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讲座整理

第一篇：金一南讲座整理

金一南讲座整理（每天整理5分钟的课程）我们国家取得巨大的成就，这个成就的取得。

从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300亿美元，(1952年我国工业水平低于英国1800年、法国1890年水平，人口平均只及英国18世纪后期的水平，相差将近200年)，与当时先进的发达国家，相差200年，我们看1952年以后，我们奋起直追的速度，（1960年，达到614亿美元，1972年，1000亿美元，1982年，2021亿美元，2000年，100000亿美元，2009年，49300亿美元，2010年，58800亿美元）我们增速非常快，国家发展取得极大的成就，而我们在这些成就中，我们连续实现了一些追赶世界先进水平（2004年，经济总量超过意大利成世界第六大经济本。2005年，以22257亿美元总量连续超过英国（21000亿美元）和法国（2079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8年，经济总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我们在建设上取得的最大的成就。

当然，我们在回顾我们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再回过头看，我们走的苦难历程。我们从1840年以来，先进的中国人的追求，那么我们今天的成就，像当年的林则徐，康有为，梁启超，包括孙中山，包括毛泽东同志，很难设想，我们今天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毛泽东同志在58年大跃进的时候，他当时就讲，就是为了1070万吨钢，叫1070万吨钢，就费了那么大劲，砸锅卖铁，户户冒烟，搞到最后还没有搞成，我们现在，钢产量六亿吨，那比世界第二名，甩得很远，世界第二名，才八、九千万吨，当然，有一个今天产能，经济能量，结构调整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天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我们常人，前人，他们很难想像到今天中国人，竟然取得这么大的经济成就，当然，我们再过二三十年，我们成就会更大的。那么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走过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从1840年，我们国门被别人打开，到十六大，十七大报告指出的到2050年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就200年的时间，从1840年到2050年，这两百年时间，我们的任务，前一百年时间，我们是救亡，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我们从1840到1949，一百年多一点时间就是救亡，5从林则徐开始一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1949年新中国建立，我们说，可以说，把救亡的命题打了一个结，我们做了一个了断，从1949到2050年，就完成伟大的民族复兴，这个阶段，我们为发展，发展中国，前一地阶段救中国，后一阶段，发展中国，而我说，前一阶段概括为救亡，后一阶段概括为发展，这是两百年来，我们历史发展的宿命，我们在这两百年中，多少先进的中国人，就为了这个目标，前面为了救亡后面为了发展，抛头颅洒热血，我们救亡的过程中，历经坎坷，好不容易新中国成立，我们发展道路亦同样历尽坎坷，好不容易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都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我们两百年来的命运，当然毫无疑问，我们今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今天取得巨大成就，也就是在于社会主义处于全世界萧条，苏联东欧解体，这样情况下，大家都不看好中国的社会主义，我们取得了这样一个成就，中国的社会主义能不能搞成，能不能支撑下去啊，实际上，在国际上疑问很多，（波兰、捷克、匈牙利、东欧的、罗马尼亚他们都已经变了，就是中国是社会主义）。

中国为什么搞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还相信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百年救亡、百年复兴，1840年――1949：救中国，1949――2050：发展中国）中国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为什么要相信马克思主义，10做难事必有所得，做从没有做过的事，做全神贯注的事，对自己必有提高。中国体制，意识形态，国防，（1989年，爱莎尼亚、布拉多尼亚、立陶宛，波罗的海三国，两百万人手牵手，组成了 将近600公里的人链，手牵手组成人链，BBC的航拍，从白发苍苍的老者，到步履蹒跚的孩子，穿过高山，穿过田野，穿过公路，这个人链横跨波罗地海三国，要求民族独立，非常震撼，当年戈尔巴乔夫就是看到这一段视频，戈尔巴乔 1 夫率先同意爱莎尼亚的独立，紧接着是波罗地海三国的独立，戈尔巴乔夫当时想法是，他们不愿意在苏联内呆着，那就让他们出去吧，我们留下来的，继续在苏维埃体制，苏维埃加盟主义共和国内部搞好、搞好搞到什么地步，搞到他们主动要求加入苏联，戈尔巴乔夫太天真了，苏联的崩亏从波罗地海三国开始，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倒塌，其它啪嗒啪嗒全倒了，今天就剩下今天的俄罗斯了，其它全都出去了。）

51900年，中国是个跌倒的巨人，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空前的割地赔款，辛丑条约的签订，庚子赔款，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加上还款，加上利息，总共九亿八千万两，空前的赔款，那是中华民族的低谷，那是中华民族，最黑暗、最悲惨时候，一百年后，中国是一个自立世界东方，站起来的巨人，他的钢铁、煤炭、石油、水泥、化肥等等产量，人民脱贫致富，国家自立于民族之林，主要是。整整一百年前，中国是一个跌倒的巨人，整整一百年后，中国是一个站起来的巨人，连接这两个一百年，是马克思改变中国，中国改变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中国寻找一个主义，我们寻找了各种各样的主义，但是，这个主义改变了中国，改变中华民族的境遇，我们从那个境地，走到了今天。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中国就发生这么大改变，中国也改变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使我们找到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建设发展实际的结合，使我们找到一条中国建设发展的道路。我们不单单是中国为了一个主义而主义，而是为了领土完整，国家富强和民族尊严，一百年来，我们追寻，我们说，我们不是为了一种主义，把这个主义做到最高追求，我们说，主义是手段，是认识中国问题，发现中国问题的手段，我们中国人，找着了这样一个手段，它是有功勋的，我们最终目的是完成我们国家救亡，完成我们国家发展。（不是没有选择，而是历尽选择，洪秀全：太平天国——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开始，我们选择什么呢，天父天兄，实现上不是说全盘西化，把西方宗教那一套，弄进来了，最后，洪秀全太平天国搞不成，曾国藩卫道士的样，保护中国名教，把太平天国给镇压了，他不仅是维护大清江山，你搞他搞什么呢，天父天兄，就是把上帝耶酥中国化，搞这种宗教，搞这种愚昧，所以你没有站住。那就是我们当时的一个选择。曾左李：洋务运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之后，也知道，中国也得变，洋务自强，搞洋务运动，最后也没有搞成，１８９４年中国甲午战争失败。宣告洋务运动破产。康、梁：君主立宪——康有为，梁启超君主立宪，当洋务运动说，中国的器出了问题了，中国的制度是好的，万事不如人，是中国器不如人，在器物层面把它搞上去。那么康有为，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制度出问题了，不是器不如人，是制不如人，要走君主立宪道路。康有为也没有搞成。孙中山：建立共和——也是在制度上做文章，也是在制度上变革。不是简单的器物，科学技术，物质生产不如人，是制度层面。孙中山的共和推翻了满清。２０００多年的封建的统治，垮台了。但是，革命成果被其它窃取了，北洋军阀、军阀混战，从制度层面，还是没有搞成。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然后五四运动，从思想文化方面开始搞，说是打倒孔家店，中国思想文化出了问题，要彻底抛弃中国的这些传统文化，否则中国无法走上现代化，那么，今天，从五四运动提出打到孔家店，到今天遍布全世界的孔子学院，那是非常大的差距啊。这是中国人的思想脉络，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的问题到底出现在那里，一直在找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选择，社会主义的选择，就是在这种多次选择失败。反复比较，当最后，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十月革命已经一声炮响了，中国共产党已经马上要成立了。那么，社会主义已经进来了，成了一种思潮。以过去的洪秀全、曾国藩、康有为、孙中山，与他们思潮完全不一样，２５一整套社会主义思路过来了，行不行？当时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认为，不行，社会主义在中国搞不成。（1921年，梁启超发表〈论 社会主义运动〉，认为中国无法搞社会主义：“今日之中国，生产事业，一无所有；虽欲交劳动者管理，试问将何物交去？”“故此法者，在他日生产事业相当的发展之后，容或有采择之余地，今日提倡，决非时也。”）你社会主义社会什么，你连东西都没有。在他日生产事业相当的发展之后，容或有采择之余地，今日提倡，决非时也。这搞社会主义太早了。梁启超认为搞不成，孙中山也认为中国不能搞，梁启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1923年1月，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越飞发表宣言，就是著名的孙越联合宣言（孙中山博士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菲（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因为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越飞先生完全同意这一看法，并且进一步认为，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实现国家统一和充分的民族独立。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越飞也认为搞不成，共产国际也持这种看法，他们认为搞不成。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但是，共产国际并不看好你，共产国际只不过当时设想，苏俄当时的共产国际，只不想培植一个中国政府的反对派，给他们造成牵制，他们不能更多地向西方资本主义靠拢，最后对苏联形成威胁。就是在中国国内培植一个反对的牵制的力量，仅此而已。所以，他们都认为中国搞不成，当时，斯大林派到广州支持孙中山政府的顾问，包罗廷，著名的人物，包罗廷，包罗廷在南方政府里讲中共，中国共产党当时刚成立，他说，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人，中国共产党是一些躲在上海亭子间里写传单的人，上海租界亭子间里比较安全，亭子间里写油印传单，写完拿出去撒放传单，有警察来抓，往租界一藏，藏起来了，中共就这样的人，他们搞不成什么事。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已经成立了，也没有人看你好，苏俄支持共产党成立，在理论指导，资金援助都有些作为，但是他也不认为你能搞成什么事。所以，这就是，决不是像我们现在所描述的那样，中共一大召开，一大会议最后，转移到嘉庆南湖，一大开完了，南湖的红船发出了一轮一轮的光芒，然后，就一条红地毯从上海到江西苏区、到延安、到天安门，我们就胜利了。我觉得那些文学描述，给我们一个非常夸张的、理想化的、简单化的描述。但是中共成立之初的艰难，是他们描绘不出来的。1921年中共成立，我们现在可以看，南陈北李，中共建党的两个人物，陈独秀、李大钊，两个人都没有参加中共一在，这是让中共党史很遗憾，也是让中共一大会址很遗憾啊，为什么建党两个中坚人物，陈独秀、李大钊都没有参加呢？陈独秀没有参加，是当时在孙中山南方政府出任教育厅长，陈独秀讲，当时正在筹款，有一笔款子，说人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盯着那笔款子。李大钊也没有参加中共一大，北京小组分两个名额，张国焘、李大钊，张国焘已经到上海了，另一个名额就李大钊，主要的名额就李大钊，李大钊去不了因为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停发北京8所高校老师的薪金，30当时，北洋军阀财政困难，停发北京8所高校教职员工的薪水，结果，这8所高校成立了索薪委员会，李大钊是索薪委员会的负责人。正在北京追讨工资呢。也无法参加中共一大。这就是真实的历史。他俩为什么当时不愿意去，因为手头有更重要的事。中共一大13名代表，13名代表中，北京小组的代表，刘仁静，刘仁静有段回忆，刘仁静是中共一大13个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个，当时参加一大时，19岁。他说，当时就根本轮不上我去。应该李大钊去，李大钊不去，好，这个名额空出来，空出来也轮不上我，北京小组还有资深的共产党员，邓仲夏，让邓仲夏去，邓仲夏也不去，邓仲夏要到南京参加中国少年学会的会议，你看看南京上海离的很近，南京参加中国少年学会会议，邓仲夏没去，这个名额还轮不到我，还一个资深同志，罗章龙，罗章龙也不去他要到二车机车车辆厂搞工人运动，要和工人联系，要开座谈会，也去不了，大家都有事，都有比上海中共一大成立更重要的事，所以，刘仁静在回忆录里写这个伟大光荣的重任，历史地落在我的头上。没想到今天中共一大，随着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建党100周年，随着时间的推移，罗章龙、邓仲夏人们都忘记了，刘仁静记得他，中共一大代表，甚至最后，可能对陈独秀，李大钊都模糊了，中共一大代表名单，在各种场所都有，刘二静。张国焘1979 3 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去逝，最后一位去世的是刘二静，中共一大13个代表。1986年在中关村死于车祸。我们这个党在成立之初，谁看好你这个党了，谁能说这个党成立就天翻地覆地变化了，中华民族命运就因为这个党成立，就天翻地覆变化，将来就要成功，取得这么大成就，我们后来，事后诸葛亮，容易把前面的事，描写的惊心动魂，在当时，这个党成立的时候，当时中国的社会，每天成立的党派与每天解散的党派一样多。所以当这个党成立的时候，谁都不知道他到底坚持多长时间，谁都不知道过两天，说不定就散掉了，所以说，当时参加中共一大的13名党员，也并不在意自己参加了中共一大这个身份。参加一大，说不成，二大开不成，就不知哪去了的想法。所以，中共一大刚刚开幕，1922年陈公博脱党，23年李达脱党，24年李汉俊脱党，周佛海脱党，27年包惠僧脱党，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你看看，如果说是大家参加一大，知道28年后，能够夺取全国政权，你知道这一点参加这个党有危险，会有牺牲。那可以，你参加完一大，找个安全点地方藏起来，藏到49年，你在出来，你都是建党元勋啊。当时没有人知道，谁知道这个党能搞成啊。刚刚成立就脱党，就叛党，而且周佛海、陈公博大汉奸啊，跟汪精卫搞到一块去了。一个被判死刑，一个被判死缓。你看这个党参加一大的都不相信这个党能搞成，王近伟1925年牺牲，邓英明1931牺牲，何书衡1935年牺牲，陈潭秋1943年牺牲。最后就剩毛泽东、董必武两人。你看这个党，你从一大代表中他们的命运，你就知道这个党何其艰难，谁能想到他能有那么大的作为，参加这个队伍的人都不相信。我们有时都这么讲，中国一大代表三分之一修成正果，三分之一牺牲，三分之一叛变，这比例其实不对的，13个代表，出问题的7个，不是三分一的问题，百分之六十都出问题了，出问题的比例很大。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我们党的艰难，谁看好你了。谁都不看好你，连我们参加党的人都不看好你。

