，与去年同比上升了58.20%。

[10:43:06]  [宋晓明]：

（二）案件审理难度日益增大。涉及尖端、前沿技术的疑难复杂案件、涉及市场占有率和知名品牌保护的商标纠纷案件、涉及信息网络传播的著作权纠纷和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竞争纠纷不断增多，审理难度加大。人民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纠纷反映了科技经济文化领域的新动向，很多知识产权案件由于涉及复杂技术事实认定、巨额利益分配、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与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平衡等问题，对人民法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最高人民法院审结的“热稳定的葡糖淀粉酶”生物序列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结的国际著名制药企业所有的涉及马库什权利要求的化学医药领域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审结的“乔丹”系列商标行政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的“非诚勿扰”商标侵权案、浙江省高级人民院审结的“大头儿子”著作权侵权纠纷案等。这些案件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10:45:00]  [宋晓明]：

（三）诚信诉讼和经营环境不断改善。通过案件的审理，依法惩处不诚信诉讼行为，引导当事人诚信诉讼，保护诚信经营。对提供伪证、虚假陈述、故意逾期举证、毁损证据、妨碍证人作证、滥用管辖权异议、滥用诉权等不诚信诉讼行为，依法给予程序制裁，或者在实体裁判上不支持其主张，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引导当事人树立诚信诉讼和诚信经营理念。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青岛科尼乐机械公司专利侵权案中，对拒不履行法院生效保全裁定的当事人处以五十万元的罚款。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TKD”商标行政案中，对当事人虚假陈述的行为，处以一万元的罚款。上述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10:46:28]  [宋晓明]：

（四）司法保护力度不断增强。人民法院以充分实现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为导向，通过积极合理适用知识产权临时措施、科学计算损害赔偿数额等，提高知识产权司法救济的及时性、便利性和有效性。人民法院主动作为，在立法框架内，用足用好司法措施，依法加大对经济增长具有重大突破性带动作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的保护力度，使赔偿数额与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相契合，同时充分考虑维权成本，判决侵权人支付律师费等诉讼合理支出，对于恶意、重复侵权等严重侵权行为，加大赔偿力度，起到足以制止和惩戒侵权行为的作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审理“紫玉”商标侵权上诉案和书生公司系列侵犯著作权上诉案中，对于判赔数额过低、保护力度不足的原审判决，坚决改判全额支持权利人的索赔请求。在十大案件的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美容器”外观设计专利侵权案中，一、二审法院全额支持了松下株式会社主张的300万元赔偿请求。上述裁判切实回应了社会关切，凸显司法保护对于充分实现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的积极作用。

[10:48:46]  [宋晓明]：

各位记者，最高人民法院通过连续多年发布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白皮书、报告和典型案例，充分展示了人民法院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坚定决心，弘扬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保护创新的社会风尚。这项活动既有利于促进司法公开和社会公众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的了解和监督，也有助于社会公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提升以及诚信守法的知识产权法治文化的塑造。

[10:49:30]  [宋晓明]： 谢谢大家！

[10:49:45]  [王玲]：

各位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我们可以做一个交流。

[10:52:31] 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

刚才宋庭长介绍了这个《纲要》确立了未来五年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方面的八个主要目标，请问确立这些目标的依据是什么？

[10:58:59]  [宋晓明]： 谢谢，这个问题提的很好。

[10:59:14]  [宋晓明]：

我们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里确定了8个目标，这8个目标主要是从问题导向到目标导向的角度进行规定的，也就是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是我们制定这个《纲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始终按照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要求，始终紧紧抓住问题导向这样一个导向目标。

[10:59:35]  [宋晓明]：

大家知道，立法机关近年来正在推动新一轮的修法工作，2013年商标法作了重新的修订，著作权法是2010年出台的，专利法是2008年出台的，新一轮的修法也是针对我们目前在知识产权保护当中存在的问题展开的。

