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乡贤治理

第一篇：谈乡贤治理

谈乡贤治理

此次回老家过年，与家乡一个执政官员闲聊，他说想研究并在农村引入“乡贤治理”。通过他所描绘的乡贤治理，我理解为，一者是“人才回归”，吸引从乡村走出去的贤达之人回乡定居，重建乡村治理秩序；一者是“经济回归”，鼓励乡贤热心投资家乡，为家乡牵线招商引资，在家乡建设中发挥作用。

他思来想去的乡贤治理并不新鲜，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行政只管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乡村治理就是乡贤治理，这种治理模式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是维系中国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庞大力量。

这种模式之所以得以传承千年，是因为传统社会安土重迁，不喜欢流动迁移，商贩流动是少数，无关大局。为了克服官僚腐败，朝廷多规定官员异地为官，形成一定的人口流动，但臣游的官员一旦退休或致仕，要告老还乡（武将则解甲归田），这是“惯例”，源于周代，汉以后形成制度，一般致仕的年龄为七十岁，有疾患则提前。

《尚书大传〃略说》：“大夫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致仕者不论是在京城，抑或宦游异乡，到了任期，或告老还乡，或解甲归田，回到乡间，躬耕垄亩。比如《汉书〃疏广传》记疏广告老还乡时，“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供帐东都门，送者车数百辆，辞决而去。”回乡时颇为排场，回乡后大多默默奉献乡梓。

这些致仕回乡的读书人是乡村的精英，理所当然地成为当地的乡贤，他们虽然从此在政坛上销声匿迹了，但并不是甩着袖子养老，还是要发挥余热的。按郑玄的说法是，“所谓里庶尹也。古者仕焉而已者，归教于闾里。”这也符合中国文人身处江湖心怀魏阙的心理，即便不能以正当名义以身事国，也能做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有多大的热量发多大的光。这些人退休后成为乡村的土豪士绅，被公举为乡村的管理者，与乡亲一起实现乡村自治，维系着传统社会基层的稳定。

其实，宦游的官员告老还乡，不只是官员角色的转换，也不只是官员居住地的简单回归，也不只是精神情感上的叶落归根，还因“归教于闾里”而成为一种文化回流，对乡村社会起着文化建设作用。因为这些官员是当地的文化精英，他们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一般都是科考中举之人。他们多年宦游在外，见多识广，眼界开阔。他们回到家乡，与当地乡绅一起，力尽所能地为当地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社会伦理等各方面贡献才智，其实就于无意中播下了文化的种子，涵养了令我们至今怀念的乡村文明，我们内心里的乡愁，说到底是这样一种温情脉脉的宗法乡贤文化。然而，这种乡村治理结构早在中共土地革命中就被破坏了，中共为了夺取政权，以革命的名义打土豪劣绅，这些所谓的土豪劣绅，其中很多人就是乡贤，即饱学之士、贤达之人，他们是乡贤治理的支柱和灵魂。这些人被打倒之后，乡村的自治模式变成了中共的政权治理模式，中共取得国家政权后，并未还权于乡民，回归过去的乡贤治理，中国数千年的“权不下县”的传统被打破，中央政治权力可以一杆子插到最基层的乡村，乡贤治理从此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更要命的是，中共在乡村搞农业，在城市搞工业的城乡二元政策，直接将“乡村”这个“中性偏有美感”的词，变成了“农村”这个“中性偏贬义”的词，让人唯恐逃之不及。我们这一辈“跳农门”的人，就曾经为了洗刷这带有“中性偏贬义”的身份而进行过“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的拼博。

现今，农村不但不复有乡贤治理，农村本身已在大面积衰败。由于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农村人力资源大量流失，以致“空心化”，留下的多为老弱病残妇。留守问题，三农问题，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地方黑恶势力介入基层治理问题等等，给乡村治理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一些地方又开始打起“新乡贤治理”牌，所谓新乡贤指从乡村走出去的或为官、或求学、或经商的人才。只是，在一个自由流动的社会里，再想把乡村走出去的精英拉回乡村定居已不太可能，城市有诸多不如意，也远胜农村的吸引力。有些人呼吁官员退休后回原籍，也仅限于呼吁而不能成为强行的制度，因为这既是违背人的意愿的事，也是侵犯个人的自由迁移权的事，更是违背经济规律的事。在自由流动迁移的时代，乡村治理不要总是想着什么乡贤治理，关键是落实好乡村自治，如果乡村确实因为缺乏精英治理，可以搞开放式治理，让乡村走出去的、愿意为故乡发展出力的精英参与到乡村治理来，借用他们的经验、学识、智慧、资本，成为再造乡村的力量。

