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文化研究综述

第一篇：乡贤文化研究综述

乡贤文化研究综述

俞佳奇

摘要：乡贤的内涵从其产生至今有着丰富的历史韵味和时代特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乡贤起着不同的作用。而当今乡贤应该适应其新定位，来融入新时代，传承并发展乡贤文化。本文对此进行研究，总结并归纳其中观点，希望对今后的研究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乡贤；文化；研究综述

祭祀乡贤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末年，孔融首创了祭祀乡贤的形式。范晔《后汉书》记载：‚孔融为北海相，郡人甄士然、临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县社。‛[1]《辞源》称此为祭祀乡贤之始。[2]宋元时期，乡贤和名宦被称为先贤，混祀在一起。‚乡贤‛一词，文献中出现较迟，明代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记载：‚嘉靖末年，新郑故都御史高捷，有子不才，屡戒不悛，因手刃之。中丞殁后，其地公举乡贤。‛[3]然而乡贤祭祀的混杂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万历野获编》还有一则记载‚成化中，给事王徽将死，戒其子曰：‘乡贤甚杂乱，吾耻居其中，切不可入。’‛[3]自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以来，为了使统治名正言顺，便开始加强礼乐教化，其中的重点就是完备天下祀典。以后明朝历代皇帝仍然重视乡贤的祭祀活动。成化、弘治时期，乡贤祠和名宦祠逐渐分开，乡贤的祭祀得到进一步的规范。清代沿袭明代祭祀乡贤制度。‚明清时期,凡有品学为地方所推重者，死后由大吏题请，祀于其乡，入乡贤祠，春秋致祭‛。[2]

一、解析乡贤内涵的时代变化

张玉娟认为明清时期的乡贤是本地德行著闻之人，按照不同的标准具体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品德高尚的乡贤，二是风节著闻的乡贤，三是文章显著的乡贤，四是政绩卓著的乡贤。[4]在乡贤身份的分析上，赖功欧、刘军通过故绅和乡贤之间的比较，认为故绅和乡贤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乡贤就是士绅、绅士。地方绅士指的是介于国家政权（官方）与地方社会（民间）之间，身份、地位不同于一般民众，而可以对地方事务发挥影响力的个人或家族，而乡贤则被囊括在这一概念中。[5]余新忠、惠清楼认为乡贤是指在地方社会居于领导地位或有重大影响的人物。‚绅士‛一词并不足以涵盖明清时期的地方民间社会力量，平民未必不能成为乡贤，相反，绅士也未必一定是乡贤。大体而言，乡贤可分为绅士与平民两部分，其中绅士又可分为取得举人以上功名或为官在知县（或相当于知县）以上的中上层绅士和以生监为主体的下层绅士。平民乡贤主要由读书人、技艺人、商人和一般劳动者组成。虽然平民乡贤的份量不容忽视，但总体上绅士的主导性仍无法撼动。[6]在乡贤概念的强化上，魏峰认为其与地方社会势力成熟程度的差异有关。他通过对宋代地方先贤祠祭祀对象的分析，说明宋代地方先贤祠在选择祭祀对象时，并没有把受祭者与他的里籍的联系作为首要条件，而受祭者的声望或学术背景则是决定性因素。可是，到了明代，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地方乡贤祠受祭者的籍贯成为决定因素。地方先贤祭祀从宋代的先贤祠到明代的乡贤祠的变化，反映的是宋明两代地方社会势力的强弱差异。[7]王泉根认为‚乡贤‛是指在民间基层本土本乡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深为当地民众所尊重的人，从当代乡贤研究的现实需求与观念出发，‚乡贤‛的范围已不再局限于道德与才能的层面，而扩展到‚名人‛，尤其是‚文化名人‛。[8]胡彬彬认为现在乡贤的主体范围更加宽泛了，有文人学者，有政府退休官员，有企业家，有科技工作者，有海外华人华侨等等。他们视野开阔，交游广泛，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是对于哺育自己的家乡念念不忘。乡贤是从乡村走出去的，他们经过了社会的锤炼与磨砺，成为社会上的精英分子。[9]王先明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乡贤是对有作为的官员或有崇高威望、为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社会贤达的尊称，是对去世者予以表彰的荣誉称号，也是对享有这一称号者人生价值的肯定。乡贤是扎根于乡土社会文化的力量，在动态的历史进程和特色不一的地域文化中，其认同的标准和资质或有所差异，但其一定是乡里德行高尚，且于乡里公共事务有所贡献的人。某种意义上，它与乡绅的概念具有较多的重合性。在今天，‚新乡贤‛是一个具有榜样性的社会群体，一定意义上他们是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上的实践者。他们在乡村与城市的内在关联上具有天然独特的优势，将成为乡村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引领力量。[10]

