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日本修改行政诉讼法述评
〔内容提要〕2004年日本对其行政诉讼法进行了修改，扩大了原告资格、确立了临时救济制度，改变了诉讼的构造、设立了教示制度。这些修改的内容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行政诉讼保障私人合法权益、控制行政权的目的，使国民的救济制度实效化，方便国民利用司法制度，但在回应行政的多样性、行政过程的复杂性以及行政与司法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可能还需要对行政诉讼法制度架构上作进一步的调整。
〔关键词〕日本行政诉讼法
权利救济的实效化
法的支配
2004年6月，日本修改了其制定之后长达42年之久而从未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并于2005年4月开始施行。这里简要地介绍一下其修改的过程、主要内容以及它的背景和意义，希望能给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带来一点启示和借鉴。
一、日本行政诉讼法修改的过程
日本现行的行政诉讼法（日语称之为《行政事件訴訟法》）是在1962年制定的。在之后行政诉讼法的适用中，法院也发展出了一些富有创造性的判例，推动了行政诉讼法的发展。行政法学界受到判例的影响也展开了行政诉讼法的解释论研究。然而，要将司法对行政的审查功能固定化，判例法还是不能充分地发挥其作用。行政法学界认识到解释论所产生的影响力是有其界限的，之后立法论显得更加有力。在1990年代，立法论的倾向更加强劲，并作出了修改纲要案。然而，这些种种修改的必要性只是以行政法学者为中心而得到提倡的，大约40年间，日本的行政诉讼法并没有实质的修改。[①]
这种局面到世纪之交时有了转变。1999年7月2日，日本成立了由13名委员构成的“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国会通过了《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设置法》，规定了审议会的任务：为了实现国民相对容易地利用司法制度、国民对司法制度的参与、充实强化法曹的理想状态及其功能而进行其他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基盘的整备，审议会应就此所需的必要的基本政策而进行调查审议。[②]2001年6月12日，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向内阁提出了《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意见书》。在有关行政诉讼改革方面，它指出，需要对司法与行政的作用进行综合的多角度的检讨。在有关这一问题具体的解决策略进行研究中，需要确保事务的性质、司法制度改革的视点与行政改革的动向之间的整合性，这是不可欠缺的。另外，也有必要充分留意行政程序法、情报公开法、行政不服审查法等相关联的法制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国家赔偿法之间适当的分工。特别是，应该考虑到与充实行政委员会准司法功能之间的关系。毕竟，在考察司法对行政进行审查的理想状态时，仔细吟味统治构造中行政以及司法的作用、功能及其界限、特别是三权之间的相互关系司法是不可欠缺的。从国民权利救济的实效化的角度来看，基于对行政作用控制功能的理想状态及其强化的谋略、行政过程整体的洞察，需要在“法的支配”的基本理念下，对司法与行政各自的作用进行综合的多角度的研究。政府应该尽快就包括重新认识行政诉讼法在内的对行政进行司法审查的理想状态开始正式的检讨。[③]
根据2001年11月16日公布的《司法制度改革推进法》的规定，在司法制度改革推进本部设立“行政诉讼检讨会”（即行政诉讼研究会，主席：东亚大学盐野宏教授）。从2002年2月18日起，行政诉讼检讨会经历了27回的审议，于2004年1月6日发布了《重新认识行政诉讼制度的见解》。政府基于行政诉讼检讨会整理后的见解形成了行政诉讼法修改案，于3月2日向国会正式提出。国会众议院、参议院先后审议，于6月2日通过，并作为第84号法律于6月9日公布。
二、日本行政诉讼法修改的要点
日本这一次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是一次具有实质性内容的修改，从更加有效地保护国民权利利益而整备救济程序的观点出发，对其行政诉讼法作出了大致以下四个方面的修改。
（一）救济范围的扩大
1.撤销诉讼原告资格的实质的扩大
“诉讼，并不是为了给当事人以观念上的满足，而是旨在给当事人实质的救济的制度。提起诉讼意味着给国民带来实益。‘无利益无诉权’的原则当然也适用于撤销诉讼。主张行政处理违法、请求予以撤销应该有‘诉的利益’。”[④]诉的利益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侧面进行考察。主观方面，撤销诉讼的原告应是对请求撤销处理有法律上的利益者，这就是原告资格；而客观方面，撤销处理时，现实地得到法律上利益的回复状态。这就是狭义上的诉的利益。在学说上，关于原告资格的判断标准，存在着权利享受回复说、法律上保护的利益救济说、值得保护的利益救济说和行政处理的合法性保障说等学说，[⑤]但日本行政诉讼法采用的是法律上保护的利益救济说。日本原行政诉讼法第9条仅有一款规定，即撤销诉讼只限于就请求撤销该行政处理或裁决具有法律上利益的人（包括即使在行政处理或裁决的效果因期限已过及其他理由而失效后，仍具有通过撤销行政处理或裁决而应予恢复的法律上的利益者可以提起诉讼）。判例上采用了法律上保护的利益标准而根据法条狭窄地解释原告资格。[⑥]这里的法律就是实定法。实定法所保护的利益区别于反射性利益，对于反射性利益是不予保护的，反射性利益只是法律实施反射的效果而已，个人对此不享有请求权。学说上对此予以批判，司法实务中也对反射性利益尽量进行限缩性解释。然而法律上保护的利益说还是受到对国民的救济范围过于狭小、对行政的监督范围也相应地缩小的批评。
日本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增加了一款作为第9条的第二款，即“法院在判断行政处理或裁决的相对人以外的人是否具备前款所规定的法律上的利益时，应该不仅仅考虑作为该行政处理或裁决根据的法令的字面意思，而且要考虑该法令的宗旨和目的、以及该行政处理应该予以考虑的利益的内容和性质。在这一场合下，在考虑该法令的宗旨和目的时，可以参考与该法令具有共通目的的相关法令的宗旨和目的；在考虑该利益的内容和性质时，对于因为该行政处理或裁决违反作为其根据的法令而遭受侵害的利益，应该要斟酌其内容和性质以及侵害的样态和程度”。这一款规定要求法院不能狭窄地解释实定法有关原告资格的规定，而要参考实定法的立法宗旨和目的，甚至可以参考相关实定法的立法宗旨和目的，它对于拓展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是有益的。
2.科以义务诉讼的法定化
所谓科以义务诉讼，是指请求法院确认行政主体具有一定行为的义务、并命令行政主体为一定行为的诉讼。在日本，对于科以义务诉讼的容许性，大致存在着三种观点。其一是全面否定说。该学说接受司法与行政的权限分配论，认为行政主体的第一次判断权应留给行政权。行政权是否行使，在何种条件下、在什么时点应该如何行使，其判断原则上是行政权的责任。抗告诉讼的目的在于以行政主体的上述第一次判断为媒介撤销其违法的处理行为排除其违法状态。行政主体没有作出第一次判断时，所谓要求作出特定的行政行为或应命令其作出特定行政行为的诉讼，多数应不属于抗告诉讼的范畴。其二，补充的科以义务诉讼说（补充说）。该学说认为，科以义务诉讼与撤销诉讼之间是补充的关系，在没有其他适当的救济手段时，可以考虑适用科以义务诉讼。其具体的条件是该行政行为一义性的确定（明白性）和将发生难以回复的损害。其三，独立的科以义务诉讼说（独立说）。与是否能获得撤销诉讼的救济无关，审理的结果判决成熟时，法院就可以作出科以义务诉讼。这时并没有侵害行政主体的第一次判断权，也没有否定裁量权，而是强调了救济私人一方的必要性。全面否定说逐渐被学说和判例大体上否定了。如果仅仅考虑原告的救济，则独立说是最佳的。但是问题在于，对于如何在原告的救济和推行行政的便宜之间确保均衡，立法权是否有裁量的余地；如果有的话，则该裁量余地在现行法制中处于何种状态？关于前者，剥夺宪法所规定的接受裁判的权利，本来是对立法权也是不能允许的，但关于救济的方法，对立法权享有一定的裁量也没有异议。[⑦]通说持补充说。
科以义务诉讼原来只是作为无名抗告诉讼或者法定外抗告诉讼而存在，这一次被法定化了，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将科以义务诉讼明确地列举出来予以规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基于传统的权力分立论而不容许科以义务诉讼的观点，[⑧]确立了“法的支配”原则。修改时将科以义务诉讼新设一款，作为第3条第6款：“本法所称的‘科以义务诉讼’，是指在下列情况下旨在请求法院命令行政厅[⑨]作出其行政处理或裁决的诉讼：（1）行政厅应该作出一定的行政处理而没有作出时（除第（2）项情况外）；（2）基于法令的宗旨申请行政厅作出一定的行政处理或裁决或审查请求的场合下，该行政厅应该作出行政处理或裁决而没有作出时。”这与学术上的见解是大致相同的。从行政主体的角度来看，科以义务诉讼存在着两种诉讼典型，其一是申请满足型科以义务诉讼，即私人请求行政主体为一定行为，该申请遭到拒绝时，私人请求法院要求行政主体作为。这在给付行政领域最多。其二，是直接型科以义务诉讼，即在制定法上并没有预定私人的申请－行政主体的决定这样的体系，私人请求行政主体发动其公权力。其典型是在公害、环境行政等领域。从私人的角度来看，上述两种类型大致对应着利益享受型科以义务诉讼和妨害排除型科以义务诉讼两种。[⑩]
新行政诉讼法第37条之
二、之三[11]规定了科以义务诉讼的起诉要件和胜诉要件。其起诉要件有：第一，诉的利益要件。科以义务诉讼，限于对要求责令行政机关应当作出一定处理具有法律上的利益者，才能够提起。法律上的利益的有无的判断，准用第9条第2款之规定，也就是本文上面所述的原告资格的判断标准。对原告基于该法令的申请或审查请求，行政主体在相当的期间内未作出任何处理或裁决的，或者作出了驳回或不予受理的处理或裁决，该处理或裁决应被撤销、无效或不存在的，这时原告方可提起科以义务诉讼。如果原告没有基于法令提出申请或审查请求，则不能提起科以义务诉讼。第二，紧急性。科以义务诉讼仅限于由于不作出一定的处理有可能造成重大损害方可提起。法院在判断是否产生重大损害时，既要考虑损害的恢复的困难程度，又要考量损害的性质、程度及其处理的内容和性质。第三，补充性要件。为避免此种损害发生尚无其他适当方法时，才可以提起科以义务诉讼。请求责令行政机关应作出一定裁决的，仅限于就处理提出审查请求后，不能提起有关该处理的撤销处理之诉或无效等确认之诉时，才可以提起。
其胜诉要件是：符合科以义务诉讼的起诉要件时，关于与科以义务诉讼有关的处理，若法院认为行政机关应当作出处理而作为该处理依据的法令的规定又是明确的，或认为行政机关未作出该处理是超越裁量权范围或滥用裁量权时，法院可以判令行政机关作出该处理。这里实际上规定了可任选其一的胜诉要件，其一是法令规定的明确性或一义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羁束的情形，违反该规定，则可作出科以义务诉讼；其二是行政主体享有裁量权的情形，但存在逾越或滥用的情形，也可以作出科以义务诉讼。司法在这里在很大程度上是尊重行政机关的选择和判断，但是也在一定条件下破除了行政的首次判断权。
3.禁止诉讼的法定化
所谓禁止诉讼，又称之为预防诉讼或预防性停止作为诉讼，旨在请求法院禁止行政主体发动公权力。它与科以义务诉讼刚好是一对相反的诉讼，前者旨在禁止作为而希望不作为，后者旨在督促作为而禁止不作为。禁止诉讼原先在日本的行政诉讼法中也是没有明文规定的。关于禁止诉讼的容许性，学说上并不存在全面否定说，而是在补充性肯定说中徘徊。在下级法院的判例中，容许禁止诉讼的要件，与科以义务诉讼一样，都是要求一义性（行政主体应作出行政处理受法律的羁束而没有自由裁量的余地）、紧急性（不承认事前审查的话损害很大，事前救济具有显著的必要性）和补充性（没有其他适当的救济方法）。[12]
原来作为无名抗告诉讼或者法定外抗告诉讼的禁止诉讼这一次被法定化了，也就是说，在这次修改时将禁止诉讼明确地列举出来予以规定。将禁止诉讼新设一款，作为第3条第7款：“本法所称的‘禁止诉讼’，是指在行政厅不应作出一定的行政处理或裁决的场合下，旨在请求法院禁止行政厅作出该行政处理或裁决的诉讼。”在第37条之四中规定了禁止诉讼的起诉要件。第一，诉的利益要件。禁止诉讼，限于有请求责令行政厅不准作出一定处理或裁决的法律上的利益者，才能够提起。判断有无法律上的利益，准用第9条第2款的规定。第二，必要性要件。禁止诉讼，限于作出的一定处理或裁决有可能造成重大损害时，才能够提起。但是，有避免此种损害的其他适当方法时，则不受此限。法院在判断是否产生重大损害时，应当考虑损害恢复的困难程度、考量损害的性质、程度以及处理或裁决的内容和性质。在第37条之四中还规定了禁止诉讼的胜诉要件。符合禁止诉讼起诉要件的，法院认为有关与禁止诉讼相关的处理或裁决，行政厅不应作出处理或裁决并且作为该处理或裁决根据的法令规定是明确的，或认为行政厅作出该处理或裁决是超越裁量权范围或者滥用裁量权的，可判决令行政厅不准作出该处理或裁决。这里实际上规定了可任选其一的胜诉要件，其一是法令规定的明确性或一义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羁束的情形，违反该规定，则可作出禁止判决；其二是行政主体享有裁量权的情形，但存在逾越或滥用的情形，也可以作出禁止判决。司法在这里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尊重行政机关的选择和判断。
4.作为当事人诉讼一种类型的确认诉讼的明确化
原行政诉讼法第4条规定的是当事人诉讼，该条规定，当事人诉讼是指关于确认或形成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行政处理或裁决的诉讼，是关于以作为根据的法令规定其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为被告以及公法上的法律关系的诉讼。修改时，在“以及”之后加上“公法上的法律关系的确认之诉”。这样就将公法关系的确认之诉明确作为当事人诉讼的一种类型加以明确，即作为当事人诉讼的确认之诉。其修改的目的在于，与国民与行政主体之间多样化的法律关系相适应，要让作为当事人诉讼的确认之诉有效地发挥国民的权利利益实效性的救济功能，有必要特别予以注意和确认。[13]在现实中，存在着不能解释为行政主体行使公权力的行政的行为，因这种行为而生纷争，如达到司法审查的成熟性要求时，则可灵活运用当事人诉讼的托盘，确保国民权利利益的实效性的救济。例如，在行政计划过程的中间阶段，因行政的行为而产生法律关系，有利害关系的国民虽然不能提起抗告诉讼但是可以灵活运用当事人诉讼的托盘，来开辟救济的路径。
（二）审理的充实与促进
为了充实和促进行政诉讼的审理，这次修改特别新设了提出行政处理理由资料的制度，并将这一制度规定在第23条之后作为第23条之二：
