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乡贤文化与核心价值观
乡贤文化与核心价值观
“乡贤”一词，《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乡里中德行高尚的人。”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一些在乡村社会建设、风习教化、乡里公共事务中贡献力量的乡绅或乡贤之士，也都被称为“乡贤”，由此而形成了乡贤文化。乡贤文化是根植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曾为中国社会的稳定、中华文明的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集中体现在建设乡村、改善民生、谋利桑梓等方面的群体追求和故乡情怀。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农村为主体的社会，每个地方都有自己乡贤，他们或以学问文章，或以吏治清明，或以道德品行而闻名。这些最容易引起当地人们的认同感，增强了地方社会的凝聚力。他们中有的人走出家乡，在外面发达之后，仍然与家乡保持密切的联系，并关注家乡的发展，为家乡出谋划策。即便是没有担任过官职的乡贤，他们在地方上也以其特有的身份、地位，维持乡间社会的礼仪和秩序，教化乡里，为一方百姓造福。
乡贤文化与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这样一个阶层，在乡村社会实践儒家的“进亦忧，退亦忧”的理念，传承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维系着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秩序。他们在地方上热心公益，保家卫国，造福一方；推行以儒家为主的社会价值观，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可以说，中国传统乡贤文化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极其珍贵的思想资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丰富的含义，但我们今天只谈“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四个关键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基本规范和要求。从乡贤文化来看，其中也包含着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相同的终极追求。
简而言之，“善”首先是个体最重要的道德修养。孔子说：“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孔子在后世被称为“大成至圣先师”，对整个东方文化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但是在当时，他只是春秋时鲁国曲阜地方的一个乡贤。今天我们如果以国际的视野来看，儒家之于中国，孔子则为圣贤。他的各种品质的塑造，与其自身对于“善”的培养分不开。正是在“善”的基础上，促进了他自我人格的其他方面得以不断完善。
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将“友善”置于最后，是因为它是一切价值观的出发点和基础。在实际的践行过程中，则应该反过来看，即从友善出发，进而为诚信，以此为基本原则，本分行事，即为“敬业”。做到敬业，其实就是在为国家作贡献，即是爱国。这四点，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基本规范和要求。每一个个体做好了这几点，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也就很容易达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目标，那么，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就实现了。
可见，这二十四个字的逻辑关系非常明显，所以我们按照“友善、诚信、敬业、爱国”的顺序，来具体地探讨一下乡贤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
友善
一般意义上，我们所说的友善，是指对事物或者他人的一种平和而友好的情感。友爱、互助、善良、正直、宽容、礼让、诚信等都属于友善的范畴，可见，“友善”与其他道德规范的内涵是有交叉的。
传统村落中的乡约、族规和家训等，都由当地的乡贤参与制定，带头遵守。其内容都是规劝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做到友善。具体来说，包括家庭中的孝悌修身、主次尊卑、婚姻祭祀等，进而推及和睦乡邻、规避词讼、调解纠纷、严惩盗贼、保护环境等。
当时的地方官员也提倡制定乡约，促进社会和谐，并鼓励推举乡贤。明代的《南赣乡约》，就是王阳明在当地为官时撰写的。《南赣乡约》整体性纲领指出：“故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自今凡尔等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它详细规定了村民应该如何友善对待身边的亲人，并将友善的行为推及其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人与人之间和平相处，共同为乡间社会营造出一个良好的环境，于人于己都是有利的。如何才能彰显这些友善行为，最重要的是要有乡贤来领导。《南赣乡约》的具体细则第一条就说：“同约中推年高、有德、为众所敬服者一人为约长，二人为约副，又推公直、果断者四人为约正，通达、明察者四人为约史，精健、廉干者四人为知约，礼仪习熟者二人为约赞。”这个“约长”、“约副”、“约正”、“约史”、“知约”和“约赞”，就是乡贤。
一些乡贤的友善行为，特别被当地人传颂，成为他人的榜样。乡贤的名声也许不出当地，但他们所倡导的与人友善的价值观却能教化一方，甚至在人格塑造方面，发生着深远而巨大的历史影响，直至今日还在深深地影响着村民们的行为。
