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鹿毒奶粉”事件看我国企业诚信缺失与治理对策解析(含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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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从“三鹿毒奶粉”事件看我国企业诚信缺失与治理对策解析

从“三鹿毒奶粉”事件看我国企业诚信缺失与治理对策

[摘 要]我国一企业诚信缺失主要表现为: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商业欺诈行为屡见不鲜、企业偷漏税以及发布虚假信息等,严重损害了企业及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究其主要原因在于:人们认识产生偏差与混乱公司治理不健全、失信成本偏低等;提出了构建全新社会及企业诚文化、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大失信行为的成本、完善社会信用体系、规范政府行为等治理对策。

[关键词]我国;企业;诚信缺失;诚信文化

2008年9月,由媒体率先曝光而后真相大白的“三鹿毒奶粉”事件震惊全国,甚至惊愕世界。仅仅初步统计,三鹿有毒奶粉就造成了3名婴幼儿死亡,多达3万多名婴幼儿身体受到损害。在随后进一步的检测中发现:含三聚氰胺的奶制品生产企业多达20多家,其中不乏享有免检待遇的著名品牌,如伊利、蒙牛、光明等。婴幼儿是祖国的花朵、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们饮用的奶制品竟含有毒成分。人们不禁要问:不法商人的良心何在?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的诚信何在?有关政府职能部门为何失职?在这里,本文就我国企业的诚信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我国企业诚信缺失现状

(一)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目前,我国市场上的伪劣商品随处可见,充斥着市场的每个角落。假冒伪劣商品种类之全、数量之大,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而隐秘的假货经济体系,严重地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甚至危及消费者的生命与健康。如2001年11月的“河源毒猪肉”事件、随后的南京冠生园的“黑心月饼”事件、2004年4月震惊全国的阜阳特大劣质奶粉事件,乃至于去年发生的“三鹿毒奶粉”事件。所有这些事件无不反映出不法商人和失信厂家利欲熏心,不仅缺乏必要的职业道德,昧着良心做生意,甚至到了“谋财害命”的地步。由此可见,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被一种诚信危机所笼罩,(二)企业之间商业信用日益萎缩、商业欺诈行为屡见不鲜。其一,目前,我国企业之间相互违约、不履合同、相互欠债、赖账等行为时有发生,导致企业之间“三角债”频频发生。不仅造成企业正常现金流转的困难,甚至导致一部分企业债务危机而破产。由于缺乏诚信,我国商业信用日益萎缩,合同交易只占经济交易总量的30%,合同履约率只有50%左右。其二,企业的商业欺诈行为屡见不鲜,具体表现为:商家虚假促销、利用合同诈骗、民间融资诈骗、假冒外资诈骗等。与以往相比,商家的欺诈手法愈来愈高明、愈来愈隐蔽。

(三)一些企业逃银行债务,银企关系陷入信用危机。企业金融机构之间是合作与服务的关系,双方真诚合作可以实现整体效益最大化。然而,一些企业在与银行交往过程中却缺乏诚信,在发展顺利时,高估自己的企业价值,以求从金融机构获取高额的贷款额度。在遇到危机时,那些失信企业则通过不规范破产、承包、租赁、多头开户等方法,千方百计逃避债务,致使多家银行出现了大量的不良资产,给银行以及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

(四)企业发布虚会计信息,误投资者、扰乱市场秩序。企业会计信息失真,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诚信问题。据2004财政部公布的会计信息质量公告显示,在全国抽查的157家企业中,有152家企业存在虚报利润现象,占被抽查企业的98.7%。2001年的有关调查显示。88%的调查对象对上市公司的会计持不信任态度。“琼民源”、“银广厦”、“郑百文”等,均是失信企业证券市场上发布虚假信息、误导投资者、造成股价大幅波动、扰乱市场秩序的典型案例。

(五)偷税、漏税、骗税等屡禁不止,企业失信于国家。据推算,我国每年由于走私、骗取出口退税等不法经济活动给国家造成的损失约为1000亿左右。个人所得税主要由工薪阶层承缴。据测算,我国高收入群体每年漏缴个人所得税的总额约在1000亿元以上。两项合计,国家每年损失约在2000亿元以上。

二、我国企业诚实缺失所带来的危害性

(一)诚信缺失影响企业信用的发展,增加了交易成本。由于企业间缺乏诚信,正常的信用观念遭到破坏,信用作为支付手段的功能也被极大地削弱,企业间赊销、预付等交易方式难以正常进行。目前,企业间的交易方式更多地采用现金交易,相互不授予信用;有的企业甚至采用以货易货的交易方式,严重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信用缺失,也大大提高了企业的营运成本和投资风险,提高了投资预期的不确定性,使企业的投资活动更趋于谨慎和收缩。

(二)诚信缺失将使企业品牌建设更加困难。品牌是企业的“名片”,代表企业的形象、品质和信誉。企业品牌建设应以诚实为基础,否则品牌可能成为空中楼阁。优秀的品牌都是靠良好的诚信记录堆积起来的,如海尔、同仁堂等。未来企业间竞争就是品牌的竞争、诚信的较量。同时,已经知名的品牌一旦失信于消费者,也将被市场无情地拋弃。在这次毒奶粉事件中,三鹿品牌已被市场无情地拋弃,蒙牛、伊利、光明等著名品牌则遭到严重打击,其股价遭“腰斩”,损失惨重。

(三)企业诚信缺失有损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及和谐社会的建立。其一,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开始逐步迈出了短缺经济时代,市场也进入了买方市场阶段。要保持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扩大内需是必然的政策选择。然而,由于企业诚信缺失,市场上到处充斥着假冒伪劣商品,商业欺诈行为防不胜防,消费者购物、消费时缺乏安全感,消费欲望被压抑。由此,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率居高不下,国内需求不旺,经济发展对外依赖度偏高,经济结构也不尽合理,整体经济未能健康持续发展。其二,多年以来,国家医疗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教育体制改革等,由于缺乏信用制度的支持,政策实施的难度较大,实施效果也不甚理想,从而影响到我国和谐社会的建立。

