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19期：高邮法院调研农村基层组织涉案纠纷类型、成因并提出对策
法 院 信 息
第19期
高邮市人民法院编
2011年3月9日
高邮法院调研涉及农村基层组织民事纠纷特点并提出对策
2008年以来，高邮法院共审结执结了涉及农村基层组织各类民事纠纷为127件，涉案标的额近6千万元。
一、纠纷特点
1、以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为主，60%的案件均因土地承包合同的设立、变更、撤销引发，其余20%为房屋租赁纠纷，15%为借(欠)款纠纷，5%为损害赔偿及其他纠纷。
2、农村基层组织败诉率较高，超过半数案件被告为村委会或村民小组，对诉讼过程较为抵触，不愿通过司法渠道解决问题，农村基层组织败诉率达62%。
3、隐含群体性不稳定因素，涉诉纠纷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示范效应，裁判结论与全体村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少数村民以信访、群访或以此相威胁向法院施加压力，审理执行难度大。
二、原因分析
1、缺乏法律意识，在管理集体事务时，方式简单粗放，缺少诚信观念，单方变更土地承包、企业承包合同、改变村办企业承包租赁关系，侵害合法权益，引发民事纠纷。
2、管理角色错位，不当参与或干涉村办企业经营，与村办企业关系不明确，权利义务不清晰，易于陷入企业经营引发的借贷、清算等纠纷。
3、责任意识不强，诉讼过程中，对维护集体利益缺乏必要的主动性，消极应诉，不积极行使诉讼权利，甚至宁可接受败诉结果，也不配合参与法院主持的诉讼调解。
4、履行职责缺乏连续性，新任村委会不遵守前任对外协议，随意变更，甚至全盘推翻，对于前任借款、欠账不主动清偿，采取拖延、推诿态度。
三、对策建议
1、加强涉诉矛盾化解，强化审判审查职能，积极争取有关部门支持配合，针对涉农案件具体情况，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纠纷处置化解举措。
2、强化司法服务职能，加强面向农村的释法宣传，组织开展走访联系、巡回审判活动，加强矛盾排查，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积极推进人民调解、诉前调解和诉调对接工作。
3、完善农村社会管理机制，依法保障农村基层组织行使自治职责，进一步加强监督，提高效能，减少冲突，建立健全符合农村实际的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
(据界首法庭提供材料)
送：丁一书记，夏正祥市长，朱德辉主任，倪文才主席，市政法委沈兴华书记，王正年常务副市长，市人大郭海平副主任，市政协姚美学副主席，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内司委，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委政法委办公室，中院办公室、研究室
发：本院各部门
高邮市人民法院办公室印制 2011年3月9日
第二篇：004期：高邮法院分析社会抚养费案件执行难成因并提出对策
法 院 信 息
第4期
高邮市人民法院编
2012年2月7日
高邮法院分析社会抚养费案件执行难成因并提出对策
高邮法院近两年受理申请执行社会抚养费案件59件，占同期非诉行政案件总数的67%，此类案件普遍存在执行难问题，执行到位率不足70%，影响计划生育政策的正确实施。
一、问题成因
1、被执行人难找。多数被执行人流动性大，通常在超生前已经作好规避执行义务的周密准备，常年在外地工作生活，甚至举家外迁。
2、执行财产难寻。执行标的额通常在10万左右，远超出农村地区多数被执行人履行能力，部分超生户经济收入不高，家庭负担沉重，且缺少可供实际执行的财产。少数被执行人恶意转移、藏匿财产，抗拒执行义务。
3、强制措施难用。农村地区房屋价值较低，难以变现，且通常为被执行人唯一居所，无法实际执行。一些被执行人即便被 司法拘留，仍然坚持拒不履行执行义务。
4、计生观念错乱。一些人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有可能松动，或者认为“没钱罚不怕，有钱不怕罚”，对计生执法持强烈抵触的心态。
二、对策建议
1、加强计生执法宣传。开展以案释法和专题讲座，普及计划生育法律法规，澄清错误的思想观念，消除群众的误解和抵制情绪，营造有利于计生执法的舆论环境。
2、强化司法执行力度。针对此类案件的执行难点，选择在节庆返乡等适当时机组织开展专题集中执行活动，用足用好强制措施，巩固和提高执行威慑力。
3、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创新社会管理思路，建立健全覆盖更广、层次更高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提高农村地区保障水平，从根本上扭转“养儿防老”等导致超生的社会观念。
(行政庭提供材料)