“为了明了诉讼关系，法院认为有必要时，可以作出如下处理：（1）对作为被告的国家或者公共团体所属的行政厅或者作为被告的行政厅，可以要求其提供所保存的有关行政处理或裁决的内容、作为行政处理根据的法令的条款、说明作为行政处理或裁决原因的事实以及其他行政处理或裁决的理由的资料（下一款规定的与审查请求有关的案件记录除外）的一部分或全部。（2）委托前款中规定的行政厅之外的其他行政厅送交该行政厅保存的前款中规定的资料的一部分或者全部。
法院就行政处理的审查请求作出裁决之后，又提起撤销诉讼的，可以作出如下处理：（1）对作为被告的国家或者公共团体所属的行政厅或者作为被告的行政厅，可以要求其提供所保存的与该审查请求有关的资料的一部分或全部。（2）委托前款中规定的行政厅之外的其他行政厅送交该行政厅保存的前款中规定的资料的一部分或者全部。
第二篇：行政诉讼法最新修改部分
行政诉讼法全文（2015年最新版本）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
(2014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一条修改为：“为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二、第二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
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三条：“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起诉权利，对应当受理的行政案件依法受理。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
“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
四、将第十一条改为第十二条，将第一款修改为：“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
“(一)对行政拘留、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罚款、警告等行政处罚不服的;
“(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不服的;
“(三)申请行政许可，行政机关拒绝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不予答复，或者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行政许可的其他决定不服的;
“(四)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关于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的;
“(五)对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定不服的;
“(六)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
“(七)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经营自主权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经营权的;
“(八)认为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
“(九)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摊派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的;
“(十)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的;
“(十一)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
“(十二)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
五、将第十四条改为第十五条，修改为：“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
“(一)对国务院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
“(二)海关处理的案件;
“(三)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
“(四)其他法律规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
六、将第十七条改为第十八条，修改为：“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经复议的案件，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
七、将第二十条改为第二十一条，修改为：“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原告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
八、将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二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移送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受移送的人民法院认为受移送的案件按照规定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不得再自行移送。”
九、将第二十三条改为第二十四条，修改为：“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
“下级人民法院对其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认为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审理或者指定管辖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法院决定。”
十、将第二十四条改为第二十五条，将第一款修改为：“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
十一、将第二十五条改为第二十六条，将第二款修改为：“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复议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将第四款改为第五款，修改为：“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将第五款改为第六款，修改为：“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十二、将第二十六条改为第二十七条，修改为：“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因同一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或者因同类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
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八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可以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应当经被代表的当事人同意。”
十四、将第二十七条改为第二十九条，修改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人民法院判决第三人承担义务或者减损第三人权益的，第三人有权依法提起上诉。”
十五、将第二十九条改为第三十一条，修改为：“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
“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
“(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
“(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
十六、将第三十条改为第三十二条，修改为：“代理诉讼的律师，有权按照规定查阅、复制本案有关材料，有权向有关组织和公民调查，收集与本案有关的证据。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材料，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保密。
“当事人和其他诉讼代理人有权按照规定查阅、复制本案庭审材料，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除外。”
十七、将第三十一条改为第三十三条，修改为：“证据包括：
“(一)书证;
“(二)物证;
“(三)视听资料;
“(四)电子数据;
“(五)证人证言;
“(六)当事人的陈述;
“(七)鉴定意见;
“(八)勘验笔录、现场笔录。
“以上证据经法庭审查属实，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十八、将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三十四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
十九、将第三十三条改为第三十五条，修改为：“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不得自行向原告、第三人和证人收集证据。”
二十、增加三条，作为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
“第三十六条 被告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已经收集了证据，但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延期提供。
“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了其在行政处理程序中没有提出的理由或者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被告可以补充证据。
“第三十七条 原告可以提供证明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成立的，不免除被告的举证责任。
“第三十八条 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据。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
“(二)原告因正当理由不能提供证据的。
“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二
十一、将第三十四条改为两条，作为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修改为：
“第三十九条 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
“第四十条 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但是，不得为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
二
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一条：“与本案有关的下列证据，原告或者第三人不能自行收集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
“(一)由国家机关保存而须由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
“(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
“(三)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
二
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三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不得在公开开庭时出示。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对未采纳的证据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说明理由。
“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二
十四、将第三十七条改为第四十四条，修改为：“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
十五、将第三十八条改为第四十五条，修改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
十六、将第三十九条改为第四十六条，修改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二
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七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紧急情况下请求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不履行的，提起诉讼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
二
十八、将第四十条改为第四十八条，修改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特殊情况耽误起诉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十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二
十九、将第四十一条改为第四十九条，将第一项修改为：“(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三