(四)企业诚信缺失有损中国商品形象,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我国对外经济交往。在对外经济交往中,有的企业以次充好,甚至将假冒伪劣商品卖到国外,损害国外消费者利益,败坏中国企业的声誉,损害中国商品的形象。

(五)企业诚信缺失有可能造成社会道德的沦丧。从社会而言,企业诚信缺失为整个社会树立了“坏孩子”的榜样。若不能有效根治此行为,失信难免会突破企业的边界而向社会蔓延,从而导致社会道德的沦丧,危及社会的稳定。

三、我国企业诚信缺失的原因

(一)市场经济挑战传统道德,人们认识产生偏差与混乱。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诚信价值观受到市场经济的严重冲击,人们的认识出现了一定的偏差与混乱,主要表现为:第一,把企业仅仅看成一个经济实体,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忽视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孰不知,企业一旦变成了纯粹的“经济动物”,则有可能沦为“社会的公害”,“三鹿毒奶粉”事件则是一个明证。第二,片面理解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忽视其同时也是道德经济与信用经济。事实上,法制要获得持久的生命力,需要寻求一种更高级的实现形式,而道德自律则成为法制秩序的最高形式。第三,传统的诚信文化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传统的诚信文化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及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相适应的,其局限性表现为:诚信虽然也有目的性的一面,但更多是一种手段,而且有等差之别。如,首信于君主,是为忠;次信于家父,是为孝;再信于夫妻兄弟姐妹亲戚朋友,是为义;对陌生人遵循什么规则,则较少涉及,几近空白。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许多企业形成了自己的减信标准,那就是对特殊客户诚信多,对一般客户诚信少;在特殊时期诚信多,在一般时期诚信少。

(二)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企业诚信文化建设落后。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长期发展积累形成的内在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体现了一个企业的形象,并决定企业发展的深度与广度。企业文化的建设依赖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目前,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着股权结构“一股独大”、内部控制问题严重、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乏力、缺乏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公司治理目标模式选择模糊等问题,直接影响上市公司诚信文化建设,进而影响到企业诚信机制的有效运作,(三)社会信用评估体系和企业信用档案尚未有效地建立。我国作为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需要建立一套健全的社会信用评估体系和相应的企业信用档案。然而,目前我国社会信用评估体系尚未有效地建立起来,仅在上海、广州、北京等地开展了对企业信用的评估,但是,各地的信用评估仅在本地有效,而在其他地区则无效。另外,我国的信用评估也存在着整体水平不高、市场规模偏小,信息不完整、评估机构相互无序竞争等问题。

(四)社会道德水准下滑,“劣币驱逐良币”。企业的诚信是社会道德在企业经营中的表现。如果整个社会存在严重的信用危机,社会道德水准下滑,那么,企业的诚信度也必然下降。不可否认,我国社会目前的道德水平下滑严重管理人员素质低下、执法人员收受贿赂财务人员徇私舞弊等现象时有发生。不少地方政府对假冒伪劣商品的生产与销售也采取不作为的态度,任其发展。这些不诚信的社会风气一旦形成,就会出现诚信企业被不诚实企业所排挤的现象,即所谓“劣币驱逐良币”。

(五法律、法规不够健全,企业失信成本偏低。当前,我国一些企业之所以不讲诚信,与失信成本过低密切相关。当失信成本小于失信收益、失信行为有利可图时,企业经营者有可能选择甚至主动选择失信行为,失信现象就会大量发生。反之,当失信成本大于失信收益时,企业经营者就会尽量避免失信行为,从而促进诚信环境的好转。从现实状况来看,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对失信行为的制裁和惩罚力度有限,这在客观上也纵容了企业的不守信行为。表现在:其一,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建立与信用管理直接相关的法律,只是在《民法通则》、《合同法》等相关法律中规范诚信守法。相关法律适应性较差,不能驾驭信用问题多变的情况,给企业失信提供可乘之机。其二,相关法律对企业失信行为的惩罚力度不够,以补偿性罚款为主,企业失信仍有利可图。其三,有关部门执法不力,有的地方政府有意偏袒本地企业,企业失信之风得以蔓延并危害全社会。

四、治理我国企业诚信缺失的对策

(一)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全新的社会诚信文化。在构造我国新型的诚信文化过程中,我们应做好以下几点,第一,继续大力宣传与发扬我国传统诚信文化观优秀成分,如诚信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大力提高国民的诚信素质与增强国民诚信意识。同时,要抛弃传统诚信文化中的不合理部分,如诚信的等差之别,构建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的人人平等的社会诚信文化。第二,我们应以更开阔的心胸,广泛吸纳西方诚信文化中的先进内容,信仰是一种文化的核心要素,一个人是否诚实守信直接取决于其信仰。第三,要重视和宣传企业应承担的社会道德责任,企业既是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实体,更应是一个社会道德的承载体,它在创造我国新型的社会诚信文化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

(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创建企业诚信文化。针对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可采取以下措施加以完善。第一,考虑到我国是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盛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的传统文化,短时间以内又难以具备英美公司治理模式所要求的外部市场条件,因此,目标模式的选择应趋向于以内部控制为主的日德共同治理模式。同时,由于商业银行是国有控股公司的最大债权人,应允许商业银行持股于客户企业,建立主银行相机治理机制。第二,优化股权结构,健全法人治理机制。第三,完善市场体系,为建立有效的公司外部治理机制而创造条件。第四,健全对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创造企业诚信文化,首先,企业主要经营者应起表率作用,确定牢固的诚信观念,且身体力行,其次,要加强对普通员工的诚信教育和管理。再次,企业应通过一定的传播方式,将企业的诚信文化展现给社会,树立良好的信誉度。

(三)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加大企业失信行为的成本。首先,要完善信用立法。如国家立法机关应尽快制定出层次较高的规范性文件和专门的法律、法规,规范企业和个人的各种信用行为。尤其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失信惩罚机制,明确在市场经济中失信的法律边界是什么?失信到什么程度?将给予何种形式和何种程度的制裁?通过建立失信惩罚机制,加大失信行为的风险成本,迫使企业诚信守法。其次,要修改现行法律、法规中有关失信的惩罚措施,将补偿性的处罚改为惩罚性的处罚。新法规应加大惩罚的力度,使失信者不但无利可图,反而祸及终身,甚至倾家荡产。第三,要治理、整顿我国司法、执法队伍,形成良好的保障信用实现的制度环境。

