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院人民陪审制度与美国法院陪审团审判制度的实质性差异

第一篇：中国法院人民陪审制度与美国法院陪审团审判制度的实质性差异

美国陪审制度是宪法的设计者们努力创造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但同时又坚持进一步防止司法专断而设置的当事人权利保障制度，它的功能在于防止为消灭仇敌而进行的无事实根据的指控和提防那些容易受更高当权者影响的法官。

在我国，随着司法威信急剧下降，加强审判监督力度的呼声不断高涨，推行以美国陪审审判制度为原形的陪审员制度也成为我国审判制度改革中的一股潮流。然而，“照猫画虎反类狗”的教训在我国改革中实在不是一二例了，不同法律文化背景下有着相似名称的制度所承担的功能及其实现方式往往迥然不同，本文对英美陪审审判制度增加一点背景介绍，试图提供一个“虎”的故原形，并与我国陪审审判制度加以对比，找出“猫”与虎之间的一些实质性差异。

（1）当事人对陪审审判程序的选择权。

美国陪审审判制度与我国陪审审判制度的一个最核心的、最有实质意义的差异在于，陪审审判是一种由宪法保障的权利-权利可以放弃。象有权选择由陪审团参加的审判一样，当事人也有权选择没有陪审团参加而仅由法官进行的审判（在刑事审判中他还有权选择供认犯罪而完全免予审判，即诉辩交易）。程序选择权赋予当事人根据自己的程序利益和实际需要作出自主判断的机会，当事人可以选择对他而言最为有利的程序，从而使不同审判程序制度的不可避免的内在缺陷在这种选择中得到过滤。比如，由陪审团参加的审判可能使审判的公正性有更多的保障，却比仅由法官进行的审判要复杂得多，当事人为此付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都成倍于法官审判。如果当事人认为陪审团的非理性的同情心并非总是帮助好人，或者当事人认为不值得为案件付出昂贵的成本或付不起如此昂贵的代价，他可以放弃陪审审判的权利。

相比之下，我国的陪审审判程序是由法律作出原则性规定而由法院作出自由裁量的制度设置，在实践中，是否由正式法官组成合议庭常常是法院根据在册法官是否够用而决定的。对于是否接受由陪审员参加的审判，当事人没有程序选择权。换言之，陪审审判是强加于当事人的程序，而被迫行使某种“权利”实质上构成了一种义务。即使当事人认为由专业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审判比由法律外行参与审判的混合法庭更能保障审判结果的正确性，他也只能接受法院为他安排的陪审审判程序，反之亦然。

（2）陪审员的产生方式及以此为基础的相对独立性。

美国陪审团成员的相对独立性首先是由陪审员的遴选程序保障的。陪审团候选人是法院辖区的选民，法官从选民民单中摇奖式的随机选择组成具体案件陪审团，全过程均由双方律师参与，如果律师有正当理由认为某公民不宜担任本案陪审员，比如他事先熟悉案情，则可以提出申请，经过双方辩论后排除；各方当事人还有一定名额的“无条件异议”权。陪审员选择的随机性使陪审员没有职业法官那样屈从于腐败或滥用权力的动机，因为他们既不依赖于司法当局而生存，也不会因为追求职业升迁而屈从于政治干预；与此同时，自案件审判开始审判员与世隔绝的制度性安排使审判员也独立于社会舆论；当事人双方律师对选择陪审员过程的参与承担了与回避制度同样的使命，使陪审员独立于某种社会角色或人身关系。

我国的陪审员是由法院聘任的，其身份与美国法院中的司法辅助人员差别不大。他们在法院辖区有某种身份，比如法学专家，或某种有代表性的模范、先进人物，或曾经有过正规、非正规司法经历的退休人员，经法官“选拔”、聘任之后，即作为法院常设的编外法官并接受法院支付的定期或定额报酬。参与具体案件审判，也是由法院临时指定的，不过没有随机产生程序。这些陪审员之所以能够作为案件的裁判者，往往是基于他们对当地情况的熟悉或在当地的威望。如果经过人大常委会以正式程序任命的法官且不能作为人民的“公仆”而免于受任何政治势力和社会利益集团的操纵，那么，这些把陪审员身份作为一种荣誉、奖赏或把参加陪审作为第二职业机会的人，这些没有任何哪怕只是掩人耳目的遴选程序保障的普通人，在熟人社会中行使与法官同样的权力，并且不承担任何职业责任，按照正常的人性推论，他们滥用权力的危险性岂不比法官大得多？