二、探索古代乡贤的积极作用

乡贤在明清时期作用巨大，张玉娟认为乡贤在居乡期间推行各种义举，譬如设义仓、建义田、设义学、课学子、建桥、修路、救灾、助婚助丧、开渠修学、学医救人等诸多方式，促进了乡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其居官为民、居乡利民的崇高精神为明清社会文化发展绘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特定历史时期，对乡贤的祭祀又有特殊作用，清代前期为了稳固新生政权，对明朝人的祭祀十分普遍，既能安抚人心，又能激励风俗。[4]赖功欧、刘军认为乡贤的作用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在公共领域体现于官绅权威的在地共生，绅士在国家与民众的之间充当着关键的中介角色，对地方社会的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二是在施善救济体现于绅士权威的社会渗透，由于传统基层政府财政的短绌，皇帝的‚赈恤‛没有办法被民众切实体会，从而发展出一种‚官绅会办‛社会救济体系。可以说，地方社会的管理越来越依赖于非正式的绅士权力网络，而在某些时候，地方政府甚至可以不受中央指挥，而直接与地方绅士合作处理公共事务。[5]赵克生通过乡贤祠与名宦祠的研究，认为其具有教化功能，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扶翼圣门、彰显人伦。二是激励后人追踵前贤。人们对先贤功德事迹的熟知，自然会产生景仰追慕之情，把先贤作为人生之楷模，起着引领、表率的激励作用。三是化民导俗。各地建立名宦、乡贤祠的最终目的仍是教化民众，移风易俗，使地方上的道德风尚符合儒家礼治的政治目标。[11]田冰、张玉娟通过乡贤祠分析乡贤的作用，认为乡贤的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教化百姓，乡贤以身作则，在道德上作出表率，通过推广礼教，宣传伦理，旌德扬善，惩恶规过，表率示范等方式有目的、有意识地改善社会习俗。二是教化士人，士人在学宫中学习，能够直接接触到乡贤与乡贤祠，春秋祭祀乡贤祠时诸生可以随同祭祀，身临其境的观感自然产生更加深刻的体会。三是促进百姓、士人、乡贤的转化，先是使百姓转化为士人，进而使士人转化为乡贤，而乡贤祠架起了百姓、士人通向乡贤的桥梁。[12]毛国民认为乡贤的作用在于治理乡村，他认为宋代以后中国古代乡村治理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即从王安石变法一直延续至清代。在乡村治理中，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治权所代表的官治体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县作为了基层行政组织，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主要以体现族权的宗族组织为基础，以拥有绅权的士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乡村自治政治，并将其称为‚古代乡绅宗族治理模式‛，乡贤可以通过这种模式发挥作用。[13]张会会以浙江金华浦江郑氏为例，认为明代乡贤传‚孝‛的书写形式分为两部分，即明代以前孝子的‚哭亲守墓‛模式与明代孝子的‚现世奉养‛模式。明代‚孝‛的书写已经渐趋摆脱激烈性的‚哭亲守墓‛模式，开始转向现世性的孝亲敬亲模式，平庸化的孝行，家族内部孝的传承被强调并行诸文本。乡贤传中作者所传达的教化思想，通过乡贤传的刊刻、传播进而影响了乡里‚孝‛的实践，因而乡贤的教化作用便体现其中。[14]胡彬彬认为他们深受儒家礼仪教化的熏陶，始终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即便是退隐在野，也不忘教化乡里，热衷于地方公益事业，如兴修水利、创办书院、赈济灾民等等，或独自捐资，或联系众乡绅共同组织，或与地方政府合作。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具有沟通地方政府与社会的权力，对于地方政府的政策，可以代表民众向州府县官进言。同时，他们又是宗族长，维持着乡间社会的礼仪和秩序。这样一个阶层，在乡村社会实践儒家的‚进亦忧，退亦忧‛的理念，传承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维系着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秩序。[9]

三、寻找现代乡贤的创新之路

王先明认为‚新农村建设‛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环境生态文明五大建设中，获得了属于自己时代的新内涵，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背景下，‚新乡贤‛文化建设以其深厚的历史传承和创新性的当代建构，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时代诉求。‚新乡贤‛文化建设，既是传统乡村社会型塑的‚尚贤敬德，奋进向上，造福桑梓‛人格品德的传承，也是其传统品格在当今核心价值观层面上的提升和高扬。在各级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主导下，他们将成为乡村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引领力量，将在传统文化的底色和现代文化的主色交融中，描绘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时代特色。[10]王泉根认为乡贤文化的开发、研究有着多种形态，总的特征是‚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第一，乡贤文化研究发掘、整理与积累了大量珍贵的区域文化史料文献，对促进本地区的方志文化、地域文化、名人文化、旅游文化等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与参考资料。第二，乡贤文化多维度、多层次的研究视角与跨学科、跨行业的研究方法，深化了本地区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有力地促进了区域文化研究的良性发展。第三，乡贤文化研究从人出发，由人及物，发现、抢救、保护了许多珍贵的乡贤故居、遗址、文物，为研究和光大区域文化提供了实证，增加了区域文化的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第四，探讨乡贤精神，弘扬乡贤精神，服务和谐社会建设。第五，联络当代乡贤，凝聚乡亲乡情，发挥乡贤文化在民间‚外交‛中的精神纽带作用。第六，将乡贤文化作为弘文励教的精神资源，传承乡贤精神，提升青少年一代的精神素质。[8]毛国民认为借鉴古代乡绅宗族治理模式的成功经验，结合现代农村社会实际，并吸纳现代社会管理的智慧，缘人情而顺人性地创新农村治理。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其性质是以农村开展互帮互助服务为宗旨的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的农村基层社会组织，是基层自治组织的有益补充。其主要职责是调解邻里纠纷、协助兴办公益事业、协助村民自治等。乡贤理事会模式具有政治可行性、经济可行性和实际有效性。[13]胡彬彬认为乡贤文化不仅能增强认同感，而且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社会传统的文化理念。当大家了解这些人的时候，无形之中，传统文化理念也在‚润物细无声‛中浸润陶冶了一大批人。对于家乡的记忆，对于乡愁，对于落叶归根等传统村落文化，就是从对这些乡贤的向往开始的。村落文化重建，乡贤不能缺席。当今社会要广泛宣扬乡贤文化，呼唤乡贤回乡，将自己毕生所学及所有奉献家乡建设，反哺故园，造福一方，更以自己高尚的品德教化乡里，感召乡亲。[9]贺佃奎通过对共同富裕途径的思考，认为将农村自发的乡贤松散组织加以规范，动员本地农村成立乡贤理事会，并采取多种方式发挥乡贤在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实现农村的共同富裕。乡贤理事会是实现农村由先富带动后富的重要组织形式，乡贤发挥作用的机理仍然符合人性的需要，符合市场交换的基本规则，即社会以一种荣誉尊崇地位换得乡贤的经济及智力的支持和付出。为更好地发挥乡贤的作用，建立乡贤荣誉礼遇制度很有必要，而‚绅士‛称号的授予是尊重乡贤、激励乡贤更好奉献故土的良好方式。[15]

