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乡贤文化
让乡贤文化更好传承
传承、弘扬乡贤文化，正是要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汲取经验和智慧，丰富现实农村社会治理工作中的资源
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自古就有尚贤的传统。乡贤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着乡村治理的智慧与经验，是千百年来促进农村和谐稳定发展的一块基石。然而，笔者近期到一些农村地区调研发现，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乡贤文化的影响力日趋式微。如何传承这一优秀传统文化，使其发挥维系农村基层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所谓“乡贤”，是指那些品德、才学为乡人所推崇敬重的人。品德高尚，在本乡本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是乡贤最显著的标志。乡贤文化，就是围绕乡贤德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乡村治理理念，比如“耕读传家”“经名行修”“勤俭持家久”等思想，在农村地区有着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在历史上，无论是中央政令在地方的有效实施，还是民间社会愿望的向上传递，乡贤都作为政府和基层民众之间的中介，发挥过重要的桥梁作用。优秀的传统乡贤文化是可资利用的重要文化资源，新时期的农村治理和乡村社会建设，也应该从中汲取营养。
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农村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包括乡贤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比如，大批农村青壮劳动力进城务工，使一些农村出现了空心化的现象，农耕时代形成的守望相助、抱团取暖的生活习惯被打乱；城镇化进程中，一些农民与土地分离，耕读传家的习俗难以传承下去，等等。乡贤文化遭遇传承危机，导致一些农村地区出现了诚信危机、孝道危机等，给新时期的农村社会治理工作带来了新的矛盾和问题。
总书记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今天，我们提倡传承、弘扬乡贤文化，正是要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汲取经验和智慧，丰富当下农村社会治理工作中的资源。
当然，传承不是原样照搬，而是要与时俱进，比如，如今的乡贤不可能再是乡绅、儒生的形象，他们应该具有鲜明的时代个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乡贤的主体范围更加广泛，如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他们在农村基层群众中威望高、口碑好，正日益成为“新乡贤”的主体。此外，“新乡贤”也包括从本乡本土走出去的企业家、知识分子、海外华侨等，他们返回故乡后，用所学所长来反哺桑梓，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出力不少。要更好地传承、弘扬乡贤文化，就应该重视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让他们的善言善行像古代乡贤一样垂范乡邻，培育文明新风，这有利于在农村积极培育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积蓄正能量。
第二篇：乡贤文化
10-4 兰棉厂社区：积极创新发展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引领作用
2015年以来，兰棉厂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目标，通过在社区大力开展道德讲堂、身边好人、最美家庭等先进人物的评选表彰活动，继承和弘扬有益于当代的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用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居民，涵育文明社区，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区深深扎根。