十、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条：“起诉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
“书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由人民法院记入笔录，出具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并告知对方当事人。”
三
十一、将第四十二条改为两条，作为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修改为：
“第五十一条 人民法院在接到起诉状时对符合本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
“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本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接收起诉状，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并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作出不予立案的裁定。裁定书应当载明不予立案的理由。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起诉状内容欠缺或者有其他错误的，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并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内容。不得未经指导和释明即以起诉不符合条件为由不接收起诉状。
“对于不接收起诉状、接收起诉状后不出具书面凭证，以及不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起诉状内容的，当事人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投诉，上级人民法院应当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二条 人民法院既不立案，又不作出不予立案裁定的，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起诉。上一级人民法院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立案、审理，也可以指定其他下级人民法院立案、审理。”
三
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三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
“前款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含规章。”
三
十三、将第七章分为五节，增加节名，规定：“第一节 一般规定”，内容为第五十四条至第六十六条;“第二节 第一审普通程序”，内容为第六十七条至第八十一条;“第三节 简易程序”，内容为第八十二条至第八十四条;“第四节 第二审程序”，内容为第八十五条至第八十九条;“第五节 审判监督程序”，内容为第九十条至第九十三条。
三
十四、将第四十三条改为第六十七条，将第一款修改为：“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并提出答辩状。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答辩状之日起五日内，将答辩状副本发送原告。”
三
十五、将第四十四条改为第五十六条，修改为：“诉讼期间，不停止行政行为的执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定停止执行：
“(一)被告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
“(二)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停止执行，人民法院认为该行政行为的执行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并且停止执行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三)人民法院认为该行政行为的执行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停止执行的。
“当事人对停止执行或者不停止执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
三
十六、将第四十五条改为第五十四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
三
十七、将第四十七条改为第五十五条，将第四款修改为：“院长担任审判长时的回避，由审判委员会决定;审判人员的回避，由院长决定;其他人员的回避，由审判长决定。当事人对决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
三
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七条：“人民法院对起诉行政机关没有依法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金和工伤、医疗社会保险金的案件，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原告生活的，可以根据原告的申请，裁定先予执行。
“当事人对先予执行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三
十九、将第四十八条改为第五十八条，修改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照撤诉处理;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四
十、将第四十九条改为第五十九条，修改为：“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或者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十五日以下的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有义务协助调查、执行的人，对人民法院的协助调查决定、协助执行通知书，无故推拖、拒绝或者妨碍调查、执行的;
“(二)伪造、隐藏、毁灭证据或者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
“(三)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或者威胁、阻止证人作证的;
“(四)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的;
“(五)以欺骗、胁迫等非法手段使原告撤诉的;
“(六)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或者以哄闹、冲击法庭等方法扰乱人民法院工作秩序的;
“(七)对人民法院审判人员或者其他工作人员、诉讼参与人、协助调查和执行的人员恐吓、侮辱、诽谤、诬陷、殴打、围攻或者打击报复的。
“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拘留须经人民法院院长批准。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
四
十一、将第五十条改为第六十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是，行政赔偿、补偿以及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的案件可以调解。
“调解应当遵循自愿、合法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四
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一条：“在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和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的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
“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认为行政案件的审理需以民事诉讼的裁判为依据的，可以裁定中止行政诉讼。”
四
十三、将第五十三条改为第六十三条第三款，修改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规章。”
四
十四、增加两条，作为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
“第六十四条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经审查认为本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向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
“第六十五条 人民法院应当公开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供公众查阅，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除外。”
四
十五、将第五十四条改为四条，作为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七条，修改为：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七十条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
“第七十二条 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第七十七条 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或者其他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变更。
“人民法院判决变更，不得加重原告的义务或者减损原告的权益。但利害关系人同为原告，且诉讼请求相反的除外。”
四
十六、增加七条，作为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第七十六条、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
“第七十三条 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被告依法负有给付义务的，判决被告履行给付义务。
“第七十四条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
“第七十五条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
“第七十六条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十八条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
“被告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合法，但未依法给予补偿的，人民法院判决给予补偿。
“第七十九条 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
“第八十条 人民法院对公开审理和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律公开宣告判决。
“当庭宣判的，应当在十日内发送判决书;定期宣判的，宣判后立即发给判决书。
“宣告判决时，必须告知当事人上诉权利、上诉期限和上诉的人民法院。”
四
十七、将第五十六条改为第六十六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认为行政机关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违法违纪的，应当将有关材料移送监察机关、该行政机关或者其上一级行政机关;认为有犯罪行为的，应当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检察机关。
“人民法院对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将被告拒不到庭或者中途退庭的情况予以公告，并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被告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依法给予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处分的司法建议。”
四
十八、将第五十七条改为第八十一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作出第一审判决。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案件需要延长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四
十九、增加三条，作为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第八十四条：
“第八十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认为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一)被诉行政行为是依法当场作出的;
“(二)案件涉及款额二千元以下的;
“(三)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
“除前款规定以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当事人各方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发回重审、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
