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
【发布单位】全国人大常委会 【发布文号】
【发布日期】1958-06-03 【生效日期】1958-06-03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国家法律法规 【文件来源】中国法院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
（1958年6月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通过）
（1958年6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公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证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并有利于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一百零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的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农业税的征收实行比例税制。
第三条 下列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农业税的纳税人，应当按照本条例的规定交纳农业税：
（一）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兼营农业的其他合作社；
（二）有自留地的合作社社员；
（三）个体农民和有农业收入的其他公民；
（四）国营农场、地方国营农场和公私合营农场；
（五）有农业收入的企业、机关、部队、学校、团体和寺庙。
第四条 下列的农业收入征收农业税：
（一）粮食作物和薯类作物的收入；
（二）棉花、麻类、烟叶、油料、糖料和其他经济作物的收入；
（三）园艺作物的收入；
（四）经国务院规定或者批准征收农业税的其他收入。
第五条 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兼营农业的其他合作社，以社为单位交纳农业税；其他纳税人，按照他们的经营单位交纳农业税。
第二章 农业收入的计算
第六条 农业收入的计算标准如下：
（一）种植粮食作物的收入，按照粮食作物的常年产量计算；
（二）种植薯类作物的收入，按照同等土地种植粮食作物的常年产量计算；
（三）种植棉花、麻类、烟叶、油料和糖料作物的收入，参照种植粮食作物的常年产量计算；
（四）园艺作物的收入、其他经济作物的收入和经国务院规定或者批准征收农业税的其他收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规定计算标准。
本条第一款
（一）、（二）、（三）项所列各种农业收入，一律折合当地的主要粮食，以市斤为单位计算；折合比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规定。
第七条 常年产量应当根据土地的自然条件和当地的一般经营情况，按照正常
年景的产量评定。对于因积极采取增产措施和采用先进经验而使产量提高特别显著的，评定常年产量不宜过高。
第八条 在评定常年产量的时候，对于纳税人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水土保持工程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土地，受益未满三年的，应当参照受益前的正常年景的产量评定常年产量。
第九条 常年产量评定以后，在五年以内，因勤劳耕作、改善经营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常年产量不予提高；因怠于耕作而降低单位面积产量的，常年产量不予降低。
第三章 税率
第十条 全国的平均税率规定为常年产量的15．5％；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平均税率，由国务院根据全国平均税率，结合各地区的不同经济情况，分别加以规定。
第十一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应当根据国务院规定的平均税率，结合所属各地区的经济情况，分别规定所属自治州的平均税率和所属县、自治县、市的税率；自治州所属县、自治县、市的税率，由自治州人民委员会根据上一级人民委员会所规定的平均税率，结合所属各地区的经济情况，分别加以规定。
如果县、自治县、市所属各地区的经济情况悬殊，不宜按照一个税率征收的，县、自治县、市人民委员会可以根据上一级人民委员会所规定的平均税率，分别规定所属各地区的税率，报请上一级人民委员会批准后执行。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对所属地区规定的税率，最高不得超过常年产量的25％。
第十三条 个体农民应当交纳的农业税，除了与所在地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按照同一税率计算以外，根据不同的经济情况，另行加征税额的一成到五成。对缺乏劳动力、生活困难的个体农民，不予加征。
第十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为了办理地方性公益事业的需要，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可以随同农业税征收地方附加。
地方附加一般不得超过纳税人应纳农业税税额的15％；在种植经济作物、园艺作物比较集中而获利又超过种植粮食作物较多的地区，地方附加的比例，可以高于15％，但最高不得超过30％。
第四章 优待和减免
第十五条 纳税人依法开垦荒地或者用其他方法扩大耕地面积所得到的农业收入，从有收入的那一年起，免征农业税一年到三年。
移民开垦荒地所得到的农业收入，从有收入的那一年起，免征农业税三年到五年。
第十六条 纳税人在山地上新垦植或者新垦复的桑园、茶园、果园和其他经济林木，从有收入的那一年起，免征农业税三年到七年。
第十七年 纳税人从下列土地上所得到的农业收入，免征农业税：
（一）农业科学研究机关和农业学校进行农业试验的土地；
（二）零星种植农作物的宅旁隙地。
第十八条 纳税人的农作物，因遭受水、旱、风、雹或者其他自然灾害而欠收的，按照欠收程度，减征或者免征农业税。减征和免征的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规定。
第十九条 下列地区，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决定，可以减征农业税：
（一）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还有困难的革命老根据地；
（二）生产落后、生活困难的少数民族地区；
（三）交通不便、生产落后和农民生活困难的贫瘠山区。
第二十条 革命烈士家属、在乡的革命残废军人及其他纳税人，因缺乏劳动力或者其他原因而纳税确有困难的，经县、自治县、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可以减征或者免征农业税。
第二十一条 除本章各条的规定以外，其他需有给予优待和减免的，由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规定。
第五章 征 收
第二十二条 纳税人应当向乡、民族乡、镇人民委员会据实报告土地亩数、农业收入和其他有关情况。乡、民族乡、镇人民委员会对纳税人的报告，经过调查和评议以后，造册报送县、自治县、市人民委员会审查核定。县、自治县、市人民委员会审查核定后，依照税率计算税额，向纳税人发出纳税通知书，作为纳税的凭证。
第二十三条 农业税分夏秋两季征收。夏收较少的地区，可以不进行夏征，在秋季一并征收。征收的时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规定。
第二十四条 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对于交纳粮食有困难的纳税人，可以改征其他农产品或者现款。
纳税人交纳的粮食，必须晒干扬净。
第二十五条 纳税人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间，将应交纳的粮食或者其他农产品和现款，送交指定的机关；征收机关收到以后，应当发给收据。
第二十六条 纳税人有运送他们应交纳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义务。义务运送的里程，一般以当日能够往返为原则，具体里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
规定。超过义务运送里程的，其超过的里程，应当按照当地的一般运价发给运费。
在规定纳税人的义务运送里程的时候，对交通不便的山区，应当给予适当的照顾。
第二十七条 纳税人如果发现在征收农业税的工作中有调查不实、评议不公、错算和错征的情况，可以向乡、民族乡、镇人民委员会请求复查和复议。如果纳税人对于复查、复议的结果仍不同意，还可以向上级人民委员会请求复查。各级人民委员会对纳税人提出的请求，应当迅速加以处理。
第二十八条 纳税人如果少报土地亩数、农业收入或者用其他方法逃避纳税的，经查明后，应当追交其逃避的税额；情节严重的，并且送人民法院处理。
第二十九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征收农业税的工作中，如果有违法失职或者营私舞弊致使国家、人民遭受损失的，应当根据情节的轻重，给予纪律处分，或者送人民法院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条 省、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应当根据本条例的规定，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农业税征收实施办法，报国务院备案。
