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纠纷典型案例法律解析

第一篇：医疗纠纷典型案例法律解析

医疗纠纷—名家剖析

在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如果忽视医学的人文底蕴，忽视了医学发展的价值理性，病人就只能被看做是“出故障的躯壳”或者“等待修理的生命机器”。然而，医学研究和作用的对象是作为“权利主体”的人，有生命权、健康权、有人性的尊严，是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有一定文化背景、受法律保护的人。医学技术或者医疗行为不能损害人性尊严和生命权利。不能造成人类发展的困境。

法律和道德无疑成为规制医学技术和医疗行为的规范。技术理性的发展客观上要求价值理性的介入，法律和道德不再是科学技术的旁观者，它总是积极的介入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之中，法制作为一种价值理性，所蕴含的对人的生存状态、自由、权利、尊严和价值的关怀和尊重，就构成对科学技术的非理性、非人道利益的抑制。它要求医学不仅要关心人躯体的健康，更应当重视人的生命质量和生命的权利。因而，医学承载着法律、道德等人文价值因素，如果脱离人的价值和尊严造成伤害，这种技术的发展就不能被人类所接受。

“当医生就意味着一只脚踏进医院，一只脚踏进法院”

从上个世纪末以来，我国医患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当下医疗纠纷不断增加，医患冲突愈演愈烈的，医生执业环境似乎有持续恶化的趋势。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当前，许多医生感到执业中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得不到保障。医生似乎成为一个“高风险”的职业。在医疗活动中医患双方的目标应该是共同的、一致的，都是以治疗疾病，恢复健康为目的。医患双方为了与疾病抗争而结成共同的战友。医生根据患者的病情，凭借自己的医术医治疾病，减轻患者的伤痛，恢复其身体的康健。患者的目标也是如此，因而应信任和配合医生的医疗，双方共同追求健康和提升生命质量的目标。

然而，现实中医患关系却凸显了紧张和矛盾、甚至对立冲突酿成血案的事情屡见不鲜。医疗资源的不均衡，看病难、看病贵、挂号难催生了托关系、走后门，送红包、吃回扣，这都成了公开的秘密，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社会信任的缺失产生医患沟通障碍，使得在许多患者的眼中纯洁的“白衣天使”变成了唯利是图、见钱眼开、乘人之危、借机敲诈的“白眼狼”。患者不信任医生，医生戒备患者，导致医疗环境恶化，医患纠纷频发。医患关系由应该铁板一块的“目标共同体”似乎演化成了互相猜忌和防范的“冤家对头”。

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实。医疗主观的过错是指医疗主观上的过失，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存在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的主观过错。

同意书是一种合同，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授权书，或者是病历记录。同意书主要意义在于医方向患方履行告知义务

患者知情同意和医院告知义务向来是讨论的热点。医患关系是一种合同关系，医疗行为应尊重患者的意志。

医方有告知的义务，患者有知情同意权.患者有权通过合理的方式参与有关其医疗的决定，如果没有病人或者其合法代表基于充分理解和自愿的统一，不能对病人采取任何的诊疗措施。

医院应审慎履行告知的义务：

1、必须确保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2、避免不计后果的发生（根据不同情况、选择适当的方式和合适的时机，暂缓告知、委婉的告知、危重情况下先告诉家属等）

3、注意说话的方式和态度

4、注意保护患者的隐私权

参考内容

医患关系的现状和重要性

目前的医生和患者之间缺乏良好的沟通。患者大部分认为，医患之间的沟通一般或基本上没有沟通；医护人员大部分认为，医患之间的沟通一般或基本上没有沟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医患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医护人员未很好履行告知照顾义务，归结为双方信任度降低的主要原因。不论是患者还是医护人员都不同程度的认为医患关系不和谐。

不太和谐的医患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医患互不信任。不太和谐的医患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度增加，医患冲突时有发生，医疗纠纷呈逐年上升趋势；度增加，医患冲突时有发生，医疗纠纷呈逐年上升趋势；二是医疗纠纷以医疗过失为主转变为非医疗过失为主；纠纷以医疗过失为主转变为非医疗过失为主；三是纠纷处理难度越来越大，处理方式正以行政裁决为主体转变为以法律诉讼为主体；来越大，处理方式正以行政裁决为主体转变为以法律诉讼为主体；四是医患纠纷处置稍有不慎即可引发较大的社会矛盾，四是医患纠纷处置稍有不慎即可引发较大的社会矛盾，造成严重社会影响，会影响，制造不稳定因素

医患关系的实质是“利益共同体”。因为“医”和“患”不仅有着“战胜病魔、早日康复”的共同目标，而且战胜病魔既要靠医生精湛的医术，又要靠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和积极配合。对抗疾病是医患双方的共同责任，只有医患双方共同配合，积极治疗，才能求得比较好的治疗效果。医患双方在抵御和治疗疾病的过程中都处于关键位置，患者康复的愿望要通过医方去实现，医方也在诊疗疾病的过程中加深对医学科学的理解和认识，提升诊疗技能。在疾病面前，医患双方是同盟军和统一战线，医患双方要相互鼓励，共同战胜疾病。维护医患这对利益共同体的良好关系，需要医患双方的共同努力。一则有趣的民间传说可作为注脚。唐朝药王孙思邈外出采药，遇一只母虎张口拦路，随从以为虎欲噬人而逃，孙思邈却看出虎有难言之疾。原来这母虎被一长骨卡住了喉咙，是来拦路求医。孙思邈为其将异物取出，虎欣然离去。数日后孙思邈在返程中途经此地，那虎偕虎崽恭候路旁向他致意。这个故事起码说明了两个道理：第一，即使是吃人的猛虎患病，医生也应本着仁义之心为它治疗，何况生了病的人呢；第二，即使是吃人的猛虎对于为它解除病痛的医生也怀有感恩之心，有礼貌地回应。从某种意义上说，相互尊重、相互配合、相互依存正是医患关系的最基本特点

影响医患关系的因素

1.政府方面

政府在卫生经费上的投入不足，政府在卫生经费上的投入不足，经费在国家财政支出所占比例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2007年我国政府预算支出占卫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2007年我国政府预算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为20.3%，世界平均水平是61.8%，发达国家达到生总费用的比重为2%，世界平均水平是61.8%社会法制不健全，目前维护患者和医生权利义务和在医疗事73%[3]。社会法制不健全，目前维护患者和医生权利义务和在医疗事故鉴定和处理办法上长期缺少权威性法律法规社会卫生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不健全、不完善和医疗卫生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调节机制相对落后也是政府方面原因一个体现。也是政府方面原因一个体现。

2、医院方面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少数医院自身管理不严，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少数医院自身管理不严，服务意识淡经济效益至上，办院宗旨偏离，于是“开单提成”漠，经济效益至上，办院宗旨偏离，于是“开单提成”、“药品回等怪象屡禁不止，加重了患者负担，恶化了医患关系，扣”等怪象屡禁不止，加重了患者负担，恶化了医患关系，最终影响整体社会关系的和谐。同时，个别医务人员医德医风、响整体社会关系的和谐。同时，个别医务人员医德医风、医疗质量和医疗思维模式方面的原因，也导致患者对医院和医务人员的信任和医疗思维模式方面的原因，度降低，医患双方沟通上的缺乏，从而影响医患关系的良性发展。度降低，医患双方沟通上的缺乏，从而影响医患关系的良性发展。

3.患者方面

随着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随着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患者对自身健康状况的关注度不断增加，同时对提供服务方————医院和医务人员的医况的关注度不断增加，同时对提供服务方——医院和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服务水平和医疗环境等方面的要求和期望值越来越高。疗技术、服务水平和医疗环境等方面的要求和期望值越来越高。

患者对医疗活动的认知存在误区：患者对医学和疾病规最后，患者对医疗活动的认知存在误区：律缺少理性认识；患者对医院性质、收费标准认识不够。律缺少理性认识；患者对医院性质、收费标准认识不够。甚至有患者在产生矛盾后无理取闹，产生“医闹”者在产生矛盾后无理取闹，产生“医闹”这一特殊现象

4.媒体方面

其有个别媒体为制造轰动效应吸引读者眼球，效应、次，有个别媒体为制造轰动效应、吸引读者眼球，在报道中有断章取义、夸大其词、有意炒作之嫌，取义、夸大其词、有意炒作之嫌，有时甚至有意无意地把医患关系变成了一种“对立”关系，对医患关系的恶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变成了一种“对立”关系，对医患关系的恶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且在客观上一定程度的转移了公众及舆论对医疗保障缺失的问责。

如何有效的防范和减少医患冲突？ 医患双方很多时候都是由观念、理解、看法、角度、态度不同而引发的冲突，如果医患双方都能够用下面这些新思维和观念来指导自己的言行，许多纠纷都不会萌芽。

（1）开放式思维：如果医生固守旧观念，不与患者充分对话和交流，由自己决定一切，往往会因为患者对医疗的不了解、不知情而导致冲突。要实现知情同意、自主选择的伦理学准则，就必须开放地让患者了解医疗活动的过程，实行医疗技术、医疗活动、医疗收费公开，增进医患理解、缓和矛盾，也有利于医患配合。

（2）换位思维：医患相互不理解是医患纠纷的导火索，如果通过换位思维加以调节，患方可以理解医学的风险性、复杂性和个体差异性，让医者大胆工作；医方则要设身处地为患方着想，以患者的心情和渴望来理解他们的要求，并加以最优化地实现。

（3）风险思维：客观事实和理性都提醒我们要辨证、明智、现实地权衡医疗代价与风险的问题。医生一定要有风险意识，对患者进行告知与沟通，让患者理解在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正视风险，医患共同努力在权衡和预防中避险，或坦然面对难避之险。（4）循证思维：循证医学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临床医疗实践中，亦要遵循四大基本伦理准则：知情同意、自主、不伤害、最优化，每个医疗行为都应思考该不该做、怎么做、做了以后怎么对待等一系列问题，不能考虑不周即草率地实施，要循避害就优之法，在评价这些工作时也要循证说话，当前循证思维中最重要的就是循医德医风之证、循医疗质量之证、循服务质量之证、循法律法规之证。

（5）法制思维：旧思维中评价一位医师的标准是医德、技术、服务等纯专业化和伦理化内容，然而如果用新思维来衡量，这仅仅是当代医师成功的一半，另一半必须用法制观来评判，每一项具体医疗工作都要贯穿法制思维，否则将不能完成举证责任倒置而陷于被动。

（6）医患利益冲突观：为什么当下医患关系矛盾增加、也更难处理？这是医患利益冲突加剧的反映。我国公费医疗制度的取消、医改的起步与深化、患者对高质低费医疗的期望、社会各界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及社会地位的不平衡等都是医患利益冲突加剧的原因。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如收费纠纷是经济利益的冲突，健康受到影响是健康权益的冲突，言语不当纠纷是荣誉或人格利益的冲突……可以认为当今的医疗服务过程就是医、患、国家、集体利益遵循一定法则的调节与平衡过程，现今的新型医疗艺术很大程度上就是医患利益冲突的调衡艺术。

医科的学生提升法律素质的意义

医学生应具备完整、系统的法律知识结构,树立正确的法律观念,具有健康的法律心理,拥有先进的法律文化,做到知法、信法、爱法、守法、用法、护法的完美统一。医学生是未来的医生,他们将来的工作对象是病人,医生和病人之间形成一种特殊的医患关系:他们既是合作者、配合者,又是对立者、矛盾者。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医患关系均反映出大量的法律问题,医疗纠纷时有发生。随着患者法律意识的增强,加强和提高医生和医学生的法律素质已成为当务之急。

