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案例选》典型民商裁判规则12条解析

第一篇：《人民法院案例选》典型民商裁判规则12条解析

人民法院案例选典型民商裁判规则12条

2016-01-19法律服务创新论坛

本文整理并节选于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2014年第2辑（总第88辑）上，部分民商事典型案例所形成的裁判规则。

【规则摘要】

1.离婚后约定归一方的房产，赠与后、过户前可撤销

——夫妻协议离婚后，一方将离婚协议中约定归己所有房产给对方的，应视为赠与。在未办过户前，赠与人有权撤销。

2.让与担保在遵循“流质契约禁止”前提下，应有效

——约定转移财产所有权给债权人作为债务履行担保的让与担保，在遵循“流质契约禁止”原则前提下，应认定有效。

3.私房买卖合同，不因标的系划拨土地上房屋而无效

——建造在国有划拨土地上私有房屋买卖合同，土地使用权转让虽未经相关政府批准，亦不影响该房屋买卖合同效力。

4.当事人未因情势变更事由解约的，合同不当然解除

——合同成立后，因国家经济政策调整等客观情况导致情势变更事由发生，双方未明示解除合同的，合同不当然解除。

5.存款被冒领的，储户及金融机构应依各自过错担责

——储户对银行卡和密码未妥善保管，银行对取款人身份证未尽审核义务，致存款被冒领的，应依各自过错承担责任。

6.交通事故致终止妊娠的，受害者可主张精神抚慰金

——交通事故受害人系孕妇，因CT检查影响胎儿健康发育致终止妊娠的，受害者有权要求侵权人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7.好意同乘肇事，应减轻赔偿，并不予精神损害赔偿

——因好意同乘发生交通事故的，考虑到公平原则，应酌定减轻责任人赔偿责任，并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请不予支持。

8.饲养动物惊吓间接致人损害，饲养人应负相应责任

——受饲养动物惊吓而致人损害的间接侵权中，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应承担与饲养动物惊吓原因力相适应的责任份额。

9.单位职工之间造成工伤的，单位不负侵权赔偿责任 ——工伤事故责任与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发生竞合情形，用人单位不应为其工作人员之间造成的工伤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0.诉请债务人原股东承担清算责任，不构成重复诉讼

——诉请买卖合同债务人的清算组成员承担清算责任纠纷，与已经裁判并终结执行的买卖合同纠纷，不构成重复诉讼。

11.再审中止执行期间，不应计收被执行人迟延履行金

——再审中止执行期间系因法院职权行为产生，不属被执行人迟延履行，故再审中止期间不计收被执行人迟延履行金。

12.商品融资合同纠纷，可与质押物监管纠纷一并审理

——商品融资合同借贷双方与监管人签订质押商品监管协议所产生的质物监管纠纷，可与商品融资合同纠纷一并审理。

【规则详解】

1.离婚后约定归一方的房产，赠与后、过户前可撤销

——夫妻协议离婚后，一方将离婚协议中约定归己所有房产给对方的，应视为赠与。在未办过户前，赠与人有权撤销。

标签：离婚｜房产｜赠与｜撤销赠与

案情简介：2010年4月，赵某与王某协议离婚，约定夫妻共有、王某名下房屋归王某所有。同年7月，王某出具证明，载明前述房屋归赵某所有，并“无条件负责过户手续”。2011年，王某将前述房屋转卖。2013年，赵某诉请王某返还售房款。

法院认为：①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条款或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双方因离婚达成协议合法有效，王某依协议已取得诉争房屋所有权。②合同变更系指合同成立后，尚未履行或尚未完全履行前，在当事人不变的情况下合同内容发生变化现象。案涉离婚协议已履行完毕，不符合合同变更法律规定。③诉争证明内容载明王某将房屋无偿给赵某，符合赠与合同法律规定。《合同法》第186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对于本案，赠与物系不动产，《物权法》第9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王某未将房屋过户给赵某，故该房屋所有权未转移，此情况下，王某有权撤销赠与，故判决驳回赵某诉请。

实务要点：夫妻协议离婚后，一方将离婚协议中约定归自己所有的房产给对方的，应视为赠与。在未办过户前，赠与人有权撤销赠与。

案例索引：河南睢县法院（2013）睢民初字第497号“赵某与王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见《赵建伟诉王珍珍离婚后财产纠纷案——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条款的效力及不动产赠与撤销权的认定》（梁锦学），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402/88:105）。

2.让与担保在遵循“流质契约禁止”前提下，应有效

——约定转移财产所有权给债权人作为债务履行担保的让与担保，在遵循“流质契约禁止”原则前提下，应认定有效。

标签：借款合同｜合同性质｜让与担保｜流质契约禁止

案情简介：2009年，袁某与尤某签抵押协议，约定：郭某名下房产以买卖形式“过户抵押”给尤某，然后以尤某名义向银行贷款250万元，用于归还袁某、郭某所欠债务，并约定两年内袁某、郭某有权同价赎回该房产。2011年，因袁某、郭某要求赎回遭拒致诉。

法院认为：①抵押协议虽只有袁某签名，但郭某对内容认可，并对袁某代理行为事后追认，故二人代理关系成立，该抵押协议效力及于郭某。②从抵押协议内容看，袁某、郭某与尤某约定诉争房产过户给尤某并非基于买卖关系，而是意在设立让与担保关系，即尤某代袁某、郭某还款，袁某、郭某为担保债务履行，将诉争房产先移转至尤某，在袁某、郭某向尤某清偿债务后，尤某再返还诉争房产。该让与担保在遵循“流质契约禁止”原则前提下，其效力应予认定。③抵押协议中关于袁某、郭某违约即丧失赎回权条款属流质契约，违背担保本质属性，应属无效。同时，因担保目的在于担保债务清偿，如债权确能受偿，目的即已实现，故即使担保人债务已过清偿期，亦应允许担保人有请求赎回权。袁某已向尤某发出要求赎回房产告知函，诉争房产亦仍在尤某名下，故袁某、郭某要求返还诉争房产条件具备。判决袁某、郭某依约支付尤某270万元及利息，袁某、郭某付清上述款项后，尤某将诉争房屋返还给郭某，若袁某、郭某未在约定时间还款付息，尤某有权以上述房产折价或以拍卖、变卖该房产价款优先受偿。

实务要点：当事人通过约定转移财产所有权给债权人作为债务履行担保的，该让与担保在遵循“流质契约禁止”原则前提下，其效力应予认定。

案例索引：浙江宁波中院（2012）浙甬商终字第14号“尤某与尤丹某等合同纠纷案”，见《尤圆圆、尤丹芳等诉尤剑松合同纠纷案——让与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王文海、高志刚、郑益康），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402/88:111）。3.私房买卖合同，不因标的系划拨土地上房屋而无效

——建造在国有划拨土地上私有房屋买卖合同，土地使用权转让虽未经相关政府批准，亦不影响该房屋买卖合同效力。

标签：房屋买卖｜合同效力｜划拨土地

案情简介：2007年，杨某就其在街道上所建商住楼售予曹某签订买卖协议。2009年，杨某以该房屋所占土地为国有划拨土地为由，诉请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法院认为：①双方就案涉房屋签订买卖协议，目的系转让房屋所有权，且不改变土地使用权性质。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40条规定，以划拨土地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按国务院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但该法并未规定此类合同无效。依该法第40条、第61条规定，只要当事人履行了相关法定手续，法律允许其转让而非一律禁止，故诉争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有关效力性强制性规定。②双方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协议签订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故房屋买卖合同不存在无效事由，应为有效，判决驳回杨某诉请。

实务要点：土地使用权性质为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的私有房屋买卖，虽对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未经相关政府批准，但不影响该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

案例索引：安徽宣城中院（2011）宣中民四终字第00007号“杨某与曹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见《杨陆锦诉曹宏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划拨土地上的私有房屋可以转让》（吴环），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402/88:120）。4.当事人未因情势变更事由解约的，合同不当然解除

——合同成立后，因国家经济政策调整等客观情况导致情势变更事由发生，双方未明示解除合同的，合同不当然解除。

标签：合同解除｜继续履行｜情势变更｜经济损失

案情简介：2003年，钢铁公司与焦化公司签订协议，约定：焦化公司在钢铁公司轧钢项目建成后，向其供应废气的焦炉煤气；煤气管道由焦化公司负责架设。2004年，钢铁公司完成轧钢项目建设，焦化公司未依约架设管道。此后，焦化公司因国家政策调整，其低产高耗焦炉面临改造。2008年，焦化公司焦化项目投产，因其拒绝铺设向钢铁公司供气管道并拒绝输气致诉。

法院认为：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26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本案轧钢公司项目建成后，焦化公司因国家政策调整，其焦化项目进行了必要的改造，致使焦化公司在改造期间不能履行对钢铁公司的供气义务，该事由系因国家政策因素所致，构成非当事人意志所能控制的合同履行中的情势变更事由。对此期间损失，焦化公司不负赔偿责任。②前述情势变更事由发生后，焦化公司未根据法律规定要求解除合同，原协议继续有效。焦化公司焦化项目建成后，情势变更事由消除，焦化公司具备了合同履行条件，钢铁公司依双方合同约定要求焦化公司履行合同义务，焦化公司应履行。焦化公司明确表示不履行合同义务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鉴于案涉合同为供应煤气，不适宜强制履行，依《合同法》第110条规定，本案协议应予解除。③焦化公司应赔偿钢铁公司损失。考虑2008年煤炭价格大幅上涨，焦化公司如按签约时废气利用价格给钢铁公司供应煤气，则会使钢铁公司收益而使焦化公司明显受损，不符合市场交易公平原则。同时考虑钢铁公司因焦化公司不供应煤气而可能造成的被环保部门处罚等因素，综合确定焦化公司根本违约而给钢铁公司造成的损失。钢铁公司为使用替代能源购置设备的成本、支出的人工成本系钢铁公司因焦化公司违约而另行增加的成本，与焦化公司根本违约有直接因果关系，属钢铁公司直接损失，焦化公司应予赔偿。钢铁公司使用原煤替代焦炉煤气而发生的使用原煤与使用煤气的差价成本，属钢铁公司若依约使用煤气则可能会节约的能源成本，亦即钢铁公司预期可获得利益，属间接损失范畴。参照上述损失考虑因素，结合双方签约时系为废气利用背景，判决双方协议解除，焦化公司酌情赔偿钢铁公司损失300万余元。

实务要点：合同成立后，因国家经济政策调整等客观情况导致情势变更发生，双方未明示解除合同的，合同并不当然解除。在合同具备履行条件后，一方要求继续履行，另一方拒不履行的，应承担相应的违约损失赔偿责任。

案例索引：陕西高院（2011）陕民二终字第00051号“某钢铁公司与某焦化公司供气合同纠纷案”，见《陕西龙钢集团富平轧钢有限公司诉陕西陕焦化工有限公司供气合同纠纷案——情势变更因素消除后因合同解除造成的可得利益损失的认定》（魏西霞），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402/88:127）。5.存款被冒领的，储户及金融机构应依各自过错担责

——储户对银行卡和密码未妥善保管，银行对取款人身份证未尽审核义务，致存款被冒领的，应依各自过错承担责任。

标签：储蓄合同｜假身份证｜冒领存款

案情简介：2000年，刘某因与他人洽谈生意，在银行开立账户，并将银行卡及密码袋交予他人，导致他人持伪造刘某身份证在柜台取款13万元。

法院认为：①依金融机构管理部门有关规定，在特定交易情况下对交易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审核是金融机构法定义务，同时亦系保证交易人利益及交易安全需要。银行在为刘某开户并发卡时，要求刘某预留身份证内容，亦系为在今后交易中能正确审查身份证件内容是否与存款人本人身份一致。身份证件内容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码等要素，而其中身份证号码具有“一人一号”的唯一性，系保证交易安全的重要认证对象。银行在实际取款人所持身份证件号码与刘某所预留正确身份证件号码完全不同情况下，仍予付款，应视为未尽身份证件审核义务，且该行为与刘某存款被冒领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故银行应就此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②除存款人身份证件外，根据依附于储蓄账号的银行卡所具有的货币电子化交易特点，银行卡账号和密码亦共同构成电脑交易系统确认存款人身份的第二个重要认证手段，成为确保存、取款等各种交易安全的重要因素。银行卡密码由计算机自动生成且只有本人知悉，密码一旦确定和输入，非经复杂的破译程序不可再现，除非本人出于故意或过失泄密，他人亦不可能知晓。刘某因自身误解，将银行卡及密码袋交由他人，应自负他人使用银行卡及其密码进行交易所产生的风险和后果。故刘某作为持卡人在使用银行卡期间具有重大过失，应对其存款被冒领承担相应责任。③银行应履行的身份证件验证只是形式上审查，但计算机系统对银行卡及其密码对于实现交易安全的作用明显大于身份证件，储户对银行卡及其密码的保管、保密义务明显大于银行对于身份证件的审查义务，故判决银行对刘某存款在柜台被冒领损失13万元承担40%即5万余元赔偿责任。

实务要点：储户对银行卡和密码未尽妥善保管义务，银行对取款人身份证件未尽审核义务，导致存款被冒领的，应依各自过错承担相应责任。

案例索引：福建厦门中院（2007）厦民终字第2319号“刘某与某银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见《刘志国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思明支行、鹭江支行储蓄存款损失赔偿纠纷案——储户对银行卡和密码未尽妥善保管义务，银行对取款人身份未尽充分审核义务，致存款被冒领时责任认定》（尤冰宁），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402/88:138）。

6.交通事故致终止妊娠的，受害者可主张精神抚慰金

——交通事故受害人系孕妇，因CT检查影响胎儿健康发育致终止妊娠的，受害者有权要求侵权人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标签：交通事故｜终止妊娠｜精神抚慰金

案情简介：2013年，李某因交通事故受伤，对方负主要责任。李某在医院做CT检查，发现已怀孕1个多月。李某出于健康考虑，选择了终止妊娠。

法院认为：①交通事故后，伤者在医院接受X光拍片或CT检查属常规之举，而前述行为会导致胎儿畸形亦系常识，故终止妊娠并非原告自行选择结果，而是拍片检查后必然结果，故终止妊娠与交通事故存在必然因果关联。②终止妊娠，对李某精神伤害显而易见，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第2款规定，应予精神抚慰。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李某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6000余元外，酌定保险公司支付李某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实务要点：交通事故受害人系孕妇，因CT检查影响胎儿健康发育致终止妊娠的，受害者有权要求侵权人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案例索引：浙江宁波鄞州区法院（2013）甬鄞邱民初字第186号“李某与某保险公司等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见《李振兰诉华家伟、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交通事故致孕妇终止妊娠，受害者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黄文娟、苏家成），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402/88:160）。

