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警因公伤亡原因和预防对策

第一篇：论民警因公伤亡原因和预防对策

内容 摘要：公安队伍是和平时期为公众利益牺牲最多的一个群体，公安民警“天天有牺牲，时时有流血”，民警伤亡居高不下。本文 分析 认为造成民警伤亡既有 社会 治安和刑事犯罪形势日趋严峻，公安机关经费困难，装备不足，警务配置不尽合理等客观原因，也有部分领导和民警自我防范和保护意识不强，缺乏实战演练、执行勤务不规范等内在因素。进而相应地从领导责任，强化管理，教育 训练，更新观念，警务保障诸方面提出预防对策。

近几年来，在对敌斗争，打击犯罪，维护治安，处置突发事件和抢险救灾等工作中，公安民警“时时有流血，天天有牺牲”,因公伤亡的人数是呈逐年增多的趋势。据了解，建国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有9000多名民警因公牺牲，10多万名人民警察光荣负伤。特别是近20年来，全国因公牺牲的民警就达6000多名。民警流血，人民心痛，为减少民警牺牲、关心民警健康，从公安部到各级政府、各级公安机关，都在想方设法采取措施，强化民警的安全防范意识，配备必要的武器，减少民警的伤亡。2003年4月，公安部下发了《关于今年以来一些地方相继发生公安民警在执法执勤时遭到犯罪嫌疑人袭击造成伤亡的情况通报》。通报指出，在新形势下，公安民警如何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伤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突出 问题。现就民警因公伤亡的原因及对策做如下论述。

一、民警因公伤亡的原因分析造成民警因公伤亡数字居高不下的原因是多层次的、复杂的，具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自身存在的问题。

（一）客观方面：一是近年来，随着我国 经济 体制转型，利益群体多元化，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治安形势日趋复杂，刑事犯罪的暴力化倾向日趋突出，涉枪、涉爆、绑架杀人等严重暴力犯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犯罪分子持枪、持械、持爆作案，不仅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使一线执勤民警遭到暴力袭击伤亡的情况不断发生，给一线民警执勤活动和人身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而且犯罪分子成帮结伙，携带枪支、匕首等凶器，暴力拒捕，袭击甚至报复公安民警的情况也十分突出。二是公安机关作为维护国家 政治 和社会稳定的职能部门，始终处于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上，在执法管理过程中，首当其冲成了部分人发泄不满和报复的对象。再加上部分群众的法治观念淡漠，有些人片面认为只有杀人、放火等才是犯罪，至于对民警骂两句，打两下算什么，认识不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了 法律。有人则是抱着“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乘机起哄、殴打民警。还有的不能正确理解对待民警依法管理行为，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和社会利益之上，只求民警为其提供服务与保护，不愿接受管理，认为民警管理是故意和自己过不去，激动之下容易采取暴力抗法和反管理行为。三是对袭警者的处罚大多偏轻。由于我国《刑法》中并没有袭警罪的罪名，一般情况下，袭警情节较轻的，大多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以治安处罚。影响 公务，造成一定后果的，才能按妨害公务罪论处。我国《刑法》规定的妨害公务罪，其量刑的尺度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罚金，也就是说，此罪处罚最重，也仅能判处3年徒刑。如果妨害公务行为，造成执法民警伤残，甚至死亡的，这时，行为人才会被以故意伤害罪或是故意杀人罪论处。这显然是不妥的，因为袭警行为妨害的是国家的执法活动，而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侵害的则是公民个人的人身权利。妨害国家公务活动和侵害个人生命健康权，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应分别视之，而不应等同对待。四是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经费困难，装备和训练经费没有落实。目前 相当多的派出所，巡警队、刑警队等基层实战单位，装备严重不足，有的基层科所队执勤民警连警棍都没有，更不要说防弹背心、防刺服等装备了。民警缺乏必要警械、武器和防护装备。即使有了，也会因为怕麻烦，怕出问题而不想用，不敢用。再有就是 交通 工具落后，车况不好，带病车，拼装车，报废车仍在使用，因交通事故伤亡的民警比例大，1999年全国公安民警因公牺牲533人，仅在执行公务中因交通事故牺牲的就有236人占民警牺牲总数的44.3%。最后是现有警力不足，配置不合理，警力资原浪费严重。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人口与警察的平均比例是万分之三十五，而我国是万分之五。警力隶属多头，难以集中使用。如在路上巡逻的警察，除了交警，还有巡警，甚至还有派出所的民警，三种警察分属不同部门，多头领导，警务安排各自为主，任务重复。警力严重不足再加上配置不合理导致民警长时期超负荷工作，一年一个民警工作量超过3016个小时，平均3周才能休息一天，也就是说一个一线民警一年干其他公务员两年半的工作量。致使民警得不到及时的休息和调整，大多数民警长期处于疲劳状态，长年劳累，积劳成疾，1999年至2002年全国公安机关每年因病殉职的民警都超过了牺牲民警总数的三分之一。(二)自身问题:一是部分领导和基层民警敌情观念不强，警惕性不高，缺乏必要的自我防范和保护意识，在战术上轻敌，缺少最起码的安全防范知识。在一些情况下，民警已经明显意识到被盘查、检查的对象有犯罪嫌疑，甚至已经获取犯罪证据但没有按规定认真进行搜身、检查，并采取必要的约束或强制措施，对其控制不利，对其同伙未加防范，从而受到犯罪分子的伤害。二是对基层民警缺乏战术能力的培训。有的民警从警多年没有开过一枪，不会擒拿格斗的技能，不了解在围堵、检查中有关自我保护的技能。有的虽有培训，但培训教育与实战结合的不够，缺乏实战演练。一些民警执法，执勤战术动作不规范 在抓捕犯罪嫌疑人时，方法 简单方式单一，造成许多不应有的伤亡。三是在处置严重暴力案件或突发事件时，决策、组织指挥失误。处突预案形同虚设，方案考虑不周，或信息不灵，对敌方情况不明，仓促应战，或是协调不力，相互间配合不好，策应不及时，造成民警不必要的伤亡。四是在实战中，对警察职能认识上此重彼轻，过多的强调了警察的对敌功能，忽略了自身的安全防护，没有进行正确的“勇敢观”教育，对发生了民警与歹徒搏斗伤亡的事件后，整理其正面典型事迹多，总结 反思问题少，一俊遮百丑，一好百好。许多民警临战时没有携带警械、武器，也不懂及时找个有利的器具作为武器，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鲁莽行事，赤手空拳地对付穷凶极恶的持有刀枪的歹徒，在制敌过程中敌我之间力量或武器悬殊太大，民警往往处于劣势，致使民警前赴后继，盲目冒险，无谓牺牲。五是公安机关内部一些矫枉过正的管理机制。近年来警察的执法越来越讲究程序的公开、公正，“文明执法”也频频被提及，公安内部的纪律规范以及程序规定也越来越严格。行政复议案件程序、办理刑侦、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及“五条禁令”等规定相继出台。而公安机关内部一些矫枉过正的管理机制束缚了民警的手脚，一遇到矛盾激化的事情就批评处分民警，导致民警不会管、不敢管、不愿管，甚至出现了“多管事不如少管事，少管事不如不管事”的不正常现象，再加上民警的执法变得越来越文明和规范，一些不法分子就认为民警变的好欺负了，于是袭警案件不断发生。