作为一名医学专业的学生，在校学习期间除了接受大量传统和现代的医学知识、学习基本的医疗技术操作、掌握一定的科学研究技能、培养良好的医德情操外，还应该加强自身法律素质，熟悉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如认真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试行）》等与自身职业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保障自身合法权益，保护人民身体健康。

作为药学专业人才，为确保药品质量，保障人民用药的安全有效，增强自我保护，自我医疗意识，合理利用医疗卫生与药品资源，不但应该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掌握最新的药学知识和先进的医药技术，还必须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实施细则》《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医药法规、条例，带头执行国家对药品生产、销售和流通环节的各种具体规定。

因此，强化医药科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是依法治国的需要，是医疗卫生和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是深化卫生改革，调整医学教育结构的需要，更是加强卫生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全民卫生法制意识的需要。

第二篇：旅游纠纷典型案例法律解析

旅游纠纷典型案例法律解析（作于2012年3月）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市广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耿军

（本文系作者为《北京消费者》杂志2012年4月期刊撰写并发表的专栏文章）

【案件回放】 纵横10万岛礁的著名自然景观“挪威峡湾”名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单，权威旅行指南《孤独星球》和《美国国家地理》都将“挪威峡湾”航海之旅评定为“世界上最美的游船行程”。

2011年12月3日，北京消费者彭燕女士与5A级旅游机构西泽国际旅行社签订了《出境旅游合同》。合同约定，彭燕参加西泽国际旅行社组织的“梦游挪威”旅行团，乘坐拥有120年历史的海达路德邮轮公司的“山妖峡湾号”邮轮，游弋在岛屿和峡湾之间，探秘挪威北极的经典旅程。合同载明的全部旅游费用是74000元，合同附件明确约定旅游费用包含有：“„„

7、国际间往返机票及欧洲境内段机票；

8、挪威海达路德邮轮船票。”

彭燕依约于2012年1月27日15点从首都机场出发，两次转机历经31小时航程到达挪威北极小镇。西泽国际旅行社导游突然告知：“山妖峡湾号”邮轮发生机械故障，原订航海之旅取消了，改由海达路德邮轮公司提供两晚住宿和一张取代既定海上旅程的机票。彭燕当时有如晴天霹雳，如果不是为了饱览“世界上最美的游船行程”，她断然不会在北半球最寒冷的我国春节期间，辞别亲友孤身赶赴北极陆野。

西泽国际旅行社导游交给彭燕后续空中旅程的电子客票，机票显示订票时间竟然是2012年1月26日。由此可知，在彭燕乘坐1月27日15点航班离开北京之前，西泽国际旅行社就已做出了取消航海之旅、改换航空之旅的安排。

彭燕拒绝改乘飞机取代既定的海上旅程，只得独自在北极小镇滞留了五天四夜。2012年1月31日，在面临签证过期的情形下，彭燕被迫在西泽国际旅行社提供的“保密协议”文本签了字。该协议书主要内容是，原定邮轮班次取消，使甲方（系指彭燕）出行造成影响，乙方（系指西泽国际旅行社）深表歉意；甲方自愿放弃所有的游览项目和相关服务并且承担若干损失，乙方在甲方回国以后向其退还所缴纳团款50%即37000元；甲方应当对本事件处理的所有信息保密；甲 1 方保证不再追究乙方任何责任等等。“梦游挪威”旅行团全体成员都毫无例外地签署了相同内容的“保密协议”。2012年2月1日，彭燕按来时路线折返北京。（文中名称皆为化名）

【法律解析】旅游是现代物质文明发展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高层次的生活需求和精神产品。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呈现爆发性增长态势，而旅游产生的各种消费纠纷更是层出不穷。我们在此以案说法，就案例反映的常见法律问题作出法律解析：

一、因飞机、船舶等交通工具故障导致的旅程延误是否归责于旅行社？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由于自然灾害、社会动荡等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即不可抗力）导致飞机、船舶等交通工具无法按时启航，致使游客耽误了正常旅游行程，旅行社及其指定的相关服务提供者（包括承运人）都是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的。

飞机、船舶等交通工具故障是否属于不可抗力呢？

就飞机故障而言，《民用航空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旅客､行李或者货物在航空运输中因延误造成的损失,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民航总局出台的《航班延误经济补偿指导意见》也把飞机故障航班延误明确列为属于航空公司自身原因引起的航班延误，不属于不可抗力原因。我国司法审判实践中，所有判例无一例外全都判定飞机故障导致的航班延误属于归责于航空公司的违约责任。其实航空公司应对飞机故障延误给予相应赔偿，早已属于生活基本常识了，现实引发争议的早就不是“赔不赔”的问题、而是“赔多少”的问题。

就船舶故障而言，在国际公约《海牙规则》和《维斯比规则》以及世界多国海商法中均明确规定，承运人的“最低法定义务”就是保证船舶在航行前和航行中不出故障的“适航责任”。我国《海商法》第47条规定：“承运人在船舶开航前和开航当时，应当谨慎处理，使船舶处于适航状态。”

交通工具故障归根到底是安全检查和保养维护责任没有认真落实的结果，可以通过事前检测予以消除，发生了故障可以及时予以维修，在无法及时维修时又可予以调换。飞机、船舶等交通工具发生机械故障不属于不可抗力，因此导致的航班延误并非承运人免责的法定事由，承运人对此应当担负相应的违约责任。根 据合同相对性原理，既然消费者与旅行社签订了全程旅游服务合同，那么旅行社当然应向消费者概括承受其指定的相关服务提供者（包括承运人）全部法律责任，旅行社在承担赔付责任后可以再向相关服务提供者予以追偿。

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九条规定：“承运人应当按照客票载明的时间和班次运输旅客。承运人迟延运输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要求安排改乘其他班次或者退票。”《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国内运输规则》第十九条规定：“航班取消、提前、延误、航程改变或不能提供原定座位时，承运人应优先安排乘坐后续航班或签转其他承运人的航班。”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交通工具发生故障不能及时修复的情形下，承运人必须根据旅客的要求安排改乘相同交通工具的其他航班，无权擅自改换其他种类的交通工具。也就是说，原来是坐飞机还得是坐飞机、不应擅自改换成轮船；原来是坐轮船还得是坐轮船、不应擅自改换成飞机。

具体本案而言，“山妖峡湾号”邮轮系西泽国际旅行社特为“梦游挪威”旅行团独立租赁的专属交通工具，并非为不特定公众服务的的公共客运交通工具。海达路德邮轮公司作为西泽国际旅行社的旅游服务履行辅助人，两者履行服务行为具有同一性，西泽国际旅行社对海达路德邮轮公司的相关行为能够支配和控制，对于延误事件亦属可预见的范围。

二、旅行社是否有权改变旅游合同安排的行程？

国务院令（第550号）《旅行社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旅行社及其委派的导游人员和领队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拒绝履行旅游合同约定的义务；

（二）非因不可抗力改变旅游合同安排的行程；„„” 第五十九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旅行社，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导游人员、领队人员，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导游证或者领队证：

（一）拒不履行旅游合同约定的义务的；

（二）非因不可抗力改变旅游合同安排的行程的；„„”

根据行政法规之规定，旅行社非因不可抗力是不得改变旅游合同安排的行程的，否则应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就一般的购物之旅或奥运之旅来说，变更交通工具通常并不改变旅行目的。具体本案而言，乘坐邮轮航海不是过程而是目的！彭燕参加西泽国际旅行社组织的“梦游挪威”旅行团的目的和核心价值就是：乘坐邮轮在冰雪世界近距离饱览遍布10万岛礁的“世界上最美的游船行程”，绝非是乘坐飞机从远空俯瞰云雾缭绕的北极冰雪荒原。西泽国际旅行社以邮轮故障为由，为了攫取不正当的商业利益，擅自将挪威峡湾“航海之旅”变更为“航空之旅”，又拒绝依照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九条之规定“应当根据旅客的要求安排改乘其他班次”，致使旅游合同目的根本落空，明显属于《旅行社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明令禁止的“非因不可抗力改变旅游合同安排的行程”。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五条规定：“消费者有权检举、控告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又据《北京市旅游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接到旅游者投诉后，应当在10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决定受理的，应当在45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并答复投诉者；对应当由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处理的，及时转交有关部门处理。北京市旅行社质量监督管理所依法受理旅游者对旅行社服务质量的投诉。”彭燕有权向北京市旅行社质量监督管理所投诉西泽国际旅行社擅自变更旅游核心行程的违约和违法行为，甚至有权针对北京旅游发展委员会和北京市旅行社质量监督管理所相应的行政处置措施（如行政不作为）提起行政诉讼。起诉旅游行政主管机关要求其履行法定监管职责，无疑是督促旅游经营者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消费者在境外旅游遭遇不法侵害时，还可向外国消费者维权组织举报当地相关服务供应商的不法行径，“告洋状”往往取得意想不到的良好成效（如新闻效应）。彭燕亦可直接向挪威消费者协会投诉挪威海达路德邮轮公司擅自取消班轮的侵害行为。

三、旅行社强迫旅游消费者签署的所谓保密协议是否有效？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五条规定：“消费者有权检举、控告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

地方法规《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第四条规 定：“本市鼓励、支持一切组织和个人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社会监督。大众传播媒介应当做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宣传，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予以揭露、批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压制有关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真实报道。”由此可知，无论如何经营者与消费者签署的有关“今后不再向媒体披露”内容的保密条款都是无效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旅游经营者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旅游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责任，旅游者请求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该内容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具体本案而言，西泽国际旅行社要求彭燕签订的“保密协议”包含有“应当对本事件处理的所有信息保密”、“保证不再追究任何责任”等免除经营者主要责任、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实质内容，那么该协议书由于违反《合同法》第四十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五条、第二十四条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明确将 “不公平、不合理”作为法定无效的情形之一，对于消费者的特殊保护确比《合同法》第四十条等有关无效的法律规定有着更为有利的界定。需要指出的是，双方签订的“保密协议”有关“回国以后退还50%团款37000元”的约定显然也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明显减轻或免除了西泽国际旅行社损害彭燕合法权益本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理由如下：

首先，鉴于西泽国际旅行社涉嫌欺诈，彭燕有权要求其双倍赔偿旅游价款人民币148000元以及赔偿其他各项损失；依据“保密协议”西泽国际旅行社仅向彭燕退还所缴纳团款74000之50%即37000元，而且约定“甲方保证不再追究乙方任何责任”，甚至企图就此剥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五条赋予消费者的“检举、控告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之权利。

其次，即使暂不考虑本案欺诈因素，西泽国际旅行社仅向彭燕退还所缴纳团款74000之50%即37000元也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明显减轻或免除了西泽国际旅行社本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根据《合同法》第三百条之规定“承运人擅自变更运输工具而降低服务标准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要求退票或者减收票款；提高服务标准的，不应当加收票款”，又据《旅行社服务质量赔偿标准》（旅办发〔2011〕44号）第八条之规定“旅行社安排的旅游活动及服务档次与合同不符，造成旅游者经济损失的，旅行社应退还旅游者合同金额与实际花费的差额，并支付同额 违约金”，据此西泽国际旅行社不仅应当向彭燕返还相关旅游费用，还应就此向彭燕支付同额违约金。

