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绿色发展机制与平台建设

第一篇：推进绿色发展机制与平台建设

推进绿色发展机制与平台建设

我省以丽水为主要区域的浙西南地区，地理气候条件优越，不仅是长三角地区少见的拥有大面积山水资源和环境资源的一块净土，而且以区域内生物丰度指数、植被覆盖指数来衡量，也可以说是长三角地区难得的“生态天堂”。同时，浙西南地区也是浙闽六大水系干支流的源头地区，特殊的自然条件构建了特色鲜明的区域生态系统，成为华东地区重要的绿色屏障。因此，浙西南地区的绿色发展，不仅直接影响着我省的生态安全和生态发展总体水平，也关系到全省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迈向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我省应以深化改革的精神，借鉴国内外绿色发展的成功经验，从内生性、外源性和综合性等方面着眼，从搭建平台和完善机制入手，探索各种有效改革举措，形成发展合力，进一步加快绿色发展步伐。

内生性举措和平台

丽水推进绿色发展的实践证明，要落实“绿色发展”理念，须立足自身基础之上探索有效举措和寻找合适平台，即从本土资源中寻找各种促进绿色发展的因子，用本土资源促进绿色发展。

积极探索建设生态交易市场平台。生态交易市场是指具有生态环保性质，既安全、节能、低耗、无公害、不损害生态环境、不损害人身健康，又有较理想的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发展的各类泛生态产品的市场交易平台。为进一步推进绿色发展，我省应积极筹建生态交易市场，探索建立科学规范、具有可操作性的生态环境价值评估制度，推进对生态环境资源的价值评估，并加大对原有的排污权交易机制、碳汇交易机制、水权交易机制等改革力度，逐步形成层次分明、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生态市场体系。可参照乌镇互联网大会实践经验，在浙西南地区创设“全国生态技术与成果博览会”，形成全国性的生态技术和研究成果的交流市场，从而有效利用国内外先进技术成果。此外，应通过生态交易市场平台积极调动地方维护和创造生态价值的积极性，为进一步推进绿色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努力构筑生态信息技术支撑平台。生态信息技术平台是政府部门在生态环境领域为信息化的建设、应用和发展而营造的平台。进一步推进绿色发展就需要以生态信息技术化为手段，构建生态信息技术支撑体系。一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行业、重要领域，创新生态信息技术应用，推进生态建设的信息技术化进程。二要促进生态信息技术与既有的传统产业的融合，着力推进机械、轻工、化工、医药、木制品等行业的信息化改造，提高企业研发、制造、营销、管理等环节的信息化水平。三要以企业信息化工程为抓手，支持生产企业通过信息技术提高产品智能化、自动化水平，实现产品升级换代，提高附加值和竞争力。四要继续推进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工程，支持中小企业利用电子商务公共平台开展内外贸业务。

加快探索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将过去“谁污染谁治理”的模式升级为“谁污染谁付费”的模式，通过市场机制的引入，把排污者的直接责任转化为间接的经济责任，由具体承担治理任务的中介机构集中资金投入，建立治理经营实体，实行社会化有偿服务、管理和运行。并以此为突破口，逐步把市场机制引入环境污染治理领域，不断推动治污集约化、技术专业化、产权多元化、运营市场化。如在特定区域内的排污企业通过付费方式把污染治理交给专业化的第三方公司来完成，实现治污集约化。这样可以使众多的生产企业从小而全的生产方式中解脱出来，集中力量投入到企业经营中去。同时，也盘活了环境保护基础设施资产，带动环境服务业、保险业、金融业的发展，从而促进环境科技进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持续发展能力，形成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合理推进“飞地”平台建设。“飞地经济”是指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双方政府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把“飞出地”方的资金和项目放到行政上互不隶属的“飞入地”方的工业基地，通过各种合作机制实现互利共赢的经济发展模式。我省一些县市已开始发展此类集约用地型“飞地”经济。今后，“飞地”经济的发展，要根据自身的发展目标、产业结构、配套设施、周边环境等因素，逐步向大企业、大产业集聚方向努力。同时要按照生态产业链的发展要求，加强“飞地”内部制度规划，制定一套适用于项目审批和日常管理的环境管理制度，在“飞地”内部推行清洁生产，建立环保、高效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和机制，最大限度地消除各种污染产业。

