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顺应新媒体发展 创新社会治理
顺应新媒体发展 创新社会治理
“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新媒体浪潮的到来，要求政府的工作方式应“因时而变，顺应潮流”。新媒体，以它强大的交互性和爆炸式的传播效果，为政府施政、民主监督提供了便捷的手段。由此，不仅拉近干部与群众的距离，也让“行政行为晒在阳光下”成为新常态。因此，顺应新媒体发展趋势、创新社会治理，是势在需行之举。
与时俱进，让社会治理“主动积极”。所谓“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及时了解群众需求，及时发现问题，才能让政府工作真正做到“急群众所急，解群众所需”。21世纪互联网高速发展，问政于民的“网络问政机制”在全国各地得到广泛推广。“网络问政”，不仅能有效广泛地传递政府决策，更能让群众积极参与到社会重大事件的决策中来。然而，各地“休眠网站”的存在，让群众对“网络问政”产生诸多质疑，“作秀”、“形式主义”已然成为“网络问政”的时代标签。因此，与时俱进，适应新媒体变化，由“被动”变“主动”，开通微博等网络沟通工具，耐心倾听网民声音，积极做好信息处理及反馈，才能让网络问政实至名归。
开诚布公，坚持社会治理“阳光透明”。新媒体开放自由、参与度高、互动性强，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新媒体切实有着增强沟通、舆情引导、宣传推广等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新媒体也存在歪曲事实、错误引导、欺骗欺诈等弊端。但是，面对质疑、批判或否定等网络负面信息，如果只是用传统的堵、封、杀的方式，一味逃避问题、推卸责任，只会抹杀群众对政府的信任，让事态进一步恶化。频繁见诸报端的“群体性事件”，背后不正是部分地方政府“遮掩事实、心存侥幸”的心态在作祟吗?因此，以“开诚布公”的理念，结合新媒体的优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以“阳光透明”的政务公开，让群众了解政府;以“阳光透明”的信息公开，获得社会的信任。
广开言路，实现社会治理“规范高效”。“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重庆交警官方微博就是新媒体时代“网络理政”的代表。官方微博中，开设了“关注百姓”、“服务民生”、“温馨提示”等栏目，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和百姓私信询问，对群众提问、建议，不仅及时回复，还根据群众意见对各项工作进行优化及规范。“微博”不仅成为市民与政府的沟通平台，更成为地方政府接受群众监督的窗口，切实做到“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政于民”。因此，把握新媒体特征，畅通渠道，广开言路，聚贤纳言，为社会治理规范化营造良好条件。
21世纪，是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也是新媒体蓬勃兴起的时代。新媒体，承载第三次工业革命硕果，悄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时”。社会治理，也需顺应时代变化;顺应新媒体发展，以“创新”为核心，力求“与时俱进、开诚布公、广开言路”，以“一点一滴改变”、“一心一意服务”，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让发展成果惠及人民群众，唤醒“实现中国梦”的中国力量!