第三十一条 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条例的基本原则，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和民族特点，制定本自治区的农业税征收办法，报国务院备案。
自治州或者自治县人民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根据本条例的基本原则，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和民族特点，制定本自治州、自治县的农业税征收办法，报省、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备案。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从公布之日起施行。原有的农业税条例和有关规定即行废止。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草案）的说明
财政部副部长 吴 波
全国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以后，农村的生产关系起了根本的变化。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在1925年以后，虽然根据土地制度的改革、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等情况，作了一些修改，但这个条例仍然是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和农业合作化以后新的生产关系已经不相适应了。同样的，各个老解放区的农业税征收办法，一般也是在1952年以前制定的，现在也已经不适用了。从1956年起，我们就开始起草新的农业税条例。两年来曾先后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各部门征求了意见，多次召开专业会议进行了讨论和修改，并且经过国务院第七十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现在把这个条例草案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
新的农业税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实行这个条例以后农民负担的情况怎样呢？调整常年产量和调整税率的工作如何进行呢？现在，就这些问题作如下说明。
首先说新的农业税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
新的农业税条例（草案）是本着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原则，并且根据统一领导同因地制宜相结合的方针，和尽量简化征税制度的精神来拟定的。我们一方面从农业合作化以后的农村经济情况出发，对原来的农业税收制度作了若干重要的改变；另一方面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把原来征收办法中行之有效而且今后仍然适用的一些规定都保留下来。
新的农业税条例（草案）同现行的农业税征收办法相比较，有以下的重要改变：
关于纳税单位问题。在农业合作化以前，实行以农户为单位交纳农业税的办法，这是适合于个体经济的情况的。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的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已经转变为集体所有，生产由合作社统一经营，收入也由合作社统一分配了，再采用以农户为单位交纳农业税的办法，就不能和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相适应了。事实上，现在所有的高级社都已经以社为单位交纳农业税了。初级社中也大部分已经以社为单位纳税，只有一小部分仍然以农户为单位纳税。但是，这些社的生产和分配也是以社为单位进行的，以农户为单位纳税的办法已经没有意义，徒然增加事务上的麻烦，并且也不利于加强社员的集体观念。因此，草案第五条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一律以社为单位交纳农业税。原来以农户为单位为纳税的初级社，改为以社为单位纳税以后，应当根据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第十九条的规定，相应地减少土地报酬。
关于统一实行比例税制问题。目前的情况是：解放较晚的地区实行累进税制，解放较早的地区实行比例税制。草案第二条规定，全国一律实行比例税制。这是一个重大的改革。在农业合作化以前，晚解放区采用累进税制，这不仅能够体现合理负担政策，而且也有利于限制富农经济的发展和调节农村各阶层居民的收入。但是目前富农经济已经消灭，个体的农业经济已经基本上转变为集体的农业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必要继续实行累进税制了。在老解放区，过去虽然都实行比例税制，但有的地区还按各户的人口扣除一定数量的免税额，有的地区则不扣除免税额。扣除免税额的办法，使土地多、收入多、人口少的农户负担多，土地少、收入少、人口多的农户负担少，它对农村各阶层居民收入起着一定的调节作用。在农业合作化以后，这种办法也没有继续实行的必要了。因此，草案第二条规定，全国一律实行比例税制，并且取消了按人口扣除免税额的规定。农业税制的这种改变，可以适应农业合作化以后的经济情况，可以进一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并且可以把目前比较复杂的税制加以简化。
关于个体农民如何纳税问题。草案第十三条规定：个体农民应当交纳的农业税，除了与所在地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按照同一税率计算以外，根据不同的经济情况，另行加征税额的一成到五成。这是因为：
（一）目前已经为数不多的个体农民，大部分是富裕中农。在原来实行累进税制的地区，由于这些富裕中农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数量比较多，因而税率也比较高。改行比例税制以后，如果和当地农业生产合作社按照同一税率计证，他们的负担一般都会比以前减轻，有的会减轻很多。因此，对个体农民应纳的农业税采取加征的办法，使他们的负担不至于比过去减轻，这对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和个体农民的改造都是有利的。
（二）个体农民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收入的分配情况也有所不同。农业生产合作社除了向国家交纳农业税以外，还要从总收入中扣除公积金、公益金和社务管理费等项支出。公积金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公益金是用来实行“五保”和办理农村其它社会福利事业的。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从总收入扣除的公益金，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以1957年为例，大约相当于同年全国农业税征收额（正税和附加）的10％左右。个体农民为了扩大再生产虽然也需要有一定的积累，但是，他们却不负担为办理“五保”和其它社会福利事业而支出的公益金。因此，在农业税方面对个体农民加征一部分，是合理的，必要的。当然，对于个体农民当中某些缺乏劳动力、生活上有困难的户，应当不予加征。这一点在条例草案中已经规定了。在个体农户的纳税问题上，也有的同志主张对个体农民仍然采用累进税制。我们认为，目前个体农民为数很少，为了简化税制，不必另订一套累进税率。采取加征的办法，不但同样可以达到限制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目的，而且由地方人民委员会规定加征 的具体成数，比统一规定累进税率的办法更为灵活，更能切合各地的实际情况。
关于农业税税率的统一和因地制宜问题。原来各地区的农业税税率，是由前政务院规定或者由大区行政委员会规定报经前政务院批准的。过去曾一度强调过统一农业税税率。实践证明，由于我国幅员广大，情况复杂，各地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历史上的负担基础也有差别，要想在全国实行统一的税率是行不通的。因此，几年来执行的结果，有的几个省共同实行一种税率，有的一个省实行一种税率，还有的一个省实行几种税率。现在全国综合起来共有税率三十多种，但是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各地区不同的经济情况。为了进一步贯彻统一领导同因地制宜相结合的方针，在条例草案中规定了全国的平均税率为常年产量的15．5％（常年产量即计税产量，在一次评定以后，一定时间内不变。这种产量低于实际产量，所以，农民实际负担比例要低于农业税的税率。后面再作说明）。各个地区的税率，有的低于这
个平均税率，有的高于这个平均税率，但最高不得超常年产量的
