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在海外啥最火

第一篇：中国图书在海外啥最火

中国图书在海外啥最火?(2012-09-06 15:51:30)[编辑][删除] 分类： 未分类

“长”势喜人

一年间，“中国书店”图书从1万多种长到11万种

《狼图腾》、《藏地密码》、《金陵十三钗》„„登录美国亚马逊图书网站的“中国书店”，国内时下流行的图书都能找到。此外，还有《朱镕基答记者问》、《邓小平时代》、《中外文明史》等。

这家“中国书店”，涉及人物传记、社会热点、中国文化等方面图书达11万种。去年9月正式上线时，仅有1万多种。

此外，小说《山楂树之恋》版权输出到挪威、瑞典、韩国、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版权累计输出13种，尤其是进入了文化品位甚为挑剔的北欧两国，是国内文学图书版权输出的新突破。

经典不衰

在纽约的新华书店，汉英双解《新华字典》卖得不错

在英国最负盛名的大众书店水石书店，一本有关毛泽东的回忆录久居中国题材类书籍榜单之首。在越南最具规模的场钱书店，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传记销量尤其突出。印尼书店中，则在销售《毛泽东诗选》。

另外一种“通吃”类畅销书是汉语教材。在越南的前锋书店，最热销的是学习汉语类教材和工具书。伦敦百年老店福伊尔斯书店2楼，有两个书架上摆满汉英语言工具书和汉语教材。美国纽约的新华书店，《新华字典》卖得不错。

到中国旅游是热门话题。在瑞典赫尔辛基学院书店3楼的旅游书籍部，有大型英文版画册《中国》和《北京今昔》。在全美大型连锁书店博德斯和邦诺，销售最好的涉华书籍，是关于中国的旅行手册和中国游记类书籍。

各有所爱

《喜羊羊与灰太狼》被翻译成越南语，英国人则喜欢中国烹饪

在华人集中的东南亚国家，中国的少儿、语言、武侠小说类图书较受欢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华儿童故事丛书》、《绘图本中国古典文学》等受到欢迎。泰国的出版商则购买了明晓溪的3本书——《会有天使替我爱你》以及《烈火如歌》上下卷的泰国语著作权。在河内场钱图书大厦，十五六部琼瑶系列爱情小说就摆放在收银台旁书架上。“中国文学”书架上还有金庸武侠小说《鹿鼎记》。动漫图书《喜羊羊与灰太狼》也被翻译成越南语。

中国的近邻国，则偏好传统文化类图书，关注中国发展形势。日本和韩国从中国引进了《古本山海经图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佛教史》、《中医辨证学》、《中国药膳大词典》等。另外，韩国曾经关注为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而出版的《百年小平》。

欧美国家则对中国传统文化、烹饪类图书充满好奇。德国引进了《西藏风貌》、《中医内科学》、《实用中草药》等；意大利引进了《中国陶瓷绘画艺术》、《长寿之谜》；法国引进了《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在英国，中国的烹饪书籍长期热销。芬兰最大的综合性书店——学院书店，有《中医》、《针灸取穴法》、《舌诊》等图书。《中国茶书》自2004年在芬兰出版发行以来，再版了3次。巴黎香榭丽舍大道的维珍书店，于丹《〈论语〉心得》登上了畅销榜。

此外，美国、德国、英国、韩国等还从中国引进了一些高水平的科技学术著作，如《孤粒子理论与应用》、《稀土超强永磁体》等。

链接

推广工程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起源于2004年中法文化年，2006年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新闻出版总署实施。2009年，国新办又推出了这一计划的加强版“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

截至目前，这两个工程共向国外推荐中国图书5938种。“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与57个国家、412家出版机构，签订了695项资助协议，涉及1798个项目，36个文版。“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与14个国家、31家出版机构，签订了44项资助协议，涉及图书657种，8个文版。

中国之窗

2005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联合国家图书馆启动了“中国之窗”赠书计划。每年遴选研究与介绍中国的精品图书向国外知名图书馆赠送。

几年来，“中国之窗”项目已经向65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多家图书馆赠送了16万余册图书。

来源 ：人民日报

第二篇：在海外,中国书法是什么状况？

在海外，中国书法是什么状况？

2018-02-11 / 白谦慎 / 书艺咀华

白谦慎，美国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教授，书法名家，傅山研究专家按：此文为白谦慎先生十多年前在吉林大学的演讲，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欧美收藏中国书法的情况、欧美研究中国书法的情况、欧美中国书法的创作情况、汉字文化圈的书法研究情况。欧美收藏中国书法的情况

二十多年前，傅申先生在其与日本学者中田勇次郎先生合编的《欧美收藏中国法书名迹集》一书的序说中，曾简略地回顾了欧美收藏中国书法的历史。傅申先生指出，在欧美的中国艺术收藏和研究中，以书法最为迟缓，这和文字上的障碍以及西方没有可对应的艺术有关。西方也有书法（calligraphy）这门艺术，但一般视为一种工艺，社会和文化的地位不高，在艺术成就方面也远不可和中国书法相提并论。

欧洲私人收藏中国书法的情况不太清楚，零星的收藏总是有的。有时，我们能从欧洲的一些文物拍卖目录上看到书法作品，但迄今没有听说过大的收藏家。不过，敦煌文献发现后，一些西方探险家和学者曾到敦煌获取大量的敦煌卷子。许多的敦煌卷子后被捐赠给博物馆和图书馆。目前英国、法国、俄国的一些文化机构藏有大批的敦煌卷子。如果我们把这些敦煌文书作为古代书法作品来看待的话，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此外，欧洲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商周青铜器，有些有铭文，也可视为书法资源。英国一个驻华的外交官（Gordon Barrass），喜欢中国书法，在中国任职期间，拜访了不少当代的书法家，收集了不少当代的书法作品。前两年，他把作品捐给了大英博物馆，并举办了一个当代中国书法展览，还出版了一本二百八十多页的彩色展览目录。展览期间，举办了一个学术讨论会。中国的一些前卫的书法家和评论家如王南溟、张强等参加了会议。

美国的收藏家最初也是跟着欧洲同行走的，最早收藏的中国艺术品也是器物，如瓷器、漆器、青铜器等。对中国绘画的兴趣也比书法来得早得多。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开始有收藏家有意识地收藏中国书法。如今美国的中国书法的私人收藏相当活跃。美国收藏中国书法最早的大收藏家是顾洛阜（John Crawford，斋名汉光阁）。顾洛阜是个文物商，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收进了许多重要的中国书法作品，如黄庭坚的草书手卷《廉颇与蔺相如传》，米芾重要的早期作品《吴江舟中诗》，以及耶律楚材的一个诗卷。此外，顾洛阜还藏有一些宋人的扇面，其中有一些是书法扇面。他的收藏中还有明人如董其昌、张瑞图、王铎的作品。根据他的遗嘱，这些作品在他身后都捐给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成为大都会博物馆中国书法收藏的核心。

