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访谈文字实录

第一篇：中国访谈文字实录

《中国访谈》文字实录：

肖颖彬：无影灯下架“新桥”

中国网:

日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先后做出批示，要大力宣传肖颖彬教授的感人事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批示，肖颖彬同志从医35年，成功实施大量心脏手术，依靠精湛的技术和认真负责的精神，赢得患者的信任，被誉为敢于担当，值得托付生命的好军医，事迹很突出，值得学习宣传。

心血管外科是临床医学中风险最高，挑战性最大的科室之一，被形容是在“在刀尖上跳舞”，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心外科主任肖颖彬教授正是这样一位“刀尖上的舞者”。从医35年，他先后获得第十三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全军优秀教师、中国医师协会“金刀奖”，重庆直辖十年建设功臣等诸多荣誉。荣立个人二等功，被重庆网民评选为“最受市民欢迎好医生”和“感动重庆医者仁心奖”。肖颖彬始终恪守“不受尘埃半点侵，全心全意为病人”的行医理念，带领科室人员坚持做“适度检查”，开“透明处方”，动“阳光手术”。作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他以身作则，传播正能量，让学生们深切体会到过硬的思想、高尚的医德、精湛的技术是一名红色军医必备的三个素养。

患者 曾婧：对于我们这些病患来说，肖医生给予我们的更多的是一种乐观面对病情的心态。我觉得他就像我爸爸一样，到现在我看到他，都会情不自禁地喊他“肖爸爸”。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政委 杨斌：肖颖彬同志是德技双馨的医学大师，他和他的团队用仁心大爱在当下饱受质疑的医患关系中架起了一座党和人民血肉联系的“心桥”。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院长 任家顺：肖颖彬教授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的先锋模范，他以科为家，视病人为亲人，把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了病人和他所追求的事业。

有人说肖颖彬最让人动容之处就是他对医者仁心的践行，不是一时一事的表现，而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用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和倾力关爱，不让医心蒙尘，不为名利折腰，靠坦荡和执着攥热了冰冷的手术刀，用细小的温暖燃起患者重生的火焰，让大家读懂什么是大爱。中国网:

欢迎肖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您跟我们的网友打声招呼。

肖颖彬:

中国网的网友，大家好！

中国网:

我们从媒体的报道上了解到，在您的职业生涯中获得过很多荣誉，其中就有心血管外科行业最高奖——中国医师协会“金刀奖”。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获此殊荣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肖颖彬: 中国医师学会的“金刀奖”在各个专业的峰会每年评一次，规定了每年当选的人数在3到5人，因为每个行业从业的医生非常多，能获得这个行业的奖确实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荣誉。中国网:

需要哪些特殊的贡献？

肖颖彬:

这个学科必须在全国同行业中间，在技术、数量和质量上都能到前列，大概才有这个可能。另外，包括学术成绩、发表的论文对于一个行业的进步有推动作用，这样才会得到全国同行业专家的认可。中国网:

从医35年，您有没有统计过，一共做过多少例心脏手术？救治过多少患者？

肖颖彬:

我们科室从1964年开始做心脏手术，到1996年的时候，前面艰苦的创业阶段总共做了2200多例心血管手术。1996年我担任科室主任以后，科室快速发展，到现在我们做的心血管手术例数已经超过了35000例。到现在我主做的手术已经接近6000例。其中，最小的有出生12小时的婴儿，最大的有84岁的老人，救治了大量危重的心血管患者。中国网:

现在这种技术水平，像这种手术成功率通常能达到多少？

肖颖彬:

我们科室最近十年左右，年手术成功率都在98%以上，手术死亡率1%左右，应该说心血管手术已经成为能够挽救众多危重心血管患者的一个比较可靠的手段。中国网:

肖颖彬一直朝着敢做别人做不了的手术努力，激励自己不断超越自我，追求卓越，以创新精神勇攀技术高峰。他敏锐地捕捉到不停跳心内直视手术这一前沿，与团队创造了一套独特的心脏跳动下进行心脏手术的技术模式，在已进行的5600多例此类手术上成功率达98%以上，居国际领先水平。他带领科室先后成功实施了世界首例高原心脏不停跳，三尖瓣骑跨矫治等重大疑难手术，救治了3万多例病人。中国网:

心脏手术通常都被形容为“在刀尖上跳舞”。面对这样复杂的手术，您还创造了一套独特的在心脏跳动情况下进行手术的技术模式，并且成功地实施了世界首例高原心脏不停跳的手术，攻克这一手术难题，您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肖颖彬:

应该说心脏不停跳做手术，并不是我们首先创立的，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们国家天津和广西一批专家又希望这个手术能够对一些复杂病例实施。但当时就碰到了一些非常困难的问题。一个是心脏不停跳以后，它不停地在切口上喷血，影响你对疾病的判断和手术操作。另外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就是心脏打开它在跳动的时候，就有可能会造成气体跑到人的重要脏器形成栓塞，应该说手术视野显露的不佳和气栓的风险始终是困扰着我们这个行业开展不停跳心内直视手术的两个拦路虎。我们到现在已经做了接近5000多例的心脏不停跳手术，总的手术成功率在98.5%以上，也在2011年取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好成绩。中国网:

现在实施这个手术已经算是一个很普遍的技术了？

肖颖彬:

对，应该说这在我们科室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成熟的技术，我们也把这种技术推广到国内很多家医院。特别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非常有幸和拉萨总院的李素芝将军一起合作，在拉萨3700米的高原上开展了世界上第一例高原不停跳的心内直视手术，成功在高原心脏手术的禁区开展了这项新技术，特别是和李素芝将军一起合作促进了高原心血管外科的发展。中国网:

那次手术是什么样的情景？

肖颖彬:

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李素芝院长到我们学校来讲学，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想不停跳技术可以大大减轻心脏损失，对肺也有一定好的作用，我们一起来探讨能不能把这个技术应用到高原的心血管手术。这样刚好李院长他们在下乡到牧区行诊的过程中就遇到了一个叫做拉巴次仁的藏族孩子，但他有非常严重的心脏病，又没有条件到内地来治疗。我们就派了个医疗队，全部人员带着设备和一些必须的药品，一起到高原和李素芝将军一起做了这台手术。中国网:

带着披荆斩棘的锐气，32岁的肖颖彬成为了当时国内最年轻的心外科主任。他当主任18年，把只有5名医生，手术量不足120例的“娃娃科室”，发展到现有120多名医护人员，180张床位，年手术量3300多例，综合实力进入全国前10的学科，形成了婴幼儿先心病，复杂先心病，重症瓣膜病、冠心病大动脉疾病四个优势领域，科室先后成为博士点、全军专科中心、国家重点学科和全军心血管外科研究所。中国网:

您是如何做到这些成绩的？

肖颖彬:

之所以叫做“娃娃科室”，是因为我们五、六位大夫，平均年龄只有28.5岁。我的年龄最大也只有32岁，所以被大家戏称为“娃娃科室”。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局面，并不像现在说起来那么轻松。当时的手术量，我们一年做心脏手术也只能做110到120例，死亡率也偏高，因为做得少，一些重病人的救治技术还在学习过程中。我们科室当时研究生导师有资格，但是已经连续三年没有招到一位研究生，没有科研课题，也没有实验室，学校对这个学科建设亮了黄牌，科室的处境也非常艰辛。大家人心也散，医生护士都希望能够离开这个不好的科室，这个学科处于一种发展非常低谷的状态。这时候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凝聚人心，要让大家团结起来，对这个科室的发展有信心，把它团结起来。

这时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把我的导师，已经离休的刘欲团教授从家里请回科室，让他给我们做个顾问和指导。再就是我们特别注意医德医风的建设。在我当科室主任的时候，社会上还是对医德医风反映也很多，我们坚持对病人不收红包，甚至也不收锦旗，尽量减轻病人负担，这样在病人中间产生了一个非常好的口碑。这样一步步的我们从一个非常低谷的状态走上了重振科室辉煌的道路。经过最近十几年，我担任科室主任十八年发展的历程，我们从100多例的手术到去年我们心脏手术总量已经突破了3300例。也非常感谢全国同行的支持，我们在去年的复旦排行榜上也首次上榜，科室的医疗规模和技术水平也跻身了国内前列。中国网:

您刚才提到团队精神，是什么让您体会到团队精神的重要性？

肖颖彬:

心脏外科是非常需要团队精神，任何一环出问题都没有办法成功的一个学科，牵扯面非常广。我在这个过程中，既有非常多的一些好做法和成功的经验，也是经历了很多波折，体会到一个团队建设非常关键的一些环节。当然，我觉得作为一个团队建设，非常重要的团队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信仰，如果一个团队没有一个非常高的信仰目标的话，这个团队不可能长久地团结起来，长久地发展下去。中国网:

您刚才说您有很多关于团队精神方面的好的经验，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肖颖彬:

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信仰以后，这个团队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高的事业追求，你要一直有一个非常好的愿景来激励这个团队向更高处进发，不能固步自封，一旦停顿下来这个团队就会出现问题。这些年我们也是这么做的，把我们的手术目标、创新目标不断地抬高，让我们的团队在事业上不断有发展的方向，这是我想第二点就是要有崇高的事业追求。第三，一定要坚持在团队中间创造一种团结民主的氛围，一定要实现集体的领导，不能树立绝对权威。我们科室到2001年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很大的瓶颈。我一旦出差了，手术就会停下来，科室的人心再次出现了涣散的局面。当出现这个情况以后，我们仔细分析了，就把科室的技术发展分为几块，由不同的人来领衔不同的发展，我们分头负责不同的方向，这样使我们的学科再次焕发了活力，再次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正是这样一个启示，现在我们的学科技术发展进行深化分工，把一些新的技术方向分担给一些有潜力、年轻人，让他们勇于担当一些新技术的牵头人，给他们创造条件。从永远只是一个人领头干，让一群人来齐头并进的发展，竞相发展，这样让一个学科始终充满活力。中国网: 提到医生，我们不得不提到医患关系，我们平时从报道中或者从影视剧中看到的医患关系，有的爆发激烈的冲突，有的是和谐包容的相处，您感受到现实生活中的医患关系是什样的？ 肖颖彬:

这么多年，作为医生我们和病人患者交往的过程中，其实从内心来讲深刻体会到我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魔，怎么和它作战，怎么战胜病魔。医患关系不好的时候，一定打不赢这场和死神的战争。当然，作为心血管外科的大夫、主任，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是非常残酷的。我记得在1996年我刚当科室主任的时候，那一年应该说很顺利，做了190多例心脏手术，只有一例病人没有抢救过来，那个孩子叫黄进超，来的时候他的疾病已经非常严重了，严重的肺动脉高压还合并了心脏瓣膜的问题，很大的室间隔缺损，但孩子因为家里条件不是很好，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机。手术以后，病情反反复复，治疗了一个月，但最后孩子还是没有抢救过来。但是那个时候，孩子的妈妈做了一个让我终身难忘的举动，她跪在了我们面前，对我们表示感谢，其实我们的心情是跟她一样非常难受的，觉得也很抱歉，没给孩子救过来，但她却对我们长跪不起表示感谢。所以，我觉得这种医患关系真的是需要相互的理解，我们医生能够真诚付出，病人和家属他们又能非常理解医生的这种艰辛过程，我相信医患关系一定会非常的和谐。中国网:

您与患者之间有没有发生过让您触动很大的事情？

肖颖彬:

我自己也面临过一些非常严重的冲突。我面对最激烈的一次冲突就是一位生病孩子的父亲，要拿凳子来砸我的脑袋，但是后来我才理解到这个孩子的父母非常不容易，他们都四十岁出头了，通过试管婴儿的办法怀了一个孩子，但这个孩子是非常严重复杂的心脏病，最后在手术以后没有抢救过来，这个父亲怪罪我没有参与这个手术。中国网:

您是如何面对这些不理解或者误解的？

肖颖彬:

我在想任何一个医生在面临伤害自己的举动或者非常暴力的行动时都微笑不出来的，会觉得非常的伤心。其实每一个危重病人、救治不顺利的病人，医护人员花出的心血是最多的，也是最辛苦的。我在这里想讲的是医护人员非常能够理解病人失去亲人的痛苦，但一定要理智，因为只有我们同心协力去面对一些危难的状况时，病人才有生机。

我也碰到过更大的误解，甚至在网上对我有谩骂的帖子。那个孩子是在2008年春天来就诊，孩子有非常严重的心脏病，现在来看是右心发育不太完善，三尖瓣膜发育也不好的情况。当时看了以后就觉得这个孩子的病情很严重，希望给他做分期的手术治疗。但这个孩子在家里又是几代单传的宝贝，家里对手术的期望值非常高，希望能够一期手术非常好地解决孩子的病情，这个要求我们真的是觉得非常能够理解。但家长救孩子心切，就到另外一家医院做了手术，这个过程我不是特别了解，但再次碰到这位爸爸妈妈的时候，他们希望我给出一个我们原来手术的证明，因为我不知道做什么用，就没有出这样一个证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网上就出现了骂我的帖子，觉得我们耽误了孩子的病情。

我觉得如果他们真的能够通过这个方式发泄一下，能够减轻他们的痛苦，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我们委屈一点也可以，我相信他逐渐会理解这样一个事实。毕竟医学是一门还没有完全被知晓的科学，还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有很多的疾病过程，我们还不能深入地了解，医生都还没有把它完全认识清楚的时候，一些病患家属不做这个行业，他对医生、对医学的一些知识的误解是可以原谅的。中国网:

前年热播一部电视剧叫做《心术》，里面有一位医生这么说过，他说他有两把手术刀，一把是在手术上为病人给手术的，另一把是用来剖析自己内心的，您是怎么理解这段话的？ 肖颖彬:

我想他这个话就是说一个医生应该做两方面的修养，一方面在技术上精益求精，用精益求精的技术来服务病人，医术要高超，这是一把手术刀。另外要拿一把手术刀来剖析自己，医生要不断的修炼自己，让自己提高自身修养，从学识、学术上、从品德上要做一个各方面更加健全、更加完整的人，这样你才能够更好地去应用娴熟的另外一把手术刀来挽救生命，来解除痛苦。我想这也可能就是德和技的完美结合。中国网:

您平时是不是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肖颖彬:

应该说我尽量这么做。对我影响最深的一本书就是罗曼罗兰写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傅雷先生在翻译这本巨著的时候有一个序和这句话有异曲同工的妙处。他说，真正的战士要战胜外界的困难，首先要战胜自己内心的怯懦。我想跟这个话是一样的，你要想做出一点事情战胜外界的困难和敌人，首先要坚强自己的内心，完善自己的内心，他能够在翻译那么一本巨著之前发出这样一个感叹，和这两把手术刀应该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中国网:

我们听说，您在自己刚做完颈椎病手术后不久，还坚持为病人做了4个小时的手术，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必须由您来完成这个手术？ 肖颖彬:

确实是，因为医生有很多自己的职业病，特别是我们作为心血管医生，不光是我自己，很多我们的同行都是这样。我们做手术的时候要戴一个放大式的眼镜，这个眼镜相对比较重一些，还要戴一个头灯，大概接近一斤重吧。我们的体位是最不健康的体位，长期要处于紧张的状态，低着头，时间久了我们很多的医生都会出现脊椎的问题。我自己也出现了颈部的椎间盘突出，最后突出的椎间盘就压到神经还压到这边的供应小脑的椎动脉，所以有一段症状非常可怕，手会麻木，疼痛、刺痛，特别是晚上也没有办法入睡，睡觉的时候会特别难受，还会出现头晕的症状。中国网:

那您为什么当时在自己刚动完手术的情况下还要选择给别人来做手术？ 肖颖彬:

当时也是非常无奈的一个情况。中国网: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肖颖彬:

因为这个病人来了是一个急性心肌梗塞的病人，在稳定以后要做搭桥手术。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觉得我做的话，这个病人活过来的机会就更大一点，家属也这么要求。我们下面的其他的教授他们也觉得真的是风险也非常大，病人也不能转到其他地方治疗，错过了那个机会又害怕病人出现问题，无奈之下去做了，当时我也咨询了我本人的主管大夫，他说时间短了还可以坚持。那时就是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戴着放大镜参与了这个手术。中国网:

您有的时候做手术可能就是十几个小时，排到值班就一两天不回家，可能会疏于照顾您的家人或您的亲人，您觉得对他们愧疚吗？ 肖颖彬:

是，非常愧疚。但是医生都这样，家人的付出也非常多，真的是这样，但他们都很理解，非常支持，这也是我这么多年能够取得一些成绩，也有家人的付出和帮助。中国网:

您最对不起的人是谁？ 肖颖彬:

应该说家人都跟着吃了很多的苦，确实对他们很抱歉。我更抱歉的就是我的父亲，他本人就是一个风湿性心脏病的病人，常年受病痛折磨，由于各种条件限制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2004年4月份我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在我刚到美国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他在老家突然生病住院，病来得非常急。而我又刚到美国，军人身份的签证又只有一次的往返。打电话父亲说还可以，但是确实很难受，诊断也不是太清楚有什么问题，让我好好学习，不要担心。但非常不幸，在他入院第二天的凌晨就突然死亡了。原因都不太清楚。我不太愿意提起这个事情，觉得很对不起他老人家。中国网:

如果让您再重新选择职业，您还会选择从医吗？ 肖颖彬:

可能还是当医生，我觉得这么多年下来，非常热爱这个事业，我能从一个非常普通的孩子成长为现在这么受人尊敬也好，受病人信任的大夫，证明我选对了自己的事业，如果再选择一定是做这样的事业，也可能我自己也比较适合这个事业。真的，觉得医学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业，它可以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候帮助别人，给他们健康，给一个家庭带来幸福，给社会做一些非常多有意义的事情。中国网:

您非常愿意为这个事业贡献出您全部的光和热？ 肖颖彬:

是这样的，我很热爱医学事业。作为军队的医生，还有这身军装穿在身上，只要有战争的威胁在，都有军医应该在的位置。所以，不管是我们的一身白大褂也好，我们的一身军装也好，都让我感到自己的事业非常神圣，自己的选择是没有错的。

第二篇：敬老院院长访谈实录

1.问：请问你们敬老院共有多少老人？这些老人的家庭状况如何？子女是否经常探视？

答：目前我们院有34个老人，还有30多个想进来，但是因为房子都住满了，没办法再收纳。进来的大都是孤寡老人，有子女的也很少看。2.问：那敬老院里主要是谁来照顾这些老人呢？有护工这些吗？

答：我们院内没有护工，但有专人做饭，每天的菜谱都不同。老人们都是自己打扫卫生，彼此互相照顾，像我们院门口写的那样要做到“团结互助，遵规守纪，讲究卫生”。3.问：平时老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您觉得敬老院老人在生活上和心理上存在着哪些问题呢？

答：有些老人自己种菜，有些老人会做一些体育运动，我们每月开一次会，隔一段时间就会做大扫除。我们原则上是不允许老人单独外出的，有事必须请假，他们的安全问题必须重视，每天我们都有人值班负责。因为他们这些老人性格不同，文化程度也不同，所以生活中肯定会有摩擦。个别老人性格比较孤僻，个别年纪大了反应有些迟钝，更有一些聋哑老人，所以他们沟通起来会有一些问题。老人们都是自由寻找伙伴，有话聊的就坐在一起聊聊天。4.问：请问敬老院有哪些方便老年人的设施，这些设施足够吗，为了发展扩大敬老院，你们还需要什么设施或者说资金支持吗？

答：我们院里的很多设施都是香港慈善机构配置。不能说足不足够，有新的更好，有更适宜老人的活动设施更好。我还是希望设备能够不断完善，娱乐和健身场所能更多一点。当然啦，还是要顺其自然，看政府怎么做。目前最大的计划是再建一座三层房子，前面我们说到的还有三十多个老人想要进来，建好之后就有很大的空间了，这也是我目前最大的愿望。

5.问：敬老院接下来会有什么新的举措呢？

答：现在我们没条件没房。就像我前面说到的，还是希望扩建，多一座三层房子，以后就可以允许个别老人自费进来，实现“以院养院”。这样一来，资金问题能够得到一部分解决。

6.问：请问您觉得在农村养老问题上还有哪些方面值得改进和完善吗？

答：农村养老的话，一般是靠子女赡养。但农村的老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空巢老人，他们七八十岁还下田养鸡种地，自力更生，生活还是觉得充实。而且子女一般都是在附近就业，打一些临工，经常会回来，孙子孙女也都在家，所以老人们并不会觉得孤独。政府包了医保，还是挺好，也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7.问：您有听说过一些新型的养老方式吗？您觉得有可行性吗？

答：“社区养老”我是知道的，政府也一直在讲。但是“讲三年，做三年”，很多事情真正要落实下来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还是期望能多动用一些民间力量。8.问：在您看来，当地政府的养老政策落实得怎么样呢？

答：对政府的政策我们还是基本满意的，种粮有补贴，新农保60岁以后也有领。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过年时政府都会对孤寡老人进行慰问，平时遇到天灾人祸这些特殊情况政府都会及时去慰问或者救助。所以还是要感谢共产党，个别的贪官可能抹黑了党的形象，但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对的，改善民生的事情他们一直也都在做。