送：丁一书记，方桂林市长，朱德辉主任，倪文才主席，金春林副书记，王正年常务副市长，市政法委徐永宝书记，市人大郭海平副主任，市政协姚美学副主席，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内司委，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政法委办公室，中院办公室、研究室
发：本院各部门
高邮市人民法院办公室印制 2012年2月7日
第三篇：关于农村矛盾纠纷的成因分析和对策思考
关于农村矛盾纠纷的成因分析和对策思考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矛盾纠纷出现了许多新特点，正确认识和分析新形式下矛盾纠纷的特点及成因，采取有效的措施，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发生，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矛盾纠纷的主要特点和成因
笔者深入基层6个乡89个村民组进行调研，发现现阶段农村发生的矛盾纠纷具有以下新特点：一是纠纷的群体性；二是思想的复杂性；三是问题的集中性；四是人员的组织性；五是事件的突发性；六是情节的危害性。这些矛盾纠纷的主要成因：一是因土地、山林、水利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等权属不清而引发；二是因家庭暴力、婚姻家庭纠纷和相邻权纠纷而引发；三是因干部和群众关系紧张而引发；四是行政执法、执法人员方法简单，态度粗暴，处理问题表面化，群众有意见而引发；五是当事人寻求解决问题的渠道不畅通，问题不能及时解决而引发。
二、预防和处置农村矛盾纠纷的对策
1、建立健全排查预防机制。矛盾纠纷的发生存在一定时间的诱发性阶段，因此做好矛盾纠纷的预防和处置工作十分必要。为有效地预防和发现矛盾，就要及时主动，不失时机进行矛盾纠纷的排查；工作人员要制作排查表，深入农村的每一户农户对有潜在激化可能的矛盾纠纷逐一登记；然后，进行矛盾纠纷
分类，具体落实调解人员，千方百计地把可能激化的苗头解决在萌芽状态。
2、建立快捷有效的调解机制。坚持便民、利民、方便、快捷作为调解的原则，积极构建乡、村两级调解室。把调解室作为乡、村调解委员会的载体，细化量化工作目标，制定管理制度，层层落实责任。配备调解室人员时，坚持严把准入关口，充分利用村委会换界选举的有利时机，推举责任心强、业务素质高、工作能力强的人员选入调解组织。坚持业务培训合格证制度，调解人员上岗前，要经过严格的业务培训，不合格的人员一律不得上岗，以此实行人民调解的专业化、职业化和社会化，切实提高人民调解组织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把乡村两级调解室作为桥梁，积极搭建乡、村、组三级调解组织的纵向工作网络，并积极与法院、仲裁、信访、行政及其它社会组织协调配合，搭建人民调解组织的横向网络，构建以调解室为平台的大调解工作格局，实现方便、快捷、有效的调解机制。
3、建立健全调解组织网络。围绕推动人民调解创新这一目标，明确“三个延伸”工作思路，建立健全人民调解组织网络。一是坚持向上延伸。建立健全县、乡调解工作领导机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推行领导包案责任制，有效地推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指导、控制和组织、协调的能力。二是坚持向下延伸。按照人民调解工作改革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基层调解组织的建设，指导乡、村基层组织，及时调整村级调解委员会，加强村级调解委员会信息员队伍建设，抓好人员落实、责任落实、制度落实和工作报酬落实。三是坚持横向延伸。针对纠纷主体日趋多元化的实际，要深入基层，指导各地在企业、新兴经济组织、大型集贸市场、流动人口聚集区和学校建立调解组织，进一步扩大人民调解组织的覆盖面。
4、建立完善调解工作制度
受案制度。受案必须制作受案笔录，登记存档，并落实调解责任人。
调解联动制度。建立健全“前
三、中
三、后三”调解联动制度，“前三”就是调解前的三项制度：案件审定，取证前置，思想教育；“中三”就是调解过程中的三项制度：材料齐全，案情清楚，调解依法；“后三”就是调解结束后的三项制度：定期回访，检查督办，结案登记。
责任制度。把每件矛盾纠纷的调解责任都具体落实到人头，既要落实案件的受案率，又要强调落实调解成功率。评价制度。建立健全科学的评价考核体系，全面的总结调解人员的工作实绩，又要科学考评工作绩效，把完成工作的实绩同取得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起来。
责任追究制度。对调解案件过程中出现的责任，要严格追究，对责任人坚决给予相应的处罚。
第四篇：高新法院分析拆迁安置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与成因并提出对策
高新法院分析拆迁安置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与成因并提出
对策
罗祖岷、石智勇发布时间：2008-11-10 08:01:0