第三，双方签订的“保密协议”在形式上就是无效的，西泽国际旅行社作为5A级出境游专业旅行社对该协议的形式无效应付全部责任。“保密协议”标明的签署日期是2012年1月31日，该协议第2条写到：“甲方（系指彭燕）同意于2012年2月1日自行乘飞机由特罗姆瑟前往奥斯陆机场与大团回合„„”，由此可知，该协议签订地点只能是在挪威北极小镇特罗姆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２００１〕３３号）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鉴于“保密协议”属于非经法定提交的境外形成证据，况且彭燕拒绝追认该协议的效力，因此该协议本身根本就不具有证据资格。

第四，鉴于《出境旅游合同》附件明确约定旅游费用已包含有：星级酒店住宿和三餐费用、全程巴士费用、中文导游陪同、景点门票费用、往返北京机票和欧洲境内机票和邮轮船票等全程费用，彭燕出游时仅携带有限的零用外汇，并且自行承担了滞留期间的住宿、餐饮和前往机场的费用，根本就不够另外购买返回北京的机票，由于语言不通即使家中汇款都不知怎样办理，况且远水救不了近渴，更何况当时彭燕的护照和签证文件都在西泽国际旅行社导游手中掌控，由此可知，西泽国际旅行社系以胁迫的手段并且乘人之危，致使彭燕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了所谓“保密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２００１〕３３号）第三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 如果审理法院坚持认定“保密协议”属于“可撤销合同”（不属于“无效合同”），那么法院必须对此依法行使释明权，彭燕还可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保密协议”。

四、旅行社故意隐瞒不能正常运输的重要事由是否构成欺诈？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 明。”《合同法》第二百九十八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向旅客及时告知有关不能正常运输的重要事由和安全运输应当注意的事项。”

在旅客运输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异常情况导致运输行为不能正常进行，包括发生不可抗力以及运输工具突然发生故障等原因。不管承运人对此是否有过错、是否承担责任，承运人都应当及时（！）向旅客告知这些不能正常运输的重要事由。法律之所以对承运人要如此要求，一是为了使旅客自己及时采取措施以避免不能正常运输给自己造成损失，例如在不能按时到达目的地的情况下，旅客一旦知道了迟延运输的原因后，如果认为可能对自己造成重大影响的，他就可以变更客票改其他班次或是干脆取消行程；二是可以让旅客知道不能正常运输的原因，以避免造成混乱和无端的猜疑。

关于欺诈行为的认定标准，现行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

具体本案而言，邮轮故障事件是在“旅游行程前”发生的，并非是在“旅游行程中”发生的（当时彭燕仍在北京家中尚未前往机场）。既然西泽国际旅行社在彭燕离家前往首都机场以前就已明知邮轮航程已被取消，当然有义务在第一时间通知相关事实，并且彭燕有权据此作出相应的选择。当时如果事先及时得到“世界上最美的游船行程”已被取消的通知，彭燕必定不会在寓意阖家团圆的春节期间孤身赶赴处于最寒冷季节的北极荒原！西泽国际旅行社为了赚取不正当的商业利益，故意隐瞒了“山妖峡湾号”邮轮发生故障的真实情况，擅自改变旅游合同安排的行程，导致旅游目的和核心价值根本落空，无疑就是侵犯了“消法”赋予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而且违反了《合同法》第二百九十八条规定的“应当向旅客及时告知有关不能正常运输的重要事由”之强制义务，以及违反了《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九条规定“应当根据旅客的要求安排改乘其他班次”之强制义务，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关于欺诈行为的认定标准，明显构成欺诈情节。根据“消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五、对于消费类服务合同纠纷违约之诉，消费者是否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于违约造成的损害原则上并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但在导致消费者精神高度痛苦的具体违约案件中，不应完全排斥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否则就不能符合完全赔偿原则和公平原则的要求。

因消费类服务合同内容的特殊性，经营者的履约行为往往与消费者的精神利益密切相关。例如，一个孤儿花钱将其父母生前唯一的照片交给影印公司扩印，但影印公司不慎将孤儿父母的遗像丢失；又如，一对新人花钱聘请摄像公司为其婚礼录影，但摄像公司因器材故障未能拍摄婚礼场面。上述案例给消费者造成的精神痛苦都是显而易见的。

消费者因经营者严重违约的高度精神痛苦，显然属于合同履行利益以外的损失，并且不能从合同责任中得到救济。旅游服务就属于典型的精神产品。精神损害和财产损害是性质不同、各自独立、不能相互吸收的两种损害（责任）。在因经营者的严重违约行为同时造成两种损害时，如果基于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有关请求权竞合的规定，只允择一而诉，必将出现对消费者不公平的后果，使消费者不能就其精神和财产两方面损失得到完全赔偿。

第三篇：典型案例解析

一、劳动关系类

1、如何界定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

案例：

2004年6月22日，刘某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书》，述称其2004年5月21日19时30分左右，在A公司为小货车加油时，因加油管着火被烧伤。某局受理该案件后，经调查得知：（1）A公司与黄某签订了租用小货车的合同。（2）刘某是小货车的司机，其工资一直是由A公司以租车费形式支付给黄某，再由黄某支付给刘某。

认定决定：

根据前述事件背景，某局认为，刘某与黄某属雇佣关系，而与A公司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根据《××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规定，决定不予受理刘某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

争议焦点：

刘某与A公司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行政复议决定：

刘某不服某局作出的认定，向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认为，根据刘某提交的小货车机动车行驶证，证明该车车主是刘某，黄某也否认雇佣刘某，因此，复议机关以某局认定小货车的车主是黄某，刘某与黄某是雇佣关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撤销该局的该行政行为。

经进一步调查，某局对此事故重新作出认定。认为A公司与车主刘某以合同形式租车，二者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根据《××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规定，决定不予受理刘某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

评析：

本案中，A公司与黄某签订的租用小货车的合同中，对刘某服从A公司规章制度的要求不明确，对刘某的人身独立性要求不明显；并且刘某的工资一直是由A公司以租车费形式支付给黄某，再由黄某支付给刘某。综合以上两点，该局认为，刘某是自带车为A公司提供劳务，A公司与刘某不存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间具有的隶属性，因此，他们间的关系属劳务关系，不是劳动关系。（四川）

2、技校生提前就业期间发生伤害事故能否认定为工伤 案例：

梁某为某技校学生，按规定2003年7月毕业。2003年5月底经所在技校推荐，被某公司招用为试用期员工，并口头约定在试用期满后签定劳动合同。2003年7月1日，梁某在公司的生产车间进行生产活动中受伤。公司以梁某是技校学生为由没有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同时也不完全支付工伤待遇，梁某亲属向劳动保障部门申请工伤认定。

争议焦点：

学生在提前就业期间是否与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实习阶段受伤能否认定为工伤？

认定结论：

经调查取证，梁某在用人单位工作并领取劳动报酬，由用人单位进行管理，属于提前就业期而非实习期，已经与用人单位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劳动保障部门认定梁某受伤为工伤。某公司接到认定书后没有提出申请复议。

评析：

目前，普遍存在学生在毕业前即到用人单位提前就业的 情况（技校生更明显）。提前就业的学生按用人单位的安排进行工作，在用人单位领取劳动报酬，由用人单位进行管理，属于提前就业期而非实习期，已经与用人单位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因此，学生在提前就业期间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3、以“工程承包协议”代替劳动合同所形成的关系

属事实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 案例：

苏某是灵活就业人员，2004年2月12日其到一家国有造船企业的机加分厂工作，上午当他在铸锻平台上使用手持风动砂轮对工件进行打磨时，由于砂轮片突然破碎，飞出的砂轮片将其头部击伤，造成中度颅脑外伤，被送往医院抢救治疗。2004年4月，苏某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争议焦点：

此事件发生后，该企业认为苏某不是本单位的正式职工，他们之间只是工程发包与承包的关系，形成的是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不愿将此事作为工伤事故来处理。

认定结论：

根据伤者本人提供的材料，劳动保障部门正式受理并进行了调查，了解到该企业内部各分厂类似铸件、清砂、打磨等部分工种比较空缺，多年来一直以工程承包的形式向外发包，由外包工来完成。苏某就是这种情况，他以个人名义与该企业机加分厂签定了《工程承包协议书》，约定了用工期限、劳务费用结算办法和其他相关的责任，并填写了一份《补充劳动力申请表》报企业主管领导同意后正式上岗工作。劳动保障部门认为虽然企业没有与苏某签定正式的劳动合同，但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了明显的事实劳动关系，依据《条例》的相关规定认定其受伤为工伤。

评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经济形式的并存导致了现实生活中用工形式的复杂化，本案中该单位由于部份岗位的特殊性，如果正常程序进行招工，不但手续复杂且成本也会相应增加，而以工程承包的形式对外发包，简单易操作，只要承包人能按时完成任务即可，没有过多地去考虑这样的用工形式是否合法。一旦出现伤亡事故，引起争议和诉讼的可能性很大。

存在问题：

就当前的情况看，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界定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法律解释，现实生活中由于用工形式的多样灵活，这两种关系的判定还受到各地司法不同鉴定结论的影响。因此，由此类问题引发的工伤保险争议与诉讼，往往使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处于相当被动和尴尬的局面。（广西）

4、解除劳动关系人员有证据证明是原用人单位 职业危害造成的职业病应认定为工伤 案例：

于某，男，48岁，原系哈尔滨市拖拉机厂职工，1977年参加工作，1992年因肺心病不能上班而调入某供销社。2000年与现单位解除劳动关系。2003年7月被省职业病院诊断为尘肺壹期，肺功能中度损伤，2003年10月于某要求拖拉机厂支付工伤待遇而诉至当地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受理后，委托市劳动局认定是否工伤。

市劳动保障局接案后进行了调查，于某原系哈市某拖拉机厂职工，1977年参加工作，1977年至1993年在单位铸铁分厂从事铸工作业，后因肺部疾病不能上班，被迫调入某供销社挂名，因供销社改制本人不能上班而与单位解除了劳动关系，现无业人员，2003年7月被诊断为职业病。

申请人认为：

自己在铸工岗位工作了13年之久，肺部疾病并不知道是职业病，而原单位即不给做检查，还以不能上班要除名为由，要求其调走，后被诊断为职业病，才知道自己应该是工伤，应由原单位支付工伤待遇。

原企业辩称：

于某现已与原企业解除了劳动关系，不是我们的职工，不应由我们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认定决定：

于某虽然现在与原单位不存在劳动关系，但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在原单位从事13年的铸工工作，其尘肺是在与原单位存在劳动关系时患病的，而用人单位不按规定给从事有害工种做体验，还以不能上班除名为由要求其调走，《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三条规定“最后的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该职业病是先前用人单位的职业病危害造成的，由先前的用人单位承担。”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四款规定“患职业病的”认定工伤规定，市劳动保障局做出认定工伤的结论。争议焦点：

原单位患职业病，现已予其解除劳动关系，工伤保险责任由谁承担。

行政复议：

企业对认定工伤不服，于2004年3月向省劳动保障厅提出行政复议，省厅复议认为市劳动保障局对于某作出认定工伤的决定的结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执行合法，内容适当，维持市劳动局对于某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而后企业又向区、市法院提出行政诉讼，二级法院支持了市劳动保障局认定工伤的规定。（黑龙江）