二、民警因公伤亡的预防及对策(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加强民警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减少民警伤亡是最高的从优待警。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民警伤亡不断上升问题，从根本上保障从优待警，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从关心爱护民警，提高公安机关战斗力和公安队伍的长远建设出发，把防止和减少民警因公伤亡当作一件大事来办。要克服麻痹思想，对本地发生民警因公伤亡的事件原因进行分析，认真吸取外地区发生民警因公伤亡事件的教训，举一反三。借鉴国外的好的做法，在教育、训练、装备、抚恤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民警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最大限度的防止和减少民警因公伤亡的发生，要建立和落实警务行动的安全责任追究制度。对民警因公伤亡情况实行责任倒查制，对于领导和管理上的原因，导致民警在执行任务时伤亡的要严格按照<<公安机关追究领导责任暂行规定&&要求，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要落实从优待警，关心民警，禁止安排民警参加非警务活动，合理安排警力，为一线民警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建立民警体检制度和在编民警健康档案，设立民警心理咨询中心，缓解民警的心理压力，科学 组织实施民警年休假制度，保证民警公休日、节假日能得到休息。

（二）强化管理，依法勤务，严格执行法律规定的警务工作规范。要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人民警察法&&、<<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展警务活动。充分依靠和运用法律武器严厉打击违法犯罪分子，切实维护民警合法权益。公安部2003年2月1日起实施的“五条禁令”中有四条与民警伤亡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要以贯彻执行“五条禁令”为契机，强化枪支，车辆等警械装备的管理，杜绝因枪支丢失、被盗、被抢造成民警伤亡。要进一步规范民警在执行任务时的装备，着力加强对民警日常训练和装备使用情况的检查。要加强对民警交通安全教育，严防因无证驾驶、酒后驾车，开“霸王车”，“带病车”发生交通事故。要防止和克服在贯彻“五条禁令”中，那种因怕枪支出问题，干脆“刀枪入库”的倾向，在认真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使用武器条例&&、<<公安民警违反公务用枪管理使用规定行政处分若干规定&&、严格警械、武器管理的同时，切实保证执法执勤民警必要时能及时的依法使用枪支、警械，避免无谓的伤亡。

（三）加强教育，严格训练，努力提高民警的战术素养和实战能力。实战训练是警察的生命工程。要坚持“练为战”的指导思想，进一步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民警教育训练的长效机制和规划，切实增强教育训练工作的针对性、实战性，不断提高民警队伍整体素质和战斗力。要始终将基本功和应变能力的训练摆在重要位置。对从事不同任务民警要进行具有针对性、突出实战特点的战术训练、技能训练、身体训练以及必要的心理训练，使一线民警都能真正掌握到搜身、盘查、堵截、缉捕等战术和警务驾驶等技能。例如对袭警的防范训练，犯罪嫌疑人可能袭警的时机：

1、在清查、盘查、抓捕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趁警察对其控制不严（或对其同伙未加防范时），发动突然袭击。

2、缉捕行动布置不够周密，被犯罪嫌疑人事先察觉，有所准备；或在追捕中，犯罪嫌疑人为脱逃主动攻击警察。

3、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警察在搜身、押解、看管、讯问中，麻痹大意，执法行为不规范，犯罪嫌疑人乘机袭警脱逃。

第二篇：民警因公伤亡原因分析与预防对策

民警因公伤亡原因分析与预防对策

李园春

摘要：公安队伍是和平时期为公众利益牺牲最多的一个群体，公安民警“天天有牺牲，时时有流血”。民警伤亡居高不下。本文分析认为造成民警伤亡既有社会治安和刑事犯罪形势日趋严峻，公安机关经费困难，装备不足，警务配置不尽合理等客观原因，也有部分领导和民警自我防范和保护意识不强，缺乏实战演练，执行勤务不规范等内在的因素。进而相应地从领导责任，强化管理，教育训练，更新观念，警务保障诸方面提出了预防对策。

关键词：警务活动 民警 伤亡 原因分析 防治对策

近几年来，在对敌斗争，打击犯罪，维护治安，处置突发事件和抢险救灾等工作中，公安民警“时时有流血，天天有牺牲”，因公伤亡的人数呈逐年增多的趋势。2003年4月11日，福建省公安厅下发了《转发公安部<关于今年以来一些地方相继发生公安民警在执法执勤时遭到犯罪嫌疑人袭击造成伤亡的情况通报>的通知》。通知指出，在新形势下，公安民警如何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伤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笔者就此拟对民警因公伤亡的原因及预防对策提出探讨。

一、民警因公伤亡的原因分析：

造成民警因公伤亡数字居高不下的原因是多层次的、复杂的，具有客观方面的，也有自身方面。

（一）客观方面：

一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利益群体多元化，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治安形势愈趋复杂，刑事犯罪的暴力化倾向日趋突出，涉枪、涉爆、绑架劫持人质等严重暴力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日益突出。而且犯罪分子多成帮结伙，携带枪支、匕首等凶器，暴力拒捕、袭击甚至报复公安民警的情况也十分突出。越来越多的犯罪分子持枪、持械、持爆作案，不仅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使执勤民警遭到暴力袭击伤亡的情况不断发生，给一线民警执勤活动和人身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一些犯罪分子穷凶极恶或抗拒民警执行公务或以抢劫枪支、以报复公安机关为目的，暴力袭警。据公安部指挥中心对2000年1月1日至5月20日接报暴力袭警的52起案件的统计分析，民警在执行公务过程中遭暴力抗拒案件32起，占总数的62%；罪犯以抢劫为目的的袭警案件9起，占总数的17%；罪犯以报复公安机关或民警为目的的袭警案件7起，占总数的13%；民警在追捕暴力恐怖分子时遭袭击的案件4起，占总数的8%。

二是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经费困难，装备和训练经费没有落实。目前相当多的派出所、巡警队、刑警队等基层实战单位，装备严重不足，有的基层科所队执勤民警达不到每人一根警棍，防弹背心、防刺服等装备基本没有。民警缺乏必要的警械、武器和防护装备。2003年1月份，仅辽宁省就发生民警未携带武器、器械遭暴力袭警的事件97次。交通工具落后，车况不好，“带病”车、拼装车、报废车仍在使用。因交通事故伤亡的民警比例大，1999年全国公安民警因公牺牲533人，仅在执行公务中因交通事故牺牲的就有236人，占牺牲民警总数的44.3%。

三是现有警力配置不尽合理，城市警力仍按常住人口配备。警力不足导致民警长时期超负荷工作，致使民警得不到及时的休息和调整，长年劳累，积劳成疾，也是导致民警伤亡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因素。1999年至2002年，全国公安机关每年因病殉职的民警都超过了牺牲民警总数的三分之一。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人口与警察的平均比率是万分之三十五，而我国是万分之五。一线民警平均每天工作11至15小时。每年一个民警工作量超过3016个时，平均3周才能休息一天，也就是说一个一线民警一年干其他公务员两年半的工作量。大多数民警长期处于疲劳状态，导致机体功能紊乱、营养结构失衡等。