2近年来，高新区法院审理了多起涉及拆迁安置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案件。该院在对大量个案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对此类案件的基本情况概括、案件特点梳理，最终提出此类纠纷的妥善解决方案，以达到经济理性和社会衡平的和谐统一。
一、案件基本情况
2005年以来，诉至该院的此类案件共计75起，主要发生于各拆迁安置小区，尤以早期的和平、新北两个拆迁户数较多的小区突出。不少拆迁户在当时仅凭拆迁协议就与他人进行了房屋买卖，协议一般均是以拆迁安置协议载明的被安置人为出卖人，约定买受人预先支付大部分的购房款，余款在出卖人配合办理产权证时支付。由于拆迁房产权证办理工作进展缓慢，近期才陆续开始办理。而较争议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协议时，现在房屋价格已大幅增长，故较多出卖人反悔，纷纷要求买受人在原买卖合同约定的款项之外额外支付一笔购房款差价，否则不予协助办理产权证。双方协商不成，买受人于是提起诉讼，要求法院确认买卖合同有效，并诉请出卖人协助办理房屋产权证，或者出卖人以各种理由主动诉请法院判决买卖协议无效。
二、案件特点
（一）诉求集中。主要表现为要求被告确认合同有效、协助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在75起案件中，其中68起案件的原告均要求被告确认合同有效，并要求被告协助原告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占此类案件的90%。另外7件则是由出卖人或房屋的其他共有人为原告要求主张合同无效。理由主要集中于出卖时未经其他共有权人同意或房屋未取得产权证书等。
（二）出卖人反悔原因集中。大多系房屋价格大幅增长所致。从案件审理的情况上来看，尽管众多出卖人在进行答辩时所提出的理由都并非是以房屋价格增长，但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依然能感觉到利益因素的影响实为出卖人反悔的最主要原因。
（三）调解难度集中。从该院对此类案件进行审理的情况来看，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原被告双方很难达成调解协议。原告一方要求严格按照当初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确定彼此的权利义务并最终要求实现其权利，普遍不愿意接受合同之外另行支付补偿购房差价；而被告一方却认为当初双方签订的合同对其明显不公，是在信息资源严重失衡的情况下签订的，原告理应对其进行适当的补偿。
（四）法院判决集中。该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遵循允诺必需信守的合同法基本原则，除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的外，其余案件均以被告即出卖人败诉告终。
三、原因分析
（一）利益驱动下的诚信缺失。此类案件大量出现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出卖人的诚信缺失，而此种现象的背后则是利益因素的影响。由于房屋价格呈现连年持续增长的态势，这种价格变化所导致的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利益悬殊引起了被告的心理失衡，而房屋产权证件办理的进度缓慢又给予了出卖人将此失衡进行现实表达的机会，其结果就是出卖人不愿意依据原合同履行办理产权过户的义务。
（二）现行立法、司法的缺陷。现行法律法规由于制定的时间早晚有别，同时具体法律法规又具有针对事项立法的特点，往往缺乏体系的逻辑严密性和和谐统一，因此在处理此类案件的时候，无可避免地在具体法律关系的认定上存在不同的意见和观点。这就容易给当事人在估计失信的法律成本方面形成错觉。同时，对失信行为的处罚力度弱，也是最要的原因。
（三）安置房买卖本身所蕴含的法律风险。拆迁安置房是指因城市规划、土地开发等原因进行拆迁，而安置给被拆迁人或承租人居住使用的房屋。由于拆迁安置房屋买卖交易存在很长的时间周期，进而蕴涵了诸多法律风险。司法实践中这种类型案例举不胜举，且逐年递增。所谓法律风险，主要是针对买受人而言。一般情况下，拆迁房屋买卖双方在签订买卖合同后，卖方都会要求买方支付全部或绝大部分房价款，而买受人在支付该巨额房款后并不能及时取得房屋所有权，双方形成的仅仅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虽然双方存有买卖合同，但根据物
权公示公信原则，出卖方从法律上讲依然是房屋所有权人，这样买受人就会置于高风险法律地位。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房屋物权变动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周期，期间可能会出现的法律风险诸如房价飙升导致违约发生、抵押担保设定、所有权人死亡出现、所有权人自身债务恶化、共有权人或第三人权利主张、房产查封扣押、赠与继承发生、标的物作价投资出资等等情况。该类纠纷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双方在合同内容上没有精心设计，而且买受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很大侥幸心理。