(四)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立企业信用档案,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与完善包括信用等级评定、信用状况的采集和提供、信用监督在内的,且覆盖社会个人、企业和政府信用有机组成的社会信用体系。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及互联网的优势,建立企业诚信档案,将企业的诚信程度、信用等级等有关信息向社会公布,供社会各界进行查询。企业诚信档案将迫使企业接受社会监督,自觉坚持诚信经营。

(五)规范政府行为,树立政府诚信形象。规范政府的行为,能够提供一个稳定的政策环境,有利于人们形成稳定的预期。首先,政府要带头讲信用,言行一致,做诚实守信的模范。其次,应处理好立法、行政、司法和大众传媒的关系,加强立法、行政、司法的相互制衡,让大众传媒成为一种独立的民间舆论监督工具,并监督政府的工作。第三,应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加速政府职能转变,使政府由高高在上的领导机关转变为向社会和企业提公共服务的工具,并提高办事效率。

第二篇:从三鹿奶粉事件看我国企业的道德伦理问题

从三鹿奶粉事件看我国企业的道德伦理问题

摘要:这几天,毒奶粉事件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国务院决定全面整顿奶制品行业,严厉惩处违法犯罪,“向人民做出交代”。在三鹿奶粉之外,质检部门又查出20余家企业生产的奶粉含有三聚氰胺。在此后进行的液态奶检测中,蒙牛、伊利、光明24批次产品被检出三聚氰胺。多家大品牌牵涉其中,中国奶制品行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

关键词:三聚氰胺 奶制品 道德 企业 潜规则

望着病床上的婴幼儿,年轻的父母忧心如焚,恨不得以自己的病痛换取孩子的健康。面对“三鹿奶粉”事件造成的严重危害,生产企业的员工追悔莫及,低下了羞愧的头„„

自三鹿奶粉含“三聚氰胺”被曝光后,事件影响持续扩大。三聚氰胺问题继续扩大到蒙牛、伊利等其它国产品牌的婴幼儿奶粉产品后,又扩大到液体奶领域,蒙牛、伊利、光明国产三大液态奶品牌无一幸免;而后,雀巢在香港销售的产品也被查出含有三聚氰胺。随后,又扩散到饼干、糕点等下游领域。企业的道德伦理问题正在遭遇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

奶粉有毒是因为其中含三聚氰胺,可能是在奶粉中直接加入的,也可能是在原料奶中加入的。三聚氰胺(英文名Melamine),是一种三嗪类含氮杂环有机化合物,重要的氮杂环有机化工原料。在食品中添加三聚氰胺可以在冒充蛋白质,使用过后会导致肾结石,使肾功能衰退,影响生命。牛奶和奶粉添加三聚氰胺,主要是因为它能冒充蛋白质。食品都是要按规定检测蛋白质含量的。要是蛋白质不够多,说明牛奶兑水兑得太多,说明奶粉中有太多别的东西的粉。但是,蛋白质太不容易检测,生化学家们就想出个偷懒的办法:因为蛋白质是含氮的,所以只要测出食品中的含氮量,就可以推算出其中的蛋白质含量。因此添加过三聚氰胺的奶粉就很难检测出其蛋白质不合格了这就是三聚氰胺的假蛋白。

当我初次听到三鹿集团在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导致多起儿童出现肾结石并出现死亡病例时,我震惊了,我愤怒了。但当我又了解到国内22多家企业都有在奶粉中加如“三聚氰胺”的同时我却无法愤怒了,感到的是深深的悲哀,发自内心的悲哀。但是,在我悲愤的同时,我迷茫了。为什么要在奶粉中加入三聚氰胺呢?难道众多企业没有一家知道这个害人的毒药吗?难道企业就可以为了利益而不顾他人的生命吗?难道民族企业不是应该孜孜以求,经世济民吗?

新华网报导,从2008年9月12日至17日8时,各地报告临床诊断患儿一共有6244例。曾经在国内某著名品牌担任过管理层的知情人士透漏,对于在奶粉添加三聚氰胺的事情,很多企业早就知道,这是一个不公开的业内秘密,“但一直没有出事,大家谁也没有把它当回事。”这说明婴幼儿奶粉中出现三聚氰胺这种有毒化学物质不是一两天的事了。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往蛋白粉或饲料中加入三聚氰胺,成了行业“潜规则”。在“潜规则”的纵容下,不法分子为了节约成本,扩大销售,竟然拿婴幼儿的安全健康作赌注铤而走险。4年前的阜阳“大头娃娃”事件,使人们对不知名的劣质奶粉有了警惕,本次奶粉事件则使消费者对众多知名品牌奶粉产生了质疑,使奶粉行业面临史无前例的危机。

与上述“潜规则”同时横行的,是个别企业“公关”上的“潜规则”。企业的公共关系部门发现质量问题时却想方设法掩盖,把“公关”当作“搞定”政府部门、“摆平”媒体,进而欺骗消费者的工具。这种无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公关”“潜规则”,某种程度上比技术上的“潜规则”更可怕。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事情出来时,作为中国乳业领军的几大厂商都不出来表态。没有一家厂敢站出来承诺自己的产品不含三聚氰胺或者其他有害物质。当事情发生时,我们要的不是推卸责任,不要把责任往奶农,牛奶供销商身上推。广大消费者的眼睛是雪亮的,也不要把消费者当成傻瓜来欺骗,那样做是多么的可笑。在我们心里充满失望和痛苦时,我们需要的不是解释,我们需要的紧紧只是承担„„

在我国奶粉行业近几年都是国内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外国奶粉企业很难入足中国,这是在当今市场经济体制中可以值得自豪的事情了。但是,现在发生奶粉事件后一切的开始慢慢变化了,很多外企开始借这个机会向中国进军,中国奶粉企业面临的危机加重。现在,根据市场调查,很多父母亲宁愿花钱买更贵的外国奶粉,也不愿意买国内奶粉。而像肯德基、星巴克这样的餐饮服务业也停止了与蒙牛的合作转而用豆奶来替代牛奶。而消费者也改变了消费习惯倾向于更为传统的豆奶。

