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羁押必要性审查实证研究

第一篇：浅谈羁押必要性审查实证研究

浅谈羁押必要性审查实证研究

论文摘要 羁押必要性审查是指根据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以及证据的收集固定情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悔罪态度等，审查其是否具有再次犯罪或者妨碍诉讼的危险性，如果对其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是否足以防止发生这种危险性。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在检察工作中具体体现了人权保障，对强化强制措施的监督，防止超期羁押和不必要的羁押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针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制度价值、实施现状、运行中的问题和落实的途径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以期能够对此项制度的运行起到促进作用。

论文关键词 羁押必要性 实证偏差 犯罪嫌疑人 超期羁押

一、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制度价值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价值主要在于它的法理意义和社会意义。我国的逮捕与羁押混于一体；羁押期限与办案期限难以厘清；羁押过程中对是否有继续羁押的必要性没有专门的审查程序。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旨在吸收借鉴西方司法文明成果，探索逮捕与羁押二者的适当分离，设置羁押过程中的审查程序，厘清办案需要与羁押必要性的界限，更好的保障被追诉人的人身权利，以促进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

同时，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开展，使得一部分被羁押的人回归社会。既对社会社区的功能提出要求，又对社会功能健全起到推进作用。有利于提高社会对人的涵养教育和修复功能，促进有共同立场、理想、利益、目标的人形成理性的公共心理。让一个家庭、一个群体站在理性和法治的角度反思家庭教育、社会氛围对人的影响和缺失。于此同时使更多劳动力回归社会。

二、目前我国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运行情况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第93条增设了由检察机关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制度。随后《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六部委《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纷纷进行了调整和公布。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为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基本框架。全国各地争相进行了此项工作的试点和探索。2012年下半年，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就启动了相关调研，将交通肇事和恶意透支类犯罪作为主动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两个“重点必查”类型案件，其余则依申请审查为主。北京市石景山区检察院被确定为“试点”，该院制定了《关于规范使用相对不起诉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了羁押必要性的审查机制及保障性机制。山东省检察机关也积极在工作中努力推进此项制度。实施两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各地通过具体案件的办理逐渐摸索出了实施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实施细则和相关工作机制。

三、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运行所面临的问题

（一）管辖权归属的问题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六百一十七条规定侦查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由侦查监督部门负责；审判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由公诉部门负责。监所检察部门在监所检察工作中发现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可以提出释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对于审查起诉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由哪个部门负责本条没有提及，同时规定监所检察部门在工作中发现不需要羁押的可以提建议。笔者认为，按照第六百一十七条的语言逻辑审查起诉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应当由监所检察部门负责。同时监所检察部门在工作中发现的不需要羁押的情况，不论是处于侦查阶段还是审判阶段，都有权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并提出相应建议。这也就意味着，除了审查起诉阶段的案件以外，三个部门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任务有重合，在实际工作中可能发生管辖冲突，需要进行梳理。笔者认为，在实践中将羁押必要性审查权交给监所检察部门比较适宜。原因有三：

一是诉讼职能和诉讼监督职能适当分离符合权力配置的自衡理念，也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2013年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一条主线，三个建设，四项改革”的目标与任务，其中就包括对司法职权配置与权利运行中的监督制约机制的建设与改革。从监督的角度讲，监所检察部门没有办案压力与最后的诉讼利益没有直接关系，其地位较为超脱，对于是否需要继续羁押的意见会更加客观公正。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由监所检察部门承担，符合司法体制改革的大方向。

二是羁押必要性审查与其他监所检察传统职责存在竞合关系。收押检察、羁押期限检察和受理申诉控告是监所检察部门的传统职能。监所检察部门在对派驻监管场所进行收押检察过程中，对于怀孕或患有不适宜羁押的严重疾病的监督不予收押；在进行羁押期限检察过程当中，对羁押期限即将届满的建议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 对在押人、律师提出的羁押不当的申诉控告进行调查并提出建议。因此，可以说在实际工作中羁押必要性审查始终存在于监所检察部门的传统工作当中。监所部门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有着先天的优势。