私人收藏家中，以艾略特先生（John Elliott）的收藏最多也最好。艾略特出生于美国一个世家，本人从事金融、股票等生意。艾略特先生早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专业为中世纪史。在校期间，曾选修中亚史、阿拉伯语、和中国艺术史。艾略特先生对酷爱艺术，收藏中国、日本、非洲、南美洲的艺术和欧洲的早期铁器。在他的收藏中，以中国艺术最为著名。经过数十年的努力，艾略特先生成为亚洲以外首屈一指的中国书画收藏家。在他收藏的近一百件中国书法作品中（其中装裱成十大函的数百通明清人信札只作几件计），不乏赫赫名迹。其中有欧美唯一的唐摹本王羲之书法《行穰帖》，黄庭坚行书《赠张大同卷》，米芾《留简》、《岁丰》、《逃暑》三札，赵孟頫楷书《妙严寺记》等。还有许多明清书法的精品。这些艺术品在艾略特先生生前，基本上都寄藏在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该馆经常展出这些艺术品，使学者和爱好中国书法的人们可以有机会研究和观赏这些作品。根据艾略特先生的遗嘱，在他去世后，他的书画收藏已全部赠给了他的母校普林斯顿大学。

安思远（Robert Ellsworth）是中国文物界所熟悉的名字。他是一位住在纽约的收藏家兼文物商，在欧美的文物界很有影响，和中国的文物界有很深的关系。他收藏的东西主要为中国器物，但也有中国书画。在书法的收藏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的碑拓。文物出版社曾出版《安思远藏善本碑帖选》。其中《淳化阁帖》已为上海博物馆购藏。安思远还藏有一批敦煌写经卷子，有些是极为珍贵的文献。他原先还藏有不少近现代名人书法，几年前全部捐给了在华盛顿的佛利尔美术馆。

美国另外一个对中国书法很有兴趣的收藏家是住在纽约的路思客先生（Christopher H.Luce）。路先生现为路思基金会董事会主任，他的祖父是美国新闻巨子路思义先生（Henry Luce，1898—1967）。路思义先生为传教士之子，出生在中国山东蓬莱，在烟台接受小学教育后，返美上中学、大学，后创办新闻界著名的时代公司，该公司曾出版多种杂志，包括著名的《时代》周刊和《生活》周刊，并创办了路思基金会。路思客先生的中国情怀应有家庭的渊源。他从1978年开始收藏中国和日本书画，在他收藏的中国古代书法中，最早为元代的书法，但在数量上以明清书法居多，如吴门书家文征明、唐寅、陈淳、文彭、王问、周天球以及晚明书家董其昌和陈继儒等的作品。

我想在这里再介绍一个颇有特点的收藏，这就是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观鹭园的收藏。园主为一对很有修养的美国夫妇。观鹭园除了收藏少数西方艺术品和早期的中国器物外，主要为十七世纪的中国艺术品。藏品涵盖甚广，有版画、印章、书画、瓷器，而尤以书画和瓷器著称。书画中有董其昌、米万钟、黄道周、王铎、萧云从、周亮工、龚贤等的作品。特别是围绕着周亮工这样一位清初的文人来收藏。周亮工在清初文坛是一极有影响的人物，和周亮工同时代的河北学者申涵光曾以平生未见沧海和无缘得识周亮工为憾，周在当代人中的声誉，由此可见一斑。周亮工的《读画录》和《印人传》等著作，也为今日治艺术史的学者所重视。观鹭园主除了收藏周亮工本人的书法作品外，还收藏各方面和周亮工相关的艺术品，如周的好友胡玉昆的绘画，张大风的书法，胡正言刊行的著作等。这对于研究周亮工和十七世纪南京的文化艺术圈有重要的意义。观鹭园收藏的瓷器，也是被称为“转型器”的瓷器，是十七世纪景德镇生产的一种瓷器。这种瓷器上常有许多文字，也是研究十七世纪书法的资料。

以上讲的都是比较大的美国收藏家。小的收藏家还有不少，在此不能一一列举。在美国还有不少华裔收藏家。美国老一辈的华人中，有不少四十年代或五十年代初就到美国了。其中不少出身世家，家中或多或少都有些收藏。比如说我曾向国内介绍过的长期在耶鲁大学教书法的张充和女士，是晚清高官张树声的后人，家中有数量不多的旧字画。原先在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工作的刘先女士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贵池刘世珩的后人，其母亲的舅舅是沈曾植，家中有沈曾植的作品。不过，比较著名的老一辈华人收藏家，著名者是翁万戈先生、王季迁先生、王方宇先生和王南屏先生。

翁万戈先生是翁同龢的五世孙，也是美国著名的华人社会活动家，八十年代曾任对中美文化起过积极推进作用的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的主席。翁先生于1936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次年，中日战争爆发，上海很快沦陷。为了能完成学业，翁先生于1938年赴美在以工程著称的普渡大学留学，并获该校工程学学士和硕士。从四十年代初起，翁先生开始了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工作，数十年来，翁先生参与拍摄和独立制作了数十部教育片和纪录片，向西方介绍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其中《中国佛教》一片（1972）曾在1973年亚特兰大国际电影节获金奖。

翁先生的书画收藏基本来自翁同龢的旧藏。其中书画、碑帖的收藏数量甚众，精品也多。《艺苑掇英》第三十四期（1987年1月）曾有专集选其精萃予以介绍。书法中的唐开元年间精写本《灵飞六甲经》（世称《灵飞经》四十三行本），是翁氏家藏书法中年代最早的精品之一（现已转让给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这一作品在晚明被发现后，被摹刻入石，后在清代又被多次翻刻，对清代小楷书法有很大的影响。而翁藏四十三行本则为各种拓本的祖本墨迹，在唐人写经中也堪称精美者，对研究唐代写经，墨迹和拓本之间的关系均有重要的价值。此外还有文征明家书卷、董其昌书法、黄道周书札卷和等明清名人书法。翁同龢也是晚清重要的书法家。翁万戈先生藏翁同龢墨迹很多。他还藏有翁同龢自用印约四十余方。翁先生所藏的印章中有不少出自清末著名篆刻家（如吴昌硕、金城、王冰铁等）刀下，印石也相当精美。

王方宇先生1936年毕业于辅仁大学教育系。1944年负笈美国，194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先后在耶鲁大学和西东大学任教，并曾任西东大学亚洲学系系主任。他在学术方面的成就，主要在汉语教学和八大山人的研究方面。王方宇先生也是一位在海内外都有影响的收藏家。他自五十年代从张大千手中得到一批八大山人的作品后，就一直用心地收藏八大山人的书画。他的藏品中最重要的也便是几十件八大山人的作品，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八大山人的书法。王方宇先生去世后，其子王少方先生根据父亲的遗嘱，将王方宇先生生前所藏八大山人画作最精华的部分捐赠给了佛利尔美术馆，书法部分也由该馆购藏。

王南屏先生1924年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在上海长大。十六岁时入无锡国专学习哲学，两年后转往上海复旦大学攻读国文。二十岁时同时获无锡国专和复旦大学的学位。还在大学读书期间，王南屏先生就开始在著名书法家、鉴赏家叶恭绰先生的指导下收藏书画，并得到大收藏家庞莱臣的指点。1949年后，王先生迁居香港，在那里继续收藏中国书画，并成为香港最重要的收藏组织敏求精舍的会员。王先生晚年定居美国，1985年去世。王南屏先生的斋号为玉斋。玉斋收藏的书法中，不乏中国书法史上极为重要的作品。其中不少原为玉斋收藏的书法精品现已为中国大陆和海外一些重要的博物馆收藏。其中包括王安石书《楞严经卷》，米芾书《向太后挽词》等。收藏中数量最多的还是明清书法。近年来，王先生的子女已将部分收藏转让，但手中尚有部分收藏。他的一个儿子离我教书的波士顿大学不算太远，有时我带研究生去观赏他的藏品，作为教学的一个内容。