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人吗？他们对共产主义来说，就像人造黄油对黄油一样。他们是冒牌货，他们不是真的黄油，真的黄油是工人阶级政党，中共是什么，是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加农民，这个成份，他们是人造黄油。你看没有人看好你，我们中共后来搞武装斗争，我们反复引用斯大林话，把斯大林话捧的很高，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斯大林这话，其实根本不是说我们，他是表扬蒋介石时说的这句话，武装的革命是指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大军，武装的反革命是指北洋军阀，我们说，武装革命指我们，武装反革命指蒋介石，其实整个是错的，因为斯大林讲这话的时候1926年，中共手中还没有武装呢？没有武装力量，中共把斯大林表扬蒋介石话，我们拿来自己用了。斯大林非常尴尬的是什么，蒋介石4.12背叛革命之前，还刚刚送给蒋介石一张亲笔签名照片，因为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是中国革命的罗布斯第而，和法国革命领袖一样，中国革命的罗布斯第而，中共搞不成，蒋介石有希望，结果蒋介石被叛。当时实际上苏共托洛斯基看好我们，托洛斯基认为中共还是有希望的，托洛斯基认为斯大林看好的蒋介石很危险。蒋介石1923年访问苏联，特别想见托洛斯基，托洛斯基红军总司令，国防人民委员，红军之父，蒋介石想向托洛斯基讨教如何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托洛斯基不想见蒋介石，勉强一见，见了蒋介石，托洛斯基就一句话，你们很危险，你们正走向一条新军阀的道路，照你们这样搞下去，将来你们就是新军阀，蒋介石满腔热情，托洛斯基兜头一盆冷水。蒋介石见托洛斯基被训了一气。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托洛斯基对蒋介石的真心认识，比斯大林要深的多，这是当时。27年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由错误的思路向比较正确的思路调整，托洛斯基由比较正确思路向错误的思路调整，托洛斯（茨）基：只有工人运动的高涨才有农民运动的高涨，在城市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陷入低潮情况下，红色政权在落后的农村无法存在。大革命失败后，提出组织苏维埃口号，一切都太迟了。在失去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只有转入农村的时候，苏维埃不可能在农村得到实现。其实，当时，我们刚刚好，取得一条，工农武装割，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刚刚开始探索。托洛茨基，认为完了，他们失 4 败了。这就是历史上看，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怪异的地方。正确、错误，来回转换。这就是当时中国革命现状，没有人看好你，革命领袖，共产国际领袖，不看好，我们自己参加中共一大的，党的领袖也都不知道我们将来，走到哪里去，谁都不知道，我们说呢，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呢，我们看，毛泽东的历史作用，过去我们神话了他，把他神乎其神，今天，我们与那段历史有足够的距离。我们非常冷静地看

41，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贡献，他首先破解了这道题目，就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斯大林、托洛茨基、孙中山、梁启超，大家都认为不行，我们中共很多领袖都搞不下去，你像陈独秀最后非常苦闷，加入托派，瞿秋白最后写了《多余的话》文革时说算是叛徒，现在不算叛徒了，那《多余的话》你可以看看瞿秋白心中极其苦闷，瞿秋白最后觉得他完全走向错误的道路，完全走错了，他觉得我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记者，很好的写文学的人，文学创作员，最后成为中共领袖，被枪毙，完全是一个历史误会，走到一个误区里去了。就是说，中国最高问题，大家都没有破解。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最大的历史贡献，破解了这个问题。

如果你不看毛选这篇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如果你让我今天回答这个问题，把毛选盖上自己来回答，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引导。第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第三人民群众的忠心拥护。第四工农红军的英勇奋战，还有第五、第六，咱们公式化、程式化的回答，我们能罗列一大堆，我觉得我们今天看看毛泽东当年那种答案，毛泽东当年如果像我们这么回答，中国革命肯定是搞不成了。这是为什么我们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希望德国发生革命，德国没有发生，列宁最希望日本发生革命，日本没有发生，苏俄革命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看好的，中国革命不是列宁斯大林看好的这是一个革命特质，我们有这样的人，来破解这样的题目，毛泽东怎么破解的这道题，毛泽东讲在一国之内，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的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

什么叫独特原因和相当的条件呢？毛泽东讲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最根本的就是这条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这是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的把握，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中共的正确引导，人民群众的拥护，军队的奋斗，你有了这些条件，没有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你照样搞不成，有了白色之间政权的战争，你看我们各个苏区，川黔苏区、湘鄂赣苏区、鄂豫皖苏区全都在各个白色政权结合部，红色政权发生，这就是毛泽东过人之处，他看出了中国社会的特指，这一点，我们党的领袖集团，其他的同志就没有看破。包括陈独秀开始到上瞿秋白，到向忠发，到李立三，到王明，他们都没有看出这一点。包括毛泽东同时代的，周恩来同志、刘少奇同志，也没有像毛泽东这样突破中国社会实质。45

所以毛泽东同志讲这话，他说：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了。这是中国社会的最大的特指，白色政权的分裂，这就是成功的可能，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讲，毛泽东充分看破了中国社会的特指，我们讲，毛泽东充分看破了中国社会的特指，我们红军长征，我们突破四道封锁线，前三道封锁线，都是我们与广东军阀，陈济棠达成秘密协议穿过去，第四道封锁线白崇禧和何健围堵湘江，我们过第四道封锁线时，损失惨重，八万红军过第四道封锁，我们很多著作，包括南京的李永清写的，那么厚一本书，叫湘江之战，通过湘江之惨烈，敌人之疯狂，我们之英勇，牺牲之巨大，写了很多，《苦难辉煌》当中，大量引用国民党资料，你看看我们怎么样过的湘江，仅仅是我们英勇，我们就能过去吗？湘江防线本来已完全封死，湖南军阀何 5 健，湖南由北向南，广西军阀白崇禧由南向北，把湘江完全堵住，但是到红军过湘江，到湘江之前的一周，白崇禧突然间调整战线，把他的南北战线，调整成东西战线，一下把战线闪开了，一下湘江闪开了近90公里的口子，白崇禧在他军事内部会议上讲，他说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我们把湘江堵住，红军过不去，必然红军进入广西，红军进入广西，中央军跟进广西，中央军在解决红军的同时，把我桂系军队也解决了，所以白崇禧说不如留着朱毛，我们回旋余地更大些，所以突然之间，闪开了一个大口子，我们看，这是中国社会特指，白崇禧小诸葛，脑子非常好使，闪开了一个90多公里的防线，把责任推给何健，给湖南军阀，何健发了个电报，说红军有大规模，进入广西模样，我全力防范广西，余下阵线，请君速派兵填补，何健气的鼻子冒烟，大战在即，我兵用光了，你突然间闪这么大口子，还是我广西境内，不是我的地盘，是广西地盘，谁给你填补何健根本就填补不了。蒋介石在空中侦察发现，桂军调整防线，湘江出这么大口子，蒋介石给白崇禧发了非常严厉电报，蒋称白为兄，兄作出此等事情，如果红军得以脱逃，兄将是千古罪人。这话说的非常重啊，白崇禧和蒋介石有非常好的合作，白崇禧放我们一马，不是白崇禧喜欢我们，27年4.12事变，杀共产党人最恨的就是白崇禧，今天蒋介石的日记公布了，蒋介石日记放在美国红佛研究所，公布日记，你看蒋介石在1927年4.12前后，蒋介石日记，他当时非常犹豫，跟共产党是不是决裂，决裂了要跟苏联翻脸，他很犹豫，所以他提的不是时机，是不是在往后推一推，白崇禧非常坚决说，必须跟共产党决裂，要开始干，蒋介石最后讲勉强听取了白兄的意见，就白崇禧4.12杀共产党人很厉害。一个是主张同共产党翻脸，一个是杀共产党很厉害。所以，江西苏区长期称白崇禧部队为白匪。就指白崇禧，我们说白崇禧喜欢共产党，不是的，他喜欢他自己，他保存实力，蒋介石电报来，白崇禧不得不打一枪，最后两个方案，一个是击红军大尾，红军过湘江队伍还剩三天、四天，攻击红军大尾，红军损失比较大，他损失也比较大，另外，攻击红军小尾，就红军过湘江剩一天半到两天，攻红军后尾部队，这样红军损失小，桂系损失也小，白崇禧召集他手下两个军长开会，怎么办是击大尾，还是击小尾，对老蒋作个交待，两个军长都要求击大尾，战果大一些对老蒋好交待，白崇禧一锤定音，击小尾不击大尾，我们桂系，经不起损失。我们得保存我们的实力就击小尾。红军过湘江红34师全师覆没，红八军团番号取消，红军严重损失，我们确实付出很大代价，但我们可以看中间这个缝隙，如果没有这个缝隙，我们非常难。50.32红军在整个长征过程中，我们充分利用了，军阀之间的战争，不要说在中央苏区的建设，各苏区我们也充分利用蒋介石与各系的矛盾，蒋桂战争、蒋冯阎大战，完成了各苏区的急速发展。长征过程中，充分利用了蒋介石与广东军阀陈济棠，与贵州军阀王家烈，与四川军阀刘湘，与云南军阀龙云的矛盾，充分利用矛盾，蒋介石也很鬼，蒋介石追击红军的队伍，两个纵队，周浑元纵队，吴奇伟纵队，我们长驱赶往两万五千里，我们很苦叫长征，他们也挺苦的，他们叫长追，吴奇伟讲，长追两万八余里，他讲，接到蒋介石电报，与红军队伍保持一天，到两天距离，蒋介石鬼吧，不要靠的太近，不要真的打上，把红军往前赶，蒋介石认为红军早晚要被消灭的，早晚是完蛋的，先驱赶、作驱赶式追击，把他们赶到哪，中央军进到哪，由此解决当地军阀的问题，这蒋介石算盘，白崇禧小诸葛，看破蒋介石了，贵州军阀王家烈，没看透蒋介石，当红军进入贵州，中央军进入贵州，四渡赤水，我们在贵州，闹的很厉害，我们一走，贵州省主席王家烈被免职，薛岳中央军全盘接管贵州，把贵州问题解决了，我们一离开贵州，蒋介石把贵州控制的牢牢的，所以说，云南军阀龙云，四川军阀刘湘吓得要命，对红军全都做礼送式出去，不要进来，他们一进来，中央军就进来，我们就要完蛋。最先是被白崇禧所突破的，这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毛泽东讲，充分利用这样的矛盾，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否则你的星火，刚一开始，就被扑灭，你燎原不了。你有燎原的条件，条件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这不是我们讲毛泽东最为过人的地方，6 就中国社会的特指，被他窥破了，长征的过程中，在一渡赤水，在鸡鸣三省的地方，就是遵义会议开过之后，毛泽东具有军事指挥权，当时遵义会议并没有确定博古的下台，也没有指定新的中央负责人。走到1935年2月5日，走到云南鸡鸣三省的地方。博古交出了中央负责人的位置，博古心服口服，后来与张国焘分裂博古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55.35