四、对策建议
（一）规范安置协议。由于拆迁安置房大部分是家庭共有财产，而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往往又是以家庭中的一员为代表与买方订立合同，卖方往往以其他共有人不同意为由毁约。因此有必要规范安置协议，在对安置房进行产权登记时应将共有人一并登记在产权证上，以明确房屋所有人，并要求一起签订买卖合同或出具书面同意书。
（二）加强事前预防教育。加大对拆迁安置房屋出卖人的教育和法治理念宣传，将大量的此类纠纷消弭于诉讼前。此举不但可以减轻法院的审判、执行、调解负担，而且在时间点的选择上更有利，即在买卖双方的矛盾尚未升级的时候，更有利于促使其达成新的合意。
（三）加大社区调解力度。由于此类案件涉及的当事人多在同一小区，社区工作人员对争议双方的情况比较了解，更能因势利导地对双
方进行规劝。要充分重视社区调解在此类纠纷解决中的作用，充分发挥社区的组织和协调功能。在尊重买受人处分权的基础上，可引导双方达成补偿协议，尽量减少纠纷的发生。
（四）强化以案示法的宣传。以案示法可以充分发挥法律的社会引导功能。审理此类案件时从被告答辩和庭审的情况来看，许多被告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认为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该院的判决已确认，拆迁安置房屋是公民的合法财产被国家依法毁损后，国家对公民给予的一种实物补偿。被告在取得安置房屋后，虽未进行权属登记，但其手中持有证明房屋权属的有效凭据，足见其对房屋享有所有权。部分出卖人辩称其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观点应受到否定，未经登记仅产生行政法意义上的违法，并不对民事合同效力产生影响，故房屋买卖协议有效。被告有义务协助原告进行房屋交易后的过户登记。大力宣传这种法律判断和判决结论，可以引导其他类似情况的案外人对行为性质作出准确的判断，从而作出恰当的选择。
（五）倡扬诚信观念与法治信仰。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信用经济，稳固的信用基础是市场经济的动力和源泉。我国要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在广泛倡导社会诚信的基础上培植和维护信誉，建立社会主义信用体系。当然，作为司法机关，有必要通过正确适用法律法规对不诚信行为进行负面评价，加大失信成本，进一步在民众心中树立诚信意识和法治信仰。
第五篇：我市农村民间矛盾纠纷的现状成因及对策浅析
我市农村民间矛盾纠纷的现状成因及对策浅析
市司法局副局长 刘启奎
发展是第一要务，而稳定是保障发展的重要前提，在经济建设快速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各种利益关系发生重大调整，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不断涌现，随之而来的各类社会矛盾纠纷也日益增多，特别是农村民间矛盾纠纷进一步凸现，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等特点，严重影响了基层社会的稳定，阻碍了构建和谐社会进程，正确认识和分析新形势下民间矛盾纠纷的类型、特点、成因，及时有效地防范和化解这类矛盾纠纷，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推进我市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和美好新宜宾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农村民间矛盾纠纷的现状
通过对近年来我市农村各类矛盾纠纷的统计、梳理、归纳，从中发现有七类民间矛盾纠纷在农村比较突出，以2009年为例，婚姻家庭纠纷约占总数的23％；邻里纠纷约占总数的14％；合同纠纷约占总数的9％；赔偿纠纷约占总数的8％；劳动纠纷约占总数的4.5％；房屋宅基地纠纷约占总数的4.2％；征地拆迁纠纷约占总数的3.5％；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民间矛盾纠纷也出现一些新的情况，主要体现在：
（一）民间纠纷日益增多。一是由婚姻关系引发的纠纷逐年增多，给农村老人的赡养和孩子的抚养问题带来许多不利因素，使得农村一些家庭的伦理道德遭到破坏，甚至引发家庭暴力、虐待妇女儿童老人犯罪等；二是修建公路，移民迁建等，特别是农村涉及到土地征用补偿和拆迁引发的纠纷问题更为复杂；三是“三劳” 纠纷，即劳动、劳务、劳资纠纷，以及商品经营、房地产开发、小区
建设、合伙经营、土地承包、计划生育等等矛盾纠纷明显增多，各种纠纷不断涌现。
（二）民间纠纷的主体多元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打破了旧的经济模式和地区封锁，建立了竞争机制，经营人员和商品流动量大，矛盾触及点明显增多，纠纷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它不仅发生在公民之间，而且发生在公民与法人、非法人团体和组织及其相互之间，甚至发生在党员、干部与群众之间。