参考文献：

[1]范晔.后汉书[M].中华书局，1965.[2]辞源[M].商务印书馆，1980.[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中华书局,1959.[4]张玉娟.明清乡贤文化浅析[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8.[5]赖功欧，刘军.官绅合作与地方秩序之维持——一个县志绅士阶层的考察[J]，农业考古，2012.[6]余新忠，惠清楼.清前期乡贤的社会构成初探 ——以浙西杭州和湖州府为中心[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3.[7]魏峰.从先贤祠到乡贤祠——从先贤祭祀看宋明地方认同[J]，浙江社会科学，2008.[8]王泉根.中国乡贤文化研究的当代形态与上虞经验[J],中国文化研究,2011.[9]胡彬彬.村落文化重建，乡贤不能缺席 ——访中南大学教授、中国古村落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N]，光明日报，2014.[10]王先明.‚新乡贤‛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建构[N]，光明日报，2014.[11]赵克生.明代地方庙学中的乡贤祠与名宦祠[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12]]田冰，张玉娟.明清河南乡贤祠的教化功能[J]，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13]毛国民.缘人情顺人性之农村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研究——以云浮市自然村乡贤理事会建设为例[J]，南方农村，2014.[14]张会会.明代乡贤书写中‚孝‛的文本建构及嬗变 ——以浙江金华浦江郑氏为例[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5]贺佃奎.实现共同富裕之路径的思考——对云浮市乡贤理事会的考查[J]，南方农村,2014.

第二篇：徐州近现代乡贤文化研究

徐州近现代乡贤文化研究

【摘 要】徐州近现代乡贤涉及多个领域，书画、文学和音乐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蕴含了丰富的地域文化特征，对当下的文化传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有了乡贤文化的传承，才有了生生不息的徐州当代文化，因此，系统梳理徐州当代乡贤文化，对于传承乡贤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徐州；近现代；乡贤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5-0248-02

古文献中“乡贤”是指有德有才有威望的人，“乡贤”因其品德和才学而为乡人所敬重，“乡贤”一词是对其功绩的认可。徐州乡贤文化发展源远流长，始于明清，各县（市）区均建有乡贤祠，供奉历代乡贤人物，形成一套完整的官方纪念与祭奠仪式，在传统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化解纠纷、维护乡村传统秩序的重要力量。在社会风气引导、文化传承发展、公共事务兴建修缮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也逐渐形成了爱国爱乡、扶危济困、道德教化、传承文化、清正廉明等文化特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公众利益，引导社会向善向上，张扬公平正义，推动了当时当地社会发展。

徐州自古乡贤辈出，据粗略统计，近现代的乡贤有著名书法家张伯英、崔伟、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中医事业奠基人郭子化、教育家郭影秋、历史学家萧一山、革命烈士宋绮云、王杰、徐林侠夫妇、抗日爱国志士孙凤鸣、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李超时、画家钱食芝、喻继高、张立辰、程大利、“徐州八大家”（张伯英、王子云、王青芳、刘开渠、李可染、朱德群、王肇民、朱丹）、地质学家、科学管理学家武衡、音乐家马可、文坛女杰袁成兰、“当代徐州琴书第一人”魏云彩、华裔艺术家朱德群、中国影坛上的“天下第一嫂”王馥荔、中国影视演员李保田、《读者》首批签约作家魏峰等。他们在徐州历史上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徐州的经济、社会、文化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目前徐州市委、市政府为纪念这些名人志士，于2011年10月建造了“徐州名人馆”，为弘扬徐州近现代乡贤事迹搭建了展示的平台。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徐州近现代乡贤的研究现状堪忧，徐州近现当代乡贤的成就鲜有人知。因此，挖掘徐州近现当代乡贤文化的价值，对于当下徐州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地域特色鲜明的徐州区域文化，打造徐州地域性的文化品牌，凝练徐州城市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书法具有陶冶情操、锻炼耐力、提高审美等多种作用。近现代徐州最著名的书法家当属张伯英。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张伯英推动了徐州乃至全国书法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丰碑。为缅怀张伯英，徐州市政府建造“张伯英艺术馆”，现已成为徐州文化旅游的一大景点。张伯英是彭城书派书体的创始人，风格鲜明，最能代表其书法成就的当属楷书和行书。“无论行楷还是行草，沉着而生动，道劲而洒脱”。[1]彭城书派受张伯英影响具有大气磅礴，即具有北方的豪迈洒脱的特点，又具备南方独特的秀逸雅致的特点，形成徐州独特的地域文化。除张伯英外，徐州还有许多著名的书法家，如张启让等。现今彭城书派已初具规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徐州书法有一批中青年的创作力量，被誉为徐州书法集团军，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较大。徐州的“彭城画派”在全国书画界也颇有影响，成就最高的当属李可染先生，代表画作有《万山红遍》、《井冈山》等。近年来，徐州市委市政府精心打造“书画徐州”，树立推广“彭城画派”的形象，并在2014年8月8日成立彭城书画研究会，使彭城画派足迹遍布全国。徐州书画乡贤文化的开发应该以彭城画派为代表进行“群团性”模式的开发，发挥书画乡贤的当代文化传承方面的作用。