三是监所监察部门对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有极强的积极性，着手快，成绩突出。2013年初高检院监所监察厅在山东枣庄召开涵盖羁押必要性审查在内的8项新增职能推进会，对全国监所检察部门开展新增职能进行指导。随后全国各地监所检察部门着手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等新增职能。以北京为例：北京市监所检察系统于2013年3月出台新的业务考核标准，将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列为重点考核项目。并于3月29日在密云召开了全市监所检察部门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推进会，之后全市各级院监所检察部门对看守所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后启动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自2013年1月到2014年年9月底，全市共计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187人，其中对159人提出了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建议，被办案机关（部门）采纳建议依法变更强制措施142人。法律的生命永远不在于逻辑，而在于实践经验。监所检察部门的努力践行使得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价值得以彰显。

（二）羁押必要性审查在现有的机制与条件下如何开展的问题

第一，现阶段的执法思维和执法环境给羁押必要性审查形成了阻力。自1997年刑诉法实施以来，够罪即捕、一捕到底成为一些办案人员的惯性思维。同时在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运行过程中，部分检察监督人员存在消极情绪，认为批捕环节已经进行了一次是否需要羁押的审查，逮捕之后羁押阶段再进行审查必要性不大。同时就办案力量来说，审查起诉部门和侦查监督部门本身的审查起诉和审查批捕任务很繁重，再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在安排人员上有难度。而监所检察部门上位的工作职责尚未落实到位：超期羁押案件还很多，隐性超期羁押案件更多，边清边超、久押不决问题还很严重，作为履行羁押期限监督职责的监所检察部门开展纠防超期羁押、清理久押不决案件工作的任务十分繁重。在此种情形下，实践中要开展好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无论是执法理念、制度机制、力量配备等方面都与立法要求存在很大差异。

第二，在当前的执法办案工作机制下很难融入羁押必要性审查。一头是侦查机关基于调查取证需要主张羁押，另一头检察监督机关对羁押必要性进行事实审查，律师也可以申请变更和撤销强制措施。但是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启

动，既可以依职权可也已依申请。如果律师将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意见递交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监所部门是应该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第九十五条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规定转交给办案部门办理，还是按照《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相关规定依申请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不同的选择将直接决定律师将在3日还是10日或者更长的时间得到答复。同时检察监督机关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调查权包括哪些权能，办案机关对这些权能的实施将如何配合，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新制度如何融入现有办案机制，是践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三）羁押必要性审查在实际运行中出现了一些偏差

一是对处于刑事拘留阶段的在押人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以某市检察机关开展的评选“羁押必要性审查精品案件”为例，其中就有一件该市XX县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处办理的犯罪嫌疑人无名哑巴，于2013年8月14日因涉嫌盗窃被该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羁押于该县看守所。在日常检察中发现无名哑巴已怀孕，鉴于在押人实际情况，已不宜继续羁押，该处及时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建议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无名哑巴变更强制措施。此案例对处于拘留阶段的犯罪嫌疑人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有悖于《刑诉法》第九十三条对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诉讼阶段的规定。好在该市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及时提出了相关的指导意见：目前，根据高检及XX市检察机关的相关规定精神，把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的重点放在了捕后阶段。这就意味着监所检察部门应当针对捕后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法院审理阶段的案件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

二是将驻所检察的收押检察职责混同于羁押必要性审查。在押人员谢XX因盗窃，被X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分局刑事拘留，于2014年3月2日，送XX市某守所羁押。当日，驻一看检察室干警在入所检察时发现，入所人员谢XX怀孕„„综合本案全面情况，于2014年3月5日，相关检察院向办案单位发出羁押必要性审查建议书。笔者认为，依据相关监管规定看守所在收押人犯前应当进行健康检察，发现怀孕的不予收押，由送押机关依法作其他处置。人民检察院派驻监管场所派驻监管场所检察室依职权对监管场所的收押执法活动进行检察。发现本案的情况应当当场监督监管机关不予收押，而不能在将怀孕人员收押后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再于3日后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