7.好意同乘肇事，应减轻赔偿，并不予精神损害赔偿

——因好意同乘发生交通事故的，考虑到公平原则，应酌定减轻责任人赔偿责任，并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请不予支持。

标签：交通事故｜好意同乘｜减轻赔偿｜精神损害赔偿

案情简介：2013年，肖某无偿搭乘苏某驾驶车辆，因发生单方事故致二人死亡。交警认定苏某全责。肖某近亲属诉请苏某近亲属赔偿。

法院认为：①本案现有证据不能推翻交警所作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②在确定责任承担上，因本案系好意同乘情形，考虑到权利义务平衡及鼓励好意施惠行为因素，应酌情减轻责任人赔偿责任，并对原告方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判决被告方赔偿原告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的80%共计34万余元。

实务要点：因好意同乘发生交通事故的，考虑到权利义务平衡及鼓励好意施惠行为因素，应酌定减轻责任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并对精神损害赔偿金不予支持。案例索引：天津一中院（2013）一中民少终字第61号“李某等诉徐某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见《李源等诉徐建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件中占据的运用及好意同乘中民事责任的承担》（路诚），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402/88:164）。8.饲养动物惊吓间接致人损害，饲养人应负相应责任

——受饲养动物惊吓而致人损害的间接侵权中，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应承担与饲养动物惊吓原因力相适应的责任份额。

标签：交通事故｜无接触事故｜饲养动物｜宠物狗

案情简介：2011年，左某骑电动自行车搭乘爱人吴某，因受小区楼道口突然出来的宠物狗惊吓，吴某翻掉下车，造成左某摔伤致10级伤残。该宠物狗登记在白某名下、实际由王某饲养。

法院认为：①白某虽系致害宠物狗在公安机关登记的养犬人，但其并非该宠物狗实际饲养人。依《侵权责任法》第78条规定，饲养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应由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故白某不承担责任。王某作为宠物狗实际饲养人，应对左某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②因动物行为存在不可预知性，尤其是犬类动物存在攻击性和传染疫病危险，一般人会对其产生恐惧、紧张、害怕心理。尽管本案宠物狗体型较小，但仍具有一定危险性，同时，当宠物狗从楼道中跑出来时，王某并未采取安全措施，导致吴某因此受惊吓造成本案事故，侵权因果关系存在。③吴某受狗惊吓从车上翻掉下来，其避让不当亦系左某受伤原因之一。左某骑电动车在居民区载人、事发时小区路面状况是否平坦、左某骑车速度及其在慌乱中采取的何种避让行为，都会导致其身体失去平衡而摔倒，与左某受伤有一定作用。故宠物狗惊吓与左某所受损害之间不具有完全的因果关系，判决王某赔偿左某损失的25%即3万余元。

实务要点：受饲养动物惊吓而致人损害的间接侵权中，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应承担与饲养动物惊吓原因力相适应的责任份额。

案例索引：天津二中院（2014）二中民四终字第204号“左某与王某等健康权纠纷案”，见《左强诉王玉银、白牧等健康权纠纷案——饲养动物惊吓间接致害的侵权责任》（何丽苹），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402/88:184）。9.单位职工之间造成工伤的，单位不负侵权赔偿责任

——工伤事故责任与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发生竞合情形，用人单位不应为其工作人员之间造成的工伤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标签：交通事故｜工伤与侵权竞合｜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

案情简介：2007年，杜某驾驶挂靠运输公司车辆与李某驾驶实业公司车辆相撞，致李某受伤、李某车上乘客宋某死亡。2008年，李某、宋某受伤被认定为工伤。2011年，生效判决判令实业公司支付宋某近亲属工伤赔偿23万余元。随后，宋某近亲属起诉运输公司、杜某及实业公司，主张人身损害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①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宋某系实业公司职工，系因工死亡并已认定为工伤，因实业公司并非“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故对宋某死亡仅承担工伤赔偿责任，该责任与杜某应承担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系两种不同性质，两者之间不构成连带责任。②《侵权责任法》第34条第1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国家建立工伤保险制度，强制用人单位为其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其目的不仅在于补偿受害人，亦系为分散用人单位工伤风险。其中，用人单位工作人员执行工作任务时造成其他工作人员损害风险，正是工伤保险支付分散风险之一。此时，遭受人身损害的工作人员或其近亲属不应以“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为由，要求用人单位为其工作人员造成的损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判决杜某赔偿原告30万余元，运输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实务要点：工伤事故责任与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发生竞合情形，用人单位执行工作任务的工作人员不属于“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用人单位不应为其工作人员之间造成的工伤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案例索引：河南郑州中院（2012）郑民一终字第1437号“宋某与某实业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见《宋培安等诉郑州大亚兽药有限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同一用人单位，一工作人员因执行职务行为造成另一工作人员损害之责任认定》（王明振），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402/88:172）。10.诉请债务人原股东承担清算责任，不构成重复诉讼

——诉请买卖合同债务人的清算组成员承担清算责任纠纷，与已经裁判并终结执行的买卖合同纠纷，不构成重复诉讼。

标签：公司清算｜清算程序｜重复诉讼

案情简介：2012年1月，生效判决判令管件公司返还钢铁公司买卖合同货款19万余元。同年9月，钢铁公司发现管件公司于2012年5月已清算并解散，遂以清算组成员及股东李某、祁某为被告诉请赔偿损失。关于钢铁公司是否构成重复诉讼，成为争议焦点之一。

法院认为：①钢铁公司认为管件公司股东李某、祁某作为清算组成员在清算过程中存在过错，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二）》第11条第2款规定，请求李某、祁某予以赔偿，属清算责任纠纷诉讼。而已经裁判、执行并已终结执行的钢铁公司诉管件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争议双方当事人为钢铁公司和管件公司，争议标的系双方因买卖合同关系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②两案被告不同、争议标的即诉争权利义务关系不同，不符合“一事”认定标准。钢铁公司起诉，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不属重复诉讼，不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法院应予受理。

实务要点：诉请买卖合同债务人清算组成员承担清算责任纠纷，与已裁判并已终结执行的买卖合同纠纷，不构成重复诉讼。

案例索引：河北沧州中院（2013）沧立民终字第191号“某钢铁公司与李某等清算责任纠纷案”，见《无锡市洋利特钢管有限公司诉李世岐等清算责任纠纷案——案件受理审查时如何正确认定“重复诉讼”》（栗保东），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402/88:155）。

11.再审中止执行期间，不应计收被执行人迟延履行金

——再审中止执行期间系因法院职权行为产生，不属被执行人迟延履行，故再审中止期间不计收被执行人迟延履行金。

标签：执行｜中止恢复｜迟延履行金

案情简介：2009年，生效判决判令县政府及采砂办返还实业公司出让款1000万余元。2010年，实业公司申请执行。2011年，该案因进入再审程序而被法院裁定中止执行。2013年，该案再审判决维持，实业公司申请恢复执行，并主张再审中止期间的迟延履行金。

法院认为：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问题的批复》第2条系针对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与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何确定清偿顺序的规定。本案生效法律文书未判决利息，故在执行程序中并不存在利息计算及还款问题。②依《民事诉讼法》第253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该条迟延履行金支付依据规定表明迟延履行金性质系由执行法院对不按时履行判决义务的被执行人依法进行计算的惩罚性罚息，系对当事人不按时履行判决的惩罚性措施。而本案中法律裁定中止导致的被执行人未按时履行，系法院职权行为所导致被执行人不能按时履行，非被执行人自身原因造成。被执行人此种不能按时履行不应受到惩罚。法院裁定中止应视为执行中断，中断的执行自然不应产生继续计算迟延履行的后果。且裁定中止将判决效力处于待定状态，不确定的判决必然导致执行义务履行的不确定性，在此情况下迟延履行金没有确定的计算依据。故对再审裁定中止期间的迟延履行金不应计算。③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11月27日针对本案，所作（2013）执他字第24号批复亦认为：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法院裁定中止原判决、裁定、调解书执行后，中止执行期间不属被执行人迟延履行。故再审中止期间不能计收被执行人迟延履行金。

实务要点：按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法院裁定中止原判决、裁定、调解书执行后，中止执行期间不属被执行人迟延履行。故再审中止期间不能计收被执行人的迟延履行金。

案例索引：江西高院（2010）赣执终字第4号“某实业公司与某采砂办等执行纠纷案”，见《成都鹏伟实业有限公司与永修县鄱阳湖采砂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永修县人民政府采矿权执行案——再审中止期间应否计算迟延履行金》（王慧军、黄新文），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402/88:179）。12.商品融资合同纠纷，可与质押物监管纠纷一并审理

——商品融资合同借贷双方与监管人签订质押商品监管协议所产生的质物监管纠纷，可与商品融资合同纠纷一并审理。

标签：借款合同｜合同性质｜管辖｜质押监管协议｜商品融资合同

案情简介：2010年，银行与煤炭公司签订《商品融资合同》，约定后者以煤炭商品向前者质押借款800万元。同时，银行与煤炭公司、物流公司签订《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约定物流公司占有监管质物。银行另与李某签订借款保证合同。2012年，银行诉请煤炭公司偿还借款本息，李某连带清偿，并主张对质押煤炭优先受偿，同时以质押物减值为由，要求物流公司承担责任。物流公司抗辩称保管合同关系不应与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并审理。

法院认为：①依中国工商银行《商品融资业务管理办法（试行）》，商品融资系指基于银行委托第三方监管人对借款人合法拥有的储备物、存货或交易应收的商品进行监管，以商品价值作为首要还款保障而进行的结构性短期融资业务，是以动产作为质物提供质押担保，即实际的商品质押融资，具有担保方式和担保物的特殊性。故贷款银行与借款人、监管人三方所签《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系《商品融资合同》从合同。银行与物流公司成立担保合同关系。其次，从合同系为保障主合同履行签订，该监管协议主体与标的物特定，物流公司接受质权人银行委托并按质权人指示监管质物，故双方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同时，物流公司依约收取监管费用，代理银行占有质物，履行监管义务，双方成立保管合同关系。②结合本案质物质量指标改变事实，可认定质物变质因物流公司监管职责不到位造成。故判决煤炭公司偿还银行借款本息，银行对质押合同项下煤炭折价或以拍卖、变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李某对煤炭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担清偿责任后对煤炭公司享有追偿权；在对涉案质押合同项下煤炭折价或拍卖、变卖过程中，如质物毁损、灭失、变质、短少、受污染，不足以清偿银行借款本息时，由物流公司在质物清单限额内承担实际损失的赔偿责任。

实务要点：为保证借贷双方商品融资合同履行，双方又与监管人签订质押商品监管协议，由此产生的质物监管纠纷与商品融资合同纠纷，可一并审理。

案例索引：山西高院（2012）晋商终字第59号“某银行与某煤炭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长征街支行诉岢岚县愣子洗煤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的性质认定》（张婷），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402/88:192）。

文章来源：深圳罗湖区法院

第二篇：《人民法院案例选》第89辑典型民商裁判规则15条分析

《人民法院案例选》第89辑典型民商裁判规则15条

【规则摘要】

1.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的房产，离婚时据实确定权属

——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的房产，在另一方主张系其婚前个人财产并提供充分的相反证据情况下，应据实确定物权人。

2.以交付预付式消费卡的方式付款，应视为债权转让

——预付式消费卡交付应视为债权转让。在无特别约定情况下，支付消费卡一方对嗣后消费卡无法消费不负担保责任。

3.因被他人伪卡盗取存款的，发卡行应承担违约责任

——持卡人与发卡行之间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银行卡被他人以复制伪卡方式盗取存款的，发卡行应承担违约责任。

4.村经济合作社违规为个人借款担保，担保应为无效

——村经济合作社未经村民代表大会、社员大会表决通过，为个人借款提供保证担保的，即便已盖章，该担保仍无效。

5.抵押权人可申请特别程序，请求法院实现担保物权

——抵押权人与抵押人未就抵押权的实现方式达成协议的，抵押权人可申请特别程序，请求法院拍卖、变卖抵押财产。

6.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属，应以承包合同内容为准

——土地承包经营权自承包合同成立时取得，不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为前提条件。二者不一致时，以合同为准。

7.保险公司代位求偿路产损失、机动车损失险的处理

——保险公司就被保险人所致路产损失不能向高速公路管理者代位求偿。代位求偿机动车损失险时，应适用过失相抵。

8.伪造股东签名转让其股权的，股东会决议部分无效

——伪造个别股东签名而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涉及处分股东私权利部分，因违反股东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无效。9.公司不能以股东了解公司状况而抗辩其知情权行使

——公司未能举证证明股东行使知情权具有不正当目的，仅以股东对公司财务状况已有所了解为由抗辩的，不予支持。

10.股东近亲属存在同业竞争情形，股东知情权应受限

——股东近亲属经营与股东所在公司同类业务，两公司存在竞争关系时，公司可拒绝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请求。

11.一人公司是否适用人格否认制度，看是否高度混同

——一人公司是否适用人格否认制度，应重点审查股东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公司财产、人格、人员等方面的高度混同。

12.票据本身并不能作为双方之间存在原因关系的证明

——买卖合同一方当事人依票据基础法律关系提起买卖合同纠纷诉讼，其应首先就双方存在的买卖法律关系进行举证。

13.直接前后手债权人，可诉请合同债权或票据追索权

——票据关系的直接前后手之间发生合同债权债务纠纷的，债权人可选择以主张票据追索权或合同债权方式行使诉权。

14.委托人在进出口贸易环节风险，不应由代理人承担

——委托代理进出口法律关系中，委托人在进出口贸易中，因自身决策所致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应由代理人承担。

15.原审原告作为被上诉人，二审期间可申请撤回起诉

——作为被上诉人的原审原告在二审期间申请撤回起诉的，只要该诉讼权利处分行为不损害他人权益，法院应予准许。

【规则详解】

1.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的房产，离婚时据实确定权属

——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的房产，在另一方主张系其婚前个人财产并提供充分的相反证据情况下，应据实确定物权人。