5、一起因劳动关系引发的争议案

案例： 2003年6月24日外出务工人员马某经朋友介绍进入某市甲公司，从事冶炼技术操作工作，第二天（25日）与该公司签订了派往异地乙公司进行技术指导工作的协议，日工资50元。2003年6月24日马某随同甲公司经理刘某来到乙公司工作。2003年8月6日10时，马某在冶炼炉前进行技术指导时，由于炉口流速太小，在解决流速问题时，被炉口喷出的火焰烧伤。经医院诊断：

1、全身多处烧伤51%，深Ⅱ°。

事故发生后，两公司各持己见，甲公司认为马某是在乙公司工作期间受伤，一切责任有乙公司承担。而乙公司则认为双方在技术指导合同中未明确在技术指导期间发生事故的责任，马某是甲公司派来的，应有甲公司承担全部责任，乙公司只垫付了马某前期的住院费和医药费。此后，两家公司相互推诿，致未痊愈的马某提前出院。马某认为自己是在工作时间、工作期间、因为工作原因受伤的，并且与甲公司签订了外派协议，应有甲公司承担全部责任，便向甲公司驻地司法局法律服务中心求助，2004年4月2日法律服务中心委托所在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给予马某进行工伤认定。

劳保障行政部门受理后，根据法律服务中心提供的材料，进行调查核实。在调查核实中，由于两家公司对劳动法律法规不了解，相互推诿扯皮，不予积极配合，加之，两公司又不在同一地区，给调查核实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后来，在事故发生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积极配合下，核定了以下事实：

（1）马某虽未与甲公司签订规范的劳动合同，但已与甲公司签订了不完善的外派技术指导协议，马某与甲公司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

（2）马某在工作时间，工作区域内，因为工作原因受伤，应认定为工伤。

认定决定：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1项规定，于2004年5月27日研究，认定马某致伤为工伤。

争议焦点：

甲公司认为马某是在乙公司工作期间受伤的，一切责任有乙公司承担。而乙公司则认为，本公司已给甲公司支付了技术服务费，马某受伤应有甲公司承担全部责任。两公司都认为马某与本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

评析：

这是一起因劳动关系引发的争议案。

甲公司与马某签订了外派技术指导协议，协议条款虽不完善，但也不能以马某在乙公司工作，就不认定与马某存在劳动关系，不承担马某工伤的相关责任。马某是甲公司招聘的，马某到乙公司工作也是由甲公司指派的，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当承担职工工伤的相关责任。至于甲、乙两公司如何分担马某工伤的相关费用，两公司应按双方签订的技术服务协议约定去划分，也可协商解决。

6、“包工头”用工发生伤害，发包单位应承担工伤责任 案例：

2003年5月3日，上海通天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天工贸公司”）与自然人郑永广达成口头协议，双方约定由郑永广负责拆卸通天工贸公司所属的5吨吊钩门式起重机（俗称行车）的工作。郑永广立即组织了吴锡弟等数名外来从业人员完成此项工作。在次日拆卸行车的过程中，吴锡弟由于没有安全保护，从行车上下来时不慎从高处坠落，送往医院后，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后死亡。2003年12月25日，吴锡弟之子吴伟兴向宝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结论及依据：

宝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经查明后作出工伤认定结论，认定吴锡弟发生的死亡事故是工伤，应由通天工贸公司承担工伤责任。理由如下：死亡事故发生在吴锡弟正在拆卸行车的过程中，地点为通天工贸公司厂区内。通天工贸公司未与郑永广签订书面合同，郑永广作为自然人，并没有经营证照或施工资质。在实际履行过程中，通天工贸公司法定代表人要求郑永广找几个人帮忙，并借予其完成拆卸工作的工具，郑永广并没有以自己的技术、设备和劳力独立完成该项任务。从行为本质上讲，郑永广实际代表了通天工贸公司负责拆卸行车作业，其招用的吴锡弟等人应当认定与通天工贸公司已构成事实劳动关系。

行政复议和诉讼：

通天工贸公司不服工伤认定结论，于2004年2月9日向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通天工贸公司称，宝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结论，认定事实不清、法律关系定性错误。理由是，通天工贸公司将拆卸行车的业务发包给郑永广，依据承揽合同特征，承揽人应当独立完成工作并承担风险，由此发生死亡事故自然应当由郑永广承担。吴锡弟既不是申请人的职工，也不是申请人临时招聘来的拆卸行车的临时工，且其劳动报酬由郑永广支付。根据谁用工谁负责的原则。2003年5月4日发生吴锡弟伤亡事故认定为工伤，应当由承揽方郑永广承担。

复议机关经审查后认为，宝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于2004年4月7日作出了维持宝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通天工贸公司不服行政复议决定，于2004年4月26日向宝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经开庭审理后认为，被告宝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吴锡弟死亡一事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遂于2004年7月19日作出一审判决，维持宝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2003年12月2日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

一审判决后，通天工贸公司不服，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人通天工贸公司诉称：其将行车拆卸业务交由自然人郑永广承揽，承揽人应以自己的风险独立完成工作。死者吴锡弟系郑永广招用的人员，通天工贸公司与吴锡弟无任何法律关系，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及工伤认定结论。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上诉人认为其与郑永广系承包关系，吴锡弟的死亡不应认定为上诉人的工伤事故，该上诉理由缺乏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宝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经调查取证确认吴锡弟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遂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据《合同法》有关承揽合同的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人的工作具有独立性，即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劳力、设备和技术承担工作风险，独立完成承揽工作。本案中，公司将拆卸行车的工作“发包”给自然人郑某，公司也以该理由坚持认为与死者不存在劳动关系。但表面的形式并不能掩盖他们之间实质上的法律关系，由于在拆卸行车的过程中，是公司借予郑某完成拆卸工作的工具，郑某并没有以自己的技术、设备和劳力独立完成该项任务。我们认为，郑某的行为只是代表公司，因此认定公司与吴某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但如果本案中，郑某以自己的劳力、设备和技术完成了该项工作，则吴某与公司间的关系如何认定呢？在我国，建筑工程的施工往往采用承包的方法，由于管理不严，导致层层转包，无效承包的现象十分严重。发包方、承包方、雇佣者之间的法律关系的认定存在较大难度，在此情形下，是否采取“上推”的方式来确认劳动关系还是引导当事人走民事侵权诉讼的渠道？（上海）

7、使用单位原料设备完成工作，单位支付劳动报酬

应当依法确认劳动关系

案例：

2003年3月26日，李克先经人介绍到上海丰鑫文仪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鑫公司”）从事喷漆工作，但未签定书面劳动合同。期间，双方以送货通知单的形式结算工作量。2003年5月18日，李克先因患病至上海市华山医院住院治疗。2003年9月25日，丰鑫公司向华山医院开具介绍信，以李克先在试用工3个月内未经过体检为由，要求对李克先予以诊断。2003年11月3日，华山医院出具了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诊断李克先患慢性重度苯中毒（白血病）。2003年11月13日，李克先因患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于华山医院死亡。2003年12月5日，李克先妻子尹德芝向嘉定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同时提交了送货通知单及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等相关材料。

结论及依据：

嘉定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经初步审查后于2003年12月31日正式受理，经查实确认如下事实：李克先在与丰鑫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期间，于2003年11月3日确诊得职业病。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嘉定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于2004年1月16日作出了认定为工伤的结论。

争议、复议及诉讼：

丰鑫公司不服认定结论，认为与李克先之间是承包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也并未签订劳动合同，因此于2004年3月17日向嘉定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嘉定区人民政府经审查后认为，李克先作为丰鑫公司职工，在工作期间患职业病，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应当认定为工伤。嘉定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认定结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对此认定结论予以维持。

丰鑫公司不服复议结论，2004年6月2日向嘉定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消具体行政行为。嘉定区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认为，嘉定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作出的认定结论并无不当，遂维持了行政机关的认定结论。

一审判决后原告不服，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人诉称，尹德芝作为李克先的妻子，不符合工伤认定的申请人资格。李克先与上诉人之间系承包关系，而非事实劳动关系，不属于该公司的职工，要求撤销一审判决和具体行政行为。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职工或其直系亲属、工会组织可以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因李克先已死亡，其妻子提出申请，符合法规规定。嘉定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根据送货单、职业病诊断证明、介绍信等证据，认定李克先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李克先在丰鑫公司内，使用上诉人提供的原料、设备完成喷漆工序，并由上诉人按照计件形式支付劳动报酬，上诉人认为其与李克先系承包关系，缺乏事实依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劳动者虽未与用人单位签定书面劳动合同，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就不存在劳动关系。在此情形下，劳动保障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调查核实的职责。本案中李克先使用丰鑫公司提供的原料、设备完成工作，并由该公司按照计件形式支付劳动报酬，已经构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中工伤认定受理的范围，应当依法认定为工伤。

8、交纳财产风险抵押金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或事实劳动关系

案例：

2004年11月29日，李某以书面形式向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申请书中陈述：其女儿小李是在某酒店KTV做领班工作的，2004年9月23日凌晨0：30左右，在与客人因琐事发生争执，后在酒店大门被对方持刀杀伤臀部，后送往医院抢救，因失血性休克死亡。认定结论：

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经过核实后认为，小李自2004年5月2日至2004年9 月23日组织一批小组在某酒店KTV部为客人服务，并向酒店交纳了财产风险抵押金。小李的工资是从每位小姐为客人服务后的劳务费中抽取20%作为自己的工资，酒店未支付任何报酬给小李。小李及组织的小姐未与酒店签订劳动合同。小李与酒店不存在劳动关系或事实劳动关系，不属于工伤认定的受理范围，故作出了不予受理决定。

评析：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是认定工伤的首要条件。本案中，李某认为女儿小李是在酒店KTV部做领班，并交纳了财产风险抵押金，是酒店的员工，应该是有事实劳动关系，但实际上，小李只是借酒店的场地组织一批小姐为客人服务，从每位小姐的劳务费中抽取一定的费用作为自己的劳动报酬。她与酒店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因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她不属于工伤受理范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是正确的。（云南）

9、车辆挂靠关系司机死亡工伤认定不予受理 案例： 2003年11月17日，申请人蔡小莉的丈夫黄显平驾驶挂靠南充路通汽车运输公司产权为个体工商户杨杰所有的川R12887大货车运输水泥途中因机械故障出车祸死亡。个体工商户杨杰已对黄显平的死亡进行了赔偿，蔡小莉以南充路通运输公司为用人单位向劳动保障局申请对黄显平的工亡进行认定。

认定结论：

申请人丈夫黄显平与南充路通公司的劳动关系不成立，不予受理其工亡认定申请。

争议焦点：

黄显平所驾驶的机动车行驶证上记载大货车的车主是南充路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且该车挂靠经营证明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字号名称也是南充路通汽车有限公司。

劳动局不予受理理由：

（1）申请人蔡小莉的丈夫黄显平与南充路通公司不构成劳动关系。

黄显平生前所驾驶的川R12887大货车车主为杨杰，杨杰为依法成立的个体工商户，其经营的川R12887号大货车虽然与南充路通公司签订有车辆挂靠合同，但从合同约定看，车主杨杰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与路通公司无关。从劳动局调查取证得知，2003年11月17日死者黄显平受杨杰安排驾驶川R12887号大货车运输水泥出车祸，南充路通公司事后才知晓。杨杰为自主用工，死者实际的用工雇主，即用人单位。黄显平为个体工商户杨杰所聘用，而非南充路通公司所聘用。路通公司不是黄显平的用工主体，与黄显平的劳动关系不成立。