（二）自身方面：

一是部分领导和基层民警敌情观念不强，警惕性不高，缺乏必要的自我防范和保护意识，在战术上轻敌，缺少最起码的安全知识。在一些情况下，民警已经明显意识到被盘查、检查的对象有犯罪嫌疑，甚至已经获取犯罪证据，但没有按规定认真进行搜身、检查，并采取必要的约束或强制措施，对其控制不严或对其同伙未加防范。从而受到携带枪支、刀具的犯罪分子的伤害。

二是对基层民警缺乏战术能力的培训。有的从警多年没有开过一枪，不会擒拿格斗的技能，不了解在围堵、盘查中有关自我保护和技能。有的虽有培训，但培训教育与实战结合得不够，缺乏实战演练。一些民警执法、执勤战术动作不规范，在抓捕犯罪嫌疑人时，方法简单，方式单一，实战中造成许多不应有的伤亡。

三是在处置严重暴力案件或突发事件时，决策、组织、指挥失误。处突预案形同虚设，方案考虑不周，或信息不灵，对敌情不明，仓促应战，以无备之已，对付有备之彼；或是协调不力，相互间配合不好，策应不及时，造成民警不必要的伤亡。

四是在实践中，对警察职能认识上此重彼轻，过多地强调了警察是刺向敌人的利剑的“制敌”功能，忽略了“盾牌”自身的安全，没有进行正确的“勇敢观”的教育。对发生了民警与歹徒搏斗伤亡的事件后，整理其正面典型事迹多，总结反思问题少，一俊遮百丑，一好百好。许多民警临战时没有携带警械、武器，也不懂得及时找个合适的器具作为武器，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鲁莽行事，赤手空拳地对付穷凶极恶的持有刀枪的歹徒，在“制敌”过程中敌我之间力量或器械悬殊太大，民警往往处于劣势，致使民警前赴后继，盲目冒险，无谓牺牲。柌

二、民警因公伤亡的预防对策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加强民警安全保障体系建设。

减少民警伤亡是最高的从优待警。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民警伤亡不断上升的问题，从根本上保障从优待警，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从关心爱护民警，提高公安机关战斗力和公安队伍的长远建设出发，把防止和减少民警因公伤亡当作一件大事来抓。要克服麻痹思想，对本地发生民警因公伤亡的事件原因进行分析。认真吸取外地区发生民警因公伤亡事件的教训，举一反三。借鉴国外警训可资借鉴的他山之石，在教育、训练、装备、怃恤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民警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减少民警因公伤亡的发生。要建立和落实警务行动的安全责任追究制度，对民警因公伤亡情况实行责任倒查制。对由于领导和管理上的原因，导致民警在执行任务时伤亡的，要严格按照《公安机关追究领导责任暂行规定》的要求，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要落实从优待警，关心爱惜民警，禁止安排民警参加非警务活动，合理安排警力，为一线民警提高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建立民警体检制度和在编民警健康档案，设立民警心理咨询中心，缓解民警的心理压力，科学组织实施民警年休假制度，保证民警公休日、节假日能得到休息。

（二）、强化管理，依法勤务，严格执行法律规定的警务工作规范。

要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人民警察法》、《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公务用枪配备办法》、《公安机关公务用枪管理使用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展警务活动，充分依靠和运用法律武器严厉打击犯罪分子，切实维护民警合法权益。公安部2003年2月1日起实施的“五条禁令”中有四条与民警伤亡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要以贯彻执行“五条禁令”为契机，强化枪支、车辆等警械装备的管理，杜绝因枪支丢失、被盗、被抢造成民警伤亡。要进一步规范民警在执行抓捕、巡逻、盘查任务时必须携带武器、警械等装备，着力加强对民警日常训练和警用装备使用情况的检查。要加强对民警交通安全教育，严防因无证驾驶、酒后驾车、开“霸王车”、“带病车”发生交通事故。要防止和克服在贯彻“五条禁令”中，那种因怕枪支出问题，干脆“刀枪入库”的倾向，在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和武器条例》、《公安民警违反公务用枪管理使用规定行政处分若干规定》，严格警械、武器管理的同时，切实保证执法执勤民警必要时能及时地依法使用枪支、警械，避免无谓的伤亡。

(三)、加强教育，严格训练，努力提高民警的战术素养和实战能力。

实战训练是警察的生命工程。要坚持“练为战”的指导思想，进一步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民警教育训练的长效机制，制定和建立民警必需的职业技能培训的目标和规划，切实增强教育训练工作的针对性、实战性，不断提高民警队伍整体素质和战斗力。要始终将基本功和应变能力的训练摆在重要位置。对从事刑侦、经侦、缉毒、治安、防暴、巡警、派出所等部门的民警要进行具有针对性、突出实战特点的战术训练、技能训练以及必要的心理训练、身体训练，使一线民警都能真正掌握到搜查、盘查、堵截、缉捕、押解等战术和警务驾驶、限时射击、警体技能。在招收新民警时，要进行身体素质测试。对基层公安机关领导和基层刑侦、经侦、缉毒、治安、防暴、巡警等部门的领导，也要进行处置涉枪、涉爆、绑架劫持人质案件和处置突发事件现场指挥培训，努力提高他们的战术素养和决策智慧水平。要注意培养具有丰富社会经验、精通犯罪心理、熟悉公安业务、反应机敏的谈判人才，在处置涉枪、涉爆、绑架劫持人质案件时，力争通过谈判缓解犯罪嫌疑人紧张和对抗的心理，为妥善处置争取时间，创造有利战机，减少民警不必要的伤亡。要严格按照《公安民警体育锻炼标准》组织民警开展“全警体育锻炼达标”活动，不断增强民警的身体素质。

（四）、更新观念，珍爱生命，增强敌情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加强自我防范是警务安全之本。要更新观念，珍爱生命，树立正确的“勇敢观”。在强调警察制敌功能的同时，重视对“盾牌”自身安全性的自我保护意识的培养，增强敌情观念，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在执行搜查、盘查、讯问、堵截、缉捕、押解等警务和处置突发性事件前，必须认真制定行动方案或按照处突预案，精心组织指挥，妥善布置警力。在处置涉枪、涉爆、绑架劫持人质等严重暴力案件、缉捕重要案犯和处置突发性事件时，要充分发挥特警队、武警专业队伍的突击队和尖刀作用。并尽可能地要求“120”急救中心派救护车随警作战。参战民警要严格执行战术规范和要求。在执行盘查、搜查时，要明确分工、合理站位，注意观察、加强控制。在突袭缉捕目标时，要隐蔽接近，出其不意，方法得当，快速制伏。要把握好勇往直前与提高警惕的关系，既要发扬勇往直前的精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克敌制胜，又要假设几个意外情况下的对策，未雨绸缪，合理冒险；要把握好完成任务与保护自已的关系，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健康，讲究防危技术和保护自己。保护自己是完成任务的先决条件，在执行具体警务时，特别是在与一些亡命之徒斗争的过程中，为了最终制伏对方，必须有效地保护自己；要把握好明确分工与密切配合的关系。按照事前明确分工、协调配合，相互策应，形成合力。在明确分工与密切配合时，既要遵守纪律，履行职责，又要善于根据事态发展的变化，审时度势，把握时机，机智灵敏，随机应变，保障能发挥最佳状态的整体威力。民警个人发现逃犯或现场犯罪时，不要莽撞行事。要冷静观察，及时报告，请求增援，伺机行动。既或是非立即制止不可的现场犯罪，也应临时找个合适的器具作为武器，而且出招要准，力求一招制敌。