这是我们党内对领袖的认识的过程，我们选择了毛泽东，我们选择了一尊神吗？当我们讲到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时候，那是我们后来描述，把毛主席描绘成神了，毛泽东不是神，毛泽东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他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第一次反围剿，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二次反围剿，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一渡赤水，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三渡赤水。我们讲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结果一渡、三渡都打败了，毛主席说，都是我指挥的。这是很大矛盾，一渡赤水打败了，我们可以想见，遵义会议刚刚开过，毛泽东刚刚获得军事指挥权，一渡赤水之前，打川军郭勋祺阔叶，低估了川军的战斗力，没想到川军战斗力甚强，本想围歼郭勋祺旅，没想到郭勋祺反攻，红军陷入巨大的危险之中，被迫一渡赤水，毛泽东刚刚复出，指挥作战，就吃个败仗。二渡赤水获得遵义战役的胜利，不是毛泽东指挥的，是一、三军团，林彪和彭德怀自动配合，本来想打个小仗，滚雪球突然间滚个大仗，把对方一个师给吃掉了。突然变成一个大仗，非常高兴，是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但不是毛泽东指挥的，三渡赤水前，毛泽东鉴于二渡赤水的胜利，主张打周浑元部，林彪反对，主张不能打，周浑元是中央军，不好打，林彪主张打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军队，开军事会议发生了争吵，毛泽东很火，说不按照我说的，我就不干，当时党内民主气氛很好，说不干就不干，结果一表决，给表决掉了。许多人认为毛泽东从遵义会议，奠定了军事指挥权，一下子就一马平川，没有那么容易，三渡赤水之前，遵义会议获得的指挥权，在军事会议上表决掉了，没有了，毛泽东当晚想了一晚上，毛泽东去找周恩来，当时，周恩来还是党内军事最后下决心者，最高军事指挥者。毛泽东说服了周恩来，周恩来最后下指示，表决作废，毛泽东依然是前敌总指挥，还是依照毛泽东的意见，打周浑元部，三渡赤水之前打，一打又打败了。1：00 不是说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没那么的事，一打又打败了，被迫三渡赤水、四渡赤水，这就是我们的过程，我们不是选了一尊神，跟着他就必然胜利，我们选择了也是一个人，这个人他最早认识了中国社会的物质，这他过人之处，但是军事指挥，他也出问题，也出错，但改正错误，发现错误，毛泽东迅速听取了一军团，林彪、聂荣臻，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五军团董振堂，各个军团的首长的意见，调整方略，恰逢那个时候，我们军委二局破译了国民党电报的密码，也掌握了敌人调动的动向，一方面听取我们指挥员的意见，另一方面，军委二局情报源源不断的来，截获国民党的情报，他们部队怎么调动，变得游刃有余了，三渡、四渡出奇兵，最后把国民党军队，甩下来了。我们讲，我们不是在一个神的带领下，取得胜利，也是一个人，他人有过人之处，但是，也是犯错误，但是，从毛泽东这批领袖身上，他体现什么呢？他们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历史自觉。

什么是历史自觉，我们说，第一，对社会运行规律的深刻领悟。第二，对历史发展前景的主动营造。毛泽东对社会运行规律的深刻领悟这毫无疑问的，那么对历史发展前景的主动营造，就人在知道社会运行规律他不是被动的，被动的服从这个规律，他能够影响他，能够营造他，能够改变他，能够在一个时期，决定社会前进的不同方向。所以为什么小平同志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中国革命很可能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他就这样作用，历史发展前景主动营造，我们说，毛泽东同志这样。我们这种表现极大历史自觉的人物，毛泽东同志这样，朱德同志也是这样。朱德同志对中国社会深刻认识，比毛泽东同志不行啊，但朱德同志也是这样，朱毛红军，这种历史自觉，极大的历史自觉，朱德1922年要求加入 7 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不让他入党，陈独秀表面上非常客气把他打发走了，转过身对别人讲，我们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让军阀入党。朱德同志当时是滇军的旅长，滇军的旅长被归为军阀了，军阀入党不行。朱德同志最后23年，在德国加入中共，朱德同志长期在我们军队，他的作用，好像不是非常明显，也至于大家今天，知道朱德知道多少，也知道朱德扁担，朱德在井岗山挑粮食，这个大家知道，朱德指挥什么重大战役，大家不知道，好像没打过什么大仗啊，大家就这个印像，朱德奠定自己在红军领袖地位的时候，是在红军最困难的时候，如果要是没有那么困难，没有他这个人了，朱德同志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我们看朱德同志竟然连前敌委员会，委员都不是，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当时刘伯承，聂荣臻等等，包括张国焘、李立三，都是前敌委员会委员，甚至连郭沫若都是前敌委员会委员，朱德不是，为什么呢，朱德参加南昌起义兵力太少了，（起义军主力是叶挺十一军，八个团；贺龙二十军：六个团；朱德率领的兵力五百人不到。周恩来：朱德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陈毅：朱老总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老同志罢了。）南昌起义部队，长期被称为叶贺部队，或者是贺叶部队，朱德率领的兵力是南昌是公安局五百人，这五百人，在南下过程中，他们都是南昌人，江西人，很多人不跟着走，跑掉了，最后，朱德典型的光杆司令，他没人。所以，后来，周恩来说，朱德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01.05 南昌起义南下，朱德走在最前面，因为朱德当过滇军的旅长，他跟滇军关系不错，南下挡道的部队，大部分部队，就是滇军，让朱德和他们搞关系，让他们把路让开，朱德当时就这作用。所以，陈毅：朱老总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老同志罢了。资格老点，当过滇军的旅长，但现在手下没兵，就这么尴尬，朱德真正奠定地位，南昌起义没朱德什么戏了，南昌起义失败了。三河坝分兵，朱德带领少部分人，两千多人，在三河坝奠后。掩护主力南下作战，周恩来带叶挺、贺龙、刘伯承等南下作战，结果主力南下作战失败，全军覆没领导人，分散突围，周恩来、聂荣臻去了香港，贺龙回了湖南，叶挺下了南洋，剩下的人去了上海，四散。朱德在三河坝，三天阻击完成，准备带领部队与主力汇合，南下跑回来一些残部，说还汇合主力，主力都没了，打散了，就剩下这支部队了，怎么办，大家说，主力都散了，还留着我们干什么，我们都散吧，这时候站出来是朱德，朱德说，我们不能散，我们还有人还有枪，只要我们还有人还有枪，我们就有办法，有什么办法，其实朱德自己也不知道，但大家知道，他是老同志，他当过滇军的旅长，他说有办法，估计就一定有办法。看看有什么办法。朱德把这个不是他的部队，叶贺部队，他把残部收拢了，他说他有办法，就这样，他出任这支部队最高指挥者。八一南昌起义，８月１日，部队穿着短衣短裤啊，跟着朱德，一直走到１０月底，还是短衣短裤啊，没有药品、没有食品、没有弹药，没有备装，什么都没有。队伍越走越少，两千多人，走到江西安远天心圩，队伍只剩下800人。高级领导干部或先辞后别，或不辞而别。中央接到报告：“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师以上军事干部只剩朱德一人，政工干部一个不剩。团级军事干部只剩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陈毅。队伍面临一哄而散之势。这我们讲，朱老总就千钧一发，他就在这最黑暗、最困难的时候，大家最没信心，站出来的是他。这个人了不得，就了不得在这。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说：“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队伍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当时开了一个会，高级领导干部开了一个会，意见分岐，朱德没办法，大家意见都不一样，后来，会议做出决议，说不想干的可以走，当时，师长，团长全都走了，朱德留下来，朱德在天心圩大会上讲，他说，我们中国革命就跟俄国革命1905年一样，俄国革命1905年革命失败了，1917又成功了，我们也有我们的1917,我们要成功。在天心圩下面听朱德讲话，没有几个人知道，俄国1905年失败，但大家从朱德的激情信心，关键时刻领导人的这种激情信心，火焰一般传播给了剩下来的干部战士。这个人这么有看来有办法。8 陈毅后来说，朱老总讲了两条纲领：一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二革命必须自愿；这两条纲领成为后来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朱老总稳定了这800人，这800人没有散，稳定下来了。这800人稳定下来，非同小可，参加井冈山早期斗争的谭震林同志解放后曾说过，留在三河坝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持下来上了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那一点力量，很难存在下去。井冈山老同志后来回忆01.10 朱毛会师之前，毛泽东带领着秋收起义部队，和王左、刘文彩带领的部队混合在一起，战斗力甚弱，基本不下山，在山上呆着，一下山就打败，不行，战斗力太弱了，毛泽东秋收起义部队，他是什么呢？湖南的农军和留洋的学生。你说农民军队和学生完成正规军队，有个漫长的过程。八一南昌起义，上山是张发奎的铁军第四军，战斗力非常强，军官基本上是黄埔军校毕业。士兵久经战阵，朱毛红军会师，今天打这个，明天打那个，屡屡得手。这是朱德带上山的这支力量，而这支力量没有朱德在天心圩慷慨激昂这种个人非常坚定的革命精神，散掉了。这支队伍肯定散了，所以，我就讲，我就说，一个人一生做这一件事，足矣。朱老总，就这一件，解放军的泰斗，他的地位无法动摇。《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评价说，八一南昌起义队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保存下来，朱德、陈毅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天心圩这800人，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排列十大元帅之的的朱德、十大元帅之三的林彪、十大元帅之六的陈毅，排列十大将之首的粟裕，1927年10月都站在天心圩八百人的队伍里面。埋葬蒋家王朝的基本班底就这800人。这就是朱德最大贡献把火种留下来了，毛泽东讲星星之为可以燎原，你没有星火怎么燎原，这就是星火。在革命低谷时，朱老总说，我们一定能搞成，一定能成功。就这脾气。西方领导科学认为领导力形成依赖三大要素，一是恐惧，二是利益，三是信仰。恐惧迫使人们服从，利益引导人们服从，信仰则产生发自内心的服从。朱德在八一南昌起义就靠信仰，革命一定能胜利，就这信仰。用这信仰告诉大家利益，用这信仰和利益驱散大家恐惧，使朱德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当之无愧的领导者。这是我们革命，我经常讲我们有这样一批的伟人01.15奠定了我们的伟业。