25％。在这个范围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平均税率，由国务院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的税率，则由省级，县级或者自治州人民委员会根据上级规定的平均税率，按照所属各地区不同的经济情况，分别加以规定。这样做法比过去更灵活了，可以使税率更加切合实际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平均税率，授权国务院另行规定而不在条例上分别规定，这是因为根据过去的经验，税率确定以后，在执行过程中，还要根据生产发展的情况，在总的负担水平不变的原则下，在地区之间作一些必要的调整。因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平均税率，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比规定在条例上要灵活一些。至于最高税率，在过去实行累进税制的地区，规定为30％，主要是为了限制富农经济的发展。农业合作化以后，富农经济已被消灭，对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没有必要保留那么高的税率了。但是再低于25％也不合适，因为在某些富庶地区，农民的收入较多，原来的平均税率就高，他们在纳税以后，生活仍然比较富裕，如果将这些地区的税率降低过多，就要使富庶地区的负担减少，影响农业税征收任务的完成，或者就要转而加重其他地区的负担，这是不恰当的。
关于经济作物地区的农业税问题。这去规定，对于经济作物都是按照同等土地种植粮食作物的常年产量来贴征的； 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税率是相同的，附加比例也是相同的。但是由于种植经济作物的收入大于种植粮食作物的收入，因此，实际上经济作物的农业税负担比例（正税和附加合计占实际产量的百分比），低于粮食作物的负担比例。从全国平均估算，1952年粮食作物的负担比例为14
．2％，经济作物的负担比例为8．3％； 1957年粮食作物的负担比例为12．2％，经济作物的负担比例仅为6．4％。这对于鼓励农民积极发展经济作
物的生产、保证轻工业原料的供应，起了良好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作物生产的迅速发展，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之间，负担不平衡的现象日益扩大，使粮食作物地区的农民感到农业税负担不够合理。因此，草案第六条定：“种植棉花、麻类、烟叶、油料和糖料作物的收入，参照种植粮食作物的常年产量计算”，不再硬性规定按照同等土地种植粮食作物的常年产量计算。这样，地方上就可以参照各种经济作物获利的大小，分别评定它们的常年产量。对于获利较大的经济作物，可以比粮田的常年产量定得稍高一些。这样提高以后，仍然要低于经济作物本身的实际产量。草案第十四条还规定，在种植经济作物、园艺作物比较集中而获利又超过种植粮食作物较多的地区，地方附加比例，可以高于正税的15％，但最高不得超过30％。这些规定，将使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之间的负担得到比较合理的调整。当然，各地在调整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之间的负担比例的时候，还必须注意到国家对于发展各种经济作物的要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求各种经济作物比第一个五年有更多更快的发展，因此，必须做到在调整以后，经济作物负担比例仍然低于粮食作物，获利仍然大于粮食作物，以便继续鼓励农民增产经济作物的积极性。至于对零星种植经济作物的地区，对种植经济作物虽然也比较集中但获利不超过粮田或者超过粮田很少的地区，以及对刚开始发展经济作物的地区，常年产量仍然应当
比照同等粮田来评定，也不提高附加比例。此外，草案第十六条还规定了“纳税人在山地上新垦植或者新垦复的桑园、茶园、果园和其他经济林木，从有收入的那一年起，免征农业税三年到七年”。这就可以更好地鼓励农民去发展山区的生产建设。
以上是农业税条例的几点重要变更。此外，许多原来的行之有效的规定，特别是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各项规定，在新的农业税条例中都保留下来了。比如农业收入仍然按照常年产量计算，不按实际量计算。这样作，不但可以鼓励农民积极增加生产，而且比较简便易行，可以避免年年评定产量的麻烦。在评定常年产量的时候，对于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或者水土保持工程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土地，草案第八条规定：受益未满三年的，应当参照受益前的正常年景的产量评定常年产量。草案第九条还规定：“常年产量评定以后，在五年以内，因勤劳耕作、改善经营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常年产量不予提高；因怠于耕作而降低单位面积产量的，常年产量不予降低”。这些规定在多年的实这践中已经深入人心，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很显然，今后对于促进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实现将要继续发生良好作用。比如原来征税办法中关于奖励开垦荒地、奖励经济林木上山、奖励农业科学试验等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各项优待，比如原来对于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根据地和贫瘠山区的照顾，以及对于因遭受自然灾害、缺乏劳动力或者其他原因而纳税确有困难的纳税人的减免等等，都全部保留下来了。这些规定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加强民族团结和帮助贫苦农民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是有重要作用的。
下面讲一讲新的农业税条例实施以后农民负担的问题。
农民负担多少是农业税的根本问题，也是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的分配关系问题。这人问题处理的正确与否，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和工农联盟的巩固。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不但在头三年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将农业税征收指标稳定在1952年征收的水平上三年不变的方针；而且实际执行结果，以后的两年，农民负担基本上也是稳定的。这就是说，从1953年开始，农民负担已经基本上稳定了五年。1953年到1956年各年的农业税征收额（包括正税和地方附加），都没有超过1952年实际征收额三百八十八亿斤细粮的水平（细粮是指的大米、小米、小麦和高粱米。农业税征收的各种粮食和经济作物都折合细粮计算，计征农业税的常年产量，也是把各种粮食和经济作物都折合细粮计算）。1957年农业税负担比1952年增加了六亿斤左右，但是增加了的是地方附加，这个增加的部分主要是用来举办当地的生产建设和公益事业。而农业税征收
额占农业实际产量的比例，则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已经由1952年的13．2％，逐渐下降到1957年的11．3％。也就是说，尽管农业税的税率不变，农民的实际负担比例是逐渐减轻的。这就大大鼓励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使农民的生活逐渐得到了改善，对固巩工农联盟起了良好的作用。实践证明，中共中央关于稳定农民负担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在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十五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的鼓舞下，从去年冬季以来，在农业战线上出现了大跃进的形势，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农业生产将有高速度的发展。为了发挥五亿多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在农民负担方面根据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揩示，我们打算在负担稍有增加
并且在地区间进行某些合理调整之后，仍然采取增产不增税的方针。现在提出的农业税条例（草案），就是按照这个方针拟定的。