标签：权属登记｜离婚｜不动产登记簿｜高度盖然性 案情简介：1998年，张某与刘某恋爱。2001年6月，双方登记结婚。2005年，刘某起诉离婚。2001年9月登记在刘某名下房产的归属，成为双方主要争议焦点。张某主张该房系其于2001年3月以52万元参与竞买，嗣后悔拍并私下与房主协商以45万元成交的房产，当时为规避拍卖规则，以刘某名义付款。张某提供了当时的取款凭证。

法院认为：①不动产权属证书具有初步证明物权归属作用，不动产登记簿系确认不动产物权归属依据，但亦仅具权利推定证据效力。在一方当事人提供较为充分的相反证据情况下，法院应综合审查相关证据证明力，判断各证据证明力大小，运用优势证据规则判断不动产物权归属，以确认不动产物权人。②本案查明事实证明诉争房屋于张某、刘某婚前经拍卖取得，产权人之所以登记在刘某名下，系因张某悔拍并私下与房屋出卖方另行商议以低于竞拍价格购房所致，即为规避拍卖程序相关竞拍规则，在诉争房屋未经再次拍卖程序情况下，以刘某名义按协商价格延用原拍卖程序成交，系特殊形式的顶名买房。③张某取款时间、数额与交购房款时间、数额基本吻合，形成高度盖然性，同时与其竞拍房屋意思表示相印证。刘某虽主张系其自己出资购房，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购房资金来源及出资购房情况，用于推翻或排斥张某主张的前述取款用途，故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判决确认诉争房屋归张某所有。

实务要点：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房产，在另一方主张系其婚前个人财产，并提供较为充分的相反证据情况下，法院应综合审查相关证据证明力，判断各证据证明力大小，运用优势证据规则判断不动产物权归属，确认不动产物权人。

案例索引：天津高院（2012）津高民申终字第1246号，见《刘某诉张某离婚纠纷案——不动产权属的认定与优势证据规则的运用》（董志勇），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403/89:124）。

2.以交付预付式消费卡的方式付款，应视为债权转让

——预付式消费卡交付应视为债权转让。在无特别约定情况下，支付消费卡一方对嗣后消费卡无法消费不负担保责任。

标签：债权转让｜法律关系｜预付式消费卡

案情简介：2012年，王某以某酒店价值44万余元、面值50万元的预付式消费卡作为向酒业公司提货付款方式之一，并经双方结算确认，且经酒业公司会计签 字。2013年，王某主张将其未多付货款退还。酒业公司以酒店经营不善，消费卡无法消费为由要求退卡给王某。

法院认为：①预付式消费卡具有代币券和现金的一些表象特征，但与货币亦有本质区别，通常情况下不能作支付手段流通。但如一方同意接收消费卡作为支付方式，性质上属原持有消费卡一方将对商家享有的债权转让给了接收消费卡的一方。该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支付消费卡一方仅对该债权的有效存在负担保责任，但对债务人清偿能力不负担保义务。②本案所涉酒店消费卡，内有储值金额，能在酒店作为货币进行消费，故具有价值，且其发行、流通、使用等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其能作为一定的支付对价予以确认。王某将该消费卡交付酒业公司，酒业公司亦已接受，应视为酒业公司认可王某将消费卡作为预付款支付方式。尽管酒业公司法定代表人认为关于对账余额的结算系其公司会计在其签字后再行书写，但会计系公司内部具有结算职能人员，故其与王某结算行为应视为履职行为，该结算金额应对酒业公司有约束力。至于之后该消费卡无法使用问题，应由酒业公司向酒店另行主张，而不应再在本案中行使抗辩，故判决酒业公司支付王某44万余元。

实务要点：预付式消费卡作为款项支付方式情形，应视为债权转让。嗣后因发卡人原因导致消费卡无法消费，在双方无特别约定情况下，支付消费卡一方对此并不负担保责任。

案例索引：江苏无锡中院（2014）锡商终字第0253号，见《王三君诉宜兴市邦德酒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预付式消费卡的性质及转让中的担保义务》（胡伟、翟俊鹏），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403/89:136）。

3.因被他人伪卡盗取存款的，发卡行应承担违约责任

——持卡人与发卡行之间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银行卡被他人以复制伪卡方式盗取存款的，发卡行应承担违约责任。

标签：储蓄合同｜伪卡交易｜异地支取

案情简介：2012年，陈某银行卡被他人持伪卡在境外取款并产生手续费共9900余元。

法院认为：①陈某与银行之间形成的储蓄存款合同自愿合法，应有效。依国务院《储蓄管理条例》第5条第2款规定，储蓄机构办理储蓄业务，须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储户保密”原则。故银行在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金融活动中获取利润，应全面履行为储户保密义务，保护储蓄存款安全。不仅在操作流程上切实为储户保密，且应加强技术投入，在硬件上防止储户信息被他人窃取。②现银行未能有效防止陈某储蓄卡信息被他人窃取，导致陈某存款被他人持伪造储蓄卡非法支取，银行应承担返还被支取款项及相应手续费的违约责任。

实务要点：持卡人与发卡银行之间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银行卡被他人以复制伪卡方式盗取存款的，发卡银行应承担违约责任。

案例索引：浙江温岭法院（2012）台温商初字第475号，见《陈辉诉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支行借记卡纠纷案——储户银行卡未离身却遭异地支取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林恩伟），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403/89:224）。

4.村经济合作社违规为个人借款担保，担保应为无效

——村经济合作社未经村民代表大会、社员大会表决通过，为个人借款提供保证担保的，即便已盖章，该担保仍无效。

标签：保证｜担保主体｜村经济合作社

案情简介：2012年，村经济合作社社长章某为其个人借款向颊某出具借条，并在“担保人”栏加盖了合作社章。

法院认为：①《合同法》第50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虽然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社组织条例》并无类似《公司法》相关条款对担保的决议程序进行规范，但从条例内容看，村经济合作社为他人提供担保应慎重对待，须通过合作社权力机构即社员大会表决。②本案中，借条“担保人”一栏虽盖有村经济合作社章，但为个人提供担保并非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社组织条例》规定的经济合作社职责范围，在合作社章由章某保管且章某否认其加盖已经该村村民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表决通过情况下，颊某亦未提供证据对此予以证实。截至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前，村经济合作社亦未对该担保行为予以追认，故章某盖章行为并非村经济合作社真实意思表示，颊某据此要求村经济合作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诉请，法院不予支持。

实务要点：村经济合作社未经村民代表大会、社员大会表决通过，为个人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即使借贷凭证上加盖了合作社印章，因出借人未尽审查义务，并非善意相对人，该担保亦属无效，经济合作社无需承担担保责任。

案例索引：浙江宁波中院（2014）浙甬商终字第569号，见《郏先红诉章志芳、奉化江口街道河西村经济合作社等民间借贷纠纷案——村经济合作社保证担保效力的认定》（胡馨），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403/89:142）。

5.抵押权人可申请特别程序，请求法院实现担保物权

——抵押权人与抵押人未就抵押权的实现方式达成协议的，抵押权人可申请特别程序，请求法院拍卖、变卖抵押财产。

标签：抵押｜抵押权实现｜特别程序

案情简介：2012年，周某以名下房产向典当公司抵押借款350万元，并签订《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办理了他项权证。同时，双方在公证处办理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2013年，因周某到期未偿，典当公司向法院申请实现担保物权，请求法院裁定拍卖、变卖抵押房产，优先偿还当金、违约金（利息）及律师费。

法院认为：①《物权法》第195条第2款规定，抵押权人与抵押人未就抵押权实现方式达成协议的，抵押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抵押财产。据此，向法院申请拍卖、变卖抵押物实现抵押权，并非请求法院解决民事争议，而是请求确认和实现担保物权程序，性质上系非讼事件，应采用非讼程序。②本案申请人典当公司与周某所签《当票》、《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合法有效。现周某未按期偿还当金，显属违约，应支付违约金、律师费。故裁定准予对被申请人周某抵押房产采取拍卖、变卖依法变价，申请人典当公司对变价后所得价款350万余元及相应利息范围内优先受偿。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即执行。

实务要点：抵押权人与抵押人未就抵押权实现方式达成协议的，抵押权人可申请特别程序实现担保物权，请求法院拍卖、变卖抵押财产。

案例索引：江苏淮安淮阴法院（2013）淮商特字第1号，见《申请人淮安市恒通典当有限公司要求实现担保物权案——特别程序实现担保物权之司法实务探索》（马作彪），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403/89:267）。

6.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属，应以承包合同内容为准

——土地承包经营权自承包合同成立时取得，不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为前提条件。二者不一致时，以合同为准。

标签：集体土地使用权｜土地承包｜合同效力

案情简介：1999年，郝某与村委会签订30年期的土地承包合同并领取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01年，郝某将部分土地交张某耕种，并由村小组组长在承包经营证上直接勾划，以示变更登记。随后一直以张某名义交纳农业税、领取直补款。2012年，郝某诉请张某归还土地。

法院认为：①依《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规定，无论何种类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均自合同生效时设立。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后，主管部门应向权利人发放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该登记造册在性质上系一种行政备案，并不具有物权创设效力。《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承包农户取得承包经营权重要依据，但该经营权取得不以证书为前提条件。土地承包经营权自承包合同成立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应与土地承包合同相一致，二者不一致时，一般应以承包合同内容为准。本案中，郝某一家于1999年通过承包合同方式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后，郝某将诉争土地交予张某耕种，并由村小组组长对证书进行勾划，该勾划行为无证据证明已经村委会同意。在双方所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与合同内容发生冲突情况下，证书性质上仅系一种行政备案，并不具有创设物权效力，应以土地承包合同内容为准。②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是指土地承包经营户在取得原始发包人即村集体同意情况下，将其从村集体所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实际耕种者，从而退出土地承包关系。张某此前交纳农业税、后领取直补款，只能证明由其负责赋税的客观事实，与“谁耕种、谁受益、谁交纳税费”原则一致，并不能证明土地使用权权属转让。故判决确认郝某与村委会所签土地承包合同有效，张某于当年农作物收获期结束后将诉争承包土地返还给郝某。

实务要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不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为前提条件，土地承包经营权自承包合同成立时取得，二者不一致时，应以合同内容为准。

案例索引：山西长治中院（2013）长民终字第0309号，见《郝爱军、宋俊苗诉张忠芳等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土地承包合同效力的认定》（闫明先），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403/89:157）。

7.保险公司代位求偿路产损失、机动车损失险的处理

——保险公司就被保险人所致路产损失不能向高速公路管理者代位求偿。代位求偿机动车损失险时，应适用过失相抵。

标签：保险｜交强险｜路产损失｜机动车损失险｜过失相抵

案情简介：2012年，贸易公司司机尹某驾车撞上高速公路上残留轮胎肇事，交警认定尹某采取措施不当。贸易公司支付了路产赔偿费1600元、拖车费及修车费公1万余元，交强险保险公司予以理赔后向公路公司代位求偿。

法院认为：①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3条、第22条规定，交强险是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保险公司追偿对象是交通事故致害人。本案中，保险公司赔付给被保险人的1600元系公路公司路产损失，公路公司系该损失受害人，非属保险公司法定追偿范围。②本案被保险人进入高速路后即与公路公司形成有偿服务合同关系。按合同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公路公司有收取费用权利，亦有提供保障公路安全、通畅义务。公路公司虽有证据证实定期巡查公路，但该行为并未达到保障公路安全通行目的，未及时清除路面上轮胎，致使被保险人与路面上轮胎发生碰撞，公路公司在履行义务时存在瑕疵，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合同责任虽以严格责任为归责原则，但双方当事人对损害结果发生是否存在过错，在确定合同责任时仍系须虑及重要因素。权利人有过失的，应相应减轻违约方违约责任。本案中，依事故认定书，被保险人对事故发生存在过失，应适当减轻公路公司违约责任，酌定公路公司承担被保险人损失80%，故判决公路公司赔偿保险公司8900余元。

实务要点：保险公司在赔付被保险人交强险保险金后，就被保险人造成的路产损失不能向高速公路管理者主张代位求偿。代位求偿机动车损失险时，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案例索引：广东广州中院（2013）穗中法金民终字第57号，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诉广州北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 权纠纷案——高速公路管理者对路面障碍物造成公路使用人的财产损失应否承担民事责任的认定》（杨斯淼），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403/89:259）。

8.伪造股东签名转让其股权的，股东会决议部分无效

——伪造个别股东签名而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涉及处分股东私权利部分，因违反股东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无效。

标签：股权转让｜股东资格｜决议效力｜伪造签名

案情简介：2012年，李某以2003年医药公司股东会决议伪造其签名转股为由，诉请确认该决议无效。

法院认为：①李某诉请确认公司决议无效，不适用诉讼时效期间规定。②医药公司作为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设立、变更、终止等事项均应受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调整与规范，股东会决议亦应系公司各股东真实意思表示。诉争股东会决议中李某签名并非其本人签署，医药公司亦无证据证明该决议系李某授权他人代签，故该决议非李某真实意思表示。决议中有关转股内容未经李某同意，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决议其他内容，因李某签名不真实属会议召集程序或表决方式存在瑕疵，并不因此无效。

实务要点：伪造个别股东签名而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涉及处分股东私权利部分，因违反股东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和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无效。

案例索引：北京二中院（2012）二中民终字第17626号，见《李刚毅诉北京慈铭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伪造股东签名对股东会决议效力的影响》（巴晶焱），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403/89:230）。

9.公司不能以股东了解公司状况而抗辩其知情权行使

——公司未能举证证明股东行使知情权具有不正当目的，仅以股东对公司财务状况已有所了解为由抗辩的，不予支持。

标签：股东知情权｜抗辩理由｜不正当目的

案情简介：2011年，中学作为教育公司股东，发函要求查阅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董事会会议决议、股东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账簿（包括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教育公司以中学负责人对教育公司财务状况了解为由进行抗辩。

法院认为：①依《公司法》相关规定，股东享有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的权利。教育公司以中学对公司财务状况已有所了解为由，排除其对股东知情权的行使，于法无据。②股东可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拒绝提供查阅。本案中，教育公司在本案中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中学具有不正当目的，故判决教育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将该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董事会会议决议、股东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账簿（包括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置备于公司住所地，以供中学查阅。

实务要点：股东享有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的权利。公司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股东行使知情权具有不正当目的，以股东对公司财务状况已有所了解为由，排除其对股东知情权的行使，于法无据。