第二篇：以媒体融合助力社会治理创新
以媒体融合助力社会治理创新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发挥各类社会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社会治理合力。近年来，随着媒体融合深入推进，各类新媒体在畅通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渠道、搭建多样化社会治理平台、汇聚各方资源、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进一步发挥媒体融合发展的积极作用。夯实用户基础。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需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激发其参与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用户是发挥全媒体作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媒体融合发展应着眼于拓展用户覆盖面，实现终端随着人走、信息围着人转，为全媒体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打下坚实用户基础。坚持以互联网思维优化优质内容、先进技术、专业人才、项目资金等资源配置。坚持移动优先，形成载体多样、渠道丰富、覆盖广泛的移动传播和服务矩阵，持续推出形态新颖、内容优质、服务精准的移动端产品，提升用户到达率，充分运用新技术手段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打好群众基础。打造互动平台。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传统的单向信息传播转变为双向和多向互动。用户不再只是信息接收者，也是信息的发布者、传播者。在媒体融合发展中，应强化媒体与用户的连接，打造更多更优质的有利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互动平台。高度重视网、端、微、屏等多种终端建设，促进单向传播向互动式、服务式、体验式场景转变。简化用户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降低用户参与成本。加强用户习惯和偏好研究，优化用户互动体验，形成高黏度、高频率的互动平台。聚焦治理难点。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媒体融合开拓了新空间，也为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提供了重要支撑。要以先进技术引领和驱动媒体融合发展，用好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加强新技术的前瞻性研究和应用，为社会治理智能化、信息化发展提供更多媒体融合平台，不断增强社会治理的预见性、精准性，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前，网络谣言、用户隐私泄露、大数据杀熟、网络暴力等问题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新挑战。媒体融合发展应聚焦社会治理的热点、难点问题，着眼于社会和用户可持续发展需求，以提升用户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出发点，帮助用户解决操心事、烦心事，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积极贡献力量。提升服务水平。不断拓展用户网上网下参与社会治理的深度，推动“媒体+政务”“媒体+服务”“媒体+商务”等的发展，提升全媒体服务水平。比如，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特别是重大传染性疾病中，各类媒体可以通过建构线上线下渠道，征集相关信息和求助线索等，帮助解决群众面临的实际难题。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一些新媒体平台组织了公益直播带货活动，聚合社会各方资源，对接市场和用户需求，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丰富更高效更便捷的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取得良好效果。（作者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第三篇：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是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针对社会治理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了全面部署，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我们要适应新形势，增强风险意识，深化对社会治理规律的认识，以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创新为动力，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引领，以基层基础建设为支撑，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一、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如果说工业时代的奥秘是分工，那么互联网时代的奥秘则是融合，是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社会合作。这就要求我们确立合作、互通、共享理念，打造社会治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命运共同体，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过程是实现社会善治的过程，政府和社会要各归其位、各担其责。一是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只有政府和社会携起手来，才能建设好安
— 1 — 全家园。要在发挥好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引导社会成员增强主人翁精神，激发社会自治、自主、能动力量，让大众的问题由大众来解决。二是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法治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最优模式，应该回应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构建社会行为有预期、管理过程公开、责任界定明晰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善于运用法治方式把社会治理难题转化为执法司法问题加以解决。三是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我国传统文化中推崇直觉、感性思维，习惯于对事物进行模糊的归纳，严谨、理性、体系化的实证研究不够。这种思维方式容易导致粗枝大叶、大而化之。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就要培育以尊重事实、推崇理性、强调精确、注重细节为主要特征的“数据文化”，把精细化、标准化、常态化理念贯穿于社会治理全过程。
（二）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保护机制