事实上，互联网不但缩小了世界的距离，也在缩小城市和乡村的距离，而且必将改造乡村治理模式。比如，现在的电子商务，将农村与城市前所未有的地联系起来，农民作为商品的生产者、制造者，前所未有地在消费者面前立体呈现，人们因为关心产品而关心产品制造者、产品制造的环境，也会关注乡村的治理。而那些搭建平台的人，往往是乡村走出去的精英，他们穿行在乡村、城市和互联网之间，联结着乡村与整个世界，又不会定居于乡村，出于自由，由于组织经营生产，自然而然地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来，这大约就是未来若即若离的“乡贤治理”模式罢。

第二篇：“新乡贤”带来乡村治理之变

“新乡贤”带来乡村治理之变

▲ 重庆市永川区何埂镇“新乡贤”苏祖才在课堂上给孩子们讲解家风家训

■ 乡贤是家乡的守望者和乡土精英，乡贤文化蕴含着社会治理的智慧与经验■ “新乡贤”已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 一个地方的发展和稳定，既靠物质力量，也靠精神力量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农村空心化、老龄化、边缘化态势凸显，如何建设美丽乡村、记得住乡愁？乡村治理面临新挑战，急需新力量、寻求新突破。

在我国传统乡村社会，以退休官员、读书人、德高望重者为主的“乡绅”、“士绅”是传承文化、教化民众的重要群体，维系着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期在重庆市永川区基层采访时发现，一批被叫做“新乡贤”的人活跃在乡村，他们或不求回报做好事催人向善，或回馈家乡修道路发展产业，或投身公益解矛盾促进和谐，或以身作则重家教垂范邻里。

这些由村民自己选出来的“新乡贤”，是来自民间、生长于斯的好人、能人和热心人，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深受村民们的拥护。受访基层干部告诉记者，民间精英组成的“新乡贤”在引领乡村价值取向、传承乡村文化文脉、帮助村民发家致富等诸多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成为建设美丽乡村、促进村民自治的重要力量。

“新乡贤”带来乡村新面貌

走进永川区巨龙村鲤鱼凼村民小组，硬化公路通到了家家户户，而两年前这条路还是土路，74岁的村民吴太伯是修路的“功臣”。谈起吴太伯，村民们都竖起大拇指。村民黄成树告诉本刊记者：“吴太伯重视家教，几个子女都出人头地，在城里工作，但他还是留在村里养鱼。他是个热心肠的人，谁家有困难他都要去帮帮。硬化前的土路，也是他19年前带领大家修的。”

村民走了19年的土路一下雨泥泞不堪，在吴太伯多方奔走下，公路硬化得到立项，主路由政府投资，支路由村民自筹建设。吴太伯召集村民开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2014年12月动工，不到2个月就把硬化公路修到每家每户。村干部喻明详说：“能修这么快多亏了吴太伯，修路占了几户村民的土地，吴太伯拿出自己的承包地补给人家。村民自筹修路经费不够，吴太伯就自掏腰包补上缺口。”

走进吴太伯简朴的家，客厅正中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我喜欢传统礼仪文化，子女从小就教育他们尊师重道。”吴太伯说。当记者问他修路自己出了多少钱时，吴太伯憨厚地笑道：“这个不能告诉你！”

喻明详告诉记者，村里征地、土地流转等一些工作靠村干部不一定做得动，吴太伯这样德高望重的乡贤出马，大家都服，是村干部治村的好帮手。“吴太伯一招呼，我们不动都挑不过理。去年村里选乡贤，我们全都选他。”村民黄成树赞叹说。

在永川区何埂镇仓宝村，“新乡贤”苏祖才老人远近闻名。71岁的苏祖才长期在外经商办企业，但他始终牵挂着家乡。由于交通不便，仓宝村曾是何埂镇最偏远落后的村，苏祖才投入100多万元为村修了40多公里的公路。他还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为家乡招商引资，2012年重庆渠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入驻仓宝村，年产豆瓣酱8000吨，每年上缴利税50多万，为村民提供了60多个工作岗位。村民们向苏祖才赠予了“德布乡邻”的锦旗。