（五）、加大投入，保障警务，提高警用武器装备的科技含量，为一线民警提供防护保障。

要根据各地的实有人口数和经济发展情况及具体区位，增加警力配置，解决警力不足的问题。加强民警防护，铸造护体金身。积极主动地向地方党委、政府汇报公安机关警务装备方面存在的经费困难，争取地方财政部门的支持，尽可能为基层实践部门配备性能好的汽车、摩托车。按照公安部规定，为刑侦、经侦、缉毒、治安、防暴、巡警、派出所等部门的一线民警配齐枪支、警械和防弹衣、防刺服、防割手套、防护头盔等必备的警械和防护装备。改进和完善警械、武器、防护器材等装备管理工作，适应处置紧急突发事件的需要。为一线民警提供防护保障。要在提高武器警械的先进性也就是在科技含量上多下工夫，提高武器警械的先进性和科学性，提高枪支使用的安全性和正确性。为刑警、巡警、防暴警配备具有驱逐性、制服性器械和自卫器。使一线民警不仅配有手铐、警棍、对讲机，而且还配有其他科技含量高的器械装备，如：同样可以起到阻止犯罪、抓捕犯罪嫌疑人作用的代替杀伤性较强的火药性枪支的“网枪”；在处置暴力事件时，用于驱散和防卫，能喷出一种具有强烈刺激性气体，对人体无害，但可抑制违法犯罪的自卫器（或胡椒粉未喷射器）；存储有枪支主人的有关信息，当主人用枪时，经该枪的电子识别装置检测确认无误方可击发的“智能枪”。为巡逻车辆配备“车辆电脑终端”和“车辆位置自动标识系统”以及改善通讯系统，建立起两人无线通讯网，提高内部通讯效率，确保在通报情况和互相支援时发挥作用，减少一线民警处于危险境地的可能。

2003年4月20日

作者系泉州市公安局油城分局副局长，福建省警察学会第二届特邀研究员。

第三篇：论职务犯罪的原因及其预防对策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机制，是新世纪检察工作发展目标之一，是事关检察工作全局、推动检察工作全面发展的重大举措，它对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至关重要。我们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败斗争的规律，把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从近年的工作实践看，检察机关在预防职务犯罪方面作了许多有益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现实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需要澄清的认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要搞好预防职务犯罪，必须对职务犯罪的产生有充分的认识。

一、职务犯罪的根本原因-权力失控

职务犯罪现象如此严重，其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微观层次上个人素质方面的，也有宏观层次上制度结构方面的，而究其根本原因则应该是权力的失控。

国家权力是根据国家意识组织、协调和控制社会公共生活的力量，它是基于人类共同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自国家产生以来，国家权力主要表现为国家的政治权力。历史实践表明，无论是少数人还是多数人统治的国家，都无法做到统治者全体直接行使各种具体的国家职能权力，而只能经授权程序由部分人代为行使。从理论上说，任何授权关系都存在着权力被代行者非合理使用的风险，这是权力政治学的普通常识。当具体的国家权力偏离了法律规范的轨道，被用来服务于个人或小集体的意志和利益时，权力通常就处于同授权人整体的意志和利益相冲突的状态。这时，权力蜕变为个别人实现私欲的手段，成为被滥用的力量。

首先，在我国，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的权力主要是由国家公职人员代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国家权力同样存在被其代行者滥用的风险。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反腐败斗争一直在进行，但是腐败的蔓延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遏制。其主要原因就是单纯地打击和处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力滥用的问题。既然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那么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就应当对权力的行使者从制度上施以有力的约束和监督。权力腐败的泛滥说明现行的权力体制对授权后权力过程的控制力和约束力还不足，使得有权人有较大的个人随意行为的空间。而权力失控后，加之经济和社会的诱因，必然发生滥用的情形，正所谓“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其次，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国党政领导体制中传统的弊端。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主要弊端之一是权力过分集中，过分集中往往把党的领导变为个人领导。有些人自恃大权在握，专横跋扈、违法乱纪、贪污受贿，最终滑入腐败的深渊。固然，腐败分子的堕落有其个人品质的原因，但是他们的腐败活动既然发生于权力行使的体制内，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检讨制度环境存在的内在疏漏。正是过分集权的体制为某些掌权的人提供了恣意用权的可能，过大的权力膨胀了他们的个人意志，而且，权力过分集中还使得纠正权力过错的代价大大提高。在实践中，很多腐败活动在其初期已被群众发现和举报，但集权体制为其提供了排除障碍的力量，直至违法行为不可收拾，对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损害，才得到制止和追究。

第三，权力现象的一个客观规律是，如果没有对权力的制约，权力行使过程中缺乏有力的制约和监督，权力就容易被滥用。在权力被滥用和制约不力的情况下，个人的意志常常会由于没有约束和牵制而轻易地进入权力行使过程，从而使用权人形成不谨慎甚至是随意的精神状态。由于缺乏对权力行使的监督机制作保障，权力行为的规范也往往流于形式，丧失应有的权威和严肃性，得不到真正的贯彻。江泽民同志说，权力被滥用而又得不到制止，往往就会出现大问题。我国腐败现象发生的现实直接地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在党政体制中有专职的监督各级权力的机构，但监督权和被监督权之间明显失衡，使得监督机构的职能作用受到限制。权力运作的客观方面表明，权力越大、越关键，就越是应当予以规范和约束。而现实权力体制中的情况却是相反，权力地位越高，受到的制约和监督却越少。正因为制约和监督不力，才使得某些人有恃无恐，肆意妄为。

最后，权利对权力的监控力不足，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人们的参与手段主要是两种，公职人员依靠国家权力，而社会大众主要运用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在具体生活中，国家权力是为实现公民的权利而服务的。为了保证权力行使用权的合理正当，通常必须建立和完善权利对权力的监控制度，防止权力践踏和侵犯人民的权利和利益。权利对权力的监控是现代权力制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我国，这样的制度尚未健全。权利对权力的制约缺乏有效的实现手段，公民权利的制度保障也不够。在公职人员的选拔、业绩评估和考察、权力违法的遏制以及权力受腐败行为侵害的救助等方面，尚未建立起严密的权利参与和保障制度。例如群众对贪官的抨击常常很难转化为组织制度的有效制约，从而使得某些握有权力的人无所顾忌。现实生活中甚至出现已怨声载道的官员仍然提拔重用的现象。这表明，权力的运用离开了人民群众权利活动的监控，也必然出现滥用的后果。

二、职务犯罪的预防对策-制约与监督

职务犯罪等腐败现象已经侵蚀着社会结构的各个环节，已经触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对职务犯罪的预防，应从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入手。我们党和国家一贯清楚地认识到腐败的严重危害性，一贯重视与腐败斗争。