（2）车辆挂靠是管理上的需要，并未改变用工方式。按照地方政府对运输车辆挂靠管理经营的管理规定，车辆产权属本人的车主必须办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杨杰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上虽然有南充路通汽车有限公司的名字，但只表明了有挂靠形式存在，并未改变车辆的产权关系和个体工商户自主经营的性质，而且该营业执照是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不是路通公司的营业执照。如果是路通公司的营业执照，必须是法人的营业执照。车辆挂靠仅是车主杨杰每年向南充路通公司缴纳一定的车辆营运、税务、代办保险等服务费，同时南充路通公司也未对杨杰进行任何管理。杨杰与南充路通公司仅是形式上的挂靠，实际的用工则是车主杨杰。

（3）车主杨杰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是依法成立的个体工商户，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劳动法律关系用工主体资格，即为黄显平的用工主体单位，南充路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不是死者黄显平的用工主体单位。

行政复议决定：

省厅认为，劳动局对蔡小莉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书，事实清楚、依据充分、程序合法，维持了劳动局对蔡小莉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

评析：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有车辆挂靠关系的司机死亡案件，首先查证挂靠合同得知，杨杰与南充路通公司不构成劳动关系，南充路通公司虽然为车主杨杰提供从事营运所必需的服务，如办营运证、车牌、代办保险等，但并未对车主进行经营管理，且杨杰是依法成立的个体工商户，其挂靠车辆完全是独立自主经营；其次从劳动局调查杨杰聘用黄显平的事实得知，黄显平生前的工资由车主杨杰发放，2003年11月17日黄显平受杨杰安排驾驶川R12887大货车运输水泥出车祸死亡，黄显平死者与杨杰形成劳动法律关系，故车主杨杰才是工伤认定申请的用工主体，申请人请求的死者因工死亡性质认定主体错误，作出了不予受理决定。（四川）

10、实行承包经营的用人 单位的职工发生工伤如何处理

案例：

陈某是某机电公司电料车间的一名职工，由于企业经营不景气，由陈某所在车间的一名员工与公司签订了承包协议，实行了承包经营。2004年3月4日，陈某在生产流水线上工作时，不慎被传送带绞断上肢，随即被单位送到医院急救，经过抢救后，陈某脱离了危险。陈某的家属向机电公司提出申请工伤认定的要求，并要求公司支付陈某医疗期间的治疗费。公司认为陈某所在车间已经被承包了，应由实际的用工方——电料车间负责陈某的工伤责任。因此，不同意陈某家属的要求，也不同意支付陈某的医疗费和相关费用。陈某的丈夫随即向当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结果调查核实，发现陈某在承包的车间工作期间，并未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该公司也没有给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因此，劳动保障行政部门除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

（一）款规定，认定陈某系工伤外，同时责令某机电公司承担陈某工伤期间的治疗费和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机电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法院维持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

评析：

这起工伤认定申请案件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实行承包经营的用人单位的职工发生工伤后，工伤保险责任具体由哪方承担；二是对陈某发生工伤，用人单位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范围是哪些。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用人单位实行承包经营的，工伤保险责任由职工劳动关系所在单位承担。本案中，虽然陈某在承包的电料车间工作，但是其劳动关系一直在机电公司，该公司并没有因为电料车间被承包，而与该车间的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因此，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理应由机电公司承担陈某的工伤保险责任。

本案中某机电公司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包括两方面：

(一)向所在统筹地区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机电公司拒不为陈某申请工伤认定是明显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陈某的丈夫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的有关规定，直接向机电公司所在地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了工伤认定申请，以维护伤残职工的合法权益。(二)机电公司承担陈某的医疗费和其他工伤保险待遇。在本案中，机电公司没有履行缴纳工伤保险费的义务，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未参加工伤保险期间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因此，在陈某被确定为工伤后，机电公司应承担陈某治疗期间的医疗费、伙食补助费、停工留薪期的工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按照劳动能力鉴定的伤残等级享受的伤残津贴等费用。

11、职工已超过法定退休 年龄，在工作时受伤应否认定为工伤 案例： 申请人：曹百利（曹礼祥之子）受伤害职工：曹礼祥，男，63周岁，市环境卫生管理处聘用员工(农民工)，从事清扫马路工作，身份证号码：***。用人单位：黄山市环境卫生管理处。申请人称: 2004年8月19日上午6时40分黄德海驾驶皖NJ29/50242号变型拖拉机，沿屯溪区滨江路由国际大酒店向跃进路方向行驶至滨江路二马路口时，与正在道路上清扫工作的黄山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工人曹礼祥发生碰撞，造成曹礼祥倒地受伤，后经黄山市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2004年8月24日死亡。用人单位称: 曹礼祥已年满63岁，与用人单位只存在劳务关系，无劳动关系。认定决定： 曹礼祥之子曹百利于2004年12月27日向黄山市劳动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黄山市劳动保障局于2005年1月31日发函要求市环境卫生管理处举证，提交与曹礼祥无劳动关系的法律有效证明材料，市环境卫生管理处于2005年2月5日向黄山市劳动保障局仲裁部门提出《关于要求对曹礼祥认定为劳务关系的请示》。2005年2月21日黄山市劳动保障局仲裁部门答复市环境卫生管理处：“曹礼祥于1941年2月14日出生，现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已不具备签订劳动合同的主体资格，因此，曹礼祥与市环境卫生管理处不存在劳动关系。” 黄山市劳动保障局根据调查取证核实情况,认定如下事实:

1、曹礼祥同志与市环境卫生管理处不存在劳动关系。

2、曹礼祥同志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因此黄山市劳动保障局认为曹礼祥同志受伤虽然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但因为认定工伤的主体不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375号）第一章第二条的规定，曹礼祥同志不符合认定工伤的条件，不予认定工伤。争议焦点： 本案例的争议焦点是曹礼祥同志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作为工伤认定的主体是否合法？由此产生了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依据国务院国发〔1978〕104号《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一条“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工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退休。

（一）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0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的。”和国务院国发〔1981〕164号《国务院关于严格执行工人退休退职暂行办法的通知》第二项“必须加强对退休、退职工人的聘用管理，工人退休后，一般不要留在原单位继续工作,其他单位如果确实需要聘用有技术和业务专长的退休人员作技术指导的,必须由原发退休费用的单位、聘用单位、和退休工人三方签订合同,并报当地劳动部门批准后,方能聘用。过去已经聘用而没有签订合同的,应当补签合同，履行审批手续。”的规定。本案例中曹礼祥死亡时的年龄已达63周岁，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不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且未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因此与单位不存在劳动关系,认定工伤的主体条件不成立。一种意见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并未对老年人从事劳动作出禁止性规定。且《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国家应当为老年人参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条件,根据社会需要和可能,鼓励老年人在自愿和量力的情况下,从事下列活动:„„(五)依法从事经营和生产活动；„„”本案例中曹礼祥同志死亡时虽已63岁,但他并不是单位退休、退职工人,而是一位由单位聘用的农民工,因此其不适用国务院国发〔1978〕104号和国发〔1981〕164号文件。其不存在办理退休手续，曹礼祥同志虽然未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但其与单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因此认定工伤的主体条件是成立的。行政复议决定： 黄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根据调查取证材料,对照《工伤保险条例》有关条文,于2005年3月2日下达工伤认定决定书(黄劳社医险[2005]9号)后, 曹礼祥同志之子曹百利不服认定结论,于2005年3月14日向黄山市人民政府法制办提出行政复议,法制办予以受理。经审查黄山市人民政府法制办认为：曹礼祥同志生前为市环卫处聘用的农民工，虽年满60岁以上，未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但其与单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而且曹礼祥同志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致死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因此于2005年4月12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如下: 撤销黄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2005年3月2日作出的黄劳社医险[2005]9号批复,认定曹百利之父曹礼祥同志为因工死亡。评析： 本案案情并不复杂，从表面上看只是一起普通的工伤认定案件，但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界定却是本案认定中的主要分歧，也是我们工伤认定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理论上，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

（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

（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

（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但在本案例中如何理解劳动者的主体资格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明显存在很大的分歧。正确区分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实践中的意义不言自明。因为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法律适用不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相差很大，特别是在延伸的权利义务如工伤保险待遇方面。以本案为例，如果确认曹礼祥与市环卫处是劳动关系，曹礼祥就应当被认定为工伤，依法享受工伤待遇；如果确认曹礼祥与市环卫处是劳务关系，曹礼祥只能获得民事赔偿。工伤待遇与民事赔偿是两种不同的责任形式，承担方式与待遇水平相差很大。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差异可以归纳为：

一、主体不同。劳动关系只能存在于劳动者和依法成立的用人单位之间；劳务关系不仅可以存在于自然人与法人单位之间，也可以存在于自然人之间。二是地位不同，劳动关系当事人之间存在从属关系，劳动者必须接受用人单位的监督和管理；劳务关系当事人则是完全平等的民事主体。三是待遇不同。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不仅有权获取工资，而且享有社会保险和规定的福利待遇；劳务关系中劳务提供者只能获得合同约定劳务收入。四是合同形式不同。建立劳动关系必须签订劳动合同；劳务关系则可以采取比较灵活的缔约方式。五是适用法律不同。劳动关系适用劳动法；劳务关系适用民法。面对如此众多的差异，实际生活中有时就很难厘清，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当前劳动关系不规范。二是劳动关系多元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就业方式的变化，既可以建立劳动关系也可以实行劳务关系的工作领域日渐增多，并且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客观特征正在逐渐模糊。基于这种现实情况，在处理本案时, 黄山市人民政府法制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有关条文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未对老年人从事劳动作出禁止性规定，从保护弱者，以人为本的精神出发，认定曹礼祥同志为因工死亡，也未尝不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备注： 本案例尚存在不同意见,即男年满60周岁，是否可以界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强制退出劳动？如果是，国家应对年老农民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如果不是，应对这些人网开一面，保障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安徽）

二、上下班途中发生机动车事故类

12、上班途中受到机动车间接伤害的事故 案例：

申请人自述：2004年7月29日中午，申某与同事步行到单位上班，途径农贸市场路段时，被一辆货车驶过时车胎挤压的飞石击伤右足，当时汽车司机因并未知情而继续行车驾驶离现场。其本人过后在医院诊断为：右足第五趾骨骨折。该单位未能及时申报工伤，在超过单位申报期限后，受伤害本人申请工伤认定，按规定提交了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当天医疗诊断证明、旁证材料等，但未能提供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或相关处理证明。

争议焦点：

1、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间接伤害，能否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款规定，作为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认定为工伤？

2、凡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而要求工伤认定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否作为必备提交材料之一？

认定结论：

因材料不完整，缺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此案尚未做出认定。

评析：

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间接伤害，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款规定，应该能作为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而给予工伤认定。但机动车事故应属交通事故中的一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交通事故的管辖处理权属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当事人有责任迅速报告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司机当时在正常行驶的情况下发生此意外事故，其不知晓时不会报警；另一当事人申某也没有及时报警，由交警部门作出相应的处理。故无法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或相关处理证明。对于这种情况，能否根据傍证材料来给予工伤确认，目前政策上不好把握。（广西）

13、职工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机动车事故伤害不能认定工

伤 案例：

史某是某公司招用的合同制职工，并签有劳动合同，2004年7月25日6时40分，骑自行车上班途中，行至西门转盘拐弯处，为避让机动车自行碰在道牙上摔倒致伤。经医院诊断：右膝软组织损伤，右膝内侧副韧带损伤。事故发生后即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工伤认定。