案例索引：北京一中院（2012）一中民终字第5887号，见《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北大依林公司诉北京北大附中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股东知情权的行使界限》（刘杨田），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403/89:236）。

10.股东近亲属存在同业竞争情形，股东知情权应受限

——股东近亲属经营与股东所在公司同类业务，两公司存在竞争关系时，公司可拒绝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请求。

标签：股东知情权｜不正当目的｜同业竞争

案情简介：2011年，股东张某起诉工艺品公司，要求查阅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和账簿。公司以其近亲属出资设立并经营的制品公司存在同业竞争情形为由拒绝。

法院认为：①张某作为公司股东，有权要求查阅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该项查阅权系股东法定权利，公司不得剥夺和限制。且是否查阅取决于股东意志，查阅目的适当与否、是否可能损害公司利益等理由均不能构成拒绝股东查阅公司财务会计 报告的有效抗辩。②从《公司法》第34条第2款规定看，法律赋予股东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权利以保障股东权利充分行使，同时亦要求该权利应在一种权利平衡机制下行使。具体而言，法律规定股东基于正当目的可要求查阅会计账簿，但亦对股东查阅权作了必要限制，即在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时，可拒绝股东查阅。从而在保护股东权利同时防止股东滥用权利损害公司利益，以平衡股东和公司之间利益关系。本案中，制品公司经营项目与工艺品公司相近似，两公司客观上存在竞争可能。张某虽非制品公司股东，但该公司系由其近亲属出资设立并经营。基于此种特殊身份关系，若允许张某查阅工艺品公司会计账簿，将有可能导致工艺品公司具有商业秘密性质的信息被制品公司所知悉，故法院认定允许张某查阅会计账簿将有可能损害工艺品公司利益，判决工艺品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备置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供张某查阅，驳回张某要求查阅工艺品公司会计账簿的诉请。

实务要点：在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时，可以拒绝股东查阅。股东近亲属经营与股东所在公司同类业务，两公司存在竞争关系时，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可认定构成《公司法》第33条第2款规定的“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情形。

案例索引：北京一中院（2012）一中民终字第2247号，见《张同禄诉北京禄颖兰釉艺工艺品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案——股东知情权的保护与合理限制》（邹明宇），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403/89:245）。

11.一人公司是否适用人格否认制度，看是否高度混同

——一人公司是否适用人格否认制度，应重点审查股东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公司财产、人格、人员等方面的高度混同。

标签：公司人格否认｜一人公司｜高度混同

案情简介：2000年，旅游公司与管理处签订游船航线独家经营合同。2010年，旅行社及旅游公司独资设立的投资公司租从旅游公司租赁取得上述航线，并实际向管理处履行合同。此期间，投资公司应退还旅行社150万元船票款。2012年，旅行社诉请投资公司退还，并以旅游公司与投资公司共用同一航线及码头、人员存在交叉使用、相互担保等为由，要求旅游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法院认为：①旅游公司与管理处签订协议后，虽未再签订书面合同，但旅行社、投资公司与管理处之间事实上持续履行合同。各方虽对合同主体存有争议，但三者之间存在事实合同关系，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投资公司应依该事实合同关系支付旅行社船票款150万余元及相应利息损失。②旅游公司已将名下航线承租给旅行社和投资公司，无法认定旅游公司与投资公司使用同一航线和码头。投资公司以名下财产为旅游公司提供担保，属企业间相互担保，亦不能证明二者存在财产混同。同时，员工社保费用交纳并不能充分证明员工与单位所属关系，投资公司支出凭单上有旅游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亦非普遍现象，不能由此认定旅游公司与投资公司人员存在混用。依交管局出具的情况说明，结合庭审中法庭对当事人资产的询问内容及其他证据，应认定投资公司与旅游公司具有各自独立财产。故旅游公司不应对投资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实务要点：一人公司是否适用人格否认制度，应重点审查股东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公司财产、人格、人员及具体业务等方面的高度混同。

案例索引：北京海淀法院（2012）海民初字第22048号，见《北京运河旅行社有限公司诉北京京城水系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等其他合同纠纷案——一人公司人格否认之认定》（殷华、张沛），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403/89:251）。

12.票据本身并不能作为双方之间存在原因关系的证明

——买卖合同一方当事人依票据基础法律关系提起买卖合同纠纷诉讼，其应首先就双方存在的买卖法律关系进行举证。

标签：票据｜付款义务｜举证责任

案情简介：2006年开始，商贸公司向建筑公司供应钢材。2008年，商贸公司以建筑公司欠付货款为由起诉，并提交了一张建筑公司2007年签发、数额为32万余元的支票。该支票因签章不全被退票，商贸公司据此主张退票金额。

法院认为：①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的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故本案应由商贸公司举证证明双方买卖关系的存在。②商贸公司据以主张权利的支票因签章不全被银行退票，依《票据法》第84条规定，出票人签章属支票绝对记载事项，涉案支票缺少签章被银行退票，商贸公司用该支票作为证据，要求建筑公司付款，在建筑公司否认双方存在直接债权债务关系情况下，持票人商贸公司作为买方应举证证明涉案买卖合同基础关系存在。③商贸公司提交的发票存根联、记账联合银行进账单，仅证明双方此前有过买卖合同关系，不能证明双方此后实际发生过诉争业务关系。因商贸公司提交证据不能证明其与建筑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故判决驳回商贸公司诉请。

实务要点：买卖合同一方当事人依票据基础法律关系提起买卖合同纠纷诉讼，其应首先就双方买卖法律关系举证，票据本身并不当然证明票据原因关系。在票据有效情况下，票据债务人仍可能依票据基础关系进行抗辩。

案例索引：山东高院（2013）鲁民提字第218号，见《青岛鑫润商贸有限公司诉青岛冠华建设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应正确区分票据纠纷与票据基础法律关系纠纷审理规则》（徐清霜、谭玉洁），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403/89:217）。

13.直接前后手债权人，可诉请合同债权或票据追索权

——票据关系的直接前后手之间发生合同债权债务纠纷的，债权人可选择以主张票据追索权或合同债权方式行使诉权。

标签：管辖｜票据纠纷｜合同债权｜票据追索权｜直接前后手

案情简介：2012年，能源公司背书转让给实业公司一张2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用以支付货款。后因出票人与能源公司存在经济纠纷致诉，该票据被冻结。实业公司提示付款遭银行拒付后，在提货地阳城法院起诉能源公司要求支付货款。能源公司以本案系票据纠纷，应由被告住所地或票据付款地法院管辖提出异议。

法院认为：①因付款行拒绝付款，实业公司未实际得到煤款，此时其既可向能源公司主张合同债权，亦可向能源公司主张票据追索权。两者发生竞合时，能源公司可择一诉权行使。实业公司以买卖合同关系向法院起诉，要求能源公司支付煤款，法院亦以买卖合同纠纷立案受理并无不妥。②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货物采自提方式，应以提货地为合同履行地，故阳城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裁定驳回能源公司管辖权异议。

实务要点：票据关系的直接前后手之间发生合同债权债务纠纷的，债权人可选择主张票据追索权或合同债权行使诉权，亦应允许另一方当事人同时主张票据抗辩权和合同债权的抗辩权。

案例索引：山西晋城中院（2013）晋市法民终字第372号，见《阳城县皇城相府（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诉晋城市国新能源运销公司北板桥发运处买卖合同纠纷案——合同债权请求权与票据追索权发生竞合时的管辖权处理》（程浩），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403/89:211）。

14.委托人在进出口贸易环节风险，不应由代理人承担

——委托代理进出口法律关系中，委托人在进出口贸易中，因自身决策所致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应由代理人承担。

标签：违约责任｜责任认定｜外贸代理合同

案情简介：2012年，科贸公司与外贸公司、物流公司签订《代理进口销售合同》，约定科贸公司委托外贸公司向建材公司进口橡胶，物流公司协助代收代付款工作。后因建材公司将橡胶编码弄错，导致报关入境迟延。科贸公司据此起诉外贸公司、物流公司，要求赔偿其经济损失。

法院认为：①代理合同已明确区分进出口贸易与代理环节各方权利义务，科贸公司自行负责商业贸易环节上风险，外贸公司则负责按科贸公司指示代理进口业务，而物流公司仅负责合同项下保证金代收与退付。②从科贸公司知悉商编错误到货物最终报关入境的数月间，是以错误编码报关，还是等待更改商编后再行报关，抑或是通过转口或转卖方式处理货物，下一步操作主动权掌握在科贸公司一方，相应商业风险亦应归于科贸公司一方。故由此可认定，货物迟延报关入境原因系科贸公司自身决策所致，外贸公司对此并无过错，不应承担违约责任。③物流公司仅系外贸公司指定作为代收代付保证金单位，更不应承担合同项下代理方义务，故判决驳回科贸公司诉请。

实务要点：委托代理进出口法律关系中，应明确区分进出口贸易和代理环节中的合同义务，因进出口贸易中的风险导致的经济损失，不应由代理人承担。

案例索引：福建高院（2013）闽民终字第953号，见《天津生力科贸有限公司与建发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昌富利（香港）贸易有限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案— —委托代理进出口法律关系中代理人的责任认定》（柯雅玲），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403/89:147）。

15.原审原告作为被上诉人，二审期间可申请撤回起诉

——作为被上诉人的原审原告在二审期间申请撤回起诉的，只要该诉讼权利处分行为不损害他人权益，法院应予准许。

标签：诉讼程序｜诉讼请求｜二审程序｜撤回起诉

案情简介：2013年，余某以赡养纠纷起诉黄某，一审判决支持后，黄某上诉。二审过程中，余某申请撤回起诉。

法院认为：①《民事诉讼法》第13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撤回起诉，系当事人诉讼权利，当事人可自行处分，即作为二审被上诉人的原审原告可撤回起诉，但原审原告处分诉讼权利不能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及第三人合法利益，且为了防止原审原告滥用处分权，损害他人利益，原审原告在征得其他当事人同意并经法院准许后撤回起诉后，原审原告对同一诉请不得再次提起诉讼，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②本案二审中，余某书面撤回对黄某起诉，不违反法律规定，黄某对此未提异议，亦未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及国家利益，应予准许。现黄某对一审判决不服提出上诉，因余某在二审中已书面撤回对黄某起诉，故一审所作民事判决已无履行必要和基础，应予撤销，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准许余某撤回对黄某起诉。

实务要点：作为被上诉人的原审原告在二审期间撤回起诉系其行使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只要该权利处分行为不损害他人权益，法院即应准许。

案例索引：四川雅安中院（2014）雅民终字第149号，见《余某诉黄某赡养纠纷案——二审期间作为被上诉人的原审原告可撤回起诉》（骆谦），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403/89:131）。

第三篇：典型案例解析

一、劳动关系类

1、如何界定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

案例：

2004年6月22日，刘某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书》，述称其2004年5月21日19时30分左右，在A公司为小货车加油时，因加油管着火被烧伤。某局受理该案件后，经调查得知：（1）A公司与黄某签订了租用小货车的合同。（2）刘某是小货车的司机，其工资一直是由A公司以租车费形式支付给黄某，再由黄某支付给刘某。

认定决定：

根据前述事件背景，某局认为，刘某与黄某属雇佣关系，而与A公司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根据《××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规定，决定不予受理刘某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

争议焦点：

刘某与A公司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行政复议决定：

刘某不服某局作出的认定，向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认为，根据刘某提交的小货车机动车行驶证，证明该车车主是刘某，黄某也否认雇佣刘某，因此，复议机关以某局认定小货车的车主是黄某，刘某与黄某是雇佣关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撤销该局的该行政行为。

经进一步调查，某局对此事故重新作出认定。认为A公司与车主刘某以合同形式租车，二者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根据《××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规定，决定不予受理刘某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

评析：

本案中，A公司与黄某签订的租用小货车的合同中，对刘某服从A公司规章制度的要求不明确，对刘某的人身独立性要求不明显；并且刘某的工资一直是由A公司以租车费形式支付给黄某，再由黄某支付给刘某。综合以上两点，该局认为，刘某是自带车为A公司提供劳务，A公司与刘某不存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间具有的隶属性，因此，他们间的关系属劳务关系，不是劳动关系。（四川）

2、技校生提前就业期间发生伤害事故能否认定为工伤 案例：

梁某为某技校学生，按规定2003年7月毕业。2003年5月底经所在技校推荐，被某公司招用为试用期员工，并口头约定在试用期满后签定劳动合同。2003年7月1日，梁某在公司的生产车间进行生产活动中受伤。公司以梁某是技校学生为由没有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同时也不完全支付工伤待遇，梁某亲属向劳动保障部门申请工伤认定。

争议焦点：

学生在提前就业期间是否与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实习阶段受伤能否认定为工伤？

认定结论：

经调查取证，梁某在用人单位工作并领取劳动报酬，由用人单位进行管理，属于提前就业期而非实习期，已经与用人单位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劳动保障部门认定梁某受伤为工伤。某公司接到认定书后没有提出申请复议。

评析：

目前，普遍存在学生在毕业前即到用人单位提前就业的 情况（技校生更明显）。提前就业的学生按用人单位的安排进行工作，在用人单位领取劳动报酬，由用人单位进行管理，属于提前就业期而非实习期，已经与用人单位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因此，学生在提前就业期间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3、以“工程承包协议”代替劳动合同所形成的关系

属事实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 案例：

苏某是灵活就业人员，2004年2月12日其到一家国有造船企业的机加分厂工作，上午当他在铸锻平台上使用手持风动砂轮对工件进行打磨时，由于砂轮片突然破碎，飞出的砂轮片将其头部击伤，造成中度颅脑外伤，被送往医院抢救治疗。2004年4月，苏某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争议焦点：

此事件发生后，该企业认为苏某不是本单位的正式职工，他们之间只是工程发包与承包的关系，形成的是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不愿将此事作为工伤事故来处理。

认定结论：

根据伤者本人提供的材料，劳动保障部门正式受理并进行了调查，了解到该企业内部各分厂类似铸件、清砂、打磨等部分工种比较空缺，多年来一直以工程承包的形式向外发包，由外包工来完成。苏某就是这种情况，他以个人名义与该企业机加分厂签定了《工程承包协议书》，约定了用工期限、劳务费用结算办法和其他相关的责任，并填写了一份《补充劳动力申请表》报企业主管领导同意后正式上岗工作。劳动保障部门认为虽然企业没有与苏某签定正式的劳动合同，但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了明显的事实劳动关系，依据《条例》的相关规定认定其受伤为工伤。