首先，以权制权、以权衡权。检察机关应具有独立的检察监督职能，其实质是监督机构以监督主体的地位独立行使监督权力。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依法行使对职务犯罪的侦查、起诉并在诉讼全过程中实施监督的职权。检察机关不同于其它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特殊主体，必须紧紧地围绕运用检察职能开展预防犯罪工作。检察机关也不同于其它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军事机关、各种组织机构和公民个人，只限于运用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检察职能预防职务犯罪，不能脱离检察职能开展预防工作。由于检察机关对构成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追诉权，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对于树立法律的权威，教育和督促国家工作人员遵守法律，防止和纠正国家赋予的权力被滥用或私用，具有其他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各种组织预防职务犯罪所无法替代的作用。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方式之一，属于法律监督中职务犯罪监督的重要内容。这一职能的核心是独立性。因此需要通过相关的法律程序，赋予检察院独立的法律监督职能。其中主要在于检察院的人事任免及财政管理。检察院的财政经费管理应当与同级地方财政分开，由检察系统内部单独划拨管理使用。这样就能从制度上确保检察院能发挥独立监督职能，保证监督机构独立行使对各级干部的监督职能。

第二，强化对权力的社会监督，充分发挥舆论对权力的监督作用。社会监督是公民、企事业、社团和其他社会组织依法定权利对公共管理权力进行的监控和督促。它是权力监督和制约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对国家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力量。权力腐败损害着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动员各种社会力量保卫自身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管理秩序，必然构成对违法犯罪的有力抵制。

第四，依法惩治腐败，把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制化的轨道。面对性质恶劣危害极大的腐败现象，加大惩治力度不失为一种有效做法。“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来的社会主义法制基本原则，这也应该是依法惩治腐败，把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制化轨道的基本要求。另外还需要拓宽监督渠道，让广大的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参与到对职务犯罪的预防和监督上来，体现对权力监督的社会性、民主性和广泛性。

职务犯罪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通过对其产生的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加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工作中，必须贯彻党中央关于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要求，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动员全社会力量，发挥预防工作的整体效能。检察机关在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必须立足于履行检察职能，体现宪法属性，紧紧围绕检察职权，在查办大案要案中，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与有关部门配合和系统预防、部门预防与社会预防相结合，防止在工作中脱离检察机关在国家政治结构中的分工和定位，更不能超越职权行使权力。只要我们运用正确有效的手段，经过大家共同努力，敢于坚持不懈地同腐败问题作长期而坚决的斗争，才能有效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才能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

第四篇：论刑讯逼供的危害、产生的原因及预防的对策

论刑讯逼供的危害、产生的原因及预防对策

查玉和

「摘要」刑讯逼供是我国法律所严厉禁止的行为，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这一行为却频频发生，并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权衡利弊，刑讯逼供危害较多。因此从对刑讯逼供的危害、产生的原因分析入手，研究以预防为主、惩治为辅的预防对策，对遏制刑讯逼供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关键词」刑讯逼供 危害 原因 预防对策

刑讯逼供是我国法律明文禁止的行为，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文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从重处罚”。但是,刑讯逼供现象在我国却仍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为什么会如此？法律规定如此严厉，但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刑讯逼供案件数量却一直居高不下，还有更多的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立案。刑讯逼供如此难以禁绝的根源何在？刑讯逼供到底有哪些严重危害？为了禁止刑讯逼供，我们又该在立法和实践中采取哪些预防对策？本文将试图对此进行探讨。

一、刑讯逼供的危害

刑讯逼供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对犯罪嫌疑人、对社会公众都会造成各种各样的危害，具体表现为；

(一)因刑讯逼供有很多人被屈打成招，从而形成冤案，放纵了真正的犯罪人；

(二)刑讯逼供伤害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尊严,使本来有可能如实供述的犯罪嫌疑人不愿供述或虚假供述。

(三)模糊了有罪者和无罪者的外部差异,增加了侦查破案的难度。讯问犯罪嫌疑人是一个复杂的信息获取过程,侦查人员不仅要注意语言信息的获取,还要注意更为复杂的犯罪嫌疑人表情、语气、语调等方面的变化,以探明案件的实际情况。在正常讯问中，有罪的人和无罪的人的外表通常是可以看出区别的，而一旦采用刑讯逼供,暴力和强烈痛楚将使所有被刑讯者无论是有罪还是无罪都会全身紧张,疼痛难忍,从而导致两者之间界限的模糊,使侦查人员失去通过表情、语气和语调来探明真伪的可能。

(四)刑讯逼供严重地侵犯了人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拷打,其基本的人格尊严、意志自由和隐私权利都被侵犯和剥夺,这是严重违反程序和人道原则的。

(五)刑讯逼供还会严重降低刑事诉讼的效率。刑讯逼供可能冤枉无辜,从而增加案件的错误成本并使已经过的程序全部无效,导致刑事诉讼效率和效益的同时降低。(六)刑讯逼供是以一种犯罪来对抗另一种犯罪,违反了程序理性原则,损害了人们对司法程序正义功能的预期。

(七)刑讯逼供直接违反我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因为在刑讯下,最终决定一个人是有罪还是无罪的不是事实和法律,而是被刑讯者筋骨的承受力和皮肉的敏感度。因此,贝卡利亚讽刺道:“一位数学家大概会比一位法官把这个问题解决得更好。

二、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

刑讯逼供现象之所以能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长期存在，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思想层面上，受旧司法理念的深远影响。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都是以特定的思想和理念作为基础的。对于在司法实践中久禁不止的刑讯逼供现象，普遍认为是受封建法统的有罪推定思想和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影响。在我国延续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实行纠问式诉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先入为主的推定为有罪，“有罪”而拒不招供认罪，焉能不“刑讯”、“栲掠”？刑讯逼供在当时的诉讼活动中非常普遍，且被合法的规定成为一种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阶级斗争无处不在。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左”的思想支配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认为是阶级敌人，刑事诉讼被认为是阶级斗争，那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讯逼供也就理所当然的被认为是表明阶级立场的最好方式之一。不可否认，这些思想或多或少的存在于我们一些司法工作者的头脑当中，影响着他们的行为，成为刑讯逼供行为产生的思想源泉。

（二）物质条件上，司法投入普遍不足。司法投入不足，将直接产生两个结果，第一是挫伤了侦查人员的积极性。我国司法工作人员的薪水与其工作量是极不相称的，尤其是在基层，拖欠工资现象屡见不鲜。如果连工资都不能保障，何谈司法公正呢？再进一步来说，司法投入的不足导致侦查机关也不可能大量引进高素质的侦查人员。第二，司法投入不足致使侦查设备不能及时更新，而侦查破案既需要侦查人员通过自己的感官观察和思维去获取言词证据，又需要运用先进的侦查技术器材去获取物证。由于以上两个因素直接导致侦查水平的低下，而侦查水平的低下又进一步导致侦查活动对口供的极强依赖性。侦查机关工作人员也许正是在这种出于无奈的情况下选择了刑讯逼供。

（三）制度设计上，相关制度的失衡或缺位。其一，我们看到立案查处的刑讯逼供案件基本都发生在侦查阶段，问题的关键在于警检分离的体制。由公安机关立案的案件，侦查终结后全部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侦查与起诉是两个界限分明的诉讼阶段，检察机关几乎不介入侦查过程。虽然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部门，有权监督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但事实上缺少有效监督机制，待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或审查起诉时发现查处，公安机关的违法侵害事实已然形成。因此可以说，失去有效监督的侦查阶段成了刑讯逼供的“安乐窝”，这是现行法律制度的一个缺陷。其二，我国一直未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即使是非法获得的非言词证据，只要查证属实，依然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办案人员照样可因破案率的提高而获利，这无疑又成为助长刑讯逼供的一大因素。