认定决定：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核实单位申报的材料后，经专题会议研究，认为史某上班途中摔倒致伤，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条件，认定为非工伤。

史某对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的认定决定不服，即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了申请行政复议申请。

争议焦点：

史某认为自己是在上班途中，为了避让机动车自行碰在道牙上摔倒致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上下班途中的规定，如不及时避让，就会发生不可想象的后果，应当认定为工伤。

复议机构决定：

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受理后，认为：史某上班途中，为了避让机动车自行碰在道牙上摔倒致伤，只符合上下班途中的认定条件。原认定证据确凿，理由充分，依据准确，符合法定程序，是合法有效的行政行为。因此，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工伤认定决定。

评析：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6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认定为工伤。而史某在上下班途中，为了避让机动车自行碰在道牙上摔倒致伤，不是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不能认定为工伤。（吉林）

14、上下班途中被火车压伤下肢能否认定工伤案 案例：

邱某是某铁路车务段职工，2004年4月3日上午，自居住地乘出租车前往工作单位（车站货场），在7道货场的公路边下了车。当时3道停有一列货运列车，邱某为了图省事，便从列车连接处的车钩下钻过去，在钻越过程中列车突然启动，邱某被扎伤右小腿，造成右小腿损伤。由于是上下班途中的车辆事故致伤，邱某便向当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认定工伤。

认定决定：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调查后认为，邱某上班途中因钻越停在车站的列车，由于列车突然启动，车轮扎伤邱某右小腿，而列车不属机动车，邱某受伤不符合工伤认定条件，不予认定工伤。

评析：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款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符合本条认定工伤的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

1、上下班途中。这有时间和地点两个要件，时间必须是上班前和下班后的一定时间段内，即合理的时间段内。地点必须是劳动者上下班必经路线或合理的路线。

2、必须是机动车事故致伤。《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对机动车的概念作了如下界定：“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业的轮式车辆。”同时对道路概念也作了界定，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理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由此可见，火车虽由动力牵引，但不在道路上行驶，不属机动车，所以被行进中的火车致伤，不属机动车事故。

3、邱某为了图省事，节约时间，没有走距离比较远的地下通道，而违章钻越停在车站的列车，受到的伤害是自身造成的，后果自负。

4、我国《铁路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因铁路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人身伤亡是因不可抗力或者由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为此，邱某上班途中因钻越停在车站的列车，由于列车突然启动，车轮扎伤邱某右小腿，不能认定为工伤。（辽宁）

15、下班途中机动车交通肇事受伤职工应认定为工伤 案例：

受伤害职工刘晓秋，2004年4月27日20时许，在下班回家途中，被贾彦武驾驶两轮摩托车在伊哈路由东向西处撞伤。

工伤认定：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章第十四条第六款之规定，劳动保障局予以认定为工伤，并下达了《工伤认定决定书》。

行政复议：

伊春大一木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金郁焕对本案的工伤认定不服。当地政府提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其理由如下：

1、刘晓秋不是在下班时间发生的交通肇事。申请人公司的上、下班时间为早7：00晚7：00，依此规定，刘晓秋应在晚7：00已经下班，只是因为刘晓秋与其他职工对如何给付工资与公司发生争议，而无端滞留在公司的，直至接近当日晚8：00才走出公司，因此，下班时间已过，而且刘晓秋等人属于违规滞留公司，故劳动局认定的下班途中，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2、依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款的规定，只有在下班时间，下班回家途中发生的交通肇事才可认定为工伤，而本案刘晓秋擅自滞留公司，拖延下班时间，当然不应适用此条款来认定工伤，因此劳动局认定，刘晓秋下班途中受伤为工伤属于适用法律不当。

劳动保障局对大一木业提出的理由进行了书面答复。

1、伊春大一木业有限公司执行的上下班时间为早7：00时晚7：00时的12小时工作日，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章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刘晓秋与其他职工与该公司讨论或争议应如何给付其工资是非常正常的，不是无端滞留公司，违规滞留公司。

2、伊春大一木业有限公司错误之一是执行每天12小时工作日，错误之二是因如何给付工资与职工们发生争议，如果说是：“拖延下班时间”责任在该公司，而不在职工们身上。

3、劳动和劳动报酬是不可分割的，讨论或争议如何给付工资也是工作，这一点伊春大一木业有限公司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已经承认“拖延下班时间”，既然都承认了2004年4月27日早7时至晚8时是上、下班时间，退一步讲，刘晓秋即使是：“无端”、“违规”、“擅自”的，伊春大一木业有限公司也应承担刘晓秋的工伤待遇，因为工伤保险实行的是“无责任补偿”原则。

2004年10月9日政府下达了《行政复议决定书》“经查，刘晓秋是伊春大一木业有限公司职工，伊春大一木业有限公司规定的上、下班时间为早7点到晚7点。刘晓秋在2004年4月27日下午下班时与申请人因如何给付工资发生争议，20时许，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被摩托车撞伤头部。

行政复议机关认为：劳动与劳动报酬密不可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劳动报酬发生争议，进行讨论，属于工作内容。刘晓秋与申请人因如何给付工资发生争议，在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在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的规定，应当认定工伤，劳动保障局作出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

行政机关决定维持伊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伊劳社伤险认定决字【2004】2号）。案例复议焦点评价：

1、此案争议的焦点是：刘晓秋于2004年4月27日20时许，在回家途中被摩托车撞伤头部，是否属于下班途中的时间；

2、被认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进行讨论，属于工作内容是正确的。

16、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负主要责任

能不能算工伤? 案例：

某市A公司员工周某2004年2月16日12时许，周某打卡下班后在××路段遭遇交通事故，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周某借道通行，违反优先通行原则，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负该次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

认定决定：

2004年3月5日周某之夫周某某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市社保局于4月8日作出×社保认字(×)〔2004〕第570660001号《××市工伤认定书》。该认定书认定周某死亡系在上下班途中因交通事故所致，但同时认为周某死亡不属于或不视同为工伤。

争议焦点：

在上下班途中机动车事故中，当事人有违反交通规则行为并承担相应事故责任，是否能够判定为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而不予认定工伤？ 行政复议决定：

周某某收到上述王伤认定书后不服，向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04年6月9日，市人民政府作出×府复决〔2004〕10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决定书维持了该市社保局于2004年4月8日以×社保认字(×)〔2004〕第570660001号《××市工伤认定书》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诉讼判决：

周某某对该行政复议不服，遂诉至××区人民法院。法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因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伤亡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为工伤。上述《条例》的规定是互补的，当事人能否被认定为工伤，就要看当事人的行为是否符合该《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所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同时又没有该《条例》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的排除情形。

周某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在没有过错的前提下，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理应认定为工伤。但经交警部门认定，周某在该次交通事故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周某的行为有过错，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周某不应被认定为工伤或视同为工伤。该市社保局据此作出×社保认字(×)〔2004〕第570660001号《××市工伤认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规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周某某的诉讼请求。

评析：

《工伤保险条例》中关于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是否认定为工伤规定的表述，与2004年1月1日前××市施行的《××经济特区工伤保险条例》和《××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1998年颁布实施）不尽一致。《工伤保险条例》中对该类情形，仅限定了“上下班途中”、“机动车事故”两个条件，取消了原有《××经济特区工伤保险条例》中的“非本人承担主要责任”以及《××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中的“必经路线上”、“非本人主要责任”的限定。但是，新条例在取消“非本人主要责任”规定的同时，却明确规定了一项认定工伤的排除情形即“因违反治安管理伤亡的”。这就表明职工在交通事故中是否承担责任仍然影响其是否认定为工伤，因为，其承担主要责任的前提是由于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条例》中有关道路交通规则等的规定。本案中，公安交警部门已经作出认定，周某在交通事故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七条第一款“关于车辆、行人必须各行其道。借道通行的车辆或行人，应当让其在本道内行驶的车辆或行人优先通行”的规定，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从性质上就确认了周某的行为属于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十七条第（六）项“违反交通规则，造成交通事故，尚不够刑事处罚的”、或第二十八条第（二）项“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违反交通规则的”的规定，该员工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已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的违反交通管理行为，即属于违反治安管理。同时，正因为周某的违反交通规则即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导致了此次交通事故的发生及其本人的死亡。该情形符合国家《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一）项排除条款的规定即“因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伤亡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因此，周某某之妻周某的交通事故虽然发生在上下班途中，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中第十四条认定工伤条款的规定，但由于其行为违反治安管理且导致死亡结果的发生，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排除工伤条款的规定，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

备注：

国家新条例实施后，上下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是否应认定为工伤的案件成为一类容易引起争议的典型案件。原因在于，新旧条例规定表述的不一致导致当事人与行政机关对该类情形是否认定为工伤产生不同理解。当事人容易错误的理解为，新条例对该类情形规定的条件有所放宽，无需考虑职工在事故中的责任，一概应认定工伤。因此，在对此类案件的处理上，应当尽量充分说明行政决定的理由（如引述违反道路交通及治安管理的相关规定），以尽量减少行政争议。

17、职工前往单位休息场所待班途中遭遇机动车

事故伤害，应当认定工伤

案例：

某矿业公司采掘工王某的工作时间是每班连续工作12个小时休息36小时（一天半），该公司职工的居住区离采矿工作区有35公里左右，平时上晚12点班的职工为趁天亮赶路一般在下午18时左右就出发，先到单位提供的休息室等班。2004年3月24日晚8时左右，王某在上班途中遭遇机动车交通事故伤害。单位以其与上班时间相差太多为由，拒绝为其申报工伤。王某个人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受理后，要求单位说明情况并提供相关证据。经研究认为：该单位提供的休息室不是职工的居住场所，而是职工交接班中临时待班的中间场所，王某提前到单位应当属于上班途中，其遇到机动车伤害符合《条例》第十四条第六款的规定，遂做出王某属于工伤的认定决定并送达相关各方。评析：

此案的焦点是王某提前到岗是否属于上班途中。单位认为其应当在晚12点接班，正常到达单位时间不应当在晚8时左右，所以事发当时不是在上班途中。职工上下班途中的认定应当把握的重点：一是起点终点是否在职工平时居住地与单位之间，二是目的是否去上班或回居住地。单位提供休息室不是王某的平时居住地，其发生事故时也是在上班的路上，符合有关规定。所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张某的工伤认定结论是正确的。

18、从本案看工伤认定中的“上班途中” 案例：

梁某，女，1984年10月生，其户籍在山东省邹平县韩店镇开河村。2001年6月交纳押金后，到邹平县某棉纺厂（以下称单位）工作。梁某的工作实行三班倒，一周倒一次，其中早班7点上班。单位在厂内为梁某安排了集体宿舍。因离家较近，梁某经常回家居住。

2004年1月18日，即阴历腊月二十七日下午下班后，梁某骑自行车将单位所分年货送回家。第二天早上6时许，与本村同事一起骑自行车上班。6时20分左右,当梁某行至邹平县城北外环时被一辆货车撞击，致梁某受伤，肇事车辆逃逸。经医院诊断：梁某被撞成脑挫裂伤、颅内血肿、颅骨骨折等症。经医院二次手术治疗，现已出院。

2004年2月13日，梁某向当地劳动保障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2004年2月27日，梁某完善认定材料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予以受理。经调查核实，认定上述所属事实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于2004年4月9日作出对梁某的工伤认定决定，并在20个工作日内送达了双方当事人。