[10:59:47]  [宋晓明]：

社会上对知识产权保护有一些反映，这些反映比较集中地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着举证难、周期长、赔偿低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发生固然是多方面的，既有立法上的，也有体制机制上的，既有行政的，也有司法方面的问题，既有法制环境方面的问题，也有当事人在案件诉讼当中由于当事人诉讼能力所限，是多方面原因所造成的。上周在国务院启动今年的知识产权保护的仪式上，国务院有关领导在致辞中也谈到了，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作为司法，在保护知识产权当中承担了这样一个主导责任，按照现在全国的案件统计，比如行政类查处的案件现在是8万件左右，进入到司法环节的，刚才给大家通报的数字，就一审案件来说有15万多件，所以司法承担了这样一个主导作用。现在的《纲要》里面就是从问题导向确定目标导向，也就是在法制的框架内主动敢于担当、认领问题。在正视这些问题过程当中我们如何破解和解决，这是纲要在规划未来五年目标当中，围绕着这些问题的存在决定的，力图从根本上解决司法保护良性发展的瓶颈问题。

[11:00:12]  [法制日报记者]：

为了实现这8个目标，最高法准备采取哪些具体的重点举措？谢谢。

[11:03:03]  [宋晓明]：

在这个《纲要》里提出了15项重点措施，因为时间关系，我想只讲一个问题。比如在解决周期长的问题，刚才我讲了社会上反映的比较多的，其中一个就是周期长的问题。在《纲要》里提出了“推动解决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双轨制运行中所存在的问题”，在《纲要》里有这么一句话。大家知道，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产生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是国外的一个“舶来品”。根据当时的国情规定了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这样一个双轨制的制度模式，经过30年来，应该说这种制度是适应和适合我国的发展状况，经过30几年的运行，也发现在双轨制运行中存在着这样、那样一些需要进一步改进、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比如刚才谈到的周期长的问题，比如以专利案件为例，如果一个原告向法院提起了专利权侵权的民事诉讼，被告往往以专利授予单位所赋予他专利权的效力来进行抗辩，这个抗辩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就是受理民事案件的法院无法去审查行政机关所赋予的或者授权给他的专利权的效力问题。所以，被告一旦提出这种抗辩，法院职能告诉他，向专利职能机关提出请求，就他的专利权的效力进行审查，这是现在的制度模式。行政机关经过审查之后，要作出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一旦做出之后，在民事案件当事人的被告还可以就这个决定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就是前面讲的一个民事诉讼，这个时候又转成了行政诉讼。在行政诉讼当中，法院也可能会对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这个决定认可或者不认可，也可以进行撤销，要求专利行政机关重新作出。一旦重新作出以后，这个原告还可以就他的重新作出的决定提起行政诉讼，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程序往复、循环诉讼。所以，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包括在这一轮修法过程中一直建议，能不能赋予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比如专利侵权案件当中，就专利权效力问题赋予法院这样一个审查的职能。我们也借鉴了一些域外发达国家的经验，许多国家是有这个职能的。

[11:03:34]  [宋晓明]：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围绕纠纷的实质性解决和便利化，我们也作过一些统计，像类似这样一些案件有的拖至7、8年，我看过还有9年的，所以周期长的问题需要在制度安排上一个重新的思考和定位。当然，现在这一轮修法当中，在目前的修订草案中是有这方面的相关内容和精神，最高法院在我们制定的专利法司法解释

（二），包括指导性案例，包括在审判实践中对有一些这方面的制度安排作了一些调整，但是这个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恐怕还需要通过立法来加以解决。

[11:04:40]  [宋晓明]：

在15项重点措施当中，我们还就举证难的问题、法院对证据认定难的问题，比如制定知识产权特别程序法的问题，比如探讨研究如何就统一技术类裁判尺度，设立上诉机制问题，在我们15项重点措施当中都有所措施，请媒体朋友们仔细关注。