（3）陪审员的审判权力。

以陪审员身份相对独立性为基础，法律赋予陪审团以相对独立的审判权力。陪审团与官分别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分别做出裁决-陪审团的裁决称为verdict，而法官的判决称为judgment.在刑事案件中，有罪无罪由陪审团作出结论，而量刑则是法官的权力；在民事案件中，陪审团对事实加以认定（find），法官就原告胜诉或败诉的金钱数额作出相应判决（decide）以为执行依据。如本案所示，不服陪审团裁决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在上诉之前请求原审法院对审理中的程序性错误或支持裁决的证据缺陷作出补救，即动议重新审理或作出不顾陪审团判决的判决（“judgement n.o.v”），实际上是法律赋予法官重新评判陪审团裁决正确性的权力。但法官只能宣告陪审团的裁决无效而裁定重新审理，但无权直接作出判决。初审法院对于上述动议的自由裁量权受到上诉法院的严格审查，审查以最有利于初审胜诉方的原则进行，亦即假定陪审团裁决完全正确为前提。在这一基础上，陪审团有关证据的结论具有终局性。法官与陪审团之间在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上的这种明确职能分工除了具有相互制约的意义之外，还具有一种合理分配资源以最大限度求取正当性的价值-陪审团以普通人的智识对事实作出的判断最有可能获得普通公众的认同，而法官作为法律专家对于法律问题的判断显然也具有更高正确率。

与此不同的是，我国法律规定，陪审员在行使审判权时与法官居于同等地位。法官与陪审员之间没有职能分工，在混合合议庭中陪审员与法官共同评议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并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与法官享有平等的表决权而形成判决。这种与美国陪审团权力设置和权力行使方面的重大差异可能导致两种竭然相反的效果：一方面，在判断事实方面，陪审员受到习惯于法律思维的专业法官的诱导而把事实问题纳入法律的框架，从而与陪审审判的初衷背道而驰，因为陪审审判的原理在于，正义应当是普通公民关于正确与错误观念的体现。同时，以牵制法官权力为己任的陪审员们由于在认定“法律事实”方面处于劣势，反而被职业法官牵着鼻子走而成为合议庭中的傀儡法官；另一方面，在适用法律和真正把事实纳入法律框架的努力方面，为了使身为法盲的“同事”-陪审员-能够真正地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力，法官在整个审判特别是合议的过程中须得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解释法律的规定和涵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懂法律的陪审员“依法”行使适用法律的权力恰恰是对审判权“合法”的滥用，无论对于公正和效率可能都成为障碍而不是帮助。正因如此，加强我国陪审审判制度建设的思路便“历史地”朝着陪审员专业化方向发展，媒介热情地报道某陪审员努力学习法律知识、提高自己的法律素质的感人事迹，真是对陪审制度的莫大讽刺。如果自学速成的陪审员可以比经过法律院校多年专业培训的法官更有可能保障国家法律的公正实施，那我们不妨思忖片刻：这是否意味着，要么是国家法学教育彻底失败，要么整个社会的“公正”取向有问题？

（4）陪审审判制度的适用范围。

尽管中美两国陪审审判制度存在上述种种差异，但这并没有根本性地妨碍它们以不同方式发挥各自的功能，重要原因在于它们各有与之相应的适用范围。如果以普通民事案件为对象，选择与之相应的程序，那么，严格、复杂的审判程序问题与重大、疑难的案件相适应，伴随着巨大的司法资源投入和相应的司法收益；反之，简易、宽松的司法程序应当与大量简易、小额的案件需求相适应。美国的陪审审判程序投入大、时间长、代价昂贵，主要适用于刑事案件和标的大、赔偿额高的民事侵权纠纷；而我国的陪审审判程序除与专业合议庭同样适用普通民事案件外，主要用于解决某种类型的案件，如婚姻家庭纠纷、社区邻里纠纷案件和少年犯罪案件，它的意义与其说在于监督司法、确保公正，不如说在于道德教化，实现社会综合治理。这种制度在以熟人社会为主要特征的我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陪审制的内在机理与改革家们倡导为我国陪审制改革样本的美国陪审审判制度完全不同。