根据上述方针，我们计划1958年征收正税三百六十二亿斤，加上地方附加共为四百一十二亿斤。这个数字比1957年征收额三百九十四亿斤，增加十八亿斤，即增加4．6％。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各年的农业税征收额，即基本上稳定在1958年征收的水平上，不予提高。根据目前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按照最低的估计，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农业生产，如果每年平均递增10％，那么，到1962年将比1957年增长60％以上。而由于农业税征收额基本不变，农业税占实际产量的比例将由1957年的11．3％，逐渐下降到1962年的7％左右。此外，农民除了交纳农业税，还要交纳一小部分其他税款；农民的收入除了农业收入，还有副业收入。如果在农民负担方面加上他们所交纳的其他税款计算，在农民收入方面加上副业产值计算，那么，农民负担总额占农业和副业总产值的比例，也将由1957年的6．1％，逐渐下降到1962年的4％左右。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下，为什么继续采取稳定农民负担的方针，而不多征收一点农业税呢？这样会不会影响国家建设资金的积累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呢？我们的回答是不会的。而且恰恰相反，这正是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因为，农业税负担稳定以后，农业增产部分，将有很大一部分是用来增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公共积累，以便依靠合作社自己的财力和物力，在党的领导和国家的支援之下，鼓
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进行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以便依靠全国农民无穷无尽的力量和智慧，苦战三年，加速改变农村的面貌。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贯
彻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从而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当然，农业税负担的稳定，这是就全国范围来说的。在新的农业税条例实施后，如果继续发现地区之间的负担有显著不合理的现象，还可以进行必要的调整。而且由于今后有的年度可能丰收，有的年度可能歉收，在年度之间也还需要进行必要的调节。
这里再讲一讲调整常年产量和调整税率问题。
目前的常年产量一般是在1952年以前评定的，随着生产的发展，常年产量越来越低于实际产量，国家规定的农业税税率同农民实际负担比例之间的距离，也就越来越大。例如1957年农业税正税的税率全国平均为16．5％，而农民的实际负担比例，按正税部分计算，只有10％（加上附加部分也不过11．3％）。同时，由于几年以来各地区生产发展的不平衡，继续按原定的常年产量征税，也出现若干不合理的现象。为了适当缩小税率同农民实际负担比例之间的距离，而且改变地区间若干不合理的情况，这次采取的作法是：一方面把原定的常年产量适当提高一些，并且根据实际情况作必要的调整；一方面在提高常年产量的基础上，把税率降低一些。这样作，对于平衡地区之间的负担和保证农业税征收任务的完成，都是有好处的。条例草案规定的全国平均就是根据这个办法设计的。
目前全国常年产量折合细粮计算为二千四百亿斤，而1957年的农业实际产量折合细粮计算为三千四百八十一亿斤（其中：各种粮食三千七百亿斤，折合细食二千七百五十八亿斤；大豆一百九十九亿斤，折合细粮二百零二亿斤；各种经济作物共折合细粮五百二十一亿斤），常年产量只相当于1957年农业实际产量的69％。经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研究，打算把常年产量提高到二千七百亿斤左右，即提高12％左右。提高后的常年产量，也只相当于1957年实际产量的78％左右。当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常年产量提高的比例是应当有所不同的。同时，在一省之内对所属地区之间某些原定常年产量不合理的现象，也需要加以必要的调整。个别地区原定的常年产量过高的，必须适当降低。原定的常年产量过低的，提高的幅度可以大一些。这次调整常年产量的工作量，是不是很大呢？我们认为是不大的。因为：
（一）可以利用过去评定的常年产量作基础来进行调整，用不着象过去那样重新来一次查田定产。
（二）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土地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农业税由合作社统一交纳，常年产量的调整也可以采取以乡或者以社为单位按比例提高的方法，不需要象过去那样逐丘逐块地评定了。
（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实际产量有了帐簿的记载，不需要象过去那样花费很多的时间去进行调查评议。这些都是进行这个工作的有利条件。各级人民委员会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有利的条
件，采取简单而有效的方法来进行。比如县人民委员会可以指定一部分干部，结
合农村其他工作做好有关常年产量的调查研究，经过试算，提出调整方案，然后，召集乡、社干部会议，讨论通过。象这样的做法，花费的力量和时间是不会很多的。
既然提高后的常年产量只相当于1957年实际产量的78％左右，能不能再多提高一些常年产量，从而多降低一点税率呢？经过同各地同志反复研究，大家认为这是不适宜的。因为：
（一）对于兴修农田水利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需要给予优待，不能提高到实际产量的水平。对于先进的生产单位和地区，为了鼓励增
产，常年产量也不能提高过多。
（二）经济作物的常年产量，并不是按照经济作
物的产量来评定的，而是参照粮食作物的产量来评定的。虽然对获利较大的经济作物可以比粮田常年产量订得稍高一些，但比经济作物本身的实际产量还是低得很多。
（三）在农业实际产量内，包括着一部分免税的产量（如新垦荒地的产量等），这部分产量是不能计入征税的常年产量的。
（四）按照目前的情况，原来的常年产量同实际产量距离较大的，主要是在比较贫瘠的地区，而原来税率较高的，主要是在比较富庶的地区。如果过多地提高常年产量和降低税率，就会加重贫瘠地区的负担，减轻富庶地区的负担。
本例草案规定全国平均税率15．5％，同1957年全国平均税率16．
5％比较，降低了1％左右。这个降低的比例，是一个平均数字，具体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就不一致了。国务院拟定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平均税率，有的降低较多，有的没有降低，少数地区还稍有提高。这是因为目前各地一般仍是沿用1952年以前规定的税率，各个地区之间的农民负担原来就存在着某些不够合理的现象，再加上几年来各地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又产生了一些新的不合理现象
。因此，我们这次拟定税率的时候，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平均税率进行适
当的调整，这是必要的。
由于各地区每个农民的平均土地数量有多有少，单位面积产量有高有低，因此，各地区的平均税率经过调整以后，仍然是有的高、有的低。但是，如果从征收农业税以后每个农民的余粮来看，则是比较合理的。如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平均税率虽然比全国平均税率高2．5――3．5％，而交纳农业税以后的余粮，以1957年为例，每人平均高达七百三十斤 ―― 一千五百斤，超过全国平均五百八十斤左右的水平。这种情况说明这三个省的平均税率稍高一些是适当的。各地区的平均税率经过这一次调整以后，农民负担将比过去进一步平衡和合理。但是，这种平衡和合理，只能是相对的、暂时的，在农业生产大跃进之后，全国各地又将出现新的不平衡，这种新的不平衡，经过一个时期，需要继续加以调整。
最后，我还要说明一下，这个草案在统一的方针、政策下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的灵活性。一方面，对于必须统一的重大政策问题，在草案中都作了统一的规定。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幅员广大，情况复杂，各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也完全有必要给予地方人民委员会以较大的机动权力，以便在中央统一领导之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农业税条例的实施能够更好地适应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因此，这个草案中有许多条文，都作了灵活的规定。例如各个地方的农业税的税率、对个体农民加征的具体成数、地方附加的比例、某些农业收入的计算标准、有关奖励生产的优待办法和照顾灾区的减税和免税办法等，都授权地方人民委员会在条例草案规定的范围以内加以具体规定。属于临时性、地区性的问题和执行方面的问题，则全部授权地方规定。所有这些规定，都是必要的，也是符合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的。
以上是关于新的农业税条例（草案）的说明，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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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农业税
关于农村免征农业税的调查与思考