“第八十三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行政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审结。
“第八十四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裁定转为普通程序。”
五
十、将第五十九条改为第八十六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
五
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八十七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对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和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
五
十二、将第六十条改为第八十八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在收到上诉状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终审判决。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延长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五
十三、将第六十一条改为第八十九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
五
十四、将第六十二条改为第九十条，修改为：“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判决、裁定不停止执行。”
五
十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九十一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确有错误的;
“(二)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未经质证或者系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的;
“(五)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六)原判决、裁定遗漏诉讼请求的;
“(七)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八)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五
十六、将第六十三条改为第九十二条，修改为：“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情形之一，或者发现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书内容违法，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情形之一，或者发现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书内容违法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五
十七、将第六十四条改为第九十三条，修改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情形之一，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提出抗诉。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情形之一，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也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五
十八、将第六十五条改为三条，作为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六条，修改为：
“第九十四条 当事人必须履行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
“第九十五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拒绝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的，行政机关或者第三人可以向第一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者由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
“第九十六条 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应当归还的罚款或者应当给付的款额，通知银行从该行政机关的账户内划拨;
“(二)在规定期限内不履行的，从期满之日起，对该行政机关负责人按日处五十元至一百元的罚款;
“(三)将行政机关拒绝履行的情况予以公告;
“(四)向监察机关或者该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司法建议。接受司法建议的机关，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告知人民法院;
“(五)拒不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社会影响恶劣的，可以对该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拘留;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
十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零一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关于期间、送达、财产保全、开庭审理、调解、中止诉讼、终结诉讼、简易程序、执行等，以及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案件受理、审理、裁判、执行的监督，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六
十、将本法相关条文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修改为“行政行为”。
六
十一、将第四十六条改为第六十八条，第五十五条改为第七十一条。删去第三十五条、第九章的章名、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二条。
本决定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第三篇：行政诉讼法修改与依法行政
行政诉讼法修改与依法行政
----王 才 亮-----
一、行政诉讼法修改的背景
此次修正案是25年的第一次，其修改力度之大令许多人不理解。作为这个修改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我对行政诉讼法修正案(以下简称修正案）持肯定态度，并认为其将对于社会进步将有重大影响。
1、主观上原因
中国共产党经过65年的执政，党内对依法治国的基础是依法执政，这一点已经是共识。依法执政的核心应当是依法行政即依据宪法与法律的规定管理国家的行政事务。而行政权力能否得到有效的监督与约束则是依法行政的必要条件。
25年前，执政者看到了这个问题，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诉讼法》，使依法执政上了一个台阶。但是，此后的执行情况并不理想，行政诉讼制度离“法治国家”的要求，离让人民群众感到公平正义与构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还有着巨大的差距。行政诉讼在解决行政争议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尚得不到人民群众的由衷认同，我对此是深有体会。
2、客观上的原因
现在的行政诉讼法的确无法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作为长期关心不动产征收制度并以行政诉讼作为解决拆迁纠纷途径的执业律师，当然希望征地拆迁矛盾能进法院解决，尽量防止极端事件的发生。遗憾的是，我在长期的实践中感受到的是法院立案难、审判难、执行难的问题十分严重，导致许多被征地、拆迁人难以得到司法救济而踏上上访路。据有关部门统计，2013年，全国信访系统接待超过1000万人(次)，其中涉及到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有争议的超过600万件。其中由于被征地、拆迁的原因占了40%左右。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每年不到14万件，而作为行政机关自我纠正错误的行政复议受理行政复议还不到10万件，二者合计只占当年行政纠纷的3%。这么多的行政纠纷没有进入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而是沉淀在信访路上，表现出行政诉讼制度已经处于架空的边缘。这里有法官们的法律意识的原因，也有法律本身存在缺陷的原因。这个问题不解决，依法治国实在是空谈。为此，建立真正的行政诉讼制度才有真正的依法治国。全国人大启动的修改《行政诉讼法》工作，并且真正的实施这个法律就十分重要。
3、中央的决心
为解决法律本身的问题，全国人大启动了25年来的首次大修改。这是人们预料之中但有些期盼的立法大动作。2013年12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2013年12月31日至2014年1月30日，修正案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之后，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各方面的意见，对修正案草案作了修改，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2014年8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对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进行了审议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在中国人大网公布，社会公众可以直接登录中国人大网提出意见，也可以将意见寄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2014年10月16日，全国人大法工委召开《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立法评估会》，进行了评估论证。在10月27日人大常委会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十八屇四中全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修改行政诉讼法是其中的措施之一，尤其是全会超出<修正案(建议稿)>的内容，将立案案审查制度改为立案登记制度，对于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正案起了推动作用。2014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发布了第十五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公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并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
二、修正案的核心改变 我们首先要看到修正案的核心改变是将第一条修改为：“为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与原法条对比，就可以发现存在一改、一增、一减。
一改:将原来的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改为了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一增:增加了”解决行政争议”六个字。
一减:减去了“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中的维护和三个字。
从上述一改、一增、一减，我们可以清楚地立法目的调整的思路，表达了最高权力机关此修改活动的目的。“解决行政争议”是此次修改的核心，也是该法实施的目的。长期以来，许多地方的行政审判活动流于形式，不解决行政争议，致使行政诉讼制度无存在意义。至于原来的规定行政诉讼居然要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那让法院怎么办？模糊了司法监督的职能，同时也是目前民众信访不信法的主要原因。
三、修正案的具体影响
围绕上述指导思想上的修改，纲举目张地在修正案的具体的条款中作出了许多进一步的规定，以有利于以司法手段解决行政争议，归纳起来有65 处，其中与行政机关直接影响的有以下九个方面:(一)、增加了被告以及被诉行为的范围。
1、将被诉对象由‘具体行政行为’扩大至‘行政行为’。25年前立法中用“具体行政行为”的概念，针对的是“抽象行政行为”，主要考虑是限定可诉范围。这次修改将现行行政诉讼法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统一修改为“行政行为”。
2、明确不仅仅是行政机关当被告。修正案在第二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前款所称行政机关，包括依照法律、法规、规章授权作出行政行为的组织”，从被告主体方面进一步明确扩大了行政诉讼的范围。
3、复议机关不依法履责就可能当被告。行政复议本来是解决行政争议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近年来行政复议成为走过场，失去了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之一是法律制度设计的不合理。实践中复议机关为了不当被告，维持原行政行为的现象比较普遍。修正案对此修改为： “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4、复议机关不按期履责也可以被告。修正案并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复议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5、法院对复议机关享有全面审查权。修正案新增的第七十九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