文学大家与书画成就交织，书画家张伯英、李可染等在文学方面的造诣也很高。徐州近现代文学迥异于苏南的温婉，表现为带有北方文化特点的豪迈大气。现代徐州文学可以分为三个类别：以赵本夫为代表的‘百年孤独’的徐州；以周梅森为代表的官场政治的徐州；处于中间地带的小作家群体的强作大气的徐州。现如今，徐州市共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三十余人。徐州作家，正在成为中国文坛上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

徐州当代作家在小说方面的大家突出、创作丰厚，除上述的赵本夫、周梅森这些重量级的大家之外，其他人的成绩也不容小觑，董尧一部《北洋兵戈》千锤百炼，创作了将近二十余年，以独特的历史和人文观点，将史实与文学创作相结合。近期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杨刚良创作颇丰，发表于《北京文学》的中篇小说《白乌鸦》反响较大，叶炜的长篇小说《富矿》、《后土》赢得一致好评。

徐州散文与诗歌成就颇丰。大多为女性作家，为徐州文坛增添一道靓丽的风景。周淑娟、王爱芹、陈玲波、张林薇、李凌、李继玲……她们以女性的视角，衡量现实社会，以女性的温润，为读者打开了文学的新天地，提供独特的阅读体验。2013年，徐州被评为“全国诗词之市”。丁可、胡弦、大卫、肖作华、陈广德等徐州当代乡贤通过自己的独特感受，充分展现了徐州诗歌的独特与诗歌创作实力。龚房芳，被誉为徐州的“小冰心”，发表各类文学作品等近三千余篇。这些徐州作家用自己或朴实、或诗意、或明媚、或忧伤的优美词句为读者展现当代诗词里绚烂的文学世界。

在文学的世界里，每一个作家文人，都从徐州这块土地上吸取营养，不断推动文学的发展。徐州作家群体迅速发展壮大，在全国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力。2014年5月，由《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江苏省作协和江苏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中国长篇小说高峰论坛”在徐州举行。这次论坛的举行无疑是对徐州文学创作方面的肯定。当前徐州各县各区基本上都有地方的文学刊物，其中由沛县的《歌风台》，被省内外专家誉为“一家有品位、有水平的刊物”，成为沛县文学的代表刊物。除上述的传统文学之外，徐州的网络文学也是全国的重镇，“打眼”（原名汤勇）“忘语”（原名丁凌滔）、“骁骑校”（原名刘晔）、叶勇（笔名“石章鱼”）等“大家”的创作突出成就突出。徐州近现当代文学乡贤的开发应该着眼于以赵本夫、周梅森为代表的“中心级”模式和以“徐州当代小说”和“徐州当代诗歌”、“徐州网络大家”为主的“群团性”模式。

音乐也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修身养性。徐州现当代音乐成就相较于文学、书画方面较为不足。现当代乡贤杰出音乐家为马可。他创作的音乐剧《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作品通俗易懂、脍炙人口。马可本人也十分重视音乐理论研究，提出过很多具有建设性的音乐教育管理思想。“他的在中国传统戏曲基础上发展中国歌剧的道路开拓了中国歌剧创作的新局面，使歌剧这种西洋音乐体裁同中华民族民间音乐充分的结合起来，实现了西洋歌剧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化；他兼收并蓄、百花齐放的歌剧发展主张，在实际上造就了生动活泼、欣欣向荣的歌剧创作繁荣局面。”[3]自2004起，徐州每两年举办一次“马可艺术节”，为了纪念音乐家马可，江苏师范大学在校区内还建立了马可音乐厅，这些举措为弘扬徐州音乐做出了贡献。