伟人与伟业，真人与真理。他们是真人，真心相信自己的信仰，为自己的信仰，竭尽全力去奋斗，什么叫真人，比如说真话，办真事，信真理。这批真人非常不得了。那怕犯了错误，他们都是真人。红军将领刘畴西，就是真人，刘畴西指挥作战，屡屡出错，刚愎自用，组成红十军团的时候，是徐怀洲的第七军团与方志敏的第十军，组成的红十军团。红十军团指挥者，刘畴西，刘畴西反复不听粟裕和徐怀洲的意见，刚愎自用，不该伏击的打伏击，该突围的又不突围，结果，红十军团全军覆没，只冲出去了红十兵团一小支力量。刘畴西兵败被俘，但是被俘以后，蒋介石爱于黄埔一期学员，而且，刘畴西黄埔东征的时候，丢了一条胳膊，左胳膊打断了独臂，东征的棉湖作战，奠定了蒋介石地位，蒋介石非常看好这个人，想把他争取过来，当时黄埔同学会，蒋介石会长，刘畴西总务长，那和蒋关系都很近，一定要把刘畴西争取过来，结果，俘虏了刘畴西，方志敏，从上饶上南昌押解地带，让顾祝同黄埔军校校官，劝降刘畴西，当时说客不绝，当时，顾祝同觉得不行，找了一大批黄埔的校官，同学，刘畴西就是不从，最后南昌被枪决。你看这人，虽然指挥作战，他犯错误，最后，坚决不降。我们看，我们共产党一批为真理而献身的真人。中共最早的书记陈独秀，陈独秀当时家乡安兴，他的二叔，很有钱，二叔没有孩子，要把遗产过继给陈独秀，派了两个伙计到北就来找他，当时，陈独秀在北大当文科学长。告诉他，他叔叔的遗产过继给他，当时陈独秀勃然大怒，我跟他们没关系，你们快走，这两个伙计，劝陈独秀，少东家先别发火，北京还有几处铺面，你是不是先到北京几处铺面，看看再说。陈独秀勃然大怒，你们给我滚，我们要消灭私有制。这是一批真人，他们是一批真人，我们不能照他们方式生活，我们也不能照他们方式生活。他们这批真人成了伟人，他们开创了一批伟业。我们开创不了，我们要守好，不要 9 让他在我们手中糟蹋掉就不错了。我们没有这批真人，我们中华民族能有今天的伟业吗？这批真人，这批伟人经历最严酷的筛选，1927年4.12政变，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人横尸遍野，血流成河，我们现代政党史上，没有这样的政党，像中共这样遭到屠杀，一批批领导人没有了，又换上一批，再杀掉一批，再换上一批，中共领导人损失，最后，极其惨重的。

赵世炎，江西省委书记，被江西省委秘书长带人上门抓捕，大革命失败，叛徒比比皆是，赵世炎被枪毙。陈延年，陈独秀儿子，曾被任命为江西省委书记，又被江西省委交通员带人上门抓捕。被叛徒出卖，我们共产党员的信仰在那一刻变的多么廉价，随时把自己同志出卖了。也变得多么昂贵，以坚定的信仰，生命的代价。

27年事变中，我们牺牲的的最高领导人，政治局组织局主任，罗亦农，相当于现在的常委，被何家兴，贺之华出卖，两人商量想到德国定居，就为两张护照，和3000美元的奖金，把罗亦农出卖了。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肖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陈乔年、张太雷等多名领导人相继遇害。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组织被打散，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彷徨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并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

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大革命失败，一方面方志敏，瞿秋白牺牲。另一方面，叛变的。红十六军前军长孔荷宠叛变。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闽北分区司令李德胜叛变，瑞金红军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叛变，闽赣分区司令宋清泉叛变，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分区政委陈洪时叛变，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分区司令曾洪易叛变，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右叛变，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叛变。这是军以上领导干部叛变比比皆是。中共所经历的包括这个军队，大浪淘沙，任何运动，投机者都比比皆是，在中共革命投机太难了，淘汰太厉害了。那牺牲太重大了，想投机到最后，受不了，都跑掉了。中央军中龚楚叛徒中非常典型，龚楚何许人也，资格非常老的同志，龚楚1925年从事农运，（当时党内三个人，从事农运澎湃、毛泽东）可以与澎湃、毛泽东相比，是中共党内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之一。1928年带领朱德南昌起义的残部上井岗山，朱毛红军会师，龚楚带领的（1928年，朱德率南昌起义余部辗转粤北，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就是龚楚）。龚楚带领这支部队上山，完成这支部队的会师。所以，会合之后，鉴于龚楚的重要地位，湖南省委致信红四军前委，前委书记由泽东担任，常务委员会由三人组织：泽东、朱德、龚楚。后来一段时期，中央红军被称为“朱、毛、龚”的。资格多老的同志，最后叛变了。最后，49年人民解放军解放广东的时候龚楚被迫投降。当时，他是国民党的的绥署专员，被迫投降，想当年，当朱、毛、龚领导人，向当年手下的连长林彪投降，林彪当时是第四野战军司令，他见林彪都见不着，林彪的下级的下级的下级一个师长就把他给处理了。投降以后，逃了，跑到香港，写了好几本回忆录，我与红军，写到在红军中任过的高级职务，津津乐道当年，谁谁是我的下级，当年在国民党内部所做的一切，讳莫如深不说。龚楚当年曾给朱德、陈毅带路寻找根据地。那是一个共产党员给自己的队伍带路。他后来又陈济棠、余汉谋带路诱捕项英、陈毅。那是一个共产党的叛徒给敌人带路。

80年中期，最高人民法院，免除战犯，90年初龚楚回来了，龚楚给邓小平、杨尚昆写信，龚楚当红七军军长的时候，小平同志是当时的政委。龚楚一辈子弄潮儿，一辈子弄潮，革命最时髦，革命，反革命最时髦反革命，革命又时髦再回来又革命，一辈子都很时髦，一辈子永追潮头。但是，最后被玩弄了一辈子。

第二篇：金一南讲座感想

金一南将军讲座有感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的日子里，公司有幸请到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主任、国防战略专家金一南教授主题为“苦难辉煌”为我们带来了一次名为“苦难辉煌——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思索”的讲座。两个小时的讲座，金一南教授为我们讲述了这百年来中国人民救国的艰辛历程、党九十年发展所踏下的坚实脚印与流下的血水。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于中国人“精神的图腾”的一系列感想。

曾经我们一度以为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到夺取争权这28年来，一帆风顺，民心所向。用兵如神的毛主席、鞠躬尽瘁的周总理、领导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每一位党的领导人都犹如神助，一路领导共产党倾覆蒋家争权，最终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但是从金一南教授的讲述中，我们渐渐看到这些光鲜的表面下，共产党所踏过的荆棘、流下的汗水与血水。而这部分最真实也最艰辛残酷的历史，才是我们每一位中国人在这九十年里，最珍贵的财富。

从1840年到1949年，一百年零九年的飘摇岁月。无数爱国人士寻求着救中国的路径。从洪秀全发起的太平天国，到曾、左、李倡导的洋务运动。从康、梁推崇的君主立宪，到孙中山先生为之奔波一生的共和制，到最后爆发的五四运动中甚至把中国的一切落后责任都推到“孔家店”上。无数爱国者探求着救国路，但其中也有无数人曾步入歧途，无功而返。然而，最终历史的走到了一个分岔口——共产党提出“社会主义救中国”。历史的重担终于落在了共产党身上。但是社会主义是否真的能够救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来自苏联乃至世界的质疑声。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任何一个党派的存在都实属不易。一大的十三位代表中，五位脱党，其中甚至有两位成为汉奸；两位被开除党籍；四位在奋斗路程中光荣牺牲，最后硕果仅存的只有两位。而在救国的历程中，被后人神化的共产党同样面临着无数我们想不到的艰辛与磨难：南昌起义，数万官兵仅存800余人，在朱德的鼓动与带领下历经磨难走上井冈山，才有了井冈山朱毛会师；长征路上败战连连，损失惨重；被后人连连赞颂的“四渡赤水”四次战役两次是败仗，党在漫漫征程中历经了太多的沧海桑田，多少共产党员经不住磨难，脱党、叛党；多少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在变动的局势中起起伏伏，甚至出卖了自己的同志，最后却在历史的长河中“身世浮沉雨打萍”而不知所终。但是同样，有无数人坚持了下来，枪林弹雨也好，抛头颅洒热血也罢，一路走下来，一路坚持下来，不抛弃不放弃。最终，是他们看到了1949年秋阳下飘扬的五星红旗，是他们被后人所铭记。听着金一南教授的讲述，感慨万千，是什么力量让共产党人坚持了下来，笑到了最后？是什么动力让他们用钢铁般的毅力在枪林弹雨中存活了下来？什么利益让他们在性命不保的局势下至生死于度外？在金一南教授的讲述中，也许我找到了答案。是信仰。是对社会主义一定可以救中国的坚信。是如火般的爱国心所历练出的信念：中国必存！

我相信，也是这个信仰，这个无数中国人心中相同的信仰，才让党从动荡中一路走来，越走越壮大。这个信仰，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火种如今，中国迅速的发展，物质极其丰富。然而国民需要的，却是一个灵魂，一个图腾。一个全国人民精神的图腾。犹如俄罗斯的幼儿园师生在可以烈士陵园失声痛哭，年轻人举行婚礼会记得去烈士陵园鲜花，这样的国家，才是强大的，才是一个有凝聚力，有思想，有精神，牢不可破的国家。

金一南教授的讲话，给了我极大的震撼。不知从什么时候，或者是从我们这一代人开始，曾经那个充满凝聚力、充满信仰的中国开始流逝，那重新找回那份信仰，就是我们的责任。曾经的一百年，中国人在苦难中创建了新中国。一百年后，现在的我们，需要的不是从家长手中接过粉红色的钞票，而是从前辈手中接过中国这份沉重的历史。不是被神化的历史，而是真实的，苦难的，一波三折的溢满泪水汗水与血水的沉甸甸的历史。然后，我们才会有一份信仰，有一个灵魂，才能在下一个一百年，给中国，一个辉煌！

观杨善洲电影有感

观看杨善洲电影后，感受彼深。杨善洲同志的先进事迹，告诉我们要把这种精神和力量体现到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从我做起，从工作的每一个细节做起，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一个党员的真正含义。

在杨善洲通知退休前，他废寝忘食，忘我工作。退休后，他志在千里，植树造林，把“我要回家乡种树，为家乡百姓造一片绿”这句话讲的铿锵有力，开始了为党为人民服务的又一新征程。向杨善洲同志学习，要求我们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不断丰富知识，提高综合素质。在实践中开拓创新、努力奋斗，不断磨练自己意志。我们必须要有顽强的意志，必须从点滴做起，不能好高骛远，立足岗位，脚踏实地，端正心态，勤勉敬业。

通过学习杨善洲老书记的事迹，总结作为共产党员要做到以下几点：

1、树立终身学习理念，提高综合能力，争创一流工作业绩。三是团结协作，顾全大局。维护民主集中制原则，执行党组织的决定，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四是不计得失，乐于奉献。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牢记“两个务必”，抵制腐败现象。

2、学习杨善洲老书记增强了自己的党性，提高了自己的水平。通过学习，我深刻体会到，要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就必须坚定理想信念。坚定理想信念，重要的就是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理想信念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同时还应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二、要学习他坚定信念、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

3、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员的立身之本、成事之基、动力之源。杨善洲同志正是怀着对党的忠诚、对家乡和人民群众的无比热爱，甘愿放弃退休后的优越待遇，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山区的发展和山区人民生活的改善，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保持了共产党员本色。我们要像杨善洲同志那样，忠诚于党的事业，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让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在心灵深处牢牢扎根。

4、学习他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基本品质。杨善洲同志一辈子节衣缩食、生活简朴，两袖清风，清正廉洁，从不以职务之便为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谋取任何私利。我们现在的生活虽然富裕了，工作条件也更好了，但是我们不能丢掉这个好的传统，要以杨善洲同志为榜样，艰苦奋斗、勤俭办事，坚决反对铺张浪费，进一步营造崇尚节俭、朴素文明的机关良好尚。