三是审查的犯罪类型不利于司法的严肃性。2013年9月，某区人民检察院监所部门对在押人员进行经筛查评估，认为在押人员全X和吴X（同案）涉嫌妨害公务罪，符合《关于驻所检察室对在押人员羁押必要性评估工作的实施办法（试行）》第二条“其他法定刑在三年以下的轻微刑事案件”和第三条“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的评估范围，遂依职权主动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该院监所处根据《关于驻所检察室对在押人员羁押必要性评估工作的实施办法（试行）》中的《在押人员羁押必要性评估表》，逐项给二人做了评估，综合各项因素，认为二人涉嫌诈骗妨害公务罪情节轻微，认罪悔罪态度较好，羁押必要性较小，即建议该院公诉部门对全X和吴X变更强制措施。

笔者认为对“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嫌疑人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是否符合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精髓有待斟酌：

1.该院办理此案依据的《关于驻所检察室对在押人员羁押必要性评估工作的实施办法（试行）》第二条是这样表述的“本办法试行阶段，以下列5种案件为主：

一、交通肇事案件；

二、故意伤害（轻伤）案件；

三、盗窃案件，且涉案金额在一万元以下；

四、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五、其他法定刑在三年以下的轻微刑事案件。”前三项规定的案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侵害的是单一客体，按照类推解释第五项的兜底项所涵盖的犯罪也应侵害的是单一客体为宜。妨害公务罪侵害的是复杂客体，一方面是公职人员的人身财产权利，另一方面是国家法律的权威。

2.上述《关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在押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为有羁押必要，可暂时不予评估„„

（六）故意伤害、交通肇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未进行经济赔偿，且未取得被害人谅解的„„

（九）不适用羁押确有可能引起社会不稳定情形的。妨害公务罪侵害的是复杂客体，即使公职人员针对被侵害的人身财产权利进行了谅解，但被侵害的公权利如何能够赔偿，谁来谅解。同时，公职人员的执法行为应当受到保护，如果以该院套用 “其他法定刑在三年以下的轻微刑事案件”都能够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话，那么绝大多数的妨害公务案件都没有羁押的必要。这样容易助长暴力抗法的歪风邪气违背了设立妨害公务罪的立法原意，也会寒了公职人员的心导致公职人员怠于履行职务，这也属于“可能引起社会不稳定的一种情形”。

（四）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衍生的监督死角

羁押必要性审查在实际工作中的效果就是将因涉嫌犯罪而被逮捕的人变更或解除强制措施。而这个结果几乎是所有犯罪嫌疑人的普遍愿望，在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实施之前，他们实现这个愿望的主要途径有二个：

一是找案件承办人说情，这造就了一大批“跑跑儿”。

二是通过律师申请变更强制措施，有的律师甚至将 “办理取保候审”明码标价。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实施以后，给犯罪嫌疑人脱离羁押开辟了一条法律铺就的公权力之路。主观上不想被羁押的和客观上没有羁押必要的，都将向此项公权力求助。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赋予办案人员的审查权，在合理运用的情况下可以起到保障不需要羁押的犯罪嫌疑人不被羁押，同时节约办案资源的作用。但是如果此项权利行使不当或者被任意扩大外延，将导致大量人身危险性高的犯罪嫌疑人流入社会，既不利于打击犯罪，也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因此，如何监督限制好办案人员的羁押必要性审查权，是确保该制度发挥其应有功效的基础。

四、推进配套机制建设，为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创建良好的外围环境

经过两年实践的检验，羁押必要性的制度价值和现实意义逐渐得以显现。具体的工作制度和相关的法律文书也逐渐得以完善。检察机关的此项新增职能走向了规范有序的发展之路。然而鉴于在以往的工作中出现的不协调因素，笔者认为在今后的工作中还要加大两个方面的力度：

一是如前所述羁押必要性审查是一项有着深远的制度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工作措施。如何落实好发挥好，是我们在工作实务中首先要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熟悉规范参照执行，从细节做起规范执法属于浅表层次，更深层次上要从领会法律精神和制度意义上下功夫。违背法律原则和制度意义的执行不能称为规范执行。此项工作要具体到哪条那款如何规定，如何落实，然后再谋求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统一。只有培养出专业的法律思维才是履行好各项职责的保障。