[11:04:57]  [中国日报记者]：

请问宋庭长，刚才您提到在一系列的实践当中，关于赔偿比较低的问题，一直是公众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请问在这个《纲要》里如何体现？谢谢。

[11:13:42]  [宋晓明]：

赔偿低的问题，在我们社会上反映也是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大家可以翻到《纲要》第12页，在我们目标6当中作了这样一个规制，就是建立科学合理的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建立权利人被侵权所遭受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许可费用、法定赔偿以及维权成本与知识产权价值相适应的损害赔偿制度。这在《纲要》目标6当中有这样一个设计。同时，在《纲要》第18页，在“重点措施

（七）”当中有这么几项措施，我给媒体朋友们大致念一下。“大力弘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理念。坚持知识产权创造价值，权利人理应享有利益回报，侵害知识产权就是侵害他人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价值导向。建立公平合理、比例协调的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以补偿性为主，以惩罚性为辅，让权利人利益得到赔偿，侵权人无利可图，败诉方承担维权成本。推动在著作权法、专利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中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提高知识产权侵权的法定赔偿额。”在这个措施里面我们有这样一段描述。

[11:14:15]  [宋晓明]：

我们国家商标法2013年修订的时候，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社会上非常关注的问题。一个是商标法大幅度提高了法定赔偿，同时在商标法修订当中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这一轮修法，恰恰是希望在新一轮修法当中解决好这两个问题。比如2008年专利法根据专利的不同类型，法定赔偿只规定了1万元到100万元。比如著作权法在2010年修订的时候，法定赔偿额是50万元以下，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知识产权从司法保护来说，这种赔偿的计算方式，我多说几句话和大家介绍一下，现在的赔偿方式按照法律上的规定是4种方式：第一种是权利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这是通过他的举证来证明存在自己所遭受的实际损失。第二种是权利人当他的实际损失难以通过证据加以证明的时候，法院也可以要求或者叫责成侵权人所获得的侵权利益，要求他来举证。第三种情况是在第一种和第二种都难以通过事实加以证明的时候，人民法院也可以参考双方所形成的许可关系，就是许可费倍数来确定赔偿的标准。在第三种情况还难以实现的情况下，就回到了现在的法定赔偿，就是刚才给记者们介绍的现在法定赔偿商标法是300万以下，这是新修订的，现在正在做还没有修订的，比如专利法1万到100万，著作权法是50万以下。所以，现在法院在法定赔偿额上还是按照正在修订法律的这样一个标准内来实施的，因为我们是成文法国家，司法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执法。所以，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为了研究怎么样使知识产权更符合市场价值，我们在2015年广东设立了最高法院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研究基地，这个课题目前进展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就是如何实现以知识产权市场价值导向，来确定知识产权的赔偿额。

[11:14:40]  [宋晓明]：

另外，《纲要》给大家念到的措施七当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我这里也提请媒体朋友们能够关注，就是在第18页里面有一段重要的表述：“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等的决策要求，实现对知识产权实行严格保护的历史性转变。”所以，在《纲要》里有这么一段非常重要的表述，就是说，按照中央的部署，我们要实现对知识产权实行严格保护的一个政策定位和法律定位。这两个《意见》，应该说对我们的立法、司法，包括行政保护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在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不断地修改和完善法律，同时也加大司法保护力度，我们想在知识产权的损害赔偿额上会有一个新的司法价值和政策上的定位要求。

[11:15:40]  [宋晓明]： 我顺便再说一句，实行严格保护和最高法院推出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基本政策，我们基本政策是16个字，即“司法主导、严格保护、分类施策、比例协调”。这四句话应该说和严格保护、和中央的政策辩证统一的关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所以这一点并不矛盾，也请各位媒体在宣传过程中，在介绍情况的时候把握好这一点。谢谢。

[11:17:12]  [王玲]：

今天新闻发布会内容十分丰富，谢谢宋庭长的回答，也谢谢媒体的提问。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1:1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