外源性举措和平台

丽水推进绿色发展的实践证明，要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同时也要强调引入外源性举措和平台，即从外部引入各种有利于绿色发展的因子，积极推进区域绿色发展。

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平台建设。财政转移支付是对生态环境保护投入最直接、最有效的生态补偿方式。生态环境的资源属性决定了政府的财政投入是生态补偿的主渠道，在重点生态功能区淡化地区生产总值考核指标后，很多与之相关的民生指标的调整、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全面建立仍需引起重视，特别是保证区域民众收入增长和社会福利增加。因此，财政转移支付需要加大力度，不仅要加强自上而下的纵向财政转移支付，也要加强受益区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

试行更加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生态补偿机制是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相关各方之间利益关系的环境经济政策。生态补偿机制可以使生态环境的建设者和受益者在成本分担与收益享受上趋于合理，从而实现生态保护正外部效应内在化，激励各类主体积极参与生态保护事业。当前我省的生态补偿机制有待于进一步健全，需要以市场化评估为基础，深入探索生态补偿机制，重点要通过加强与周边省份、周边地市的协调，探索推进以流域生态补偿为重点，以区域交易、区域援助为补充的区域间生态补偿平台建设。

形成社会资本进入生态市场的畅通机制。社会资本主要形式有经营性资本和投资性资本。社会资本与市场经济存在着天然联系，社会资本的特征是投资产权的高度人格化和清晰性，投资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能够主动、敏感地接受市场机制的调节，也最善于根据价格信号做出自主决策，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推进绿色发展，必然会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的高速流动，从而充分发挥社会资本在绿色发展中的作用。同时，鉴于社会资本具有的随机性和盲目性，也需要政府合理引导其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投资。

综合性支持举措和平台

丽水推进绿色发展的实践证明，要落实“绿色发展”理念，从体制机制上看，并非仅靠自身层面所能解决的，还需要得到上一层级的大力支持和协调。

要深化重点生态区考核制度改革。重点生态功能区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指标后，要继续调整与之相关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固定资产投入增长、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进出口总额、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等考核指标，同时将有关生态保护法律法规、生态质量变化、污染排放强度和公众满意度等反映生态建设的指标纳入年度考核；突出对不同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评估，建立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以地区生态总价值替代地区生产总值对领导干部进行考核，强化生态考核与离任审计。

在省级层面推进生态资源交易市场及机制建设。如设立钱塘江、瓯江源头生态保护专项资金，除部分由省财政专项安排外，还可通过流域各地区生态类规费收入按一定比例提取、下游地区企事业单位和居民水费中提取等方式筹集，专门用于源头地区生态建设。参照钱江源头补偿标准，设立丽水重点生态功能区专项扶持资金；对涉及生态、环保类的规费实行全省统筹，先切块安排上游生态屏障性项目建设，提高源头性生态保护转移支付标准。

进一步完善低丘缓坡开发用地相关政策。对低丘缓坡涉及区域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局部修改试点，重点是有条件建设区和允许建设区的调整及零星基本农田的置换。增加低丘缓坡综合开发利用建设用地总规模、用地计划指标以及林地占用指标，并可在低丘缓坡开发区块实施期内跨年度使用。开展低丘缓坡综合开发项目进行征收与转用分离试点。对于在项目选址中没有涉及到农保田以及四类项目中没有涉及到基本农田的，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给予调整，并相应提高土地整理指标的额度，缓解供地矛盾。

进一步改革生态建设领导机制。可考虑在浙西南地区部分市县试点建立“生态发展委员会”，由市、县行政主要领导牵头负责，以改变要素资源、权利义务分属农业、林业、国土和旅游等部门的多头管理体制，凝聚发展合力，促进生态发展水平提升。

第二篇：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城市倡议书

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城市倡议书

全市机关党员干部：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当前，我市正在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xx的道路上阔步前进。为充分发挥机关党员干部在xx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中的模范带头作用，推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决策部署，现向全市机关党员干部发出如下倡议：

争做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先锋。机关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发展理念，切实用新发展理念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带头学习、宣传和遵守环境保护政策法规，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争做保护绿色生态环境的先锋。机关党员干部是环境保护的倡导者和带头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要积极支持和参与污染防治攻坚战役，做到敢于担当、敢于践行、敢于监督、敢于较真。