以杨善洲同志为榜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利益观，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俗话说，做好事做实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做实事。学习杨善洲同志，就要学习他用毕生精力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忠贞不渝地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一辈子不为权力所累、不为地位所累、不持清正廉洁的公仆本色。作为新时期的党员领导干部，我们应该以杨善洲同志为榜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利益观，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亿阳公司五大优势与五大不足一、五大优势

1、一流的企业文化和办公环境

公司有着国际一流的硬件环境，制定了科学的发展战略，拥有一流、先进、实用的企业文化，我们还有不断优化的体制机制，好的战略战术、好的文化和意志是我们亿阳的软实力，资源力、赢利能力、控制力是我们的硬实力。包括做企业的“非常6+1”，六大要素和执行力已基本具备，亿阳的企业文化不仅实用，而且博大精深。

2、以人为本、以财为主、以法为纲的理念

坚持以人为本，是亿阳企业文化的精髓。一个企业能够发展壮大，依靠的不是钱和物，而是人的聪明才智。只有以人为本，才能留住人才，发挥人才优势，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以财为主，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企业的灵魂。企业作为商事主体，无论怎样强调财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相比，企业对财富的追求，不再是欲说还休的尴尬。只有拥有财富，企业才有实力改善职工待遇，企业才能为国家纳税，国家也才能强大，企业才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一定程度上消除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以法为纲是企业经营的有力保障。一个企业经历23年的风雨，发展壮大，即使在最艰苦的情况下，也能坚持以法为纲的经营理念，这取决于企业领导人的远见卓识。

3、市场占有率和充足的资源

4、团队建设

二十多年来，亿阳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正是由于亿阳人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始终不离不弃的忠诚，才使亿阳历经磨难而不衰，并且不断发展壮大。

5、良好的发展平台，广阔的发展空间

亿阳是一支方向明确、纪律严明、执行力强、高效务实的队伍，这样一支极具战斗力的队伍是不可战胜的，也是所有人都向往的一支威武之师。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为能加入这样的一个集体而骄傲。

二、五大不足

1、人力资源

亿阳发展23年来，最值得我们反思的最深刻的教训是：我们在选人、育人、用人上下的功夫不够。我们现在有了世界一流的办公环境，有了比较好的行业基础和优势，又有了比较先进的、又在不断优化的机制，我们引进一些志同道合的、品德好、素质高、能力强、勤学习、善思考、会办事的符合我们亿阳用人标准的人才就这么难吗？其实不难！是因为我们下的功夫还不够，从观念和理念上重视不够！所以才导致至今在我们的事业上还存在诸多的遗憾和令人不满意之处。

2、增收节支

在这个关键时期，我们更要体现出关键价值。在增收节支方面多采取一些务实的、有效的、具体的、可执行的、实实在在的措施和行动。但是，增收节支的具体措施要落实到人。最大的浪费是人才智慧的流失，是内部的消耗。节支的主要目的是减少内部消耗，加快内部流程，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能说：“这件事不是我们部门负责的，与我无关，我没有义务解释。”而要树立“这些事都是我们亿阳自己的事”的意识，因为我们既属于一个利益共同体，又因为事业纽带、利益纽带、情感纽带团结在一起，我们的事业要想又好又快地发展，就一定要在增收节支和减少内耗上下功夫！

3、

第三篇：学习心得_金一南讲座观后感

学习心得_金一南讲座观后感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持续稳定、繁荣，既能完成民族的救亡，又能完成民族复兴的现代民族国家，是历尽苦难和挫折，从挫折走向胜利，从苦难走向辉煌的伟大民族。

国家越强大，个人越自由，我们享受着全世界最自由的政治民主，这种民主和自由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生在这个繁荣的时代，我们享受着前人为我们历尽苦难才获得的辉煌。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我们的国防实力在国际中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地位，我们为国家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历史，只有对历史的不断学习和了解，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才能真正理解“不忘初心，继续前行”的使命。

从器不如人到制不如人，最后到思想文化不如人，中华民族在无数失败中反省，在鲜血中一次次尝试、突破与寻找最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毛主席说过：“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民众之中。”所以坚持以人为本，既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共产党执政的根本基础。于我们的工作、生活、学习来说，也是一样的，一个人的成功应是以结果为导向，从失败中总结教训远比在成功中总结经验更能使人提升，我们只有不断的学习和总结，完善自己，才能实现人生价值。自古英雄出少年，我们老一辈的革命先驱们，在没有人鼓励，没有丰厚待遇的情况下，依旧坚定信念，任劳任怨，最终走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成为了带领人民，带领民族实现百年复兴的伟大革命英雄。

在我心里，党就是我的英雄。中共十六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那年我还未出生，而在今天，我们已经全面步入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2008年汶川地震时，全国各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在全国党员干部带头下，全国人民为灾区人民捐款捐物，并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全国人民的深情厚意源源不断地送到灾区人民的手中，展现了全国人民上下一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更展现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2013年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而那年我还在上高中，“精准扶贫”这个词已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家在隆安县都结乡，属于贫困山区，在国家一系列的扶贫政策下，如今我家已经脱贫，我永远不会忘记党对我们的帮助;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爆发，全国各省几乎都出现了确诊病例，武汉三天封城，全国由市到县，到村，非常快速的建立起了防疫工作小组，就连屯里都建立了党员先锋岗，工作安排下达迅速。那时，我的内心是激动的，在困难面前，党总是第一时间保护在我们前面，这让我对党的敬意也油然而生，对成为一名党员，能在遇到困难时，肩负起保护人民、保卫国家的神圣使命充满了向往。

即使已经国泰民安，我们也要牢记历史，学习党的精神，发扬民族的文化。在今后的生活、工作中，向党学习，不断与时俱进，不断强化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

第四篇：金一南：腐败的根由

金一南：腐败的根由

中美军队的规矩与用人制度比较

美国防大学空军教研室主任伦道夫上校来我校讲学，我陪他参观长城，第一辆是外事处的车，我们坐第二辆，后面还有一辆车拉着伦道夫的同事。他在车上问我：贵校有多少辆车？我说，将近400辆吧—其实我们有500多辆。他大吃一惊，瘫在后座上不再说话，仰着头一个劲儿转眼珠子。美国国防大学总共只有7台车维持学校的日常运转。任何军队都有小人，关键是有没有一个机制，阻止小人得势。譬如美军《军人手册》就有明确规定：不许当面赞颂领导。全世界开支最大的美军，高级将领请人吃饭没有预算。1997年，当时美军的标准化供应，即固定划拨经费，已经占到全部军费的97%以上，机动经费只有2%多一点。而我军标准化供应的固定划拨军费还不到60%。当年**到国防大学考察，国防大学向总部打报告要8000万元。总部已基本同意，**来是最后落实。那天把谷副部长招待得不错，他一高兴就现场拍板：再多给4000万，总共1亿2000万!把大家吓一跳。美国军官荣誉准则规定：第一，我们决不说谎。第二，我们决不欺骗。第三，我们决不偷窃。第四，也决不允许我们当中任何人这样做。

——王育琨记

近日，著名军事专家金一南继《心胜》畅销50余万册后，推出其姊妹篇《心胜2》。在新书《心胜2》中，金一南将军则提出“灵魂与血性”才是“重中之重”。有灵魂就是信念坚定；有血性就是英勇顽强，不怕牺牲。

《心胜2》满怀深情与崇敬地描写了父辈们为革命奋斗终生的感人故事。书中赞道：“这是一批不折不扣的真人。什么叫真人？说真话、办真事、信真理。”原文：解放军一个数字让美军上校大吃一惊摊在车后座

克格勃向斯大林举报朱可夫贪污。斯大林派他去外地出差，克格勃趁机到家里搜查，把财物全部拉走上报。朱可夫回来看到事已至此，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沉痛不已。最后署名不敢提自己苏联元帅军衔、陆军总司令的职务，只以“布尔什维克朱可夫”落款，要求保留党籍。

鉴于朱可夫在卫国战争中的卓越贡献，斯大林同意给朱可夫保留党籍。今天，朱可夫骑着高头大马的青铜塑像就立于莫斯科红场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前，这是多么辉煌的历史地位，当年差点儿被貂皮大衣、油画和水晶器皿给毁了。所以，我军有问题，外军也有这样的问题。朱可夫再能打仗，没有规矩也就无从约束。这就是习主席讲的，要立规矩。如果没有规矩，任意胡来，谁都要出问题。作为参考借鉴，不妨对比一下美军的规矩。

2001年我到美国国防大学讲学，凡是赴美访问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几乎无人不恨五角大楼(美国防部)中国处处长，那是一个典型的小人。你提什么要求，他都趾高气扬地推诿。但后来我们却看见了他的另一副嘴脸。

那次讲学过程中，美方临时增加一项议程：国防部部长助理史密斯会见。这个议程不在最初的计划中，当时又来不及向国内请示，与我同去的外事处许斌问怎么办，见还是不见？我说不就见个面嘛，见，有责任我们承担。

与史密斯见面过程中，最让人讨厌的那个中国处处长，趾高气扬的嘴脸一下子变成满脸的奴才相。我们到五角大楼，在部长助理外间接待室等待，平时“牛皮哄哄”的他见到我们客气得不行，又让座又倒水，然后蹑手蹑脚走过去把里间的门轻轻拉开个缝，伸头悄悄看一眼又迅速关上，连第二眼都不敢看，退回来告诉我们“部长助理还在打电话”。一副生怕惊扰主人的诚惶诚恐样儿。那时的谨小慎微与平常的耀武扬威对照，简直判若两人。

会见时，我与史密斯坐主沙发，他来回一路小跑搬来两把椅子，腰板挺直地坐在我们面前，两手平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像个随时等候召唤的听差。史密斯与我开始谈话了，他又不知从哪里摸出个本子，迅速开始一笔一画地认真记录，从始至终满脸虔诚，满脸谦恭。

这个人，按照中国话说是典型的“两面派”和“马屁精”。上司在与不在，完全两个姿态、两副嘴脸。不过，两年以后，我们陪同裴怀亮校长到美国访问，再去五角大楼时，发现中国处处长换人了，那个小人已经退役了。

所以，任何军队都有小人，关键是有没有一个机制，阻止小人得势。

譬如美军《军人手册》就有明确规定：不许当面赞颂领导。“当面直接赞颂长官或者上级是庸俗的，无论你对上级多么钦佩，当面赞颂都有阿谀奉承嫌疑，容易引起误解。” 同时，《军人手册》建议用以下三种方式表达对上级的钦佩与尊重：第一，施以标准军礼;第二，认真执行指示;第三，尽职尽责，提高本单位战斗力。

这不是规矩吗？规矩决不仅仅是“不许请客喝酒，不许拉帮结伙”。美军把“不许当面赞颂领导”也立为规矩，就是为了防止阿谀奉承的小人。

美军中央总部司令施瓦茨科普夫(Norman Schwarzkopf)，在海湾战争中立下战功，很多人预测他会出任陆军参谋长，但海湾战争一结束他就退休了，为什么？

1997年，我在美国防大学学习，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Colin Luther Powell)到国防大学演说，送我一本他的新著《我的美国之路》(My American Journey)，书中披露了施瓦茨科普夫没有得到提升的原因：国防部部长切尼讨厌他，认为他人品有问题。

书中描述：在飞往沙特首都历时15小时的航班上，乘客们排队上洗手间，切尼看见一位少校替施瓦茨科普夫排队，快到时喊一声：“将军!”施瓦茨科普夫才大腹便便地站起来，插到队伍里面。不止如此，切尼在飞机上还注意到，一名上校双膝跪在施瓦茨科普夫面前，帮他整理制服。