目前，社会矛盾大多属于利益诉求。预防化解社会矛盾，关键是要坚持维权和维稳相统一，健全维护群众利益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广大群众发自内心的认同和拥护，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奠定坚实基础。一是健全利益表达机制。畅通群众利益表达渠道，是密切党委和政府同群众联系、舒缓社会紧张关系的重要举措。要完善行政复议、仲裁、诉讼等法定诉求表达渠道，发挥人大、政协、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等利益表达功能。全面推行阳光信访，尽快实现国家信访信息系统全面联通，把网上信访打— 2 — 造成群众信访主渠道。积极推进网络参政议政，搭建党委和政府同群众沟通交流新平台。二是健全利益协调机制。谋发展、搞建设，都要统筹好群众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兼顾好群众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要围绕涉及群众利益的事项，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原则，积极推动有关部门、单位多同群众商量，确保各项工作更好地顺乎民意。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重大决策前臵程序，努力使评估过程成为倾听民意、化解民忧、赢得群众理解支持的过程，预防和减少因决策不当引发的社会矛盾。三是健全利益保护机制。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大多是由损害群众利益问题引发的。要树立把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百姓的理念，围绕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问题，办大事、办实事，让群众得到实惠、看到希望。发挥好司法救济功能，依法严厉打击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企业改制等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确保群众权益受到公平对待、利益得到有效维护。
（三）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现代社会，善不善于发挥社会主体积极性，推动形成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局面，是衡量党委和政府社会治理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志。我们要创新多方参与机制，更好地组织动员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努力实现社会事务社会治理。一是发挥好企事业单位作用。企事业单位不仅承担着防控安全生产风险的重要责任，而且是维护社会公共
— 3 — 安全的重要力量。要充分发挥企事业单位在资源、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调动他们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为维护公共安全发挥更大作用。二是发挥好社会组织作用。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要推动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确保其成为党委和政府的有力助手。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发挥好社会组织在引导社会成员参与风险评估、矛盾调解、社区矫正、青少年教育管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三是发挥好基层自治作用。基层自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基层群众实现自己的事情自己管、自己办的重要方式。要完善基层民主决策、民主治理机制，构筑起全社会共同治理公共安全的网络联系和信任关系，做到知风化险、规避风险。
二、加强社会治理基础制度建设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制度建设具有全局性、根本性作用。科学的社会治理理念和实践经验只有转化为普遍适用的制度，才能成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巨大力量。
（一）建立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
社会治理的核心是对人的服务管理。目前，我国公民身份号码的准确性、唯一性目标基本实现。要加快国家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升级改造，深入推进居民身份证换发、异地办理和指纹信息登记工作，建立户口和身份证信息联网查询比对制度，逐步实现跨部门、跨地区信息整合和共享，确保基础信息全面、准确。
（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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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强。推进守法诚信，既要加强教育，更要强化制度约束，形成守法诚信长效机制。要加快建立基于公民身份号码的信任根制度，以保障实名制的落实。建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相关实名登记制度，抓紧推行手机号码、银行卡、网络实名制，消除网上网下各领域虚假身份。建立违法犯罪记录与信用、职业准入等挂钩制度，强化对守信者的鼓励和对失信者的惩戒。坚持推行实名制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并重，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加强对用户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保护。
（三）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疏导机制、危机干预机制
社会心态体现社会文明程度，影响社会和谐程度。现代社会，随着工作、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激烈，一些人的不良情绪潜滋暗长，容易引发社会问题。要开展社会关爱行动，发展社会专业服务机构，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和社会志愿者队伍建设，关心帮助困难家庭和个人。建立健全心理卫生服务体系，积极开展心理调节疏导工作，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预警机制，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对生活失意、心态失衡、行为失常的，按照“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要求，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辅导、援助，引导其依法理性处理问题，防止发生极端事件。
三、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
对社会治安进行综合治理，是我国的特色，也是我国的优势。面对社会治安新形势，我们要以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为