第三篇：课程质量访谈实录稿

访谈记录二

访谈对象：河北师大2011级英语学科教学专业 李xx 女 笔者（王）

访谈对象（李）

1.问：请问一下，学校开设校本课程学习有多长时间呢？

答：一个学期

2.问：学校开设校本课程的频率为多少，就是说一星期多少节呢？

答：周三节课吧

3.问：学校教授校本课程的老师是什么学院的？专业主要在什么方向？资历怎么样呢？

答：是教育学院的 专业是法政 资历挺牛 4.问：你喜欢这门课程吗？

答：一般

5.问：你在上这门课程以前，有没有相关的教学工作或者是实习经历呢？

答：有

6.问：你上校本课程的兴致高吗？

答：一般

问：恩

那你会积极回答问题吗？ 答：一般

问：一个学期你会缺几节课？

答：一次也不缺，因为老师太严厉了

7.问：校本课程授课教师采用何种授课方式，课堂互动多吗？

答：课堂互动……一般吧 问：你喜欢这种方式吗？ 答：一般

8.问：在上完本课程后，你会觉得有醍醐灌顶的感觉吗？

答：有一点

问：老师布置的课下作业你会认真完成吗？ 答：会呀，不敢不完成啊

问：你觉得你的作业达到老师的要求了吗？ 答：应该刚刚达到

9.问：校本课程授课教师关注课后作业吗？

答：关注

问：那布置作业的频率为多少呢？ 答：每次都留

10.问：下面我们来谈谈校本课程的设计

第一，你认为校本课程的开发包括几方面的内容呢？

答：包括背景分析，学情分析，还有教学目标还有当地的这个特色资源还有评价方式 问：你是依据什么设计你的校本课程的呢？ 答：依据我的家乡的特色的名胜古迹资源

问：你完成校本课程开发是关于那些方面的呢？ 答：是关于名胜古迹方面的 问：起初的思路是怎样的呢？

答：我发现我们当地的高中生对本家乡的这些名胜古迹并不是十分了解 问：都采用何种方式来进行这个校本课程的开发呢？合作还是独立？ 答：自己独立思考 问：可行性高吗？ 答：还行

问：当你完成以后，你满意吗？ 答：满意

11.问：你认为学完以后应该达到一个怎样的效果呢？ 答：当地的中学生应该对家乡的名胜古迹比较了解了 问：学生对本学期期末测试的考试方式满意吗？ 答：满意

问：试题难度怎么样？ 答：一般

问：对自己做的答案满意吗？ 答：一般

11.问：学完本课程后，你对于校本课程有什么印象呢？

答：觉得校本课程实践性很强

问：那么对理论还是实践更有印象？ 答：对实施课程印象更深

12.问：学完本课程后，你有兴趣独立进行校本课程的开发吗？

答：有

好的，本次访谈到此结束，谢谢您的合作！

第四篇：梦想与现实访谈实录

梦想与现实第三期

【第一部分听写人徐驰】

廖倩仪：我们今天是就“梦想与现实”这样一个主题进行交流，老师肯定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学子会有一些想说的话和寄语，先从咱们这个主题开始来说。请金滔老师为我们谈一下。

金滔：我非常高兴能与传媒大学文化产业高级管理者系列讲座参与的同学们见面。当我一看到“梦想与现实”这个主题，我就有很多想法。我有一个比较细腻的观察，就是今天在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的班级中读书的同学们好像有些阴盛阳衰。女生比较多，但并不奇怪。今天我带来一位特殊的客人，就是我的夫人，她现在就在从事制片工作。但是我并没有要求将来想做制片人的女同学，将来要嫁给导演做妻子，但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阶梯。像前几天来的丁芯老师，他的丈夫就是我特别好的朋友，赵宝刚导演。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学校毕业的XX（03:45），她的丈夫就是《赵氏孤儿案》的闫建刚导演。大概这样的一种组合会非常好，但无论如何还是要从梦想与现实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谈话，这是一个插曲。

说起梦想与现实，我突然想起35年前的这个季节。那个时候刚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让我们这些在学海里徜徉、能够接受新的文化与学习、受到良好教育的青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个人出生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而且也有特殊的经历，像我的同代人一样。这一点我可能会比杨晓明老师得天独厚一些，因此后来我又用经历来解读共和国漫长的、同时令我们骄傲的历史。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是十几岁，只读到小学五年级，就入伍参军。后来退伍转业，我又做了两年半的警察。就在此时，从北京传来了比较好的消息，北京电影学院在结束了14年的高考以后，终于要开始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一届考试。我就是那一届的考生，那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是穿着一身警服。只有梦想，还不知道什么叫做艺术创造的现实东西的时候，就懵懵懂懂地走进北京电影学院的考场。我考的是导演系，那个时候的考试不像现在这样。好像现在各个艺术院校的专业考试过了春节就结束了，那个时候并不是。因为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后的第一届，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在考试的过程中度过了我在北京的第一个春节。从知识的层面来考虑，关于认识论，它有几个阶段。一定是由无知到有知，从无为到有为。也就是说我们来考这样的学校，一定是有一些梦想的。我们是看惯的《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的，这样的老片子和八部样板戏的文艺思想的培育下成长出来的人。因此一旦我们被禁锢的思想得到解放，那我们创造的激情、自由的激情一定是奔放的。我家是大连的，从那里到北京就要乘坐一夜的火车。我这一夜都没睡，虽然买了一张卧铺票，但是我就坐在卧铺旁边的凳子上，看着车外略过的灯光与在车窗中依稀见到的我自己的剪影。考虑的不是我自己，考虑的不是我要开展的学习生活，考虑的全是关于未来的电影的梦想。到达学校后，大家就开始互相认识，然后大家就都报上自己的名字。那届我们班同学除了我以外有一个很高的，很轻柔的青年叫做陈凯歌。有一个与实际年龄不符，长得显得着急一些的、留着胡子的田壮壮。有比我小两岁，但当时显得很美丽的胡玫。还有一个不太愿意说话的李少红。总之，我们那一届还有孺子牛，自己经常把自己打扮成鲁迅。当时大学生有许多走私的物品，现在的A版那时被称为粗码，所以他就是“粗码的鲁迅”。一共28个男女同学走到了一起，我是那个班的班长。一个月以后，我们大家都熟悉了，也对我们要学的东西有了大概的一个了解的时候，我就进入了学生会，做了四年的学生会主席。我的体育部长就是张艺谋。尽管他腿有些短，但他很有体育天赋。后来同学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评了一个容颜不改奖，一个女生到现在还那么年轻。还有一个人就是过去了30年还长得这么难看，就是众所周知的顾长卫。这些人聚到了一起，难道是没有梦想了么？我记得十分清楚，张艺谋到我们学校读书前，是印刷厂的一个工人。他每天就拿着一个当时恐怕无法估价、现在也就二三百的照相机，走遍了八百里秦川。其中特殊的镜头，他自己的目光探寻自然、生活和我们身边那些可能是美的事物。就在那镜头里边，以后进行美的提升。还有就是侯勇、王小列他们这一个班都是比较著名的摄影师，包括在贵校任职的摄影系主任梁明。他们班的一个美术老师教出了五个学生，五个学生都是画画的，他们同时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通知书。

14年，留给我们的东西是我们把苏联的莫斯科电影大学的所有教学方法取其精华并去其糟粕。我们这些经过文化大革命历练的、从这个学校走到那个学校的有着许多梦想的男女青年，对中国电影早期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我们更自由一些。我说的自由是让我们创作的状态、学习的理念以及相互交流的方法更自由一些。果然，北京电影学院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老师们，应允了我们这些在社会上闯荡了很多年又重新回到校园的男女青年们的渴求。因此我们的学习就变得活泼起来，梦想才有更大的可能在我们中间诞生与荣耀。那么现实是什么时候来的呢？现实就是当我们学了许多规矩之后，大家记住，我想大家也是，在进入学校之前，肯定对你的事业有很多很多的渴望。一定是希望做这个行业的佼佼者，那么我们在那个文化枯竭的年代，当然不满意《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和八个样板戏。中国电影怎么做，我记得在我的开学典礼上，放了一个甄东天、司徒朝芬和谢飞共同导演的电影黑白配叫《火娃》。老师的作品在学校开学典礼上放映，叫做《火娃》，还有一部苏联的经典电影叫做《雁南飞》。看完后这三位老师组织班里的学生座谈，没有一个口下留情的。大家让电影学院被认为是电影教学泰斗的甄东天和谢飞老师颜面扫地，完全是没有规矩的。什么规矩？就是艺术规律的规矩。想到哪说到哪，直接把中国电影的未来看做这一代不可能继承下去的。如果发展和延续，只有靠我们来进行。我们有这样的梦想是有好处的，就像我们当初入校后，老师跟我们提到，一个学艺术的学生假如没有自己的浪漫，没有自己的理想，没有自己的梦想，那他一定是没有未来的。换句话说，他日常的学习和创造一定不会有灵动性。在这样的状态中，我们开始了四年的学习。

半年下来以后，所有的入校时的孤傲不羁、冒失一切都变得沉闷下来。我们很绝望，绝望在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我们这一代人并没有接触到纯粹意义上的文学、雕塑、美学、建筑等等能让我们参考的美学状态和美学借鉴。孤独的、完全没有目标的、在一个10年完全把我们封锁起来的环境中，像没头苍蝇一样撞来撞去。梦想只是人们一厢情愿的东西，看不到任何让人可以捕捉的影子。我们很彷徨无助。为什么会这样？一天看三部参考片，从美国的格里菲斯到苏联的爱森斯坦开始，从蒙太奇最早的创立人的作品说起，在唯一休息的周日一直看。进城去看一部过路的参考片，半年的参考片看下来以后，同学之间出现这样一种情形。本来我觉得我们的路很宽、长、平坦，我们原来认为的很新鲜、独立、原创的想法早已被前人堵得无路可去。无法做，此时需要每个人都放下心来，一定要真正的深刻的理解，什么是传统与经典、规律与基本语言。当初入校拥有梦想时，对我们来说是无法的。没有艺术上的方法、规则、法规，这些东西在接触后会在你的艺术道路上给你一个范围去创造，这还不够，你还必须要继续学习。这样的学习是要努力的，需要一个化茧成蝶的过程。但这个过程迟早要有，晚不如早。那就是告别过去单独的、浮夸的梦想，进入到现实的状态。把梦想和现实结合起来，去寻找属于我的、我们这一代的，同时也属于这一时代的艺术创作。此时有法，法的作用就是束缚你，让你伸不开手脚。你知道什么叫蒙太奇、艺术原则与创作理念。知道全世界大部分导演、电影的风格、手段与类型。这时要寻求突破，如果只学到这些，是不会有什么创造的。梦想被现实冲破掉，要在有法的情况下，借助自己的学识进行自由创造。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两篇著作中《矛盾论》与《认识论》中提到人的认识的发展和升华，就是突破现实、规矩。以你自己的创作特性达到本质的提升，就达到完全无法了。于是才可能出现《黄土地》等，这就是无法的过程，把梦想与现实结合起来的过程。其中有蜕变、涅槃，但过去后，给每人带来新的欢心飞翔般的感觉。除非有更高远的艺术境界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又觉得你很渺小，继续在跋涉的道路上行走。35年前，我们开始了这样的过程了。第五代导演在电影电视上有了自己的创造。大家都知道的北京电影学院其他系别的同学都有创造性的贡献，这些加起来就形成了第五代导演在美学上的独立状态。需要说明的是导演系28个学生，现在著名的有8、9个，查看字典的有10个。其他的都是梦想与现实脱节的。艺术本身负载梦想，寄托着梦想的翅膀上。然而我们要接地气，要传承中国古代传统的基础上要表现自己的个性。