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发现，徐州近现代乡贤在文化方面的成就突出，在书法、绘画、文学、音乐方面有很大影响。这些乡贤文化的影响力是跨越时空的，不局限于一时一地，是宝贵的地域文化瑰宝。徐州乡贤文化的弘扬之路，任重道远，当务之急，我们要努力把乡贤的思想与当前的实际相结合，为推进社会治理、弘扬传统文化服务，为形成文明新风提供助推，这才是我们研究乡贤文化的价值追求和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张永彬.张伯英书学观研究[D].镇江：江苏大学，2012：5-12.[2]孙江永.论当代徐州作家的地域文化归属――以赵本夫、周梅森、肖俊志等为例[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9：2-10.[3]杜娟.论马可的歌剧创作及其历史贡献[D].河南：河南大学，2006：1-7

作者简介：

李婷婷（1993-），女，江苏盐城人，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类；

魏贤梅（1963-），女，江苏徐州人，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第三篇：乡贤文化

10-4 兰棉厂社区：积极创新发展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引领作用

2015年以来，兰棉厂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目标，通过在社区大力开展道德讲堂、身边好人、最美家庭等先进人物的评选表彰活动，继承和弘扬有益于当代的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用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居民，涵育文明社区，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区深深扎根。

传统的乡贤，主要是本社区居民涌现出来的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深受本地民众所尊重崇尚的人。随着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农村地区大量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人数的增加，更加体现社区治理的重要性，社区在文化传承、经济发展、道德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在发挥乡贤引领作用活动中，居民以自己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以及文化修养，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和治理。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道德力量可教化居民、泽被乡里，对凝聚人心、促进和谐大有裨益。

兰棉厂社区位于兰州市西固区西固中路399-101选址深入小区居民中间，方便居民办事。在社区张涌主任紧紧抓住了开展创新发展乡贤文化的契机。新乡贤不仅是传统乡贤文化的优秀继承者，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上的实践者。创新乡贤文化，使之融入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关键是要发挥新乡贤的榜样作用，用乡贤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弘扬文明新风。

通过社区与居民的共同努力，兰棉社区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乡贤，他们发挥地缘、人缘、亲缘优势和道德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社区建言献策，有力地促进了社区和居民和谐稳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扎根。

第四篇：重塑乡贤文化

重塑乡贤文化

端午的鼓声，让人们又一次回到了历史和乡村，念屈原，思国士，怀乡贤。

乡贤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土社会的一朵奇葩,历千百年而留芳。在社会转型时期重新建构新乡贤文化，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根乡村、破解乡土社会多重困境、推进新农村建设意义重大。

中华文明进程中，乡贤文化在古代乡村治理结构中曾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一方民众敬重、推崇的贤德长者，乡贤重修身，兴教化，崇善举，德行高尚，嘉言懿行垂范乡里，对乡土公共事务有突出贡献，以强烈的道德文化影响力造福一方。

他们有文化见识，有奉献精神，通过宗祠、乡约、仲裁、兴学、崇孝、义赈、义庄以及修桥补路挖井筑堤等善举，涵养一方水土的文化带动力，培养引领一个地方的文明教化风尚。

他们维护乡土社会的有效运转，促进政令推行、民意上递，协调冲突，化解社会矛盾，传承地域文化传统。

他们在乡民修身、立业、齐家、交友等方面发挥着示范与规制作用，使人们行为有法度，价值有引领，操守有规范。他们是保障社会基层长期稳定与和谐的基石，推进了地域文化繁荣与发展。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乡愁”，不只是山水，更是风物与精神。要让城乡背离的态势逆转，必须重建乡土社会。而乡土社会的重建，关键是促使现代人才和现代知识输入到乡村里去。

我们欣喜地看到，新乡贤正从现代乡村社会破土而出，发芽拔节。新乡贤是一批富于奉献精神的时代精英，既有长期扎根本土泽被乡里者，也有从乡村走出去又回归乡土反哺桑梓者。无论本土威望有加的贤德长者,或是解甲归田、怀富回乡的故土游子,或是身居都市、心系乡士的鸿儒硕彦，都怀揣着浓得化不开的深深乡愁,一头扎进眷恋的土地,奉献自己,造福乡亲。他们拥有现代理念、广阔视野和成功经验，以自己的品德、学识、专长、财富参与新农村建设和治理，维护社会公正，凝聚人心，让现代的法律和契约精神与传统的价值和伦理得以协调；他们既传承乡贤文化的历史传统，又创新乡土文化建设，其事迹其风范都具有积极意义。

当代中国需要乡贤文化的复兴。近年来，新乡贤的培育、提倡、褒扬已得到各级党和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湖南多地举行了新乡贤的推选评比活动，广大乡村正在逐渐形成良好的新乡贤文化风尚。本报从今天起，推出“寻访新乡贤”系列深读报道，选择其中的一批突出者进行推介，旨在推动新乡贤形成蓬勃之势,让新乡贤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扎根开花。

第五篇：乡贤文化与乡村振兴探索研究

新乡贤文化：乡村振兴下的迷与思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

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求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乡村振兴给予了更加具体的指导。乡村振兴是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全方位振兴，既需要大量的政策和物质资源的支持，同样需要大量具备各方面知识和能力的人才。然而，长期以来，城市由于能够提供更为优越的发展条件和生活条件，吸引了各行各业绝大多数的优秀人才，导致农村建设缺乏人才，成为阻碍乡村振兴的瓶颈。由此，乡贤的力量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呼唤乡贤文化回归也成为重振乡村建设的发展思路。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乡贤作为一支重要力量，扮演着“桥梁”“智库”“楷模”等角色，在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视角对新乡贤文化进行了研究。一方面，部分学者对新乡贤的定义、内涵进行探讨，以期能尽量集聚力量和利用乡贤资源。学者胡鹏辉等指出：“新乡贤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有资材、有知识、有道德、有情怀，能影响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并愿意为之做出贡献的贤能人士。”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则致力于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途径和功用进行探索，以提高乡村振兴的效率和效果。