2013年底，在陕西省铜川市的王家砭村，一辆货车侧翻之后，橘子散落一地。村民们自发前来帮助，将25余吨橘子全部转运到另外一辆货车上，帮助司机踏上路途。通过媒体报道，王家砭村被全国知晓，其实，王家砭村与人友善的风气并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它与村里的一些乡贤的言传身教有关。比如，当时带头捡拾橘子的是热心于助人的老人朱北晨，他的品德在当地有口皆碑。1979年，村民的窑洞不慎坍塌，他及时施救；1995年，一辆装满蔬菜的小货车翻了，他组织村民帮忙把菜装上车„„正是在朱北晨这些新乡贤的影响下，王家砭村才会不断地荣获“全国文明村”、“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美德在农家示范点”等大大小小100多项殊荣。
诚信
“友善”重在一个“善”字，而“诚信”则重在一个“真”字。这是传统村落文化中教导人们为人处世的两个基本原则，并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那么，什么是诚信？
张载说：“诚善于心谓之信。”班固说：“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程颐说：“诚则信矣，信则诚矣。”“诚”是“信”之根，“信”是“诚”之用。
一个人品行诚实就会讲信誉，讲信誉就是诚实，信就是诚，诚就是信，二者的基本内涵都是真实无欺。在古人眼里，诚信到底有多重要？《资治通鉴》中有一段话可以看出来：“夫信者，人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诚信首先是个人的一种品质修为，但最终能够上升到治理国家的高度。千百年来，诚信的品质在乡贤文化中代代相传，夯实了其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通过对乡贤文化的研究，我们发现处处都能显示以诚信来维系人际关系的实例。
在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凡有所成就的，大多都出身于耕读之家。他们通过读儒家经典，修身明志，通晓事理，并影响到家乡其他人。比如，湘军中的将领，基本都是起于地方，称之为“乡贤”毫不为过。出身于湘乡农家的曾国藩就是典型例子，他带领出来一大批湘军将领，在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曾国藩一生行事为人，都讲究一个“诚”字，他在《湘乡昭忠祠记》自豪地说：“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州而勘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与？”曾国藩从小就在父亲执教的家塾里读书，接受了正规的儒家伦理教育，奉理学为圭臬，以诚待人。他在募集湘军时，提出专用乡村朴实、诚笃的农夫，对那些油头滑面、不诚不信者，概不收用。湘军能在近代中国赫赫有名，与曾国藩这番用人的标准不可分离。他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他也教育几个弟弟说：吾辈读书，最重要的就是“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在面对出身于城市市民家庭的李鸿章时，曾国藩告诫他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唯一诚字而已。”曾国藩处处以赤诚之心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熏陶后人。故而曾氏后裔，多为国家栋梁。
在几乎所有的乡贤，在制定自己本家的家训时，都将诚信视为重要美德，并要求子孙后代能够以此为行事做人的标准。直到今天，一些传统的家族仍然认为，自己的祖先之所以能够开基立业，都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一种宝贵的品德：诚信。河南省邓城村叶家是邓城村的大户人家，其家族中在当地有影响力的人物，都可以视为乡贤。这个家族认为，诚实守信是叶家兴旺几百年的秘诀。相传叶氏来祖叶邵逸在明末清初移居于此的时候，在邓城集开一小茶馆维持生计。一日，一个山西客商在此歇息饮茶，将里面装有金银、账本文契的钱褡忘在茶馆。叶邵逸发现后，忙把包裹收好，以待客商来取。客商回头寻找时，叶邵逸将原物归还。客商深为叶邵逸的忠厚实诚感动。随后，客商以合伙做生意的名义，提供资金从山西运来货物交其销售，并资助其经营。由于叶氏忠厚诚信，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很快便成为当地大户。
这种类似的故事，在传统村落中几乎随处可以听到。它们大同小异，也许并不一定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但是，它所透露出来的信息足以表明，诚信依旧被今天的村民所普遍看重，所以才一再被津津乐道。这是一种朴实的品格，极其珍贵。我们提倡这种品格，是因为它是我们的立人之本，齐家之道，交友之基，为政之法，经商之魂。
湖南城步县长安营乡南山脚下，有一个叫“岩寨”的侗族传统村落，至今保持着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古风。家家户户的门上面，都不设锁。户主出门，门都是虚掩着。过路的客人口渴了饿了，都可以进屋喝水找吃。留不留茶水饮食钱，由客人自主。这种古老民风彰显的，是村人对人的友善和诚信。
敬业
友善和诚信主要在于对待他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怎么对待工作的问题。梁启超在《敬业与乐业》一文中说：“凡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事上头，一点不旁骛，便是敬。”他进而指出：“‘敬业乐业’四个字，是人类生活的不二法门。”对“敬业”一词，《辞海》引用朱熹的话来注解说：“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也。”