廖倩怡：感谢金滔老师，老师讲的年轻人在梦想与现实发生碰撞后，如何坚守梦想。我觉得我们太年轻经历了很少，觉得很有启发。请张华老师分享一下。

张华：就题目来说，我说一些。我觉得梦想与现实之间需要设计，是要自己去规划。我自己想说一下我的三个梦。当年我进入广院后，我从偏远地区贵州来的。怀着梦想，在此之前我对文化、影视完全没印象。来了之后经过求学过程，分配到央视军事部，进入后最大的优势可以去全兵，在这段时间也不断学习。第一个想法是借助传媒工作，可以走遍全中国，甚至全世界。因为在军事部，首先在新闻系列说话上，策划中国边防采访，走访了中国两百个边防哨所。后来做纪录片，琢磨选题。当时我想走系列大型影片，比如说《长征》。《长征》走其沿线的革命老少边穷地区。《长城》从新疆赫尔果斯到黑龙江漠河。紧接着做《邓小平》，走了沿海开发城市。后来做《共和国外交风云》，一下子走了国外60个国家，做《孙中山》走了港澳台。第二个在作品上有成就。当时是受中宣部委托，做《毛泽东》制片。在做到结束时，受到启发要做《邓小平》的纪录片。《邓小平》是个人策划，一步一步的实现。当时策划时在1993年，但是邓小平的威望达到顶峰，第二次上《时代周刊》。但制作《邓小平》的纪录片也与其本身命运一下，经历三落三起。而且三落都是中央领导批示，但也都被我三次起死回生。第一次下马，是写了报告后石沉大海。后来我在军事部干了很多年后，养成军事家的思维方式。那么我就把军事运用到文化上，我就采取邓小平的警卫套话。发现报告由邓小平批示下马，并说做传记片是盖棺定论，肯定是说好话。并且这部传记片是作为生日礼物播放，但邓小平厌恶祝寿，尤其是以宣传的方式祝寿。但我根据这个情报设计出新的方案，当初找了一些智囊团来协商。比如说我们把中共中央文件研究室拉进来共同设计报告，他们对常委领导都有一些任务。但当初技术有限只做文字资料，现在我们建议他们收集电子影像资料。但他们对于电子影像并不专业，就由央视的人员加入作为技术人员。并且这些资料在合适的时间形成一个电视片，但具体的播放形式等由中央决定。这份报告向上申报一路畅通那时的中央领导是江泽民、胡锦涛、曾庆红等。但是要求作为资料来搜集，最后何时制作完成按照需要再说。中央要求我们不能接受采访，不能对外透露，只能悄悄采访。由此领导考虑，如果消息暴露，形式会变得不好。但当我们开始到某地拍摄时，由于省领导热情接待，电话打到中南海。结果领导批示暂停，剧组停工。我们又来研究为何出现这样的情况，实际上根本上我们没有名分，所以这部片子没有立项与官方认可。我们做了很长时间，研究了中国近现代史。发现20世纪由毛泽东、邓小平、蒋介石、孙中山组成，我们打算向央视申报一部纪录片叫做《20世纪人物》。很快就立项，拿到拍摄许可。但内部拍摄我们明确我们只做邓小平，我把摄制组分为四组，每组都声称我们只拍摄四个人物中的邓小平而已。第三次是经费上的问题，诞生上主要是个人想法。领导突然想到我们启动的资金是个人资本家——刘长乐的钱。后来就又被下马，之后我们通过一些方式使之成为央视的投资。后来这部片子奠定我走产业的基础，这个片子预算1000万，实际998万，创造3000万。当年只有录像带、VCD，全球发售了400万。全世界电视台播放有176个，中国电视频道有3800个频道播放。投入产出比较高，海外销售持续播放较长。【第二部分听写人张淼宇】

因为当时播放时有中央的支持，策划这件事在1993年12月27号，确定播放时是1996年的12月27号，这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到凌晨3点，会议商议邓小平同志身后重大事宜，最后一件事中央政治局决定在1997年1月1号播放邓的纪录片，一天一集。从一月一号开始播，各地掀起了学习邓的高潮，各地党政部门打电话给我，要求加印，给处级以上干部学习。所以音像制品发行数量是这样上去的。后来我接受了以美联社为主的十多家美国媒体采访，和美国人讲了中国纪录片的诞生背景。归纳来说这是我的第二个梦想，都是要去设计，然后要一步一步用手段去实现。现在我在做第三个梦，其实我和大家一样是梦想主义者，我想在中央电视台的影视公司平台脱离出来，自己做一个文化创意产业，准确的说，准备做中国文化创意产业总部。再用十年的时间，60岁之前做最后一个梦，然后就去死。所以现在我是第三个梦的浅梦层的阶段，我也希望和大家一起探讨，跟大家一样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金韬：那我说一个现实版《邓小平》，我从电影学院毕业之后先去了长春电影制片厂，拍过若干部电影，我拍个一个《追杀刑警》是电影届比较娱乐化的电影，之后还有一部轻喜剧《老少爷们上法场》，拍出之后，反响不错，有一个叫陈佩斯的戏剧演员就找我，说你的喜剧太好了，咱俩要一起弄一个会更好。之后我说你既然是一个成熟的喜剧演员，陈国兴拍的二子系列塑造的也很好，按照原来的路子接着拍挺好。但是他说不，想改变自己，所以我们就合作一部挺卖座的电影叫《太后吉祥》，斯琴高娃和他演的，拍了之后他后悔了，《老少爷们上法场》是体制内电影是国家投资，这部是我自己投资，要是亏本了呢，所以在既得利益面前，我虽还是导演，但像当初拍《老少爷们上法场》那种创作上的激荡，我面对现实，让这部电影狠赚了一笔，但是这样电影就不好玩了。不过，我第一次拍电视剧是因为钱，当时第一部电视剧的分镜头场景是在我家洗衣机上完成的，电视剧出来之后，我家洗衣机就换了。我拍过一个八集电视剧叫《雪野》女主演方青卓因此剧获得了飞天奖最佳女演员奖，此剧也获得了飞天奖最佳编剧奖，主要是因为制片人和我说，拍一集可以给300块钱，一部电影分镜头剧本才800块钱，这电视剧就可以挣2400，很有成就感。在后来电视剧拍着拍着就拍到了《长征》《胡雪岩》，到了2004年，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中央电视台说因为我拍长征拍的非常好，重大题材电视剧只能给我拍。所以我就想，在我们艺术创作中，在我们行走的艺术道路上，有许多东西是要坚持的，还有许多是要妥协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在我们国家，有许多创作上的东西是不能自主决定的，你必须适应这个意识形态的环境，处在当下的文化状态，百姓整体的意识的需求。32年前我在北影读三年级时，那时全国人民都想看港台片，时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要求给两部港台样片，胡耀邦看完之后，给了三点评价：无害无益无聊。非常无奈的是今天我们所有的艺术家对百姓的审美缺乏引领的创作，转了一大圈回到了30年前的无厘头状态，这是多么无奈的现实。像冯小刚费很大劲憋出一部《1942》，确实值得我们尊重，但是市场不尊重，所有的这些东西在梦想和现实面前应该注意的是，我们如何把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再返回来说《邓小平》，当时拍摄重大题材我把握的原则是，活着的人是不能拍的。我去拍《邓小平》要表现小平同志对中国改革开放做出的巨大贡献。拿到剧本后发现里面有很多还没有牺牲的人出现了，中央明令告诉我拍这部电视剧时有几个人是不能出现的，可以写粉碎四人帮但是不能写华国锋，还有汪冬青，赵紫阳，规定就写到二次南巡。当时很多活着的风云际会的大人物徐众勋李先念、叶剑英、薄一波等都在剧中存在，结果一审查，我就成了大人物了。这部剧被认为是古越演毛主席以来的巅峰之作。这部剧揭秘感很强，四人帮会议中的斗争，改革开放初期小平同志受到的阻碍等都有所体现。但是三个月以来我一直在做着剧本删改方面的斗争，片子到现在还不能播出。从22集改到了16集现在才等到中央的文件下来。

我说的这些罗列起来给我们现实的启示，首先共和国的历史，无论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改革开放时期还是社会主义时期，我们都有机会去表现。第二，任何对历史的阐释和表型都要遵循我们的欣赏习惯和最重要的我们国家的政治民主的进程。第三，在我们国家宣传是有纪律的，要按照纪律来，其实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约定俗成的审查纪律。那我们对这样现实的适应是，我们一定要尊重现实给你的规矩，不要把冲破它作为一种勇气和炫耀，那一定是无知的，无知者无畏嘛。我不认为我在拍邓小平的时候无知，那是一种集体无知。熟悉历史的人一定还记得这样一件事，就是毛泽东去世以前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中南海里响起了鞭炮，有人说这是毛在庆祝周恩来死了，这是何等的荒谬。剧中写到1976年的春天即将来临的时候，中南海毛泽东身边的秘书和工作人员来到了毛的书房，那个时候毛刚刚做过白内障手术，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叫唐由之。毛朗诵了一首诗，最后一句是：花开花落两由之。毛问你有什么要求啊，唐由之说：主席我就有一个要求，您能把吟诵的这段诗给我写下来我做个纪念吗。毛允。唐由之问：那主席您有什么要求吗？毛说：我手术的时候不打麻药，这是第一，第二，手术的时候在边上放岳飞的满江红。想象这样的画面，国家领导人的卧室里进行着无麻醉的手术，屋子里回荡着满江红。这比外国人诗意多了，比外国人浪漫多了。