传统的乡贤，主要是本社区居民涌现出来的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深受本地民众所尊重崇尚的人。随着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农村地区大量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人数的增加，更加体现社区治理的重要性，社区在文化传承、经济发展、道德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在发挥乡贤引领作用活动中，居民以自己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以及文化修养，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和治理。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道德力量可教化居民、泽被乡里，对凝聚人心、促进和谐大有裨益。
兰棉厂社区位于兰州市西固区西固中路399-101选址深入小区居民中间，方便居民办事。在社区张涌主任紧紧抓住了开展创新发展乡贤文化的契机。新乡贤不仅是传统乡贤文化的优秀继承者，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上的实践者。创新乡贤文化，使之融入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关键是要发挥新乡贤的榜样作用，用乡贤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弘扬文明新风。
通过社区与居民的共同努力，兰棉社区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乡贤，他们发挥地缘、人缘、亲缘优势和道德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社区建言献策，有力地促进了社区和居民和谐稳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扎根。
第三篇：重塑乡贤文化
重塑乡贤文化
端午的鼓声，让人们又一次回到了历史和乡村，念屈原，思国士，怀乡贤。
乡贤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土社会的一朵奇葩,历千百年而留芳。在社会转型时期重新建构新乡贤文化，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根乡村、破解乡土社会多重困境、推进新农村建设意义重大。
中华文明进程中，乡贤文化在古代乡村治理结构中曾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一方民众敬重、推崇的贤德长者，乡贤重修身，兴教化，崇善举，德行高尚，嘉言懿行垂范乡里，对乡土公共事务有突出贡献，以强烈的道德文化影响力造福一方。
他们有文化见识，有奉献精神，通过宗祠、乡约、仲裁、兴学、崇孝、义赈、义庄以及修桥补路挖井筑堤等善举，涵养一方水土的文化带动力，培养引领一个地方的文明教化风尚。
他们维护乡土社会的有效运转，促进政令推行、民意上递，协调冲突，化解社会矛盾，传承地域文化传统。
他们在乡民修身、立业、齐家、交友等方面发挥着示范与规制作用，使人们行为有法度，价值有引领，操守有规范。他们是保障社会基层长期稳定与和谐的基石，推进了地域文化繁荣与发展。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乡愁”，不只是山水，更是风物与精神。要让城乡背离的态势逆转，必须重建乡土社会。而乡土社会的重建，关键是促使现代人才和现代知识输入到乡村里去。
我们欣喜地看到，新乡贤正从现代乡村社会破土而出，发芽拔节。新乡贤是一批富于奉献精神的时代精英，既有长期扎根本土泽被乡里者，也有从乡村走出去又回归乡土反哺桑梓者。无论本土威望有加的贤德长者,或是解甲归田、怀富回乡的故土游子,或是身居都市、心系乡士的鸿儒硕彦，都怀揣着浓得化不开的深深乡愁,一头扎进眷恋的土地,奉献自己,造福乡亲。他们拥有现代理念、广阔视野和成功经验，以自己的品德、学识、专长、财富参与新农村建设和治理，维护社会公正，凝聚人心，让现代的法律和契约精神与传统的价值和伦理得以协调；他们既传承乡贤文化的历史传统，又创新乡土文化建设，其事迹其风范都具有积极意义。
当代中国需要乡贤文化的复兴。近年来，新乡贤的培育、提倡、褒扬已得到各级党和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湖南多地举行了新乡贤的推选评比活动，广大乡村正在逐渐形成良好的新乡贤文化风尚。本报从今天起，推出“寻访新乡贤”系列深读报道，选择其中的一批突出者进行推介，旨在推动新乡贤形成蓬勃之势,让新乡贤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扎根开花。
第四篇：乡贤文化研究综述
乡贤文化研究综述
俞佳奇
摘要：乡贤的内涵从其产生至今有着丰富的历史韵味和时代特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乡贤起着不同的作用。而当今乡贤应该适应其新定位，来融入新时代，传承并发展乡贤文化。本文对此进行研究，总结并归纳其中观点，希望对今后的研究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乡贤；文化；研究综述