对于普通人来说，努力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干好，就是在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传统的村落中，最重要的工作包括农业和手工业。“民以食为天”，农业耕作的重要性无需强调。按照传统的观点，“士农工商”，手工艺人的地位并不高。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手工艺人对于自己的职业也仍然非常重视。一方面，这是因为他们要靠这个行业吃饭；另一方面，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们也把自己的手艺看得非常神圣。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出现了行业神崇拜。
行业神的原型出现的时间都很早，大多是在某一个领域卓有成就的人物，有些则是该行业中的祖师爷。按照今天的观点来看，这些人在当地都是有极高的影响力的手艺人，推动了该行业的发展，其实也可以视为乡贤之一。此后，传承这些手艺的师傅，尽管没有摆上神坛，但他们依靠自己的能力，将手艺代代相传，对于当地的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一定的贡献，也应该作为乡贤来看待。抛开敬神的神秘色彩来看，对于行业神的崇拜其实就是对于自己职业的崇拜。行业神只是将自己的职业人格化了。
木工行业以鲁班为神。历史上，鲁班在生产实践中得到启发，经过反复研究、试验，发明了刨子、曲尺、墨斗等工具，是木工艺人立足本职、钻研创新的典范。木匠学徒出师时，都要在师傅的指导下祭告鲁班祖师。尽管木工都需要以自己的手艺为生，但他们的最高目标在于服务社会，做一个好木匠。不仅仅是木工，其他的行业也都有类似的出师仪式。这种出师仪式，实际上是师父向已经完成学业的弟子举行的执业授权仪式。只不过是借助于神的权威和神的监督，来使弟子明白自己这一行应具有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并以此作为自己终身的行为约束力量。敬业乐业的工匠，往往能赢得社会的尊敬，获得好的名声，成为地方上有名望的人物，甚至是那个时代的标杆。
这些传统的手工技艺人认为，辛勤付出、遵循行规和尽职尽责，方能够得神灵的护佑。诚然，行业神崇拜的礼仪多带有功利性，但正是这种现实的需求，让一代代工匠们有了行业遵循的承袭模式，从而较完整地保存了行业的内在精神，使得每一个从业者对于自己的职业有了一种自觉的操守。
“敬业”一词的意思并没有那么复杂，其精神实质其实就是“好好做事”。“把事情做好”首先必须有“好好做事”的态度。
爱国
按传统的儒学归纳，中国传统村落可以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文理想最具基础性和根本性的文化依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理想的层层递进，反映了家、宗族与国之间的同质联系。这种精神的传承，自然就离不开乡贤的努力。
乡贤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地域性和地方性。大多数的乡贤一辈子都在某个区域的乡村生活，对于当地的贡献功不可没。乡贤的爱国，实际上都始于爱家乡。张之洞曾引用《尚书》说：“爱其土物，乃能爱其乡土，爱其本国，如此则为存心良善，方能听受祖考之训。是知必爱国、敬祖，其心乃为善；若反是，则为不善也。”清末，许多乡贤参与到地方志的编撰当中来，无一不以这种“家国同构”的观念教育乡人。《南金乡土志》详细地论述了“爱国始于爱乡，爱乡始于爱家，爱家始于爱身”这样一层逻辑关系：
“中华自立国以来，除残虐时代而外，吾先民未有不爱其国者。惟立爱自亲始。爱家必先爱身，爱国必先爱乡。眷怀桑梓，万众一心，大同之景象迄今犹可想见。所惜者，世风变迁，人不古若。今或有于乡之所可爱。与乡之所当爱，以及乡之所同爱。乡之所独爱者，习焉而不见，惜然而不知。以故瞻顾流连，保持护惜之天真，遂泪没焉而不复发露。有如华屋良田，其家非易致矣。传及昏愚之子孙，往往淡而视之而不萦心。又如祖创父守，其业至难成矣。传及昏愚之子孙，往往浪以掷之而不介意。不知爱家，何由爱乡？不知爱乡，何由爱国？是皆失于教育之故也。”
加强乡人对于本乡本土各种风土人情、文化历史、地理物产等内容的熟悉，可使乡人发自内心地热爱自己的家乡，进而达到爱国的最终目的。这一时期的几乎所有乡土类型的志书，其编撰的宗旨都在于此。贵州《安南县乡土志三编》说：“国家为乡土之集体，乡土犹国家之细胞，欲引起儿童爱国心，必自乡土志始。”四川《蒲江县乡土志》说：“国，积乡土而成，爱乡土即爱国之嚆矢。”河北《赞皇县乡土志》：“中国维新，振兴学校。宗旨教人，爱国为要。爱国之道，始自一乡。”诸如此类，不能一一列举。这种观念不是某个地方的特例，而是遍及全国。
可以说，在中国的传统乡贤文化中，“爱国”是其最终的落脚点。敬祖先，重乡土，爱桑梓，培育乡土观念，成为族人、乡人、国人增强凝聚力的一种方式。因此，在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的氛围中，走出的不仅仅是一代代、一个个的举人、秀才，更是无数的将相栋梁，他们被乡贤文化所熏陶、所滋养而成长起来，由村落之所最终走向国家之殿，并最终以其丰功伟绩而受到万世敬仰。
当代大学者季羡林先生，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官庄村，对于康庄镇来说，季老无疑是当地最有名的乡贤。尽管他在故乡仅仅生活了短短的六年，但始终眷恋着故土。1994年，季老获得了北京大学特别贡献奖，在奖金没有领到手，数目也不知是多少的情况下，季老捐给官庄村一万元人民币，用来发展教育事业。他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家乡修路积极筹款。他在国内外的大城市里住了几十年，但心里割舍不下的仍是自己故乡的普通小村。爱家乡的人才会爱国家，季老以爱家乡为基础，进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研究倾注了浓浓深情。季老既没有家学渊源，也没有显赫的家族背景，从一个普通农家子弟走上了学术巅峰，与他的家国情怀不无关系。
尽管不是所有的传统村落中，都走出了类似于季老这样影响中国社会的重要人物，但是，那些村落里的普普通通的乡贤，通过自己言行的感召，同样为当地社会贡献了力量。他们默默地服务社会，造福家乡或者家人，间接也就在为国家作贡献。
新乡贤文化的重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
随着近些年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使得村落被遗弃空置。同时，如同清末民国时期，乡村文化精英出于经济等利益的考虑纷纷走出农村，定居城市。从农村走出的大学生，也很少再返回家乡。