眼睛治好了以后，就快到了1976年的春节了，工作人员对主席说，待会北京城就放鞭炮了，我们能不能也放鞭炮，孩子们想家。毛说：放放吧，这一年不安定，唐山地震死了那么多人，恩来走了，董必武也走了，放放鞭炮为他们驱驱邪，让他们走的顺畅些。毛主席说，我也快走了，这也许是我最后听到鞭炮了，明年就八十四了。民间有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身边工作人员说主席您不会的不会的，那时的毛主席已经老态龙钟，毛主席说：什么万寿无疆什么永远健康都是屁话，马克思让我去报告我一天也等不了。这时候外面的鞭炮响了。一会儿，工作人员给他端过来一盘饺子，上了一双筷子，毛主席用颤抖的双手，夹起一个饺子往嘴里塞，但是饺子一滑，掉了，他生前最后一个除夕夜的饺子没吃成，他还是重复那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说完两行老泪纵横。

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在这个片子中看到很多解密的东西，我知道所以这部片子当时没有播放还有一点，认为这是当时中共高层宫廷内部斗争的演绎。其实，这是需要一个比较好的角度的，严格来说，在中国功绩越大的人诟病就越多，不干活的人一点毛病都没有。小平同志是一个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民族复兴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人，在这个时代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做这样的事情，同时对我们的民族和国家产生这样的作用。毫无疑问，他必定应该得到我，我们，我们的人民的共同的尊重。问题在于，有许多政治上的东西不是我们能把握的住的，我们可以考量但不能把握，随着时间的过去，那些可以给观众看的东西就多了，我们政治民主进程的推进程度，已经使民众有了更多对历史的知情权，这样才有了这么多对历史的解密和对历史艺术的呈现。我们期待着那一天，我相信即使十年前拍摄的邓小平在十年后播出，大家同样会给我们这些冗余在梦想和现实之间不懈努力的艺术家给予特别的尊重。

现场同学：我想知道您进入电影学院的梦想是什么，怎么产生的，之后有没有调整，还有就当前的影视市场关于娱乐元素您认为是怎样的，有那些亟待突破的方面。金韬：首先说关于我梦想是怎样产生的又是怎样提升的。好多同学考艺术类院校的时候，面试老师的问题基本都是，你为什要考传媒大学。我在考电影学院的时候，老师也问我了这个问题。我说，在我家，辽宁的一个盛产苹果的山村，房后有一个用石头搭起来围墙做的电影院，那个石墙的高度正好挡住人的视线。每当看电影的时候，围墙外就会贴一张红纸，上面写着电影的名字和票价，一般是一毛钱。我经常的到电影院去，尽管我可能没钱，但是我要在电影院外听，里面电影给我传递的声音的信息。那天贴出来一张红纸，上面写今天晚上放映两部电影，一《战斗里成长》、二《董存瑞》，票价一毛，很便宜，五分钱一部，我回家和我妈说我想看电影，我妈说看什么电影，前几天不是刚看过嘛，怎么又看。于是那天晚上，我还是坐在电影院外的大石头上听完了这两部电影。第二天早上我撕去日历的时候我和我妈说，妈，你昨天应该让我看电影。我妈问为什么，我说昨天我生日。我就是这样回答了老师我为什么要来电影学院。从那挂在两颗树间的白布开始，从大墙里面透出的声音开始，让一个山区里面的少年感受到外面的世界，未来的世界和以往的世界，在那个时候，中国人的娱乐还有什么呢，大抵只有这些，所以电影就成为我心底不敢去奢望的梦想。我还记得，我争取到买日历牌的权利，买来一张上面有两个漂亮的女孩的硬纸板，那年我13。每天去撕每天去撕，直到那天穿着黄衣服戴着红袖标的我不认识的人闯进我们家，翻箱倒柜的找他们需要的东西，什么东西找不到以后就开始破坏。那些过去还没有过去的日子被撕成碎片，散落空中，虽然纸片很轻，但它却沉重的击打着一个少年的心。最主要的，是那个我每天都要看几遍的两个漂亮女孩被踩在地上。后来我知道，所以这样是因为，在那两个漂亮女孩的下面有一行字——舞台姐妹，下面还有两行：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理想是从童年和幼年的朦胧的感知中，不知不觉的走到我们心底。当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有了权力去梦想的时候，它才自然而然地浮现在你的内心中，你的脑海中，你才会自觉的去追求它。

我想我们第五代的这批人大抵都怀着这样的梦想走进了学校，而且我们有得天独厚的时代，恐怕同学们走出学校之后，你们眼前创作和实践的道路要远比我们那个时候坚韧的多。原因在于，你在沙漠中走出一条路来是很难的，你要是在路上再走出一条路来就更难了。你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在路上走出一条路，你们怎么走，还要留下自己的足迹，在社会的思想状态上留下自己名字的烙印，这会很困难。

第二个娱乐元素的问题，其实这是许多艺术创作者在实践中不断捕捉试图寻找答案的问题，我们突然发现，在这个问题的探知中我们变得越来越茫然，变得越来越不知所措，我提到过第五代有得天独厚的时代，在那样的时代里大家完全容忍，甚至欣赏《红高粱》《黄土地》《秋菊打官司》等等这样一批有着充分的电影语言特点的，带有探索性和艺术家个人气质的电影作品的出现，那时候是得到尊重的。我一直有一个不能自圆其说不能自我破解的命题，就是文化到底是应该更专业还是更产业。毫无疑问对于美国，文化产业路是成功的，对于中国，文化产业它以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第三部分听写人张家欣】 金韬：••••••对中国到底应该怎么做，文化产业他以我们民族的文化产品、文化理念、文化地位、文化追求、文化精神、和文化现状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如何去进行产业化，是摆在所有文化人面前的一个课题，也是摆在所有经济学家面前的课题，我不认为我们国家前几年来到现在的这种产业化的状态和道路是准确的。对不起啊，我个人是•••在我们今天进行讲座的同时，现在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EMBA读研究生，原因使他们希望我去那儿，给他们讲关于文化的课题，我个人也想在那儿通过我去讲课，这样就可以减免一部分学费（笑）。然后呢，我坐在那儿做学生听一部分关于经济的课题，我努力地是想文化和产业以及经济有机地联合、融合在一起，去寻找我的以及全社会的一个答案。

前几天我们同学在一块儿聚会，我们共同认为，我们的电影，越来越没有文化了，所有的创作者，都不知所措，他们特别的关心着关注探索着，严格地说，当中国第五代导演逐渐衰落的时候，尽管在美学上，对以后的电影发展，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但毕竟是影响而已，而越来越丧失了他们的引领作用，以至于到今天，那些个积极的，有着充分的主流价值观的，有着能够代表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的前进方向的一些精神，一些个美学的观念，已经越来越淡漠了。我敢肯定，目前中国的电影市场，拍的人，不知道想拍什么，看的人，不知道想看什么！所以，你现在想知道，他们到底要看什么，我个人认为，中国的那种最老的白话叫做，瞎子点灯——白费蜡！《泰囧》，我特别尊重《泰囧》能够在中国，突然打出一记杀威棒，让中国电影观众对个别导演和个别演员的那种盲目的追星变成过去，《泰囧》是有积极意义的，你想，同时跟《泰囧》一块儿上映的不乏被中国电影大师的导演或者演员，然而，一部小众的作品，被认为可能是小众的作品，突然变成大众的了，那就是说，观众已经在以往的电影观念上出现了裂变！我不去追求某一个可能是被我们顶礼膜拜的艺术个人，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艺术现象，然而这种艺术现象到底是什么，观众自己没有清醒的自觉的答案，于是乎，请记住我这句评价：观看《泰囧》，由最初的一些人的有意的观赏选择，变成了那些大部分想看电影的集体无意识。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是不是需要看，但是这种无意识的状态，有一种盲目的从众心理，既然大家都看，我也就去看吧，于是成就了13个亿。电影的投资商，导演和里面的演员，都是我的朋友，我为他们的辛劳和认真，感到高兴，对他们，也保留着这样的一份尊重，但原因非常简单，我们不可能去问所有的作品，你这个戏，拍到这种程度，你对中国电影和中国严肃的文化美学做出了什么，这个要求似乎太高，但是，这个问题，难道不应该是任何一个文化的创造者，他内心的底线和责任感吗？我们迎合的东西太多，我们趋同的东西太多，我们盲目地去实行产业化的东西太多！这就使得，不但我们无所适从，也把市场上的基本消费和需求者变得无所适从，于是乎，在一片虚假的产业繁荣的背后，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字眼，这个字眼叫做“抢救”。抢救京剧、抢救评剧、抢救黄梅戏、抢救地方剧种、木偶，qianshi？（85:46），什么东西都要抢救啊！一方面，我们在大力地说着文化的繁荣，另一方面，用繁荣挣来的钱再去抢救，于是乎，文化产业自己挣的钱不够自己的抢救费。我们还盲目地提出，要把文化产业作为我们国家的支柱性产业。什么叫支柱性产业？就是这个产业所创造的经济利益，应该是GDP整体的15%以上，我在读EMBA的时候，了解到了这样的数字，在全国将近3000家上市公司中，文化公司上市的企业大概不到60家，百分之零点几，谈何容易！中国电影到去年的票房，157个亿，除了凤毛麟角的几部以外，一共700多部影片，700以上的零头是挣钱的，700以下的就是700，全部亏损！中国电视剧每年的整体投资不超过80个亿，卖回来的利润，也可以放在那儿，大家一块儿去讨论，试想一下，你可以说边缘产业是多少，这个是多少那个是多少。现在，话剧没有人看，京剧没有人看，需要抢救的情况下，只剩下电影和电视，能够吸引一部分观众，它们俩的产值和投入加在一起，200来亿，还不是收入，能支起柱来吗？我们国家要要保持0.75以上的经济发展，靠这个肯定支不住。所以，朋友们，你们出了学校以后，肩上的任务老重了！（笑）首先第一个，你们要把这文化产业的事儿继续弄下去，因为中央十八大还在说这个事儿；第二个，你们还得告诉你们的下一代，为什么呢？我认为在你们这一代完成是不可能的，就是让它成为支柱。你得告诉你们的下一代，儿子啊，想办法让这柱支起来啊！（笑，鼓掌）我这里边绝没有像weiyan？（1:28:37）一定要在关键时刻想杀别人没杀成，被别人砍掉脑有反骨的这种说法。