祭祀乡贤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末年，孔融首创了祭祀乡贤的形式。范晔《后汉书》记载：‚孔融为北海相，郡人甄士然、临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县社。‛[1]《辞源》称此为祭祀乡贤之始。[2]宋元时期，乡贤和名宦被称为先贤，混祀在一起。‚乡贤‛一词，文献中出现较迟，明代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记载：‚嘉靖末年，新郑故都御史高捷，有子不才，屡戒不悛，因手刃之。中丞殁后，其地公举乡贤。‛[3]然而乡贤祭祀的混杂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万历野获编》还有一则记载‚成化中，给事王徽将死，戒其子曰：‘乡贤甚杂乱，吾耻居其中，切不可入。’‛[3]自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以来，为了使统治名正言顺，便开始加强礼乐教化，其中的重点就是完备天下祀典。以后明朝历代皇帝仍然重视乡贤的祭祀活动。成化、弘治时期，乡贤祠和名宦祠逐渐分开，乡贤的祭祀得到进一步的规范。清代沿袭明代祭祀乡贤制度。‚明清时期,凡有品学为地方所推重者，死后由大吏题请，祀于其乡，入乡贤祠，春秋致祭‛。[2]
一、解析乡贤内涵的时代变化
张玉娟认为明清时期的乡贤是本地德行著闻之人，按照不同的标准具体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品德高尚的乡贤，二是风节著闻的乡贤，三是文章显著的乡贤，四是政绩卓著的乡贤。[4]在乡贤身份的分析上，赖功欧、刘军通过故绅和乡贤之间的比较，认为故绅和乡贤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乡贤就是士绅、绅士。地方绅士指的是介于国家政权（官方）与地方社会（民间）之间，身份、地位不同于一般民众，而可以对地方事务发挥影响力的个人或家族，而乡贤则被囊括在这一概念中。[5]余新忠、惠清楼认为乡贤是指在地方社会居于领导地位或有重大影响的人物。‚绅士‛一词并不足以涵盖明清时期的地方民间社会力量，平民未必不能成为乡贤，相反，绅士也未必一定是乡贤。大体而言，乡贤可分为绅士与平民两部分，其中绅士又可分为取得举人以上功名或为官在知县（或相当于知县）以上的中上层绅士和以生监为主体的下层绅士。平民乡贤主要由读书人、技艺人、商人和一般劳动者组成。虽然平民乡贤的份量不容忽视，但总体上绅士的主导性仍无法撼动。[6]在乡贤概念的强化上，魏峰认为其与地方社会势力成熟程度的差异有关。他通过对宋代地方先贤祠祭祀对象的分析，说明宋代地方先贤祠在选择祭祀对象时，并没有把受祭者与他的里籍的联系作为首要条件，而受祭者的声望或学术背景则是决定性因素。可是，到了明代，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地方乡贤祠受祭者的籍贯成为决定因素。地方先贤祭祀从宋代的先贤祠到明代的乡贤祠的变化，反映的是宋明两代地方社会势力的强弱差异。[7]王泉根认为‚乡贤‛是指在民间基层本土本乡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深为当地民众所尊重的人，从当代乡贤研究的现实需求与观念出发，‚乡贤‛的范围已不再局限于道德与才能的层面，而扩展到‚名人‛，尤其是‚文化名人‛。[8]胡彬彬认为现在乡贤的主体范围更加宽泛了，有文人学者，有政府退休官员，有企业家，有科技工作者，有海外华人华侨等等。他们视野开阔，交游广泛，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是对于哺育自己的家乡念念不忘。乡贤是从乡村走出去的，他们经过了社会的锤炼与磨砺，成为社会上的精英分子。[9]王先明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乡贤是对有作为的官员或有崇高威望、为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社会贤达的尊称，是对去世者予以表彰的荣誉称号，也是对享有这一称号者人生价值的肯定。乡贤是扎根于乡土社会文化的力量，在动态的历史进程和特色不一的地域文化中，其认同的标准和资质或有所差异，但其一定是乡里德行高尚，且于乡里公共事务有所贡献的人。某种意义上，它与乡绅的概念具有较多的重合性。在今天，‚新乡贤‛是一个具有榜样性的社会群体，一定意义上他们是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上的实践者。他们在乡村与城市的内在关联上具有天然独特的优势，将成为乡村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引领力量。[10]
二、探索古代乡贤的积极作用