寒假期间，我在村干部的帮助下对我市免征农业税后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实行农村税费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农业发展新阶段为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所采取的一项重大决策，是继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我国农村分配关系的第三次重大变革。农村税费改革是党和国家惠农政策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免征农业税是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是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的一项重大举措。改革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起来，犹如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对此次改革农民都无比高兴。但改革就像一面镜子有其两面作用。由于农村地域广、人口多，环境差异大，情况复杂，在免征农业税后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为了摸清这些情况和问题，我通过采取座谈和走访农户等形式对禹城市的7个镇、3个乡进行了调研。
一、免征农业税对农村经济带来的重大的推动作用
全市各地都已按照上级对农村全部免征农业税的要求将这一政策进行了认真宣传和贯彻落实，自2005年起全部免征农业税，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免征农业税这一政策的贯彻落实，不仅从根本上减轻了农民负担，彻底堵住了个别地方搭车向农民乱收费的路子，而且使乡（镇、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和村社干部从催粮催款，成天忙于完成农业税征收任务的繁锁事务中解脱出来，一心一意谋划地方经济发展和服务一方百姓。同时对于改善党群干群关系，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全面、持续、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深受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拥护。禹城市是农业之市，也是农业强市。只有为农民谋利益，为农业谋发展，才能带动农民的积极性，才能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实践证明，免征农业税，对于扶持农业这个弱质产业，缩小城乡差别，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大有益处。
二、免征农业税后显现出来的新问题
由于农村环境的差别及其他因素，免征农业税后一些新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这需要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并采取有力的措施切实加以解决，才能更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通过调查及搜集资料，我将出现的问题作如下总
结：
1.土地纠纷增多。在农业税免征之后，我市出现了农民“要地热”。由此引发了许多的土地纠纷，其主要原因是：一是在落实承包责任制之后出生的人口按“等轮子”的办法没有得到承包在的；二是结婚迁入的人员没有得到承包地的；三是结婚迁出之后，由于对方落实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比南川而早在对方没有得到承包地的；四是以前由于全家外出没有人耕种土地，又无法联系上导致土地撂荒之后农业社将其承包地落实给另外的农户承包的；五是农户之间相互换地耕种，没有形成书面合同，一方以土地使用证或经营权证落实给自己的为依据要求换回来的；六是在以前要征收农业税时，觉得种地没有什么收益，自愿交给农业社而没有形成书面依据，现在又要求还给原来的承包地的。而农业社已经把已有的耕地全部落实到农户承包经营，根本没有土地来满足这些农户经营承包地的要求，致使矛盾日益加剧，有的甚至大动干戈，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2.农税及统筹提留遗留问题急需解决。到目前为止，有相当一部份农户还有下欠的农业税及乡统筹和村提留，据统计全市共有历年下欠的农税和统筹提留1500万元，调查的10个乡镇有523万元尾欠款。部份乡村干部为了完成当时的上交农业税及乡统筹款，在没有收齐的情况下，自己出钱垫交，而现在免征农业税之后，要收回这部份垫支的钱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并且，原来村干部由于工作需要，有相当一部份已经没有再任职，常常去找现在的村干部门闹着要回以前垫支的款项，而现在的村干部也没有资金来支付这部份债务，影响了农村工作的正常开展。
3.农村公益事业更难开展。农村税费改革时，明确将农村公益事业的开展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来进行，然而现时的情况是“一事一议”根本没有办法实施。让农民投工投劳也不现实，客观上讲，由于外出务工人员较多，无法让在家的人投工投劳；而出资更是没法实施，主要是在家劳动的基本都是老弱、妇女，既没有钱来出资，也没有办法去议农村公益事业项目。造成农村公益事业的开展完全靠各级财政的投入才能得以实施，致使公益设施严重滞后。
4.乡村债务化解的难度加大。调查的30个村，有各种债务135万元，这些债务有的是以前兴建公益事业形成，有的是垫支上交款项形成，有的是兴办企业形成。免征农业税后村级没有收入来源，造成债务无从化解。
三、各级干部和群众对免征农业税后出现的问题的看法和意见
1.稳定承包关系，完善土地承包管理。调查中，干部群众普遍反应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完善和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管理，按1998年二轮承包时的农村人口人人有责任地，减少农村土地纠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农村土地流转的程序，加大土地流转工作的力度，从而推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
2.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公益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目前农村公益事业和基础设施脆弱，特别是农村水利设施投入严重不足。由于村社无钱兴建新的饮水设施或修补破损的设施，致使抗旱能力减弱；饮黄河也远不能满足抗洪防灾的需要，在调查的30个村中，由于今年5月5号的洪灾造成无法复耕的耕地550亩，各级财政要进一步加大投入的力度，才能这种状况。
3.干群联系不如以前紧密。免征农业税后，有的村干部觉得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了，对农民反映的要求解决的问题由于其没有了以前如果不解决就不交农业税“这张牌”，也不愿意及时予以解决。致使干群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沟通也较以往大为减少，长此以往会引发新的问题，影响干群关系，不利于干部为群众及时解决实际问题。
4.抑制农资上涨的幅度。本来农资价格的上涨与农业税的减免是两码事，但农民太现实了，他们把农税减免和农资价格的上涨联在一起，认为农税减免这点钱的收入远不如种子、肥料、农药等农资价格的上涨支出的多（到调查时止，农资价格上涨的支出抵销农税减免的收入之后，每个农民的净支出为40元），这种说法和看法虽然偏激，但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农业这个弱质产业要从方方面面来关注和扶持，尤其是要加大抑制农资价格涨幅的力度，使中央和国家的惠农政策及各级和社会各界对农业的关爱之情不至于付诸东流。
5.多为农民增收找出路。农民由于信息和文化程度的原因，难于找到正确的致富路子。他们希望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转变工作职能和工作方法，及时传递相关信息，采取有力措施让农民解放思想，提高农民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多为农民增收致富找出路。
6.解决农税及提留统筹的遗留问题。上级对农村税费改革前的农业税实行暂缓追收的政策，本来是为了让农民休养生息，促进农业发展。但这造成了农民认
为现在已经不收农业税了，现在是暂缓收缴，以后就可能不收了。这让广大群众认为“听话的孩子没好处，不听话的孩子有糖吃”是一条真理，进而造成听话的孩子以后也按照不听话的孩子那样做。致使广大群众都不愿及时尽自己应尽的义务，增大了农村工作顺利开展的难度。
四、解决问题的措施及建议
为使农村税费改革顺利进行，针对免征农业税后出现的问题及广大干群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意见，领导及广大干群提出以下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建议：