（四）执法监督方面，对刑讯行为的监督多为事后监督，且处罚力度不够，使运用刑讯逼供 的侦查人员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在一定程度上对刑讯逼供起到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刑讯逼供的预防对策

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的各种不利因素均不应成为刑讯逼供存在的合理借口和理由。刑讯逼供就如同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一种“病毒”，不能仅仅依靠一种原则或方法，而应当采取综合治理的方法。

（一）预防为主

1、转变思想观念。

当历史的车轮前进到现代的法治文明社会，尤其是我国的刑法、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以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为目标的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建立，是对历史上司法理念的一种根本变革。所谓司法理念是指司法过程中的理性思维，是来源于感性的经验和积累而在人脑海中形成的一种意识，是对司法规律的认识和总结。它是社会实践与司法实践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形成与变迁深深地植根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中。现在看来，以前可以“准其照常使用”的刑讯逼供则是对现代司法理念的一种违背，特别是违背了“保障人权”这一司法理念目标。

惩罚犯罪，是所有历史时期刑事司法理念所追求的共同目标，客观地讲，刑讯逼供正是这种目标下的产物。但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同时要求保障人权，而不仅仅是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是指保障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在这里主要是指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处于被追诉的弱势地位，而在传统的司法理念当中，几乎不存在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角度去思考和行动，他们的权利极易受到司法工作人员的侵害。根据法律平等原则的要求，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应该是平等的，但在实践中却得不到很好的体现。作为控诉一方的侦查、检察机关，都是国家机关，都有法律所赋予的强大权力作后盾。而作为辩护一方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被追诉之日起人身权利就受到很大限制，即使有权聘请律师，现行我国法律对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调查取证等权利仍然存在诸多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与控诉机关地位的不平等显而易见。从传统刑法实质平等理论出发，必须赋予处于弱势地位的被追诉人更多的权利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修改之后的刑事诉讼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规定了较以前更为广泛的权利，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规定成为当时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大亮点。虽然没有明确肯定无罪推定原则，但该规定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内核则是不争的事实。刑法、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表明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在我国的确立。

显而易见，刑讯逼供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与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目标是相悖的，因此我们要坚决反对刑讯逼供，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首先要转变思想观念。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观念既是制度构建的基础，又是制度运行的驱动力。如果不改变旧的思想观念，即使建立了完善的法律制度，司法工作人员仍然会有大量的“对策”，毕竟法律是要人来执行的，是为人服务的，是和人的利益密不可分的。只有司法工作人员转变过去陈旧的思想观念，树立保障人权的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刑讯逼供才可能得到根本预防，才可能保障遏制刑讯逼供的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

2、加大司法投入，提高侦查水平。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司法的投入也在逐步增加，但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社会现实的需要相比，司法投入还是远远不够的，这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表现尤为明显。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高、精、尖”科学技术的运用，犯罪分子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犯罪呈现出范围更广、隐蔽性更强、手段更狡猾的局面，这样一来导致取证的难度不断加大，如果继续采用以往的侦查手段破案显然力不从心。因此在这里加大司法投入显得尤为必要，而且这也是其他良好制度得以实行的基础。物质的充分保障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和基础，是用较小的经济代价去获得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行，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加大司法投入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侦查技术水平，当侦查技术达到较高水平时，刑讯逼供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3、完善法律制度，加强相关立法。

（1）建立并落实侦押分离的制度。

针对前述现行警检分离体制所带来的缺陷，许多理论及实务工作者都提出了不少建议。我们认为，实行侦查权与关押权分离，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侦查机关所控制的设想是一种较为可行的制度设计。实行侦、押分离，侦查权仍由侦查机关行使，而关押权由与该侦查机关无隶属关系的另一国家机关行使。当侦查机关要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就应向关押机关提出要求，关押机关在制度设计范围内，在符合讯问的条件下，必须立即安排。讯问须在关押机关进行，讯问场所和讯问时间的长短由关押机关根据具体情况安排。侦查机关没有关押机关的同意，不能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带离关押机关，不能延长讯问时间。如此一来，刑讯逼供将大为减少。作为该制度的一个实证是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时出现的刑讯逼供现象未如公安机关那样突出，关键就在于检察机关没有关押权。因此在现阶段法律制度框架内，实行侦、押分离的制度是切实可行的。

当实现侦、押分离之后，要达到既可以迅速破案，又可以最大限度的保障被追诉者人权的目的，讯问技巧的运用不容忽视。讯问的过程是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斗智斗勇的过程，如果侦查人员获胜，则案件可以顺利侦破；如果犯罪嫌疑人获胜则会被释放。侦查人员身负惩罚犯罪、查明事实真相的重任，不可能轻易放掉一个犯罪分子，所以必须运用一种比犯罪嫌疑人更聪明，并且能够给犯罪嫌疑人带来一定压力的方法，即讯问技巧，才可以不致放纵犯罪，也不会冤及无辜。这正是我们所要寻找的突破口。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诉讼对讯问技巧均未予以足够的关注，而讯问技巧是侦破案件的有力武器，侦查人员不仅要尽力使犯罪嫌疑人回答提问或告知相关信息，而且要保证犯罪嫌疑人提供信息的真实可靠性。如果完全不运用讯问技巧，犯罪嫌疑人又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那么讯问根本就没有实际意义--不可能获得有用的信息，也就不可能迅速侦破案件。所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使用一定的讯问技巧是必要的。讯问技巧运用中关键的一点是掌握对犯罪分子施加压力的限度，既要尊重其正当权利，又要快速破案。

（2）确立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仅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中，规定：凡经查证属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那么对于依据非法言词证据提供的线索而获得的其他证据是否需要排除呢？如果对通过非法言词证据提供线索获得的其他证据也不得作为定案的证据，那么侦查机关不得不重视对言词证据取证的合法性。否则辛苦取得的证据因为程序非法而被法庭排除，导致本来就紧张的司法资源极大浪费。如果不排除这种证据，则刑讯逼供还有存在的可能。因为法律规定，案件即使没有口供也可以定案，那么即使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但通过口供取得的其他证据一样可以使用，可以对被告人定罪量刑。

（3）关于“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目前学界针对刑讯逼供行为提出应确立“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我们认为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刑讯逼供罪案件，就如财产来源不明罪案件是一样的，需由被告人举出其没有刑讯逼供行为的证据，否则将直接推定刑讯逼供事实的存在，由其承担不利后果。对于其他案件，被告人当庭翻供，提出侦查机关对其刑讯逼供，则不存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提法。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本来就在控方，被告人当庭以刑讯逼供为由翻供，存在的只是法官对庭审前的供述与庭审中的供述如何采信的问题。被告人翻供是想推翻庭前供述的法律效力，那么检察机关若想让法庭确信其取得的被告人口供的合法性，就必须证明其取证程序的合法性和口供的可靠性。如此一来加强了检察机关的证明责任，检察机关必须采取其他方式来证明其取证的合法性和口供的真实可靠性，如讯问时采用同步录像、律师在场、见证人等方式，否则将可能导致以前的工作白费。这样就免除了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的义务，但这是诉讼程序的应有之意，而不是举证责任倒置