— 5 — 目标，以突出治安问题为导向，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提高动态化、信息化条件下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水平。
（一）以信息化为支撑加快建设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
创新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是维护公共安全的骨干工程、建设平安中国的基础工程。要结合制定“十三五”规划，在更高起点上统筹设计好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社会信息化快速发展，不仅更新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思维方法，也为加快建设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提供了新手段。特别是利用物理世界之外的“脑力+信息”发展起来的智能产业，极大地扩展了人类智力水平，也为打造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升级版提供了新平台。要坚持信息化牵引，积极推进打防管控一体化、网上网下一体化，确保社会治安防控形成体系、充满活力。围绕整合资源力量，完善信息化标准体系、统一接口和共享模式，推动各类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各类数据集成应用，发挥最大效益。把政府引导和市场力量更好地结合起来，统筹建设大数据、云计算中心和物联网等基础设施，为提升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整体效能提供信息化支撑。
（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排查预警和调处化解综合机制
如何预防化解易发多发的社会矛盾，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考验。要善于把运用法治的功能与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地结合起来，完善社会矛盾排查预警和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提升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实效。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依托基层组织，发展信息员，完善社会矛盾滚— 6 — 动排查、及时预警机制，努力做到发现在早、防范在先、处臵在小。构建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引导群众更多地选择非诉讼渠道和方式解决纠纷。拓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法律工作者等第三方参与纠纷化解的制度化渠道，吸收专家参与技术性、专业性领域纠纷解决工作，提高纠纷化解权威性、公信力。借鉴一些互联网企业开展在线调解、在线仲裁、在线协商谈判等做法，善于运用新技术提高纠纷化解水平。
（三）建设基础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中，基层基础建设既是根本性任务，也是紧迫性工作。要以基层综治中心为依托，建设基础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并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将服务管理资源向网格延伸，提高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水平。随着信息化建设水平的提高，领导机关拥有的信息资源更加集中，服务基层一线更有优势。领导机关要健全服务基层的情报综合研判和信息推送机制，及时把高质量的预警情报和急需信息实时推送到基层一线。要牢固树立寓管理于服务的理念，通过全面、周到的公共服务，有效覆盖专业工作难以触及的领域，有效采集日常管理难以采集的信息，更好地服务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四、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当前，我国公共安全形势总体是好的。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地域辽阔、发展不均衡的国家，能保持社会和谐
— 7 — 稳定大局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和社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由于国际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当今世界已进入风险社会，我国国内风险因素也日益突出。我们要牢记公共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的道理，加快编织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网。
（一）增强风险意识
面对严峻的公共安全形势，全社会只有牢记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责任重于泰山，才能有效防范化解管控好公共安全风险。一是加强全民安全意识教育。全社会成员要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观念，提高共同防控风险的自觉性。要把安全文化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体系，采取以案说法等方式，让安全文化入脑入心。二是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在各类风险高度集聚的今天，预警是维护公共安全的首要环节。要根据风险形成规律，建立研判、预警、防范风险苗头、隐患先兆的机制，防止其累积扩散、突破临界状态。探索“人力+科技”“传统+现代”的风险预警模式，提高对风险动态监测、实时预警能力，及时切断风险链。三是创新协调联动机制。维护公共安全，涉及各方面各环节，只有紧密配合、有效互动，才能形成合力。要在健全区域联动、部门协作机制的同时，建立与社会力量合作联动机制，善于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把各种资源、力量、手段统筹起来，建设好维护公共安全的天罗地网。
（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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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一头连着千家万户，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是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我们要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紧迫性，全面抓好安全生产责任制和管理、防范、监督、检查、奖惩措施的落实。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要求，细化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责任、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企业的主体责任。针对高速铁路、城市轨道、油气管网、城市燃气、高层建筑防火、城中村等重点领域和煤矿、矿山、化工、烟花爆竹等重点企业，在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同时，善于查找前端治理中带有普遍性、趋势性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健全法律制度、强化监督管理。坚持以信息流引导技术流、物质流，运用物联网等新技术，构建生产、运输、存储、销售、使用等全过程、无缝隙监管体系，把先进的理念、制度转化为程序上的硬约束，实现对各类安全生产风险自动识别、预警，预防和减少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三）加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