不妨回头看看与我国法制传统有着亲缘关系的德国混合法庭制度，或许可以为改进我国的陪审审判制度提供另一种参考。与美国相同的是，德国以随机性的陪审员遴选程序保障了陪审员的相对独立性（这一点至关重要）；与美国不同的是，德国陪审员在参与案件审判时不受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划分的限制而与混合法庭中的法官共同评议。于是，德国以混合法庭审理的案件受到广泛而全面的上诉审查，并硬性要求法官对评议意见制作书面意见以供上诉审查之用。这种上诉审查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进行重新审理，而且，陪审员在合议庭中所占的比例与案件的难易或重要程度成反比，越难、越重要的案件陪审员成份越少，高等法院以上的案件不适用陪审员。在德国上诉制度中出现越简单的案件上诉的法律容许度越大且上诉率越高的奇怪现象，尽管没有结论说，简易案件适用陪审审判是导致案件判决错误率高的直接原因，至少可以说，德国的陪审审判并不与判决质量成正比，陪审审判的结果也远不象美国那样不易质疑。

最后，当我们考虑借鉴国外陪审审判制度的时候，不能不注意一个重要趋势，即，民事纠纷日益呈现出技术化、专业化特点，陪审审判适用于民事案件的机率越来越小，无论是居于大陆法系代表地位的德国还是英美国家都是如此，英国干脆取消了在民事诉讼中适用陪审团审判的制度，美国对于陪审审判方式也进行了较大改革。在美国，陪审审判制度的存在价值与其说具有实质性或现实性，不如说具有更多潜在价值或象征意义，也就是说，当公民受到刑事追究或者与相对人发生纠纷的时候，宪法为他设置了一种他可以选择利用的制度，使他可以在自己可以信赖的被认为代表百姓说话的陪审团面前陈述故事，获得正义。如果我们适用陪审审判只不过是为了减轻法院的工作负荷，变相地扩大法院编制，将这些“代用法官”参与审判的诉讼程序强加于无可选择的当事人，我相信，引进陪审制既不会增加我国司法的正义性也不会增加判决的正当性。

第二篇：中国与美国货币政策工具差异

1利率市场化的差异

中国与美国利率市场化差异主要表 现在两点：利率市场化程度的不同、利率机制作用的不同。美国从1970年开始推行利率市场化，到1986年完成，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利率市场化程度很高；中国的利率市场化从1980年开始至今仍在继续推进，未完成利率市场化。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的货币政策主要以利率传导机制为主，建立了以利率为中心，包括汇率、通货膨胀率、综合资产价值和货币供应量在内的一揽子综合指标【1]。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的实际效应主要是通过利率机制直接传递的嘲。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通过对联邦基金利率的调节进而影响市场利率、资产价格等最终实现对社会总需求的调控目标。利率机制在货币政策实施中的主导地位主要得益于美国健全的利率传导机制。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途径包括：货币供应量、信贷机制、利率机制等，但是利率机制并不是我国货币政策主要传导机制，利率政策在调节我国实际经济中存在阻滞因素，使其无法正常发挥效应。国内许多学者也通过研究论证得出，利率机制在我国不起主要作用，而信贷传导渠道和货币渠道在实际中发挥的作用更大。从以上两点的差异分析可知，利率市场化的完成是运用利率政策调节的基础和前提，通畅的利率传导机制是利率政策能够发挥作用的有力保证。

2货币政策目标设定的差异

中国与美国在货币政策目标设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中介目标设定的不同、单一目标与多目标的差异。1993年7月后美联储以“泰勒规则”为指导设定实际利率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引。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主要包括货币供应量、利率和汇率，但是三个变量中货币供应量是主要的中介目标。1994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从贷散规模转向货币供应量，并于1996年正式将M1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同时以MO、M2作为辅助参考，现在关注的是M2。再者，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上，早在1977年《联邦储备系统改革法》中，美国就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货币政策的目标，即：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保持经济适度增长三个目标。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逐渐将多重的货币政策