（三）民间纠纷的内容复合化。当前纠纷内容，有些是单一性的，但许多具有复合化的特点，往往同民事、经济、行政、治安和刑事案件交织在一起；有些民间纠纷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还是一种政治不安定因素，具有很大的潜伏性和危险性。尤其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近年来各地因征地拆迁、企业改制等纠纷激化所引发的各种群体性事件频发，数量增加，规模扩大，诱因复杂，参与者的合理诉求与不合法方式交织在一起，给处置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
（四）民间纠纷的调处疑难化。纠纷的多类型、大批量、多元化和复合化的特点，决定了对其调处的疑难化。一是认定纠纷性质难。只有具备一定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政策知识，才能正确认定纠纷的内容和性质。二是调处难。复合化的纠纷，其内容涉及面广，单靠一个部门难以奏效，必需多个部门的协调处理。
二、农村民间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
农村民间矛盾纠纷的成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村民法制观念淡薄。农村基层，一些村民法制观念淡薄现象仍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具体表现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后，私人承包范围扩大，为争水、争地、争承包权发生矛盾后，不能自觉运用法律武器，不是靠公力救济，而是靠
私力救济，轻则骂、重则打、急则杀，有的仅为小孩吵架、家畜、田地等方面小事，斤斤计较，引起邻里不和。
（二）基层组织建设薄弱。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部分农村基层组织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不注重政权建设，加上少数基层领导自身素质不高，不能以身作则、廉洁清正，致使基层治保、调解组织软弱无力，经费没保障、人员不落实、机构形同虚设，不能发挥作用，大量带有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治安纠纷和民间纠纷未能及时公正地解决，使小纠纷酿成大事件。
（三）一些基层干部对解决民间纠纷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有的认为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没有时间顾及民间纠纷问题；有的认为农村经济工作才是“硬指标”，而解决纠纷问题是“软指标”。没有把正确处理纠纷作为新时期促进社会稳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举措来认识，只是满足于开会、发文件，过于形式。该协调的不协调，工作不及时、不主动、不到位、不落实，这种认识上不到位，工作中不主动，造成了工作得不到落实的状况是化解纠纷不力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利益调整带来的问题。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对外开放的全面展开，社会经济的急剧转型，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调整，导致一部分群众的局部利益、眼前利益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害，使不同的社会成员产生了差别和矛盾。加上社会分配秩序不够顺畅，市场调控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还不完善等，不能全面、及时地解决在改革过程中群众遇到的实际困难和生活问题，这就促使群众情绪激化，矛盾纠纷加剧，有的甚至诱发成群体事件。比如，随着城市建设加快，城市建设向农村不断延伸，农业、林业用地不断被征用，城市郊区和农村的房屋不断被拆迁，这就必然会引发出安置与赔偿等问题。
三、化解农村民间矛盾纠纷对策
化解农村民间矛盾纠纷是一项长期的复杂工作，既要平息纠纷双方当事人的矛盾、防止矛盾激化，又要符合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因此，要综合运用和解、调解、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