二是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如何融入到现有的司法工作机制起到切实有效的作用还有赖于配套机制的健全和运行。（1）强化对提请延长侦查羁押期限、审查起诉期限和审判期限的实体性审查。（2）积极推进刑事和解机制，促使针对犯罪情节轻微、积极赔偿并获得谅解的犯罪嫌疑人，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更高效快捷。（3）建立侦查机关向检察机关通报办案进展机制。（4）建立监管机关将被羁押人的身体状况、家庭重大变故情况通报机制。（5）建立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解除逮捕强制措施的风险评估机制。（6）是强化管制、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执行工作力度和规范度，使羁押必要性审查与非羁押强制措施接轨，解决犯罪嫌疑人释放后案件能够顺利查办病做好对犯罪嫌疑人的的管理。监所检察部门开展此项工作还应该与羁押期限检察等传统监督工作相结合，与社区矫正检察相衔接，建立对羁押和社区矫正全过程监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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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羁押必要性审查研究

羁押必要性审查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第93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新刑事诉讼法使我们检察机关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重大利好），进一步强化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对职务犯罪侦查而言，新刑事诉讼法延长了传唤、拘传的时限，赋予了检察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确立了侦查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增设了侦查终结听取律师意见程序。对侦查监督而言，新刑事诉讼法细化了逮捕条件，完善了逮捕程序，赋予了检察机关对继续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的权力，以及在审查逮捕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职责。

一、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体

新《刑事诉讼法》仅规定人民检察院负有羁押必要性的审查权，但对审查主体没有明确规定。目前，从检察院的内部机构来看，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监所检察部门均有一定职能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相融合。侦察监督部门负责对逮捕的必要性及是否延长侦察羁押期限进行审查，监所检察部门负责对羁押期限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和审查，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不当，可以予以撤销或变更。单独由其中任何一个部门作为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均有偏颇，所以目前较为现实可行的做法是以一个部门为主，分诉讼阶段进行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即以监所检察部门为主导，在案件侦查阶段由侦查监督部门作为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体，到案件公诉阶段，则由公诉部门作为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体，形成各部门在不同的诉讼阶段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审查机制。之所以选择监所检察部门作为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导，是由于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情况始终在监所检察部门的监督之下，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出现的患病、怀孕等不适合羁押的情况能够及时了解，且监所检

察部门不是办案部门，与案件本身没有利害冲突，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均处于中立的地位，能够客观、公正的对羁押的必要性作出审查结论。但是由于监所检察部门不是办案部门，对于案件办理过程中出现由于事实和证据发生变化而引发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监所部门无法及时掌握，因此，就需要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分别由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配合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开展。在案件侦查阶段，侦查监督部门作为审查批准逮捕的部门，对案情及侦查工作进展情况可以适时掌握，可以将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可以作为侦查监督的一部分；而在案件起诉阶段，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过程中，能够及时发现因案件事实和证据变化而引起的羁押必要性条件变化，及时变更羁押措施。

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标准

关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标准，有学者认为羁押的必要性即为逮捕的必要性。我认为，不能将羁押必要性等同于逮捕必要性。新《刑事诉讼法》第79条细化了逮捕必要性的审查标准。具体在司法实践中，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逮捕必要性的内涵：一是社会危害性。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也是对于逮捕必要性首先要把握的问题。社会危害性主要从犯罪嫌疑人所犯之罪是重罪还是轻罪来把握；二是人身危险性。比如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性的，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人身危险性”还包括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怎么样，是不是累犯，等等。三是诉讼可控性。因为逮捕作为一种强制措施，就是保障整个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围绕这个目的来决定是否逮捕。根据新刑事诉讼法可得，逮捕必要性审查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犯罪行为、罪行轻重、社会危险性等，而羁押必要性则考察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不适合羁押的情形出现、是否存在妨碍侦查、诉讼等社会危险，因此，羁押必要性的审查标准为逮捕必要性的审查标准既有重合，也有不同。司法实践中，在审查羁押必要性时，应审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

性及诉讼的可控性，此部分审查的标准与逮捕必要性的审查标准是重合的。但是，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逮捕必要性标准，即有犯罪事实发生，也有社会危害性，如果其存在患有严重疾病、怀孕、哺乳等不适合羁押的情形，仍应对其变更强制措施。且实践中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据以逮捕的必要条件消失后，也应及时对其变更强制措施，例如侦查阶段因可能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等原因被逮捕的，侦查终结后或取证工作完成后，因客观上据以逮捕的必要条件已经消失，也应当对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