近年来比较活跃的华人收藏家，要数住在美国东部新泽西州的林秀怀先生。林先生是香港人，目前在美国从事汽车贸易工作。他本人酷爱书画，他的收藏中有不少明清书法的精品。其中一件宋克书抄录的《兰亭十三跋》，写在精美的高丽笺上，十分精彩。林先生不但是目前美国华人中的重要收藏家，也是中国艺术研究的重要赞助人，经常赞助中国艺术的展览和学术讨论会。

以上讲的都是私人收藏家。前面已经提到，一些私人的收藏家已经把自己的收藏捐给了博物馆。目前，收藏中国书法比较多的博物馆有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佛利尔美术馆。佛利尔美术馆值得一提。佛利尔美术馆虽是佛利尔先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捐赠的，但现在是美国国立的亚洲艺术博物馆。1979年傅申先生出任该馆中国艺术部主任，开始为该馆系统地收藏中国书法。九十年代中期傅申先生离开佛利尔美术馆后，接替他的张子宁先生也十分重视书法，在他的努力下，佛利尔美术馆先后争取到了王方宇先生收藏八大山人书法的捐赠和安思远捐赠的中国近现代书法。此外还收到了一些印章。

美国其它一些博物馆也或多或少有一些中国书法收藏。数年前，我到堪萨斯城的纳尔逊博物馆参观，该馆的亚洲部主任杨晓能先生让我看了叶公超先生后人寄藏的书法作品，其中有传褚遂良的《大字阴符经》和另一本米芾的《多景楼诗》（一般认为上海博物馆所藏为真迹）。此外，收藏中国拓片最多的是在芝加哥的Field博物馆。哈佛大学等重要的大学也收藏数量可观的拓片，但大多没有整理和编目，使用不够方便。美国一些大的图书馆如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图书馆等还藏有一些中国印谱。

美国是欧美收藏和研究中国古画的重镇，很多古画后有题跋，保留了大量的古代书法的资料。研究书法史的学者应予以重视。

欧美研究中国书法的情况

欧洲的中国书法研究，以德国为重镇。海德堡大学的雷德侯教授对中国书法一直很重视。他的博士论文为《清代的篆书》，其另一本重要的著作为《米芾与中国书法的古典传统》。他还有一些论述中国书法的单篇论文，其中有两篇被译成中文。柏林东方博物馆的馆长Adele Schlombs的博士论文是《怀素及中国书法中的狂草的诞生》（德国的博士论文一般都出版）。若干年前，台湾的戴丽卿小姐在德国以于右任先生的书法为题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在法国，华裔学者熊秉明先生有关于草圣张旭的法文专著，他的中文著作《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对传统书论进行分类，作了体系建构的工作，加上文字优美，和八十年代美学热、文化热中的中国书学界十分合拍，发表后，在大陆书学界受到热烈欢迎。瑞士学者Jean Francois Billeter的英文著作《中国的书写艺术》，在介绍中国书法艺术时，把西方艺术作为参照，写得甚是生动，是一本很适宜于西方读者的书籍。

欧美的中国书法研究以美国最为蓬勃，自七十年代以来有过多次中国书法展览，近年来研究中国书法的学者的人数也有所增长。展出目录一直是欧美艺术史界的一种重要著述方式，它的好处是能比较快地反映新的学术成果（美大学出版社审核和出版学术著作的周期较长）和发表未曾发表过的艺术作品，同时因在展出期间出版，容易引起大众的关注。1971年，曾佑和女士在美国费城举办了欧美第一个大型的中国书法展，同时出版展览目录《中国书法》，比较全面地向西方介绍中国书法。1977年，当时执教耶鲁大学艺术史系的傅申先生主持了“笔有千秋业”的书法展。此展比之曾女士的展览更具研究性，其展览目录《海外书迹研究》至今在欧美仍被书法研究者、收藏者作为重要的参考读物。在展览的同时，举办了在西方的第一个中国书法学术研讨会，提高了艺术史学界对书法研究的重视。1999年3月在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举办的艾略特收藏中国书法展，也出版了由韩文彬（Robert E.Harrist,Jr.）、方闻等多位学者编写的四百五十页的大部头研究图录，收有论文《中国书法的理论和实践》、《王羲之与中国书法文化》、《书法与宗教》、《明代苏州地区的书法》、《晚明书法中的奇》、《中国尺牍的私人性与公众性》、《中国书法与建筑》等。艾略特收藏中国书法展开幕时，还举办了中国书法史讨论会，出版了讨论会论文集。这样的研究型的图录目前在大陆还很少。今后大陆可以借鉴欧美（以及港台和日本）的经验，筹办专题书法展览，并出版研究图录，向外界披露博物馆的藏品和研究成果。

博士论文是美国中国书法专题研究的主要著述方式。在目前已经完成的关于书法的博士论文中以普林斯顿大学为最多。普林斯顿大学能成为研究中国书法的重镇是和方闻先生分不开的。该校艺术史系的方闻教授是清末著名书法家李瑞清的侄子李健的入室弟子，对中国书法史一直有兴趣。自从六十年代方闻先生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授后，他就一直积极在美国推动中国书法的研究。由于该校的中国书法收藏（包括私人寄藏）在全世界的大学美术馆中首屈一指，所以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书法研究，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原作。令人多少有些遗憾的是，方闻先生在前几年退休了，接替他的教授虽然对书法有一定的兴趣，但毕竟不是专家。今后普林斯顿大学中国艺术史专业很难再像过去那样培养以中国书法为题的博士了。不过，差可告慰的是，方先生的学生、目前执教哥伦比亚大学的韩文彬教授对书法很有兴趣，目前他的两名学生计划以书法为题写博士论文。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美国完成的博士论文有：傅申，《黄庭坚的书法及其赠张大同卷——一件流放中书写的杰作》（普林斯顿大学，1976），Christian F.Murck，《祝允明和苏州地区对文化的承诺》（普林斯顿大学，1978），SteveJ.Goldberg，《初唐的宫廷书法》（密歇根大学，1981），王妙莲，《鲜于枢的书法及其1299所书〈御史箴〉卷》（普林斯顿大学，1983），Amy McNair，《中国书法风格中的政治性：颜真卿和宋代文人》（芝加哥大学，1989），朱惠良，《钟繇传统：宋代书法发展中的一个关键》（普林斯顿大学，1990），Adriana G.Proser，《道德的象征：汉代中国的书法和官吏》（哥伦比亚大学，1995），白谦慎，《傅山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变迁》（耶鲁大学，1996），王柏华，《苏轼的书法艺术及其〈寒食帖〉》（哥伦比亚大学，1997），Alan Gordon Atkinson，《按九曲度新声——王铎的艺术与生平》（堪萨斯大学，1997），张以国，《王铎草书线条的意义》（哥伦比亚大学，2001），卢慧纹，《一种新的皇朝书风——北魏洛阳地区石刻书法研究》（普林斯顿大学，2003）。还有一些博士论文虽非专门讨论书法，但它们的研究对象却是中国书法史上举足轻重的、或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因此对研究书法史也很有价值，如金红男的〈周亮工及其《读画录》——十七世纪中国的赞助人、批评家与画家〉（耶鲁大学，1985）和李慧闻的（Celia Carrington Riely），〈董其昌生平（1555—1636）：政治和艺术的交互影响〉（哈佛大学，1995）等。美国的许多博士论文并不由出版社出版（这点和德国不同），要利用这部分研究成果，可以向密歇根的博士论文复制中心邮购，所以对学术界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