这次事件改变的不仅是人们的消费习惯,此次事件后,很多奶农的原奶无法销售,造成巨大的损失。由于奶农对短期内的损失承受能力非常有限,可能导致大量的奶牛被宰杀,如果这样的话,整个供应链将被严重破坏,即使后续乳制品销售能有所恢复,下游乳制品企业也将可能因为没有足够的原料供应而重陷困境。对于这一问题,急需下游企业及政府的政策支持。相信政府也不愿意看到我们国家这个产业因此而一蹶不振,目前包括奶业协会在内的相关机构正需求政府的政策支持,包括直接对奶农的补贴政策。虽然目前政府仍没有相关的具体政策出台,但我们仍然相信政府将在未来乳制品业重组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三鹿奶粉”事件再次提醒我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受“问题奶粉”影响,消费者对奶粉质量安全的信任度骤降,不仅奶制品企业产品销量大幅滑坡,生产经营陷入困境,广大奶农也因企业减少原奶收购面临损失。沉痛的教训告诫企业家们:在追逐利润的同时,必须坚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以牺牲道德和消费者利益换取利润,最终必然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认为,三鹿问题奶粉事件的发生,凸显了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是国企尤其是著名国企的自身管理问题。根据目前公布的调查结果,问题奶粉中的化学品是人为加入而非工艺所致,亦是原料奶中出现而非工厂生产过程产生,似乎三鹿本部责任不大。但细究一下,诚非如此。因为作为合格的(且不说优秀)食品生产企业,从原料到工艺直到成品乃至销售,其所有环节都应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无论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三鹿都难辞其咎。

第二,是食品药品监管的问题。国家专门设立质量检验检疫总局和食品药品监管局专司监管食药安全及其他产品质量之事,这些机构又都在各地设有下属、分支或派出机构,可谓天网恢恢,伪劣有害产品应该是疏而不漏。但在如此严密监管控制之下,三鹿问题奶粉仍然出现,不能不令人匪夷所思,不能不令人质疑有关监管部门的工作力度或能力乃至责任心。

第三,是对于制造有害产品者的惩治问题。据初步调查,这次出现问题奶粉,是某些提供原料奶的农民为提高交货重量或质量在其中掺入化学品所致。这里看似个案,但反映两个普遍问题:一是生产或种植、养殖从业者的诚信问题;据我观察,中国产品造假或制害者,都以降低成本或提高产量以赚取更大利润为目的,这就涉及经商(包括从政、为学)应有一个起码的良知(至少不应制害),并具有诚信意识。二是问题出现后,往往对肇事者处理偏轻,不能起到震慑违法犯罪的作用。所以,杜绝问题产生的关键是处理要严。

第四,是职业道德的严重缺乏问题:综观任何健康、合理的社会,经济水平可有高低之分,各种职业也尽可有不同的特点,但不管从事哪一类职业的人们,都至少在本职业范围内,具备所需要的职业道德。但在今天的中国,职业道德在许多领域可谓天方夜谭;相反,在金钱和利益面前,职业道德退居二线反倒可以大行其道。

第五,是良知的严重缺乏问题:在经济和社会急剧转型的中国,由于各种原因,道德真空和道德虚无的现象已经十分严重,尤其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做人、做事缺乏底线的情况已经十分普遍;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如果有相当一批人在做人、做事方面缺乏底线,为了金钱和利益什么事情都可以去做,那将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这个国家未来的崛起之路也相当堪忧。

第六,是新闻监督的严重缺乏问题:在上述群体灾难事件未发生时,若有一些独立的调查型记者展开深入采访,并在法律保护的情况下将种种惊天黑幕公布于众,那将不但有利于对灾难的避免,而且有利于重建政府的威望。

另外,是发生问题后企业或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态度和责任问题。这次值得赞许的是河北省已经公开承认石家庄“市政府没有及时向社会公布,应承担重大责任”(国际在线9月17日),该市市长因此被免职。此前该市主管官员也已经被免职,企业负责人被刑拘,与以往相比,处理力度明显加大。国家主管部门也迅速采取行动,并将有关调查处理进展情况及时向社会发布。这样的态度是积极而负责的。“三鹿奶粉”事件所暴露的道德缺失,也向全社会发出了预警信号。道德是一切制度运行的社会土壤。在一个国家的文明框架中,道德与法律唇齿相依,缺一不可,必须做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幷举。在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一刻也不能放松道德建设。只有在全社会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大力加强公民道德、职业道德、企业道德、社会道德建设,在全社会形成诚信守法的良好环境,才能有效构筑牢固的社会文明防线,全面推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诚信是社会契约的前提,道德是商业文明的基石。作为人们共同的行为准则和规范,道德是构成社会文明的重要因素,也是维系和谐人际关系、良好社会秩序的基本条件。我们放心走路,是因为我们相信车流会在红灯前停下来;我们安心睡觉,是因为相信屋顶不会无缘无故塌下来。没有这种基本的信任,社会就不可能正常运行;市场经济的基本秩序,也就无从存在。如果诚信缺失、道德败坏、是非不分、荣辱颠倒,文明底线失守,再好的制度也无法生效,再快的发展也会出问题。

这一事件的发生,给人们以教育:欲建立企业,先建立信誉;欲做大企业,先做好信誉;欲做强企业,必牢守信誉。诚实守信一向被我们民族视为“立人之本”、“立政之本”、“进德修业之本”。能做大做强、久盛不衰的企业,有哪个不是恪守信誉的企业?“三鹿奶粉”事件固然给消费者家庭、给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但害人者必害己,损人者必损己。始作俑者正在受到党纪政纪的严肃处理、国家法律的严厉制裁;生产厂家由红红火火的发展变成了冷冷清清的停产整顿,全国奶产业的生产受到了很大冲击,严重影响了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深刻的教训告诉我们:在信用交易已经成为现代市场主要交易形式的历史条件下,在全社会倡导诚实守信、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不仅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的基础,也是提高国内外市场融合度的必然要求。诚实守信,不仅是做人之根本,也是企业生存和发展之根本。