2014年苏祖才将企业交给子女，回到家乡居住，把老房子拆掉建了一座古香古色的三层农家四合院，取名“苏源”，购置了书桌、椅凳、各类图书作为村里的文化中心，而自己却只住其中的一间房。

“我13岁外出打工，虽然没读什么书，但小时候受‘耕读当勤、赋税当纳、邻里当和’的家规陶冶，读《曾文正公全集》，传统文化影响了我的一生。现在，我要在‘苏源’开设‘新乡贤’课堂，给晚辈们讲传统文化、家风家训和自己的创业故事，请老师为村民培训技能。”苏祖才说。

“大家都说托了苏老的福呢！他做的好事太多，比如给村里老人建‘五保家园’养老项目等等，每年要带出一批年轻人出去创业就业。”年轻的村民杨小虎说。何梗镇驻村干部周光荣感叹：“仓宝村以前全镇经济排名倒数第一，现在有苏老给村里出钱出力出主意，不仅经济提了上来，村风民风也为之一变。”

目前，在永川区像吴太伯、苏祖才这样的“新乡贤”有913名，他们用自己的人脉资源、精神品质、技能特长造福乡里。如板桥镇“乡贤”李世学，义务为村民修路10余年，20余位村民在他的感染下加入了义务修路队伍；朱沱镇“乡贤”罗金太自学龙眼种植技术，成立龙眼种植专业技术合作社，义务传授龙眼种植技术，帮助村民增收；在外经商的“乡贤”王跃林，回乡捐款设立教育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奖励优秀学生和教师……这些乡贤带领乡亲们“富口袋”又“富脑袋”，为乡村带来了新面貌。

“新乡贤”怎么来的建设美丽乡村不仅要有青山绿水的田园风光，同样需要有乡土特色的道德和精神追求。

在我国传统乡村社会，“士绅”、“乡绅”等乡村贤达是治理乡村的重要力量。永川区委书记熊雪认为，乡贤根植乡土、贴近群众，蕴含着爱国爱乡、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是规范社会秩序、道德秩序的重要载体，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加强乡贤文化建设，不是简单地复古，而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也是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

如何把民间的乡贤选出来？2015年，永川区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农村干部群众心理定位，赋予传统乡贤文化新的时代内涵，提出“遵纪守法、品德良好、为人正派、处事公正、群众公认”20字“新乡贤”标准。根据这一标准，开展“我们的乡贤我们评”，让村民自己评选，既评勤劳致富带头人，一心为民、公道正派的老党员、老干部，又评热心公益、扶危济困的热心人、好心人，既评身边人又评不忘乡里、逐梦他乡的永川人。为了让评出的乡贤让大家信服，永川区通过院坝会推荐、村民代表会评议、初评公示、走访调查、审核认定等七个步骤，确保评出来的是真正的乡贤而不是乡霸。

为发挥乡贤的垂范作用，永川区把选出来的乡贤“立起来”——“一张榜”展示形象，永川区摄影家协会为每位乡贤拍摄一张反映其事迹和精神风貌的照片，并在每个镇街和各个村（社区）集中设置“乡贤榜”；“一句话”概括事迹，将每位乡贤的感人事迹、优秀品质凝练概括成一句话，让群众易记易懂、便于传扬，如将多年资助他人的“乡贤”邓贤英事迹概括为“退休不褪色的老党员”；“一块匾”明确荣誉，邀请书法名家为每位乡贤题写家风家训，制成牌匾，悬挂厅堂；“一本书”荟萃故事，永川区作家协会牵头编撰《永川乡贤故事汇》，记录乡贤故事400余个，作为农村道德讲堂的教材和农村中小学的校本课程；“一首歌”传递情怀，面向社会征集新乡贤主题歌200余首，用歌曲传颂乡贤的奉献精神。

吴太伯家门口，挂着“永川乡贤”的牌子，他家客厅由当地书法家题写的“团结友善、勤俭自强”的匾额装裱精美，十分醒目。“看到这个匾，作为乡贤既是荣誉，也是责任啊。”吴太伯对记者说。