从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在美国有三本关于中国书法的专著出版，即Peter C.Sturman（石慢）的《米芾——北宋的书法风格与艺术》（耶鲁大学出版社，1997），Amy McNair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成的《心正笔正：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一书（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8），及我的《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03）。我的书已经被译成中文，2004年12月由台北石头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大概在明年底由三联书店出版。目前任教哥伦比亚大学的韩文彬正在写作关于中国的摩崖书法的专著，书名暂定为《阅读山峦》。

在通论式的著作中，早期的有蒋彝先生的《中国书法》（最先在英国出版，修订本1973由哈佛大学出版），此书的特点是通俗生动、文笔流畅，至今依然为许多学校作为中国书法课的基本教材。近年来，居住在纽约的张隆延先生和洋弟子Peter Miller合作出版了《中国书法四千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0）。居住在夏威夷的曾佑和女士在1993年出版了《中国书法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从我在上面列举的博士论文和书籍，不难看出，西方既有的学术机制鼓励专题性的研究。有学术特点和风格的单篇论文和专书在高校专任教员的评审制度中占重要的因素。相比之下，综合他人研究成果的教科书或面面俱到、四平八稳、无独特建树的通论则得分很少。这种体制无疑鼓励学者们从事具有原创性的专题研究。因此，西方从事中国书法史研究的人员虽不多，但概论式的著作所占比例并不是很大。美国的中国书法创作情况简介

中国书法的创作在美国自然以华人为主。在各个大城市的唐人街（也称中国城），都有一些书法家。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前，在美的华人书法家有1949年以前就移民美国的老一辈华人，如张充和、王方宇等，也有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从台湾移民到美国的，如傅申先生的老师、住在纽约的张隆延先生，是南京人，曾从胡小石先生学书，书法也是追随胡先生的风格，1949年去了台湾，后从台湾到了美国。曾长期在耶鲁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的张充和女士是沈尹默先生的弟子，1949年随其丈夫德裔学者傅汉思移居美国。张充和正草行隶皆擅，尤以小楷清雅绝俗，极为难得。今年我在北京和苏州为她办了个书画展，反响不错。

中美关系正常化后，更准确地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有不少大陆的书法家移民到了日本、欧洲、澳洲和美国。其中上海的移民比较多，如原来陈巨来先生的学生徐云叔（现主要在香港生活）、篆刻家吴子建等。八十年代初，团中央和全国学联曾举办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许多得奖者现在都是中国书坛的重要人物。当时参加比赛并得奖现在在美国的有天津医学院的崔寒柏和我。此外，擅长和喜爱书法的不少。我曾在波士顿唐人街见过一位六七十岁的书法家的作品，写得很好。老先生在国内是汕头书协的，在全国范围内并没有什么名气，但比许多名家写得好。这也说明，各地都有藏龙卧虎。

在美国各地也还有一些的华人书法组织，其中多在华人聚居的地方，如纽约、洛杉矶等地。纽约原有美洲中华书法学会，多是老一辈的华人书家，华盛顿有华盛顿特区中国书法观摩会。洛杉矶有兰亭笔会。我所在的波士顿也有书法组织。但统一的活动不多。

美国中小型的书法展很多，最早的中国当代书法展，是我于1990年在我当时留学的罗格斯大学与人合办的当代中国书法篆刻展。1998年，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张以国筹办了一个当代中国书法展，并出版了一个展览图录。1992年，我在耶鲁大学美术馆筹办了西方第一个中国篆刻展。次年，郭继生在纽约的华美协进社也筹办了篆刻展，并出版了展览目录，举办了一个篆刻研讨会。

有些是华人书法家和亚裔书法家还有美国的书法家一起办展览。如我有两个美国朋友喜爱书法并创作书法。一位是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Richmond 大学教亚洲艺术的Stephen Addiss 教授，他的专业是日本艺术，喜欢过中国文人式的生活，平时收藏中日书法，还喜欢烧陶瓷，写书法，画兰竹，刻印，作品很有意趣。他办过多次的书画展。另一位朋友是薄英（Ian Boyden）,目前是美国Whitman 学院美术馆主任。薄英是耶鲁大学的中国艺术史硕士，曾在中国留学，师从华人德。他喜欢写中国书法，刻印，画画，还喜欢刻碑，拓拓片，艺术感觉极好，东西很有意思。我总希望有一天他能到中国去办个展，让国内的同道看看他的尝试。这样的美国文人还会有一些，但很难一一统计。汉字文化圈的一些研究情况

中国大陆以外，日本是书法的重镇。练习书法的人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于中国。由于近年来中日两国书法家和学者的互访，国内对日本书坛情况以有较多的了解。我在这里不置喙。我所要说的是，就创作而言，二十世纪以来，亚洲汉字文化圈的汉字书法创作水平的评估，应有一个更大的考虑范围。比如有些在大陆被认为是创新的东西，在观念上其实并不具备原创性，因为日本的一些书法家早就尝试过了，而且可能做得更好。在行书和草书方面，日本的书法有很多值得我们虚心学习、认真借鉴的地方。至于说到学术研究，日本学者的学术态度总的来说是十分严谨的，而且研究汉学的历史长，人数多，重要的学术成果也很多，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至今不能为中国大陆的学者所熟悉和利用，是一件很令人遗憾的事情。日本学者是极为重视资料工作的，他们对中国的研究出版情况都是竭尽全力地收集，并及时出版，使得学界能共享一些讯息资源。我手边有日本中国书法史权威杉村邦彦先生主编的《中国书法史学习者入门》一书，其中分历史时期和专业领域来介绍书法研究的情况，在每一章节中都有概观、研究史概要、资料解说三部分。这后两部分很重要，研究史概要是告诉我们学者们已经作了那些工作，资料解说则告诉一些基本的资料。由于此书的对象是大学生，它的资料解说还显简略，要做更深入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但不失为一本好的入门书。日本学者喜欢编论文、专著的出版索引，他们对中国大陆、台湾、欧美的研究情况都很熟悉。杉村邦彦先生主编的书也能反映出这点。此外，杉村邦彦先生主编的《书论》杂志，也是书学研究领域的一本十分重要也声誉很好的专业刊物。

香港的书法研究，除了老一辈的学者饶宗颐先生以外，中年的学者有李润桓和莫家良等。他们目前在进行的中国古代的刻帖研究，都是很大也很重要的学术项目。莫家良先生是牛津大学的博士，对宋元书法有很深入的研究，目前他也在带几位书法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台湾的一些大学的中文系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以书法为题作学位论文，已有多年的历史了。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大学的艺术史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成立，目前有四位专任的教授，一位教古代器物，一位教陶瓷史，一位教书法史，一位教绘画史。此外，还有一些校外的兼职教授，师资力量是很强的。加上到台北故宫看展览方便，一些私人藏家对研究者也比较开放，研究的条件是十分优越的。大多数学生英语过关，有些日语也具备阅读能力，所以对海外的汉学和艺术史研究成果也有相当的了解。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傅申先生回到台湾，在台大艺术史研究所任教，由于他的声望，台大艺术史研究所的不少学生都以书法为学位论文，而且总体的水准很好。我最近读了两篇傅申先生指导的硕士论文，一篇是何炎泉的《张瑞图之历史形象与书迹》（2003年），一篇是刘洋名的《笪重光（1623－1692）及京口地区的收藏与书风研究》（2004年）。这两篇论文都写得很好。资料收集的很齐全（原始资料和学者已发表和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分析的也很细致。比如说刘洋名的论文，附有笪重光和其它清初京口和扬州地区收藏家的书法收藏的几个表，这些表中的资料都是从大量的书画著录、图录、拍卖目录等辑录出来的。许多古代书法作品并没有标明是谁的藏品，需要论文的撰写者从题跋和收藏印中去寻找线索。台大艺术史研究所硕士生的学习时间最少是三年，不少学生三年完成不了论文，常需要四年。这是训练的绝对时间。他们的论文也反映了大陆的人们常用的一个词“含金量高”。