目标转为控制通货膨胀此单一目标。中国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包括四个：稳定物价、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多目标的体系既有一致性也存在矛盾性，由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可知多种货币政策目标在实施中往往无法同时实现，并会影响货币政策整体的实施效应。目前，我国很多学者提出将多重的货币政策目标转为单一的目标。从以上因素分析可知，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确立决定了一国货币政策工具选择的偏好，最终目标的不同往往体现了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的效果。

3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的差异

中国与美国在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上差异明显，美国已建立起了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而中国未建立。一国货币政策工具不同偏好的选择往往反映了一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一般而言，金融市场发展程度高的国家会选择更具市场化的工具；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低的国家会采用行政干预较浓、力度较大的工具。在美国，完备的金融体系具有发达的市场传导机制，成熟的市场机制可以自主发挥效应使得利率机制能够对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做出正确判断，从而对就业、产出和物价水平产生更加直接稳定的影响，这也是美联储选择将利率政策作为调控经济的主要原因。利率是美国市场体系中的内生经济变量，而利率在中国只是外生变量。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不高主要表现在：金融市场体系不完备，市场化程度不高：政府的行政干预色彩较强，市场机制的主导调节作用受限。完备的金融市场可以为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良好的货币制度环境会进一步推进我国利率市场机制的形成，从而为我国利率政策发挥效应提供条件。但是市场中的行政色彩往往会破坏货币政策意向的信号，使得市场无法自主调节最终无法实现货币政策的调控。

第三篇：中国的陪审员制度与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的差异

中国的陪审员制度与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的差异

摘要

本文将浅析中国陪审员制度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陪审团制度的利与弊，以及人民陪审员制度问题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 中国陪审员制度 美国陪审团制度 英美法系 大陆法系

一 综述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差异

中国属于大陆法系，大陆法系的国家特点主要是由法官主导诉讼，与此相对应，目前中国的人民陪审员主要是被动地听，作用非常有限。而英美法系中，陪审团制度在决定案件最终判决时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大陆法系无判例法。大陆法系只能用成文法系来审判案件。大陆法系以法官为中心，强调了法官的职能。

英美法系有判例法。英美法系可以灵活运用判例法，甚至创造判例法。英美法系采用对抗式，以原被告双方及辩护人为中心同时存在陪审团制度。

中国的陪审员制度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审判案件时，吸收非职业法官作为陪审员，陪审员与职业法官一起审判案件的制度。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1954年，中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按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标志着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正式成立。除此之外，也有多个法律文件对陪审员制度做出了明文规定。

陪审员的选取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定，陪审员的选取应有广泛性、代表性，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不能当陪审员，陪审员可以连任。而有关陪审员拒绝陪审与陪审产生的经济损失等问题并没有相关规定。

美国的陪审团制度

陪审团制度，是指由特定人数的有选举权的公民参与决定嫌犯是否起诉、是否有罪的制度。

美国陪审团制度来自英国，大小审判团制度也同样被引进，大审判团负责听取证据并决定是否起诉被告。小审判团负责审判定罪。

陪审员的选取，每个成年美国人都有当陪审员的义务，主要规定陪审员与原被告等相关人员没有关联，没有犯罪前科，英语没有问题。陪审员的相关信息都是严格保密的。

二 关于美国的陪审团制度的利与弊

陪审团被称为“自由的堡垒”，因为陪审团的独立性，独立于司法部门与原被告的立场，所以代表了一般民众对于案件的判断，较大程度的体现了公平性。某种角度上，也极大增加了贿赂司法部门的成本，以前只需要贿赂法官一人，现在要贿赂多位信息严格保密的陪审员，基本是不可能的。同时在这种对抗性的判案过程中，辩护律师对陪审员的最终决定起到了很大的影响，这也间接推动了美国律师等法律事业的蓬勃发展。