1.完善土地承包管理，加速土地流转。土地问题是农业和农村最根本的问题，如果没有了土地，农村的任何工作都成了无本之木。因此各级要加强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农民由于种种原因，要的是土地承包的经营权，而少数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对土地又不加以好好利用。要改变这一状况，只有通过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来才能达到目的。因此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及土地承包档案的管理，从而进一步规范农民经营承包地的行为，才能提高土地利用率；进而在条件成熟时加速土地流转，促进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推进农业产业结构的适时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进程。
2.妥善处理农税及提留统筹遗留问题。暂缓追收农村税费改革前的农业税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要消除这种影响要分清情况，需在查明未交清农业税及乡统筹和村提留的原因的基础上，做到该减的减、该免的免、该收的一定要收，把这部份钱收起来之后，一是用于偿还债务，二是用来兴办农村公益事业，把有限的钱用在刀刃上，让广大群众及被追收欠款的农户也觉得这些钱应该清收。
3.加强教育，提高广大群众的主人翁意识。乡（镇、街道）和村干部的一项重要职责是及时宣传贯彻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广大农村工作人员要认真担负起这项工作职责，加强对广大农民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其爱国、爱集体的思想意识，增强主人翁责任感，提高参与集体和社会事业的积极性，让大家都来为集体和社会的向前发展出谋划策。
4.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完善农村财务管理体制。免征农业税后减少的地方财力和村集体的收入，国家要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全额予以解决。并且在转移去付中要分清每一个项目的资金额度，对口拨入专门的账户，实行专款专用。特别是对用于村级组织正常运转的转移支付要及时拨入每个村（居委）的账上，便于
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财务核算和管理，完善农村财务管理体系和体制。以保证村（居委）的正常运转，从而促进整个农村工作的顺利推进。
5.进一步完善农村税费改革的配套政策。免征农业税是农村税费改革配套政策的进一步深化，它是党和国家切实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同时也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农村工作的各个方面。与之相配套的要做好基层政府的改革，做到定岗定员，按岗设职，清减富余人员，可以考虑村干部由乡镇精减下来的干部去担任，从而减少从农民中选出的村干部的人数，减轻财政负担；各级政府要切实转变工作职能，要增强服务意识，从管理农民的角色转到切实为农服务上来。健全和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切实解决农业生产技术不足和渴望生产技术的问题；帮助农民搞好各种经营活动中的经营管理，加强经营管理知识的培训，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加大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的力度，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完善进城务工农民的社会保障体制，真正做到使农民工能与同岗位的城镇职工有同等的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这样才能促进农民在进城之后不恋土地，从而减少农民；这也有利于加速农村土地流转，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业增效，提高纯农民的收益，不误各级党委和政府扶农、助农、惠农政策的落实和社会各界支持农业、关注农业的良好意愿。
通过寒假期间的调查，我了解到：农村税费改革顺利进行存在的困难及其市领导为此作出的努力，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已经越开越注重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利益，只要农民认真贯彻各项措施，一切问题将会迎刃而解。免征农业税是一种趋势，它有利于农民，也有利于农业乃至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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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减轻农民负担——农业税为例
减轻农民负担政策概述——农业税为例
农民负担问题，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在我国解放后，从大的结构来划分，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初期阶段。解放以来，政府对农民采取的是轻徭薄赋的政策，农民负担并不重，农业税也很轻，这一阶段农民负担，实际上一方面是量很小，另一方面，也是隐形的，农民上交的税费都由集体统一交了，农民个人没有体会。
第二个阶段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改革开放农村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重经营体制，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收入逐步有所提高，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些地方也因此开始出现了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特别是进入90年代，农民负担重的问题，日益突出。有些地方和部门，侵犯农民利益，随意向农民伸手，以各种名目向农民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乱摊派，引起了广大农民群众不满，影响了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于是中央开始了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下达文件，建立机构，这是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就是中央决定从2000年开始的，从安徽开始农村税费改革。我们大体划分了这样三个阶段，纵观这项工作我们看到，农民负担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处理几个关系问题。国家、集体、农民的经济利益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历来有之，只是不同时期表现的方式、方法的程度不同而已比如说，按农民与国家、集体、各部门的利益分配的关系，分为国家负担、集体负担，另外就是部门的负担，部门乱收费。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是农民的心理负担。农民心理负担，农民的心理在前几年也是比较复杂的，所以需要我们干部注重从政形象，积极为农民办实事，来转变农民对干部的一些看法。
目前农民承担的主要税费项目。实行农村税费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为了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和调动农民积极性而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在部分地方试点的基础上，200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大家知道这就是中发2000年7号文件，第一个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文件，中央决定从2000年开始，在安徽全省进行农
村税费改革试点，其他省市选择少数县市试点。2001年，江苏省及其他省份的部分县市也开始了试点工作，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进一步展开。大致在全国20个省份开展试点，当时试点地区人口是6.2亿，约占全国农业人口3/4。2003年，在总结经验、完善政策的基础上，全国各地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这是税费改革的一个大致背景。下面我们讲一下农民应该承担的税费项目。
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应该负担的税费项目，主要有，第一，依法交纳的农业税。第二，农业税附加和村级范围内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第三，经中央和省一级有关部门批准的特定范围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比如，建房收费，外出务工人员收费，中小学杂费、结婚证书工本费等。第四，是按照自愿有偿原则缴纳的经营性收费，比如税费、电费、邮电资费、农机服务费、合作医疗统筹费用等，这是按照自愿有偿原则。下面我分别讲一下这四个方面的有关政策，也就是开始我们的第一讲，农业税政策。