评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经济形式的并存导致了现实生活中用工形式的复杂化，本案中该单位由于部份岗位的特殊性，如果正常程序进行招工，不但手续复杂且成本也会相应增加，而以工程承包的形式对外发包，简单易操作，只要承包人能按时完成任务即可，没有过多地去考虑这样的用工形式是否合法。一旦出现伤亡事故，引起争议和诉讼的可能性很大。

存在问题：

就当前的情况看，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界定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法律解释，现实生活中由于用工形式的多样灵活，这两种关系的判定还受到各地司法不同鉴定结论的影响。因此，由此类问题引发的工伤保险争议与诉讼，往往使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处于相当被动和尴尬的局面。（广西）

4、解除劳动关系人员有证据证明是原用人单位 职业危害造成的职业病应认定为工伤 案例：

于某，男，48岁，原系哈尔滨市拖拉机厂职工，1977年参加工作，1992年因肺心病不能上班而调入某供销社。2000年与现单位解除劳动关系。2003年7月被省职业病院诊断为尘肺壹期，肺功能中度损伤，2003年10月于某要求拖拉机厂支付工伤待遇而诉至当地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受理后，委托市劳动局认定是否工伤。

市劳动保障局接案后进行了调查，于某原系哈市某拖拉机厂职工，1977年参加工作，1977年至1993年在单位铸铁分厂从事铸工作业，后因肺部疾病不能上班，被迫调入某供销社挂名，因供销社改制本人不能上班而与单位解除了劳动关系，现无业人员，2003年7月被诊断为职业病。

申请人认为：

自己在铸工岗位工作了13年之久，肺部疾病并不知道是职业病，而原单位即不给做检查，还以不能上班要除名为由，要求其调走，后被诊断为职业病，才知道自己应该是工伤，应由原单位支付工伤待遇。

原企业辩称：

于某现已与原企业解除了劳动关系，不是我们的职工，不应由我们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认定决定：

于某虽然现在与原单位不存在劳动关系，但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在原单位从事13年的铸工工作，其尘肺是在与原单位存在劳动关系时患病的，而用人单位不按规定给从事有害工种做体验，还以不能上班除名为由要求其调走，《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三条规定“最后的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该职业病是先前用人单位的职业病危害造成的，由先前的用人单位承担。”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四款规定“患职业病的”认定工伤规定，市劳动保障局做出认定工伤的结论。争议焦点：

原单位患职业病，现已予其解除劳动关系，工伤保险责任由谁承担。

行政复议：

企业对认定工伤不服，于2004年3月向省劳动保障厅提出行政复议，省厅复议认为市劳动保障局对于某作出认定工伤的决定的结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执行合法，内容适当，维持市劳动局对于某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而后企业又向区、市法院提出行政诉讼，二级法院支持了市劳动保障局认定工伤的规定。（黑龙江）

5、一起因劳动关系引发的争议案

案例： 2003年6月24日外出务工人员马某经朋友介绍进入某市甲公司，从事冶炼技术操作工作，第二天（25日）与该公司签订了派往异地乙公司进行技术指导工作的协议，日工资50元。2003年6月24日马某随同甲公司经理刘某来到乙公司工作。2003年8月6日10时，马某在冶炼炉前进行技术指导时，由于炉口流速太小，在解决流速问题时，被炉口喷出的火焰烧伤。经医院诊断：

1、全身多处烧伤51%，深Ⅱ°。

事故发生后，两公司各持己见，甲公司认为马某是在乙公司工作期间受伤，一切责任有乙公司承担。而乙公司则认为双方在技术指导合同中未明确在技术指导期间发生事故的责任，马某是甲公司派来的，应有甲公司承担全部责任，乙公司只垫付了马某前期的住院费和医药费。此后，两家公司相互推诿，致未痊愈的马某提前出院。马某认为自己是在工作时间、工作期间、因为工作原因受伤的，并且与甲公司签订了外派协议，应有甲公司承担全部责任，便向甲公司驻地司法局法律服务中心求助，2004年4月2日法律服务中心委托所在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给予马某进行工伤认定。

劳保障行政部门受理后，根据法律服务中心提供的材料，进行调查核实。在调查核实中，由于两家公司对劳动法律法规不了解，相互推诿扯皮，不予积极配合，加之，两公司又不在同一地区，给调查核实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后来，在事故发生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积极配合下，核定了以下事实：

（1）马某虽未与甲公司签订规范的劳动合同，但已与甲公司签订了不完善的外派技术指导协议，马某与甲公司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

（2）马某在工作时间，工作区域内，因为工作原因受伤，应认定为工伤。

认定决定：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1项规定，于2004年5月27日研究，认定马某致伤为工伤。

争议焦点：

甲公司认为马某是在乙公司工作期间受伤的，一切责任有乙公司承担。而乙公司则认为，本公司已给甲公司支付了技术服务费，马某受伤应有甲公司承担全部责任。两公司都认为马某与本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

评析：

这是一起因劳动关系引发的争议案。

甲公司与马某签订了外派技术指导协议，协议条款虽不完善，但也不能以马某在乙公司工作，就不认定与马某存在劳动关系，不承担马某工伤的相关责任。马某是甲公司招聘的，马某到乙公司工作也是由甲公司指派的，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当承担职工工伤的相关责任。至于甲、乙两公司如何分担马某工伤的相关费用，两公司应按双方签订的技术服务协议约定去划分，也可协商解决。

6、“包工头”用工发生伤害，发包单位应承担工伤责任 案例：

2003年5月3日，上海通天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天工贸公司”）与自然人郑永广达成口头协议，双方约定由郑永广负责拆卸通天工贸公司所属的5吨吊钩门式起重机（俗称行车）的工作。郑永广立即组织了吴锡弟等数名外来从业人员完成此项工作。在次日拆卸行车的过程中，吴锡弟由于没有安全保护，从行车上下来时不慎从高处坠落，送往医院后，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后死亡。2003年12月25日，吴锡弟之子吴伟兴向宝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结论及依据：

宝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经查明后作出工伤认定结论，认定吴锡弟发生的死亡事故是工伤，应由通天工贸公司承担工伤责任。理由如下：死亡事故发生在吴锡弟正在拆卸行车的过程中，地点为通天工贸公司厂区内。通天工贸公司未与郑永广签订书面合同，郑永广作为自然人，并没有经营证照或施工资质。在实际履行过程中，通天工贸公司法定代表人要求郑永广找几个人帮忙，并借予其完成拆卸工作的工具，郑永广并没有以自己的技术、设备和劳力独立完成该项任务。从行为本质上讲，郑永广实际代表了通天工贸公司负责拆卸行车作业，其招用的吴锡弟等人应当认定与通天工贸公司已构成事实劳动关系。

行政复议和诉讼：

通天工贸公司不服工伤认定结论，于2004年2月9日向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通天工贸公司称，宝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结论，认定事实不清、法律关系定性错误。理由是，通天工贸公司将拆卸行车的业务发包给郑永广，依据承揽合同特征，承揽人应当独立完成工作并承担风险，由此发生死亡事故自然应当由郑永广承担。吴锡弟既不是申请人的职工，也不是申请人临时招聘来的拆卸行车的临时工，且其劳动报酬由郑永广支付。根据谁用工谁负责的原则。2003年5月4日发生吴锡弟伤亡事故认定为工伤，应当由承揽方郑永广承担。

复议机关经审查后认为，宝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于2004年4月7日作出了维持宝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通天工贸公司不服行政复议决定，于2004年4月26日向宝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经开庭审理后认为，被告宝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吴锡弟死亡一事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遂于2004年7月19日作出一审判决，维持宝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2003年12月2日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

一审判决后，通天工贸公司不服，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人通天工贸公司诉称：其将行车拆卸业务交由自然人郑永广承揽，承揽人应以自己的风险独立完成工作。死者吴锡弟系郑永广招用的人员，通天工贸公司与吴锡弟无任何法律关系，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及工伤认定结论。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上诉人认为其与郑永广系承包关系，吴锡弟的死亡不应认定为上诉人的工伤事故，该上诉理由缺乏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宝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经调查取证确认吴锡弟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遂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据《合同法》有关承揽合同的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人的工作具有独立性，即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劳力、设备和技术承担工作风险，独立完成承揽工作。本案中，公司将拆卸行车的工作“发包”给自然人郑某，公司也以该理由坚持认为与死者不存在劳动关系。但表面的形式并不能掩盖他们之间实质上的法律关系，由于在拆卸行车的过程中，是公司借予郑某完成拆卸工作的工具，郑某并没有以自己的技术、设备和劳力独立完成该项任务。我们认为，郑某的行为只是代表公司，因此认定公司与吴某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但如果本案中，郑某以自己的劳力、设备和技术完成了该项工作，则吴某与公司间的关系如何认定呢？在我国，建筑工程的施工往往采用承包的方法，由于管理不严，导致层层转包，无效承包的现象十分严重。发包方、承包方、雇佣者之间的法律关系的认定存在较大难度，在此情形下，是否采取“上推”的方式来确认劳动关系还是引导当事人走民事侵权诉讼的渠道？（上海）

7、使用单位原料设备完成工作，单位支付劳动报酬

应当依法确认劳动关系

案例：

2003年3月26日，李克先经人介绍到上海丰鑫文仪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鑫公司”）从事喷漆工作，但未签定书面劳动合同。期间，双方以送货通知单的形式结算工作量。2003年5月18日，李克先因患病至上海市华山医院住院治疗。2003年9月25日，丰鑫公司向华山医院开具介绍信，以李克先在试用工3个月内未经过体检为由，要求对李克先予以诊断。2003年11月3日，华山医院出具了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诊断李克先患慢性重度苯中毒（白血病）。2003年11月13日，李克先因患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于华山医院死亡。2003年12月5日，李克先妻子尹德芝向嘉定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同时提交了送货通知单及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等相关材料。

结论及依据：

嘉定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经初步审查后于2003年12月31日正式受理，经查实确认如下事实：李克先在与丰鑫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期间，于2003年11月3日确诊得职业病。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嘉定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于2004年1月16日作出了认定为工伤的结论。

争议、复议及诉讼：

丰鑫公司不服认定结论，认为与李克先之间是承包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也并未签订劳动合同，因此于2004年3月17日向嘉定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嘉定区人民政府经审查后认为，李克先作为丰鑫公司职工，在工作期间患职业病，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应当认定为工伤。嘉定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认定结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对此认定结论予以维持。

丰鑫公司不服复议结论，2004年6月2日向嘉定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消具体行政行为。嘉定区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认为，嘉定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作出的认定结论并无不当，遂维持了行政机关的认定结论。

一审判决后原告不服，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人诉称，尹德芝作为李克先的妻子，不符合工伤认定的申请人资格。李克先与上诉人之间系承包关系，而非事实劳动关系，不属于该公司的职工，要求撤销一审判决和具体行政行为。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职工或其直系亲属、工会组织可以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因李克先已死亡，其妻子提出申请，符合法规规定。嘉定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根据送货单、职业病诊断证明、介绍信等证据，认定李克先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李克先在丰鑫公司内，使用上诉人提供的原料、设备完成喷漆工序，并由上诉人按照计件形式支付劳动报酬，上诉人认为其与李克先系承包关系，缺乏事实依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劳动者虽未与用人单位签定书面劳动合同，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就不存在劳动关系。在此情形下，劳动保障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调查核实的职责。本案中李克先使用丰鑫公司提供的原料、设备完成工作，并由该公司按照计件形式支付劳动报酬，已经构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中工伤认定受理的范围，应当依法认定为工伤。

8、交纳财产风险抵押金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或事实劳动关系

案例：

2004年11月29日，李某以书面形式向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申请书中陈述：其女儿小李是在某酒店KTV做领班工作的，2004年9月23日凌晨0：30左右，在与客人因琐事发生争执，后在酒店大门被对方持刀杀伤臀部，后送往医院抢救，因失血性休克死亡。认定结论：

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经过核实后认为，小李自2004年5月2日至2004年9 月23日组织一批小组在某酒店KTV部为客人服务，并向酒店交纳了财产风险抵押金。小李的工资是从每位小姐为客人服务后的劳务费中抽取20%作为自己的工资，酒店未支付任何报酬给小李。小李及组织的小姐未与酒店签订劳动合同。小李与酒店不存在劳动关系或事实劳动关系，不属于工伤认定的受理范围，故作出了不予受理决定。

评析：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是认定工伤的首要条件。本案中，李某认为女儿小李是在酒店KTV部做领班，并交纳了财产风险抵押金，是酒店的员工，应该是有事实劳动关系，但实际上，小李只是借酒店的场地组织一批小姐为客人服务，从每位小姐的劳务费中抽取一定的费用作为自己的劳动报酬。她与酒店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因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她不属于工伤受理范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是正确的。（云南）

9、车辆挂靠关系司机死亡工伤认定不予受理 案例： 2003年11月17日，申请人蔡小莉的丈夫黄显平驾驶挂靠南充路通汽车运输公司产权为个体工商户杨杰所有的川R12887大货车运输水泥途中因机械故障出车祸死亡。个体工商户杨杰已对黄显平的死亡进行了赔偿，蔡小莉以南充路通运输公司为用人单位向劳动保障局申请对黄显平的工亡进行认定。

认定结论：

申请人丈夫黄显平与南充路通公司的劳动关系不成立，不予受理其工亡认定申请。

争议焦点：

黄显平所驾驶的机动车行驶证上记载大货车的车主是南充路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且该车挂靠经营证明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字号名称也是南充路通汽车有限公司。

劳动局不予受理理由：

（1）申请人蔡小莉的丈夫黄显平与南充路通公司不构成劳动关系。

黄显平生前所驾驶的川R12887大货车车主为杨杰，杨杰为依法成立的个体工商户，其经营的川R12887号大货车虽然与南充路通公司签订有车辆挂靠合同，但从合同约定看，车主杨杰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与路通公司无关。从劳动局调查取证得知，2003年11月17日死者黄显平受杨杰安排驾驶川R12887号大货车运输水泥出车祸，南充路通公司事后才知晓。杨杰为自主用工，死者实际的用工雇主，即用人单位。黄显平为个体工商户杨杰所聘用，而非南充路通公司所聘用。路通公司不是黄显平的用工主体，与黄显平的劳动关系不成立。