这两件事，在很多人看来可能不足挂齿，但切尼认为他人品不行，不能出任陆军参谋长。所以，尽管施瓦茨科普夫海湾战争打得不错，打完却很快退役，失去了出任陆军参谋长的机会。可以说，这是他们对权力的监督、规范和制约。任何军队都有朝腐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尤其是位高权重的高级军官。如何用规矩把人“规”住，是从严治军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1995年，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迈克尔?布尔达(Jeremy Michael Boorda)上将胸前佩戴了两枚“V”字战斗铜质勋带徽章，新闻舆论对他是否有权佩戴这两枚军功章提出大量质疑。美国海军条令规定：该徽章只授予直接参战并荣立战功的军人，且佩戴权利必须在荣誉证书中予以说明。布尔达参加过越战、海湾战争，但荣誉证书中没有关于佩戴这枚徽章的说明。

他后来摘下了“V”字徽章，但人们仍然不依不饶，“既然假徽章都敢戴，肯定还有别的事。”开始追查他在海军服役期间的其他问题。

1996年5月16日，布尔达上将自杀身亡。留下遗书：我违反了美国军官的荣誉准则，为了海军的荣誉，我今天选择死亡。

美国军官荣誉准则规定：第一，我们决不说谎。第二，我们决不欺骗。第三，我们决不偷窃。第四，也决不允许我们当中任何人这样做。

当初我在西点军校看到这几条，觉得标准太低了，不欺骗、不说谎、不偷窃就算“荣誉准则”了吗？军人的荣誉应该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啊。后来通过很多事例才慢慢明白：军人荣誉并非开门就是高山大海，同样需要日积月累、集腋成裘。美军的军官荣誉准则，就始于最基础的决不说谎、决不欺骗、决不偷窃。违反了这些基点，为军队所不容。

另一个事例，是驻韩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官小约瑟夫?菲尔(Joseph Fil)中将。他接受过一位韩国公民赠送的一支价值1500美元的镀金钢笔、一个价值2000美元的真皮公文包，他的家人还接受了3000美元现金，这些都没有按规定上报。菲尔中将辩称，送礼者是多年好友，接受这些礼物是为了两国关系，属合法范畴。调查人员对他的解释不予认可。后来菲尔中将上交了收受的金笔和公文包，并以支票形式退还了家人收受的3000美元。

菲尔于2012年8月退休，军衔由陆军中将降为陆军少将。可见美军通过严格的规矩，对各级军官的违纪行为做出防范。

不仅高级军官受到规矩的严格约束，美国总统也不能例外。2013年5月1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白宫玫瑰花园举行联合记者会。恰逢下雨，奥巴马要身旁海军陆战队士兵为他和宾客打伞，此举遭到强烈批评。因为《海军陆战队手册》规定：男性士兵在穿制服时不能带伞和打伞。还规定：未获得海军陆战队司令的批准，任何官员不能向海军陆战队队员发出与手册条款相冲突的指令，包括总统。奥巴马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违规，并向海军陆战队道歉。还是1997年，我和一个同事在美国防大学学习期间，每天晚上美国人用面包车送我们去包林空军基地吃饭。有一天下雨，基地里的美军在雨中列队行进，我们的车停在距餐厅门口约20米处，同事下车就向餐厅跑。我说，他们都没跑，我们也别跑。

美军《军人手册》规定：军人在自然现象面前不能表现恐惧，不能一下雨，夹个军帽就跑;军人可以穿雨衣，但不能打伞，打伞影响手持武器，影响向长官敬礼。这些条款，的确令人印象深刻。

其实类似的故事，中国古代也有。司马迁的《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中记载：

“文帝之后六年，匈奴大入边。乃以宗正刘礼为将军，军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军棘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以备胡。上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天子乃按辔以徐行。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式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群臣皆惊。文帝曰：嗟乎，此真将军矣!”

这段文字，绘声绘色描述了周亚夫严格治军、见了皇帝也“介胄之士不拜”的大将风范，以及汉文帝在“群臣皆惊”时表现出的大气胸襟。

规矩成就血性，血性彰显规矩。再来横向对比，看看美军是怎么通过各种规矩，养护和培育军人血性的。美军的住房和用车在美国防大学学习期间，我发现他们没有营房部门。校长、院长住的官邸，都是随任职命令搬进，随卸任命令搬走，“铁打的官邸流水的官”。其他军官住房也是自己的事情，可以住国防大学的军官宿舍，但要交钱，还不便宜。很多军官嫌贵，都在附近租住房屋。军人的住房津贴含在工资里，不需统一建房和统一分房，想拿房子搞腐败也搞不成。另外，他们也没有车管部门。美国防大学一共就7辆车：1辆卡车拉设备，4辆面包车应付公务接待，2辆轿车—校长1辆，信息资源管理学院院长1辆—还是该学院合并到国防大学后从五角大楼带来的。国家战争学院院长、武装力量工业学院院长，两位两星将军，都没有配专车。

美国防大学空军教研室主任伦道夫上校来我校讲学，我陪他参观长城，第一辆是外事处的车，我们坐第二辆，后面还有一辆车拉着伦道夫的同事。他在车上问我：贵校有多少辆车？我说，将近400辆吧—其实我们有500多辆。他大吃一惊，瘫在后座上不再说话，仰着头一个劲儿转眼珠子。我明白，他难以理解一个国防大学怎么能有那么多车，就像我们也难以理解他们怎么能用7台车维持学校的日常运转。美军的“军车”与我们的军车完全不一样。我们挂个军队的白牌子就叫军车，他们的“军车”基本都是军事用途的迷彩车辆，平时通过城镇需先与市政当局联系，指定时间、指定路线通过。

给少数高级军官配的车，牌子上有一个大大的“G”(Government首字母)，即我们说的“公务车”，他们叫作“政府车”。这类车的使用也有严格规定。

美国防大学校长的司机跟我们说过，他每天往返于一条固定路线：把校长接来上班，下班送他回家，然后把车开回国防大学。晚上，计划内的公务应酬司机可以负责接送，若是私事，譬如路上绕道买点东西或去看个战友，对不起，那就不行了，您得回家开自己的车去。时间长了，校长这位三星将军也觉得“政府车”不方便，经常下了班把棒球帽往头上一扣，开自己的车走。美军的预算制度我们在美国防大学学习，美方有明确预算：来时宴请一次，走时宴请一次，中间餐食自理，聚餐也只能AA制。

到昆特克尔的陆战队大学参观，研究中心主任克罗夫上校很热情，招待我们在军官俱乐部品尝鹿肉。那片丘陵山地梅花鹿非常多，经常有鹿被汽车撞死。我还真以为是对方“请客”，见他们一桌坐了将近10个人，心中还想，看来美军陪吃饭的人也不少啊。

哪想吃到最后，坐主人位置的克罗夫掏出个计算器，“叭叭叭”算了一下然后宣布：“每人11.5美元。”我吓了一跳，忙问同事带钱没有，他说带了，我们赶紧各自把钱掏出来数好，跟他们一样放在桌上。他们这样做没有一点儿不自然，反倒是我们颇感不好意思。

这算请客吗？这就是美式请客，每人11.5美元。全世界开支最大的军队，请人吃饭没有预算。那是1997年。当时美军的标准化供应，即固定划拨经费，已经占到全部军费的97%以上，机动经费只有2%多一点。钱管得很死，几乎没有机动空间。

回国后，我们了解到当时我军标准化供应的固定划拨军费还不到60%，也就是说，将近40%的经费是机动经费。再后来又了解到：一个大军区2/3的经费来自固定划拨，剩下的1/3就取决于关系怎样、门路如何、渠道有无了，这不能不成为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

当年**到国防大学考察，我们多年欠账，经费困难，向总部打报告要8000万元。总部已基本同意，**来是最后落实。那天把谷副部长招待得不错，好话也说了不少，他一高兴就现场拍板：再多给4000万，总共1亿2000万!把大家吓一跳。

国防大学当然是受益的，经费宽裕就能多办些事了，但谷副部长既不向总后廖部长报告，更未经总后党委讨论，就因为他分管财务，一张口可以多给4000万。权力到了这样不受监督、没有制约的地步，包含多么大的腐败空间!这些年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是怎么发生的？一个又一个高级干部落马，他们是怎么变质的？当车子、房子、票子、位子、土地资产纷纷对我们产生严重干扰之时，还有多少工夫养育血性和灵魂？全是利益了，全是活动了，全是关系了。2008年前后，国防大学曾做过一个调查，了解部队主官主要精力分布。结果显示，消耗精力最多的是“协调”—协调上下关系、左右关系、军地关系等等;其次是“安全”，部队不要出事;再次是“管理”，战士不要惹事;然后才是“训练”;最后是“作战”。问：“到‘作战’时还剩多少精力？”多数不愿回答。能答的表示：“也就剩下不到10%了。”这是我们长期存在的顽症。

现在大家都在讲军事变革。对我军来说，检验军事变革成效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要通过变革，把各级主官的主要精力集中到训练与作战上去。美军的军产管理我们在美国防大学学习结束后，准备结算单身军官宿舍的房费，发现整个国防大学连开发票的地方都没有。他们专门派一辆面包车，40分钟车程，把我们拉到迈耶尔堡(华盛顿军区所在地)结账。我又奇怪又不满意，问：“为什么非到这里结账？国防大学不行吗？”管财务的文职老太太一头白发，告诉我：“国防大学所在的麦克奈尔堡，地皮、房屋都是华盛顿军区管辖的军产，国防大学无权进行任何财务结算。”

我这才明白：原来华盛顿军区并不担负卫戍首都或防卫周边的任务，它只是管理华盛顿地区美军的全部军产。千万不要小看这一职责。军产归华盛顿军区管辖的军事单位，从五角大楼到各个军事机关和基地，想通过炒作地皮、出租房屋、开宾馆、饭店、商店赚钱赢利，根本不可能。因为房屋地产等固定资产与你完全无关，你没有任何资格、也不具备任何法人地位能把地买了，把屋租了，把钱分了。

2006年8月我参加中美首次联合军事演习，乘坐北海舰队的军舰靠泊夏威夷，停在珍珠港内。珍珠港港湾巨大，非常漂亮，唯有水上飞机码头锈迹斑斑、破烂不堪，因为水上飞机已经被美军废弃了。即使如此，其太平洋舰队也无权把码头拿出来搞什么联合开发或军民共建，只能放在那里任其锈蚀。虽然不能体现军事用途了，仍然是不可变更的军产。美军的优势，决不仅仅在于武器装备先进和信息化程度高，更在于它的制度。通过对人、财、物管理权限的周密设计，堵塞漏洞，实现制衡。我常想，不是美国人不知道腐败、不想腐败，而是他们的腐败空间很小，难找机会，难寻手段。几乎没有其他领域可以分心的军人，只有安心本职的训练与作战。美军的用人制度一是岗位轮换。

美军有一个理论：如果事情熟悉到闭着眼睛都能干，人就沉湎于惰性、失去了创造力。越是对事情不太了解、不很熟悉，工作起来越是小心戒惧，这种状态下反而成效高、富有创造性。因此，美军的岗位轮换非常普遍，周期多为两三年，最多不超过四年。在一个岗位一干就是数年甚至小半辈子，在他们那里不可想象，制度也不允许。我曾于1997年、2001年先后赴美国防大学学习、讲学，短短三年，机关和教员几乎全部更换。除去几位资深文职人员，其他人都不认识了。一次，我们国防大学防务学院的外军学员去上海参观见学，上海警备区接待得非常好，大家都很感激。特别是警备区的外事处处长十分干练，协调能力很强，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告别晚宴上，有外军军官问这位处长：“你在这里工作多少年了？”处长回答：“30年。”周围“轰”的一下，外军军官不由自主惊呼起来。对他们来说简直难以想象，一个军官可以在一个单位干30年。可是对我们来说这算什么？反而显得他们大惊小怪了。我们在一个单位一干数十年，从公务员干到部长、从战士干到军长，都不乏先例。而美国军官告诉我们，他们的生涯就是“Move”(挪动、搬家)，从这儿挪到那儿，从那儿搬到这儿。通过不断地“Move”实现普遍人员轮换，不但能保持军人的新鲜感、活力和创造力，还防止了干部的私有化，防止在一个单位长期经营，上下级之间产生人身依附关系。美军之所以很难出现所谓“塌方式腐败”或“一坨一坨的腐败”，军官定期轮换制起到不小的作用。就像中国有一句老话，“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同样是防止腐败、保持军人血性的有效机制。二是军官的晋升。