敢于面对自己过错的企业,能够改正自己错误的企业,这样的企业才有希望和未来。“三鹿奶粉”事件是一个反面教材,相信有关地方、部门和企业能够汲取教训,痛改前非。这样,我们的生活环境、发展环境,将不断得到改善,得到发展,得到提高。我们应该具备这样的素质、拥有这样的能力,我们更应该有这样的信心。

参考资料:

1、《三鹿人成功之路》

作者:高玉成主编 出版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年4月

2、《仁者无畏 企业伦理学理论与实践》

作者:魏文斌著

出版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年8月

3、《企业伦理学:培育企业道德实力的理论与方法》

作者:欧阳润平著

出版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年06月第1版

4、《企业伦理学》

作者:张学斌

出版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年7月

5、财华网http://www.xiexiebang.com

第三篇:从三鹿奶粉事件看我国政府的食品安全监管

基于食品安全监管视角的 “三鹿奶粉”事件剖析

一、选题背景

“名以食为天”是永恒不变的道理,食品是人们生活及继续开展生产活动的基础,也是国家稳定有序的保障,伴随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程度的提升,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要求越来越高。1982年我国食品卫生检查合格率仅为161.5%,该年我国第一部食品卫生监督法面世——《食品卫生法(试行)》,该部法律面世以后,我国食品安全得到了极大的提升,1994年我国食品安全合格率提升至82.3%,2009年进一步提升至98%,2011年全国食品安全监测合格率依旧保持在90%以上。其中药品监测合格率为96.82%,抽检面覆盖211个品种近3万批次。从区域来看,上海市食品监测合格率为94.1%,食品中毒发生的概率控制在10万分之0.87以下,抽检样品每千人8件,市民对食品安全的知情度得分超过80分。慈溪市食品安全监测合格率为98.11%,监测食品类4650批次,其中水产品合格率为95.9%、食用油合格率达到100%。由此不难看出在国家的大力整治下,我国食品安全卫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然而一系列的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食品安全问题依然甚嚣尘上,食品安全问题已经牵动着人们的神经。三聚氰胺事件、毒奶粉事件、毒胶囊事件等等都给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敲响了警钟。2012年以来,我国先后出现了注胶虾事件、“立顿”茶叶事件、柴鸡、过期鸡胗事件、硫磺竹笋事件、“地沟油”事件、“皮鞋酸奶果冻”事件、、可口可乐“含氯门”事件等事件,这些事件不仅让人们呼吁食品监管部门的职责是什么?食品监管部门做什么事情去了?为什么在国家政策的调控下依然出现诸多食品安全问题。由此,针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步伐不应该停止,而应该从更深层次去探究食品安全形成的原因及解决的方案。

二、选题意义

虽然我国经济经历的高速发展时期,人们对于食品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然而食品安全事件却层出不穷,国内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的曝光无不让人们提心吊胆。因而本文立足现行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从国家食品安全监测角度对当前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以“三鹿奶粉”事件为载体对当前所面临的食品安全问题的实质进行了剖析,希望为进一步推动食品安全问题的有效解决提供一定可行性方法。笔者首先对食品安全的理论及现状进行了梳理与分析,从理论角度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了丰富。除此之外,笔者运用案例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对当前食品安全的实质进行了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解决当前食品安全问题的对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实践价值。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一)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笔者为了深入探析当前食品安全的症结所在,首先对当前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通过文献的研究资料了解食品安全问题,同时为后文的研究奠定丰富的理论知识基础。2.案例研究法

本文不仅进行了理论分析,还选择“三鹿奶粉”事件作为载体,以具体案例对当前食品安全问题形成的过程进行了全面分析,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形成机理及监管中存在弊端进行了一一解读。3.比较研究法

笔者选择澳门食品监管作为比较研究法的载体,将澳门食品监管与大陆食品监管进行了对比,希望从对比分析中探析出大陆食品安全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并能够有针对性的提出具有可行性建议。

(二)创新点

本文创新点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经验的有机结合。笔者不仅对食品安全理论进行了梳理,还将理论运用至案例中进行剖析,使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体现。第二,本文以澳门食品监管现状作为对比载体,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问题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剖析。第三,笔者充分认识到案例剖析对食品安全监管问题研究的意义,因而在本文分析中融入了“三鹿奶粉”事件进行了分析,因而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四、国内外研究现状

食品安全关系国计民生,因而国内外专家学者对食品安全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研究,然而由于社会价值管理、投机机会的广泛存在,食品安全问题依然广泛存在。

在国外,冯·布劳恩等(2002)研究认为食品安全不仅仅是指食品本身安全,社会健康、卫生事业、社会弱势群体对食品安全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因而食品安全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其社会性。Anne Winlock等(2004)研究指出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高度重视消费者的利益,因为消费者在培训、食品安全决策、食品安全系统建设与调整中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其它任何形式都很难代替的。Marion Nestle(2004)认为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将食品安全问题作为政治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食品安全监管中必须由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及监督机构,同时食品监管涉及政府、公众及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这些群体总是在博弈中寻求最佳平衡点。Gizmo Valceschini等(2007)研究处处英国规制是产业链下游企业对供应商进行监督,利用零售商的市场影响力,进而对上游企业形成制衡。Laurie(2005)通过对欧盟食品安全规则进行研究,将欧盟统一食品监管的规则及将按机构在欧洲食品安全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剖析。