（2）车辆挂靠是管理上的需要，并未改变用工方式。按照地方政府对运输车辆挂靠管理经营的管理规定，车辆产权属本人的车主必须办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杨杰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上虽然有南充路通汽车有限公司的名字，但只表明了有挂靠形式存在，并未改变车辆的产权关系和个体工商户自主经营的性质，而且该营业执照是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不是路通公司的营业执照。如果是路通公司的营业执照，必须是法人的营业执照。车辆挂靠仅是车主杨杰每年向南充路通公司缴纳一定的车辆营运、税务、代办保险等服务费，同时南充路通公司也未对杨杰进行任何管理。杨杰与南充路通公司仅是形式上的挂靠，实际的用工则是车主杨杰。

（3）车主杨杰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是依法成立的个体工商户，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劳动法律关系用工主体资格，即为黄显平的用工主体单位，南充路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不是死者黄显平的用工主体单位。

行政复议决定：

省厅认为，劳动局对蔡小莉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书，事实清楚、依据充分、程序合法，维持了劳动局对蔡小莉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

评析：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有车辆挂靠关系的司机死亡案件，首先查证挂靠合同得知，杨杰与南充路通公司不构成劳动关系，南充路通公司虽然为车主杨杰提供从事营运所必需的服务，如办营运证、车牌、代办保险等，但并未对车主进行经营管理，且杨杰是依法成立的个体工商户，其挂靠车辆完全是独立自主经营；其次从劳动局调查杨杰聘用黄显平的事实得知，黄显平生前的工资由车主杨杰发放，2003年11月17日黄显平受杨杰安排驾驶川R12887大货车运输水泥出车祸死亡，黄显平死者与杨杰形成劳动法律关系，故车主杨杰才是工伤认定申请的用工主体，申请人请求的死者因工死亡性质认定主体错误，作出了不予受理决定。（四川）

10、实行承包经营的用人 单位的职工发生工伤如何处理

案例：

陈某是某机电公司电料车间的一名职工，由于企业经营不景气，由陈某所在车间的一名员工与公司签订了承包协议，实行了承包经营。2004年3月4日，陈某在生产流水线上工作时，不慎被传送带绞断上肢，随即被单位送到医院急救，经过抢救后，陈某脱离了危险。陈某的家属向机电公司提出申请工伤认定的要求，并要求公司支付陈某医疗期间的治疗费。公司认为陈某所在车间已经被承包了，应由实际的用工方——电料车间负责陈某的工伤责任。因此，不同意陈某家属的要求，也不同意支付陈某的医疗费和相关费用。陈某的丈夫随即向当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结果调查核实，发现陈某在承包的车间工作期间，并未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该公司也没有给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因此，劳动保障行政部门除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

（一）款规定，认定陈某系工伤外，同时责令某机电公司承担陈某工伤期间的治疗费和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机电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法院维持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

评析：

这起工伤认定申请案件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实行承包经营的用人单位的职工发生工伤后，工伤保险责任具体由哪方承担；二是对陈某发生工伤，用人单位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范围是哪些。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用人单位实行承包经营的，工伤保险责任由职工劳动关系所在单位承担。本案中，虽然陈某在承包的电料车间工作，但是其劳动关系一直在机电公司，该公司并没有因为电料车间被承包，而与该车间的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因此，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理应由机电公司承担陈某的工伤保险责任。

本案中某机电公司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包括两方面：

(一)向所在统筹地区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机电公司拒不为陈某申请工伤认定是明显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陈某的丈夫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的有关规定，直接向机电公司所在地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了工伤认定申请，以维护伤残职工的合法权益。(二)机电公司承担陈某的医疗费和其他工伤保险待遇。在本案中，机电公司没有履行缴纳工伤保险费的义务，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未参加工伤保险期间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因此，在陈某被确定为工伤后，机电公司应承担陈某治疗期间的医疗费、伙食补助费、停工留薪期的工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按照劳动能力鉴定的伤残等级享受的伤残津贴等费用。

11、职工已超过法定退休 年龄，在工作时受伤应否认定为工伤 案例： 申请人：曹百利（曹礼祥之子）受伤害职工：曹礼祥，男，63周岁，市环境卫生管理处聘用员工(农民工)，从事清扫马路工作，身份证号码：***。用人单位：黄山市环境卫生管理处。申请人称: 2004年8月19日上午6时40分黄德海驾驶皖NJ29/50242号变型拖拉机，沿屯溪区滨江路由国际大酒店向跃进路方向行驶至滨江路二马路口时，与正在道路上清扫工作的黄山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工人曹礼祥发生碰撞，造成曹礼祥倒地受伤，后经黄山市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2004年8月24日死亡。用人单位称: 曹礼祥已年满63岁，与用人单位只存在劳务关系，无劳动关系。认定决定： 曹礼祥之子曹百利于2004年12月27日向黄山市劳动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黄山市劳动保障局于2005年1月31日发函要求市环境卫生管理处举证，提交与曹礼祥无劳动关系的法律有效证明材料，市环境卫生管理处于2005年2月5日向黄山市劳动保障局仲裁部门提出《关于要求对曹礼祥认定为劳务关系的请示》。2005年2月21日黄山市劳动保障局仲裁部门答复市环境卫生管理处：“曹礼祥于1941年2月14日出生，现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已不具备签订劳动合同的主体资格，因此，曹礼祥与市环境卫生管理处不存在劳动关系。” 黄山市劳动保障局根据调查取证核实情况,认定如下事实:

1、曹礼祥同志与市环境卫生管理处不存在劳动关系。

2、曹礼祥同志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因此黄山市劳动保障局认为曹礼祥同志受伤虽然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但因为认定工伤的主体不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375号）第一章第二条的规定，曹礼祥同志不符合认定工伤的条件，不予认定工伤。争议焦点： 本案例的争议焦点是曹礼祥同志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作为工伤认定的主体是否合法？由此产生了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依据国务院国发〔1978〕104号《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一条“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工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退休。

（一）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0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的。”和国务院国发〔1981〕164号《国务院关于严格执行工人退休退职暂行办法的通知》第二项“必须加强对退休、退职工人的聘用管理，工人退休后，一般不要留在原单位继续工作,其他单位如果确实需要聘用有技术和业务专长的退休人员作技术指导的,必须由原发退休费用的单位、聘用单位、和退休工人三方签订合同,并报当地劳动部门批准后,方能聘用。过去已经聘用而没有签订合同的,应当补签合同，履行审批手续。”的规定。本案例中曹礼祥死亡时的年龄已达63周岁，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不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且未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因此与单位不存在劳动关系,认定工伤的主体条件不成立。一种意见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并未对老年人从事劳动作出禁止性规定。且《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国家应当为老年人参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条件,根据社会需要和可能,鼓励老年人在自愿和量力的情况下,从事下列活动:„„(五)依法从事经营和生产活动；„„”本案例中曹礼祥同志死亡时虽已63岁,但他并不是单位退休、退职工人,而是一位由单位聘用的农民工,因此其不适用国务院国发〔1978〕104号和国发〔1981〕164号文件。其不存在办理退休手续，曹礼祥同志虽然未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但其与单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因此认定工伤的主体条件是成立的。行政复议决定： 黄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根据调查取证材料,对照《工伤保险条例》有关条文,于2005年3月2日下达工伤认定决定书(黄劳社医险[2005]9号)后, 曹礼祥同志之子曹百利不服认定结论,于2005年3月14日向黄山市人民政府法制办提出行政复议,法制办予以受理。经审查黄山市人民政府法制办认为：曹礼祥同志生前为市环卫处聘用的农民工，虽年满60岁以上，未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但其与单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而且曹礼祥同志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致死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因此于2005年4月12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如下: 撤销黄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2005年3月2日作出的黄劳社医险[2005]9号批复,认定曹百利之父曹礼祥同志为因工死亡。评析： 本案案情并不复杂，从表面上看只是一起普通的工伤认定案件，但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界定却是本案认定中的主要分歧，也是我们工伤认定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理论上，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

（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

（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

（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但在本案例中如何理解劳动者的主体资格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明显存在很大的分歧。正确区分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实践中的意义不言自明。因为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法律适用不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相差很大，特别是在延伸的权利义务如工伤保险待遇方面。以本案为例，如果确认曹礼祥与市环卫处是劳动关系，曹礼祥就应当被认定为工伤，依法享受工伤待遇；如果确认曹礼祥与市环卫处是劳务关系，曹礼祥只能获得民事赔偿。工伤待遇与民事赔偿是两种不同的责任形式，承担方式与待遇水平相差很大。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差异可以归纳为：

一、主体不同。劳动关系只能存在于劳动者和依法成立的用人单位之间；劳务关系不仅可以存在于自然人与法人单位之间，也可以存在于自然人之间。二是地位不同，劳动关系当事人之间存在从属关系，劳动者必须接受用人单位的监督和管理；劳务关系当事人则是完全平等的民事主体。三是待遇不同。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不仅有权获取工资，而且享有社会保险和规定的福利待遇；劳务关系中劳务提供者只能获得合同约定劳务收入。四是合同形式不同。建立劳动关系必须签订劳动合同；劳务关系则可以采取比较灵活的缔约方式。五是适用法律不同。劳动关系适用劳动法；劳务关系适用民法。面对如此众多的差异，实际生活中有时就很难厘清，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当前劳动关系不规范。二是劳动关系多元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就业方式的变化，既可以建立劳动关系也可以实行劳务关系的工作领域日渐增多，并且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客观特征正在逐渐模糊。基于这种现实情况，在处理本案时, 黄山市人民政府法制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有关条文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未对老年人从事劳动作出禁止性规定，从保护弱者，以人为本的精神出发，认定曹礼祥同志为因工死亡，也未尝不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备注： 本案例尚存在不同意见,即男年满60周岁，是否可以界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强制退出劳动？如果是，国家应对年老农民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如果不是，应对这些人网开一面，保障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安徽）

二、上下班途中发生机动车事故类

12、上班途中受到机动车间接伤害的事故 案例：

申请人自述：2004年7月29日中午，申某与同事步行到单位上班，途径农贸市场路段时，被一辆货车驶过时车胎挤压的飞石击伤右足，当时汽车司机因并未知情而继续行车驾驶离现场。其本人过后在医院诊断为：右足第五趾骨骨折。该单位未能及时申报工伤，在超过单位申报期限后，受伤害本人申请工伤认定，按规定提交了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当天医疗诊断证明、旁证材料等，但未能提供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或相关处理证明。

争议焦点：

1、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间接伤害，能否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款规定，作为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认定为工伤？

2、凡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而要求工伤认定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否作为必备提交材料之一？

认定结论：

因材料不完整，缺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此案尚未做出认定。

评析：

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间接伤害，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款规定，应该能作为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而给予工伤认定。但机动车事故应属交通事故中的一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交通事故的管辖处理权属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当事人有责任迅速报告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司机当时在正常行驶的情况下发生此意外事故，其不知晓时不会报警；另一当事人申某也没有及时报警，由交警部门作出相应的处理。故无法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或相关处理证明。对于这种情况，能否根据傍证材料来给予工伤确认，目前政策上不好把握。（广西）

13、职工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机动车事故伤害不能认定工

伤 案例：

史某是某公司招用的合同制职工，并签有劳动合同，2004年7月25日6时40分，骑自行车上班途中，行至西门转盘拐弯处，为避让机动车自行碰在道牙上摔倒致伤。经医院诊断：右膝软组织损伤，右膝内侧副韧带损伤。事故发生后即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工伤认定。

认定决定：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核实单位申报的材料后，经专题会议研究，认为史某上班途中摔倒致伤，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条件，认定为非工伤。

史某对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的认定决定不服，即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了申请行政复议申请。

争议焦点：

史某认为自己是在上班途中，为了避让机动车自行碰在道牙上摔倒致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上下班途中的规定，如不及时避让，就会发生不可想象的后果，应当认定为工伤。

复议机构决定：

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受理后，认为：史某上班途中，为了避让机动车自行碰在道牙上摔倒致伤，只符合上下班途中的认定条件。原认定证据确凿，理由充分，依据准确，符合法定程序，是合法有效的行政行为。因此，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工伤认定决定。

评析：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6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认定为工伤。而史某在上下班途中，为了避让机动车自行碰在道牙上摔倒致伤，不是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不能认定为工伤。（吉林）

14、上下班途中被火车压伤下肢能否认定工伤案 案例：

邱某是某铁路车务段职工，2004年4月3日上午，自居住地乘出租车前往工作单位（车站货场），在7道货场的公路边下了车。当时3道停有一列货运列车，邱某为了图省事，便从列车连接处的车钩下钻过去，在钻越过程中列车突然启动，邱某被扎伤右小腿，造成右小腿损伤。由于是上下班途中的车辆事故致伤，邱某便向当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认定工伤。

认定决定：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调查后认为，邱某上班途中因钻越停在车站的列车，由于列车突然启动，车轮扎伤邱某右小腿，而列车不属机动车，邱某受伤不符合工伤认定条件，不予认定工伤。

评析：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款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符合本条认定工伤的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

1、上下班途中。这有时间和地点两个要件，时间必须是上班前和下班后的一定时间段内，即合理的时间段内。地点必须是劳动者上下班必经路线或合理的路线。

2、必须是机动车事故致伤。《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对机动车的概念作了如下界定：“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业的轮式车辆。”同时对道路概念也作了界定，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理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由此可见，火车虽由动力牵引，但不在道路上行驶，不属机动车，所以被行进中的火车致伤，不属机动车事故。

3、邱某为了图省事，节约时间，没有走距离比较远的地下通道，而违章钻越停在车站的列车，受到的伤害是自身造成的，后果自负。

4、我国《铁路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因铁路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人身伤亡是因不可抗力或者由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为此，邱某上班途中因钻越停在车站的列车，由于列车突然启动，车轮扎伤邱某右小腿，不能认定为工伤。（辽宁）

15、下班途中机动车交通肇事受伤职工应认定为工伤 案例：

受伤害职工刘晓秋，2004年4月27日20时许，在下班回家途中，被贾彦武驾驶两轮摩托车在伊哈路由东向西处撞伤。

工伤认定：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章第十四条第六款之规定，劳动保障局予以认定为工伤，并下达了《工伤认定决定书》。

行政复议：

伊春大一木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金郁焕对本案的工伤认定不服。当地政府提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其理由如下：