6、征收、征用及其补偿决定明确可诉。在修正案的第十二条受理案件的列举中由八点扩大至十二点，其中最重要的是针对当前情况增加了“
（五）对征收、征用及其补偿决定不服的；”可诉。
7、对于长期以来的行政合同能否列入行政诉讼范围的争论有突破性的规定。修正案的第十二条受理范围的列举中增加了“(十一)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规定。
修正案第七十八条对于行政合同违约的情形作出了新的规定: “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继续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被告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合法，但未依法给予补偿的，人民法院判决给予补偿”(二)、为保障行政相对人的诉权，作出了系列规定。
诉权，首先表现在立案环节。因此，立案环节的公正，直接关乎民众对于法治的根本认同。只有真正赋予立案环节的公正，才能使行政诉讼制度真正地得到社会认可。反之，当立案成为问题，民众对司法救济的希望将破碎，转而上访或自力救济，矛盾激化往往就难以逆转。客观地说，全国行政诉讼立案难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缓解。众多的地方法院在服从法律还是地方党委、政府领导的问题上选择了后者，其多样化的违法手段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落空，当事人立案十分艰难。
针对立案难的问题，这次修订行政诉讼法的工作将其作为重点之一作出了针对性的规定，将立案审查制度改变为立案登记制度，并且有一系列的配套规定以保证公民的诉权，如规定法官在立案环节刁难起诉人的言行将受到查处。
立案环节的公正，对于所有提起行政诉讼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建立对行政诉讼制度的信心之意义，对此无论如何评价均不为过。
1、在原则要求上，修正案中增加一条，作为第三条：“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起诉权利，对应当受理的行政案件依法受理。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
2、在具体程序安排上，修正案新增加两条，作为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条起诉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
“书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由人民法院记入笔录，出具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并告知对方当事人”。
“第五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在接到起诉状时当场予以登记立案。
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本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接收起诉状,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并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作出不予立案的裁定。裁定书应当载明不予立案的理由。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起诉状内容欠缺或者有其他错误的，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并一次性告知当事人补正。不得未经指导和释明即以起诉不符合条件为由不接收起诉状”。
“对于不接收起诉状、接收起诉状后不出具书面凭证，以及不一次性告知当事人补正起诉状内容的，当事人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投诉，上级人民法院应当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3、修改后的第五十二条规定：“起诉符合本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接到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七日内立案，并通知当事人；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作出裁定书，不予受理。裁定书应当载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人民法院在七日内既不立案，又不作出裁定书的，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起诉。上一级人民法院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立案、审理，也可以指定其他下级人民法院立案、审理。”
坦率直言，我对于上述有关立案的新规定肯定的同时仍然担心其是否能落实到实处。但无论如何，有了新的明确规定总是比过去含糊不清的状况要好。(三)、管辖制度的重大变化
对被告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第一审案件的管辖，关系到一审法院与被诉行政机关的联系，在未确立跨行政区划的行政审判机关之前其对于司法公正尤为重要。对此，修正案作出了一些新规定。
1•将原第十七条改为第十八条，修改为：“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经复议的案件，起诉复议机关的，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高级人民法院可以确定若干基层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第一审行政案件。” 这里的“经复议的案件，起诉复议机关的，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之规定可能成为律师为委托人考虑避开地方政府干扰司法的重要手段。
2、将第十四条改为第十六条，删去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行政案件中有关知识产权的案件，明确增加了管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
3、将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二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移送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受移送的人民法院认为受移送的案件按照规定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不得再自行移送。”
4、将第二十三条改为第二十四条，修改为：“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
“下级人民法院对其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认为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审理或者指定管辖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法院决定。”
这个法条的修改中删去了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严重争议的上级人民法院“也可以把自己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移交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的规定，其意义十分重大。(四)、诉讼参加人的范围有所调整。
行政诉讼的参加人的范围对于行政诉讼制度的科学性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修正案根据25年来行政审判的具体情况和依法治国的要求，对于原告、第三人、共同诉讼和委托代理人作了一定的调整。
1、将第二十四条改为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该修改将原告的范围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前明确了“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这个范围。
2、对委托代理人的规定将修改为：“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
“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
“
（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
（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
“
（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
对于上述规定，最高法院已经在一些地区进行试点，预计很快将出台更具操作性的司法解释。该法条中，需要重视的是修正案第三条中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作出的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也可以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若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的，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可能因出庭代理人数的限制而对聘请律师造成影响。
其次，诉讼代理人中对于近亲属的限制性规定是把双刃剑，各有利弊。
3、增加了共同诉讼的规定，新增的第二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可以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必须经被代表的当事人同意。”
4、第三人的规定更细致，修正案将原第二十七条改为第二十九条，修改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人民法院判决承担义务的第三人，有权依法提起上诉。”
5、将第三十条改为第三十二条，修改为：“代理诉讼的律师，可以按照规定查阅、复制本案有关材料，可以向有关组织和公民调查，收集证据。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材料，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保密。
“当事人和其他诉讼代理人可以按照规定查阅、复制本案庭审材料，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除外。”
该法条主要是新增了律师可以复制本案有关材料的规定。(五)、诉讼期间延长的本意
原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只有三个月，当事人很容易因超过起诉期限而失去请求人民法院救济的权利。修正案适当延长了起诉期限有利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维护合法权益。
1、将第三十九条改为第四十六条，修改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从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从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七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紧急情况下请求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不履行的，起诉期限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3、将第四十条改为第四十八条，修改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当事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其他特殊情况耽误起诉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的十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该法条修改重点是要明确“其他不属于当事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的规定，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诉权，进而使大量的访民进入法院，给行政机关带来了考验。(六)、修改举证相关的规定，以促进司法公正。
修正案在证据章节基本上是将相关司法解释引人法律，使之更具有权威性，使行政诉讼中的证据制度更加完善，也更有利于司法公正。
1、新增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经人民法院准许，被告可以补充证据：
“
（一）被告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已经收集了证据，但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的；
“