在国内,虽然针对食品安全研究的起步较晚,但是由于关系国计民生,很大一部分专家学者开始了对此课题的研究。朱明等(2008)在《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中对国内外有关食品安全法规及食品安全管理资料进行了整理,在此基础上结合了当前食品安全现状及国内监管体系,运用程序研究法对食品进入消费者家庭的全过程监管方法进行了解剖。谭龙飞等(2007)在《食品安全与生物污染防治》中对微生物在食品安全中对于影响进行了分析,对食源性疾病预防及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进行了分析。周洁红等(2005)在《生鲜蔬菜质量安全管理问题研究》中对蔬菜的食品安全管理进行了研究,该该文中作者对食品安全监管的信息不对称及政府监管机制缺陷进行了解读,指出认证、标识、检测、市场准入等都能够在一定程度傻瓜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还能为生产者提供一定的激励。郭爽等(2007)在《澳门食品竞全管理透视》一文中对澳门食品监管现状进行了梳理,同时指出澳门食品安全问题主要源于法律法规不健全、技术与人力资源匮乏及信息沟通滞后等因素。李南南等(2009)在《从“三鹿奶粉事件”评述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一文中对三鹿事件产生的客观原因与政府监管问题等进行了研究,研究指出政府监管理念陈旧、监管法律法规建设滞后、监管责任不清是导致三鹿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作者还从立法角度、法律体系角度、责任追求角度等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总之,国内外专家学者对食品安全进行了相对全面的研究,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存在,导致一系列食品问题依旧存在,主要原因在于对食品安全的理论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很难适应高速发展的社会环境。因而必须针对当前食品安全问题结合时代因素进行研究,以此推动食品安全问题得到切实有效的解决。

五、主要内容及结构 引言

1.1选题背景 1.2选题意义

1.3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1.4主要内容及结构

1.相关食品安全监管的理论梳理 1.1国内外研究现状

1.2食品安全的界定及特点 1.2.1食品安全的界定 1.2.2食品安全的特点

1.3食品安全监管的界定及特点 1.3.1食品安全监管的界定 1.3.2食品安全监管特点 1.4食品安全监管模式

2.澳门与内地食品安全监管现状分析 2.1澳门食品安全监管现状分析 2.2内地食品安全监管现状分析

2.3澳门与内地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差异性分析 2.3.1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差异 2.3.2社会参与机制差异 2.3.3食品安全监测标准差异

3.从“三鹿奶粉”事件看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3.1“三鹿奶粉”事件概述

3.2“三鹿奶粉”事件中透射的食品安全监管问题 3.2.1相关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建设滞后 3.2.2食品安全信息反馈渠道受阻 3.2.3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完善度较低 3.2.4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职责模糊不清 3.3存在问题的原因

3.3.1企业社会责任感缺失 3.3.2政府相关部门监督不力

3.3.3“三鹿集团”脱离实际的发展速度 3.3.4原材料收集中存在监管缺陷

4.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的对策建议 4.1政策立法方面

4.1.1强化食品监管立法

4.1.2借鉴澳门食品安全监管完善内地食品安全监管法规 4.2企业社会责任构建方面

4.2.1政府发挥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感的树立

4.2.2充分发挥中介机构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作用 4.3食品安全监管渠道建设方面 4.3.1构建食品安全危机管理渠道

4.3.2借鉴澳门高公众参与度的食品安全信息反馈渠道 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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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艳林主编.食品安全法概论[M].中国计量出版社, 2005 [3] 贾敬敦,陈春明主编.中国食品安全态势分析[M].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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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从三鹿事件浅谈企业公关危机处理(范文)

从三鹿事件浅谈企业公关危机处理2008-09-14 12:40近几日的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因为不仅是因为产品的严重质量问题,而更为重要的是产品目标消费群体的特殊性。

作为一名河北人、石家庄人,从心里一直把三鹿看做是我们石家庄的骄傲,不仅仅是因其奶粉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的名头,而是还能实实在在的看到一家全国知名的乳制品企业的不断成长和进步。我家住在北苑小区,上班的时候首先经过西三庄街,路东有三鹿的制造和运输车间,每天的货运车辆将产品运往全国各地。从西三庄街转到和平路后,经过三鹿集团总部的正门,朝阳下的集团办公区朴实而静谧。而这一切都被打破了,这个企业聚焦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三鹿集团总部开始忙碌起来,官员、记者、经销商、消费者„„看着这一切,我的心很痛,这是我第一次真切的感受到一种近乎于摧毁一个企业的**和事件。

事件还在调查中,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去问责,我真诚的希望企业能挺过这一关,但在关注这件事情的时候,以我个人的观点觉得三鹿集团在这次企业公关危机处理中做的不到位,大的方向暂且不谈,一些细节值得改进,以下是我的一些观点和建议:

1、没有及时做出合理的回应。

当全国各地开始有因三鹿奶粉导致婴幼儿肾结石的相关报道后,三鹿集团没有适时做出正面回应,当舆论逐渐将焦点集中到三鹿奶粉的时候,三鹿集团媒体部相关负责人才接受采访,但其回应是“企业在自检的时候确定产品不存在质量问题”,但当事情严重化后,其董事长随后的采访中承认“已经在较早时候的产品自检中发现问题”。这种对媒体信息的传达是自己抽自己嘴巴,对于消费者来说会更加愤怒,有问题不公布,这种瞒报比质量问题更可恶,质量问题失去的是市场,而瞒报失去的是口碑和品牌,企业将很难在以后的日子里扭转消费者心里形成的厌恶感。针对这样的情况,企业在第一次对外发布信息时一定要谨慎,如果企业还不确定是否是自己的责任,可以回答“产品已送交国家权威部门检测,等结果出来,我们会第一时间向媒体公布情况”。而不是用企业自检去说事,这时候的企业自检已经无法让消费者和公众信服。

2、事件初步原因的公布有推脱责任之嫌。

当三鹿集团真的承认产品中含有三聚氰胺的时候,其说法是不法奶农在原奶中添加三聚氰胺所致。且不说这种说法是否科学(后经过专家分析,如果是奶农添加需要有比较专业的技术手段,一般不可能完成,就算可以做到也较容易被检测),仅让消费者一听就有推脱责任之嫌,难道企业收上来的奶都不经过检测吗?而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是原奶出了问题,那么是不是三鹿的所有产品都出了问题呢?这将直接引起消费者的恐慌,对三鹿的液态奶等其他产品产生直接影响(我家的一箱“三鹿大红枣牛奶”已被我封存,不敢再饮用),所以企业在产品出现问题后,其回答一定要谨慎,否则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3、企业公关危机细节处理不当。