1、刘晓秋不是在下班时间发生的交通肇事。申请人公司的上、下班时间为早7：00晚7：00，依此规定，刘晓秋应在晚7：00已经下班，只是因为刘晓秋与其他职工对如何给付工资与公司发生争议，而无端滞留在公司的，直至接近当日晚8：00才走出公司，因此，下班时间已过，而且刘晓秋等人属于违规滞留公司，故劳动局认定的下班途中，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2、依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款的规定，只有在下班时间，下班回家途中发生的交通肇事才可认定为工伤，而本案刘晓秋擅自滞留公司，拖延下班时间，当然不应适用此条款来认定工伤，因此劳动局认定，刘晓秋下班途中受伤为工伤属于适用法律不当。

劳动保障局对大一木业提出的理由进行了书面答复。

1、伊春大一木业有限公司执行的上下班时间为早7：00时晚7：00时的12小时工作日，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章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刘晓秋与其他职工与该公司讨论或争议应如何给付其工资是非常正常的，不是无端滞留公司，违规滞留公司。

2、伊春大一木业有限公司错误之一是执行每天12小时工作日，错误之二是因如何给付工资与职工们发生争议，如果说是：“拖延下班时间”责任在该公司，而不在职工们身上。

3、劳动和劳动报酬是不可分割的，讨论或争议如何给付工资也是工作，这一点伊春大一木业有限公司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已经承认“拖延下班时间”，既然都承认了2004年4月27日早7时至晚8时是上、下班时间，退一步讲，刘晓秋即使是：“无端”、“违规”、“擅自”的，伊春大一木业有限公司也应承担刘晓秋的工伤待遇，因为工伤保险实行的是“无责任补偿”原则。

2004年10月9日政府下达了《行政复议决定书》“经查，刘晓秋是伊春大一木业有限公司职工，伊春大一木业有限公司规定的上、下班时间为早7点到晚7点。刘晓秋在2004年4月27日下午下班时与申请人因如何给付工资发生争议，20时许，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被摩托车撞伤头部。

行政复议机关认为：劳动与劳动报酬密不可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劳动报酬发生争议，进行讨论，属于工作内容。刘晓秋与申请人因如何给付工资发生争议，在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在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的规定，应当认定工伤，劳动保障局作出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

行政机关决定维持伊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伊劳社伤险认定决字【2004】2号）。案例复议焦点评价：

1、此案争议的焦点是：刘晓秋于2004年4月27日20时许，在回家途中被摩托车撞伤头部，是否属于下班途中的时间；

2、被认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进行讨论，属于工作内容是正确的。

16、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负主要责任

能不能算工伤? 案例：

某市A公司员工周某2004年2月16日12时许，周某打卡下班后在××路段遭遇交通事故，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周某借道通行，违反优先通行原则，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负该次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

认定决定：

2004年3月5日周某之夫周某某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市社保局于4月8日作出×社保认字(×)〔2004〕第570660001号《××市工伤认定书》。该认定书认定周某死亡系在上下班途中因交通事故所致，但同时认为周某死亡不属于或不视同为工伤。

争议焦点：

在上下班途中机动车事故中，当事人有违反交通规则行为并承担相应事故责任，是否能够判定为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而不予认定工伤？ 行政复议决定：

周某某收到上述王伤认定书后不服，向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04年6月9日，市人民政府作出×府复决〔2004〕10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决定书维持了该市社保局于2004年4月8日以×社保认字(×)〔2004〕第570660001号《××市工伤认定书》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诉讼判决：

周某某对该行政复议不服，遂诉至××区人民法院。法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因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伤亡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为工伤。上述《条例》的规定是互补的，当事人能否被认定为工伤，就要看当事人的行为是否符合该《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所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同时又没有该《条例》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的排除情形。

周某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在没有过错的前提下，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理应认定为工伤。但经交警部门认定，周某在该次交通事故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周某的行为有过错，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周某不应被认定为工伤或视同为工伤。该市社保局据此作出×社保认字(×)〔2004〕第570660001号《××市工伤认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规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周某某的诉讼请求。

评析：

《工伤保险条例》中关于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是否认定为工伤规定的表述，与2004年1月1日前××市施行的《××经济特区工伤保险条例》和《××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1998年颁布实施）不尽一致。《工伤保险条例》中对该类情形，仅限定了“上下班途中”、“机动车事故”两个条件，取消了原有《××经济特区工伤保险条例》中的“非本人承担主要责任”以及《××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中的“必经路线上”、“非本人主要责任”的限定。但是，新条例在取消“非本人主要责任”规定的同时，却明确规定了一项认定工伤的排除情形即“因违反治安管理伤亡的”。这就表明职工在交通事故中是否承担责任仍然影响其是否认定为工伤，因为，其承担主要责任的前提是由于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条例》中有关道路交通规则等的规定。本案中，公安交警部门已经作出认定，周某在交通事故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七条第一款“关于车辆、行人必须各行其道。借道通行的车辆或行人，应当让其在本道内行驶的车辆或行人优先通行”的规定，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从性质上就确认了周某的行为属于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十七条第（六）项“违反交通规则，造成交通事故，尚不够刑事处罚的”、或第二十八条第（二）项“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违反交通规则的”的规定，该员工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已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的违反交通管理行为，即属于违反治安管理。同时，正因为周某的违反交通规则即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导致了此次交通事故的发生及其本人的死亡。该情形符合国家《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一）项排除条款的规定即“因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伤亡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因此，周某某之妻周某的交通事故虽然发生在上下班途中，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中第十四条认定工伤条款的规定，但由于其行为违反治安管理且导致死亡结果的发生，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排除工伤条款的规定，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

备注：

国家新条例实施后，上下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是否应认定为工伤的案件成为一类容易引起争议的典型案件。原因在于，新旧条例规定表述的不一致导致当事人与行政机关对该类情形是否认定为工伤产生不同理解。当事人容易错误的理解为，新条例对该类情形规定的条件有所放宽，无需考虑职工在事故中的责任，一概应认定工伤。因此，在对此类案件的处理上，应当尽量充分说明行政决定的理由（如引述违反道路交通及治安管理的相关规定），以尽量减少行政争议。

17、职工前往单位休息场所待班途中遭遇机动车

事故伤害，应当认定工伤

案例：

某矿业公司采掘工王某的工作时间是每班连续工作12个小时休息36小时（一天半），该公司职工的居住区离采矿工作区有35公里左右，平时上晚12点班的职工为趁天亮赶路一般在下午18时左右就出发，先到单位提供的休息室等班。2004年3月24日晚8时左右，王某在上班途中遭遇机动车交通事故伤害。单位以其与上班时间相差太多为由，拒绝为其申报工伤。王某个人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受理后，要求单位说明情况并提供相关证据。经研究认为：该单位提供的休息室不是职工的居住场所，而是职工交接班中临时待班的中间场所，王某提前到单位应当属于上班途中，其遇到机动车伤害符合《条例》第十四条第六款的规定，遂做出王某属于工伤的认定决定并送达相关各方。评析：

此案的焦点是王某提前到岗是否属于上班途中。单位认为其应当在晚12点接班，正常到达单位时间不应当在晚8时左右，所以事发当时不是在上班途中。职工上下班途中的认定应当把握的重点：一是起点终点是否在职工平时居住地与单位之间，二是目的是否去上班或回居住地。单位提供休息室不是王某的平时居住地，其发生事故时也是在上班的路上，符合有关规定。所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张某的工伤认定结论是正确的。

18、从本案看工伤认定中的“上班途中” 案例：

梁某，女，1984年10月生，其户籍在山东省邹平县韩店镇开河村。2001年6月交纳押金后，到邹平县某棉纺厂（以下称单位）工作。梁某的工作实行三班倒，一周倒一次，其中早班7点上班。单位在厂内为梁某安排了集体宿舍。因离家较近，梁某经常回家居住。

2004年1月18日，即阴历腊月二十七日下午下班后，梁某骑自行车将单位所分年货送回家。第二天早上6时许，与本村同事一起骑自行车上班。6时20分左右,当梁某行至邹平县城北外环时被一辆货车撞击，致梁某受伤，肇事车辆逃逸。经医院诊断：梁某被撞成脑挫裂伤、颅内血肿、颅骨骨折等症。经医院二次手术治疗，现已出院。

2004年2月13日，梁某向当地劳动保障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2004年2月27日，梁某完善认定材料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予以受理。经调查核实，认定上述所属事实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于2004年4月9日作出对梁某的工伤认定决定，并在20个工作日内送达了双方当事人。

在认定阶段，该单位在接到劳动保障部门的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后，答辩认为，梁某于2004年1月19日早晨在探家返回途中受到机动车伤害，不是上下班受到的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

（六）项的规定，不能认定为工伤。理由是：

（一）、梁某入厂后，单位已为其安排了宿舍，梁某入住该宿舍已近三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公民离开住所地最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为经常居住地。但住院治疗的除外。”认定梁某的经常居住地为单位职工宿舍。梁某只有从单位职工宿舍到车间之间的路途，才能称之为上下班途中。

（二）、单位《宿舍管理规定》第九条明确规定：“宿舍管理区内的职工，要在上班前两个小时在指定的宿舍居住、休息，不得在厂区或家中滞留不归。否则造成的后果本人自负。”综上，梁某是在违反单位有关规定的情况下私自回家探亲后，在返回单位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不属于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伤害的情形，不能认定为工伤。

劳动保障部门作出认定梁某为工伤的决定后，该单位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复议维持后，又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是梁某的居住的地方是哪里，也就是单位为梁某安排的宿舍和梁某在韩店开河的家哪个是其居住地。但此争议的焦点与本案双方争议无关。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在上下班的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认定为工伤。此条中的上下班途中通常是指从居住的地方到工作的地方的路途中。经庭审调查，梁某居住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单位为梁某安排的宿舍，另一个是梁某在韩店开河的家，这两个都是梁某的住所。因为，单位为梁某安排的宿舍是其为上下班方便的经常居住地，另一个是梁某在韩店开河的家，也是经常居住地。因此，劳动保障部们认定梁某从韩店开河的家到单位上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伤害这一事实并无不当。该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认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单位所提供的内部规定不影响该案实体的认定。

通过本案，我们又考虑到“上班途中”的另外两种情形，也是工伤认定实际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一）、从住所以外的地方上班的情况。某职工下午1点30分上班。职工由其居住住所到其工作的地方正常需要10分钟。按正常路线，职工1点10分从家出发即可。沿此路线上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认定工伤无庸置疑。一次，职工中午吃过午饭12点30分左右，为去一超市购物，改变了原来的上班路线。在超市购完物后，于13时10分许从该超市到其工作的地方上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伤害，是工伤吗？我们认为是工伤。因为它符合上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情形。由此可见，“上班途中”不见得是从居住住所到工作的地方的途中，只要符合“合理路线”的要求，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角度，就应作出有利于职工一方的认定。

（二）提前上班的情况。

某职工在单位有临时宿舍，但由于是农民工，家中有地，下班后一般都回家帮家里干些活。职工家离单位约1小时20分路程。一次，该职工上中班，要求15点50分接班。可该职工在14点45分发生交通事故，事故地点离单位还需约15分钟的路程。该职工所受机动车伤害算工伤吗？我们认为，若认定该职工为工伤，应调查核实以下内容。

1、该职工上班的证据。

2、该职工上班时间的合理性。

3、若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由用人单位举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此条款明确了，在工伤认定的行政过程中，用人单位承担的责任。通过调查核实上述内容，在确认该职工当天下午上中班，且是在其上班的合理路线上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前提下，若用人单位举不出该职工是因从事上班一外的其他原因受到机动车伤害，就应当认定该职工为工伤。

通过本案，得出以下启示：

（一）职工上下班途中通常指从居住住所到工作的地方的途中。对于上下班的时间和路线应从实际出发灵活认定。

（二）农民工与正式工在劳动法上有同样权利。

（三）用人单位不与职工签定劳动合同，不影响工伤认定。

（四）用人单位违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的内部规章制度以及与职工签定的协议，不影响工伤认定。

（五）工伤认定机关应善于运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即工伤认定中，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的规定。（山东）

19、因工作原因无证驾驶无牌号车辆发生交通

事故受到伤害不能认定工伤

案例：

李某是一家县粮油公司的职工，从事粮库保管员工作。2002年11月14日，李某根据粮库主任安排下乡村收购玉米，上午10时20分骑自购摩托车在109国道某乡附近，与对面驶来的小客货车相撞，造成摩托车报废，李某左大腿骨折，右小腿粉碎、开放性骨折。

事故发生后，粮油公司于2003年5月26日向县人事劳动保障局申报要求给予李某认定工伤。

县人事劳动保障局受理后，根据交警部门《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在此事故中，李某无证驾车，驾驶无牌号车辆，并且未按规定让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管理条例》第25条机动车驾驶员，必须经过车辆管理机关考试合格，领取驾驶证，方准驾车等规定，李某应负此事故的主要责任”，认为李某因无证驾驶无牌号车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管理条例》，受伤情况不符合《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8条规定的工伤认定范围，根据试行办法第9条第1款规定，于2003年6月11日作出不属工伤范围的认定决定。

认定决定作出后，李某不同意县人事劳动保障局的认定结论，理由有：一是自己的工作单位距住地远，加之交通不便，摩托车是刚买的，未来得及办理相关手续。二是出事的主要原因是2002年10月份公司给每个职工下达了20万斤玉米收购任务，单位不但没有给提供任何交通、运输工具，反而将收购任务与工资挂钩，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和收购质量，每天都要走家串户，摩托车是工作的需要才购买使用的。工伤认定与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不能混为一谈，除法定的《工伤保险条例》明确规定的不能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外，不能随意扩大法律解释。2004年3月31日向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县人民政府受理后，进行了审核，认为：

1、本案中，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时间为2002年11月14日，粮油公司于2003年5月26日向劳动保障部门申请工伤认定，据此，本案中工伤认定应适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

2、依据交警部门《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李某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管理条例》，应负事故主要责任。根据《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9条规定，职工由于违法造成负伤、致残、死亡的，不应认定为工伤。劳动保障部门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应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28条规定，县人民政府决定维持县人事劳动保障局的认定决定。

争议焦点：

1、买、使用摩托车是否因为粮油公司下达收玉米的任务重，又未提供专门交通、运输工具。

2、李某是为了工作，因工作原因才受伤的。

3、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时，该适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规定，还是《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评析：

这是一起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管理条例》，无证驾驶无牌号车辆造成交通事故，引发的劳动争议案。