乡贤在明清时期作用巨大，张玉娟认为乡贤在居乡期间推行各种义举，譬如设义仓、建义田、设义学、课学子、建桥、修路、救灾、助婚助丧、开渠修学、学医救人等诸多方式，促进了乡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其居官为民、居乡利民的崇高精神为明清社会文化发展绘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特定历史时期，对乡贤的祭祀又有特殊作用，清代前期为了稳固新生政权，对明朝人的祭祀十分普遍，既能安抚人心，又能激励风俗。[4]赖功欧、刘军认为乡贤的作用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在公共领域体现于官绅权威的在地共生，绅士在国家与民众的之间充当着关键的中介角色，对地方社会的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二是在施善救济体现于绅士权威的社会渗透，由于传统基层政府财政的短绌，皇帝的‚赈恤‛没有办法被民众切实体会，从而发展出一种‚官绅会办‛社会救济体系。可以说，地方社会的管理越来越依赖于非正式的绅士权力网络，而在某些时候，地方政府甚至可以不受中央指挥，而直接与地方绅士合作处理公共事务。[5]赵克生通过乡贤祠与名宦祠的研究，认为其具有教化功能，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扶翼圣门、彰显人伦。二是激励后人追踵前贤。人们对先贤功德事迹的熟知，自然会产生景仰追慕之情，把先贤作为人生之楷模，起着引领、表率的激励作用。三是化民导俗。各地建立名宦、乡贤祠的最终目的仍是教化民众，移风易俗，使地方上的道德风尚符合儒家礼治的政治目标。[11]田冰、张玉娟通过乡贤祠分析乡贤的作用，认为乡贤的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教化百姓，乡贤以身作则，在道德上作出表率，通过推广礼教，宣传伦理，旌德扬善，惩恶规过，表率示范等方式有目的、有意识地改善社会习俗。二是教化士人，士人在学宫中学习，能够直接接触到乡贤与乡贤祠，春秋祭祀乡贤祠时诸生可以随同祭祀，身临其境的观感自然产生更加深刻的体会。三是促进百姓、士人、乡贤的转化，先是使百姓转化为士人，进而使士人转化为乡贤，而乡贤祠架起了百姓、士人通向乡贤的桥梁。[12]毛国民认为乡贤的作用在于治理乡村，他认为宋代以后中国古代乡村治理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即从王安石变法一直延续至清代。在乡村治理中，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治权所代表的官治体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县作为了基层行政组织，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主要以体现族权的宗族组织为基础，以拥有绅权的士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乡村自治政治，并将其称为‚古代乡绅宗族治理模式‛，乡贤可以通过这种模式发挥作用。[13]张会会以浙江金华浦江郑氏为例，认为明代乡贤传‚孝‛的书写形式分为两部分，即明代以前孝子的‚哭亲守墓‛模式与明代孝子的‚现世奉养‛模式。明代‚孝‛的书写已经渐趋摆脱激烈性的‚哭亲守墓‛模式，开始转向现世性的孝亲敬亲模式，平庸化的孝行，家族内部孝的传承被强调并行诸文本。乡贤传中作者所传达的教化思想，通过乡贤传的刊刻、传播进而影响了乡里‚孝‛的实践，因而乡贤的教化作用便体现其中。[14]胡彬彬认为他们深受儒家礼仪教化的熏陶，始终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即便是退隐在野，也不忘教化乡里，热衷于地方公益事业，如兴修水利、创办书院、赈济灾民等等，或独自捐资，或联系众乡绅共同组织，或与地方政府合作。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具有沟通地方政府与社会的权力，对于地方政府的政策，可以代表民众向州府县官进言。同时，他们又是宗族长，维持着乡间社会的礼仪和秩序。这样一个阶层，在乡村社会实践儒家的‚进亦忧，退亦忧‛的理念，传承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维系着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秩序。[9]
三、寻找现代乡贤的创新之路
王先明认为‚新农村建设‛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环境生态文明五大建设中，获得了属于自己时代的新内涵，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背景下，‚新乡贤‛文化建设以其深厚的历史传承和创新性的当代建构，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时代诉求。‚新乡贤‛文化建设，既是传统乡村社会型塑的‚尚贤敬德，奋进向上，造福桑梓‛人格品德的传承，也是其传统品格在当今核心价值观层面上的提升和高扬。在各级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主导下，他们将成为乡村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引领力量，将在传统文化的底色和现代文化的主色交融中，描绘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时代特色。