近些年来，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积极倡导乡贤文化。《光明日报》去年推出“新乡贤·新乡村”系列报道，在全国各地发掘“新乡贤”和“乡贤文化”与新乡村建设的新闻故事、新闻人物和新鲜经验，给了我们重要启示。新乡贤的主体范围更加宽泛了，包括乡村干部、文人学者、退休官员、企业家、科技工作者、海外华人华侨等。他们视野开阔，资源广泛，对于哺育自己的家乡念念不忘。他们当年从乡村走出，经过了社会的磨砺，成为精英。如今返回故乡，或以自己毕生所集聚的能力奉献家乡建设，反哺故园。乡贤文化对于新农村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前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掘与实践表明，乡贤文化是可资利用的重要文化资源。当代乡贤在农村基层建设，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等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我们需要重建乡贤文化，在当今农村社会中呼唤新乡贤。新乡贤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有着重要的意义。
被称为“小草皇后”的长沙当代新乡贤梁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99年，她辞掉在北京的高薪职位，回到家乡创业，当起了一名在田里种草的农民。创业之初，她经常自己卷起裤管下地干活。十多年来，梁伟一直有一个“添绿自然、产业报国”的梦想。2010年，梁伟根据“万企联村、共同发展”的总体战略部署，对长沙市莲花镇立马村的8000亩土地实行整村流转，发起成立农业合作社，农民不仅可以获得租金收入、工资收入，还可以获得优先股股金分红收入。不仅如此，梁伟还带领公司对贫困户家庭进行支援帮助，收购困难户家中农产品，解决残疾人员工作问题。现在，梁伟的天泉草业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无土草毯生产、屋顶绿化和生态护坡的综合行环保企业。天泉生态草业园也成了省“同心工程”重点示范项目。
梁伟不以自己的成功为终点，同时也帮助乡里其他人致富，关爱并资助困难群体，这就是“友善”；能将产业做强做大，这就是因为梁伟身上具有“真诚”的品质和“敬业”的精神，因此而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分担国家的环境之忧并践行“添绿自然、产业报国”的创业理念，就是“爱国”。可见，在新乡贤梁伟的身上，完全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基本规范和要求。
在城镇化的浪潮中，农村优秀人才大量向城市流动，正所谓“秀才都挤进城里”，有人不禁叩问“乡贤何在”？从现实情况看，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正日益成为“新乡贤”的主体。
“乡贤文化”从某种意义来看，就是某一个地域中的优秀文化。一方乡贤，在一方乡土中的人文道德力量不可谓不大，由一乡及一县，由一县及一省，由一省及全国，所谓聚溪成流，其影响不可忽略低估。今天我们提倡“新乡贤”文化，既是在延续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也是在新时代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新乡贤文化的弘扬有很强的示范引领作用，他们的嘉言懿行能够像古代的乡贤一样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并进一步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深深扎根。
第二篇：用乡贤文化滋养主流价值观
用乡贤文化滋养主流价值观
——访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
郭超 《 光明日报 》（2014年08月15日 02 版）
记者：如何理解传统乡贤文化的力量？
张颐武：乡贤文化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产物，乡贤文化实际上属于士阶层文化在中国乡土的一种表现形式。传统中国社会中，士阶层是社会的实际管理者，也是社会文化精神的倡导者。他们出门为官，回乡之后就是士绅，起着维护本地社会秩序的作用。
在古代，中国的行政只管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乡村治理就要靠士绅来维系，他们是文明的传承者和价值观的守护者，他们就是传统社会里的乡贤。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说：“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贤文化就是维系着庞大的中国社会正常运转几千年的基层力量。
记者：传统乡贤文化与今天中国主流价值观契合点在哪里？
张颐武：如康有为在19世纪末所说，中国传统文化遭遇了“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时至今日，中国社会仍在巨变的进程之中，这种“变局”就包括曾经 1 深受乡贤文化滋养的中国乡村社会所遭遇的冲击，包括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民传统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发生变化，传统文化习俗与现代文明发生冲突。
但是，我们要看到，虽然乡土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传统社会的架构没有完全坍塌，乡村社会中错综的人际交往方式，以血缘维系的家族和邻里关系依然广泛存在于乡村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乡贤就很重要了。作为本地有声望、有能力的长者，乡贤在协调冲突、以身作则提供正面价值观方面的作用就不可或缺了。