在这几天经过三鹿集团总部的时候,看到办公区和门口围了太多的人,包括各个媒体的记者、各地的中小经销商、抱着孩子讨说法的消费者„„虽然有警察和工作人员维持秩序,但现场依旧混乱。让太多的人聚集在一起是处理企业公关危机的最大禁忌,这将直接导致公众关注点集中,对企业的处理工作提出诸多要求和质疑,容易引起不必要的冲突。

第一,没有合理的安排媒体采访。许多记者在办公区等户外各处等待相关负责人的回应,而据说原本答应的某个时刻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也一推再推,这将间接的导致记者在舆论上偏向公众。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给媒体记者提供一个场所(例如会议室),这样记者在身心上不至于疲惫和烦躁,也不容易引起公众的过分关注(因为公众对媒体所针对的焦点会密切跟进),然后严格按承诺的时间召开新闻发布会,可以由企业的副总级别负责人和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共同主持,定时向外界传达事情的进展情况,否则猜测和传言会更加误导公众。

第二,在问题产品的召回上没有对外发布具体操作办法。一些大的超市或者正规渠道的经销商还可以通过原有渠道进行产品退回。而一些中小经销商和顾客因为事情的突然发生,而不知道到那里退货,所以都集中到三鹿集团总部,各式汽车、三轮车、自行车载着三鹿问题产品堆放到三鹿总部门口,这种混乱的局面只会导致更多的纠纷和摩擦产生。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产品既然出现问题,就要在第一时间发布召回公告,并说明具体操作办法,例如首先要求所有产品按级召回(顾客凭购物凭证退超市和正规销售网点等销售终端,销售终端退经销商,经销商退各地分公司,然后由各地分公司暂时封存或退总部),但肯定有部分顾客或中小经销商没有购物凭证的情况,遇此种情况可另行安排一个地点,由三鹿派驻工作人员接收顾客和中小经销商的退货,这样可以有效避开公众关注,并可合理避免恶意退货或者退假货的情况。

第三,没有及时安排消费者(婴幼儿)的检查和治疗工作。在三鹿集团总部门口看到许多家长抱着孩子,有的是讨要说法,有的是让其给检查以确认是否因食用三鹿奶粉患病„„抱着孩子的家长聚集会博得更多消费者和社会公众的关注和同情,而三鹿并没有在第一时间给这些直接的受害者合理安排。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确认是自身产品的问题后,第一时间告知公众,如果有食用相关问题产品的婴幼儿,可以到市级以上医院检查,如果确诊,所有治疗费用由企业承担(截至目前国务院已经决定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Ⅰ级响应,成立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并对患病婴幼儿实行免费救治,所需费用由财政承担)。这样才能显示出一个企业的责任和态度,公众可以谅解企业的产品出问题,而绝对不能谅解企业在出问题后的不作为。

以上是本人的一些浅薄观点,也许企业已经付出了很多,也在公关危机处理中做了很多,我们相信事情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我们也期待看到一个有能力处理这件事情的企业和政府!

第五篇:从“长虹事件”看我国企业的信用管理

从“长虹事件”看我国企业的信用管理

2004年岁末,一场发生在美国的诉讼把人们的目光集中到我国最大的彩电厂家四川长虹。在长达两年的沉默之后,长虹与美国代理商APEX Digital(下称APEX)发生了决裂,终于开始了追收40亿元人民币应收账款的法律行动。而APEX正是在过去三年中为长虹带来巨额

出口、曾经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40亿这个

数字,相当于长虹对APEX全部销售收入的40%!

通过对长虹近几年的年报分析可以发现,2001年APEX第一次出现在长虹的应收帐款前五名名单中,并列于榜首。而公司当年的主营业务收入比前一年下降了11.14%,出口收入增长了10.89倍,由此可见2001年的产品出口成为公司生存发展的关键。但出口的大幅增长并没有得到现金流的支持,当年公司应收帐款余额增长58.27%,而前一年是下降27.23%,由此可见出口的增长带来的是财务压力的增大。此外,公司应收帐款前五名的应收金额占应收帐款总额的比例大幅上升,显示公司应收帐款风险有集中的趋势。而APEX的欠款也逐年增长,欠款帐龄也有延长的趋势,这都预示着长虹海外货款回收的状况越来越不乐观。(具体数据见表一和表二)2003年业界就曝出“长虹遭诈骗”的**。当时长虹及APEX双方同声否认,但危机终于掩无可掩在2004年末爆发。APEX一如既往否认所有有关“诈骗”的指控,但是长虹此番终于把自己放到了受害者的位臵上。是否会有诈骗指控,尚待司法当局认定,而对于长虹来说,40亿元的教训已成事实。然而,“长虹事件”并不是一个被海外代理商欺诈的简单个案。实际上常有中国企业为了在海外拓展进行低价销售或者甘冒赊账

风险,导致了严重的不良后果。四川

长虹2000至2003年销售收入与出口收入变化情况

单位:元(RMB)

年份 销售收入 增幅 出口收入 增幅 出口收入占全部销售收入比例 2000 10,707,213,900.00 7.97% 65,217,500.00 未披露 1%

2001 9,514,618,500.00-11.14% 775,943,800.00 1089.78% 8.16%

2002 12,585,184,700.00 32.27% 5,541,290,800.00 614.14% 44.03% 2003 14,133,190,000.00 12.30% 5,038,262,800.00-9.08% 35.65% 资料来源:四川长虹(600839)1999至2003年年报

一、产生问题原因

长虹事件所暴露的问题表面看是财务管理问题(应收帐款风险),而探其根源是企业的信用管理问题。造成此次事件的原因很多,以下三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1、厂商竞争激烈

家电行业是我国开放较早、竞争较充分的行业之一。在国内城镇市场日趋饱和而农村市场尚未有效建立的情况下,家电企业利用我国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通过产品出口扩大市场份额、获取更多利润成为发展的必然选择。但跨国贸易需要在国外市场建立销售终端,因此通过代理商来达到此目的成为投入成本相对较小、时间相对较短的一种方式。由于国际贸易往往运输时间较长再加之家电产品处于买方市场,国外的代理商必然要求一定的还款期(占压生产企业资金)来完成销售。这种结算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必需的也是生产企业一定要警惕的。从“长虹事件”可以看出,我国企业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由于过于心急而忽略了风险控制,导致应收账款大幅上升,产生坏帐的风险或事实。