4、强化监督是制度有效运行的保障。

监督是制度有效运行的保证，失去监督的制度我们很难看到该制度目的的顺利实现。所以法律已经设立的和即将设立的制度都必须得到有效监督，这样立法的目的才能充分实现。刑讯逼供作为我国法律严厉禁止的行为，行为主体也是国家工作人员，本应是守法的典范，但为何却不断的违反法律规定呢？职务行为没有得到有效监督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建立有多层次的监督体系，包括法律监督体系和社会监督体系。具体到某个国家机关，既有外部监督，如有人大、检察、监察等国家机关的监督，有人民群众的监督，有新闻媒体的监督，同时又有内部监督，如党纪监督等。如此多层次、多角度的监督仍然没能有效遏制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问题的关键在于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得不到有效监督。我国的监督体系基本是事后监督，虽然违法行为应得到惩处，但更需要在合法权益被侵害以前就得以被制止，也就是说更需要事中监督。事中监督部门的最佳选择就是检察机关，但因现行法律对检察机关赋予的权力及其设置体制，束缚了检察机关依法行使监督权力的意志。检察机关有必要进行改革，强化检察监督。只有得到有效的监督，为遏制刑讯逼供所设立的法律制度才可能有效实行，刑讯逼供也才可能得到遏止。

（二）惩治为辅

对刑讯逼供行为的全面预防并不能就此完全的将其消灭掉，只是尽可能最大限度的降低其发生几率，而对于那些执法犯法，敢于搞刑讯逼供的，本着“违法必究”的原则，都应一律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一个也不能放过。对犯有刑讯逼供一般违法行为的，查清后及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严重违法行为构成刑讯逼供罪的，应由司法机关经查证属实后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而对于重大的刑讯逼供案件，不仅应查处直接责任人员，对那些纵容、包庇、失职的单位领导，也要追究相应责任。

如此严厉的后果，每个司法工作人员应当是明知的。但惩罚不是目的，只是为了要求司法工作人员认真履行职责，忠于法律和事实，不搞刑讯逼供，否则将承当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不利后果。

刑讯逼供不仅我国存在，世界各国普遍都存在，都在寻求适合本国的遏制刑讯逼供的方法。我们寻求的方法一定要适合我国，并不是所有外国的成熟的、先进的法律制度都适用我国，即使有适合我国的制度也必须结合我国的国情变通实行，才能发挥其大的作用。我国之所以至今还未 克服刑讯逼供，主要是条件还不具备，尤其是经济条件、思想条件。因此我们认为以预防为主，采取综合治理的方式是适合我国国情、比较现实可行的遏制刑讯逼供的方法。遏制刑讯逼供，需要司法改革，更需要社会改革，这是一个长期系统的工程，我国正在建设以“依法治国”为目标的社会，只能采用渐进式的方式。我们所要努力的目标就是正视它的存在，采用预防为主，惩治为辅的综合治理手段，逐步减少它的发生，直至将其最终消灭。上述所提出的方法只是针对目前我国的现状，至于将来条件具备了，会有更好的方法防治刑讯逼供。但必须要明白一点，消灭刑讯逼供，我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殷红《警察对警察的刑讯逼供》，载《中国青年报》2001年7月20日。2、杨通河《刑讯逼供法难容》，载《法制日报》2000年4月16日第2版。

3、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伍绍昆《刑事司法理念若干问题研究》，载湖南《怀化学院学报》，2003年1出版。

5．(意)贝卡利亚.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社出版，1993年出版。

6、刘家琛《新刑法条文释义》，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

第五篇：浅谈民警消极作为原因及对策

在端正执法思想过程中出现的民警不作为和消极作为问题，虽然只是个别民警的个别现象，但如果放任不管，很容易在队伍中扩散、蔓延，成为带普遍性、共性的问题。究其原因，既不能将其简单地归咎于上面政策过严，也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民警的消极对抗，而应该将这个问题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期、经济体制转轨期的大背景下来探究，从

公安工作三大历史使命及其宗旨的高度予以高度重视。

一、民警消极作为的原因

(一)新形势、新情况、新起点与旧执法观念的碰撞严重制约民警的工作积极性。近年来，各级公安机关为端正执法指导思想，为增强广大民警执法为民的意识，对队伍和执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采取了硬措施，如“五条禁令”、“五项规定”以及执法质量考评办法等。这些措施的出台，对民警和一部分公安机关领导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有效改善了公安机关的公众形象。但由于传统执法理念和方式的惯性作用，“急刹车”后，一些民警不能正确认清形势，适应时代要求，对以往“管人者”的心理优势，“棍棒下出案子、口供里出证据”的行为习惯产生“怀旧”、“留恋”情绪，没有把思想转变到“执法为民”的新观念上来，从而感到束缚了手脚，民警旧的执法理念与当今新的执法环境下对民警的要

求的矛盾短期内难以调和。

（二）执法要求相对提高与民警综合素质较低的矛盾以及“利益驱动”的受限是民警工作消极的内因

1、作为执法的主体，民警的综合素质直接影响执法的过程和结果。新形势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安工作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情况，这就要求公安民警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执法为民的本质，具有过硬的专业技术本领和准确执行法律法规的能力。这时执法工作的高要求与民警素质偏低的矛盾就十分突出，存在说不过、跑不动、打不赢的问题，民警的业务水平、法律水平、办案技能、技巧与现实要求差距很大，而且在短时间内民警的综合素质难于提高。

2、政治利益，拿刑讯逼供来说，在无其他有力证据证明犯罪时，审讯人员使用刑讯逼供手段获取口供，的确能取得快速破案的短期效应，并造就刑讯逼供者有能力、有魄力、善断案的光辉形象，政治利益随之而来。但在目前的执法环境下，审讯人员失去了这一“捷径”，必须通过强化预审能力才能适应工作需要，而预审能力的提高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这种情况下一些“破案能手”就会感到束手束脚，光辉形象就会大打折扣，随之而来的各种奖励也会消失，消极思想的产生也就不难理解。、经济利益，纵观执法中存的问题多数直接或间接的与经济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旧的执法要求下，部分民警热衷于办理一些有“油水”的案件，但在新的执法环境下，“油水”的取得必然付出成倍的代价，这种状况下，部分热衷于追求经济利益的民警的工作积极性就会大打折扣。

(四)队伍管理的快节奏与民警的适应能力迟缓的矛盾。上级公安机关出台了不少条令和禁令、考评办法，强化执法为民的观念、服务的观念、人权的观念、法治的观念等等，无疑是正确的，是符合当前形势要求的。但是由于“弯子”转得太急，一些禁令存在与基层实际脱节的问题，没有遵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棍子”打死，不免出现了民警动辄得咎的现象，因而使他们产生了一种人人自危的感觉。端正执法思想没有真正入心入脑，成为民警的自觉行动，而是一种被迫服从，是不得已而为之。目前，抵触情绪、埋怨情绪、悲观畏难情绪在基层民警中有所蔓延，甚至出现“与其出去找死，不如在家等死”的说法。加上各级领导机关的各种考评过多过滥，并且都要逐一排名、末位淘汰，基层民警感到不胜负荷，压力很大，难以适应。