[10]王泉根认为乡贤文化的开发、研究有着多种形态，总的特征是‚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第一，乡贤文化研究发掘、整理与积累了大量珍贵的区域文化史料文献，对促进本地区的方志文化、地域文化、名人文化、旅游文化等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与参考资料。第二，乡贤文化多维度、多层次的研究视角与跨学科、跨行业的研究方法，深化了本地区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有力地促进了区域文化研究的良性发展。第三，乡贤文化研究从人出发，由人及物，发现、抢救、保护了许多珍贵的乡贤故居、遗址、文物，为研究和光大区域文化提供了实证，增加了区域文化的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第四，探讨乡贤精神，弘扬乡贤精神，服务和谐社会建设。第五，联络当代乡贤，凝聚乡亲乡情，发挥乡贤文化在民间‚外交‛中的精神纽带作用。第六，将乡贤文化作为弘文励教的精神资源，传承乡贤精神，提升青少年一代的精神素质。[8]毛国民认为借鉴古代乡绅宗族治理模式的成功经验，结合现代农村社会实际，并吸纳现代社会管理的智慧，缘人情而顺人性地创新农村治理。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其性质是以农村开展互帮互助服务为宗旨的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的农村基层社会组织，是基层自治组织的有益补充。其主要职责是调解邻里纠纷、协助兴办公益事业、协助村民自治等。乡贤理事会模式具有政治可行性、经济可行性和实际有效性。[13]胡彬彬认为乡贤文化不仅能增强认同感，而且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社会传统的文化理念。当大家了解这些人的时候，无形之中，传统文化理念也在‚润物细无声‛中浸润陶冶了一大批人。对于家乡的记忆，对于乡愁，对于落叶归根等传统村落文化，就是从对这些乡贤的向往开始的。村落文化重建，乡贤不能缺席。当今社会要广泛宣扬乡贤文化，呼唤乡贤回乡，将自己毕生所学及所有奉献家乡建设，反哺故园，造福一方，更以自己高尚的品德教化乡里，感召乡亲。[9]贺佃奎通过对共同富裕途径的思考，认为将农村自发的乡贤松散组织加以规范，动员本地农村成立乡贤理事会，并采取多种方式发挥乡贤在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实现农村的共同富裕。乡贤理事会是实现农村由先富带动后富的重要组织形式，乡贤发挥作用的机理仍然符合人性的需要，符合市场交换的基本规则，即社会以一种荣誉尊崇地位换得乡贤的经济及智力的支持和付出。为更好地发挥乡贤的作用，建立乡贤荣誉礼遇制度很有必要，而‚绅士‛称号的授予是尊重乡贤、激励乡贤更好奉献故土的良好方式。[15]
参考文献：
[1]范晔.后汉书[M].中华书局，1965.[2]辞源[M].商务印书馆，1980.[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中华书局,1959.[4]张玉娟.明清乡贤文化浅析[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8.[5]赖功欧，刘军.官绅合作与地方秩序之维持——一个县志绅士阶层的考察[J]，农业考古，2012.[6]余新忠，惠清楼.清前期乡贤的社会构成初探 ——以浙西杭州和湖州府为中心[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3.[7]魏峰.从先贤祠到乡贤祠——从先贤祭祀看宋明地方认同[J]，浙江社会科学，2008.[8]王泉根.中国乡贤文化研究的当代形态与上虞经验[J],中国文化研究,2011.[9]胡彬彬.村落文化重建，乡贤不能缺席 ——访中南大学教授、中国古村落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N]，光明日报，2014.[10]王先明.‚新乡贤‛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建构[N]，光明日报，2014.[11]赵克生.明代地方庙学中的乡贤祠与名宦祠[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12]]田冰，张玉娟.明清河南乡贤祠的教化功能[J]，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13]毛国民.缘人情顺人性之农村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研究——以云浮市自然村乡贤理事会建设为例[J]，南方农村，2014.[14]张会会.明代乡贤书写中‚孝‛的文本建构及嬗变 ——以浙江金华浦江郑氏为例[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5]贺佃奎.实现共同富裕之路径的思考——对云浮市乡贤理事会的考查[J]，南方农村,2014.