（二）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了其在行政处理程序中没有提出的理由或者证据的。
2、新增第三十七条规定:“原告可以提供证明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成立的，不免除被告的举证责任。
3、新增第三十八条规定:“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据。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
（二）原告因正当理由不能提供证据的。
“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4、将第三十四条改为二条，第三十九规定： “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
第四十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但是，不得为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 其中，“但是，不得为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为新增加条款，有利于防止有碍司法公正的情况发生。
5、修正案新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一条：“与本案有关的下列证据，原告或者第三人不能自行收集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
“
（一）由国家机关保存而须由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
“
（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
“
（三）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
6、修正案删去了原第三十五条有关人民法院进行鉴定的规定，使其与民事诉讼法规定相一致。
7、修正案新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三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不得在公开开庭时出示。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对未采纳的证据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说明理由。
“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七)、新增了对规范性文件审查的规定。
2000年实施的立法法对于地方政府的立法权限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许多地方政府仍然习惯于超越职权颁布实施一些与法不符且损害大众利益的红头文件。而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尽管发现了这些规章以外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却因为没有审查权等多种原因，仍将其作为认定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因此造成司法不公。
为此，修正案增加了两条新规定:
第一，第五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
“前款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含规章。”
第二，第六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经审查认为本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应当向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
虽然这个规定对于规范性文件的审查仅仅是开了一个小口子，口气也不是很坚决，但我认为其意义十分重大，像目前一些地方政府随意作出的限购、限牌等限制公民权利的红头文件游离于司法监督之外的状况将逐步得到改变。
需要注意的是，立法法正在修订中，有关限制地方政府和人大的立法权是主流呼声。(八)、方便原告诉讼的规定有利于公民维权。
为保障民众的诉权，减少诉累，修正案对于方便原告诉讼方面新增了行政附带民事和使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等作出了新的规定，以保护诉讼参加人的合法权益。
1、修正案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二条：“在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和就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的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
“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认为该行政案件审理需以民事诉讼的裁判为依据的，裁定中止行政诉讼。”
1、修正案针对简易程序有了规定。
第八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认为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
（一）被诉行政行为是依法当场作出的；
“
（二）案件涉及款额二千元以下的；
“
（三）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
“除前款规定以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当事人各方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发回重审、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
第八十三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行政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审结。
第八十四条“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裁定转为普通程序。”
3、修正案第五十五条增加了一款，作为第二款：“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
4、现行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七条、第六十条规定第一审案件和上诉案件的审理期限分别为三个月和两个月，审理期限过短，实践中许多案件难以在法定期限内审结。根据行政审判的实际情况，修正案适当延长了第一审案件和上诉案件的审理期限，将第一审案件和上诉案件的审理期限分别修改为六个月和三个月。(九)、裁判内容更贴近实际。
行政诉讼无论一、二审还是再审，当事人对于裁判内容十分关心。同样，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公正与否，裁判内容十分关键。对此，修正案围绕行政诉讼的裁判内容作了较多的调整，重要的影响是增加了对于不当行政行为的判决内容。
1、修正案第五十七条“诉讼期间，不停止行政行为的执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定停止行政行为的执行”中新增了三个规定：
第一，“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停止执行，人民法院认为该行政行为的执行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并且停止执行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第二，“人民法院认为该行政行为的执行将导致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重大损害的；” 第三，“当事人对停止执行或者不停止执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
2、修正案新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八条：“人民法院对起诉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费和支付工伤、医疗社会保险金案件，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原告生活的，可以根据原告的申请，裁定先予执行。
“当事人对先予执行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3、修正案第五十九条将原四十八条修改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照撤诉处理；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其中删去了原规定中两次合法传唤的规定，增加了“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的情况。而修正案第六十七条新增第二款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人民法院可以向其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人事机关提出依法给予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的建议”，以严肃诉讼秩序。
4、修正案根据行政审判25年来的具体情况，将第五十条改为第六十一条，内容修改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是，行政赔偿、补偿以及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的案件可以调解” “调解应当遵循自愿、合法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尽管还有点遮遮掩掩，但调解这个中国特色将是行政诉讼法修改后的亮点。
5、修正案将原法条第五十四条改为六条，其中第七十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撤销的行政行为情形中，增加一项“明显不当的”情形，突破了过去的行政审判只限于合法与否的限制。
6、修正案在第七十四条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情形中 “
（三）行政行为程序轻微瑕疵，能够补正的”修改为:“
（三）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7、修正案第七十五条规定: “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
8、修正案第七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判决时，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9、修正案第七十七条规定:“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或者其他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或者认定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变更。
“人民法院判决变更，不得加重原告的义务或者减少原告的利益。但利害关系人同为原告，且诉讼请求相反的除外。”
10、修正案第七十八条对于行政合同违约的情形作出了新的规定: “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继续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被告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合法，但未依法给予补偿的，人民法院判决给予补偿”。
11、修正案对于宣判方式增加了两条明确规定，其中第八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公开审理或者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律公开宣告判决。
“当庭宣判的，应当在十日内发送判决书；定期宣判的，宣判后立即发给判决书。
“宣告判决时，必须告知当事人上诉权利、上诉期限和上诉的法院。
第六十六条规定，“公众可以查阅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除外。”
12、修正案第八十六条对于上诉案件的审理程序修改为：“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 取代了过去的第五十九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认为事实清楚的，可以实行书面审理”的规定。并新增加一条，作为第八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对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和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
13、修正案对于行政案件的再审改了一条，新增了一条。其中，将第六十二条改为第九十条，修改为：“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判决、裁定不停止执行。”删去了可以向原审法院申请的规定。
增加一条，作为第九十一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
（一）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确有错误的；
“
（二）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未经质证或者系伪造的；
“
（四）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的；