可以说，乡贤是传递中西文化的“转换器”。因为乡贤对于中西文化都有较为客观准确的了解，一方面，他们扎根本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乡村的情况有同样的了解；另一方面，他们是具有新知识、新眼界的读书人，对于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知识技能有一定的把握。另外，在传统文化中，士阶层对于老百姓的意义非常重大，现在虽然没有以前那么重视，但是乡村人尊重读书人的传统没有变。所以，现代的乡贤成了传播中西文化的桥梁，让中西文化有了“可译性”，他们可以利用自身的人格魅力来感染周边的人，同时通过村民们可以接受的方式来传递现代知识。
乡贤也是缓和社会冲突的“安全阀”，在城镇化为代表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社会受到冲击，在改革进程中有很多难以预料的矛盾。乡贤在村里面地位比较高，村民比较能够听进去他们的意见，可以起到弥合社会分歧的作用，使社会改革进程在乡村这一层面变得更加平缓，让农民、农村顺利加入现代化进程，分享 改革开放的红利。从这个意义上，他们就像高压锅的“安全阀”，可以把社会矛盾化解于无形之中。
记者：如何发扬乡贤文化中的道德力量，滋养今天的主流价值观？
张颐武：现代社会中存在两种乡贤，一种是“在场”的乡贤，一种是“不在场”的乡贤。有的乡贤扎根本土，把现代的价值观传递给村民。还有一种乡贤出去奋斗，有了成就再回馈乡里，他们可能人不在当地，但由于通讯和交通的便利，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关心家乡的发展，他们的思维观念、知识和财富都能够影响家乡。中国传统有“离土不离乡”的观念，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农民工，只要出自农村，就算身在异乡、异国，他对于故土还是有很深的认同感的。乡贤文化对于他们的影响还是如影随形地刻在他们身上。在乡村社会结构受到冲击的当下，他们保持着精神的稳定和内心的持守，很大程度上就是传统的乡贤文化给了他们心灵的慰藉。
中国需要乡贤文化的复兴，但这不是传统士文化的回归，而是需要村舍民间领袖和社会体系的有机融合，精英和地方治理的有效结合。我们要避免本地生长起来的乡贤离乡之后就断了和本乡的联系，这需要政府给予支持。乡贤是乡村社会的黏合剂，他们用自己的知识和人格修养成为乡民维系情感联络的纽带，让村民有村舍的荣誉感和社区的荣誉感，这样的乡贤文化是有上进心和凝聚力的。
传统社会的乡贤不仅是道德模范、价值观的引导者，同时他们也是乡民行为的规范者和约束者。传统社会中的乡村，因为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中，并不太重视法律和契约的作用，而是更加看重有威望的乡贤对于社会公正的维护。当然，我们不能回到过去那种状况。但是，我们要重申乡贤文化对于乡村稳定性的重要作用，他们的存在，让村民的行为有规范，价值有引领，这种作用是无法取代的。（本报记者 郭 超）
第三篇：2016浙江省考申论案例分析模拟题-“乡贤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2016浙江省考申论案例分析模拟题-“乡贤文化”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综合分析题：
乡贤文化是一个地域的精神文化标记，是连接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是探寻文化血脉，张扬固有文化传统的一种精神原动力。乡愁，是凝聚乡村社会的文化基因之一。千百年来，多少从乡村走出的精英，或致仕，或求学，或经商，最后都会被乡愁牵引，或衣锦还乡，或叶落归根。他们用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乡民树立了榜样，成为道德教化的楷模，成为社会稳定的力量，他们就是所谓的“乡贤”。
2014年9月召开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对乡贤有了新的诠释：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是“新乡贤”的主体。要继承和弘扬有益于当代的乡贤文化，就要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用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深深扎根。同时，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面的成功人士，用其学识专长、创业经验反哺桑梓，建设美丽乡村。
新乡贤是从乡村走出去的精英，他们回乡后以自己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财富以及文化修养参与新农村建设和治理，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文化道德力量可教化乡民、反哺桑梓、泽被乡里、温暖故土，对凝聚人心、促进和谐、重构乡村传统文化大有裨益。当前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掘与实践表明，乡贤文化是可利用的重要文化资源。当代乡贤在农村基层建设、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等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因此，重建乡贤文化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有着重要的意义。
绍兴上虞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底蕴深厚，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祖先生息繁衍，与余姚河姆渡文化共辉。历经长达4000多年历史长河的淘洗和沉淀，形成了孝德文化、青瓷文化、梁祝文化、东山文化、春晖文化、围涂文化、信义文化、乡贤文化等一系列彰显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而在历史长河中涌现的一代又一代的乡贤名人所形成的乡贤文化，与以上这些文化相辅相成，闪耀着独特的光彩与宝贵价值。
问题：