（一）大力加强农村普法教育，提高农民的法律素质。农村人员具有量大、面广、素质低、流动性强等特点，要采取融教育、管理、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措施。一是对在家的人员组织常规教育。以《公民常见涉法问题解答》、农村“五五”普法读本为教材，以包村干部、挂钩法律服务人员为师资，开展常规教育。二是对流动人员组织特殊时期教育。利用春节期间外出人员回乡的时机，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月活动，维护社会的稳定。三是利用电视开展法制教育。利用电视开展法制教育具有独特的优势，可以解决农村普法教育难的问题。四是要在全市开展以“学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为主题的法制宣传教育，并把该项活动与“法律六进”相结合，使法律真正走进农村，走进社区，走进基层，使广大干部群众真正懂得，不仅要讲权利，维护合法权益；也要讲义务，承担法律责任。
（二）进一步建立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大调解相结合的衔接机制。目前，各级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组织、制度已基本建立起来，而且有些已相当完善，并在各自的工作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有了一定的经验。但是在矛盾调解过程中，大家往往又只停留在各自的工作层面上，从而各自为战，因缺乏联系沟通而产生力不从心之感。因此，为了充分发挥三大调解工作的优势，实现他们的互补性，就有必要在党委统筹领导下，协调三大调解的主管部门和相关的调解组织，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和优势，努力实现三大调解的互
相衔接机制，提高对矛盾纠纷的驾驭、调解能力，从而形成一个有机衔接的大调解机制。
（三）完善人民调解工作机制，筑牢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当前，农村矛盾纠纷正处在凸现期，且面广量大，许多问题情况复杂，化解难度加大，建立完善矛盾纠纷的排查机制、提高矛盾纠纷的化解效能，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应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人民调解工作，作好人民内部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工作，努力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一是大力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强化市、区县、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工作委员会网络建设，在巩固目前已有的调解组织的基础上，积极发展行业性、区域性人民调解组织，重点在新兴行业、工业园区、商业区、物业管理小区、流动人口聚集区等建立调解组织，形成纵到底、横到边的调解组织网络。二是进一步完善“四位一体”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及时排查、有效化解矛盾纠纷。按照综治办、信访办、司法所、调解中心“四位一体”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司法所、调解中心建设，理顺工作关系，完善工作职能，整合工作资源，形成以司法所为龙头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指导与管理机制，结合基层法庭的“诉前调解”实现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的有机衔接。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应始终坚持早排查、早发现、早调处和情况报告制度。各司法所应加强对村级调解工作指导，全面掌控各类重大突发性、群体性矛盾纠纷，确保实现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的目标，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三是加强人民调解员的政治、业务教育培训，不断提高矛盾纠纷化解能力。按照懂政策、懂法律、懂调解技能的要求，采取集中培训、以会代训、举办专题讲座、参加法院公开庭审等形式开展业务培训，以全面提高调解工作人员的素质。
总之，从我们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来看，当前，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各级调解组织应进一步创新组织形式、改善队伍结构，强化工作效能，真正使人民调解成为改革发展的“助推器”成为维护稳定的“减压阀”，成为人民群众的“连心桥”，更好地在维护社会稳定、建设美好新宜宾中发挥职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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