三、羁押必要性审查权力的监督

（一）羁押必要性权力运行监督的必要性

任何一项公权力尤其是国家权力，都有追求不受约束地运行的本能，以求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是权力的性质，也是权力运行必须存在监督的根本原因。羁押作为强制措施产生的结果，有可能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中，其因押剥夺了被羁押者的人身自由，相对于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而言，对被羁押者产生的影响更大。羁押必要性审查是根据案件以及客观事实的变化对被羁押者是否需要继续羁押进行评估，以确定是否需要继续剥夺被羁押者的人身自由。羁押必要性审查权力若运行恰当，对打击犯罪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能够打破“一捕了之”的实践困局，实现捕、押分离，减少不必要的羁押，实现司法资源的节约。反之羁押必要性审查权力若被滥用，不仅有放纵犯罪之嫌，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定无益，更有可能导致对司法机关权威性、严肃性的破坏，甚至使社会公众产生对法律的质疑，而后者的修复所需要的司法努力绝非短期是可以实现的。所以为了避免羁押必要性审查权力的滥用，需要对该项权力的运行实施监督，保证羁押必要性审查权力行的谨慎，做到勿枉勿纵。

（二）羁押必要性权力运行监督机关确定以及应注意的问题

羁押状态因强制措施的实施可能伴随侦查、起诉、审判整个诉讼阶段，对羁

押必要性的审查也应该贯穿于整个诉讼阶段，同时对羁押必要性权力运行的监督更是应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中。如前所述，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权力若由侦监部门以及公诉部门承担，则监督任务则不能再由上述两个部门承担，因为侦监部门以及公诉部门都在诉讼阶段中承担一定的诉讼任务，又处于追诉犯罪的角色，同时碍于案件考核等问题，为了保证监督的到位和有效，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监督权力应当交由第三个中立机关行使。由于新刑诉法规定的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具体执行机关所拥有的只是建议的权力，而并非强制执行的权力，所以第三方中立机关在进行监督时应注意下面两个问题：

一是监督程序应该被动启动，而非主动启动。首先应该明确的是羁押必要性的审查所针对的对象并非全部案件，而只是有可能发生需要结束羁押状态的案件。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启动方式包括检察机关主动启动和当事人请求启动两种方式，无论哪种方式，一旦程序启动，也就同时需要启动第三方部门的监督，以保证权力运行的合理合法。而对于并未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案件，第三方部门则不能启动监督程序，因为权力并未运行，否则有越权之嫌。

二是监督的内容是羁押必要性审查部门权力运行的程序以及所提出的建议是否合理。由于新刑诉法规定的改变羁押状态审查部门只具有建议权，并无强制执行的权力，也就是羁押必要性审查后的建议履行具有或然性，执行部门是否采纳羁押必要性审查部门所提出的建议，最终是由自身决定的。所以第三方监督部门针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监督应该将监督的基点定位于审查部门程序启动、审查程序、证据采纳的合法性以及最后建议提出的合理性上，而非最后的实际结果上。这样才能保证监督部门监督的针对性。

四、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程序

（一）审查程序的启动

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的启动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是由办案部门提起，即办

案部门根据案件查办进展，结合案件的事实、证据等情况，认为已经没有羁押必要的，可以启动羁押必要性的审查程序。二是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其辩护人认为有变更强制措施情形出现的，也可以提请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作为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的时间提前至第一次被讯问或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此，辩护人也可以作为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的主体。三是由审查主体启动。监所检察部门作为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导部门，可以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全过程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即监所检察部门对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要发现其有不适合羁押的情形出现，即可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侦查监督部门在案件侦查过程中，如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不适合羁押的情形出现，可以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而公诉部门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发现有不适合羁押的情形，可以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

（二）审查启动时间

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辩护人提出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启动时间是不固定的，即何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辩护人提出的羁押必要性审查，何时该程序即启动。而对与由检察机关相关部门提出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办案部门可以做出现不适合羁押情形时即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而审查主体即监所检察部门、公诉部门、侦查监督部门由于无法动态掌握案件查办的具体情况，可以采取定期审查的方式。监所检察部门可以定期通过查阅卷宗、讯问犯罪嫌疑人等方式及时掌握案件进展情况；公诉部门则可以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同步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如发现有不适合羁押的情况或羁押的必要条件消失，则可变更强制措施；侦查监督部门可在作出逮捕决定后一个月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