一，农业税计税面积的核定。中央明确，试点地区应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二轮土地承包制度，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农民承包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的，计税土地为第二轮承包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其他单位和个人从事农业生产的，计税土地为实际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计税土地发生增减变化，农业税应当及时进行调整。也就是说，计税土地要发生增减变化了，农业税要进行相应的条件。说农业税增收机关在核定农业税计税面积时，对因自然灾害、合法征占减少的土地，应据实核减，对未经合法审批，因长期建设占地，农村兴办工业事业占地等因素减少的计税土地，也应据实核减，不得将这部分面积计算到农业税负担，平摊到农民头上，也就是说，要据实核减。
二，新增试点地区核定常年产量，可依据改革前连续5年实际平均产量，并充分考虑当地实际情况，征求农民意见，得到农民认可，这是对常年产量的核定，要得到农民认可。
三，农业税计税价格由各省级人民政府，综合考虑本地区粮食市场价、保护价和农民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确定。这是第一点，讲农业税的具体政策，包括农业税税率及计税要素等方面的具体规定。下面我们讲一下农业税及其附加的征收工作，也就是农民税的征收工作。
因为按照中央税改政策，农业税附加由农业税征收机关，与正税同步征收，所以我们这里一起讲一下农业税及其附加的征收政策。
一个是农业税及其附加是征收实物还是征收代金，由试点地区省级人民政府自行确定，并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
二是对征收人员的规定，中央明确，试点地区要实行农业税征收机关负责征税，聘请协税员协税的农业税收征管制度。农业税及其附加，统一由财政或税务征收机关负责征收，也可以由粮食部门在收购粮食，结算粮款时代扣代缴，这是征收的主体。再讲一下乡镇政府和村里组织是干什么的。
乡镇政府和村里组织，应积极协助征税机关，做好农业税及其附加征管工作，但不得代行执法权，非农业水税征收人员，不得直接收取税款，也就是说，征税人员是财政或者税务机关的人员，其他人员，包括乡镇政府和村里组织人员都是协税人员，协税，护税人员，你不要越位，你没有权利去收税款，你不是征税主体，出了事就要查你。
第三，对征收地点，中央也明确，要逐步实现农业税征收方式，由上门征收，向定点常年征收转变。我们有的省，有计税大厅，或者乡镇粮政点，是农民去交税，而不是你直接去上门征收，要逐步转变征收地点。
第四，对清收各种税费违欠的规定，中央明确，对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前发生的农村税费违欠，要登记造册，暂缓清收，以后再做处理。对税费改革后新发生的农业税违欠，不符合减免条件的，要制定还款计划，依法逐步清收。也就是说，对农村税改前的农村税费违欠，包括农民历年形成的农业税收及符合政策规采取先挂账的办法，等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农民承受能力明显增强以后再做处理。对符合减免条件的贫困农户，要按政策规定，切实减免其税费违欠，对不符合政策规定的违欠，一律取消，不得再向农民清缴，这是对税改前的税费违欠规定。
对税改后新发生的农业税违欠，中央也明确，该减免的减免，不符合减免条件的，这是在当地农村税费改革前要注意政策，这是讲的征收方式方面的政策。
农业税的征收方式不规范。部分省区市仍存在乡村干部，尤其是村组干部上门催缴报收农业税的情况，征收主体错位，一些省份的乡镇的村干部，为完成任务，垫交农业税少数地方仍在突击清收改革前的农业税费违欠，有的收取教育集资，有的收取道路集资这些都是违反规定的，这是第二个大问题，农业税的有关政策。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农业税包括农业税附加的减免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因为农业税附加是随农业税同步征收的，所以我们一块儿讲一下减免政策。有三
方面的减免政策，优待减免、灾歉减免和社会减免。
第四篇：取消农业税(参考)
取消农业税后农村面临的新问题及对策 取消农业税、增加粮食直补，加大农业投入，是中央的一项惠农工程；也是一项德政工程。全国农民无不拍手称快。这一政策的出台，对彻底根治农民负担过重，加快农村发展步伐，缓解农村矛盾，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但在举国上下一片欢呼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很清醒地看到，取消了农业税，不等于就解决了农村所有的矛盾，反之，伴随着也出现一些新的问题。譬如一味良药，虽有好的药效，但也必有一定的负面效应，如果没有一些好的药物配伍，难以起到更好的作用。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一．税费尾欠越来越难征收。税费尾欠一直是乡村干部感到非常头疼的问题，也是乡村负债、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因素。在农村，几乎每个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农民拖欠税费的现象，一个人口不到上千人的村，甚至可以欠税费近40万！可见，这些农民多年就根本没交任何税费，长期喊的农民负担过重，其实对他们并无大碍。税费尾欠收不上来，基层政府不得不组织庞大的力量来征收，增大了行政成本，也更加重了农民负担，形成恶性循环。事实上，真正的乡村负债，并没有包含农民所欠的税费往来，一旦这些往来不收或收不上来，乡村负债的数目是相当惊人的。取消各种税费后，中央规定，税费改革前的上缴尾欠暂停清收，只是缓解了一部分真正困难群众的矛盾。其实欠税的不完全是困难群体，是这样四种人：一是富裕户，这些人长期举家外出，靠在外面打工或经商赚了钱，在外定居或长时间不回，乡村干部根本无法收到他们的税费；二是刁难户。用乡村干部的话说，就是“钉子”户。这些人无理取闹，恶意拖欠，把政府对干部税费征收规定的“几不准”看成是自己的保护伞，乡村干部对这些人总是束手无策；三是攀比户。税费征收过程中总会有种怪现象：没欠的向欠得少的看齐，欠得少的向欠得多的看齐。这些人惟恐自己吃亏，相互攀比；四是困难户。主要是经济收入不高的农户，五保户，受灾户等，这部分人一般在农村占的比重并不大。税改前税费的缓收，使税改后的农业税更难征收，在群众的潜意识中，好象是以前的尾欠不准收了或根本不收了，大大挫伤了以前踊交税费的部分群众的积极性。现在农村的公益事业筹资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以前没欠税费的，他们根本就不交了，用他们的话说，别人欠那么多都没问题，我们自然用不着再犯傻了。而欠得多的呢？也就干脆破罐子破摔，反正是还不完债，干脆也拒交。税费尾欠，是寄生在乡村基层的恶性肿瘤，不及时医治或彻底根治，必将引起一系列的并发症。
二．公益事业越来越难组织。近两年，政府虽然加大了农业投入，但要真正搞好农村公益事业，目前靠的主要还是农民自己。各种税费取消后，农村允许收的就只有“一事一议”。有些地方规定，一事一议收费的原则是“有事就议，无事不议”，必须征得大多数人同意，而且最高不超过人平15元。这个规定看起来很简单，其实乡村干部很难操作。矛盾主要有三：一是程序有矛盾，必须要大多数人同意才行，这“大多数”人怎么界定？一个组的“一事一议”商定，“大多数人”是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呢？还是指实际人口数？或者到会人数？个别人为了个人利益不同意又怎么办？实际上在农村只要有个别人不出钱，事情就很难办成，所谓的议事其实也是一纸空文。笔者所在的村民小组，准备硬化公路，仅仅只有几户不同意，至今只好搁浅；二是方案有矛盾，比如农村的许多机耕路，是为农田服务的，修路筹资自然按田分摊。如果按人分担，那些人多田少的自然不干，本来30年不变的农田承包政策使许多人及时分不到田，这部分人本身就吃了亏，再加重其负担也不合情理，何况有些地方按田分担根本没有矛盾，政府又何必去强加一个按人收取，强行扣上一个“负担不合理”的帽子？三是数目有矛盾，比如笔者所在的村，经村民代表会议决定硬化村主干道3.8公里，共需资金53.2万元，政府拨款34.2万元，尚差19万元。我村共有人口850人，按人平收取15元计算，共可收1.275万元，如果按此速度收取，共需15年。而实际上，村里居民的生活水平两年要筹集这笔钱根本没问题，但是于法不容。
三．土地纠纷越来越难处理。前几年，为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政府提倡土地延包30年不变。其实那时侯由于各种负担太重，农民根本就不愿意要田地，大多数农民都拒签合同。为了响应上面的政策，乡村干部只好造假合同应付上面的检查。田土多的农户纷纷搁荒，欠下一大笔税费。而田土少的农户，更不愿揽个包袱。人地分配相当不均衡。农业税取消后，什么负担几乎没有了，中央还有一系列的补助，各地开始出现争地现象。人多地少的要求分地，人少地多不愿意拿出来，这时候他们拿出政策来保护自己：30年不变啊。特别是一些农村的新生儿，如果说以前人多地少的农户是自违的话，那么这些新生儿，是谁剥夺了他们半生享有土地的权利？还有征地矛盾，以前农民觉得土地是种累赘，只要减免他们的负担，地价都没有过高的要求，现在他们觉得土地艰贵了，不再轻易转让土地。一些地方必要的建设征地，就成了难题。比如某乡某村有两个组，一个组税改前农民征收的土地价是水田5000元/亩。据说依据是按每年农业税及附加税最高100元/亩估计，50年政府应该收5000元。本来农民要交税的，这下不但不交，还有收益，皆大欢喜。另一个组是免税后征地的，农民都知道打算盘了：现在粮价翻倍了，每亩包括政府的各种补助至少收益900元左右。50年就要4.5万元哦，并且还意味着永远失去田地。所以他们索要高价！而前一个组的群众想不通啊，只相差一年时间，他们感觉自己太吃亏了，又纷纷去强行夺回自己的田地。现在许多地方都出现已被征地农民索要田地现象，基层政府很难应付。