提高防灾减灾和应急能力，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考验。要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方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全面提高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完善自然灾害救助制度，健全救灾应急社会动员机制，落实统一指挥、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体制，加强全民减灾防灾宣传，形成有效应对自然灾害的强大合力。
五、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高度重视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大事。我们要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一）实施国家安全战略
制定、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是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进一步明确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方针、中长期目标和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政策。坚持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工作领导体制，发挥好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党中央领导下国家安全事务决策、协调“神经中枢”功能，研究制定、指导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和有关重大方针政策，统筹协调国家安全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增强国家安全事务决策和实施主动性、及时性、协调性。
（二）构建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
《国家安全法》确立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地位和国家安全工作领导体制，确立了维护国家安全各项制度。要根据维护国家安全的实际需要，推动出台反恐怖主义法、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加快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将法治贯穿于维护国家安全全过程，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三）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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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安全法》规定，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投资、特定物项和关键技术、网络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以及其他重大事项和活动，要完善国家安全审查，有效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风险。今后，要把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延伸到经济以外其他领域，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内容和程序，明确违反国家安全审查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努力构筑维护国家安全的“防火墙”。
（四）依法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极端宗教活动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事关国家治乱兴衰。要把确保政治安全放在首位，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颠覆破坏活动，坚决捍卫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坚决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始终保持对暴力恐怖活动的高压态势，组织动员人民群众进行群防群治，深入推进“去极端化”工作，深化反恐怖国际合作，全方位构筑反恐怖安全屏障。
第四篇：创新社会治理
如何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一、什么是社会治理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小标题下，用了1000字左右的一段话，阐述了一个新的执政理念——社会治理。此前，经常使用的一个类似概念是“社会管理”。新的“社会治理”概念的提出，引出了一系列问题：什么是社会管理？什么是社会治理？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是什么关系，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为什么要用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
“Governance”即“治理”的概念，在20世纪后半期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风行而得到学界和政界的青睐。上个世纪90年代，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界定是：“个人和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并列出了“治理”概念的四个特征：其一，治理不是一套规章条例，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其二，治理的建立不以支配为基础，而以调和为基础。其三，治理同时涉及公、私部门。其四，治理并不意味着一种正式制度，但确实有赖于持续的相互作用。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段对“治理”特点的表述中，可以概括提炼出四个关键词，即“过程”、“调和”、“多元”和“互动”。
按对“治理”的理解来看“社会治理”，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界定：在社会领域中，从个人到公共或私人机构等各种多元主体，对与其利益攸关的社会事务，通过互动和协调而采取一致行动的过程，其目标是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和满足个人和社会的基本需要。