我是一个对国家和对我们民族历史非常有贡献的人，假如我不到这来，大家一定以为金韬导演的思维极左，你想，你看看吧，《长征》，你听那名儿，《红色摇篮》、《井冈山》、《激情年代》，全是这大片子。一个有责任感的，自觉地，成熟的艺术家，不在于他怎么去重复历史，而在于，他在表述历史的过程中，要历练自己的心灵，应该努力地想办法，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有对自己的理念的表达，能表达多少表达多少，这样才能做到我们把些许的梦想与现在普遍的现实结合在一起，要不然就失去了你艺术家的个性。《长征》，被誉为中国电视剧史上里程碑的作品，有人甚至这样说，在中国，如果我们要来点评电视剧的话，如果说到三部还没说到《长征》，那你就别说了。那就是说无论什么时候，我拍的这个《长征》，可以进入电视剧评奖的三甲之列，这是一种荣耀，是一种辛劳。我拍《长征》的时候，那时候是14年前，现在都没了新气儿了，我领着我所有的演员到草地上去拍戏，结这么厚的冰，现在需要他们打着绑腿，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走进沼泽。有人走吗？没人走。大哥自己来。大哥说：“弟兄们，下！”我很英武的就往里边走，但是一下进去以后，就迈不开第二步了。当时就有点像麦克阿瑟去检查美国部队一样，麦克阿瑟在二战的时候在中途岛？去检查部队，有一架水上飞机“刷——”落下来以后，舱门一打开，麦克阿瑟往水里面一下，穿着皮靴，淌着水走上岸，岸上美国士兵欢声雷动。实拍的时候，坏了，水涨了，一下子这么深（做了一个到胸部的动作）（大笑），问题在于沼泽中是无法游泳的，于是我就往前拔靴子，一拔，靴子没了，往前走了一步，再来第二步，靴子又没了，好几个制片部门的人和我的副导演在那儿给我捞靴子，英雄气质荡然无存，但是，由此就揭开了《长征》走入草地的第一步。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无论是在身体上，意志上，创作理念上，先要付出劳动，现在就得好好学啊。愤世嫉俗一点用都没有，弟兄们，我原来就这样，真正遇到现实的时候，你得拿出，东北人讲话叫做打人的家伙什儿，对吧？拍那个《井冈山》的时候，步兵，一共有3门炮，怎么放？黄洋界？一门炮，桐木关？（1:32:37）一门炮，•••？一门炮，到了真正工作和创作中，可以用不上，但火力准备必须好，那就是说，你大学四年的时候光过四年，一天到晚光搞对象谈恋爱，看我，夫人走了啊？（看向夫人的位置）（笑），还当着学生会主席，还得在同学们中有一定引领作用，这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也许今天学习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大家要有理想，也要有现实。但不要太实际，现实跟实际不是一回事。说这个人太实际了这是一种贬义。但人要现实一点，这是一种值得尊重的品格和生活态度。我希望我们大家在对未来的憧憬和对过去的回忆中，走在传媒大学中。传媒大学现在挺牛的，真的，考分太高，所以你们跟其他一些学校比起来还是有一定骄傲的资本的，换句话说，你们认字儿比他们多。（笑）那你们看的书也比他们多啊，对吧？所以，传媒大学的同学应该有这样一种自信，尽管像电影学院啊，像中戏啊，他们也有很好的艺术教学氛围，但是我们要走出我们自己的特点来，比如我，对吧，我就没上中戏和电影学院给他们讲课，我上传媒大学来了，以后我争取再来，谢谢！（掌声）

廖倩仪：当时您们就作为我们这个系列的创始人，可以说，没有您们我们就不可能坐在这里听课，给了我们很多的希望，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困惑，老师肯定也怀着一种关怀之心，对我们也有很多想说的东西。

张华：这个题目呢，“梦想与现实”，刚才金老师讲的，就我理解的，梦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而且我自己觉得啊，我想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刚上学的时候，唯一的梦想就是找一个漂亮的女朋友，没有说想得这么多，我想你们在座也是，会有一些困惑，并不一定要把梦想想得那么深入，将来未来要成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应该说我们不要从梦想开始，要从现实开始，在面临的一些问题和一些困惑。而且我觉得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你们现在要做的，或者是将来要从事的行业，是不是你们最喜欢的，是不是你们所爱的，这点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你们年轻，如果你们现在觉得这个行当，这个专业，就不是你们现在认为你们将来自己最理想或者最喜欢的一个专业，你们还有时间来调整来改变，你们可以通过考研究生，或者将来从事的工作，但如果说你一旦进了这个行当，就像老百姓说的：“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一样。进到这个行当你再改再跳行当，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大的。这个直接影响到你的梦想。如果说这个梦想在过程当中，你想要实现这个梦想，就是说你实现一个目标的时候，经历这个过程都是很痛苦的，这个痛苦你之所以能够给他熬过去，或能够坚持下去，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你爱它。就像你喜欢一个女孩子或男孩子，是一样的过程。最重要的理由是你要爱这个行当，才能够有坚持下去的这个理由，如果你对它本身就不喜欢，就算你有再大的目标再大的梦想，一旦遇到困难，你就没有任何坚持下去的理由。首先要想到你现实当中的一些问题，这个行当对你内心来讲是不是最喜欢，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这要你才能收到你的目标、将来的梦想。而且我认为梦想不要太大，梦想太大自然痛苦就多，很难实现，最后就是一个结果，没梦想了。99%的人所谓梦想有多少人能实现，我认为真正能实现的很少。或者说你梦想本身定的比较现实的情况下，你可以说有一种满足感实现了你的梦想。我觉得对于你们现在的问题，就是你们在这学校里4年能学什么东西，或者准备一些什么东西，将来面对这个行业需要准备的一些基本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有。如果你没有，将来面对金老师张老师讲的那些问题，他们做任何一件事情，都遇到很多的困难，那这些困难未必说是在课本当中，或者说你就能够解决得了。很多东西你是解决不了，绝不是因为你有梦想你就能解决的，你这梦想只能是把你自己来毁灭了，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现实一点。我自己呢，这个经历呢，03年从这个管理系调到节目中心的，10年了，本来这个节目中心，是要做学校的所谓的一些影视产业，然后来阴差阳错什么也没做，就把我扔在那儿，也没人管我，公司也没成立，那给我唯一的一个机会就是说你可以干你自己爱干的事儿，那当时学校说，那你就拍电视剧吧，选择电视剧的一个理由，就是当时市场还比较正规吧，有电视剧商业化的一个基础，但学校的一个条件就是不投钱，学校的是教学经费，那我们从这个节目中心开始，实际上按正常来讲只做了2部戏，一个是江山风雨情，是一个历史剧，写明末清初的那段历史，吴三桂、皇太极、李自成，但是这些人都不是主要角色，主要角色是穷人家的一个太太，那么从这部戏开始做起，这部戏做完之后实际上给我上了很大一课，这个剧本非常好，所有人当时看了剧本都被剧本吸引了，而且投资的人都是从外面拉来的，投资人很多，但最后出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这个剧本写到了几个点，很敏感的点，一个是李自成，一个是吴三桂，这2个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什么符号啊，就是都有历史定位。审查的过程当中，很多东西都不能用，你在写的过程当中，和你最后拍出来的东西不同。审查过程中，那么他会按照他的审查标准，那么就把李自成和吴三桂这2条线全部剪断，那这个戏基本就不接，一共42集的戏，最后剪掉了5集，这故事基本就是断了，很多东西没法看懂了，最后播出效果也不是很好，但最后还是卖给中央台了，中央台买完之后送去审查出现问题。这部戏实际上是很大一个教训。再做《三国》的时候，首先解决的一个问题，我这三国一定不要进重大题材范围，所以我就回避了最重要的一个审查的关。那么《三国》从立项和最开始的工作，最后变成一个常规的历史题材来审查，这就省了很大的麻烦。但整个做《三国》的过程当中，从写剧本到最后出来大概是8年的时间，里面遇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现在想起来很多都是我自己的问题，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第一我觉得，选对一个剧本，选对一个导演，选对一个团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你有一个好剧本，那么你需要一个好的团队，把你的想法来完成，那《三国》我们整个制作过程当中我们换了2拨导演，2个导演换过之后，从零开始已经花掉1200万，就等于钱，已经花掉了，归零了。可不可以不换？首先很多投资方提出一个问题，问什么要换？这个导演不能拍吗？能拍。那你为什么要换？这就是所谓理想和你最终极的目标，我们不能叫梦想，就是你想要做的东西，和导演想要做的东西有可能不一样。尤其像我这样刚出道的几年里，那你请的导演都很大，那你让他做他不做，那你敢不敢去坚持自己的东西，首先你认为自己的东西是对的还是错的，如果别人说的东西有道理，那你为什么不听，而且很多人都说，导演说的很对，为什么你还要换，为什么要听你的，凭什么要听你的，你就是一个制片人，你又不是一个投资方。那么2拨导演下来以后1000多万没了，这花的又不是你的钱，是投资方的钱；那投资方又提出来了，那你换，好，换了我撤资，我撤了，我不投了。不投了这钱怎么办，后面问题怎么解决，在这里就出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有些投资方说，你们没钱，好，把项目给我，这项目归我了，你出局，项目归我，我来拍，你还得起钱吗？还得起那我走，你要还不起钱，项目给我。那么你就面临很多问题要解决，当然最后我一点一点都给解决掉了，第一我首先把这些钱还掉，而且我不光还你本钱，还加20%利润给你，你走。那么2次投资方走掉，等于2次赔了，没算利息，有些投资方不认，这钱你可以还他本钱，为什么要还他利息？等新的投资方进来，导演进来，新的团队，新的思路，那么整个思路基本上就顺了。那么新的投资方进来仍然存在很大问题，我们新的预算超过了当时整个电视剧界销售的最高价格，当时我们拍的时候，中国电视剧市场最高卖到100万一次，就中国电视剧全部卖完了100万，不算海外，但是海外卖的很少，基本上可以归为零，近似为零。那么，我们当时的预算120万，那么当时投资商就问，那你这120万，最高100万的问题怎么解决，那这20万争取用海外去解决。那这《三国》大家都喜欢，好，为了梦想，为了理想，我们投，不赚钱，我们把这事儿做成，反正大家就做了这件事，但拍摄过程当中，出现3次超支，主要超的，第一个是演员，一个是置景，一个是物价的涨价，一共又超了将近5000万。去找投资人，说我又超支了，第一次说超1000多万，可不可以，可以；第二次再超，又3000万，所有投资方举手反对，不能再超了，再超我们就撤了。那么剧组一开机，是不可能等你一天的，我们算了1天将近50万，只要1天停机浪费50万，所有车马费，人头费，租赁费••••••1天50万。最后70%的投资方撤了，又不干了，说你这么超值没法干，这时候我跟这导演就说，我说你还要超值多少你先告诉我，你别过2天超过2天超，这受不了，不是我受不了，投资方受不了，那第2次撤了之后等于整条资金链就断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又运作一笔钱把资金还掉，让他们再撤掉，第3笔钱又进来，最后又超了几百万。《三国》制作完成结果很好，一下把中国电视剧市场最高价格刷到了500万？，还不算网络，所以我们首轮回来就已经有利润，而且《三国》呢，我认为自己成功不能把偶然当做必然，你们将来做事情不能像我这样做，我自己基本上处于胡来，所有人都认为你疯了，感觉有张华在，这事儿80%不能成，但有一点，他就是运气好，命比较好。我们的信念是做一个最牛逼的电视剧，要打败之前所有电视剧，我们最后确实把他做好了，第一，我们拍出了一个品质很好的东西，第二，创造了当时中国电视剧的最高纪录。现在海外的电视剧也是我们在做，当时这个电视剧卖到海外，是当时3年中国电视剧卖到海外的总额度，一年一个电视剧是3年中国电视剧卖到海外的总额度，日本一个地方就买到6万多一集，他们就很难想象，因为之前日本买的最贵的是5000，那我们一下就跳到了10倍以上，那么包括韩国，台湾，我们都签的很晚，你不给我这个价，不卖，当然我们对于欧美，你不给我钱，只要你播，我就给你，但我有一个条件，就是在你的主流电视台里播出吗，哪怕播出10集，我认。但是韩国，台湾按照我们的计划全部完成了。那我刚才讲的，很重要的这不是一个规律，这属于一个侥幸，或者说是一个偶然，这些你们在学校阶段，应该能够学到很多方法，而不是学的一种大无畏的，看谁胆大，去闯荡这个世界。比如我再遇到这种问题，能不能解决，怎么解决，遇到的问题，不是你能想象的，所以不要把很多事情想象得太当然，才能支持你把目标实现，也可能是偶然，也可能是必然，我们要在偶然当中找到一种必然规律，就你做成一件事儿的必然规律是什么，这点很重要。那你们在学校这4年，要把这些东西学好，你们将来面对一个什么问题，都能够找到解决方法，这解决方法比你学的知识更重要。我觉得大家多问一点问题吧。