而这种情况也助长了律师过于“花言巧语”的现象，由于一般民众没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容易被感情带节奏，反而忽略了实际的案件本身。这也使律师的辩护成为了一种表演。另外，陪审员也容易在社会舆论的导向下做出判断。同时，陪审团制度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成本过高，一次刑事案件的陪审团由十二人组成，而每位陪审员都得放下私事过来陪审，导致许多人都想逃避这个义务。而时间也是比法官判决长了很多，效率降低。至于公正性，因为需要得出一致的判决，否则会流审，大多数情况下，也造成了少数服从多数意见的现象。

三 关于中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利与弊

人民陪审员起到的比较实质性的作用是调解，陪审员并不是司法系统的工作人员，但又是一个“不穿法袍的法官”，所以身份有利于调解原被告双方的矛盾，许多实际案件中，陪审员在调解民事纠纷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作为法院与人民相联系的纽带，陪审员更了解社会舆论以及民情民意，能够完成在民意方面上与法官的互补。人民陪审员应认真听取双方的辩护及证据，在合议庭中从符合人民群众的思维提出自己对案件的看法，达到分享司法审判权的目的，实现司法民主。在中国，案多人少是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近期员额制的改革更是进一步加大了压力，虽然陪审员不能代替法官，但是在减轻案多人少的压力方面也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中国这种以法官为中心的大陆法系下，陪审员在某些地方真的成为了“陪”审员。陪审员的选取、任命等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定，陪审员在某些地方成为了一种摆设，甚至也有的法院不采用陪审员。存在感低，没多大用是目前陪审员制度的致命问题。

四 人民陪审员制度问题的解决措施

如果陪审员想要摆脱存在感低、没有用的地位，首先要对自己有自信，要知道自己的作用，也许在判决方面的影响不会太大，但是可以在调解上起到作用，也可以在民间舆论方面与法官形成互补，要利用好这些优势，从而起到陪审的作用。当然也要在合议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意见，代表人民群众的普遍想法。

五 结语

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与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都有自己的利与弊，没有谁是绝对的正确，只能说是更符合各自国家的陪审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要吸收外国陪审制度的优点进行改革，同时落实陪审员政策，发挥陪审员的优势。

六 参考文献

曾丽丹 《感悟人民陪审员工作的点滴》 中国法院网 2013-07-05 李超玲、钟洪 《人民陪审制度的价值分析》 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05-3 王丽英、赵颖 《英美国家与中国陪审制度之比较》 辽宁商务职业学院学报2002-3

第四篇：美国与中国陪审团制度的比较

美国与中国陪审团制度的比较

陪审团制度(Jury System)是美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美国诉讼制度特征，也被认为是美国法治民主化的标志。陪审团制度作为英美法系国家重要的司法制度之一，是司法民主化影响最深远和历史最悠久的一种模式，进入20世纪以来，尽管陪审团制度一些固有的弊端不断显现，但其对于保障公民自由、提升司法公信力，推进法制教育等仍具有重要意义，相对而言，我国的陪审制度却不尽人意，因此，借鉴美国陪审制度的优势来逐步完善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成为必要之举。

一、美国与中国陪审团制度的共同点

1、两种制度设计的目的是一致的。美国的陪审团制度是为了使公民有效的行使一部分权利从而防止法官的独断专行，以此来达到司法正义；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使公民参与案件审理也是想让案件得到公正的裁决，从这一角度来讲，中美的陪审制度的目的有异曲同工之处。

2、作为二者制度设计基础的司法理念是一致的。美国的陪审团制度基础理念是通过吸收普通民众参与司法活动，把普通公众的理性和社会价值观引入司法领域，使司法更贴近社会；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也是为了完善司法监督体制，基于司法民主的理念，将社会公众引入司法行使过程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的理念也是一致的。

二、美国与中国陪审团制度的不同点

1、历史起源与发展的差异。我国古代没有陪审制，陪审制度并非中国原生，清朝末年，沈家本主持修订法律，在其编成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陪审制度，但在法律实践中没有施行。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于1929年曾颁布关于政治案件的陪审暂行法，但在实践中也没有施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在颁布的条例中具体规定了陪审制度，但没有在全国实施。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借鉴了前苏联的做法，陪审团以参审的方式进行陪审，直到现在。由此可见，中国的陪审制度相比美国的陪审制度，缺少一脉相承的制度演进过程，从而造成了陪审理念和共同意识的缺乏。