学者黄海指出：“新乡贤文化作为一种‘软约束’‘软治理’，应该有利于健全乡村居民利益表达机制，营造新乡贤参与家乡建设的氛围，激发村民参与乡村事务的积极性，建设乡村共同体，并提高其凝聚力和自治能力。”学者杨军指出：“新乡贤参与乡村协同治理时能发挥其突破体制约束、完善资源及配置机制、弥补乡村治理人才短缺等方面优势。”

此外，也有一些学者对已经进行的新乡贤实践活动进行了经验总结。综上，虽然学者们对新乡贤文化在多个层面作了一些探索，然而，新乡贤作为当前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群体，其文化力量的构成、对传统乡贤文化的传承以及自我演变和发展等新乡贤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会不断面临一些困境和新问题，学界对此方面的探讨犹显不足。为进一步探讨新乡贤文化建设与当前乡村振兴与乡村建设有效结合的可行路径，本文针对新乡贤文化的时代背景和意义、发展现状和特征以及新乡贤文化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与问题，提出新乡贤文化建设的策略和措施。

01新乡贤文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与意义

在农耕社会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许多治理国家的贤臣智士都来自于乡村，他们告老还乡之后，凭借德高望重、富有才学、人脉资源丰广等优势，承担起基层的管理职能，时称为“乡绅”，也就是所谓的“乡贤”。在封建社会，乡贤作为一个特别的群体在引领社会发展、治理封建农村方面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乡贤的内涵发生变化，主要是指那些生于农村，成功于都市，品德、才学、成就为乡人推崇敬重的人。他们曾在各行各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拥有资源、资金、信息、才智等方面优势，又极具乡土情怀，退休后回归故里。现阶段，所谓“乡贤”，主要指现当代社会中的贤达人士，包括那些有文化、有才识、有贤德、在乡村公共事务中有所担当的人。所谓“乡贤文化”，既包括古代乡贤留下的文物、文献等物质文化，更指的是热爱乡土、心系乡村发展、维护乡村社会秩序、塑造乡村文化的优良传

统和精神文化。在2016年全国两会讨论《“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时，人大代表钱念孙提出：“继承中国传统的乡贤文化，让官员、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告老还乡’，对农村发展有积极意义。”这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人才和资源集聚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由于时代、环境、任务的变化，不能照搬传统的乡贤文化，因而一种有别于传统乡贤文化的新乡贤文化的建设成为了紧迫的任务。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大力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而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培育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积极引导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振兴，特别是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这为新乡贤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进行了明确的定位。与传统意义上仅仅利用告老还乡的乡贤自发进行乡村管理的旧乡贤文化不同，乡村振兴需要的是一种积极进取、具有强烈参与意识和能发挥引领作用的新乡贤文化。新乡贤文化建设既是国家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迫切期盼和强烈要求，体现了社会的共识。因而，在新形势下探索新乡贤文化，目的在于针对新乡贤在引进和使用上的困境，解决农村经济建设的资源和人才问题，助力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成功实施，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和国家复兴的伟大目标。根据《“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解释，新乡贤文化的核心是文明进步，是一种凝聚力，而这不是靠几个“少小离

家老大回”的成功人士就能促成的。“培育新乡贤文化，最关键还在人。”长期在都市生活工作，许多少小离家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早已融入都市，如何让他们自愿回到乡村参与建设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怎么让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考取大学之后，能够愿意回到乡村发展也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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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贤文化发展的现状和特征

《“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解释材料”指出，新乡贤文化就是要借助传统的乡贤文化形式，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那么什么是新乡贤文化的时代内涵呢？学者胡鹏辉等指出，新乡贤之所以“新”，是因为具有如下特点：一是产生的环境新，产生于快速流动的市场经济环境之中；二是权威来源新，主要依靠其道德水平与政治、经济地位的结合而获得权威；三是治理空间与机制新，新乡贤治理的背景是目前乡村治理的困境。与传统乡贤文化相比，新乡贤文化的制度背景、结构组成、价值观、思维方式、社会功能不同。与传统乡贤文化相比，新乡贤文化已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推进新乡贤文化建设，有利于延续农耕文明、培育新型农民、涵育文明乡风、促进共同富裕，也有利于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新乡贤文化在发展状况和本质属性上呈现出如下几方面特征。

第一，作为一种应新环境、新需求而生的新事物，新乡贤文化发展呈现良好的势头。

作为国家顶层设计，新乡贤文化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国家行政管理部门的重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部门都在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有些地方政府已快速出台了相关文件，对新乡贤文化的建设进行具体的导引和规范，以促进其快速发展。随之，在学界，大量的新乡贤文化研究论著不断涌现。部分学者致力于探讨新乡贤文化的渊源、内涵、范围、发展及其与传统乡贤文化的区别；部分学者则致力于探讨新乡贤文化服务于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途径、新乡贤文化所面临的困境和机遇等；部分学者则试图总结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得失与成败之处。