争做引领绿色生活方式的先锋。机关党员干部要坚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张纸做起。要做绿色志愿服务者，动员广大群众养成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生活方式，推动全社会形成更绿色、更环保的新风尚。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为xx建设生态田园典范尽一份心、出一份力、担一份责，让xx蓝天常在、青山常在、绿水常在。

中共xx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xx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xx市财政局

xx市环境保护局

XX年8月11日

第三篇：全力推进大森林建设 大力促进绿色发展

全力推进大森林建设 大力促进绿色发展

褚银良调研大森林建设

昨日上午，县委副书记、县长褚银良，副县长邬汝跃对我县大森林建设进行了调研。褚银良在调研时指出，大森林建设是县委十二届十一次全会提出的重要战略，全县上下要高度重视环境资源综合开发，结合经济建设，创新思维、科学规划、系统开发，以生态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以大森林建设为抓手，以“千百十”工程为支撑，全力推动生态文明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褚银良指出，宁海大森林建设是推动科学发展的重大举措，是改善生态环境的战略选择，是建设品质人居的客观需要，全县上下务必要充分认识实施这一战略的重要意义。新的一年里，全力推进大森林建设，要着重做好六方面工作。一要把推进大森林建设与国家生态县、国家园林城市的创建工作相结合。积极做好主城区的公园建设、山体改造、河流整治、道路改造升级、社区街巷增绿等一系列工作，大力开展纳污集管、水环境整治，让城区环境更加美化和宜居。二要把推进大森林建设与农林产业结构调整、生态立镇、生态富民等相结合。大力发展各种经济林建设，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创业致富的积极性，鼓励农民自主绿化村庄、庭院、田间地头等。三要把推进大森林建设与

休闲观光旅游业相结合。全力推进休闲农居、休闲观光基地建设，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大森林建设。四要把推进大森林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农房“两改”、退宅还耕的有关政策等相结合。五要把推进大森林建设与生产性绿地、苗木基地建设等相结合。深入研究谋划，做好生产性绿地、苗圃基地建设布局与脱贫、扶贫区域结合的文章。六要把推进大森林建设与市场化运作、培育市场主体相结合。着力培育园林企业，大力发展绿色生态经济。

褚银良强调，推进大森林建设，要以点带面，先试点研究，再总结推广；要构建建设、养护、管理等长效机制，合法合规利用土地；要广泛发动，推进全民义务植树造林；要科学谋划资金筹措渠道，建立资金可持续投入的长效机制；要整合资源，整合力量，上下齐心，共同推进。最后，褚银良希望通过全县上下五年的共同努力，在全县基本建成较完备的森林生态体系、较发达的森林产业体系、较繁荣的森林文化体系和较高品质的人居环境体系，基本实现“通道林荫化、水体林带化、社区园林化、企业花园化、乡村林果化”的森林建设格局，为建设生态型宜居宜业的现代化海滨城市创造良好条件。

第四篇：以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以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绿色发展，是党中央立足基本国情和“十三五”规划目标，审慎把握生态文明建设新的阶段性特征，对发展理念的时代性探索，不仅清晰描绘了发展的生态底色，同时也指明了面向“十三五”目标加强生态治理、增强民生福祉的新路径，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

一、绿色发展契合了生态治理的现实诉求

提出绿色发展是为了应对近年来我国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严峻的生态形势，是在问题导向下对发展理念的创新。推进绿色发展，有利于更好应对资源环境约束挑战，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服务全球生态安全。

1.绿色发展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积极回应，反映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在于“全面”，需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协同发力，以更好满足人的各种方面需求。近年来，人民群众的需求呈现形式日趋多样、水平不断提高的特点，从追求物质生活到追求精神生活，从关心物质文明建设到关注生态文明建设，从关心经济建设到关心政治建设，从关心人与社会发展到关心人、社会与自然协调发展。人们对生存环境的要求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在人民群众幸福指数中的地位不断凸显。目前，我们已经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发展动力、发展结构、发展条件、发展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资源环境承载逼近极限，已经构成制约发展的最大瓶颈。增强生态治理能力，提升生态治理水平，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必须得到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就是要破解绿色发展难题、厚植绿色发展优势、增强绿色发展动力，增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生态底色。

2.绿色发展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举措，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长远大计。建设美丽中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是新时期党执政兴国的重大责任和使命。在人与自然和谐视阈下，绿色发展理念提出加快主体功能区建设、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加大环境治理力度、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等举措，充分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攻方向和精准着力点，目的是要打造科学合理的发展布局、构建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立绿色低碳的产业体系、培育绿色节约的生活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地实施、有序推进、同向驱动，补齐生态短板，开创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使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和更大进展，由蓝图变为现实。