2、陪审团制度文化基础。我国陪审制度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国缺少陪审制度的文化基础，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形成了森严的等级制度和礼法文化传统，不可能注重人权，也就不可能使民众形成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这本身就使中国缺乏了陪审制度的精神寄托。

3、从功能上来说，我国的陪审员在理论上与审判员具有同等的权利，既包括事实审又包括法律审，但在实践中，陪审员的法律素养普遍较低，不能进行独立思考，容易追随审判员的观点，在法庭审理过程中，由于审判长长期由职业法官担任，而法庭审理又是在其主持下进行的，因此，陪审员作为合议庭的成员，主要职责是被动的“听”。陪审员虽然作为合议庭的成员参加庭审，但其职责与职业法官并不相同，陪审员不能把社会的道德、习惯、经验、伦理渗透到案件中去，不能发挥其作用。

三、美国陪审团制度对我国陪审员制度的借鉴意义

首先，严格限制人民陪审员参与的案件范围。在法律专业化趋势日趋严重的今天，只有严格限定陪审员参与的范围，人民陪审员制度才有存在的意义，不至于只流于形式。其次，应当充分尊重人民陪审员的判决权威性。在美国，陪审员是得到法庭尊重的，在我国，由陪审员参与的案件中一审、二审程序应严格的区分为事实审和法律审，二审法官不得重新认定案件事实，以此来保证人民陪审员参审作出判决的权威性。再次，应当充分保障人民陪审员的话语权，排除法官的不当压力。美国坚持认为人民才是最终的审判者，陪审团的评议是秘密进行的，不受法官的影响，在我国，只有确保陪审员自己的意志独立，不受法官干扰，才能保证人民陪审制度设计目的的实现。最后，应当强化审判制度对公民民主、自由的保护，提升司法公信力等功能。美国陪审团制度具有对公民民主、自由保护的功能，反思我国的司法审判，公信力缺失，甚至严重危及公民的民主和自由，有些判决还有合法不合理的情况，因此，我们在改革司法制度时，必须注重提升司法审判的公信力。

第五篇：首例中国法院判决在美国的承认与执行案

首例中国法院判决在美国的承认与执行案

1994年2月24日，经罗宾逊公司介绍，三联实业公司与卓诚公司（罗宾逊公司的亚洲代理经销商）在中国宜昌签订了买卖合约。按照合约，三联实业购买罗宾逊公司R-44直升机一架，加上在中国的安装和试飞费，总计29.3万美元。没想到这架直升飞机一上天便折戟。1994年3月22日15时45分，三联实业公司安排R-44直升机进行首次载客，但起飞六分钟后，这架崭新的直升机就坠毁于重庆丰都境内的长江主航道上。机上3名游客遇难身亡，飞行员受伤获救。中国民用航空中南管理局出具的事故调查报告结论是，“导致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很可能是机械故障，与生产质量有关”。

2001 年1 月，三联公司和平湖公司在中国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高院”）提起诉讼（“中国诉讼”），要求被告罗宾逊公司承担因产品质量事故造成的直升机损失以及其他经济损失赔偿。该诉讼程序中的传票、诉状、出庭通知等相关文件于2004 年2 月送达至被告罗宾逊公司，但罗宾逊公司并未出席其后的开庭审理，也未申请延期诉讼或采取其他措施。同年12 月，湖北高院在罗宾逊公司缺席庭审的情况下作出判决（“中国判决”），支持三联公司和平湖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决罗宾逊公司向三联公司和平湖公司支付总计2000 多万元人民币的损失赔偿金及相应的利息。为了使中国判决得以执行，2006 年3 月，三联公司和平湖公司委托金杜律师事务所，并在具有相关专长的美国律师的协助下，在美国联邦法院加州中部地区法院（“联邦地区法院”）提起关于承认和执行中国判决的请求。