第二，新乡贤文化建设在实践上初见成效。

新乡贤文化的实践最初属于乡村民间力量的自发行为，后面逐步成为了一项有组织、有目标的行动，经历了从自发到有意识发展的过程。最初，乡贤的主要成分是由于各种原因回归乡

村的城市退休干部、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这些乡贤或因相对成功的人生经历，或因某方面的专业特长，时常能提出一些有价值的建议，在乡村政务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往往成为当地人敬仰和咨询的对象。随着发展环境的不断改善，农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成功人士回归，毕业后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也越来越多。近年来，由于新乡贤在乡村建设中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和取得的业绩，其作用越来越受到各方的重视，新乡贤文化的建设也由自发走向了自觉。

以大学生村官为例，其发展就经历了由自发到有意识有计划实施的过程。2008年党中央作出了《关于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的意见（试行）》这一重大战略决策，主要目的是培养一大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骨干人才、党政干部队伍后备人才、各行各业优秀人才。据统计，2017年全国共有21个省区市新选聘1.4万名大学生村官。截至2017年底，全国在岗大学生村官共6.6万人。全国共有3943名大学生村官创业，其中，独立创业的1316人，合作创业的2627人，共创办创业项目3071个，领办或合办专业合作社777个，为农民群众提供就业岗位49211个。随着大学生村官队伍的不断扩大，人员素质的不断提升，在我国乡村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三，新乡贤文化是传统乡贤文化的传承、延续和深化。

乡贤文化是根植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以乡村为空间，以实现乡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村民安居乐业为目的的一种文化形态。乡贤文化既具有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特征，又呈现出独特的地域性、人文性、亲善性，被视为教化乡里、涵育乡风文明、参与乡村治理和建设的重要力量。现阶段，随着我国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新乡贤文化表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从身份属性看，新乡贤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建设层面的具体实践者，更是体现个人层面价值观与国家层面价值目标相连接的纽带；从行为属性看，新乡贤长期关心家乡发展，主要以投资创办实业或是积极参与公益事业等方式回报家乡，同时能

够自觉担负起传统村落文化建设的责任；从价值属性看，新乡贤能充分调动一定层面的社会资源，促进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同时还能协助乡村走出社会精英流失、精神信仰缺失等困境。由此，与传统乡贤文化相比，新乡贤文化更能满足当前乡村振兴发展的需要，也更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趋势和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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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贤文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良好的文化环境是推动新乡贤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推动新乡贤文化建设发展的目的正是在于在社会中形成一种对新乡贤的积极的、正面的、统一的认识，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但文化建设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新乡贤文化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转变社会观念、政府行为、个体行动等多方面入手，解决新乡贤服务于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第一，传统乡贤认识观念与新乡贤文化建设需求之间存在矛盾。

中国的乡贤文化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其传统认识观念对人们的思维影响根深蒂固。

一方面，乡贤是从乡村走出的成功人士，其学识水平、道德水准和成就令乡人敬仰，但由于他们长期

远离故土，与故土的很多关系例如土地关系、户籍关系早已断裂，他们回归乡村，如无特别情况，对于乡村中的事务多抱以“旁观”态度，其参与是缺位的。而从村民视角看，也多视回村乡贤为“客体”，虽有敬仰之心，却并无心理相通之感。村民与乡贤之间疏离的关系若不能及时得到改善，将会影响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如期完成。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的任务是：“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这些目标实现难度大，不仅仅是资源问题，也是人才的问题，需要新乡贤发挥模范引领作用，更多地为乡村事务建言献策，甚至包括乡贤回乡自主创业，在发展乡村经济中起到带头作用，等等。可见，传统的乡贤观念认识囿于自发性，已不能很好

地服务于新型乡贤文化建设的需求。

第二，传统乡贤服务方式与新乡贤文化服务要求之间存在矛盾。

长期以来，传统乡贤在服务于乡村的形式上虽然不断变化，但归结起来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通过自身的道德情操和成就为村民树立精神典范，影响村民的道德水准，激励村民努力

上进，从精神引领上为乡村服务；二是通过提建议、做参谋的方式为乡村建设服务。这两种方式虽然曾对乡村发展产生过一定的作用，但并没有充分发挥乡贤的主观能动性，更没有尽其才、展其能。乡贤的传统服务渠道单一，很多时候服务渠道并不畅通。服务平台缺乏、服务方式僵化单一的状况，禁锢了乡贤们充分发挥自身信息、资源、技能方面优势的积极性，无法达到乡村振兴战略中充分调动利用一切力量的要求。

第三，传统乡贤激励机制与新乡贤文化发展需求之间存在矛盾。

传统乡贤回归故里多是告老还乡，都有退隐的心理，加上又有稳定的收入，因而更希望自由自在，并不愿意过多地承担乡村具体事务。即便是他们愿意对乡村建设作出贡献，也仅仅是出于乡情。由于乡贤激励机制的缺失，导致传统乡贤主动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不足。而根据人本主义者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都有获得他人尊重和社会认可的心理需要，他人的尊重和认可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激励机制。可见，传统的乡贤激励机制的缺失不利于吸引更多的乡贤参与乡村建设，不能有效地激励乡贤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潜能。这与让新乡贤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带动农村精神文明和经济建设、引领乡村建设等目标相距甚远，不符合现代乡贤文化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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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贤文化建设的途径选择