第五篇：徐州近现代乡贤文化研究
徐州近现代乡贤文化研究
【摘 要】徐州近现代乡贤涉及多个领域，书画、文学和音乐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蕴含了丰富的地域文化特征，对当下的文化传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有了乡贤文化的传承，才有了生生不息的徐州当代文化，因此，系统梳理徐州当代乡贤文化，对于传承乡贤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徐州；近现代；乡贤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5-0248-02
古文献中“乡贤”是指有德有才有威望的人，“乡贤”因其品德和才学而为乡人所敬重，“乡贤”一词是对其功绩的认可。徐州乡贤文化发展源远流长，始于明清，各县（市）区均建有乡贤祠，供奉历代乡贤人物，形成一套完整的官方纪念与祭奠仪式，在传统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化解纠纷、维护乡村传统秩序的重要力量。在社会风气引导、文化传承发展、公共事务兴建修缮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也逐渐形成了爱国爱乡、扶危济困、道德教化、传承文化、清正廉明等文化特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公众利益，引导社会向善向上，张扬公平正义，推动了当时当地社会发展。
徐州自古乡贤辈出，据粗略统计，近现代的乡贤有著名书法家张伯英、崔伟、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中医事业奠基人郭子化、教育家郭影秋、历史学家萧一山、革命烈士宋绮云、王杰、徐林侠夫妇、抗日爱国志士孙凤鸣、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李超时、画家钱食芝、喻继高、张立辰、程大利、“徐州八大家”（张伯英、王子云、王青芳、刘开渠、李可染、朱德群、王肇民、朱丹）、地质学家、科学管理学家武衡、音乐家马可、文坛女杰袁成兰、“当代徐州琴书第一人”魏云彩、华裔艺术家朱德群、中国影坛上的“天下第一嫂”王馥荔、中国影视演员李保田、《读者》首批签约作家魏峰等。他们在徐州历史上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徐州的经济、社会、文化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目前徐州市委、市政府为纪念这些名人志士，于2011年10月建造了“徐州名人馆”，为弘扬徐州近现代乡贤事迹搭建了展示的平台。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徐州近现代乡贤的研究现状堪忧，徐州近现当代乡贤的成就鲜有人知。因此，挖掘徐州近现当代乡贤文化的价值，对于当下徐州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地域特色鲜明的徐州区域文化，打造徐州地域性的文化品牌，凝练徐州城市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书法具有陶冶情操、锻炼耐力、提高审美等多种作用。近现代徐州最著名的书法家当属张伯英。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张伯英推动了徐州乃至全国书法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丰碑。为缅怀张伯英，徐州市政府建造“张伯英艺术馆”，现已成为徐州文化旅游的一大景点。张伯英是彭城书派书体的创始人，风格鲜明，最能代表其书法成就的当属楷书和行书。“无论行楷还是行草，沉着而生动，道劲而洒脱”。[1]彭城书派受张伯英影响具有大气磅礴，即具有北方的豪迈洒脱的特点，又具备南方独特的秀逸雅致的特点，形成徐州独特的地域文化。除张伯英外，徐州还有许多著名的书法家，如张启让等。现今彭城书派已初具规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徐州书法有一批中青年的创作力量，被誉为徐州书法集团军，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较大。徐州的“彭城画派”在全国书画界也颇有影响，成就最高的当属李可染先生，代表画作有《万山红遍》、《井冈山》等。近年来，徐州市委市政府精心打造“书画徐州”，树立推广“彭城画派”的形象，并在2014年8月8日成立彭城书画研究会，使彭城画派足迹遍布全国。徐州书画乡贤文化的开发应该以彭城画派为代表进行“群团性”模式的开发，发挥书画乡贤的当代文化传承方面的作用。