永川区委宣传部部长赵德明介绍，乡贤不是高大上的典型人物，把“话筒”交给群众，让群众选心中人、说身边事，让乡贤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标杆，在农村树立“爱国爱家、勤劳善良、崇德尚法、诚信重义、见贤思齐”新的价值导向。

榜样的力量在于行动，永川区搭建平台，让乡贤的作用最大化。根据农村实际情况，永川区按照乡贤兴趣爱好、能力特长、资源优势，因地制宜组建“乡贤智囊团”“乡贤创业团”“乡贤调解团”“乡贤爱心团”等八类组织，引导乡贤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形成“乡贤效应”。同时永川区还成立“乡贤文化促进会”培育乡贤文化，制定《永川区乡贤管理办法》《永川区乡贤奖励办法》建立动态管理和激励机制，定期表彰“最美乡贤”。

“新乡贤”成乡村治理重要力量

永川区乡贤文化建设一年来，这些评出来、立起来、动起来的乡贤在基层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50余名乡贤依托43个家族祠堂，结合本地“清明会”家族祭祖聚会的风俗，融入诵读家规家训、讲述家族故事、奖掖后辈先进等仪式，发挥家族生活伦理教化功能；110余名乡贤组织成立了“红白理事会”“禁赌劝导协会”，引导村民节俭养德，不大操大办，不“无事整酒”；全区乡贤牵头开展志愿服务2万余场次，为群众办理助困、助学、助医等好事实事3000余件，资助贫困学生上大学372人，受扶助和帮助的困难户达2900余户；帮助乡邻学技术、建场地、筹资金、跑市场，培育群众致富增收项目200余个，捐资1.25亿元修筑农村公路400余公里。

以煤炭产业为主的吉安镇近年来经济发展下滑，乡贤所发挥的作用让永川区吉安镇党委书记黄海东深有感促，“聂绪冰等乡贤带领建卡贫困户和周边群众养殖土鸡、兔、鸽子等1.1万余只，帮助市级贫困村石松村脱贫；张泽琼等乡贤参与调解日常纠纷70余件、镇综治办立案纠纷93件。全镇31名乡贤，有的捐资修路助学，有的发挥人脉优势引入产业，他们的资源、资金和技能有效助推了镇域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永川区委书记熊雪认为，一个地方的发展和稳定，既靠物质力量，也靠精神力量，乡贤是家乡的守望者和乡土精英，乡贤文化蕴含着社会治理的智慧与经验。加强乡贤文化建设，既是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

“新乡贤”已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引导乡贤参与民事民治，组织乡贤促进乡风文明，动员乡贤参与群众工作，很多时候比基层干部管用。监督基层干部、让群众信服满意，乡贤拉近了群众和党委政府的距离。”熊雪说。

探索“新乡贤”工作法让永川区在乡村治理上尝到了甜头。“下一步我们将启动乡贤好人馆建设，进一步评好乡贤、学好乡贤、用好乡贤，引导群众学乡贤、颂乡贤、用乡贤、当乡贤，培育和美家风、醇美乡风和尚美社风。”赵德明说。LW

记者｜周凯 实习生｜柯高阳刊于《瞭望》2016年第5期 还有三天，新华社将为您奉上一份神秘“礼物”。

第三篇：2015年第15期乡村治理说乡贤

2015年《半月谈》|第15期：乡村治理说乡贤

乡村治理说乡贤

半月谈记者近日在江苏走访14个村庄过程中发现，主要由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这“三老”群体构成的乡贤群体已经成为一些地方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成为村风民风改善的推动力。

有事都会找乡贤请教

在江苏省宝应县鲁垛镇贾林村，69岁的刁人贵的家是村里的“地标”。他家大门口挂着的“三和调解室”“三和人口文化书院”两块牌匾也特别醒目。堂屋墙上还写着“家庭和美、邻里和谐、代际和谐”“宣讲法律、解读道德、共建和谐”的字样，这个小院落内还集合了书报阅读、婚姻计生法宣讲等多种功能。