参照以上提出的“治理”的四大特征，对比“社会治理”和“社会管理”这两个概念，也可以概括出“社会治理”的四大特征：
社会治理必须强调“过程”。在这里，“过程”的涵义是：社会治理的动态性、发展性和延续性——社会治理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进行的，所以既不能靠制定一套“一刀切”的规章条例，试图在任何时空条件下都以不变应万变；同时也不能靠一场“运动式”的大轰大嗡，试图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而这两者，恰恰是以往“社会管理”的最显著的特点。
社会治理必须倡导“调和”。社会本身是一个有自组织能力的有机体，通常处于一个生机勃勃的过程中。所以，不能试图用某种强力乃至蛮力去“支配”社会。而是要让社会本身发挥其自我生存、自我发展乃至自我纠错、自我修复的功能。所以，社会治理需要高超的“治理艺术”，在收放张弛之间拿捏得恰到好处。而以往的社会管理的缺陷，恰恰是过于迷信强制力量。
社会治理必须兼顾“多元”。社会是由各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构成的，不同的阶层和群体的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和政治诉求都是不一致的。因此，社会治理必须非常重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不论多数少数，不论强势弱势，不论公立民营，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共同分享发展成果。而以往的社会管理常常错把高高在上的施恩赐惠当成了最高境界，而且极具“社会排斥”的色彩。
社会治理必须注重“互动”。要引导全社会达成利益共识，尤其是针对长期目标的利益共识，就要建立一个适合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框架和社会机制。使多元主体都能够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然后在沟通交流、相互妥协、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社会共识。在行动上，也应该是互动型的，上下配合，同心同德。而以往的社会管理常常是“一言堂”，急功近利，短视而只顾眼前利益。综上所述，以往的社会管理已经暴露出很多的认识误区和制度缺陷，诸如一刀切、运动式、压制型、堙堵式、恩赐性、排斥性、一言堂、功利心„„不一而足。这恐怕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要用一个新的概念，其实也是一种新的理念——社会治理来取代以往长期使用的社会管理一词的根本原因。
具体而言，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就是要在承认个性化、多元化的基础上，通过互动和调和——沟通、对话、谈判、协商、妥协、让步——整合起各社会阶层、各社会群体都能接受的社会整体利益，最终形成各方都必须遵守的社会契约。
二、为什么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社会治理体制占有重要位置，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实现“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目标要求，就必须重视社会治理创新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实现社会治理的“五个转变”。
实现社会治理思维视角从“国内”到“全球”的转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把社会治理当成纯粹的国内事务，没有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思考社会治理问题。进入21世纪，我国的社会治理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和国际合作的日益频繁，加剧了各国的文化冲突，极大改变了政府社会治理的环境；大规模的人员、资源、信息、资本快速跨国流动，加速了风险传播，放大了危机影响，增加了社会治理难度；民主行政、责任行政、服务行政、回应行政等理念深入人心，冲击着政府社会治理的传统观念，对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形成挑战。在这一潮流下，任何一国的社会治理都不可能孤立进行，“全球治理”给“国家治理”带来了新的冲击。这就要求社会治理体系从一个封闭式的治理结构转向开放式的治理结构，并从“全球”的角度来考虑社会治理问题。经济全球化给社会治理带来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社会治理理念推动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另一方面，在树立“全球”思维的同时，还要主动防范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社会风险。这就要求我们，在国内要进一步加强社会意识形态管理，深化公民国家意识、社会整体意识，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形成法律法规、社会道德、文化传播多位一体的安全防范布局；在国际上，要进一步加大中国现代社会治理理念的宣传力度，树立正面形象，在涉及国内社会治理的问题上坚持原则，坚决杜绝任何外来势力干涉，依据本国法律法规妥善处理。
实现社会治理主导理念从“利益”到“价值”的转变。社会治理的政治性、公共性和社会性决定了其价值取向与单纯的经济管理活动追求个人利益、部门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截然不同。我国过去30多来年的公共管理，是以物质利益为导向的公共管理，实施的是“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方式，实施社会管理过程中，没有完全做到以人为本。在利益导向的社会治理理念下，社会风险不断增加，社会矛盾不断累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管理失灵状况。在此背景下，建立实现多元价值追求的复合治理，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和治理实践工作中，形成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和谐成为应然选择，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实现政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善治”的社会治理目标。