结合材料请谈谈“乡贤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中公解析】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盖了乡贤文化，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乡贤文化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极其珍贵的思想资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丰富的含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基本规范和要求，从乡贤文化来看，其中也包含着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相同的终极追求;乡贤文化中的新乡贤是从乡村走出，经过了社会的磨砺，成为精英。如今返回故乡，或以自己毕生所集聚的能力奉献家乡建设，反哺故园。乡贤文化对于新农村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在农村基层建设，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等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我们需要重建乡贤文化，在当今农村社会中呼唤新乡贤。
第四篇：君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站推荐）
君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14年06月13日 08:35:27
来源： 光明日报
作者： 钱念孙
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还强调：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哪些部分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并堪称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依笔者一孔之见，在汪洋浩瀚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最能代表中华民族深层精神追求和独特精神标识，并体现中华民族最基本文化基因者，非“君子文化”莫属。
“君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范畴，是数千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和推崇的人格范式，是中华民族理想而现实、尊贵而亲切、高尚而平凡的人格形象
“君子”一词早在西周时期已广为流传，其内涵主要是对贵族或执政者的专称，而较少涉及人格内容的道德意蕴。如《尚书》卷十三说：“君子勤道，不作无益害有益。”这里的“君子”，显然是执政者或贵族的代称。到了春秋末期，通过孔子从不同侧面的反复解说和阐发，“君子”一词被赋予许多优秀道德的内涵，成为一种理想人格模式的称谓。
翻开《论语》，有关“君子”的论述俯拾即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尊贤而容众，喜善而矜不能”，等等。这表明，孔子常在君子与小人的对举和比较中，肯定和褒扬君子是他心目中的道德高尚之人。在《论语》里，孔子也数次提到“圣人”，但他明确对弟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这就是说，圣人难以看见，也难以企及，但君子能够见到，也可以并应该努力做到。
作为孔子精心勾勒和塑造的可望可及、可学可做的理想人格，君子形象在中华文化数千年演进的历史长河中，受到上至历代思想家及文人士大夫，下至社会各阶层人士包括普通百姓的广泛认同和推崇。《周易》中的名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被张岱年等学者认为是对中华民族精神核心内涵的最佳概括。《孟子》中“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等论述，使君子人格的内蕴更加丰富，影响更加深远。值得注意的是，君子不仅是儒家着力打造和推举的理想人格形象，道家学派和法家学派对君子概念及其人格内涵也颇为认同。人们耳熟能详的“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就是《庄子·山水》中的名言。荀子在构建礼法体系时强调：“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在荀子看来，一个崇尚礼法的社会，如果没有君子这样品行高尚的人来参与和维护，那将会失去构建礼法社会的基本前提。
后来，思想家对“君子”概念的引述和阐发同样不胜枚举。从西汉的董仲舒到东汉的王符，从唐代的孔颖达到宋代的程颢、程颐和朱熹，从明代的王阳明到清代的王夫之等，都从不同角度和方面对君子概念及君子文化进行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挥。明清时期流行很广的人生格言类著作，多半也将君子人格奉为典范和楷模。如《菜根谭》云：“君子处患难而不忧，当宴游而惕虑，遇权豪而不惧，对茕独而惊心”，便是对君子安贫乐道、处安虑危、遇强不屈、见弱怜悯等优秀品格的赞扬。《围炉夜话》云：“君子存心，但凭忠信，而妇孺皆敬之如神，所以君子乐得为君子；小人处世，尽设机关，而乡党皆避之若鬼，所以小人枉做了小人。”这就是在君子与小人不同处世方式的比较中，充分肯定君子以忠贞和诚信为立身之本的做法。君子概念及其文化，不仅在中华历代典籍中汗牛充栋，而且一直活在历代中华儿女的心中。今天人们口头还常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可以说，“君子”是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的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儒家学说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阐扬仁、义、礼、智、信及忠、孝、廉、耻等众多为人处世的伦理和规范，它们最终都集聚、沉淀、融入和升华到一个理想人格即“君子”身上。我们的先贤崇尚君子品格，甚至把象征高洁、清雅、虚心和气节的梅兰竹菊四种植物人格化，称为“四君子”。宋代以来，以梅兰竹菊表现四君子品格的书画数不胜数，其繁盛景象让人叹为观止。“君子”概念古老而鲜活，在当代社会也是妇孺皆知，耳熟能详，在不同阶层人群中都有相当的知晓度和认同度，君子风范今天仍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奉为做人的圭臬。