“
（五）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
（六）原判决、裁定遗漏诉讼请求的；
“
（七）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
（八）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14、修正案第九十二条增加了发现有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书内容违法的问题即可启动再审的规定。
四、我们的工作重点
归纳行政诉讼法的上述修改，我们可以断定行政诉讼领域将是新的热点，而各方面对此准备工作并不充分。对此，我的建议是:
(一)、掌握好法律新规定(包括相关实体法律、法规、规章)的变化，做好准备工作，对已有的矛盾要善于化解。(二)、重视程序，工作要细，认真依法办事，出发点应当是预防行政纷争，解决行政争议，决不激化矛盾。(三)、应对相关法律事务，要有大局观念，诸多矛盾时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并注意主次矛盾转化。
第四篇：行政诉讼法修改的若干问题
行政诉讼法修改的若干问题
江必新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30——40%的原告胜诉率
行政诉讼法的不足正在显现
1.救济法益（对行政相对人的救济不足）每年11、12万行政诉讼案件，相当一部分案件是通过原告撤诉解决争端的，进入判决过程实际上不到40%，其中上诉率通常要达到70%、80%，经过两审终审后，申诉率也再90%。上诉率比民事案件、刑事案件要远远高出。在上诉和申诉的案件中，原告一方提出占了90%+
说明我们的行诉制度对保护公民利益还远远不够
整个诉讼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片被告
在转型时期，拆迁等案件很难处理
不处理，有案不受
涉及补偿标准，后案比较，补偿不断增加，政府无法承受
受理，保护政府，被指官官相护
即使判决也很难执行
制度层面的问题：我们的诉讼体制——管辖的机关方面存在问题
很难救济，即使获得救济，也是法院花了极大地精力进行调解
法院判同级败诉的几率极低。
上级法院能否处理好下级政府的案件呢？也很困难。区法院判镇案件，镇里的领导都是人大代表，那么院长的工作总结在人大会议上非常难以通过
县级法院审理同级政府的下属部门还相对容易。
行政诉讼实行合法性审查原则。随着依法行政的落实，真正意义上的违法行政越来越少，而在合法范围内的不合理行政越来越多。
法院变更行政处罚，困难极多
在实践中，滥用职权，该理由很难成立。“滥用职权”，在刑法上构成犯罪。法院在用此理由时需要非常谨慎。
相对人认为不合理，就申诉、上访
司法资源的配置，还是在于地方的政府和党委。遇到财政厅、发改委、公安等强势部门作为被告时，法院在撤销行政行为时会遇到很多的干预和阻力。
相对一部分行政机关在其决定内，写明“当事人不服，多少天内可向法院起诉”，但实际却对当事人百般阻挠，并且批评受理案件的法院
第二个大的问题，当事人请求司法救济的路径不畅。
1受理的条件限制太多，2受案范围过窄
3起诉时限过短（最长的也只有三个月）
4.原告资格限制过严
·法律规定“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非常宽泛——没有限制，在当下的特定情况下，司法机关无法做限制，一旦限制，就将过严。
·地方土政策限制案件受理，如受理特定案件必须地方党委或者政府同意。
·法院有案不受、有告不理。因为申诉制度、信访制度。那么以后该类案件，法院都要包下，牺牲法院极大地精力。
行政诉讼法的非理性
·很多借鉴国外制度，很多制度和我国并不相符，·而且实践中很多问题都还没有暴露出来，针对性不足
·在制定行政诉讼法时，我们的行政行为以行政处罚为主要行为进行设计
1对于不同的行政行为，其受理条件、方式等都是不一样的，但大多数法律条文都是行政处罚进行设计的。
2原告资格应当宽严适当
3被告的范围过窄，许多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主体被排除在外
4.诉讼的客体不尽准确，只限于具体行政行为（学界讨论）
以“行政行为”而不是“行政争议”（不一定表现为刑侦行为“为客体，大大限制的受案范围
5.起诉期限不统一
6前置程序过于复杂，7行政责任规定不完整。不作为
8裁判手段单一，除了三种手段之外，还有相当多的处理方式
9对程序违法的现象规定的过于原则、笼统。过度严格，忽视了目的性和效率
10程序的内容不完整
11概念系统不尽科学一审判决生效与二审撤销判决
总的来说，行政诉讼法存在的问题
1救济法益
2路径不畅
3理性不足
怎么完善
1.增强救济和补偿的有效性*修改行政诉讼法的核心问题
HOW？
1.将权利救济作为行政诉讼的主要价值功能
·多年实践发现并重不足以解决问题
·诉讼双方的当事人在实体法上是不对等的，行政机关永远处在强势地位
·权利救济和监督，是不是应该均衡。当事人撤诉，是否还应该继续审查，”权利救济和监督“，回答不同
2增加复议机关当被告的情况。如果当了被告就要被追究、扣分，复议机关宁可不改变原行政行为（不然要被当做被告）SHOULD 在维持的情况下作为共同被告，在改变的情况下作为单独被告。*复议机关正在走向委员会制（使得复议制度失去便捷的特点）
3实行相对集中地管辖制度和交叉管辖（相对集中的主管制度和管辖制度）。（1）是否可以在几个省合起来设立高级人民法院、几个市和起来„„（2）取消基层法院的行政案件管辖权（基层法院抗干扰的能力有限（3）由中级法院成立一个单独的行政审判庭，各基层院作为中院的派出法庭（4）直接在省一级或几个市设立中级法庭，下面在实行派出法庭
4增加诉讼停止执行的范围
区别对待，类型化处理，有可能侵害权益的停掉
国外立法例，既有停止也有比停止
5被告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要出庭应诉
IF不出庭应诉，听不到原告和法院的意见
而且行政案件公开审理，对他们有压力，他们有权当堂改变行政行为。
如果下属出庭，败诉将受到领导批评，转而指责法院不同，增加对法院的压力
6要委托原告一方调查取证，允许其获得证据
7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没有审查权
8对自由裁量权的监督。现在，”滥用职权“的概念，不好用，法院难判
增加对程序滥用的监督（法律无程序规定，但明显违反正当程序）
9构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制度。很多时候行政案件虽然处理了，但是民事诉讼却没有得到合理的处理。
分别处理会对同一法律关系作出不同的评价。合一审理，避免裁判的冲突
10增加和解、调解的因素
当初：行政机关没有处分空间；担心进入调解，行政机关会利用其强势地位；相对人败诉率增加
现在更多的案件是通过调解解决的，担心还是在地，需要通过制度设计进行防止
11适当增加裁判方式
裁判方式是司法权基本的一个表征。通过司法解释增加裁判方式。应该补充道诉讼法中 12调整变更判决的适用范围
行政处罚显示公正，直接变更非常困难，比如拘留如果变更将很难执行。完全可用通过撤销的方法，让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应当增加对行政裁决（民事）的变更，天然属于司法权管辖范围
很多情况下，当事人胜诉后，行政机关也不处理
13增加强制执行的手段和措施
增加对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或者直接责任人的处罚
14引入检察机关的监督机制，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权益，增加救济和监督的有效性
2.救济和监督的广泛性问题
1建立广义上行政行为的概念，既包括抽象行政行为，也包括具体行政行为
2采用概括式的肯定规定，不搞正面列举（限制受案范围）
3.限制终局裁决的范围。用”不属于法定受案范围“足矣
4.内部行政行为，和具有外部效果的中间行为
5明确行政公益诉讼范围。谁来提起？*授予检察机关比较合适，在某些情况下，社会团体。放开让个人提起，条件还不成熟
6将规章一下的抽象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最低限度，也要进行附带审查
7将行政不作为，普遍纳入受案范围
8扩大权利保护范围，涉及到合法权益便可提起诉讼，只要产生一种实质性的影响；既包括权利也包括实际利益
9适当地放宽起诉的期间。特别是规定不是当事人个人的主观原因而是客观原因导致无法提起
3.增强救济和监督的科学性问题
1.建立科学的概念系统。”公民“——”个人“、“自然人”
2.实现繁简分离，增加简易程序。是否和民事诉讼的简易程序完全相同？介乎与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关键：类型化
3.适当地同一起诉的期间
4.适当地统一前置程序。可以先向作出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异议”，行政机关有可能自行改正。进入法律程序，行政机关反而有一定可能坚持自己的决定。*对于减少诉讼有利（让行政机关自行解决争议）*现在程序混乱
5.增加行政机关作为原告的可能性。
在国外有政府告公民的案件也是行政诉讼（关键：有公权力的行使）
*现在的拆迁问题，当事人对拆迁决定不服，可以提出行政诉讼。当事人对补偿协议不服，当事人不告政府，政府着急，但却无法提起行政诉讼，只好改成民事诉讼。！政府不能当原告 6进一步完善其政策和制度
对不作为、第三人
7实行调判结合8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还是要作为裁判的依据。规章——参照
对合法有效地法院可以作为依据
9增加法律适用规则
10增加和规范提前管辖和飞跃上诉的制度
允许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是否相当于剥夺当事人的上诉权
要求法院独立自主进行审判
使得错案量大大增加。
解决：移送上级法院管辖，再无法，送至最高院。——避免出现很多的不同判
11.程序违法区分。
合法性只是行政诉讼追求的价值之一
目的性等也是其追求价值
轻微瑕疵不记——分别加以规定
12.适当延长审理期限
目前，一审只有3个月。
之前强调行政诉讼要快（以行政处罚为原型进行设计）
*一审延长为六个月
13.第一审裁判，认定为生效裁判。二审、终审为确定裁判
14完善再审制度
再审理由具体化、规范化
再审期间分类化
15增加援引民事诉讼法的条款。送达等许多规定是一样的
第五篇：日本图书馆服务特色述评(图书馆)
日本图书馆服务特色述评
陈枝清
摘要：结合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关西国际中心的学习和对日本大学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的参观，文章从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大学图书馆向社会开放，为残疾人服务，为儿童服务，多文化服务及汽车图书馆服务六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日本图书馆；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大学图书馆向社会开放；残疾人服务；儿童服务；多文化服务；汽车图书馆引言
日本是世界上图书馆事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笔者应国际交流基金关西国际中心的邀请在日本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图书馆员日本语研修课程的学习。研修期间，参观考察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等十几家图书馆，另外还在大阪市立大学学术情报综合中心进行了实习。通过这些参观和实习，对日本图书馆的状况，尤其对服务体系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应该说，日本图书馆有很多好的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日本图书馆服务特色
2.1积极开展全国范围的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
在日本，不管是在大学图书馆还是在公共图书馆，该项业务开展的相当普及，而且有法可依，在日本《图书馆法》中规定各类型图书室或图书馆应相互合作，进行图书资料的馆际互借。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NII是日本全国性的综合信息共享系统，开发了网络联合目录系统NACSIS-CAT、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系统NACSIS-ILL。NACSIS-CAT从1985年开始发展，到2006年6月有1151家成员馆，其中大学图书馆为878家，书目信息达780万件，馆藏信息达8300
[1]万件，正因有如此雄厚的书目数据库系统，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就进行地非常出色。NACSIS-ILL从1992年发展到现在，成员馆总数近1000家，几乎覆盖了日本所有的大学图书馆，而且NACSIS-ILL保持系统的开放性，广泛吸收公共图书馆和其他类型图书馆，甚至是外国图书馆加入日本大学图书馆的馆际互借系统，1994年NACSIS-ILL开始了与大英图书馆文献供应中心(BLDSC)的文献传送服务,2002年又实现了与OCLC馆际互借系统之间的连接，从而使该项
[2]服务从全国范围扩展到全球范围。2005年NACSIS-ILL服务请求量达到120万件，其中以文
献传递为主，占总量的90％，馆际借书占10％，服务请求满足率达85％。该项服务目前已成为日本各图书馆的重点业务之一，以大阪市立大学学术情报综合中心为例，该馆2005年向外馆请求的件数是5824件，接受外馆请求的件数是7733件。
另外在NACSIS-ILL系统中不能不提到的是有关费用结算的“ILL料金相抵制度”，在该制度实施之前各馆之间的费用结算还是非常复杂，主要是馆馆之间的费用结算。后来国立大学法人化的实施使系统统一费用处理成为可能，由NII作为中转机构,2004年4月起开始了费用抵扣服务，各参加馆只需每3 月与NII进行一次单向费用结算，根据抵扣后的费用实际支付即可。比如A馆接受各馆ILL请求总的费用是5万日元，A馆向各馆提出ILL请求总的费用是8万日元，那么两种费用抵扣后的3万日元由A馆支付给NII。B馆接受各馆ILL请求总的费用是8万日元，B馆向各馆提出ILL请求总的费用是5万日元，那么两种费用抵扣后的3万日元由NII支付给B馆。这种费用相抵扣服务大大减轻了图书馆之间费用结算的负担，提高了系统的服务效率。
2.2大学图书馆向社会开放为“终身教育”开辟途径
1979年日本文部省的学术审议会在“地域社会和文化”的答复咨询报告中提出，要促 1