文学大家与书画成就交织，书画家张伯英、李可染等在文学方面的造诣也很高。徐州近现代文学迥异于苏南的温婉，表现为带有北方文化特点的豪迈大气。现代徐州文学可以分为三个类别：以赵本夫为代表的‘百年孤独’的徐州；以周梅森为代表的官场政治的徐州；处于中间地带的小作家群体的强作大气的徐州。现如今，徐州市共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三十余人。徐州作家，正在成为中国文坛上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
徐州当代作家在小说方面的大家突出、创作丰厚，除上述的赵本夫、周梅森这些重量级的大家之外，其他人的成绩也不容小觑，董尧一部《北洋兵戈》千锤百炼，创作了将近二十余年，以独特的历史和人文观点，将史实与文学创作相结合。近期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杨刚良创作颇丰，发表于《北京文学》的中篇小说《白乌鸦》反响较大，叶炜的长篇小说《富矿》、《后土》赢得一致好评。
徐州散文与诗歌成就颇丰。大多为女性作家，为徐州文坛增添一道靓丽的风景。周淑娟、王爱芹、陈玲波、张林薇、李凌、李继玲……她们以女性的视角，衡量现实社会，以女性的温润，为读者打开了文学的新天地，提供独特的阅读体验。2013年，徐州被评为“全国诗词之市”。丁可、胡弦、大卫、肖作华、陈广德等徐州当代乡贤通过自己的独特感受，充分展现了徐州诗歌的独特与诗歌创作实力。龚房芳，被誉为徐州的“小冰心”，发表各类文学作品等近三千余篇。这些徐州作家用自己或朴实、或诗意、或明媚、或忧伤的优美词句为读者展现当代诗词里绚烂的文学世界。
在文学的世界里，每一个作家文人，都从徐州这块土地上吸取营养，不断推动文学的发展。徐州作家群体迅速发展壮大，在全国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力。2014年5月，由《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江苏省作协和江苏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中国长篇小说高峰论坛”在徐州举行。这次论坛的举行无疑是对徐州文学创作方面的肯定。当前徐州各县各区基本上都有地方的文学刊物，其中由沛县的《歌风台》，被省内外专家誉为“一家有品位、有水平的刊物”，成为沛县文学的代表刊物。除上述的传统文学之外，徐州的网络文学也是全国的重镇，“打眼”（原名汤勇）“忘语”（原名丁凌滔）、“骁骑校”（原名刘晔）、叶勇（笔名“石章鱼”）等“大家”的创作突出成就突出。徐州近现当代文学乡贤的开发应该着眼于以赵本夫、周梅森为代表的“中心级”模式和以“徐州当代小说”和“徐州当代诗歌”、“徐州网络大家”为主的“群团性”模式。
音乐也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修身养性。徐州现当代音乐成就相较于文学、书画方面较为不足。现当代乡贤杰出音乐家为马可。他创作的音乐剧《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作品通俗易懂、脍炙人口。马可本人也十分重视音乐理论研究，提出过很多具有建设性的音乐教育管理思想。“他的在中国传统戏曲基础上发展中国歌剧的道路开拓了中国歌剧创作的新局面，使歌剧这种西洋音乐体裁同中华民族民间音乐充分的结合起来，实现了西洋歌剧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化；他兼收并蓄、百花齐放的歌剧发展主张，在实际上造就了生动活泼、欣欣向荣的歌剧创作繁荣局面。”[3]自2004起，徐州每两年举办一次“马可艺术节”，为了纪念音乐家马可，江苏师范大学在校区内还建立了马可音乐厅，这些举措为弘扬徐州音乐做出了贡献。
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发现，徐州近现代乡贤在文化方面的成就突出，在书法、绘画、文学、音乐方面有很大影响。这些乡贤文化的影响力是跨越时空的，不局限于一时一地，是宝贵的地域文化瑰宝。徐州乡贤文化的弘扬之路，任重道远，当务之急，我们要努力把乡贤的思想与当前的实际相结合，为推进社会治理、弘扬传统文化服务，为形成文明新风提供助推，这才是我们研究乡贤文化的价值追求和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张永彬.张伯英书学观研究[D].镇江：江苏大学，2012：5-12.[2]孙江永.论当代徐州作家的地域文化归属――以赵本夫、周梅森、肖俊志等为例[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9：2-10.[3]杜娟.论马可的歌剧创作及其历史贡献[D].河南：河南大学，2006：1-7
作者简介：
李婷婷（1993-），女，江苏盐城人，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类；
魏贤梅（1963-），女，江苏徐州人，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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