被称为乡贤的刁人贵的工作得到了不少村民认可。“他是村里的贤人，我们有事都会找他请教。”村民高程喜说，2000年以前村里在赡养老人、生产分配、修路修桥等方面矛盾频发。而老刁发动组织了“三和杯”竞赛活动，15年来坚持评选了12届好公婆、好媳妇等多个奖项，在评选活动中，让群众赶有目标、学有榜样，村里风气明显改善。

贾林村支书朱成奇说，现在村民不欠集体钱、自觉禁烧秸秆，全村多年无一例刑事犯罪、青少年犯罪、集体上访和重大安全事故。

“在我们这里，乡贤发挥的主要是文化治理、价值引领的作用。”太仓市双凤镇庆丰村支书梁金龙告诉记者，村里特别设立了几支队伍，其中一支就是曹瑞钦等乡贤领衔的社会公德评议团。其关键作用就在于评议，把真善美、假恶丑拿出来晒晒，让人们看清哪些行为是值得弘扬的，应该效仿的，又有哪些行为是应受到鞭挞的，坚决防止的。

对乡贤的认知还应更加全面

70多岁的杨文华曾经是一家企业的负责人，他曾经把一个小厂的年产值做到了上亿元。2011年退休之后返乡，他发现故乡高邮市朱堆村这些年变化不大。在文化建设方面，由于当地是苏中知名的革命老区，发生过车桥战役等重大战役，却没有一个烈士纪念碑，只留下了一些无名无姓的烈士墓。为了更好地发挥红色文化的教育作用，杨文华耗时3年搜集烈士资料，并集资建设了烈士纪念碑。

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杨文华仍然有点激动，200多个乡亲，自己掏钱，没钱的做义工，起早贪黑，用了30多天修建起这座高大的纪念碑。

但是，杨文华的一些做法，当地的一些基层干部却不是很认同。一些镇、村干部认为，朱堆村是一个经济薄弱村，村集体经济收入每年仅5万元。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才是首要的。“杨文华提出的道德建设的调子高了一点，也超越了农村现实需求”。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更看重在外的“成功人士”能给村里捐一些钱，对于这些乡贤推动民风改善的工作重视不足。一位村支书说，村里最看重的还是能不能带头致富，能不能为村里的公共事业无私奉献。

还有些地方将乡贤简单等同于好人，将乡贤助力乡村治理简单等同于好人好事，忽视了其中的文化传承和乡村治理的积极意义。

专家表示，无论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还是促进村风民风改善、传承乡村文化，都是乡村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不应该厚此薄彼，发挥好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需要各方做出共同的努力。

应大力培育乡贤群体

一些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当前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应把法治的作用和道德的规范结合起来。乡贤是推进“德治”的一支重要力量，建议采取切实措施培育乡贤群体，推进乡村文明建设。

盐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姜友新建议，在创新乡村治理的规划中，应把发挥乡贤作用纳入其中，一方面应引导退休官员、专家、学者、商人回乡安度晚年，以自己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等反哺家乡，延续传统乡村文化的文脉，使回乡的乡贤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要立足本地开展重塑乡土精英活动，实施民间人才挖掘和培育计划。

一些专家建议在村民议事会中增设乡贤理事岗位，与相关人员共同议事，把复垦房屋补助、安置房分配、建设资金管理等事关村民切身利益、影响集体发展的事项摆在桌面上共同商议。

据了解，贾林村2015年的“三和杯”竞赛中将增设“好乡贤”评选，目的是通过表彰乡贤，教育后代，使地方民德归厚。江苏省委党校副校长杨明说，树立新时期的乡贤典型、加大乡贤宣传力度，能够吸引更多基层德高望重的人自觉效仿，发挥德治、善治的力量，促进乡村自治和基层的和谐稳定。

第四篇：乡贤精神

最好的诠释

——观《徐光宪事迹》有感

有多少人，能如他那般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坚持不懈；又有多少人，能如他那般遇到问题不断刨根问底、追根求源……这一切又一切的美好品质都在他——徐光宪爷爷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中国有着丰富的稀土，却不会提炼稀土里宝贵的元素，只能将稀土以泥土的价格卖给科技发达的国家，再从别的国家高价买回提炼好的稀，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徐光宪爷爷和其他研究人员克服了重重困难，找到了提炼稀的简单方法。这种方法很快被许多厂家运用，稀的产量突破了12万吨。徐光宪爷爷看到了稀矿的大量开采，价格的不断下降，忧心忡忡，就上书给温家宝总理，请求总理控制稀矿的开采，以便中国人能自主定价。徐光宪爷爷虽然八十多高龄，但时刻把国家利益放在心间。