以学术条件而论，台湾的研究生的条件比大陆的要好。除了大陆出版的书籍基本都能见到外，学生们还能阅读日文和英文的学术著作。目前大陆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在入学前和入学后，都要花很多精力修外语。博士生第二年要写开题报告，选择论文题，论文真正的写作时间太短。而出了名的老师常常兼职太多，真正花在研究和教学上的时间太少。在有些地方，对研究生几乎如放鸭子。不过，我所要指出的是，在丛文俊教授的领导下，目前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已经在大陆成为培养书法研究生的最重要的学术单位。学生选课、论文的选题、答辩都十分的严格。丛先生曾向我谈起，有几位学生的开题报告被他否决。这样做，固然对学生的压力会大些，但没有些压力，有时正常的教学计划不能实现。

前不久我曾和傅申先生通过电话。他谈起，目前大陆的艺术教育发展得很快，很多的学校和研究机构已经开始培养书法的博士和硕士，但是由于沟通不够，他的学生很担心，在学位论文的选题上会出现重复。其实，台湾学者对大陆学术的熟悉程度是远远超过大陆学者对台湾的学术了解的。我曾和丛先生谈起，大陆的学者们应该认真地关注台湾学者的学术成果，应设法建立联系渠道，交换博士生和硕士生的学位论文，增进彼此的了解。这不但是一个沟通交流的问题，还有一个良性的竞争问题，通过交流讯息，是指导教授们和学生们都能了解到，目前谁的教育更有水平。

上面讲的主要是台大。在台湾的师范大学、文化大学、政治大学等许多大学也都有研究书法的论文。关心书法的学者也不少。如政治大学的林丽娥教授，长期关注大陆当代的书法状况，多次到大陆各地进行调查，收集资料，写过一本专著《大陆文革后二十年书法艺术活动之研究（1977至1997）》，长达457页，收录的资料很多，对和书法相关的艺术现象、社会现象有十分全面的描述和分析。其中还专门有讨论那些可供台湾书界和学术界参考的部分。比如说，林教授认为大陆的一些学术会议采取特约和公开征集的方式，可供台湾参考（页239）。书中还附有六个一览表，如《大陆书法社团一览表》（列一般类书法社团451个，其中包括香港的5个。教育类社团45个，硬笔类社团98个，篆刻类社团308个，理论类社团7个，综合类社团179个。有的社团下还列出负责人姓名、社员人数和所办刊物），《大陆书法研讨会一览表》，《大陆全国性书法比赛一览表》，《大陆全国三大书法展览一览表》，《大陆全国性书法比赛征稿启事一览表》，《书法刊物一览表》。像这样细致的研究，是和多年来辛勤地收集资料的工作分不开的。返观大陆，又有多少研究者如此认真地研究当代台湾书法呢？条件受到限制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是否有想要认真地向台湾同道学习的心态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台湾的私人收藏风气很盛。做笔记本电脑的光达集团的董事长林百里先生是目前国际上最活跃、也最有购买力的中国书画收藏家，2004年1月我曾到他的坐落在桃园县的办公室观看他的收藏的宋元书法，其中一件张即之的写经册，十分精彩，至今难忘。出版我的《傅山的世界》中文版的石头出版社的社长陈启德先生也收藏了许多精彩的古书画，并曾出版大型图录《悦目》。陈先生的出版社出版了不少研究书画的学术著作。最近正在出版《中国书法巨匠丛书》，印刷得十分精美。在台南的企业家石允文先生收藏了数千幅海派书画家的作品，是目前收藏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中国书画最重要的私人藏家之一。我因研究吴大瀓，曾拜访过他并研究他的收藏。在台北的何国庆先生专门收藏清初、清末至五四时期名人书法的收藏家，收藏的信札尤多，他也曾到大陆展出他的收藏。他所创建的何创时书法文教基金会是目前两岸唯一专门赞助书法研究的基金会，曾在1999年赞助过大陆沧浪书社在苏州举办《兰亭序》国际研讨会，也曾赞助丛文俊先生的学术研究。

公立的博物馆以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历史博物馆为最重要。故宫所藏中国古代法书巨迹不需要我在这里一一介绍了。该院书画处的何传馨先生和原在故宫任职后从政的朱惠良女士都是主要研究书法的学者。除了一些综合性的展览和书画展外，故宫书画处近年来又举办了一些专题展，如董其昌的研究展，王宠的专题展览，云间书派的展览等，出版了一些很好的图录。

台湾的一些真正的民间书法团体也不时地举办书法学术研讨会。如中华书道学会在今年十月底举办了怀素《自叙帖》的研讨会，书法教育学会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每年都举办书法博士、硕士论文研讨会。这些学会常邀请大陆的学者去台湾参加学术活动。

1949年，有许多书法家渡海到了台湾，他们在台湾的书坛一直占据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对台湾本地书法的历史和现状（包括日据时期的书法）越来越重视了。主要的学者有李郁周和麦风秋等。他们做的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便是收集资料，包括口述历史。

顺便介绍一些经常发表书法论文的刊物：台北故宫办的《故宫学术集刊》和《故宫文物月刊》，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主办的《美术史研究集刊》，还有中国书道学会办的《中华书道》。台湾的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可以通过论文检索系统查到。

我的介绍就到这里为止，疏漏的地方很多，仅供参考。最后提几点建议：（1）欧美和港台的收藏界和研究界的关系很密切。我觉得无论是研究者还是书法创作者，都应注意公私收藏中的书法资源。（2）研究资讯工作要做好。除了大陆各地的研究者之间应加强沟通外，对港台和海外的研究成果也应建立起沟通的渠道。要尽量了解学者们已经做了哪些工作。欧美的一些刊物定期报道博士论文的选题，是在校的研究生能及时了解到哪些题目已经作过或正在被人研究。（3）由于中国书法史的研究是一个很年轻的学科，空白很多，因此，整理出版有关书法的视觉资料与文献，理清一个时代、一位书家的基本情况，并用通论的方式比较全面地将某个时代、某种书法现象、某个书法家介绍给人们，不但十分必要，而且很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依然是书法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不过，在与此并行不悖的情况下，似也可以像欧美那样，提倡比较深入的、有学术特色的专题研究。而专题研究的成果，也应及时被通论式的著述所吸收采纳。

第三篇：中国人寿在海外上市案例

中国人寿在海外上市案例

2002年12月重组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准，2003年6月，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简称：集团公司）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股份公司）组建，2003年4月正式启动重组上市工作。2003年12月17日和18日，中国人寿分别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成功上市，中国人寿的重组与海外上市工作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参见图3。全系统数以万计的员工，20多家国际一流的中介机构，参与了这项浩大的系统工程，在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同步完成重组与海外上市，把一家传统的国有独资保险公司，转变为一家对国际投资者具有极大吸引力的上市公司，闯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上市之路。