我到五角大楼参观时，美国陆军部提供过这样一个范例：今年要提升1978年的西点军校毕业生，由陆军中校提升到陆军上校。首先由计算机优先筛选出在海外各总部服役的军人，如太平洋总部、大西洋总部、欧洲总部、中央总部、南方总部。其次，再在第一线服役人员中筛选：有没有进入过危险地带？进入危险地带后有没有接触敌对火力？与对方发生交火行为后有没有受过战伤？

他们的军官提拔依据这样的优先级：第一级是在前方受过战伤的，第二级是接触过敌对火力的，第三级是进入过危险地带的，第四级是在前方总部服役的。至于在后方五角大楼或参谋长联席会议服役，就只能排到最后一级了。分级完毕，再在各个层次中分别进行所谓的“德才表现”考核。对他们来说，军官的经历永远排在第一位，学历、年龄等因素则要靠后。所以美军院校有这种现象：到前方服役的欢欣鼓舞，分配到五角大楼或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反而一脸苦相，要求干一段时间一定要到前方去。

所谓“西点好战”现象也是来源于此：西点毕业生想去危险地带听枪响，想去打仗。并非他们不惜命，只是为了尽快提拔、想当将军，就必须到前方去。最优的提升位置在那里。这其实是一种利益驱动。

我们为什么恰恰相反，都想到北京、都想进总部？因为越有总部经历、越在领导身边工作，就越有提拔机会。同样是利益驱动，不同却在于利益导向。美军的机制很明确：军人利益最大化之点位永远在前方，你的经历可能被主官忘记，但不会被计算机档案忘记，不会被晋升排序忘记。三是多种激励。

美军各种补贴名目繁多：海外驻防津贴、危险职务津贴、敌对火力津贴、紧急危险津贴、特别职务津贴、家庭分居津贴、掌握外语津贴等。美军上校服役30年、中校服役28年、少校服役20至22年，必须退役，退役金可以自己计算。如上校退役，“30年服役期间收入最高的3年的平均年薪的75%”，就是退役金所得金额。

最初看见这样的条文，我认为是不必要的繁琐，典型的文牍主义。什么叫“30年服役期间收入最高的3年”？不就是最后那3年吗？资格最老，收入肯定最高。但他们说并非如此，并举了一例：某陆军上校退役，退役金按照他在越南战场服役时计算。这位上校当时的军衔还是上尉，但那3年他的平均年薪最高。

所以美军的军官退役时，军衔虽然一样，退役金的计算标准却五花八门，差别不小。大原则是，上过战场的人，所得利益远比一直待在后方的人多。通过包括晋升选拔和物质激励在内的全套机制，实现军人的公平，养护和培育军人的血性。——————