实现社会治理功能定位从“维稳”到“维权”的转变。“维稳”与“维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者是辩证统一的。“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由于特殊的国情，实践中，我国社会治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单纯地强调“社会的稳定性”指标，忽视了“社会的公正性”“社会的参与性”等维度，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有效维护了我国社会的基本秩序和稳定局面，但也不利于社会活力的释放，导致了影响社会和谐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当前，必须顺应公民权利意识大大提高的现实情况，公平保护公民利益，坚持依法治理和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从实体、程序和时效上充分体现公平正义的要求，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真正防止因为“维权”而产生的“维稳”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实现社会治理主体构成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管理主体主要是政府。“大政府”架构在一定阶段产生过一定积极效应。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大政府的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社会整体发展。现实中，政府负责等同于政府包揽，从观念到制度都排斥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一方面导致社会自治发展缓慢，公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发展缓慢，另一方面导致了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的发生。实际上，社会治理除了国家和政府之外还应强调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个体等社会力量的参与。社会需求是多样化的，不同类型的主体有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擅长，因此需要主体的多元化。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格局，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前提下，激发社会创造活力，为公众提供高质量、差异化的社会公共服务，实现从政府单一主体的单向度管理，走向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推动社会治理从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
实现社会治理方式方法从“刚性”到“柔性”的转变。社会治理既可以凭借法律约束、纪律监视、强迫控制等刚性手段，也可以依靠组织、协调、激励、感召、启发、诱导、协商等柔性方法。长期以来，政府在实施社会管理时，往往习惯于行政处罚等刚性措施，而对于柔性方法则较少采用和考虑。现代社会治理需要柔性治理思维，变硬约束为软引导，变强制服从为服务感化，变堵截民情为疏解民心，变应急管理为预防治理，变事后干预为事前预防，合理引导社会舆论，适时干预社会情绪，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风险。
三、如何创新社会治理
十八大提出，为了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做到：
（1）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2）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加强对社会组织和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引导它们依法开展活动。
（3）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
改革行政复议体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
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4）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建立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保障食品药品安全。深化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依法严密防范和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确保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第五篇：2006新媒体发展回顾
2006新媒体发展回顾
匡文波
所谓新媒体（New Media），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包括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数字电视等。新媒体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严格地说，新媒体应该称为数字化新媒体。在目前的经济技术条件下，互联网是新媒体的主体。
网络媒体跳跃式发展
2006年８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消息称，CN域名注册量逼近120万，位居亚洲第一，增长速度也居全球首位。2006年中国网民数量超过1.2亿人，仅次于美国的1.58亿，位居世界第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宽频用户数已经超过了7700万，76.7% 的用户在40岁以下，用户对网上付费行为正处于逐渐接受的过程中。庞大的网民数为中国互联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网络媒体跳跃式发展带来了机会。
1．网络新闻作品评奖
2006年网络新闻作品正式进入中国新闻奖的评选范畴，对于网络媒体而言，这不仅仅是一种奖励，更是对经历十多年发展的网络媒体“主流”身份的认可。它表明网络媒体在新闻事业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充分肯定，也是对新闻事业的促进和发展。2006年第一次纳入中国新闻奖的网络新闻，充分体现了网络新闻的特点和优势。人民网的评论《我们怎样表达爱国热情》、新华网的网络专题《网民感动总理 总理感动网民——总理记者招待会网上答问》，集聚了新闻性、重要性、互动性和网络特色等多项突出优点，形式多样，为中国新闻增添了活力。
2．网络媒体的娱乐化趋势难以逆转
笔者在2001年就预测网络媒体走向娱乐化，这在2005年7月CNNIC发布的报告中得到证实：网民上网的第一目的是为了娱乐而不再是获取信息。2006年，网络媒体的娱乐化趋势已经难以逆转。但是，无论如何走向商业化和娱乐化，网络媒体负有的沟通信息、传播观点、舆论监督的功能是不可推卸的。
3．IPTV的技术根基日益坚固
2006年2月开始，中国电信、中国网通、铁通等主要宽带接入商陆续开始对ADSL2+展开测试。ADSL2+理论最大下行速率24Mbps，上行1Mbps，分别是第一代ADSL技术的3倍和2倍。三大电信运营商们快速升级ADSL2+是为了对应IPTV等业务拓展的需要。
2006年9月23日，中国工程院宣布，我国已经率先在全球建成第一个纯IPv6网(下一代互联网)，该网络目前已经连接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网通、中国移动和中国铁通等国内主要网络运营商。IPv6主干网的传输速度达每秒2.5G至10G，是各国现有第一代互联网速的100多倍。技术进步为IPTV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4．网络出版正在成为出版的主流
近6年来，我国国民阅读率持续走低。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我国国民网上阅读率正在迅速增长，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07%。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传播方式的兴起，分流了受众，使越来越多的新一代青年人越来越“不习惯”传统的阅读方式，这一现象无论是对国家如何引导国民的阅读行为，还是对出版机构如何应对新媒体，都提出了非常严峻的挑战。截至2006年5月，全国已有400多家出版社开展了网络出版。