2004年6月，集团公司和股份公司共同出资，组建了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设立，有利于建立科学规范的投资管理机制，提高资金运用的专业化水平。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资产管理公司不仅可以支持保险业务的拓展，而且还将成为公司重要的利润来源。

根据中国人寿当时的情况，按时点分拆上市，必须首先解决好如下三大难题，其一是要合理完成资产分割；其二是寻找老保单“利差损”问题解决机制，不给国家留下“包袱”；其三是如何妥善管理剥离到集团公司的老保单。我们的解决方案是：

一是合理确定净资产，配比分离资产负债。净资产规模的确定对公司的资本金充足程度、公司的股本回报率、未来业务发展的资本支持、上市发行规模等方面，均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该决策是整个重组收口的关键。首先，根据保单分离原则转移保单。由精算师和审计师确定转入股份公司的新保单的准备金规模；其次，根据中国人寿的偿付能力指标和股本回报率指标，结合未来三年的业务增长对资本金的需要，确定股份公司净资产规模；再次，根据业务需要，确定划入股份公司的土地、房屋、信息技术设备和其它固定资产。通过土地或物业评估师的评估，确定固定资产价值；其四，在股份公司的准备金和净资产确定后，股份公司的总资产规模也相应确定，扣减固定资产规模后，得到股份公司投资资产规模；其五，投资资产分离按照使得分离后集团公司和股份公司的资产组合以及投资收益相类似的原则执行。

二是政府审批，公告转移保单。为了完成，需要将新的保单转移到股份公司。从国际上看，转移寿险保单依不同国家的法律监管要求不同，可采取法院判决、书面征求投保人同意等方式。我国的法律监管框架对如何转移寿险保单并无明确规定。因需要转移至上市公司的保单多达4400万份，采用逐一书面征求投保人意见的做法，在操作上显然不现实。参照我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经咨询中国律师意见，中国人寿明确提出，申请采用“政府审批，公告转移”的方式转移保单方式，获得了监管部门的同意。公司在两家有影响的全国性报纸（《人民日报》和《金融时报》）上刊登公告，征求所有新、老保单投保人同意转移保单的意见，为体现公平、合理，参照《合同法》等有关法规，设臵公告刊登后30天异议期，以供投保人提出不同意见，公告异议期期满，仅有六人提出异议。经妥善处理后，全部新保单转移至上市公司。在转移保单过程中，充分保障了新、老保单持有人权益，体现了公平、透明原则。实践证明，这是一种切乎中国国情、行之有效的方式。

三是委托上市公司代理老保单业务。重组后，集团公司将继续经营原有老保单业务，不再经营新的寿险业务。我们通过关联交易安排，委托上市公司代理，保证了原中国人寿业务的整体性和对所有客户服务的同质性。具体代理服务内容包括契约管理、契约保全、续保、理赔等业务，代理服务的收费按照“成本加利润”的市场原则定价。为切实保护老保单持有人的利益，中国人寿采取了三项举措，一是承诺合同义务。中国人寿将明确公司重组后投保人权益没有任何变化，并承诺对新老保单的保险责任不变。二是充分披露重组信息。中国人寿通过公告或其他形式，向新、老保单持有人公告了重组信息。三是公平、公正进行剥离。

在重组时，对公司现有资产将本着尊重历史、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剥离，以有利于国有资产最大限度地保值增值和保障所有保单持有人的利益。

四是建立共管基金确保老保单给（赔）付。为了保证老保单持有人的利益得到妥善保护，根据国务院的批复，由国家财政部与中国人寿集团公司设立共同管理的专项账户，专门管理用于老保单给付的全部资金，资金来源包括续期业务保费收入和投资收入、股份公司支付的股利、财政税收返还、出售股份公司股权所得等，确保妥善管理、专款专用。如图5所示。公司聘请了知名中介机构对老保单的现金流进行了大量细致的测算，精算分析结果显示，重组后老业务的续期业务保费收入和投资收入、股份公司的纳税返还和股份公司的股息，便足以逐年支付老保单给（赔）付。在经验分析基础上，根据精算结果计算出每年的资金需求，由此科学安排各类来源的资金量，并合理进行共管账户资金的使用。为了彻底消除了投资者和老保单客户可能产生的疑虑，财政部承诺，在共管基金存续期内，如果共管基金不足以支付老保单义务，由财政部予以资金支持。由于有集团公司股改上市后的发展前景，以及有专家的精算结果和集团公司合理资金安排，老保单给付几无偿付风险，所以财政部的承诺更多体现出一种象征意义。由于国家财政部的有力支持，共管机制为中国人寿最终通过香港联交所和美国SEC的上市审核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影响

如果说上市的直接效果是两大国有保险企业筹得巨额补充资本金，提高承保和偿付能力，那么海外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将直接推动险企巨头经营模式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将对国内财产、人身保险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以财险市场为例，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重规模、轻效益的问题，近年恶性竞争的加剧，中国财产保险市场一直处于低费率的状态，作为市场老大的中国人保为了保持市场份额优势，与中小保险公司竞争，经常采取低费率策略，从而导致整个财产险市场盈利水平较低。而随着人保的境外上市，国际投资者开始真正用国际标准评价其市场地位、成长能力和盈利水平等，并将直接体现在股价上。人保股份为了稳定股价和投资者的信心，必须重新调整费率结构、淘汰非效益险种，收缩盈利差的区域业务，甚至可能调高某种产品（如车险）的费率，以此提高利润水平。

如果占国内财险70％的人保产品涨价，必然会产生整个财险市场的调价联动效应，从而改变低费率的市场状态，带动整个财产保险市场效益提升。特别是占整个财产保险业务比重60％以上的汽车保险将出现费率总体上浮以及保优限劣的趋势，区域化条款和个性化承保条件将进一步推行，从而直接带动财产保险经营业绩的有效提升。

长期以来，在中国人保、中国人寿占垄断地位之下，中小保险公司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制于超级公司的垄断，很难在费率结构、产品与服务定位上进行具有发展意义的创新。而两大险企巨头上市后，面对资本市场的风浪，必然要将效益放在最优先的层面，重新调整费率结构、产品结构与服务定位，从而直接带动整个保险业改善产品与服务质量。

以寿险市场为例，由于片面追求规模，寿险市场上短期的趸缴形式的分红产品红极一时，但由于证券市场持续低迷，寿险业投资收益水平下降，不仅导致市场上出现了投保人对于保

险业的“信心危机”，亦使寿险公司承担巨额的现金增值压力，占据一半市场份额的中国人寿自然压力最大。

可以预料，上市之后，中国人寿为了实现效益优先，必然逐渐调整产品结构。在市场龙头的转型下，整个寿险业保险产品和服务的方式会更加适应投保人的需要，单纯的费率竞争会逐渐转型为产品与服务的竞争。例如，保险产品的保障功能将更加突出，保障型和长期型产品将重新主导市场，百姓最想投保的健康险等保障型产品将不断改进和丰富。

这些转变，可能使保费增长速度暂时放缓，但整个寿险业将进一步奠定可持续发展的市场基础。

第四篇：中国图书网站

中国数字图书馆

http://www.xiexiebang.com/;权威的在线图书馆。

瑞德超星在线图书馆

http://www.xiexiebang.com/bookshop;人民日报的网上书城。

快意恩仇书社（推荐）

http://fastbook.9797.com/Learning/ZheXueZongJiao/;2G超大容量书库，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提供打包下载，每日书讯推介。