3.绿色发展有助于构建全球生态新秩序，更好服务全球生态安全。近年来，生态问题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应对气候变化、全球生态治理、共建共享人类共有绿色家园已成为各国的统一行动，绿色发展逐渐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新世纪以来，各个国家更加积极追求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蓬勃发展。尤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为尽快提振经济，纷纷将绿色确立为本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主色调，加紧战略规划、加大资金支持、加强制度保障，加快发展绿色经济。美国将绿色转型上升为国家战略，瞄准高端制造、信息技术、低碳经济，发挥技术优势谋划新的经济增长点；日本推出绿色发展战略总体规划；欧盟加快建立节能型、环保型、绿色型、创新型经济，并积极出口绿色技术，旨在抢占未来经济竞争的制高点。同时，也有一些国家为了维持竞争优势，试图增设和提高绿色壁垒，为全球生态安全增添了不稳定因素。我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必须主动适应这一趋势，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实践，走绿色发展道路。坚持绿色发展，将有助于促进我国开展生态绿色外交和绿色国际合作，推进全球生态秩序和生态规则的变革与重构，促使全球绿色发展格局形成，提升全球生态安全水平，更好地为我国推进绿色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二、绿色发展创新了生态治理机制

绿色发展理念在多个方面创新了生态治理的体制机制，这些制度创新将有助于进一步促使我国完善生态治理体系、改进生态治理方式、提升生态治理水平。

1.绿色发展理念创新了生态治理协同机制。多年来，由于缺乏综合性的法律法规，没有统一的规划及布局，不同地方在生态治理上各自为政、标准不一，各个地方只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负责，导致地区生态治理出现“九龙治水”、“治而不愈”的问题。就同一地方而言，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资源的需求、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加之土地、水利、环保等多个部门工作欠缺衔接性和协调性，致使地方产业发展、城市建设的无限需求与资源环境的有限供给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不断重蹈“一边投巨资、下大力搞治理，一边无序开发、造成破坏”的覆辙。绿色发展理念提出要使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统筹各类空间性规划，推进“多规合一”；根据资源环境承载力调节城市规模，依托山水地貌优化城市形态和功能，实行绿色规划、设计、施工标准；要以水定产、以水定城；探索建立跨地区环保机构，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实时在线环境监控系统。这些是对生态治理地区、区域、部门协同机制的创新，将更加有效解决一些地方在生态治理中遇到的问题。

2.绿色发展理念创新了生态治理市场运作机制。长期以来，我国生态治理遵循政府主导的单一推进机制，政府对各种资源要素的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组织制定和实施生态治理政策计划，负责生态治理投资和监管。应该承认，这一机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发展阶段是可行的、有效的。但随着生态治理进入深水区、生态治理难度显著加大，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已不能有效推动生态治理事业的发展，生态治理效率低下与公众对生态治理要求失衡的问题逐渐显现。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政府对资源要素配置效率不够高、生态治理的投资有限。

生态治理，看似是资源环境问题，其背后实质也是经济问题，既应该发挥政府的作用，也要借助市场的力量，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和聚集生态治理资本上的优势，驱动绿色产业、发展绿色经济。绿色发展理念提出要有序开放开采权，改革能源使用机制，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机制，建立健全资源使用权及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培育和发展交易市场，构建投融资机制，发展绿色金融，设立绿色发展基金，将有助于构建和完善生态治理的市场机制，拓宽生态问题解决及生态事业发展的渠道，有效补充政府主导机制的短板和不足。

3.绿色发展理念创新了生态治理考核评价机制。绿色发展理念提出要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从现实来看，将有助于揭示和反映领导干部任职期内自然资源资产是否有序开发、节约集约利用，是否存在严重损失浪费、重大生态破坏的污染环境等问题；领导干部在自然资源资产开发利用、生态治理资金筹集及使用、重大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是否存在违规违纪问题。从长远来看，将促使领导干部在任期间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严守生态红线，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推动领导干部守法、守纪、守规、尽责，切实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促进自然资源资产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环境安全，更加积极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三、在绿色发展中推进生态治理增进民生福祉