《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9条规定，职工由于犯罪或违法造成负伤、致残、死亡的，不应认定为工伤。《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7条第2项规定，无驾驶证的人、醉酒的人驾驶机动车辆属于违反交通治安管理行为。因此，李某虽在工作时间，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但其无证驾驶机动车辆的行为在先，明显属于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范围，认定李某致伤不属工伤范围是正确的。

20、在外地施工遇节日放假职工回家途中遭遇

机动车事故伤害是否认定工伤

案例：

梧州市基础设施机械工程公司职工林某于2003年7月经公司派遣前往该公司在外地的工程工地负责施工管理，同年9月30日因国庆节工地放假，该职工搭乘一辆客车返回在市里的家，当客车行至国道207线3088KM+880M路段时发生车祸造成受伤。2004年9月27日林某向市劳动保障部门提供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供了该公司关于该项工程的施工合同文本复印件、项目经理部组成人员名单及2003年9月27日由该公司发出的国庆放假通知、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等资料，劳动保障部门受理了此案。

争论焦点：

有意见认为适用《条例》第十四条(五)的规定，即：“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有的则主张应适用《条例》第十四条(六)“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伤害的”的条款。

认定结论：

适用《条例》第十四条(六)的规定，认定其受伤为工伤。评析：

此案在案情上并不复杂，只需核实职工工作所在地与居住地、单位允许其放假回家的时间证明、其离开工作地点的时间、乘坐客车的班次及道路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处理情况即可。但是在适用法规条款上，我们认为林某被派往外地工作，工作时间不象大多数人那样八小时以后可以返回自己家中，放假结束后他必须要再返回他工作的工地，这样一来一往的情况应理解为上下班时间的广义延伸，更主张适用《条例》第十四条(六)的规定。经反复斟酌，最终一致认为适用后一条款是洽当的。

第四篇：无讼阅读｜法院案例选：典型民商案例6则｜天同码

无讼阅读｜法院案例选：典型民商案例6则｜天同码

阅读提示：天同码是北京天同律师事务所借鉴英美判例法国家的“钥匙码”编码方式，收集、梳理、提炼司法判例的裁判规则，进而形成“中国钥匙码”的案例编码体系。《中国商事诉讼裁判规则》（中国钥匙码—天同码系列图书）已由天同律师事务所独家出品并公开发售（点击此处购买）。本期天同码，整理自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总第83—86辑部分民商纠纷典型案例。【规则摘要】

1.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不仅指本金，亦含利息 ——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应包括本金和利息。在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时，应以前述本金和利息为基数。2.控股股东滥用权利，导致公司经营困难而解散情形 ——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侵占公司资产和商业机会，导致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股东可请求解散公司。3.因笔误导致的瑕疵背书票据，持票人仍享有追索权 ——持票人因瑕疵背书致行使票据权利障碍，如其能举证证明背书瑕疵系笔误等合理原因造成的，其仍享有实质权利。4.项目经理部对外签承揽合同，民事责任由企业承担 ——项目负责人以项目部名义和印章对外签约，具有明显的代理人与被代理人关系特征的，建筑企业应承担民事责任。5.意向书预约内容确定的，债务人负有订立本约义务 ——约定“具体车位地点待安置房落成后再给予确定”的车位买卖意向书属预约合同，出卖人应负有订立本合同义务。6.合伙出资纠纷，可由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法院管辖 ——各方当事人协议约定共同入股出资合伙事务所引发纠纷，未约定管辖的，可按合同纠纷，由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规则详解】

1.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不仅指本金，亦含利息 ——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应包括本金和利息。在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时，应以前述本金和利息为基数。标签：执行｜利息｜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

案情简介：2008年，建筑公司依生效判决申请执行食品公司给付工程款259万余元及各部分相应利息。2009年，执行法院作出《执行案利息计算明细表》，确定的计算方式为：（1）执行款=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本金+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2）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本金×同期贷款基准利率×2×迟延履行期间。双方对此均提异议。

法院认为：①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计算，应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问题的批复》给出的计算方法为依据：（1）执行款=清偿的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清偿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2）清偿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清偿的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同期贷款基准利率×2×迟延履行期间。②本案中，执行法院将“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错误等同于“法律文书确定的本金”。因“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既包括本金，亦包括利息。③从数学公式逻辑上分析，本案执行法院计算方法亦错误。首先，如认为“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本金”即“清偿的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那么，按前述批复公式，在计算执行款总额时，不应再加上“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本金”，而后者不列入执行款总额，显然不妥。其次，如认为“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本金+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利息”系“清偿的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那么在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时，基数当中却又漏掉了“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利息”。基于以上分析，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既包括债务本金，亦包括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利息。在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时，应以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本金和利息）为基数。

实务要点：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既包括债务本金，亦包括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利息。在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时，应以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本金和利息）为基数。

案例索引：辽宁高院（2009）辽执一复终字第22号“某建筑公司与某食品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见《东港市前阳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诉东港市龙禧肉禽食品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迟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债务利息如何计算》（王喜军），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302/84：237）。

2.控股股东滥用权利，导致公司经营困难而解散情形 ——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侵占公司资产和商业机会，导致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股东可请求解散公司。标签：公司解散｜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控股股东 案情简介：2004年，王某与马某、赵某共同设立实业公司，主营服装及床上用品加工制造、销售。2007年，持股60%的王某与分别持股30%、10%的马某、赵某发生矛盾，公司停业，亦未再召开股东会，实业公司厂房为王某妻子吴某注册的个人独资服装厂租赁经营。2012年，马某、赵某以实业公司为被告、王某为第三人，诉请解散公司。法院调取证据显示，2010年至2012年，实业公司纳税额为零。

法院认为：①根据法院调取税务查询资料中反映实业公司近两年纳税额均为零的事实，及马某、赵某均称实业公司实际已停止经营，法院认定实业公司已处于非正常生产状态，解散实业公司不影响社会稳定。②鉴于实业公司经营项目与王某妻子投资服装厂经营项目及范围部分相同，且两单位经营场所同一，又可能导致实业公司商业机会丧失，进而影响实业公司股东利益。③实业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股东之间互不信任，丧失公司人合性。二审期间，实业公司三方股东仍无法就由其中一个股东收购股份或将股权转让，或以减资方式使公司存续达成一致意见，且三个股东中有两个要求解散公司。马某和赵某作为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有权请求法院解散公司。判决解散实业公司。实务要点：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利用控制地位，侵占公司资产和商业机会，并进行关联方利益输送，导致公司人格和经营性特征发生根本性变化，并丧失经营条件的，属于“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情形，如无其他解决途径，法院可根据股东请求依法判决公司解散。

案例索引：江苏无锡中院（2011）锡商终字第626号“马某等与某实业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见《马美华等诉无锡禾润泰有限公司公司解散案——股东压迫情形下解散公司的司法认定》（华栋、姜丽丽），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302/84：279）。

3.因笔误导致的瑕疵背书票据，持票人仍享有追索权 ——持票人因瑕疵背书致行使票据权利障碍，如其能举证证明背书瑕疵系笔误等合理原因造成的，其仍享有实质权利。标签：票据｜名称瑕疵｜笔误

案情简介：2013年，化学公司因与稀土公司买卖关系而取得面额1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化学公司因向化工公司购买原材料而背书受让该票据。因财务人员疏忽，稀土公司全称在票据上系“稀新公司”而非“稀土新材料公司”，银行以背书不连续拒绝承兑致诉。

法院认为：①票据签发、取得和转让，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具有真实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根据化工公司、稀土公司提交证据，可证实稀土公司基于其与矿业公司之间货物买卖关系取得涉案汇票，稀土公司基于其与化学公司之间的货物买卖关系将汇票背书转让给化学公司，之后化学公司基于货物买卖关系将汇票背书转让给化工公司。②稀土公司名称具有惟一性，银行未提交证据证明在我国现有已登记公司中存在与被背书人栏所载名称完全相同或相似公司，且根据《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规定，企业名称由行政区划、字号、行业、组织形式组成，现实中并不存在“稀新材料”这一行业，解释为“稀土新材料”更为合理，且涉案汇票到期日前无其他主体主张权利。故被背书人栏姓名实为笔误造成。③化工公司基于真实交易关系背书取得票据后，依法享有票据权利，银行在付款前经形式审查，以背书不连续为由拒付款后，化工公司依法对作为承兑人的银行享有追索权，判决银行支付化工公司票款100万元。

实务要点：因瑕疵背书造成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障碍的，如持票人能举证证明背书瑕疵系笔误等合理原因造成，其对票据享有实质权利的，仍有权行使票据追索权。

案例索引：浙江宁波江东区法院（2013）甬东商初字第1052号“某化工公司与某银行等票据纠纷案”，见《江西省奉新申新化工有限公司诉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吉林市星海磁业有限公司等票据追索权纠纷案——瑕疵背书持票人票据权利的审查与认定》（水红东），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402/88：269）。

4.项目经理部对外签承揽合同，民事责任由企业承担 ——项目负责人以项目部名义和印章对外签约，具有明显的代理人与被代理人关系特征的，建筑企业应承担民事责任。标签：施工合同｜项目经理｜代理

案情简介：2005年，建筑公司项目部经理徐某以项目部名义、印章与水泥公司签订供货协议。2006年，徐某向水泥公司出具47万元的欠条。2007年，水泥公司诉请建筑公司支付拖欠货款时，建筑公司以徐某系工程转承包人为由抗辩。法院认为：①《民法通则》第63条第2款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代理制度中代理人权利外观形成，无论系有权代理，还是表见代理，其能约束被代理人的法律效果，均不受代理人与被代理人内部约定影响。②本案徐某以项目部名义、印章与水泥公司签订、履行承揽合同并以项目部名义出具欠条，故徐某并非以其个人名义与水泥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由于项目部系未领取营业执照的临时机构，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和诉讼主体资格，虽然水泥公司未举证证明建筑公司授权徐某刻制项目部印章，但承包人建筑公司以该公司项目部名义与发包人签订的施工合同明确徐某身份系项目经理，且徐某以项目部名义、印章与建筑公司签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责任书，并将该责任书提交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登记，可证明徐某持有、使用的项目部印章得到建筑公司实际认可。③建筑公司与徐某虽签订内部转包合同，因徐某对外签订、履行合同及付款、出具欠条均以建筑公司项目部名义进行，建筑公司对徐某以项目部名义开展活动亦未表示异议，故二者虽系内部承包合同关系，但对外具有明显的代理人与被代理人的关系特征。依我国《民法通则》确立的代理制度，徐某以项目部名义所欠水泥公司货款，应由建筑公司直接承担民事责任，判决建筑公司偿付水泥公司货款47万余元。

实务要点：建筑公司项目部与其负责人虽系内部承包合同关系，但该负责人以项目部名义和印章对外签订合同，具有明显的代理人与被代理人关系特征的，建筑公司应承担民事责任。

案例索引：江苏常州中院（2011）常商再终字第0012号“某水泥公司与某工程公司等承揽合同纠纷案”，见《常州现代混凝土有限公司诉金坛市儒林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徐国华承揽合同价款纠纷案》（杨成、陆一君），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303/85：235）。

5.意向书预约内容确定的，债务人负有订立本约义务 ——约定“具体车位地点待安置房落成后再给予确定”的车位买卖意向书属预约合同，出卖人应负有订立本合同义务。标签：房屋买卖｜预约合同｜意向书｜车位

案情简介：2007年，开发公司与其建设的小区改造项目被拆迁户郭某签订意向书，约定郭某向以15万元向开发公司购买安置房一个车位，“具体车位地点待安置房落成后再给予确定”。2011年，郭某诉请履行前述意向书。

法院认为：①意向书约定“具体车位地点待安置房落成后再给予确定”，关于诉争安置房具体落成时间，开发公司负有举证责任却未在法院限定期限内出示，应作出对其不利的认定，即郭某诉请距安置房落成不超过一般诉讼时效期间，未超过诉讼时效。双方约定“落成后再给予确定”，故即使落成距今超过2年，由于开发公司尚未再给予确定，诉讼时效尚未起算，亦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情形。②意向书法律预约合同，系无名合同，系约定将来订立一定合同的合同，本合同则为履行该预约而订立的合同，预约合同亦系一种债权合同，而以订立本合同为其债务内容。本案意向书系债权契约，该预约内容系可确定，具备合同成立即有效要件，开发公司作为预约债务人负有订立本合同义务。判决开发公司按15万元价格将安置房一个车位销售给郭某。

实务要点：约定“具体车位地点待安置房落成后再给予确定”的车位买卖意向书属预约合同，具备合同成立即有效要件，出卖人作为预约债务人负有订立本合同义务。

案例索引：福建厦门中院（2012）厦民终字第1277号“郭某与某开发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见《郭志坚诉厦门福达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预约合同效力的认定》（彭朝辉），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301/83：16）。6.合伙出资纠纷，可由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法院管辖 ——各方当事人协议约定共同入股出资合伙事务所引发纠纷，未约定管辖的，可按合同纠纷，由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标签：管辖｜其他纠纷｜无名合同｜合伙纠纷

案情简介：2011年，王某与沈某、陈某签订《股份制合同书》，约定共同出资入股王某登记注册的科技公司，以该公司名义从事奶粉代销事务。2012年，王某以沈某应履行补缴合伙出资义务为由，在科技公司登记注册地即浙江宁波北仑区法院起诉。沈某以其作为被告、住所地在上海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

法院认为：①虽然当事人各方对合同性质存在争议，无法直接适用《民事诉讼法》规定，但可明确各方系基于共同签订的《股份制合同书》约定建立的合同关系。依《民事诉讼法》第24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规定，本案合同履行地可借鉴《合同法》第62条第3项“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规定，根据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确定合同履行地，即依合同约定，经营的主要事务是共同出资入股王某注册登记的科技公司，并以该公司名义从事奶粉代销业务，该公司登记注册地在浙江宁波北仑区，故可认定合同履行地在北仑法院辖区。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现王某就争议事实选择向北仑法院起诉，故本案依法应由该院管辖，裁定驳回沈某管辖权异议。

实务要点：各方当事人协议约定共同入股出资合伙事务所引发纠纷，协议未约定管辖法院的，可按合同纠纷由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标准确定管辖。

案例索引：浙江宁波中院（2013）浙甬辖终字第60号“王某与沈某合同纠纷案”，见《王震诉沈琦无名合同纠纷案——无名合同纠纷法院管辖问题》（董迎春、张怡），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302/84：212）。

实习编辑/代重阳

第五篇：滨海县人民法院发布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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