书吧 V http://www.xiexiebang.cominfo.net/ljw/;提供各种电子图书。

电脑书籍下载城（推荐）http://www.xiexiebang.com/;顾名思义，这个网站提供了数百本电脑书籍供下载，很专业呀。

书秀坊

http://booksshow.myrice.com/;凡尔赛宫收藏的中国历代名家作品

第五篇：中国海外救援机制

建议构建海外中国公民跨国救援机制

2011-05-01 中央统战部网

九三学社浙江省特邀信息员、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王桂芬，九三学社浙江省社科支社主委、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高级会计师陈六一说,海外中国公民广义上是指居住在中国大陆和港澳台以外地区的、具有中国国籍和护照的中国公民。今年以来，世界多个国家、地区以华人为目标的暴力犯罪呈急速上升趋势，海外中国公民遭受伤害、致命案件屡屡发生。本月，香港游客在菲律宾遭受劫持事件再一次敲响中国公民在海外安全问题的警钟。无论香港还是大陆，人们的强烈反应远超出一般劫持事件，除了对绑匪凶残的愤怒外，更多地是对菲律宾警察处置能力的愤怒。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安全问题，实际上乃是我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不可回避的矛盾。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应该具有跨国救援本国公民的风范、能力和实际行动，构建起跨国救援机制。目前，我国政府做的较好的是在异国发生重大灾难或动荡时紧急撤侨，如年初从海地撤侨、6月份从吉尔吉斯坦撤侨，都有效保障了中国普通国民的生命安全，赢得了国际国内舆论的赞誉。在此方面中国无疑正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令人鼓舞。但是，除了重大灾难和动荡外，危及中国普通公民海外安全的突发性个案，目前尚未见成熟的应对体系。

一、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相关法律规则缺失或不完善

1、外交保护和领事保护的有限性。中国政府对具有中国籍的海外中国公民拥有属人管辖权，可以对其提供领事或外交保护，但通常需满足以下法定条件:该海外中国公民持续地保有中国国籍，用尽了当地的司法救济，其合法权益受到了当地国家非法侵害等。是否以及何时进行外交保护需结合具体案件性质和进展综合判断。中国政府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可以拒绝或主动对海外中国公民进行外交保护。除外交保护以外，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政府对海外中国公民实施的是领事保护。领事保护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与外国签订的领事条约等双边多边协定和有关国际公约；二是国内法，包括《国籍法》、《继承法》、《中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海商法》等。目前，这种领事保护本身是有限度的，因为使领馆在驻在国没有行政权力，更无司法权力，不能使用强制手段，也不能干涉他国司法主权。

2、中外领事关系的不对等性。中国在外国设立的领事机构共有65个，同外国签订的领事条约、互免签证协定共有140多个，但一些海外中国公民和机构所在国并没有和中国签订领事条约。据司法部提供的资料显示，截至到2009年1月，只有61个国家与中国缔结了《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和《引渡条约》，其中尚有部份未生效。由于目前各国跨国救援的双边协议并不是很多，而我国截至到目前还没有相关法律条文。因此，遇到针对海外中国公民的突发事件，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种双多边法律的空白或不完善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中国政府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

3、国际法的缺失。在国际法中，外国人在接受国应享受何种待遇并无统一规定，要根据接受国在不违背其所承担的条约义务和国际法强制规则的前提下依照其国内法予以确定。而接受国完全有可能违背其所承担的条约义务和国际法强制规则或不严格遵照其国内法给予外国人相关待遇，损害外国人的利益和安全。

4、国际劳工保护法的不健全。国际法的缺失也制约了境外务工保护。迄今国际上还没有这方面的统一国际公约、协定、原则或规范以保护各国外派劳工。国际劳工组织批准的有关国际公约主要包括：1949年移民就业公约(修订)、1949年移民就业建议书(修订)、1975年移民工人公约、1975年移民工人建议书。它们原则性地规定了公约批准国有义务采取行动，对跨国流动人员在社会保险方面实行国民待遇，但对于具体的保障、救护等事项，并无明确规定。在对劳务案件的裁决中，由于各国法律法规在关于社会保险的设立、参加、支付等方面差异很大，特别是有关工伤事故的界定、处理规则及赔偿金标准等参差不齐，很难达成统一的协定，一些接受国的雇主甚至随意变更原有的赔偿标准。

二、建立健全跨国救援机制的对策建议

虽然立法是双边的，但出现海外中国公民受伤害状况，我国政府和有关机构设立应急机制和预案，能在最大程度上尽我国政府属人管辖权职能，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跨国救援一是指间接的跨国救援，是合作的形态，在事发后的第一时间成立联合指挥部，共同协商处置方案，选择上策，预备下策；二是指直接的跨国救援，即本国第一时间派出武装力量，协助当地警方进行救援行动。派遣武装力量去海外营救是非常敏感的问题，牵扯到国家主权问题，除非该国主动提出请求，批准进入，或者两国之间签署相关协议，否则是不可行的。构建中国跨国救援机制应侧重于前者。具体建议如下：

1、将跨国救援程序化、法制化。象遭遇重大灾难或动荡时紧急撤侨一样，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在国力允许的范围内，对危及中国公民海外安全的突发性个案予以最高关注，给受害公民予以最大臂助。为此，必须制定《中国公民海外安全法》，以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一旦遭遇突发危机，即可援引该法立即启动全套程序介入，抓紧抢救中国公民生命的每分每秒。

2、及时通过高频的外交游说、密集的新闻轰炸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目的是迫使事发国重视，迫使事发国绝对保证把中国公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优先的位置。中国媒体可以第一时间飞赴现场展开全方位报道；如果因事发国的失误导致中国公民生命的重大牺牲，中国政府保留采取对前往该国旅游及商务合作发布黑色警示等反制措施。纵然最后仍难免惨剧，中国政府极其强硬的态度，能反映出政府对同胞生命的高度关注和专业的危机处置能力，不仅是对心灵上遭受重创的中国公民的一种安慰，也是对其他恐怖分子的一种威慑，对事发国政府的一种压力，从而间接地提升本国公民在海外的安全感。

3、快速组建境内救援协调小组。当危及海外中国公民生命安全的危机发生时，中国政府应第一时间在境内成立应急小组，与事发国应急管理机构快速沟通、协调，向事发国提供专业的救援建议和策略，请对方帮助救援。或经事发国政府特许，中国政府第一时间派出专家飞赴现场紧急指导，协助当地警方实施救援。

4、建议我国组建跨境营救快速反应部队。该部队主要由我国现役军人，类似特警部队组成。他们将在未来的类似事件中，发挥救人于危难的关键作用。结合我国日益强大和多元的外交工作，今后如果突发类似的“劫持人质”事件中，我国外交部门将于第一时间和事发国协商，提出我们有必要派出“跨境营救突击部队”的要求，在得到允许的前提下，进行与事发国营救人员合作解救人质，甚至独立解救人质的任务。如果这个要求一旦被事发国当局拒绝，也至少我们在道德层面上赢得了声誉，同时也给事发国当局无形中有“不得不处理好”的压力。所以，建立一支富有经验的跨境解救人质的快速反应部队，不但能够起到更好解救人质的目的，还可以让我们的国家在类似的紧急危机事件的处理中，树立起负责大国的良好国际形象。