绿色发展理念将保护和生态治理纳入到发展体系，明确了“十三五”时期发展的生态导向。接下来，应使理念意义上的绿色发展付诸实践、真正接地气，在绿色发展中加强生态治理，更好地维护人民生态权益，增进人民福祉。

1.营造绿色发展氛围，促进生态参与，优化生态治理格局。首先，要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加强生态治理顶层设计，深化生态治理体制机制改革，构建和完善以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规体系；划定生态红线，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推进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构建能源安全体系，大力支持绿色产业发展。

其次，媒体应加大对违背绿色发展理念企业、公众道德失范行为的监督曝光，同时，对遵循绿色发展理念的先进行为加大宣传力度，树立绿色发展典范。

再次，企业、公民、民间环保组织等，应利用政府搭建的平台建言献策，形成加强和改进生态治理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通过以上努力，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生态治理格局，构建高水平、全覆盖、管理科学、运转有效的生态治理体系。

2.发展绿色经济，培育绿色发展新业态，增强生态产品供给效率。绿色富国、绿色惠民。为人民提供更优质的生态产品，既是绿色发展理念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旋律。绿色富国、绿色惠民必须借助绿色产业、绿色经济才能实现。人民所需要的生态产品，可分为必需型和一般型两类：必需型生态产品，就是指洁净的空气、干净的水、无公害的食品，这些是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福祉，是老百姓健康生活的保证、幸福生活的前提。提供必需型生态产品，有赖于对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的综合治理，有赖于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践行。一般型生态产品的供给，需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改革，发展绿色经济。政府要从财政、税收等方面加大对绿色发展新业态的扶持力度。积极引导传统产业跳出产业局限和壁垒，顺应快速发展的产业技术革命趋势，依靠绿色技术主动升级改造，推动行业、产业实现绿色清洁生产。将基于大数据的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兴互联网技术与传统产业紧密结合，建立绿色产业大数据库、绿色产业智库，发展绿色金融，打造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和智能消费体系，引导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贸易、绿色消费发展。

3.参与全球生态治理实践，加强全球生态治理合作，创设绿色发展国际环境。一是从全球和战略的高度，从我国发展实际出发，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承担节能减排的国家责任，作出生态治理国家自主贡献。

二是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加强与国际绿色经济协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等机构或组织在全球生态治理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推动创新全球和国家层面的生态治理体制和机制，构建和完善公平合理的国际生态治理规则、形成合作共赢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共同打造绿色发展命运共同体。

三是着力搭建地区性、全球性生态治理互动平台，开展科学技术交流、政策对话和项目实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合理引进发达国家绿色技术装备和服务模式，借鉴其在绿色产业设计、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经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绿色产业链、价值链，在绿色发展的国际环境下全面提升绿色发展能力。

绿色发展所追求的不是经济社会单向度的发展，而是人、自然生态、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推进绿色发展，提升生态治理能力，必须毫不动摇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着力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

第五篇：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亟须加强制度建设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亟须加强制度建设

2013-04-25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仅是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更是一个13亿的人口大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资源环境约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客观要求。由此，十八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了绿色低碳发展的明确要求。加强制度建设是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抓手。当前必须结合我国发展的基本现实，对相关政策进行调整和完善，构建有效的制度保障体系，才能保证经济的绿色低碳发展。

制度保障

要将绿色低碳发展贯穿于国民经济的宏观决策中，加强研究，明确牵头部门，加快制定绿色低碳发展的专项规划，从总体上明确我国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重点领域和支持政策。

第一，尽快制定我国绿色低碳发展的规划和指导意见，将绿色经济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决策中。要将绿色低碳发展贯穿于国民经济的宏观决策中，加强研究，明确牵头部门，加快制定绿色低碳发展的专项规划，从总体上明确我国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重点领域和支持政策。目前，我国在节能、生态环境、新能源发展等方面都编制和实施了相关专项规划，对各自领域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应从绿色低碳发展的角度，对这些规划和政策措施进行统筹。在专项规划出台前，可先出台指导意见，以明确发展导向，规范和引导各地、各行业的绿色低碳发展。