如今的徐光宪爷爷已经九十多岁高龄了，但仍精神抖擞。多年来，他已获得了许多奖项、奖金，但他毫不犹豫地把钱捐给了国家。徐光宪爷爷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献给了自己的祖国，在功成名就时仍不忘自己的祖国。这样的贤德之士不愧为上虞的乡贤，不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徐光宪爷爷用自己的行动给我们上了最有说服力的一课，教导我们不能忘了祖国，要努力实现自己应有的人生价值。

徐光宪爷爷是为了中华民族而生的，是为了祖国而生的。

浙江省上虞市汤浦镇小六（1）班

钟晨欣

指导老师

郭利君

第五篇：乡贤演讲稿

蜡炬成灰泪始干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句家喻户晓的千古名句正是我们青峰中学的老校长—杜光文最真实的写照。加减乘除，算不尽您对青峰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诗词歌赋，颂不完青峰人民对您无限的崇敬。虽然时隔多年，当年意气风发的老校长已经成为一位退休多年，76岁的慈祥的老人。但青峰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老校长为了家乡的教育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仍然评选他为乡贤。在5000多位居民中，官不是最大的，但在百姓的心目中，威望却是最高的。

时光穿越到1959年，毕业于江津师范专科学校的杜光文分配到吉安小学工作，学校领导就安排他任毕业班数学老师。区里组织统考，杜光文教班级考取了全区第一名，给他的教育生涯来了个开门红。他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且更加刻苦的钻研教学。时光飞逝，1980年他调到青峰初中担任教导主任，同是还任数学教学工作。他所教的81级、82级所在班级在县统考时数学成绩均名列全县第一名。

1982年他任青峰中学校长，任校长其间，他并没有放弃繁重的教学工作，在师生眼里，它既是一位和蔼可亲，管理有方的好校长，又是一位尽职尽责的优秀教师。有一次去上课时，由于路滑，他左手摔成了骨折。他硬是没住一天院，吊着绷带来给孩子们上课。学生老师都劝他回家休息几天，他都拒绝了。他说，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可不能出岔子，影响学生的复习！

在杜校长的领导下，青峰中学教学质量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在上世纪80年代，永川县办学体制分为县、区、乡三级，县里有重点中学，区里没单设中学，乡里则只有初中。当时。初中毕业生以考上中专或中师为梦想，即使是单设中学，一个班能考上一两个就很不错了，还包括复读生。但是，青峰初中每年却能考上几十个，远远超过了单设中学。作为一个乡初中，不能说是一个奇迹，连续几年都这样，永川区城区和周围区乡的学生纷纷慕名前来就读，园自己的人生之梦。就是他——杜校长，创造了青峰初中的鼎盛时期。由于他的教学业绩突出，青峰初中连续7年被评为先进集体，杜校长连续7年被评为先进个人。他担任了四届青峰镇人大代表，一届永川区代表，两届重庆市人大代表。他说：“我只是做了一个还算尽职的老师师，勇敢地扛起了自己的责任。每个人都应当让自己的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自身的价值得到最充分的展现。”他正是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自己的诺言。

虽然杜校长已经退休二线多年，但他拒绝搬进生活设施齐全的城里的小区，仍然居住在青峰中学的教师宿舍里。看着孩子们开心地学习，健康地成长；在操场上和老师及现在的校领导交流，谈心，对他来说是最幸福的事情。在杜校长的带领和感召下，现在的青峰中学仍然雄风不减当年。不但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明显，还有史以来诞生了第一个永川区的中考状元！这在乡镇中学是从来没有的。

杜校长，你是我的恩师，更是全镇人民心中的楷模。您用实际行动向我诠释了人生的价值，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虽然不是您最好的学生，但是您是我最好的的老师，更是青峰人民心中永远的校长。一轮轮红日升起又落下，一届届学生走来又走过，不变的是您深沉的爱和灿烂的笑容。祝福您，敬爱的老校长！一个迸射火花的身躯，肩挑着一个传诵至今的壮举，青峰人民的明天因你而灿烂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