四．基层组织越来越难运转。很长一段时间，税费收入一直是乡村基层组织经费的重要保证。取消各种收费后，乡村组织已是举步为艰。乡镇干部以前的待遇主要靠工资收入和乡镇补贴。现在大部分乡镇没有了经济收入，干部也就不可能发多少补贴。光靠工资收入的乡镇干部自然成了困难户。就拿我乡来说，干部工资最高的也就1500多元，最低的只有700多。而当地农民在外打工的平均工价是1800元/月。造成乡镇干部大多不安心于本职工作。特别是乡村债务，已成为基层政府极不稳定的隐患。现在几乎所有的乡镇都有债务，一般的都有好几百万！不要谈偿还债务，正常的办公都已无法运转。个别乡镇，已到了干部食堂都无法保证的地步。虽然上级政府在极力想办法化解乡村债务，问题是这样的体制下去，继续增长的债务又怎么办？如果不能对症下药，恐怕永远会有化解不完的乡村债务。另外，公益事业也成为乡镇一个极为头疼的问题，在村里，还可以搞一事一议多少筹点，但乡镇又上哪里去筹？以前在乡镇，暗地里都有一个这样的规矩：乡镇每年在上缴的费用中，要拿出一部分奖励村干部，村干部倒是尚能听命于乡镇政府。没有了这些费用，乡村矛盾也逐步显露出来。实行村民自治后，乡镇对村干部没有任免权，没有了经济往来，许多村干部有了占山为王的思想。有人把一些资力较老的村支书叫做“土皇帝”。凡事他不听上级指挥。而你又无可奈何。现在乡镇布置村干部工作任务，几乎没人听。就连农民负担卡，包村干部都只好自己帮村干部填写、发送、张贴。
笔者通过对邻近几个乡镇的调查，发现这些矛盾比较尖锐。怎样来解决？个人认为要做好以下几点：
一．税费尾欠要合理征收。税费尾欠的成因比较复杂，各地差异不同，实际情况不尽相同，只能因地而异。“收”、“消”、“减”、“免”。“收”就是对有偿还能力、恶意拖欠的农户依法清收；“消”就是鼓励有劳力剩余的农户以劳代资，既减轻了农户负担，又增加了集体收益，第一年共用这种形式鼓励村民荒山造林200多亩，不仅收回上缴2万多元，而且10年之后集体可创收200多万元；“减”就是召开村民代表会，讨论减免部分受灾户的税费；“免”就是用同样的方式免去个别特困户的税费；
二．公益事业要合理规范。由于乡村债务没有化解到位，各种税费又不准收，许多村只好在“一事一议”上开口子。而上面往往只强调标准，只要不触“高压线”，而忽略监督。许多村干部按照上面的要求，造假会议记录，假村民代表签名以达到其目的。“一事一议”的征收应该法制化，让执行者有法可依。在人地矛盾没有解决的前提下，征收的方案必须因地而异，否则不但不能解决矛盾，反之会激发矛盾。对于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经过村民代表的同意，和上级组织的审核，要允许特例存在，否则会制约一些地方的发展。
三．土地矛盾要合理完善。政府应该逐步探索新的形式下新的土地政策。虽然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但实际上农民拥有了所有权。如果农民不同意，谁敢强行征地？农民的宅地基谁敢侵占？承包期满后外地居民谁敢来承包？城里的一些无业居民，同是国家公民，为什么就不能享受这一优越的国家资源？还有一些矛盾，比如一些企业征了农民的地，经营期限是50年。50年后怎么办？如果企业不再续征了，农民面对那些钢筋水泥如何耕种？假如企业续征，农民有意天价又怎么办？要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必须逐步探索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让土地可以流转。会经营的农民可以进城定居，城里的失业者可以到农村买地耕种。同时，农民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相互流动。这样可以有效缓解城镇的失业压力，可以有效利用自然资源，减少土地闲置。同时可以避免农村长期存在的人地矛盾。
四．基层组织要合理设置。现在乡镇队伍的庞大，与早些年农民负担过重有很大的关系，税费收不上来，乡镇就不得不增加人手。以前乡镇干部的工作主要以税费收缴为主，取消税费后，乡镇人员明显多余。许多乡镇干部面临失业。许多地方在喊乡镇政府由“命令型”向“服务型”转变，实际上是一种害怕失业的恐慌的托辞。乡镇干部大多来自于高等院校，许多人根本没种过田，又怎样去指导种田？许多人根本就没经过商，又怎么能去指导农民发家致富？与其让许多人都坐在一起吃不饱，不如分一部分人出去另寻门路。村干部人员同样过剩，乡镇、村组合并迫在眉睫，乡村干部职数精简迫在眉睫。另外，还应该改变村干部的任免方式，和村干部薪酬的发放形式，其他村干部必须按绩论酬，以确保政令通畅。
第五篇：取消农业税
取消农业税，中国历史上的壮举
温家宝总理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五年内取消农业税”的郑重宣布，像一声响彻云天的春雷，在辽阔的中国农村、牧区的每个角落回荡。对9亿中国农民来说，再没有比这条消息更令他们激动和感动的了。他们将永远记住这一天，历史将记载这一天。
在漫长的中国农业社会历史上，政府收缴农业税、农民交纳农业税从来都是天经地义的。各朝各代，只有过局部减轻包括农业税在内的税赋的举措，从来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的先例。共和国成立后50多年里，特别是最近十几年为减轻农民负担做了许多努力，但农业税政府还是得收，农民也还是得交。温总理这一宣布，五年后中国农民将告别交农业税的历史，这是本届政府做的一件前无古人的事，是天大的德政。
我国多年来农业税稳定在500亿元左右，2002年仅占全国税收的2.6%，每个农业人口不到60元，对政府、对农民似乎都不是一个不堪重负的大数目。但政府保留还是取消这项税收，其影响却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本身。
取消农业税，是项使每个农户都受益的根本性举措。“60”块钱，对城里人，对有钱人来说，是不值一提的区区小数。但在当今中国的不少农民眼里，每个人口交60元也不是一件简单事。五口之家一年要交300元，他种那几亩地去掉化肥、种子、农药、水费等各项开支，又能挣几个300元呢？再说，300元可能维持一家两三个月的最低生活呢。问题还不在这里。因为有农业税，就给其他五花八门的费税“搭车”提供了平台，这样几倍于农业税的负担就会落到农民肩上。五年后取消农业税，其他费税“搭车”的平台也随之失去，农民将从一反一正中大大获益，党和政府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也因此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取消农业税，体现了党和政府执政为民，扶持社会弱势群体的施政理念。9亿农民是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又是收入增长最缓慢、生活最艰难的社会弱势群体。目前，农业发展滞后，城乡差距扩大。农业、农村、农民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全国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加入WTO后，我国农民又多了一层国外优势农业竞争的强大压力，处境更为艰难。西方发达国家平均每个农业工人拥有1000亩耕地，还从政府那里获得补贴。相比之下，我国小规模的、分散的农业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新一届中国政府充分体察农民的境况，毅然取消农业税，可以说是现
实条件下对“三农”最强有力的扶持。这项政策必将激发农民积极性的提高，推动农村经济的新一轮发展。农业这个国民经济基础发展了，稳固了，也必将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取消农业税，实行乡镇财政与税收脱钩，将缓和和改善多年来因收农业税以及其他摊派费用而造成的不少地方农民与基层组织、基层干部关系的紧张，有利于基层干部集中精力带领农民致富，有利于重建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和谐关系，有利于农村的稳定。
取消农业税，必将推动农村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五年后，乡镇的财政负担将通过国家财政支付转移来解决，这必然要求县乡镇要精简机构、裁减“臃肿”人员，有些地方也可能根据情况对乡镇做必要的合并调整。农村基层干部的素质将得到优化和提高。
取消农业税，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一项巨大成果。现在农业税虽然只占国家税收总额百分之二点几，但五年后这笔税收不但没有了，国家还要从财政中拿出一笔钱来支付农村基层的财政开支，这一反一正给国家增加了不小的负担。取消农业税，在以前即使想做也是难以做到的。但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国力明显增强，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使国家完全具备了取消农业税而不至于影响国家全局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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