5．遗憾依然存在
2006年的新媒体界也留下一些遗憾。2月的“踩猫事件”、3月的“韩白论战”、4月的“铜须事件”，等等；因而产生了一些新的词汇，如：“网络暴力”“网络暴民”。
2006年元旦后，伴随导演陈凯歌新片《无极》票房的攀升，网上开始流传一部名为《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短片。这部几乎没有什么成本的短片在网上是如此风靡，以至制作者胡戈迅速成为“2006年网络第一红人”。然而，“恶搞”的对象后来发展到红色经典影视作品，在社会上招致强烈的批评。“恶搞”被网民总结为四大罪状：一是造成是非不明、荣辱颠倒；二是颠覆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三是造成恶劣的国际影响；四是不利于未成年人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养与形成。
Web2.0走向成熟
从互联网的发展看，技术引领、应用推广是最重要的动力。2005年中国互联网传播进入Web2.0阶段，以博客大众化及各类Web2.0网站的涌现为标志。2006年，Web2.0传播形态得到更蓬勃的发展。所谓Web 2.0，是以个人为基础，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手段，通过鼓励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社区化的生活方式的平台。
博客被视为Web2.0最主要的表现形态。2006年9月，CNNIC发布的《2006年中国博客调查》显示，截至2006年8月底，网民注册的博客空间超过3374.7万，成为互联网最大的热点应用之一。博客数量达到1748.5万，其中活跃博客为769.4万（指平均一个月至少更新一次），博客读者达到7556.5万。Web 2.0的本质是“参与式的架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以用户为中心，充分激发用户的主动性，发挥用户的原创能力，并真正形成网上网下的互动。“用户”与“受众”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不再只参与消费信息产品，他们还能够参与生产与传播信息。笔者认为新闻业的形态正在由演说变成研讨会与对话。
博客的社会影响力日益强大。6月8日，三一重工集团执行总裁向文波在他的博客上发表文章，质疑美国投资集团凯雷收购中国徐工机械一案，由此掀起关于外资收购中国骨干工业企业的大讨论，并引起政策层面的关注和反应。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看好Web2.0。百度董事长兼CEO李彦宏在2006年9月召开的互联网大会“2006国际互联网高层峰会”上表示：非常火的所谓web2.0，太多的风险投资投进来，这个情形跟1999年与2000年初的网络泡沫有类似之处。李彦宏说，Web2.0的挑战在于没有商业模式，泡沫破灭只是时间问题。这或许只是一家之言。
手机媒体初露锋芒
手机媒体是借助手机进行信息传播的工具；随着通讯技术（例如3G）、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与普及，手机就是具有通讯功能的迷你型电脑；而且手机媒体是网络媒体的延伸。手机媒体的主要优势在于高度的便携性、互动性、网络化，及用户的海量性。据信息产业部统计，至2006年10月，中国的手机用户已经达到4.49021亿。
2006年5月15日，中国移动CEO王建宙在纽约与新闻集团董事长兼CEO默多克会晤，中移动收购新闻集团持有的20%凤凰卫视（8002.HK）股份。王建宙称，这意味着“在电信与媒体逐步融合的今天，中移动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和选择”。此前，王建宙多次在公众场合说，手机已经具备了媒体传播的特性，实现手机媒体化是中移动的战略方向。中移动拥有超过2.6亿手机用户。凤凰卫视成为中移动造就“第五媒体”的第一站，手机广告使新媒体营销从理论转向业务。这都标志着移动网络“媒体化”程度的加深。7月12日，中国联通全面推出手机广告，向其1.3亿多手机用户提供广告信息服务。目前主要通过以WAP技术访问互联网、短信、语音和预先置入四种方式提供广告业务。
2006年的世界杯成为了促使手机电视腾飞的催化剂。拥有中国地区独家宽带网络和手机无线版权的上海东方宽频公司称，6月10日比赛当天数小时内，东方宽频视频点击量即突破数亿次。
管理难题
“恶搞”成为2006年网络最流行的词汇之一。2006年以来，恶搞之风愈刮愈烈，五花八门的恶搞视频铺天盖地而来。同时，2006年也是博客发展年，在发展的过程中，除了队伍壮大、人数陡增外，随之而来的各种问题和缺陷也日益显现。在博客上进行人身攻击引发的官司日益增多，更有甚者通过博客泄露商业机密或者毁坏公司商誉也大有人在，在博客上进行个人情绪宣泄、语言暴力，发布一些不负责任和不真实的信息等现象并不罕见。于是信息产业部正酝酿博客实名制，并委托中国互联网协会进行调研、起草管理办法。
因此，博客实名制也成为2006年网络上最大的争议，想要直接立法限制博客，国内外环境并不具备，其面临的阻力是巨大的。对于“博客实名制”，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有充足的理由。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实名制管理是否会破坏博客和互联网平等开放的基本精神？ “博客实名”能否真的让博客文明？“博客实名制”是否会摧毁中国博客网站、乃至整个网络业？实名制是否会侵犯网民隐私权？实施实名制的社会总成本有多高？监管博客需要什么样的手段和机制等等。
在美国，网上博客可以用真名，也可以用假身份，美国的法律保护个人发表意见的自由，所以目前没有专门的法律限制博客用假身份发表意见。在韩国，政府则通过网络实名制对博客进行管理，使之规范有序地发展。同时要求服务商严格保护个人信息安全。但是在韩国也曾经因为实行实名制而造成大量用户信息失密事件。
在互联网管理方面，2006年最大的成就是实施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该条例于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明确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将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应当取得权利人许可，并支付报酬。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不过，在互联网著作权保护方面，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侵权成本与风险太低、而维权成本过高，许多人可能赢得了版权官司却面临更大的经济损失。
2006年新媒体研究学术成果
通过对《中国学术期刊网》等数据库的检索，2006年在国内共发表有关新媒体方面的学术论文500多篇。通过国家图书馆网站、google、baidu等途径进行检索，2006年出版的新媒体方面的专著超过12种。其中包括：匡文波著《手机媒体概论》、钟瑛、牛静著《网络传播法制与伦理》、林凌主编《网络传播媒介导论》、黄瑚等著《网络传播法规与道德教程》、张建华主编《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释义》、王军编著《网络传播法律问题研究》、王少磊著《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彭兰著《网络多媒体新闻》、杨汉云、陈春晖、罗兵编著《网络视频新闻编辑与制作》、虢亚冰、黄升民、王兰柱等著《中国数字新媒体发展报告》、蒋宏、徐剑主编《新媒体导论》，等等。
来源：中国记者 2007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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