在认定阶段，该单位在接到劳动保障部门的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后，答辩认为，梁某于2004年1月19日早晨在探家返回途中受到机动车伤害，不是上下班受到的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

（六）项的规定，不能认定为工伤。理由是：

（一）、梁某入厂后，单位已为其安排了宿舍，梁某入住该宿舍已近三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公民离开住所地最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为经常居住地。但住院治疗的除外。”认定梁某的经常居住地为单位职工宿舍。梁某只有从单位职工宿舍到车间之间的路途，才能称之为上下班途中。

（二）、单位《宿舍管理规定》第九条明确规定：“宿舍管理区内的职工，要在上班前两个小时在指定的宿舍居住、休息，不得在厂区或家中滞留不归。否则造成的后果本人自负。”综上，梁某是在违反单位有关规定的情况下私自回家探亲后，在返回单位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不属于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伤害的情形，不能认定为工伤。

劳动保障部门作出认定梁某为工伤的决定后，该单位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复议维持后，又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是梁某的居住的地方是哪里，也就是单位为梁某安排的宿舍和梁某在韩店开河的家哪个是其居住地。但此争议的焦点与本案双方争议无关。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在上下班的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认定为工伤。此条中的上下班途中通常是指从居住的地方到工作的地方的路途中。经庭审调查，梁某居住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单位为梁某安排的宿舍，另一个是梁某在韩店开河的家，这两个都是梁某的住所。因为，单位为梁某安排的宿舍是其为上下班方便的经常居住地，另一个是梁某在韩店开河的家，也是经常居住地。因此，劳动保障部们认定梁某从韩店开河的家到单位上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伤害这一事实并无不当。该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认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单位所提供的内部规定不影响该案实体的认定。

通过本案，我们又考虑到“上班途中”的另外两种情形，也是工伤认定实际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一）、从住所以外的地方上班的情况。某职工下午1点30分上班。职工由其居住住所到其工作的地方正常需要10分钟。按正常路线，职工1点10分从家出发即可。沿此路线上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认定工伤无庸置疑。一次，职工中午吃过午饭12点30分左右，为去一超市购物，改变了原来的上班路线。在超市购完物后，于13时10分许从该超市到其工作的地方上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伤害，是工伤吗？我们认为是工伤。因为它符合上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情形。由此可见，“上班途中”不见得是从居住住所到工作的地方的途中，只要符合“合理路线”的要求，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角度，就应作出有利于职工一方的认定。

（二）提前上班的情况。

某职工在单位有临时宿舍，但由于是农民工，家中有地，下班后一般都回家帮家里干些活。职工家离单位约1小时20分路程。一次，该职工上中班，要求15点50分接班。可该职工在14点45分发生交通事故，事故地点离单位还需约15分钟的路程。该职工所受机动车伤害算工伤吗？我们认为，若认定该职工为工伤，应调查核实以下内容。

1、该职工上班的证据。

2、该职工上班时间的合理性。

3、若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由用人单位举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此条款明确了，在工伤认定的行政过程中，用人单位承担的责任。通过调查核实上述内容，在确认该职工当天下午上中班，且是在其上班的合理路线上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前提下，若用人单位举不出该职工是因从事上班一外的其他原因受到机动车伤害，就应当认定该职工为工伤。

通过本案，得出以下启示：

（一）职工上下班途中通常指从居住住所到工作的地方的途中。对于上下班的时间和路线应从实际出发灵活认定。

（二）农民工与正式工在劳动法上有同样权利。

（三）用人单位不与职工签定劳动合同，不影响工伤认定。

（四）用人单位违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的内部规章制度以及与职工签定的协议，不影响工伤认定。

（五）工伤认定机关应善于运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即工伤认定中，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的规定。（山东）

19、因工作原因无证驾驶无牌号车辆发生交通

事故受到伤害不能认定工伤

案例：

李某是一家县粮油公司的职工，从事粮库保管员工作。2002年11月14日，李某根据粮库主任安排下乡村收购玉米，上午10时20分骑自购摩托车在109国道某乡附近，与对面驶来的小客货车相撞，造成摩托车报废，李某左大腿骨折，右小腿粉碎、开放性骨折。

事故发生后，粮油公司于2003年5月26日向县人事劳动保障局申报要求给予李某认定工伤。

县人事劳动保障局受理后，根据交警部门《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在此事故中，李某无证驾车，驾驶无牌号车辆，并且未按规定让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管理条例》第25条机动车驾驶员，必须经过车辆管理机关考试合格，领取驾驶证，方准驾车等规定，李某应负此事故的主要责任”，认为李某因无证驾驶无牌号车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管理条例》，受伤情况不符合《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8条规定的工伤认定范围，根据试行办法第9条第1款规定，于2003年6月11日作出不属工伤范围的认定决定。

认定决定作出后，李某不同意县人事劳动保障局的认定结论，理由有：一是自己的工作单位距住地远，加之交通不便，摩托车是刚买的，未来得及办理相关手续。二是出事的主要原因是2002年10月份公司给每个职工下达了20万斤玉米收购任务，单位不但没有给提供任何交通、运输工具，反而将收购任务与工资挂钩，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和收购质量，每天都要走家串户，摩托车是工作的需要才购买使用的。工伤认定与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不能混为一谈，除法定的《工伤保险条例》明确规定的不能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外，不能随意扩大法律解释。2004年3月31日向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县人民政府受理后，进行了审核，认为：

1、本案中，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时间为2002年11月14日，粮油公司于2003年5月26日向劳动保障部门申请工伤认定，据此，本案中工伤认定应适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

2、依据交警部门《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李某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管理条例》，应负事故主要责任。根据《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9条规定，职工由于违法造成负伤、致残、死亡的，不应认定为工伤。劳动保障部门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应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28条规定，县人民政府决定维持县人事劳动保障局的认定决定。

争议焦点：

1、买、使用摩托车是否因为粮油公司下达收玉米的任务重，又未提供专门交通、运输工具。

2、李某是为了工作，因工作原因才受伤的。

3、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时，该适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规定，还是《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评析：

这是一起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管理条例》，无证驾驶无牌号车辆造成交通事故，引发的劳动争议案。

《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9条规定，职工由于犯罪或违法造成负伤、致残、死亡的，不应认定为工伤。《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7条第2项规定，无驾驶证的人、醉酒的人驾驶机动车辆属于违反交通治安管理行为。因此，李某虽在工作时间，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但其无证驾驶机动车辆的行为在先，明显属于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范围，认定李某致伤不属工伤范围是正确的。

20、在外地施工遇节日放假职工回家途中遭遇

机动车事故伤害是否认定工伤

案例：

梧州市基础设施机械工程公司职工林某于2003年7月经公司派遣前往该公司在外地的工程工地负责施工管理，同年9月30日因国庆节工地放假，该职工搭乘一辆客车返回在市里的家，当客车行至国道207线3088KM+880M路段时发生车祸造成受伤。2004年9月27日林某向市劳动保障部门提供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供了该公司关于该项工程的施工合同文本复印件、项目经理部组成人员名单及2003年9月27日由该公司发出的国庆放假通知、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等资料，劳动保障部门受理了此案。

争论焦点：

有意见认为适用《条例》第十四条(五)的规定，即：“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有的则主张应适用《条例》第十四条(六)“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伤害的”的条款。

认定结论：

适用《条例》第十四条(六)的规定，认定其受伤为工伤。评析：

此案在案情上并不复杂，只需核实职工工作所在地与居住地、单位允许其放假回家的时间证明、其离开工作地点的时间、乘坐客车的班次及道路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处理情况即可。但是在适用法规条款上，我们认为林某被派往外地工作，工作时间不象大多数人那样八小时以后可以返回自己家中，放假结束后他必须要再返回他工作的工地，这样一来一往的情况应理解为上下班时间的广义延伸，更主张适用《条例》第十四条(六)的规定。经反复斟酌，最终一致认为适用后一条款是洽当的。

第四篇：医疗纠纷案例

案例二十一

合力调处化纠纷 创先争优促和谐

悲秋落叶，深秋已至。当人们都在为即将入冬忙碌的时候，界首市某医院门前却哭闹声一片，人头攒动，灵棚、花圈挡道，场面十分混乱，氛围尤为紧张。得知此事后，东城司法所工作人员立即放下手头繁忙的工作，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稳住紧张的局面，安抚当事人的情绪，及时介入了解情况。

通过深入细致地调查，得知家住界首市泉阳镇的杨某之妻

王某，一周前在该医院分娩生下一男婴。亲朋好友及近邻前来祝贺，与此同时，不幸的事情也发生了，王某产后却出现全身抽搐等病症，生命危在旦夕。后经该医院全力抢救，王某病情一直未能好转。为更好地对王某进行救助，王某家人在征得医院同意后，将王某转向另一家医院，但不幸地事情又再次降临在这家人的身上，王某在转院途中突然死亡。王某家人及其亲友悲痛欲绝，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更让王某家人难以释怀的是王某正值青年时去世，还留下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因此，便发生了文章开头的一幕，逝者家属采取非常方式向该医院对去世的王某讨要一个合理的说法，并索赔30余万元补偿。

情况调查清楚后，东城司法所及时向东城街道党（工）委做了详细汇报。东城街道随即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迅速召开由有关部门组成的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会议，紧急进行磋商，并审慎制定了针对此事件的医患纠纷处臵方案，并及时向市有关领导汇报。与此同时，为更好地开展下一步工作，安抚王某家人的情绪，街道办及时与死者娘家和夫家人所在地镇政府联系、沟通，请求协助做好其家人思想工作。经过街道办、镇政府耐心细致地与王某家人沟通后，深入了解其家庭情况，并做好医院情况的解释工作，讲解人民调解的相关政策，逐步缓解了医患双方的对立情绪。东城司法所工作人员通过摆事实、释法律，从“情、理、法”多角度多次与该医院沟通，认真交换意见。最终，在东城司法所的努力下，双方同意通过调解解决该起纠纷。调解中，院方自愿一次性补偿王某某家属人民币15万元。王某家人同样也认识到在公众场合下采取的非常方式有失合理性，主动提出撤除灵棚、花圈，不再影响医院正常开展工作，还社会正常秩序。通过多方努力，在东城司法所的主持下，经过多次调解，协议终于达成。最后，该起因孕妇分娩后突发死亡而引起的医患纠纷得到了及时的化解。人民调解为民人，在该起事件中得到了完美的阐释。

点评：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一些社会矛盾不断显现，人民调解化解矛盾的快速、简便优势和特点也显得更加重要。多部门的联合行动，既能够发挥各自的职能优势，又弥补了各自的职能劣势。这次医患纠纷事件的解决能够划上圆满的句号，与领导的重视以及对事件发展的正确判断和快速反应有密切联系；与各部门思想统一、默契配合有密切联系，与以坚持稳定和坚持人民利益为重的宗旨意识有密切联系。医院方能够排除干扰，继续正常地开展工作；患者方能够得到经济补偿，告慰亲人在天之灵。更重要的是医患双方能够在短时间内解决纠纷，摆脱了诉讼的负累和情感上的折磨。既维护了医患双方的权利，又避免了司法资源的浪费，真正做到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