4、签订双边协议。我国可以与安全隐患比较突出的国家签订合约，一旦中国公民出现意外，对方开启绿色通道，允许我们的精锐特警参与决策、营救。这种协议能够理顺中国政府和事发国在跨国救援行动中的合作关系，并确保这种合作关系可以在今后一段时间延续下去。

建议构建海外中国公民跨国救援机制

2011-05-01 中央统战部网

九三学社浙江省特邀信息员、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王桂芬，九三学社浙江省社科支社主委、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高级会计师陈六一说,海外中国公民广义上是指居住在中国大陆和港澳台以外地区的、具有中国国籍和护照的中国公民。今年以来，世界多个国家、地区以华人为目标的暴力犯罪呈急速上升趋势，海外中国公民遭受伤害、致命案件屡屡发生。本月，香港游客在菲律宾遭受劫持事件再一次敲响中国公民在海外安全问题的警钟。无论香港还是大陆，人们的强烈反应远超出一般劫持事件，除了对绑匪凶残的愤怒外，更多地是对菲律宾警察处置能力的愤怒。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安全问题，实际上乃是我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不可回避的矛盾。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应该具有跨国救援本国公民的风范、能力和实际行动，构建起跨国救援机制。目前，我国政府做的较好的是在异国发生重大灾难或动荡时紧急撤侨，如年初从海地撤侨、6月份从吉尔吉斯坦撤侨，都有效保障了中国普通国民的生命安全，赢得了国际国内舆论的赞誉。在此方面中国无疑正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令人鼓舞。但是，除了重大灾难和动荡外，危及中国普通公民海外安全的突发性个案，目前尚未见成熟的应对体系。

一、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相关法律规则缺失或不完善

1、外交保护和领事保护的有限性。中国政府对具有中国籍的海外中国公民拥有属人管辖权，可以对其提供领事或外交保护，但通常需满足以下法定条件:该海外中国公民持续地保有中国国籍，用尽了当地的司法救济，其合法权益受到了当地国家非法侵害等。是否以及何时进行外交保护需结合具体案件性质和进展综合判断。中国政府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可以拒绝或主动对海外中国公民进行外交保护。除外交保护以外，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政府对海外中国公民实施的是领事保护。领事保护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与外国签订的领事条约等双边多边协定和有关国际公约；二是国内法，包括《国籍法》、《继承法》、《中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海商法》等。目前，这种领事保护本身是有限度的，因为使领馆在驻在国没有行政权力，更无司法权力，不能使用强制手段，也不能干涉他国司法主权。

2、中外领事关系的不对等性。中国在外国设立的领事机构共有65个，同外国签订的领事条约、互免签证协定共有140多个，但一些海外中国公民和机构所在国并没有和中国签订领事条约。据司法部提供的资料显示，截至到2009年1月，只有61个国家与中国缔结了《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和《引渡条约》，其中尚有部份未生效。由于目前各国跨国救援的双边协议并不是很多，而我国截至到目前还没有相关法律条文。因此，遇到针对海外中国公民的突发事件，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种双多边法律的空白或不完善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中国政府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

3、国际法的缺失。在国际法中，外国人在接受国应享受何种待遇并无统一规定，要根据接受国在不违背其所承担的条约义务和国际法强制规则的前提下依照其国内法予以确定。而接受国完全有可能违背其所承担的条约义务和国际法强制规则或不严格遵照其国内法给予外国人相关待遇，损害外国人的利益和安全。

4、国际劳工保护法的不健全。国际法的缺失也制约了境外务工保护。迄今国际上还没有这方面的统一国际公约、协定、原则或规范以保护各国外派劳工。国际劳工组织批准的有关国际公约主要包括：1949年移民就业公约(修订)、1949年移民就业建议书(修订)、1975年移民工人公约、1975年移民工人建议书。它们原则性地规定了公约批准国有义务采取行动，对跨国流动人员在社会保险方面实行国民待遇，但对于具体的保障、救护等事项，并无明确规定。在对劳务案件的裁决中，由于各国法律法规在关于社会保险的设立、参加、支付等方面差异很大，特别是有关工伤事故的界定、处理规则及赔偿金标准等参差不齐，很难达成统一的协定，一些接受国的雇主甚至随意变更原有的赔偿标准。

二、建立健全跨国救援机制的对策建议

虽然立法是双边的，但出现海外中国公民受伤害状况，我国政府和有关机构设立应急机制和预案，能在最大程度上尽我国政府属人管辖权职能，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跨国救援一是指间接的跨国救援，是合作的形态，在事发后的第一时间成立联合指挥部，共同协商处置方案，选择上策，预备下策；二是指直接的跨国救援，即本国第一时间派出武装力量，协助当地警方进行救援行动。派遣武装力量去海外营救是非常敏感的问题，牵扯到国家主权问题，除非该国主动提出请求，批准进入，或者两国之间签署相关协议，否则是不可行的。构建中国跨国救援机制应侧重于前者。具体建议如下：

1、将跨国救援程序化、法制化。象遭遇重大灾难或动荡时紧急撤侨一样，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在国力允许的范围内，对危及中国公民海外安全的突发性个案予以最高关注，给受害公民予以最大臂助。为此，必须制定《中国公民海外安全法》，以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一旦遭遇突发危机，即可援引该法立即启动全套程序介入，抓紧抢救中国公民生命的每分每秒。

2、及时通过高频的外交游说、密集的新闻轰炸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目的是迫使事发国重视，迫使事发国绝对保证把中国公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优先的位置。中国媒体可以第一时间飞赴现场展开全方位报道；如果因事发国的失误导致中国公民生命的重大牺牲，中国政府保留采取对前往该国旅游及商务合作发布黑色警示等反制措施。纵然最后仍难免惨剧，中国政府极其强硬的态度，能反映出政府对同胞生命的高度关注和专业的危机处置能力，不仅是对心灵上遭受重创的中国公民的一种安慰，也是对其他恐怖分子的一种威慑，对事发国政府的一种压力，从而间接地提升本国公民在海外的安全感。

3、快速组建境内救援协调小组。当危及海外中国公民生命安全的危机发生时，中国政府应第一时间在境内成立应急小组，与事发国应急管理机构快速沟通、协调，向事发国提供专业的救援建议和策略，请对方帮助救援。或经事发国政府特许，中国政府第一时间派出专家飞赴现场紧急指导，协助当地警方实施救援。

4、建议我国组建跨境营救快速反应部队。该部队主要由我国现役军人，类似特警部队组成。他们将在未来的类似事件中，发挥救人于危难的关键作用。结合我国日益强大和多元的外交工作，今后如果突发类似的“劫持人质”事件中，我国外交部门将于第一时间和事发国协商，提出我们有必要派出“跨境营救突击部队”的要求，在得到允许的前提下，进行与事发国营救人员合作解救人质，甚至独立解救人质的任务。如果这个要求一旦被事发国当局拒绝，也至少我们在道德层面上赢得了声誉，同时也给事发国当局无形中有“不得不处理好”的压力。所以，建立一支富有经验的跨境解救人质的快速反应部队，不但能够起到更好解救人质的目的，还可以让我们的国家在类似的紧急危机事件的处理中，树立起负责大国的良好国际形象。

4、签订双边协议。我国可以与安全隐患比较突出的国家签订合约，一旦中国公民出现意外，对方开启绿色通道，允许我们的精锐特警参与决策、营救。这种协议能够理顺中国政府和事发国在跨国救援行动中的合作关系，并确保这种合作关系可以在今后一段时间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