乡村是我国最广大的区域，农民是我国的主要人口，乡村问题事关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建设和发展乡村，对于提升国家经济、建设美丽和谐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目的在于“不断提高村民在产业发展中的参与度

和受益

面，彻底解决农村产业和农民就业问题，确保当地

群众长期稳定增收、安居乐业”。

面对乡村发展的迫切需求，新乡贤文化培育已被确定为“加快建设美丽宜居乡村”的重要途径，新乡贤文化的建设可谓刻不容缓。

第一，转变观念，培育新乡贤文化发展的土壤。

乡贤作为流动的人力资源，出生于农村，成功于都市，要想吸引他们回归故土，首先要转变消极等待的观念，变被动为主动。一方面需要丰富工作形式，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他们的思想，触动他们的乡情，激发乡贤的乡村认同感，让他们产生回乡服务的意愿；另一方面要着力营建能吸引乡贤的软硬环境，让乡贤愿意服务于乡村建设、安心服务于乡村建设。其次，要扭转乡贤的“客体”观念，充分发挥其对乡村建设的主体意识，形成乡贤与乡民的共生融合。

此外，在社会中进一步形成尊重乡贤、重视乡贤、爱护乡贤、信任乡贤的文化氛围，培育乡贤文化发展的土壤，以利于乡贤的回归，以及乡贤安心地、积极地投身于乡村振兴建设。

第二，打破传统的乡贤界定范围，广开渠道接纳四方乡贤回归。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乡村振兴是一项涉及面广、要求高、时间紧、任务重的战略行动，需要社会群策群力。

因而，要打破传统的乡贤界定范围，扩大对乡贤资源的认知，只要是对乡村振兴有利的人才，都应当将其纳入新乡贤的认定范围。具体措施如下：一方面，要成立专门的乡贤引进机构，收集乡贤的信息，建立沟通渠道，形成长效机制，为乡贤回归多搭桥铺路；另一方面，要制定各种优惠政策，为乡贤提供必要的生活、工作环境，以留住乡贤。要更多地给予乡贤精神上的鼓励与支持，让他们自愿地投身于乡村振兴工作之中。

第三，探索新乡贤服务乡村新方式，革新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内容。

长期以来，乡贤作为回归乡村的特别群体，通常以客居的身份参与乡村事务，更多的是以自身过去成就和道德风貌起精神引导的作用。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适当的服务方式。因而，要探索乡贤服务乡村的新方式，搭建乡贤服务的新平台。一方面，可以在原有的乡村治理机构的基础上，附设专门的乡贤组织机构，直接吸纳乡贤进入该机构参与决策，以自身的专业特长指导农村建设。当然，也可以为乡贤搭建创业的平台，充分利用乡村的生态资源、独特的文化资源和闲置的劳动力资源，带动群众致富，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可以探索“不在场”的乡贤服务方式。对于许多仍然在城市各行各业工作的乡贤，可通过各种渠道让他们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信息、物质、资金、宣传等方面的支持。乡贤们通常对出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只要沟通渠道畅通，这些人即使没有回到农村、没有退休，也能为故乡提供各种帮助。

第四，完善激励机制，鼓励更多的乡贤参与乡村建设，丰富新乡贤文化的内涵。

由于传统乡贤服

务激励机制缺失，在新乡贤文化建设中，完善激励机制理应成为重要内容，以助力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无论是马斯洛的“尊重的需要”还是“自我实现的需要”的实现，都与社会的认可密切相关。乡贤在过去作为一种几近闲置的资源，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其自愿参与乡村建设工作，完善激励机制尤为重要。对于贡献巨大的乡贤宜予以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奖励，树立乡贤服务的典范，这对于吸引更多乡贤回归家乡，更好地服务于乡村建设都将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五，创新乡贤精神文化宣传载体，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来弘扬新乡贤时代精神。

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电视、电脑、手机等各种高效迅捷的宣传载体大力宣传新乡贤精神文化。

通过大力宣传身边的新乡贤典型事迹，用新乡贤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另一方面，要用群众喜欢的语言形式，针对特定的人群使用特定的传播方式和形式，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群众的信息接收，使传播的效果最大化。例如在传播的形式上可以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既使用现代传媒也使用张贴标语等传统方式；而在内容的编辑上，则使用群众语

言，图文并茂，以生动的形式打动人，使新乡贤文化的宣传深入人心。

当前，我国正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目的在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为乡村发展提供智力、信息、物质、精神等方面的支持，新乡贤文化的培育和建设对于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传统的乡贤文化在观念认识、服务方式、激励机制和宣传机制等方面都尚欠缺，表现在身份界定不明、服务方式单一、服务渠道不畅、激励机制缺失等方面，阻碍了乡贤的回归和服务，不利于充分发挥乡贤的乡村建设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因而，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要转变观念，打破传统乡贤的界定范围，广开渠道，通过沟通、引导，鼓励、接纳四方乡贤回归。在此基础上，要改革传统的乡贤服务方式，探索乡贤服务社会新方式，完善激励机制，满足乡贤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鼓励更多的乡贤参与乡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