第二，逐步推行能源消费总量、碳排放强度和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形成各地绿色低碳发展的强约束机制。一是逐步推行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制度。建议“十二五”期间，逐步推进“指导性”的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即能源主管部门对各地区可设置一个“指导性”的化石能源消费控制目标值区间，对地方政府和企业形成引导，逐步推进能源总量控制制度。二是建立碳排放强度的控制制度。结合我国发展所处的阶段，以2020年国际承诺的40%～45%目标以及“十二五”规划17%的目标为指导，加快指标的量化分解，建立相应的考核制度，逐步构建起适合国情和有操作性的碳排放控制制度。三是继续完善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提高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控制标准、目标，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促进控制目标的完成。

第三，积极推进开展国内碳交易，充分利用市场手段促进各地的绿色低碳发展。一是分阶段分步骤推进碳交易。首先，加快推进七个省市的碳交易试点工作，指导各地尽快出台相应的实施方案，待条件成熟时，择机进行跨区域碳交易，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碳交易体系，实现通过市场手段促进碳减排的目标；二是加快制定完善碳交易的管理办法，以及相应的交易规则等规章制度的建设；三是积极有序推进碳市场建设，加快电子报送系统、登记注册系统和交易系统等基础支撑体系建设。四是出台相应的激励措施，充分利用财税、金融以及其他一系列措施，有效调动各类市场主体参与碳交易的积极性。

第四，加快推行与绿色低碳发展相适应的绿色统计、标准体系建设。一是加快构建绿色低碳统计体系建设。积极借鉴国际上的有关经验，从减碳、能源安全、节能、新能源发展、清洁生产、绿色消费等多个层面，建立绿色低碳的跟踪、统计和评价机制，为制定绿色低碳相关政策和进行国际化比较提供有效的支持。二是加快资源利用、环保等相关标准体系建设。为确保“十二五”规划能耗、CO2及污染物减排目标的实现，要完善资源利用、环保、碳减排等领域标准的制定，制定和修订一批终端用能产品的强制性功效标准、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和强制回收产品的技术标准，并且要根据技术进步状况，不断调整现有标准，实施标准的动态升级。三是加快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建设，完善对各级政府的考核体系。为增强国内，特别是地方政府发展绿色经济的动力，要注重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建设，完善对各级政府的考核体系，在考核中加入效率考核的指标，彻底改变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高增长为导向的考核体系。

资金投入

不仅国家要加大绿色技术研发资金的刚性投入，也要利用各类政策手段激发企业研发绿色低碳关键技术的内在动力。

第五，加快构建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技术创新体系。一是必须加大资金投入，不仅国家要加大绿色技术研发资金的刚性投入，也要利用各类政策手段激发企业研发绿色低碳关键技术的内在动力，集中多部门的力量研究开发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的技术，重点开发如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节约和替代技术、能量梯级利用技术、废物综合利用技术等一批有重大推广意义的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技术，努力突破资源节约的一些技术瓶颈。二要与发达国家建立先进绿色低碳技术的转让机制，特别是充分利用各种政府间的清洁发展机制，获取绿色

低碳技术创新或产业化的资金，并促进绿色低碳技术的转移和扩散；三要大力推进技术的产业化，加快绿色低碳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示范、推广，加快培育一批绿色低碳的产业项目。第六，加快推进税收制度的“绿色化”改革。充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发挥税收在实现绿色低碳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加快推进税制的“绿色化”改革。具体来看：一是加快现有税制的完善。继续贯彻实施增值税全面改革方案，加强政策执行力度；提高部分消费品的消费税率，引导公众绿色低碳消费，体现国家限制污染性商品生产和消费的导向。二是研究开征如环境保护税、燃油税、污染税等一些新的税种，对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和浪费资源的产业及项目的盲目发展和过度扩张发挥有效的约束作用，强化企业的节约意识。三是加快资源税、消费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改革，明确体现鼓励类、限制类、禁止类的政策导向作用，更好地促进政策效应的发挥。

第七，完善我国政府的绿色采购制度。为了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在完善政府采购制度时，应当把保护环境的绿色采购理念作为政府采购的基本原则加以明确，并与其他的政府采购功能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以强化人们的绿色采购意识。应制定具体的绿色采购制度，包括绿色产品服务的认定标准、认定机构、产品服务清单等。虽然环保部已经公布了国家认定的绿色采购清单，但是缺乏动态的调整机制。当前应该着力建立权威的资料信息系统，动态地调整绿色产品与服务的标准范围，满足企业对产品服务绿色化升级的市场需求，同时也帮助采购者及时有效地进行选择，为经营者与政府采购部门提供便捷的交易平台。

作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 张亮来源： 《中国经济时报》2013年0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