廖倩仪：谢谢老师。做电视剧这一行，出发因素和风险值是很随机的，刚才张老师也说过拍《邓小平》的三起三落，我觉得讲究一个策略，在实践中去磨练出来可能比书本上学的更有用。张华：也不是，我觉得在书本上讲到，实际上做任何一件事，团结你要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比如你们讲那个创作，创作中什么是最重要，你能不能把这些东西抓住，你只要抓住这些点，实际上他有一个必然的规律，那按照这个规律怎么去做，这种成功可能性是很大的。就是你在学习过程中，大部分学生，学完以后都忘了，但是你在做的过程中，会了解到，其实很多东西书上都学过。

廖倩仪：一个好的剧本，好的故事，感觉各方面的因素都挺重要。

张华：对的。我认为管理思想在一个电视剧的创作之中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管理的思想，就是你从最前端往回捋，你知道什么是市场需要的，为什么需要，而你怎么才能做到市场需要呢？这并不是一个简单迎合和引领的问题，你说现在电视剧有很多种，那这个东西是不是你要做的，是不是你擅长的，你要有一些积淀，这是最基本的，你有这些积淀才能分辨出这些剧本好，剧本最重要，什么是好剧本，这太难了，你说能看懂一个剧本，谁都能看懂，能看懂一个剧本还不好这太难了，你可能自己喜欢未必是好的，市场也喜欢未必是好的，关键是你要做什么样的东西，这个市场第一要接受同时是你喜欢的，就是你的梦想，那和现实就结合了，但是有些东西你为了赚钱，做一个不喜欢的，事实上很火，市场需要，这也是一个目标实现了，对吧？事儿做成了？这也是一个做事的方式。廖倩仪：那最好的是不是既拍出喜欢的又能有很好的反应。

张华：这种梦想和现实是很难实现的。就是你想做的东西，你喜欢的，又是市场上老百姓需要的，这就很难了。

廖倩仪：2位老师有一个共同点啊，拍的剧都很有历史的涵养，挺有重量，同时不单单是在国内反响很好，在国外，向老师刚才说的，也卖得很好，《邓小平》好像在欧美也卖出了非常好的版权，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在创作过程中就有这方面的规划吗？还是之后的营销方面••••••2位老师能谈谈吗？

张华：《三国》呢，我们把整类市场划分为3类市场，第一是中国，站80%，第二是大华语地区，就包括有很多华人生活的地方，这个东南亚一带，包括新加坡•••••• 【第四部分听写人马佳琪】

大华语地区，很多华人生活的地方，包括东南亚一带，包括新加坡。第三类就是日韩。这是我们规定的三类市场。有一个理论化或者说理想化的东西。第四类市场不存在，零，就是欧美。因为没想，也认为做不到，不可能进得去。这三类市场我们的目标，第一中国市场，要回本，做到我们的投资额，当时是120万。第二类市场，就是大华语地区，要达到20%的投资成本。第三类市场，我们定好价格，日韩要就要、不要就不卖。所以第三类市场我们备注为零了。最终的结果呢，我们对于第三类有个基本了解，日韩对三国特别有研究，日韩对三国理论上的研究比中国大陆还要深，一点也不亚于中国人对三国的了解度。日韩最后根本超出我们的预期，完全没有想到，因为那些场景那些道具那些人，他们根本做不到，拍不出来。但他们又喜欢三国，那么我们就调了一个认为日本人能接受的价格，基本上以他们卖给我们的价格来卖。我们不能低于他们。

我插一句话啊，就是听课，有些人一直在说话和进进出出，这种行为其实是最傻最愚蠢的。任何一堂课，可能老师说了一两个小时，有大量的废话，但如果你一堂课听进了一句话，学到一点东西，你就没白听这节课。怕的是你听完整堂课，什么都没学到。我举一个例子啊，过去我在央视当总经理的时候，有大量的时间让我参加各种官方会议，开那种会和你们现在听课是一样的，多数时间都在浪费；但是，既然你不得不来听课，不得不来开会，因为你身份决定。那就想办法把这种环境变成你来吸取营养、学到知识、解决问题的机会。我再琢磨就发现不管领导怎么说，他总有有用的东西。所以要认真听，然后动脑筋，抓住重点。我举个两个例子，一个是我每年都要参加国台办的对台宣传的会议，每年都是按部就班，连续开了几年，忽然有一年开会的时候我有一点困了，却突然听见领导报告里的一句话：中央决定，在适当时候适当的方式适当宣传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作战。我眼睛马上一亮，顿时想起来我那里等待筹划拍摄的一堆剧本里有一个是和这个有关的，然后回去马上召集人马开始做，这个剧就是后来的《中国远征军》。我说这个例子呢，就是想说明，任何一个会议，可能就一句话对你有启发，但这一定是你平时的积累，这些小的细节，一定要调动你的头脑吸收那些比你更高更有经验的人的知识、启发，你才能不断进步。刚才杨老师说的那个问题，就是你要找到关键点下手才行。还有另一个例子就是，为什么我会当上编剧委员会的秘书长呢？其实我一个剧都没写过，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是2010年，我去上海参加一个中央电视台召集的会议——《编剧座谈会》，是中央电视台为了答谢为中央台编写剧本的编剧们。实际上是上海市委和中央电视台一块儿举办的，目的就是联谊。过去我参加过很多这种联谊，每次联谊我都会注意一点：我在这个联谊中能认识谁。或者说，在这次会议中，他所说的话对我会不会有启发，从认识的人身上学到什么，知道他能干什么事，这些其实都是收获。不是一个单纯的收获，一定是综合的收获。之前呢，我为制片委员会干了很多义务上的事，就是说一分钱不拿。但却给我建立了一批资源。去参加上海的会的时候，在会上高满堂老师就提了一个问题：我们中国号称电视剧世界第一大国，但是我们全是个体户，连个家都没有，能不能成立一个协会把这个组织起来？当时他提出来之后，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振武和中央台副台长两人坐在主席台上，我还是一个特约代表，没有发言权的旁听的，但是我在认真听会，然后当老师提完这个问题后两人面面相觑，愣了一下说好像不是我们能解决的问题啊，弄得大家很尴尬。然后我绕了一圈跑到高满堂老师背后拍拍他，告诉他，这事可以办。他眼睛一亮，可以怎么办？我说我对那边还熟，还有开了若干次会的事，表面上是浪费了大量时间的会，这时候就有用了啊，我知道办这件事的步骤是什么。他马上说回去召开会议。就这样，等于我帮他把编剧委员会搞起来了，所以这些编剧在一块儿开会的时候就说这位置非你莫属，必须是你。是这样的两个插曲啊。所以我认为，大家学习听课，我觉得要聪明点，要抓住每一个细节去吸收，然后找到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这是成长的记录。那么刚才杨老师说的，我觉得最关键的市场问题，就是思路。你做任何一个产品，一定要学会一个思考方式，就是市场倒推。我做了很多剧，一共是投拍过300多部电视剧，应该当仁不让的说是中国头牌最多的了。比如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我在做的时候我都有一个思考，就是根据我想要的目标市场，然后进行预估和测算，根据所得结果一步一步的做。然后着手写剧本，选导演。实际上是一个综合运用的过程。所以比如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就是在独联体，把整个苏联东欧全部吃掉。那么《李小龙传奇》实现了三个目标，一个是中国电视，一个是北美，我给他们提供的是十集的，一个是中东，就是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还有就是非洲，包括中非、南非、东非。为什么这样呢?我们当时做这个之前是有一个市场调研的，专门把这个做完。比如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时调研的结果是，全世界发行这本书的版本、语种、总量、单行本总量都是世界第一。所以我们做这个。当时的数据，全球大概发行了6700万册。你想光是书都发行了将近一亿，除了毛著就没有了，所以市场很大，至少有3亿人知道这东西。做李小龙这个片子，我们专门请来了境外调查机构，调查结果，华人里两个人最受欢迎，一个是李小龙，第二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因为是伟人是政治家，所以喜欢他的人顶礼膜拜，不喜欢的人认为他独裁。但是对李小龙呢，一致都喜欢。所以这是一个调查基础。第二个就是对中国文化的基础，认同中国，第二认同中国的万里长城。所以大家要学会一个思考模式，无论想做什么无论你的目标怎么设定，一定是从目标开始做调查，然后设定自己的预期，一点一点去实现。就可能成功。谢谢。

廖倩仪：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想提问？没有？那我就再动用主持人的特权了，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受到美剧冲击挺严重的，看传统电视的人越来越少了，为什么美国做的电视剧能那么强势，我们都很乐意看美剧，而我们的电视剧要走出去的文化壁垒却那么大？

这个问题比较大。首先，文化是有阶段性的，文化产品也是有阶段性的。不同的历史阶段解决不同的问题，从国际一般惯例来说，经济水平人均达到5000美元，对文化的需求就可以上升到第一需要。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是世界第一经济体了，是一个在经济成长期过后的平稳期，所以美国的环境、基础、水准都会比中国要高。还有就是，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所以他的东西可能全世界更能接受。他的运行机制是彻底的市场化。所以更容易各各国家对应、接口。北京人说话常从政治局委员的角度考虑，出租车司机可能也是，因为是皇城嘛，所以美国也同理。所以我预计，中国经济再经过20~30年，一样会成为世界文化产品的核心。而且中国的后劲会比美国大，文化积淀是美国的几十倍上百倍。中国现在市场经济的运行太短，从改革开放算起，才三十多年。而且早期还不能叫做彻底的市场化，还有一点夹生。真正的市场经济我觉得也就二十年。这很可能也是中国跟国际没办法对口问题所在。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文化开发能够与国际接轨以后，我们是能够赶上去的，甚至超过美国。