第五篇：金一南军方内部演讲 – 铁血网

金一南军方内部演讲 – 铁血网

一位地方领导干部在听完我的课后提出来的，他对我说：“金教授，刚才听你讲了中国当前面临的国际国内的一系列问题，中国今天最大的危险到底是什么？”当时，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最大的危险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其实，中国今天面临的最大威胁，既不是美国的围堵，也不是日本的挑衅，更不是诸如**、热比娅等跳梁小丑导演的闹剧，而在于我们自己。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中华民族的命运，掌握在中华民族手里。按邓小平的说法：关键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本事”。今天，我们总强调要掌握话语权，但我们是否还拥有强有力的“思想武器”？除了发展经济、保持增长外，我们共产党人还有没有其他理想？还能不能像革命年代一样登高一呼、云集者众？1关于话语权先讲个例子。去年，由地方省部级领导干部和军队正军级领导干部组成的国防大学国防研究班，与国防大学防务学院外军军官组成的“拉美班”举行座谈会。其间，一名哥伦比亚上校发言说：“你们中国人过去支持的哥伦比亚游击队，现在都在贩毒，使我们深受其害。中国现在发展很快，也有钱了，不应该对哥伦比亚多给予一些补偿吗？”他的问题提出后，我方学员一时哑然。的确，如果顺着他提问的思路去寻找答案，将很难给予恰当的回答。他讲完后，我说：“首先，我们中国的确支持过很多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放眼世界，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20世纪的历史‘洪流’。20世纪初，联合国成立时，成员国只有40多个，21世纪初，联合国成员国已经增加到190多个，也就是说，整个20世纪，世界上有150多个国家获得了独立、解放，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进步。今天在座的很多外军军官，你们的国家与我们中国一样，都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获得独立和解放的，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洪流’。我请问刚才提问的那位上校，你说中国曾支持过哥伦比亚游击队，可你知道中国还支持过南非的曼德拉吗？今天，曼德拉成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声名享誉全世界。但当年，这个南非非国大党的青年领袖、军事组织负责人，有谁支持他、帮助他？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恰恰是中国给了他最大的支持和帮助。美国人、英国人当时在干什么呢？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终身厌恶曼德拉；美国则给当时的南非政权提供情报，导致曼德拉被抓、在监狱关了27年。除了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美国当年还支持过西班牙的佛朗哥、韩国的李承晚、伊朗的巴列维、智利的皮诺切特、南越的阮文绍、阮高其，这些人都是历史上已有定论的、声名狼藉的独裁者。美国当年也实行过种族隔离政策，被美国追捕的黑人领袖威廉·罗伯特还跑到中国来避难，他的儿子小罗伯特就曾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上学。应当说，在这些问题上，中国的做法是正确的。我们没有愧对时代，没有愧对世界，我们主持了国际正义。至于我们曾支持过的一些人，后来干了其他什么事，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也应由自己负责，与我们当时支持他们的初衷毫不相干。今天的中国，仍然支持世界上所有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作出艰苦斗争的人们，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中国在整个20世纪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说，中国为整个世界的和平、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正能量。”我讲这些的时候，提问的哥伦比亚上校手扶着下巴，听得很专注，还频频点头，没有继续再提问。座谈会结束后的晚宴上，他过来跟我握手，说很感谢我，他从来没有从我讲的角度思考过那个问题。我觉得，中国共产党人一贯追求和坚持的社会正义，应是今天我们捍卫话语权非常重要的原则和“思想武器”。我们是正义的吗？我们主持过正义吗？我们还将为追求正义而奋斗吗？时代发展到今天，很多人从思想上对此发生了动摇，甚至开始琢磨“忏悔”，还要出“忏悔”的书。有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妄图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散布所谓“两头真”的“阴阳怪调”——参加革命前是真的，今天退休了是真的，中间跟着共产党干的这一段全是假的。有的刊物还与这些错误思潮和不良言论遥相呼应，热衷于以小搏大、以偏概全，用小考证颠覆大历史，用局部之真颠覆历史之真，把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大时代描绘为大灾难、大悲剧，这种扭曲的心态，哪里还能让人感觉到一丝一毫的社会正义？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日起，从带领亿万劳苦大众“打土豪、分田地”，到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到今天提出“实现共同富裕”，都体现了共产党对社会正义的不懈追求。这是建党之本，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凝聚民心、夺取胜利的精神“圣地”和力量“源泉”。今天，我们总是在讲话语权的问题，掌握话语权当然需要具备语言技巧和传播技巧，但是，最根本的影响力来自对社会正义的主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关键时刻和危急关头，我们需要挺身而出，需要大义凛然，还需要在面对原则问题时决不让步、毫不退缩、岿然不动的坚定性和政治立场。今天，有些人片面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认为好像只要经济能够得到快速发展，其他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这些错误观念，无形之中侵蚀了我们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必然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最近，我正在写一部电视纪录片《血性军人》的脚本，其中有一个典型人物，是原军事学院战略教研室主任王三欣。这样一位我军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最后倒在了讲台上。翻看王三欣的一些档案材料，不禁让我思索，他的理想到底是什么？答案就在他年轻时多次重复讲过的那些话里，“向往当一个梁山好汉”“有时想当个打抱不平的英雄”。这是典型的那一代共产党人对正义的追求：想当个打抱不平的英雄。反观今日，“路见不平、掉头就走”的事情屡见不鲜，拔刀相助的事却越来越少见！换句话说，就是那种顶天立地的正义感在全社会正变得越来越淡薄。今天，我们富起来了，物质条件好了，但是内心却越来越自我，越来越虚弱。老一辈共产党人那种惩恶扬善的历史担当、对平等正义的追求与向往，曾是中国共产党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我们共产党人一旦失去了这种英雄气概，必然会失去担当精神，也就会逐步丧失正义感，继而失去对社会正义的向往、追求和坚持。2008年6月底，“瓮安事件”发生时，我正好在贵州省给省委中心组讲课。石宗源书记那天没来听课，因为“瓮安事件”发生后，石书记第一时间赶到前方处理突发事件去了。瓮安县县委书记王勤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进歌舞厅，上任7年让瓮安的GDP翻了一番，抓经济建设可谓成绩显著。据说，当石宗源书记追究责任找他谈话时，他觉得冤得不行，说党的要求我都做到了，GDP也翻了一番。石书记说，你现在不要讲这个，你就说说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怎么都让群众给烧了？我觉得，瓮安出了那么大的事，王勤被追究责任时之所以还感到“冤”，反映出其错误的政绩观和社会正义感的缺失。近年来，这种现象为数不少，一些人以为经济发展就是一切，片面理解党的工作重心，用利益取代正义，好像发展倒成了目标本身。这让我想起恩格斯批评第二国际伯恩斯坦的话，“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个别人为了经济发展和GDP增长，甚至不惜以牺牲社会正义为代价，最后导致原则模糊不清甚至丧失。“一切问题都能通过发展来解决”“以空间换时间”，这些提法和观念近年来大行其道，包括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问题也采用同样的办法来解决，增大投入、促进发展这固然重要，但“用钱来摆平一切”的思路到底行不行得通？有些事究竟能不能依此来摆平？我觉得不行。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共产党人在原则面前丧失了坚定性。导致在内部，一些群众对我们产生了疑问、失去了信任；在外部，我们也失去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拥护和支持。一段时间里，我们致力于搞大国关系，想加入“富国俱乐部”。去年底，在一个学术讨论会上，一个著名大学的著名学者公开讲，中国人要有富人心态，要加入富人行列、跟富人在一起，不要老跟穷人混在一起。这种心态和论调，今天居然可以登堂入室成为我们的一种理论，真是岂有此理！这让我想起1997年参观美国西点军校时的一件事。参观期间，时任美国驻华陆军副武官胡伯中校陪同我，他是西点军校1978年的毕业生。当时，西点军校的纪念馆内陈列着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上甘岭战役中的537.7高地和597.9高地两个模型。胡伯中校指着模型对我说：“我在西点上学时学过这个战例。这两个高地你们当时只有两个连守卫，我们七个营轮番进攻，就是攻不上去，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给我印象极深。我们当年只靠两个连守卫这两个高地，但美军七个营轮番进攻，就是攻不上去。而在今天，思想战线的斗争也如同争夺“高地”，我们还有没有如此坚强的队伍？还能不能在“炮火硝烟”中仍然高高擎起阵地上的旗帜？然而，大家看到的是，今天一些人在思想解放、社会多元的大背景下，主动放弃了应该坚守的“高地”。“告别革命”，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就是我们放弃坚守思想道德“高地”所滋生的恶果。而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也是对这种放弃所作的世俗注解——潜移默化中，执政成为我们的最高目标，经济成为全盘稳定的依托，权力成为最终的追求。被列为2009年最牛网络语言、一位干部说的那句话，“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潜台词是：我是统治者，你们是被统治者，搞清楚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在替谁说话！如果，共产党人今天真走到了这一步，那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当年已解答过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命题就再次出现了：中国的红色政权将怎样继续存在？这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历史性拷问。一位军职干部跟我讲，前几年“两会”上，军队一位领导参加他们小组讨论，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忠诚与背叛》，就是《红岩》的内部版本，讲的是革命年代地下党一些领导干部腐化叛变，最后出卖了基层组织。他推荐大家一定认真看看这本书。这位军职领导跟我说：“他讲这些话的时候，眼中泪花闪烁，我们当时都很感动，我回去马上要求机关给每人买了一本。可是，如今他也出问题了，而且就是腐化问题，这让我如何给干部、战士们解释？”他问得很直率、很尖锐。一个人身居高位、手握重权，在监督机制、权力制约机制都尚不健全的时候，如果再失去内心的信仰和人格的约束力，就可能一步步陷入万劫不复的“泥潭”。苏军战将朱可夫，二战胜利后当上了驻德苏军总司令，把从纳粹德国搜到的许多油画、貂皮大衣、水晶器皿据为己有。克格勃因此向斯大林举报朱可夫贪污。斯大林便派朱可夫出差，克格勃乘机去其家里搜查，把财物全部拉走上报。朱可夫回来一看事已至此，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检讨过失、沉痛不已，最后落款都不敢署上苏联元帅、陆军总司令的军衔和职务，只写了“布尔什维克朱可夫”，要求保留他的党籍。你不能说朱可夫不能打仗，可是当他身处的环境中缺乏权力监督机制、制约机制，一旦权力过于集中、欲望膨胀之时，就出现了贪污腐化问题。就如同今天的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精神垮塌的危机。这些年来，我们向全世界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产品，能不能也提供同样丰富的精神产品？我们今天到处寻找“思想武器”，但究竟什么样的“思想武器”才能够为我所用、用之管用？就如同中科院的一位领导同志所说，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什么？信息技术与能源结合难道就能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了？这不科学，也不严谨。然而，对这样一本并不十分严谨的书，我们的重视程度甚至让里夫金本人都感到吃惊。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呢？我想，不结合中国实际而一味“山寨”别人的思想，是不能有效解决中国的问题的。2关于正义正义离不开精神“高地”，离不开捍卫这一“高地”的斗争精神。我们共产党人最有力的精神就是斗争精神，不是维稳压倒一切，不是只讲和谐、不讲斗争。1949年6月，被迫下野的蒋介石在他的家乡检讨国民党失败的原因，老蒋打了一辈子仗，东征西讨、南战北伐，可最后他自己总结的失败教训却全都是政治因素。他在离开大陆前，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优势、劣势加以对比，将共产党的优点概括为七条：第一，组织严密；第二，纪律严厉；第三，精神紧张；第四，手段彻底；第五，军政公开；第六，办事调查；第七，主义第一。蒋介石在大陆全盘失败后能够作出这样的一个反思和总结，说明他还算得上是一个政治家。而我们，更应当珍视老蒋给共产党总结概括出的这七条优点，因为这是对手所概括的共产党的力量：一种真正的力量、最强大的力量。反过来讲，如果我们丢掉了这些优点，也就丧失了自己的力量。看看今天的香港。1997年香港回归时，当时在香港“呼风唤雨”、胡作非为的一些人都望风而逃，他们觉得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精神太厉害，害怕被“收拾”。但观察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根本没什么大动静，原来是“井水不犯河水”，他们又陆续返回香港。香港回归祖国多少年了？我们经营香港多少年了？应当首先明确和强调的是，“一国两制”的前提是“一国”，但恰恰我们有一些人，只记住了“两制”，却忘掉了“一国”。今天，香港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我认为，最关键的是“去殖民化”的工作。这个工作长期以来我们都没有做好。“去殖民化”和“一国两制”完全是两回事。世界上，任何一个曾经被别国进行过殖民统治，重获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国家和地区，都在进行大量、细致的“去殖民化”的工作。看看印度的“去殖民化”，看看韩国的“去殖民化”，你再看看老蒋到台湾后所进行的“去殖民化”。印度独立后，新德里、孟买、加尔各答等城市，全部将名称由原先的英式拼法改为印式拼法。老蒋败退到台湾后，立即进行“去殖民化”工作，取消日语教育，停用日式教材，禁止使用日本名字。李登辉原来就有一个日本名字叫“岩里政男”，老蒋到台湾后不让他叫了，只好又叫回李登辉了。今天的“台独”分子，不管是陈水扁，还是苏贞昌、蔡英文，都讲一口标准的国语。谁让他们讲的？老蒋让他们讲的。台湾的学生从小接受的都是国语教育。这就是老蒋当年强制推行“去殖民化”工作的成果。而在回归后的香港，我们几乎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动作。“维多利亚湾”，今天还叫“维多利亚湾”。“麦理浩道”，今天还叫“麦理浩道”。香港的行政体制、司法体制、教育体制、学校教材，我们一项都未触及。我们总提坚持“一国两制”，可这是“一国两制”的实质和精髓吗？就算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体制也要对其进行“去殖民化”啊！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没有通过，为什么通不过？所有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允许国家分裂啊！国民教育教材无法实施，放眼全世界，任何国家的国民都必须无条件接受以国家体制、宪法、国旗、国徽、国歌等为内容的基本国民教育，难道就你香港特殊？可以说，每一个被殖民统治过的国家和地区获得独立和解放后，都必须进行的“去殖民化”工作，我们在香港却基本没有做。以致于，近年来香港街头出现了越来越多打着前殖民地旗帜游行的队伍，这对我们而言，简直是“奇耻大辱”。这一奇景在香港出现，让人思索殖民地意识的“老根”，也让人思索如何拔除这一“老根”。我想，必须从最基本处入手。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类事情也是内地问题在香港的反应。国外媒体都说我们有全世界最强的新闻管控能力，可是，从某些电视台播送的一些节目中可以明显看出，我们一些主管意识形态的部门和领导很外行，总以“维稳”“和谐”为最高追求，导致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动权拱手相让。由此，联系到今天很多党的领导干部不想抓、也不会抓党的建设，不想抓、也不会抓思想建设，不着力信仰的培育，不着力干部的监管，不关注社会公平的问题。有的地方，党委书记工作的重点也放在了招商引资、土地出让、项目开发上面，最终导致党不管党、政不议政，忘记信仰、丧失纯洁，全部动力只剩下经济驱动。《白鹿原》作者陈忠实讲过一句话，很深刻。他说，我们今天缺乏的不是思想，而是思想的力度。我们今天的思想太多了，东方的、西方的、古典的、现代的，但缺乏力度。什么叫思想的力度？毛泽东说：“马克思的思想势如破竹，鲁迅的思想势如破竹。势如破竹就是力度。”同样，毛泽东思想也势如破竹。势如破竹的基础在哪里？第一，深深根植于中国大地；第二，能够找到解决这块土地上发生的问题的办法。今天，我们“舶来”的思想、“山寨”的思想比比皆是，就是缺少根植于这块土地的思想，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再高深的思想也没有力度。古希腊的普罗塔哥拉讲，“大脑不是一个等待填满的‘容器’，而是一个需要点燃的‘火炬’”。中国共产党人所做的最有价值的工作，就是点燃人们大脑“火炬”的这种工作。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有力的武器是批判，真理是在批判和斗争中实现的。而今天，我们有些人实际上是在精神上放弃武装，说重些，就是精神上被人“俘虏”，觉得人家在道德“高地”，我们在道德“低地”。这还是带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共产党人吗？还能感觉到自己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吗？共产党人不管职位高低，首先要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你有没有正义感？有没有原则？能不能坚持这一原则？国际国内都是一样，你不主持正义，没有原则，谁愿意跟你走？前几年，国际上很多小国家不愿意跟中国走，不再拥护中国，就是觉得中国人没有原则，关键时刻缺少挺身而出的精神和勇气。讲话语权特别是国际话语权，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你自身正不正，有没有一股正气。今年初，我给《人民日报》写评论，引用了在抗日战争最黑暗、最困难的时期一位学者说的话：“只要少数之中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坐以待毙，这个民族就总有希望。”共产党人就应该是这样的优秀分子。这样的共产党人，才能真正带领全民族前进，是人民的希望，而不是人民的“包袱”。一个政党真正的生命力，就是这样产生的。3关于进步中国从进步中国来说，我们今天的机遇前所未有。可以从几个方面看：首先是国力的全新起点。2004年，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05年，连续超过英国和法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8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历史性的变化。1978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想筹5万美元都很难，银行费了好大劲才筹齐。1988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问上海的领导同志财政节余还有多少？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实实在在地回答：“还有30亿。”邓小平说：“好，我全拿走。”朱市长当时就急了，说：“小平同志，你全拿走，我们上海春节怎么过？”邓小平说：“你过不了春节，你知道全国还有多少个省市过不了春节？”所以，从中就可以看出，1978～1988年间我们国家的财政状况。而今天，每年国家的财政收入都在10万亿人民币以上。中国的这种飞速发展、全面变化，毫无疑问构成了我们今天国力的全新起点。其次是军力的全新起点。富国强军，是多少代中国人的梦想。曾经，我们“家底子薄”，国防建设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长期在低水平循环。邓小平当年设想，什么时候我们GDP达到1万亿美元，可以拿出100亿美元投入国防建设，就能大大改善装备、提升部队战斗力。现在，我们的国防投入已经超过邓小平当年设想的10倍还多。毛泽东设想的富国强军、邓小平设想的富国强军，当年都没能实现，关键是当时我们国家不富，强军只能是梦想。而这些设想，今天正在实现。随着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我们已经迈过军队建设的“瓶颈期”，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我们的陆军、海军、空军、第二炮兵，武器装备明显改善，军人待遇显著提高，军事能力逐步增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林左鸣董事长讲：“从前，中国空军和美国空军相比可以说是望尘莫及，差距太大。今天，中国空军的实力可以说望其项背了，与美国空军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再用20年、30年，我们要努力争取实现与其并驾齐驱。”这是中国航空人的雄心壮志，也是今天中国国力、军力发展的真实写照，这更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跨越与进步。再举个例子，十几年前，轿车进入家庭还是梦想，而今天，各大城市每天车水马龙，私家车已驶入千家万户。回想一下，北京长安街上的自行车“洪流”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当年，我也曾是自行车“洪流”中的一员，而现在，自行车大军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或许也是中国取得巨大进步的一个“侧影”。虽然，今天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还面临着各种问题，也存在各种弊端，但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是无可否认的。再次是国际关系的新起点。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中心，中国的经济状况、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股市行情、金融政策调整等，对外部世界的影响日益增大，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发展的进程。今年“两会”期间，参加记者招待会的中央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和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字斟句酌、谨小慎微，为什么？因为，今天中国的央行行长哪句话稍有不慎，就可能影响中国股市，从而影响全球股市，继而影响世界经济。这是中国今天综合国力全面提升的直接反映，也说明中国今天具备塑造国际环境的强大能力。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当然，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巨大的风险。我们就像一个攀岩者，已经攀得很高了，但是还要奋力攀过一个反斜面，才能登顶。所以，我们今天讲问题中国，决不否认进步中国，我们的进步是历史性的。今天思想解放的进步，也是历史性的。过去，我们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畅所欲言地讨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