进学校向地方开放，并在1981年的“终生教育”答复咨询报告中指出，高等教育要向成人开放，即大学要开放。1985年国立大学图书馆协议会成立了“研究大学图书馆开放的调研组”，1986年9月，该调研组发表了“有关国立大学图书馆实施开放服务所面临的对策”的调研报告。报告指出，在社会状况急速变化发展中，大学图书馆不能像以往那样以消极的姿
[3]态对待来自一般社会的需求，大学图书馆为适应社会的需求，必须要开放。1990年日本政
府颁布了《关于健全振兴终身学习推进体制的法律》，要求各级机关，教育委员会为推进终身教育的实施，创造一些有利的条件：如各地区内的大学开放图书馆等。而日本大学图书馆界也产生了一种共识：既然接受了来自国家税金的补助，那么就理应向全体国民开放。之后，日本大学图书馆向社会开放渐趋普及，与公共图书馆并没有明显的界限。根据2004年文部省的大学图书馆实态调查结果报告中关于图书馆开放的数据显示：2004年日本的87家国立大学和74家公立大学图书馆的开放率均达到100％，525家私立大学图书馆的开放率达到98.8％，678家国、公、私立大学图书馆共接待社会各类读者数达121万人，读者范围涉及其他大学的学生/研究者、大学以外的研究者、普通市民等各类人员。在向社会开放的图书馆各类服务中，馆内阅览服务开放率达100％, 复印服务为96％, 情报检索为79％，参考
[4]咨询为64％，馆外借出为56％。在提供服务的资料中主要以纸媒体为主，而像商用数据
库，电子期刊等涉及版权问题的电子资源一般不向社会开放，不过图书馆自己电子化的各类数据库大部分还是开放的。
另外各大学图书馆还根据本馆情况制定了社会读者利用图书馆的有关制度，如大阪市立大学学术情报综合中心规定20岁以上的市民可凭驾照、健康保险证等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填表登记后当日发放读者证就可入馆阅览。手续费分两类：本校毕业生不收手续费，其他普通市民收2000日元手续费，有效期为2年，外借书籍的限额为5册，借阅期限为2周。已借给市民的资料，当本校人员需要时，可要求市民及时归还。在期末考试期间图书馆停止对外开放等等。
2.3注重多文化服务，促进图书馆国际化
多文化服务也叫多语言服务，是指图书馆以特定地区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少数群体,为满足他们“学的要求、知的权利、读的自由”，提供他们常用的母语必要的情报信息服务。在日本这类少数群体主要有两种：一是阿伊努人，是北海道地区一个具有独特文化历史背景的少数民族，二是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
在日本国际化过程中，图书馆对这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少数居民固有的需求采取的多文化服务逐渐成为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业务。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图书馆协会出版的《公共图书馆的任务和目标——图书馆服务》中提出:“对阿伊努族和在日的朝鲜人、韩国人以及其他外国人来说，由于各自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不同，需要用他们常用的语言来获取日常生活上的信息资料。因此，图书馆要对这些人提供有效的服务。”1986年国际图书馆联盟IFLA在东京召开大会，在多文化服务分会中特别讨论了图书馆对在日韩国人、朝鲜人和中国人服务的欠缺问题，这其中主要的一项就是对多种语言资料的收集力度不够。此次大会通过了《多文化共同体——图书馆服务的指导方针》，并指出“居住在地球上的所有人们应该没有差别地公平地享受图书馆的服务”，同时对图书馆多文化服务的原则、要求等
[5]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近年来大量的外国劳工人员涌入日本,另外在日定居的外国人也急剧增加，各公共图书馆为了提供好这项服务大都在外国语资料的收集上加大力度，比如大阪市立中央图书馆在一楼大厅设置了一块很大的中国语、朝鲜语图书期刊杂志阅览专区，还比如以儿童服务为特色的东京都立多摩图书馆在外国语儿童读物的收集上尤为重视，像在我们国内也不多见的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儿童画本也有大量收藏。此外还有很多公共图书馆为满足外籍儿童阅读的需要,积极与各国图书馆建立资料交换关系，通过图书交换获取一些国外的儿童读物,来为这些外籍儿童服务。除了在收集方针上的重视外，在其它方面也是下尽功夫，比如很多图书馆的目录查询系统可以用英/中/韩文来输入检索；在标识设计中突出了多语言标识的制作；发放给读者的介绍和使用指南也有多种语言的版本；聘用懂多种外语的职员为外国人提供咨询服务；还有专门面向外国人的讲座和交流会等等。
2.4残疾人享有与正常人平等的服务
日本公共图书馆的残疾人服务最早起源于1915 年东京本乡图书馆的点字文库。1949年，日本政府颁布了《身体障害者福祉法》，对设置点字图书馆进行了明确的规定。1969年，日本盲人读书权保障协会向国立国会图书馆和东京都立日比谷图书馆正式提出了“图书馆要为残疾人服务”的要求。1970年，日本政府颁布了《残疾人基本法》，此后国家在公共设施、交通设施、文化设施的整治上充分考虑到了残疾人的需求，另外日本国民对残疾人的保护和尊重意识也进一步提高，比如对残疾人的称呼渐渐避开了敏感的字眼，采用比较能接受的人性化称呼，原先的“障碍者”越来越多被“身体不自由者”所代替。1978年日本图书馆协会残疾人服务委员会正式成立，1981年又以“国际残疾者年”为契机，通过国际交流等形式学习引进欧美等国先进的残疾人服务方式。目前在日本公共图书馆界开展的为残疾人服务已非
[12]常普遍，首先在硬件设施上非常的完善：大量收集点字图书、录音图书、大字体书、录像带等资料；设置无障碍通道，在各通道及楼梯台阶铺设点字道路；设置残疾人专用电梯、专用卫生间；为身体残疾者提供轮椅；设置点字图书/录音图书制作室；提供视觉残疾者专用的点字计算机；提供弱视者专用的放大阅览器；设置残疾人专用停车场等等。其次在提供的服务方式上也是多样化的，设立了专门的“面对面朗读室”，给视觉残疾者提供图书资料的“当面朗读”服务；对来馆不便的残疾者提供资料的邮寄外借服务，而且日本政府在《邮政法》中规定：对残疾者的邮政服务实行邮资半价的优惠政策；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还制作了《点字图书、录音图书全国综合目录》，所收录的资料可提供馆际互借服务；为视觉残疾者免费提供印刷资料的点字图书制作或录音制品制作服务；为残疾儿童提供特殊的图书馆服务；为病人、老年人和犯人提供送书上门服务；有些条件好的图书馆还对残疾人提供计算机服务，通过利用画面音声化软件、点字化软件、扩大化软件实现了OPAC检索或网上信息的查询和浏览。
除公共图书馆外，大学图书馆也在积极地开展此类服务。2005年日本全国在读的残疾人大学生达5444人，各馆对这类大学生的服务非常重视，如筑波技术短期大学图书馆，引进了点字数据库、录音图书数据库；设置面对面朗读室；提供弱视者和重度视觉残疾者专用的情
[6]报检索系统；提供印刷文字扫描/朗读系统；提供点字印刷机服务等等。
2.5注重儿童读书兴趣培养，开展丰富的儿童服务
20世纪初大阪府立图书馆、山口县立图书馆成为为儿童开展服务的先驱，1938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关于改善儿童读物的指示纲要》，并进行了“推荐好书”活动。60年代后期，在日本国民中提出了“给孩子们好书”、“给孩子们新书”的口号，为70年代公共图书馆在开设“儿童室”、充实儿童图书等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80年代各公共图书馆的为儿童服务逐渐多样化起来，如“为乳幼儿服务”、“为残疾儿童服务”“为YA（young adult）服务”等相继开展起来。1995年日本政府举办了“为儿童着想”研讨会，认为在高科技的吸引下，日本儿童及青少年正逐渐远离铅字阅读，因此有必要重振儿童阅读的兴趣。1999年，日本国会通过决议规定2000年为“儿童读书年”，并于同年，筹划多时的国际儿童图书馆正式开馆，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提供儿童图书信息的国立机构，这对儿童读物的保存和研究以及增强儿童阅读的风气，有着实质性的意义。2001年l2月日本国会又颁布了《儿
童阅读推进法》，指定每年的4月23日为“儿童阅读日”，旨在为儿童提供读书机会，养成儿童早期阅读习惯，帮助他们喜欢读书，并最终形成主动读书、终身读书的风气。
现在，日本各公共图书馆都把为儿童服务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服务来进行，几乎都设有一定规模的儿童服务区，并根据童心、童趣精心布置，如摆着各式各样的玩具，专门设计的小书架，造型像玩具的小桌椅，又精致又干净的儿童专用洗手间，甚至还设有供儿童玩耍的游乐园等等。收集的有关儿童图书资料的种类也非常丰富。提供的服务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如大阪市立中央图书馆的“保健所服务”，工作人员会定期到儿童保健站向前来体检的婴幼儿赠书，甚至给三个月大的婴儿讲故事；“为残疾儿童服务”，发明了点字漫画，就是根据漫画的内容，作成点字，帖在书上，使儿童通过触摸就可以知道书的内容；定期举办“讲故事服务”，组织志愿者为儿童讲故事，和儿童一起做游戏，极富知识性和趣味性。此外还举办亲子会、放映会、画展会、科普会、手工制作会、表演会等活动。
2.6扩大服务网络，为边远住民提供汽车图书馆服务
1949年，被称为“移动图书馆先驱”的千叶县图书馆为解决远离图书馆的民众看书难、[7]借书难问题开始开展汽车图书馆服务，70年代随着日本图书馆界“把图书馆办在身边，办
到生活中去----市民图书馆”口号的提出，汽车图书馆服务便在全国的公共图书馆普及开来，2005年日本全国的汽车图书馆达到了700台左右，该年共借出243557册图书。这项服务是如何开展的呢？以大阪市立中央图书馆为例，该馆专门配备2辆汽车开展服务，车名叫“まちかど号”，车内书架排列为内外架式，各可容纳3000册图书，每月在大阪的66个网点巡回服务一次，风雨无阻。每辆车由两名工作人员和一名司机组成一个服务小组。汽车到达网点后，先在居民区环绕两圈，工作人员用喇叭通告市民，服务马上要开始，请大家准时来借书，然后将桌子、书筐、电脑等东西从车上搬下，做好准备工作。图书主要侧重于幼少儿读物、料理、小说和大字体读物等。排列图书时特意将儿童读物排在车内架上，成人读物排列在车的外侧，打开汽车左边的门，成人站在车外就可以选择所需图书。为了方便残疾读者，车的后部还专门设计了可供轮椅上下的通道，真正充分考虑到各个年龄层和各种类型读者的服务需求。
汽车图书馆主要开展图书的借还服务，所借册数不限，借期为一个月。读者在汽车图书馆所借图书也可在大阪市内的中央图书馆和23个分馆归还。如果是第一次来借书，可以当场免费办理借书证。工作人员在办理借书手续时还将写有下次汽车图书馆服务时间的纸条夹在书里，并将中央图书馆开展活动的宣传材料一起发给读者。汽车图书馆的容量毕竟有限，因此读者可预约图书，先在图书馆网站上检索藏书，把想借的书填在预约单上，交给工作人员就行了，下次他们再来的时候就会把书带来。“まちかど号”每次服务的时间为1小时，但前来借书的读者还是很多，都是附近的居民，他们不仅借书，也会咨询其他问题，工作人员都很耐心地解答。汽车图书馆服务的开展扩大了图书馆服务的辐射面，使公共图书馆由等读者上门的被动服务转为送书上门的主动服务，提高了馆藏的流通率，是日本公共图书馆一种卓有成效的服务形式。启示
上述的日本图书馆服务特色充分体现了日本图书馆“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人”的服务宗旨。在我国，虽然也在开展这些服务，但在服务的深度和广度上与日本差距甚远，进而导致我们的读者对图书馆的依赖度和信赖度处于较低水平。笔者觉得要缩小差距可从以下这三方面加大努力：
一、加快我国图书馆法及相关法律的立法进程，这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将起到根本性的保障作用，一方面应有明确的规定，国家有划拨经费的义务，对公益性的图书馆在充实
馆藏、改善基础设施及员工工资福利等方面提供经济保障，另一方面，国家有权利要求图书馆履行职能，为读者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日本《图书馆法》、《图书馆自由宣言》、《图书馆员伦理纲领》等法律的颁布实施无疑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借鉴。
二、转变图书馆的服务观念，比如在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方面，目前有高校系统、中科院系统以及各地区联盟的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系统，但要形成像NACSIS-ILL那样全国性的跨系统服务网络就必须打破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的局面，才能真正实现三大系统资源的全国性共享；在大学图书馆向社会开放这个薄弱环节，虽然我国教育部在《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中提出“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图书馆应尽可能向社会读者和社区读者开放”[8]，但真正开放的却极为少数，主要是高校图书馆仍抱着仅为本校师生服务的观念，而这种狭隘观念也不利于学习型社会的构建；在为残疾人、儿童、外籍人士、边远地区住民服务方面，若经济条件许可，要调整适合这类群体读物的收集方针和改善基础设施，同时也要在单一服务方式的改变上加大力度并主动提供服务，从而真正实现读者走近图书馆到图书馆走近读者的转变。
三、加大图书馆的宣传力度，在国家和图书馆员努力为读者创造好软硬件环境时，若没有读者，那么前面的努力也是白费，所以要做好宣传，扩大图书馆的影响力，提高读者对图书馆作用的认识，进而把图书馆当作学习知识，接受教育的好场所，在日本很多图书馆都设有专门的广告企划部门，通过各钟媒介进行宣传以吸引读者前来图书馆。
总之，分析研究日本图书馆的这些服务与经验定能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有所启示和促进。
参考文献：
[1] NACSIS-CAT統計情報.[2006-06-26].[2] NACSIS-ILL統計情報.[2006-07-01].[3] 逸村裕,竹内比呂也.変わりゆく大学図書館.東京：勁草書房,2005：165-186
[4]平成16大学図書館実態調査結果報告--図書館の公開.[2006-07-11].[7] 石川敬史.移動図書館史研究ノート.[2006-07-17].[8]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2006-07-21].http://lib.ccnu.edu.cn/tsgg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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