（三）审查方式

羁押必要性的审查方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是当面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二是听取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三是听取看守所管教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表现的评估和意见；四是听取被害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所在单位、居委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必要性的意见；五是查阅案卷的卷

宗材料。

（四）审查工作制度

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开展必须有相应的工作制度作为实施保障。一是建立内部协调配合制度。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开展涉及到检察机关内部多个部门，因此必须建立内部协调机制，才能使各部门分工配合，提高工作效率；二是建立告知制度。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大多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此不甚了解，因此也无法主动提出羁押必要性审查，因此要建立告知制度，告知权益。

五、结语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建立彰显了检察机关治理羁押问题的决心，也凸显了新刑事诉讼法对人权保护的重视，但如何做到使这样的制度不流于形式，产生实际的效果，还是依赖于制度的设计和实践中经验的总结。

靖边县人民检察院驻所检察室

2013年3月27日

第三篇：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书

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书

县检察院：

申请人：柴小玲，女，现年46岁，土家族，农民，住慈利县杉木桥镇三斗村5组，系被羁押人柴海平之母。

被羁押人：柴海平，女，现年16岁，住址同上，因涉嫌介绍卖淫罪于2016年6月27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张家界市看守所。

申请事项：对被羁押人柴海平申请取保候审，解除羁押。申请理由如下：

1、柴海平系慈利四中高中部一年级在籍学生，其涉嫌犯罪系初犯、偶犯。

2、柴海平涉嫌犯罪后，能如实交待在籍的犯罪行为，认罪态度好。

3、柴海平涉嫌犯罪为非暴力性犯罪，不羁押不至于再具有社会危害性。

4、柴海平系未成年人，尚处于身心成长阶段，取保候审后有利于家长严格管理和教育，让其能彻底悔改过错。

综上所述，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1条、53条、54条、55条、56条及57条之规定，我作为被羁押人柴海平的母亲，愿意以人保的方式为其提供保证，改为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并保证其在取保候审期间做到以下五点：

1、遵纪守法；

2、保证随传随到；

3、不干扰证人作证；

4、不作毁灭、伪造证据和串供的行为；

5、保证不离开在籍所居住的县市。

恳望批准！

申请人：

2016年7月12日

联系电话：***

第四篇：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书

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书

申请人： 广东历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联系方式：

申请事项：对犯罪嫌疑人徐福源羁押必要性审查 事实与理由：

作为杨某的代理律师认为：没有必要羁押犯罪嫌疑人杨某。

依照刑诉法的有关规定，适用逮捕的前提是犯罪嫌疑人有较大的社会危险性。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重心自然应当是社会危险性。笔者认为，对受贿案件犯罪嫌疑人捕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综合判断。

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悔罪态度。犯罪嫌疑人对自己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主观心态，直接反映了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险性。认罪悔罪态度好的嫌疑人会积极配合检察机关的侦查活动，主动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悔罪态度不好的嫌疑人，在一开始就会表现出明显的对抗情绪，拒不交代犯罪事实，甚至订立攻守同盟，极力逃避侦查;有的虽在证据和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但供述不稳定，容易受外界因素干扰，缺乏悔罪表现，社会危险性显而易见，如变更为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毁灭、伪造证据、串供或者打击报复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等干扰诉讼的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很大。

受贿犯罪数额。受贿罪是一种贪利型职务犯罪，本质在于钱权交易。受贿数额是判断嫌疑人主观恶性及社会危险性的重要依据。我国《刑法》规定，受贿数额达10万元的，量刑起点为10年有期徒刑。刑诉法第79条明确规定，“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罚的，应当予以逮捕”。对于此类案件应当慎重审查，在无法定减轻处罚情节或者其他特殊情形的，一般不予变更强制措施。同时，对于数额巨大的受贿案件，犯罪行为往往具有连续性、复杂性等特点，社会危险性较大。对于受贿数额10万元以下的嫌疑人，在确保诉讼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可以变更为非羁押性强制措施。