2、完善的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尚未建立

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在我国还是个新生事物,这是因为:(1)企业信用管理制度是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目前社会信用体系正处在建设期,在诸多方面还不完善不健全,尤其表现为法律法规和个人、企业信用数据库的不完善,因此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在此大环境下也处于探索阶段;(2)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时间较短,在打破计划经济配臵资源和产品的大环境下,诸多行业逐步步入买方市场。

生产企业在生存压力下较难顾及销售的信用风险,仍停留在片面追求产值或销售收入的阶段;

3、企业内部信用管理架构未完善

企业内部信用管理架构主要是指负责企业信用风险管理的部门设臵及与其它部门责权利的分配。企业信用管理是个动态过程,贯穿于原材料的采购、信用额度的设定、应收帐款的管理等生产经营全过程。而且它也与营销、财务管理相联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矛盾。因此,企业的信用管理部门应该超然于营销和财务部门,这样才能摆脱销售压力的干扰,对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进行监控,科学地评价销售风险;而“超然”并不是把信用管理和营销、财务完全隔裂开,而是相互协调,以达到收益与风险最佳配臵的目标。

二、减少销售风险的措施

销售风险是伴随着企业非现金销售时刻存在的。从国外的经验来看,销售风险是可以通过多种措施来减少的。以下措施就是值得运用的:

1、资信调查

企业资信调查即企业征信,是指由专业化的信用管理或服务机构对有关企业资信状况进行系统的调查和评估,并按照市场化原则开放征信资料和数据、提供信用报告。生产企业可以通过资信调查,全面理解被调查企业对金融部门贷款的按时还本付息情况、对供应商应付帐款的按期支付情况、对顾客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数量、质量、交货期等履行情况、纳税、涉诉等多方面信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通过资信调查,可以帮助企业与新客户建立业务关系、了解老客户的信用变化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合作和销售风险。(对以上数据,如何真实有效收集,是个关键问题,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客户不愿意提供此类信息,而银行部门也不会提供!)

国际上知名的提供企业资信调查的公司包括邓白氏国际信息咨询公司、中华征信所等机构。它们拥有全球诸多客户的信用资料,并且定期更新,以满足企业资信调查的需要。在“长虹事件”中,长虹的美国代理商--APEX自2001年到2003年获得邓白氏国际信息咨询

公司的信用评级多为3A4。3A指的是该公司的净资产在最高级别为5A中的排位,而4则是风险评级中最高的一级(1到4级表示信用风险由低到高)。根据评估,APEX的资产净值最高不过600万美元左右,这一评级代表着非常高的信用风险。因此给于该公司信用额度是十分危险的。

2、出口信用保险

出口信用保险是国家为了推动本国的出口贸易,保障出口企业的收汇安全而制定的一项由国家财政提供保险准备金的非赢利性政策性保险业务。当出口企业购买了出口信用保险,如出现买方由于保险合同列明的原因无法按时、足额地支付货款时,由卖方提供对方违约证明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核实后将按保险合同规定支付货款,同时求偿权转移给保险公司。目前,我国出口信用保险支持的出口占一般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为3%左右,远不及日本的50%,英国的45%,韩国的14%。在出口信用保险规模如此之小的情况下,国内出口企业自己承担了过多的收汇风险。

3、结算方式的选择

在国际贸易中,不同的结算方式蕴含的收汇风险是有显著差异的。在几种常用的结算方式中,信用证结算由于以银行信用为基础,因此是收汇风险最小的;而托收以部分银行信用为基础的,其蕴含的收汇风险自然大于信用证结算方式。托收有两种基本形式:在光票托收方式下,出口商只是委托银行收回出口货物的价款,进口商提货的单据由出口商直接邮寄,银行对进口商支付货款的行为没有任何约束力,因而所蕴含的收汇风险是很大的;而跟单托收在承兑交单(D/A)托收方式下,进口商只要在代收银行出示的由出口商签发的汇票上签章承认付款责任,即可取得可供其提货的单据,因而所蕴含的收汇风险也比较大。在跟单托收付款交单(D/P)方式下,进口商只有向代收银行支付了货物的价款,才能取得可供其提货的单据,因而所蕴含的收汇风险要小得多。汇付分为预付货款和货到付款两种形式,都是纯粹的商业信用形式。显然,预付货款基本无收汇风险,但在目前的竞争环境下除了稀缺的产品很难实现。而货到付款所蕴含的收汇风险非

常大。赊账销售(OA)是各种结算方式中收汇风险最大的。

4、保理

保理,即保付代理,是指企业把由于赊销而形成的应收账款有条件地转让给银行,银行为企业提供资金,并负责管理、催收应收账款并进行坏账担保的业务。在买方市场的今天,生产企业想扩大对欧美市场的销售,就必须提供有利于进口商的条件,因此在支付货款方式上不免要采用赊销或D/A方式。在此种情况下,保理业务可以提供一定的风险保障。首先,在双保理机制下,出口商向出口保理商提出申请,由出口保理商委托进口商所在国的保理商(进口保理商)对进口商的资信情况进行调查,并将结果通过出口保理商告知出口商。进口保理商还可应出口商要求,为进口商核定单笔或循环信用额度,从而降低出口风险;当出口商发货后,出口企业可以凭借出口单据要求保理商先行付款,从而加快资金周转;而一旦进口商未按期支付货款,出口商可以从保理商获得一定额度的赔偿。

虽然保理业务在我国才刚刚起步,但是在国外已广泛被使用。据统计,2001年全球保理业务量已达到了7200亿欧元,在西欧和亚太地区的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该项业务发展尤为迅猛。

综上所述,随着WTO背景下我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竞争,各种风险比在国内要大得多。因此,很有必要加强我国企业的信用管理,提高发现风险、识别风险的能力,以使出口销售成为真正增加企业盈利能力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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