(五)规范执法的快变化与法律、法规、办案程序的慢配套的矛盾。当前公安机关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然而操作层面上没有及时跟进、出台相应配套的法律、机制、手段，导致基层公安机关在工作实际中碰到了不少难题，基层民警感到无所适从。如审查手段，一方面强调从严审批留置，另一方面刑事传唤限定在12小时，留置最长在48小时内要对违法犯罪嫌疑人作出处理，这对警力普遍紧缺的公安机关来说，民警往往只能通宵加班；再如取消收容遣送，实行自愿救助办法后，对城市流浪者和不够法定责任年龄的三无人员的扒窃、抢夺等案件，因种种原因无法取证，案件常常无法处理，只能口头教育释放；还有新《行政许可法》颁布后，特种行业管理基本处于失控状态。

(六)“人权”呼声高涨与法律配套相对滞后的矛盾。当前人民群众对人权、民主、自由、公平、正义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然而有一部分群众法律意识淡薄，片面理解、强调人权，只讲权利，不讲义务，使民警遭受乱投诉的问题呈上升趋势，民警在执法过程中时常受阻，甚至被谩骂殴打。极大的挫伤了民警的工作积极性。

二、对策

(一)加强执法为民的教育。目前，公安工作正处于从人治到法治根本性转变的转型阵痛期，民警的思想波动甚至消极作为是一种阶段性的反映。这些也是我们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关键是要减少成本、缩短付出代价的过程。因此，我们要强化执法为民的思想教育，明确公正、严格、文明执法的必要性，切实转变观念，端正执法为民的思想教育，在公安工作的各个环节中，完整、准确地体现执法为民。

(二)着力于民警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的提高。素质不强、能力不高，工作必然盲动，疲于应付。身心劳累也就不难理解。我们发现只要工作成绩突出的民警，他的工作思路、综合素质必然较高。因此，提高民警的综合素质特别是强化民警学习统筹方法的能力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当然这项工作绝非一朝一夕，关键是具体工作中，基层领导要亲历亲为，手把手传授，寓教育与管理，寓教育与日常工作。

(三)尽快构建执法配套机制。建议上级公安机关尽快研究、出台公安工作转型时期便于民警依法执法的操作性规范，加大配套措施的跟进力度。如在民警办案审查手段方面予以便利，在执法考评方面删繁就简，防止走偏，搞形式主义，尽量做到既要督促下面严格执法，又要方便执法，从而提高民警的工作积极性，促进各项公安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探索以“首问责任制”为核心的长效监督机制。一方面要积极创新队伍管理机制，突出抓好内部管理，在目标管理考核的基础上建立健全以定期考评为形式，以兑现奖惩为手段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积极营造以落实责任为目标的争先创优、良性竞争的工作氛围，充分激发队伍活力。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各项执法办案、警务公开、第一时间调查取证、先期处置方面的问责制约机制，进一步贯彻上级的各项禁令，严管、严查，约束民警的乱作为、不作为行为，以确保队伍不出问题。

(五)多策并举、合理整合社会资源，捍卫公安机关的执法尊严。一是要克服“老大”思想，转变工作作风，通过看是平淡但不失真情的日常小事，加大对群众的感情投资力度，用以密切警民关系，用以调动群众为公安工作的积极性，最终使公安工作步入民警和社会各界的互动进入良性循环轨道。二是积极开展警民共建活动和法律进社区、进校园、进家庭活动，扩大交流，增进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强正面宣传鼓劲，通过建立“新闻发言人”、“警情通报”、“警务公开栏”等制度，充分利用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大力宣传先进典型和模范人物，弘扬正气，振奋警心，同时对诬告、陷害、侮辱、谩骂、围攻、殴打等侵害民警正当权益的行为，依法打击处理。以期达到捍卫公安机关尊严，维护民警的合法权益的目的，最大限度调动民警的工作积极性。三是要用足用好联防队伍、治保组织、企事业单位保安队伍等协勤力量。这些工作需要我们民警转变一种观念，我们是利用这种力量，而不是领导这种力量，这就需要我们民警放下架子，以丰富的感情与协勤力量打交道。当然，这些工作必须以基层领导强有力的支持，必须以基层领导与各单位充分的协调为前提，这种协调必须尽其所能，必须到位，将工作落到实处，才能真正使这股力量为我所用。

（七）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平台。

公安队伍是和平年代流血牺牲最多的队伍，公安民警不仅随时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而且更多的是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和心理压力。要使这样一支队伍保持依法积极尽责的旺盛斗志和战斗力，更好地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公安机关的领导一定要对民警从政治上关心，人格上尊重，精神上鼓励，工作上爱护，业务上培训，生活上体恤，切实帮助民警减轻压力，调动积极性。努力构建新形势下从优待警的激励机制平台，积极探索、逐步完善新形势下从优待警的不同措施。

激励机制包涵工资、福利待遇激励机制、晋升激励机制和荣誉激励机制。公安机关开展工作只靠约束是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的，只有完善了激励机制才能从根源上调动民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励机制要与约束机制综合运用，尤其是要以健全的考评机制为基础、为依据。对于勇于同犯罪分子作斗争，当场抓获违法犯罪分子的，要作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大张旗鼓的宣传表彰，各单位年底考核中应予以突出，经济奖励配套跟进。从目前来看，因财力问题，经济激励有很多局限性，但我们可将用作奖励的经费有重点地进行分配，具体做法可以采取减少评选名额，提高单个数额，特别是优秀公务员、嘉奖的名额应大幅度向基层单位倾斜。因为无论历史的看，还是从目前来看，实战单位民警都要比机关科室民警辛苦得多，所以经济激励的倾斜也就在情理之中。

再者，政治待遇上，这是个非常敏感也非常至关的问题，解决不好这一问题，我认为想从根源上调动民警的工作积极性，几乎是不可能的。目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意识根植于民警局限于形式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当然这并不证明我们的民警没有除暴安良、见义勇为的意识，加上在现有资源合理流动的市场条件下，各种因素的制约使得经济待遇始终不能根本解决，民警现有待遇和付出及不成比例，政治待遇的突出作用就很显然。调查显示：很多民警选择警察职业的原始动因无外乎：为稳定的生活保障而来；为“奔头”和“前途”而来；为警察的社会地位而来；很极端的为警察的“特权”而来。随着政府机构改革的日趋完善和警察队伍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强，后两种动因会日趋减弱，所以利用好政治激励，解决好政治待遇已成为健全激励机制的首选。运作中可采取与单个办案小组业务成绩挂钩，与全年有无违法违纪挂钩，责任连带制、考核捆绑制和分解制并用。捆(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绑制用以凝聚力量，分解制用以激励个体积极性。成绩突出民警不论是实职还是虚职予以破格提拔，以此形成一种公正、透明的用人机制。做好了，笔者深信民警的工作积极性一定能从根源上得以调动。

政治激励还有一分支就是政治荣誉激励，他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年底工作总结中，评选出来的先进典型、十佳民警等要大张旗鼓的加以表彰，这一点已经做得很到位。二是日常工作中，基层领导要树立激励民警的意识，在月小结、周小结会议上对近期成绩突出民警予以表扬，领导必须十分清楚每位民警的工作进展情况，才能保证表彰的公正、透明，表扬才能产生效果，否则就会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