退赃情况。与盗窃、抢劫、诈骗等侵财类刑事案件不同，受贿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经济状况一般较好，贿赂财物往往被妥善保管，很少被挥霍殆尽，嫌疑人完全具备退赃的客观条件，是否退赃往往取决于本人及其家属、特定关系人的主观意愿，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其本人的主观恶性。因此，退赃情形不仅是受贿犯罪的一个量刑情节，更是衡量其认罪悔罪态度的重要参考。对于立案侦查后，能够及时、主动、足额退赃的，一般都积极配合侦查、认罪服法，争取宽大处理，社会危险性相对较低。

二、对嫌疑人杨某没有羁押的必要性 1.杨某在2010年5月21日被取保候审，已经说明杨某涉案情况不严重，没有羁押的必要。此次被关押完全是侦查机关多年不作为后为推卸自身承担责任滥用权力。

2.杨某在2010年5月21日被取保候审后，至今已经5年半的时间，没有任何危害社会的行为，也没有传唤不到案的情况。朔州市公安局在杨某被取保候审期间随意中断案件的办理，杨某取保候审时间到期不解除对杨某的取保候审，本应当追究朔州市公安局相关办案人员的渎职责任；但是朔州市公安局不仅不承担不作为的责任，而是将杨某列为网上追逃人员，谎报案情骗取朔州市人民检察院作出批捕的决定。3.即使杨某构成犯罪也没有羁押的必要

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试行）》第17条第4款之规定，本案在2010年启动，至今已经5年多，案件事实基本查清，证据已经收集固定，符合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条件。

依据第18条之规定：经羁押必要性审查，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具有悔罪表现，不予羁押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可以向办案机关提出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

辩护律师认为，本案案发在2010年，杨某在2010年5月就被取保候审，2016年1月20日重新羁押的主要原因是在长达5年多的时间，朔州市公安局违法不结案，而非杨某逃避。即使杨某构成犯罪，其也具有第18条之规定中的情形：共同犯罪中的从犯或者胁从犯；过失犯罪的；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可能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宣告缓刑的。因此辩护律师认为对杨某没有没有羁押的必要。

三、杨某不构成非法邮寄弹药罪

1．本案中，寄件人并非杨某本人，杨某是太原某公司的职工，不构成非法邮寄弹药罪的犯罪主体。杨某在2008年9月23日与太原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杨某系太原某公司的职工，其工作属于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即使追究责任也应当是由太原某公司的相关责任人承担，而非杨某。

2.杨某与寄件人没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杨某作为快递从业人员，主观上不可能有非法邮寄弹药的故意。

本案中，涉案寄件人为淘宝卖家，经常需要寄出物品，杨某作为太原某公司的快递从业人员并不知道寄件人邮寄的是禁止寄递的物品。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0年1月1日起施行法释[2009]18号第一条第三款规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军用子弹十发以上、气枪铅弹五百发以上或者其他非军用子弹一百发以上的构成犯罪。本案中，寄件人邮寄的是弹壳，不属于法律处罚的的范围。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定，特为杨某提出申请，解除对杨某的羁押。

申请人：徐晋红

北京大成（太原）律师事务所 2016年2月15日

第五篇：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书(2016)

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书

申请人：吴贝，湖南唯楚律师事务所律师，系犯罪嫌疑人刘**的辩护人。

犯罪嫌疑人：**，男，1991年11月7日出生于湖南省衡南县，因涉嫌协助组织卖淫罪，于2016年4月18日被刑事拘留，现羁押于长沙市第一看守所。申请事项：

对犯罪嫌疑人刘**的逮捕措施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并建议侦查机关变更对刘诗斌的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事实与理由：

犯罪嫌疑人刘**系罪犯兰*、贺*等人组织卖淫的辅助人员，在兰*等人组织卖淫活动中，刘**参与时间短、仅从事外围工作，在协助组织卖淫中处于从属地位。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014）开刑初字第00318号刑事判决已经生效，该判决书中除股东兰*、贺**和管理人员唐*、严*被判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外，其他协助组织卖淫人员均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宣告缓刑。

辩护人认为，犯罪嫌疑人刘**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自2014年以来没有再次出现违法犯罪的行为，且可能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宣告缓刑。特提请人民检察院根据《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试行)》第十八条第（二）项、第十一项的规定，对犯罪嫌疑人刘**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并建议侦查机关将其强制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

此致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吴贝

2016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