做人要做君子，这是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选择，也是今天每个中国人应有和乐于做出的选择。君子概念及君子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聚焦之点和闪光之源，是烛照中华儿女历经坎坷而跋涉向前的人格力量和心理支撑。君子概念及君子文化，完全可以经过新的阐释激发其勃勃生机和强大活力，在当代社会竖起的一面具有深厚传统底蕴和时代精神的文化旗帜。它既可以让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盛开传承创新的时代花朵，也可以让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基因产生共鸣。它是中华传统文化浩瀚森林里最为郁郁葱葱的千年老树，也是当代思想道德建设汲取传统营养的精神绿荫。
君子文化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直接嫁接并开花结果的老树新枝。激活和倡行君子文化有助于对社会各阶层人士进行思想文化上的因势利导，从而在全社会形成广泛价值共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兴国之魂，孕育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中，又深深扎根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里。君子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精华所在，其中许多内容都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对接互补的。譬如，历代君子身上都颇为明显地体现出三大特质：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重点的担当精神和家国情怀，以仁义共济、立己达人为重点的互助理念和社会关爱思想，以正心笃志、崇德弘毅为重点的修身要求和向善追求。这三大特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等，完全可以对接、互鉴和贯通。这就是说，君子文化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直接嫁接，并在新时代开花结果的老树新枝。通过这种嫁接，两者在互补互释中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一方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获得传统文化这株参天大树庞大根系的丰富滋养；另一方面，君子文化这株昂首向上的千年古木在现代阳光雨露的沐浴和浸润下不断抽出新的枝条，结出新的硕果。
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抓手和具体实践，近年来全国上下普遍开展了推选道德模范和中国好人活动。由广大群众一层一层推举和评选出来的道德模范和中国好人，体现了人民群众心中的善恶是非标准，彰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是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举措和时代标杆，在全社会形成了广泛而正面的积极影响。
一种社会风气的形成，都遵循“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规律。正如孔子所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历史上所以会出现“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现象，原因即在于上行下效是不易之理。要让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彰显核心价值的光彩，关键要从社会影响力强的群体抓起。这主要包括三类群体：一是相对于群众而言的党员领导干部；二是相对于一般群众的社会公众人物，如知名专家、著名企业家、演艺明星等；三是相对于未成年人而言的成年人。不论是从我国历史还是世界发展状况看，任何一种价值观的倡导，都必须首先有“大人们”真心信奉并身体力行，才能让公众乐于接受和效仿，从而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目前，我国社会富裕阶层已具有一定的规模，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对社会风气的影响正日益凸显和增强。各种各样的“追星族”“追款族”“追权族”层出不穷，就是这种现象的典型表现。为此，我们亟待拿出为社会富裕阶层能够接受并喜闻乐见的文化，对他们的人生观和生活方式进行因势利导和价值引领。内蕴丰厚的君子文化经过系统整理和现代阐释，正可担当此任。这不仅因为“君子”概念本身是倾向具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称谓，易于为社会富裕阶层所接受；还因为君子文化本身所饱蕴的家国情怀、讲究修身养性和注重人生品位等内涵，与社会富裕阶层“仓廪实而知礼节”的文化追求和精神向往相契合。
唐太宗在《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中说：“君子、小人本无常，行善事则为君子，行恶事即为小人。”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做君子还是做小人，与身份、地位无关，关键在于你为人处世时的一次次选择——选择“行善事则为君子”，选择“行恶事即为小人”。因之，我们需要“吾日三省吾身”，需要将修身作为终身课程，需要不断地集小善为大善，这样才能称得上真君子。就此而言，君子既是一个做人的低标准，又是一个做人的高目标：你为人处事中的每一次崇德向善的选择，都是在行君子之风和君子之道；但你必须在人生长途中坚持不懈地修身，始终做崇德向善的选择，才堪称真君子。君子概念和君子文化还可针对和适用不同职业与行业者。古代就有仕君子、商君子、文君子、民君子等说法，实质就是指做官的君子之道、经商的君子之道、从艺的君子之道、为民的君子之道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宝贵资源。