经过长达三年多的双方争辩及法院审查过程，美国联邦地区法院于 2009 年8 月作出判决，同意承认与执行本案的中国判决。三联公司和平湖公司由此将获得总额约650 万美元的赔偿及相应的利息。罗宾逊公司不服，于当年10月向美国第九巡回法院提起上诉；2011年3月，美国联邦第九巡回法院驳回了上诉请求。2011年6月底，罗宾逊公司履行相关赔款义务。

二、争议焦点

目前，美国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通常适用各个州的法律和案例法确定的规范。总体而言，美国的大部分州（包括加利福尼亚州）都采纳了由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制定的《承认外国金钱判决统一法》（《统一法》）作为其州法；其他没有采纳《统一法》的州则适用案例法的礼让和互惠原则。《统一法》的适用范围限于金钱支付类的外国判决，规定了一系列与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的支付判决有关的判断标准，并且只要求对外国司法体系和法院判决进行程序是否正当的审查而并不对实体问题进行重审。本案中，三联公司和平湖公司在美国联邦地区法院申请执行中国判决的法律依据为《统一法》。申请承认与执行中国判决的整个程序中，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在中国的诉讼程序中，罗宾逊公司是否在程序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送达程序是否合法公正；

（2）中国判决是否为终局的、结论性的和可执行的；（3）是否应考虑公共政策及司法礼让原则的适用情况。

三、法院判定承认与执行中国判决的依据

围绕上述争议焦点涉及的相关问题，原被告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辩。美国联邦地区法院经过审查，全面支持了原告的主张和观点，判定承认与执行中国判决，其主要依据如下：（1）关于中国诉讼的程序公正性问题

被告罗宾逊公司提出：由于送达不当，其未能得到在中国案件中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因此其在程序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并且，中国法院的送达程序不符合《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海牙送达公约》）规定的有效送达方式。联邦地区法院拒绝了罗宾逊公司的上述抗辩，而支持了原告三联公司和平湖公司的主张，作出如下认定：第一，罗宾逊公司实际上收到了关于中国诉讼及其审理的通知，并且有充足的时间提交证据和准备答辩、或者对中国诉讼中的送达程序提出异议，但是其并没有这样做；第二，《海牙送达公约》中并没有关于送达效力的规定，而仅仅规定了一些技术上的机制和程序；第三，原告提供的相关证据表明，关于中国诉讼的送达符合《海牙送达公约》的规定。

（2）关于中国判决是否为终局的、结论性的和可执行的判决 被告罗宾逊公司提出：原告未能举证在 2006 年3 月申请承认与执行之时中国判决是《统一法》所要求的终局的、结论性的和可执行的外国判决；而且，由于中国《民事诉讼法》第219 条规定的当事人申请执行判决的期限为六个月，中国判决在2006 年3 月已经不可执行。基于原告的主张和观点，联邦地区法院作出如下认定：由于被告罗宾逊公司并未在中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期限内提起上诉或申请延期上诉，中国判决已成为终局的、结论性的和可执行的判决。并且，中国《民事诉讼法》第219 条仅适用于在国内执行的判决，关于在国外执行的判决应当适用第266 条，而该条并没有规定执行的期限；对于在外国申请执行判决的期限，应当适用受理申请的外国法院所在地的法律规定。因此，在本案中应适用当时有效的《加利福尼亚民事程序法》中规定的关于执行外州判决的期限，即10年。（3）关于公共政策以及中美之间的司法礼让问题

被告罗宾逊公司提出：根据司法礼让原则，本案的中国判决不应在美国得到承认与执行。中美两国并未签署任何关于相互承认和执行判决的协议，也未加入关于相互承认和执行判决的国际公约；另外，美国法院作出的判决从未在中国得到过承认和执行。由此，请求联邦地区法院拒绝承认和执行中国判决。

对此，联邦地区法院支持了原告提出的如下观点：首先，《统一法》并未规定必须存在互惠关系才能执行外国判决，而且从这部法律过去的适用情况来看，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存在这一要求。其次，即便《统一法》存在上述要求，对本案也不会产生影响。由于罗宾逊公司已经自愿选择了中国作为审理地，并选择接受中国法院作出的判决，因此其不得以任何理由来拒绝执行本案的中国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