案例二十三

纠纷如烟皆散去怨恨化尽天地宽

下班回到家中，刚泡上一杯清茶，准备为忙碌了一天的工作画上圆满句号的时候，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东城司法所长李硕同志下意识的反应——有事发生。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司法人员工作时间之外，即使深夜也有这种情况发生，但是“司法为民”却不受时间限制。果不其然，电话那头传来办事处值班人员熟悉的声音：“李所长，一些人员和某医院发生了纠纷，情况十分严重，你赶紧过来一下……”，还未来得及挂上电话，李所长便赶往突发事件现场。通过与院方和患者亲属沟通交流和认真调查后，弄清了该起事件的原委。

东城街道某社区居民李某，今年58岁，因胆囊炎、脾肿大，于2011年5月5日入住某医院，接受治疗。经过该医院诊断，患者同时具有乙肝、肝硬化病症。5月8日，在征得患者及其家属同意后，医院为李某行奇断流手术，对其脾实施摘除，手术十分成功。不幸的是，当日夜间李某术后身体出现异样，病情急剧恶化。情况危机之时，医院对其实施二次手术，全力抢救患者生命，经过医护人员的努力，也未能未挽回李某的生命。因此，医患双方就李某死亡原因出现较大分歧，并发生激烈争执。院方要求对李某进行死亡鉴定，但遭到李某亲属拒绝。其亲属认为院方第一次手术虽成功，但在李某出现手术并发症时，院方却贻误了最佳抢救时间，直接导致二次手术的失败，是造成李某死亡的重大原因。因此，李某亲属要求院方支付60万元医疗赔偿款。但院方认为李某的死亡最主要原因是因其个体体征原因造成的。医务人员的医疗活动符合医疗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的要求，不存在医疗过错，且医疗行为与患者死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据由，院方只愿意给李某亲属2万元的人道主义补偿，其他责任概不承担。由于双方争议较大，死者亲属对赔偿的数额不满，无法达成共识，双方矛盾随即进一步恶化。为给该医院施加压力，满足赔偿要求，从5月9日到11日，死者亲属将李某尸体一直停放在重症监护室（ICU病房），并邀来亲戚朋友20余人围堵在医院住院部门前讨“说法”。

东城司法所在掌握上述情况后，随即成立了由市卫生局牵

头，市人民医院、东城街道办事处、东城司法所和东城人民调解委员会共同参加组成的医患纠纷应急处理小组。通过与李某亲属面沟通交流，安抚其情绪，了解其诉求，并说服其暂时退出医院，通过调解化解矛盾纠纷。同时，李所长向医患双方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医患纠纷的特殊侵权责任的举证以及责任承担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死亡赔偿的相关规定，医患双方均表示愿意通过人民调解解决该起事件。

在多次调解下，最终达成协议，院方支付222，000元赔偿金，并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

与此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因为医患纠纷而发生了暴力事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生穆新林在医院被患者家属殴打，致颈部受伤、左胫骨骨折；东莞长安医院发生一起故意伤害案，致两医生一死一伤。很可惜以现有的法律机制来处理这类医患纠纷就像在暴雨中撑着把破伞，免不了被雨淋透的悲剧。

这类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足以说明医患之间的矛盾有愈演愈烈之趋势，而这深埋在医患双方之间的矛盾，随着时间长

久的演变，仿佛一座不断汇聚熔岩的活火山，随时都有爆发的危险。显然这注定是个藏不住的隐患。

事实上医患之间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并不仅仅是双方自身的问题，部分医生的渎职与不负责任以及患者家属的冲动固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然而根源却并不在此。这就像艾滋病的源头未必来自狒狒一样。除了现有法律规定的处理途径（医院与患者家属自行协商；请卫生部门进行医疗鉴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存在缺陷外，之外的处理途径如人民调解机制（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依法对民间纠纷当事人说服劝解、消除纷争的一种群众自治活动）亦有不足。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现有调解机制对医生或者患者单方面存在一种天然的利益倾斜，而另一方则会相应的对这种调解途径保持一种怀疑。所以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这当中都存在着一种不可协调的矛盾，而这矛盾又进一步导致了这些处理途径的难操作性以及不可行性。但这并不能妨碍拥有热爱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天性的人们的思考，我们也许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启示。如果法律有一个除医患之外的第三方强制性处理机构，同时高效率运作并有相应的法律援助，那么医患纠纷愈演愈烈这个问题，或许就会像阴霾散尽后天空下的雨一样，有所缓解了。

除此，要强化人民调解工作力度。面对新时期矛盾纠纷复杂的新特点，要预防和解决各种矛盾纠纷，要紧紧围绕群众关注的问题，以化解群体性、复杂性、易激化等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纠纷为重点，坚持经常性与集中性排查调处相结合，司法调解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做好人民调解工作，这同样值得我们深思。

第五篇：医疗纠纷案例

[案情]

病员男，63岁，患高血压病脑血栓已十二年，曾入院治疗，病情稳定后出院，出院后一直口服中药维持病情的稳定，入院前半年自觉时有头晕、全身乏力等症状，但未介意。病员1995年5月14日，因呕吐，伴有黑便，往某市职工医院治疗。经诊断为脑血栓后遗症，消化道出血，重度贫血，收入院治疗。入院后化验血常规RBC：1.0*10/L,Hb20g/L。先后两次输血700ml病情好转。化验血常规RBC：2.5*10/L,Hb60g/L。便躯干及双下肢皮肤出现大小不等散状白花斑。在输血中病员家属无意发现血袋上供血者的姓名和病室一脑血栓患者姓名相同，引起病员家属怀疑，遂发生争议。

[处理]

该院神经内科采用血液稀释疗法治疗脑血要全，即将病人的血液抽了离心后血浆回输，有形成份废弃不要。当病员需要输血治疗时，本应到院内血库取经过检验的合格血，而当班医生却擅自将本科脑血栓病人的废血两次输给病员。病员输入废血后，躯干及双下肢出现白花斑。经查验供血者确有白花斑，白花斑是可以通过输血传染的，病员的白花斑就是由输血造成的。

经该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该事故定为三级甲等医疗责任事故。

[评析]

这起事故发生是由于医务人员违反输血的有关规定而引起的。消化道出血，重度贫血，输血治疗是正确的。但输血应根据卫生部1993年2月17日关于《发布血站基本标准的通知》卫医发（1993）第2号文件明确规定：血液是直接进行人体的特殊物质，其质量标准必须统一，保证血液质量。对供血者必须进行健康检查。《供血者健康检查标准。总则指出：为确保医疗和应急用血质量，保证供血者的身体健康和受血者的安全，供血者每次采血前须进行体格检查，有下列情况及病史才不能供应：①有心血管病患者及其病史，如各种心脏病、高血压、低血压、高血脂、心肌炎及血栓性静脉炎等。②有慢性皮肤病的患才，特别是传染性、过敏性及炎症性的全身皮肤病，如黄癣、广泛性湿疹及全身牛皮癣。根据上述规定，某市医院在给病人输血时，应严格按照医疗常规和有关规定，取合格血输给病员。而该院医生在治疗时擅自使用其他心血管病患者的废血，致使病人造成伤害，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这起事件是完全能够避免的，但该纠纷中的主要责任者，在明知是废血的情况下，还给他人输血，其行为已经超出医疗纠纷中界定的过失。已属故意行为，对于这种行为应根据给病员造成的伤害程度追究责任人的伤害责任，后果严重的可按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案情]

病人女，25岁，因支气管扩张咳血住某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住院的三个多月，在治疗咳血的过程中发生重症脑梗塞，并在住院期间感染重病丙肝，使多种脏器受损，造成呼吸与循环功能衰竭，最终导致死亡。经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一级医疗技术事故。

[处理]

病人家属起诉至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14项费用，共328771.97元。法院审理后认为：第一项要求赔偿医疗事故补偿费6000.00元，符合该省实施《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细则的规定，应予支持。第二项，要求赔偿住院费87683.97元，应扣除病因支气管扩张咳血而发生的费用3672.57元，实际应赔偿住院费84011.40元。第三项，要求赔偿按医嘱外购药费126000.00元，经查在发生事故至死亡期间，按医嘱在病历中记需外21068.00元，在病历中亦有记载，应予支持。第五项，护理费用20168.00元。经查，原告是以每天3班，每班4人，每班每10元护理费，4元误餐费计算出来的，但无法律证据。鉴于原告提供护理人员的证据，有农村的，有城市的，但均无固定工作，参照有关规定可选择农村1人，城市1

人，以每天2人为护理人员，从事故发生日起至病人死亡止计123天，城市1人按1660元。13元÷365天×123天计559.44元，农村1人按751.39元÷365天×123天计253.20元，2人护理费计812.64元。第六项，要求赔偿营养费15000.00元，考虑病人在住院的数月间。时有病情加剧，身体极度虚弱，原告及其家属给病人服用大量补品，且在病例中亦记载需吸少量三株口服液等情况，参照有关规定，可适当给营养费2000.00元。第七项，要求赔偿因减少收入1500.00元，依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十项八条的规定，应由病人的所在单位解决，本院不予支持。第八项，要求赔偿请外地专家会诊费5000.00元，病人病情加重后，原告及亲属邀请外地专家，被告亦接受会诊，应予支持，但只能依据原告提供的票据为准计1060.00元。第九项，要求赔偿丧葬费9000.00元，没有法律依据，参照有关规定，应赔偿500.00元。第十项要求赔偿医疗鉴定费400.00元，应予支持。第十一项，要求赔偿去省会参加医疗鉴定交通食宿费600.00元，原告提供二张票据207.00元，应予支持。第十二项，要求赔偿精神补偿费50000.00元，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依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18条，×××省实施《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细则第17条，《民法通则》第119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医学院附属医院赔偿原告×××（病人家属）医疗事故补偿费6000.00元、住院费85011.40元、按医嘱外购药费126568.32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付清。诉讼费5881.00元，由被告×××医学院附属医院负担。

[评析]

本例的赔偿部分计算精细，各具体项目的计算比较合理合法。但是，在赔偿项目的适用法律方面，笔者却有不同的看法。《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这一规定在普遍意义上划定了侵害生命健康权所应承担民事责任范围，亦即一般伤害案件应赔偿的项目。

《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18条规定：“病员由于医疗事故所增加的医疗费用，由医疗单位支付。确定为医疗事故的，可根据事故等级、情节和病员的情况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这一规定定明确指出，对于医疗事故事故应赔偿的项止是医疗费用和一次性经济补偿两项，由于医疗工作是在人体上进行，工作对象又不是健康的个体，因而，医疗事故造成人身伤害有其特列性，不应等同于打架斗殴等一般伤害案件。《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是针对医疗事故这一特殊伤害案件的特别法，该法所列的两项赔偿项目是与《民法通则》119条并例的，而不应相加，事实上，医疗费一项已清楚地表明了重叠性。

关于一次性经济补偿所包含的内容，各地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中均有所表现，以《广东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为例，本法第23条第一款规定：“一级医疗事故：死者生前系主要劳动力、家庭负担三人以上（含三人）的，最高不超过三千元；死者生前系主要劳动力，家庭负担二人以下（含二人）的，最高不超过二千五百元；未工作的青少年、儿童有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高不超过一千五百元；死者为未满三周岁婴幼儿，最高不超过八百元。”从这一规定中不难看出，一级事故的一次性经济补偿，不正是相当于《民法通则》119条所规定的：“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的生活费等费用”吗？

本案既判了一次性经济补偿6000元，又判了丧葬费500元，属于重复计算了赔偿项目，是不合法的。本案属于医疗事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复函的精神，应依据《民法通则》判定是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具体赔偿项目及数额，应参照《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和各地实施细则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