君子文化具有古为今用的重大现实意义和价值，亟待采取有效举措激活和倡兴君子文化，在社会逐步形成崇尚君子品格、大兴君子之道、争做正人君子的风尚
君子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不仅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课题，更是我们激活和倡行君子文化，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传统文化滋养需要讲清楚、弄明白的问题。
在理论探讨层面，大力开展关于君子文化的学术研究。由于君子是数千年中华传统文化塑造的中国人的理想人格（或者说集体人格），其中蕴藏着中国人观察事物、思考问题和行为处事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基本性格密码，因而对君子文化的研究就绝不仅仅是一种历史考察和纯学术的审视，而更是一种重新认识自己、树立文化自信、张扬国格人格的理性洞悉和时代确证。这是一个既有历史性和学术性，更有时代性和实践意义的重大课题，值得花大力气、下大功夫认真研究。
在社会生活层面，大力倡行君子之风和君子之道。中华传统文化沉淀为人格模式的有不少，除儒家的君子人格外，还有道家的隐士人格、佛家的悲悯人格等等。对于君子人格的设计蓝图，历代中国人接受最广、吸收其他人格模式优点最多、在中华文化广袤沃土中扎根最深、与中华文化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重叠面最大。君子人格所以能够在中华文化的历次整合中以“最大公约数”出类拔萃，成为我们伟大民族的理想人格，其奥秘就在于这种人格设计产生后，中华文化不同学派的诸多思想干柴都向这里搬迁、移动和集中，从而形成收纳百家、融汇百家的“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壮丽景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每个中国人心底都埋有一颗君子的种子，激活和倡行君子文化就是要让这颗种子在新时代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因为面对市场经济浪潮席卷社会生活每个角落，导致一些人信仰缺失、价值迷失、道德失范等诸病连发的状况，我们尤其需要在当代开展“新君子文化运动”，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大兴君子文化、大倡君子之风、大行君子之道，让君子文化这剂传统良方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项构筑我们精神家园的宏大工程中，发挥补气固本的独特作用。
（作者：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文联副主席）
第五篇：乡贤文化
10-4 兰棉厂社区：积极创新发展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引领作用
2015年以来，兰棉厂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目标，通过在社区大力开展道德讲堂、身边好人、最美家庭等先进人物的评选表彰活动，继承和弘扬有益于当代的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用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居民，涵育文明社区，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区深深扎根。
传统的乡贤，主要是本社区居民涌现出来的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深受本地民众所尊重崇尚的人。随着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农村地区大量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人数的增加，更加体现社区治理的重要性，社区在文化传承、经济发展、道德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在发挥乡贤引领作用活动中，居民以自己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以及文化修养，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和治理。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道德力量可教化居民、泽被乡里，对凝聚人心、促进和谐大有裨益。
兰棉厂社区位于兰州市西固区西固中路399-101选址深入小区居民中间，方便居民办事。在社区张涌主任紧紧抓住了开展创新发展乡贤文化的契机。新乡贤不仅是传统乡贤文化的优秀继承者，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上的实践者。创新乡贤文化，使之融入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关键是要发挥新乡贤的榜样作用，用乡贤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弘扬文明新风。
通过社区与居民的共同努力，兰棉社区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乡贤，他们发挥地缘、人缘、亲缘优势和道德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社区建言献策，有力地促进了社区和居民和谐稳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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