XXX：还有一点，就是比咱们拍得好看。

XXX：好看，对，这就属于另一个关于文化运行体制方面的问题了。我到美国考察了几次，不同的东西，比如迪士尼、好莱坞等等，他们都有一个共性的东西，比如，我现在在中国是编剧会秘书长，从编剧这方面来说，美剧是专业化的写作。中国严格来说还是业余的写作。我当时就争论说我们也是专业化的写作。他说不对，你们那不叫专业化写作，叫职业化写作。然后我马上请教。什么是专业化写作什么事职业化写作。你就干这个事儿，以此为工作、收入、吃饭，这就叫专业化写作。我们是职业化写作，是在专业化的基础上进行的。美剧是细分的，每个剧至少三个四个编剧，一个专门负责结构、大的框架、第二个人专门写人物，怎么塑造这个角色，比如说性格、行为动作等等，第三个就是台词。还有一个编剧是中国没有的，他是专门写细节，写细节的又细分，有人专门写情趣点，所以看美剧的人可能会注意到，一定会几分钟就让你乐一下，或者说让你有所反应，让你揪心。为什么呢？这是专门研究细节的编剧在解决问题。比如说，有部电影叫《真实的谎言》，讲的是谍战，然后追赶他，追着追着就有飞机要炸桥，他们要跑过去，然后主角开的车悬在了半空中一晃一晃，追的人也因为桥断了过不去了，眼看着他就要跑掉了，结果忽然飞过来一只鹰在一晃一晃的车上站住了，结果车头的重量一下子增加了，车就掉到海里去了。就类似这种情况完全是人为设计的。这两类编剧呢，结构编剧永远都在研究故事的讲法，哪一个故事怎么讲最吸引人。然后去调查，亚洲人喜不喜欢，欧洲人喜不喜欢、中东的人、非洲的人，要找到他适合市场要求的。然后写人物的编剧永远都是在跟别人交往，然后把人分类，男性怎么分、女性怎么分、官员怎么分、艺术家怎么分，所以他做出来一定是很专业的，就像画家一样。写细节的编剧呢，就整天在网上搜集段子，归纳分类做数据库，当他需要写特点情节时一定能调出很多这样的段子，完全是根据剧的要求来做。所以他们把这些告诉我以后，我才明白什么叫专业。他一定是细分的，一定是平时有积累的。所以美剧能做到这样绝对不是偶然。我们也要学习。我也准备要把中国的编剧往这方面引导。可以自由组合，然后往专业化方向深入。娱乐化问题也这样，我们需要先把基础做好。

而且美国有制片组织、导演组织、编剧组织。那么这些组织将这个行业里需要的东西都规范了，然后列入手册中。新的入行者就拿到范本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提出自己修改的意见。插一句，我现在正和你们的李素燕老师合作写书，叫《影视运营学》，引入美国产业这方面的，包括流程，到时候一目了然，这事该怎么往下做。

廖倩仪：刚才老师讲到“好看“两个字，张老师从剧本的角度阐述了好看的原因，那您觉得？ 我觉得张老师在这方面讲得很明确，但是我认为中国在影视方面一百年超不过美国。我去美国的学校考察，我觉得中国是赶不上的，我们的教育体制完全和美国没法儿比。我考察了十所院校，他们是怎么把一个学生从只爱好一个东西，引导者拥有广泛的兴趣，成为合格的从业人员的。而中国的大部分学生，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也不知道自己喜欢啥，学的专业也不是他最喜欢的。所以我才问这东西是不是你喜欢的，有喜欢才有梦想。如果不是喜欢的，不要学，赶紧改，如果你从业了，那你就来不及了，会花很大的代价。如果要把一件事做好，首先要喜欢，如果不喜欢就不要谈梦想，就赶紧换一个找你喜欢的。美国的做法就是，每一个人，都在尽量做他喜欢的事。而中国的教育达不到这个。有多少人能说干了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们都是谋生而已。梦想，你们现在还有理想么。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现实问题解决后才能有梦想。你们也是，所以现在做好的做法就是找到你喜欢什么。中国的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和美国不是一个差距问题，是一个观念一个理念问题。没有人才你怎么可能大发展。

廖倩仪：所以希望就在各位身上，同学们听着听着就直起腰杆来，现在还有什么问题

张若涵：泛娱乐化问题，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中保持本心？

Xxx：你的问题可以分为两块儿来回答。第一，娱乐也是梦想，你的梦想不是娱乐而已是吧。我就喜欢搞笑，我就

喜欢胡锦涛，这也是一个梦想。坚持你的东西，不要觉得这东西没有市场，你做严肃的、文艺的，他也是梦想。

张若涵：我说的娱乐化是很庸俗、谄媚、媚俗、无聊的

XXX：庸俗谄媚无聊，和娱乐完全划等号肯定不行，对吧。娱乐精神要有，娱乐精神其实就像一个人的性格成分里有幽默是一样的。娱乐精神是完全可以的，而且娱乐本身并不代表愚昧庸俗，娱乐是个很高级的东西，而喜剧在电影当中是最难拍的。中国把娱乐泛泛化或者说低级化这本身是一个问题，它拉低了娱乐的水平。

张若涵：现在太多庸俗浮夸低级趣味让我无所适从，对未来很迷惘 Xxx: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如果你能活下来，坚持你的东西。如果生存都难了，那市场需要啥你就做啥。很正常。因为现在确实是这样，你能坚持梦想的最基本的前提是现实，你首先要现实，我刚才就说到中国的教育问题。中国的教育现在都把你们当成中国未来影视界的大师来培养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千万不要把自己当成大师，就把自己当成这个行当中的从业人员。所谓从业人员，就是做好眼前的事，而不要把和你无关和你有关的事情想得太多。把现在的事儿做好，把眼前的事做好，踏踏实实做好每一步。我们过去招了很多广院的学生，后来全部开了。我认为他们太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永远都觉得自己什么都行，觉得自己是研究生，自己是博士生，自己可以怎么样。而他永远做不好眼前，我说你就给我把这个剧本看好，行还是不行，为什么不行，你要给我提出建议来。他们永远都想干一些梦想、虚，永远都要做梦想，做梦，我说你要现实的东西都做不好，还谈什么梦想啊。所以这个就非常难办，而且也别想说什么“我五年培养成制片人”这不行。“我们同学一年就当制片人”，那不行你去找别人去。我认为还是把现实的东西做好，先活着，先把自己生活打理好，然后坚持的东西你一定要坚持。那也不是规划什么三五年之内要实现什么，这个不要去想。我觉得坚持是一个人的基本品德，是一个人的操守，一定要有底线。

Xx；我给你提个建议啊，你说的问题怎么解决。用中性的东西去扭转。然后去坚持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我认识一个人，救援队的成员。他的梦就是去做公益去救人，所以他老出现在各种前线。但是他真正的职业是我这样的行业干后期制作的，他在这个行业求生存。所以他就是把任务全攒起来，一有情况就赶紧去处理。他给我的启发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我用这样的平台求生存，完全可以。

龚阿申：我觉得美剧塑造的角色是很复杂很现实的，但中国的电视剧里的人很面谱化。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像美剧那样对人性的描写成熟一点？

XXX：一个是宏观环境的问题，首先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中国是不一样的，美国的法律也和中国不一样。美国的环境也和中国不一样。美国完全是媒体支持，但是有法律管束。比如有人投诉你这个有问题，它就会被打死。它不会一点点的审让你这么做那么做。中国是完全个人决定，这个导向和风格就完全不一样。产生地原因也有他们专业我们业余有关系，因为你想，一个人要把三个人或者四个人要做的事做完，又要要求他做的很好做的很高，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个常识问题。最后我们的东西都会存在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不去动脑筋、跟风。缺乏原创、缺乏创新。我现在还在做一件事，评选中国电视剧优秀原创剧本，现在我是评委会主任。Xxx:这个可以

XXX：因为肯定抗日剧不错，咱么也做一个吧，就会出现同时期180期抗日剧。不动脑，因为简单嘛。第二我们知道收拾的元素有很多，其中最简单的元素比如说动作，枪战、情感纠结，情感纠结就一定要往苦情的方向走。搞笑的东西、娱乐的东西其实是最难的，那么作为一个业余的编剧，肯定找最简单的做容易的东西写，这就出现我们现在的这种情况。第三个就是受各种审查的限制，这个警匪不让做了，那个古装不让做了，能够做的越来越窄，而有符合可看性的有越来越少，这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个问题要解决呢，需要时间，需要体制的松绑，需要专家的指导

XXX：我补充一下，实际上你刚才提的问题是一个中美差别。看上去是差别，实际上是个很深层次的东西，中国人的思想有关，中国人做事喜欢投机取巧，不希望原创，他希望你弄完了我来做，第二中国人喜欢占便宜，在创作上，完全体现出来了。为什么抗日剧可以180期，为什么同类化的东西这么多。原创的那个，好，中国就是要原创的东西，不光是电视，中国的所有行当都存在这个问题。我们仍然需要创新，所以你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个很深层的东西，想要改变不是那么容易的。对你们说几句，第一，不要想到投机取巧。第二，千万不要有占便宜的行为。你们就一定能做成事。

第五篇：观看焦点访谈实录心得体会

观看《焦点访谈节目辑录》心得体会

刘天龙

为了进一步促进干部作风转变，提升工作效能，服务人民群众，按照县纪委安排，单位组织全体干部职工集中观看了《焦点访谈节目辑录》。该片中披露了一些工作人员刁难办事群众、服务质量差、推诿扯皮不作为等问题，并深刻阐述了“简政放权”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意义，让我们深受教育。下面我就谈谈自己的一些认识体会。

该片中例举了一些群众办证的遭遇，有的因为办理一个简单的婚育证明，却要跑好多部门出具一系列证明，一些部门对办事人员所需的信息只需通过电脑上的管理系统进行查验就可以确认，却要求办事群众到其他部门开具相关书面证明才可以办理，互相推诿扯皮，让群众跑断了腿，伤透了心。究其原因，主要是一些工作人员服务意识淡薄，手中有一点权力，就任意要求群众，甚至是刁难群众，互相推诿不作为，不为群众的利益着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想象主要还是这些工作人员不懂得换位思考，假如工作人员能够设身处地站在群众的立场上，认真的思考一下自己要去办某件事，希望得到办理人员怎样的对待，怎样才能够最简便快捷的办理，在实际工作中也就有了努力改进的方向，才能够真正为群众服务好，赢得群众的信赖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