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型城镇化道路模式和政策
新型城镇化道路模式和政策 辜胜阻
摘要: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要坚持二维改革路径,一维是户籍制度改革,一维是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要坚持二维改革路径,一维是户籍制度改革,一维是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是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近日发表的观点。
辜胜阻是在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的“国研智库论坛2014”年会上,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2014”中的《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模式和政策》一书进行点评时作上述表示的。
在辜胜阻看来,城镇化涉及五大要素:人、业、钱、地、房。这五大要素中,“人”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他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经对户籍改革做出明确具体的决定,国务院也就户籍改革颁布了新的文件,但是,人的城镇化是不是就是户籍制度改革?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澄清一些误区。户籍改革是基础,有了户籍没有公共服务,这不是市民化;有了户籍,如果能把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农民工,才是市民化。所以,一定要坚持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的二维改革路径,不要以为户改就是市民化。
当前城镇化在“人、地、钱、房”四方面付出了巨大代价
针对《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模式和政策》中提到的城镇化质量不高和结构失衡问题,辜胜阻分析了当前城镇化在人、地、钱、房四方面付出的巨大代价及其原因。
“人”的代价。辜胜阻说,城镇化应当实现“三维转换”,即农村向城镇的空间转型、农民向城镇居民的市民化转型、农业向非农产业的就业转型。而我们的城镇化是没有市民化的城镇化。比如,一个安徽的农民工在北京打工,实现了从农村到城镇的地域转移,实现了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转换,但是他没有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辜胜阻举了一组数字:目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超过6100万,占农村儿童的37.7%,独居留守儿童达205万;还有4000万留守妇女、5000万留守老人;城乡流动儿童则达到3581万,五年增长了41.37%,这些就是人的代价。“可以说,我们的城镇化是牺牲三代人幸福的城镇化。”未来应当从个体转移变为整家式迁移。
“地”的代价。辜胜阻说,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土地的城镇化大大快于人的城镇化,人是半城镇化。过去30年间,我国城市面积扩大了9.2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增加了2.58倍,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增加1.78倍。2013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3%,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35.7%。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地的城镇化可以赚钱,而人的城镇化需要花钱,政府需要投入资金去做公共服务。”
“钱”的代价。辜胜阻说,传统的城市投融资模式存在“一高一低一难”的弊端,即融资平台债务高、公共供给效率低、私人资本进入难。根据审计署的数据,截至2013年年中,我国的地方政府性债务接近18亿元。他认为,从国外实践看,运用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可以有效缓解这些矛盾和问题。
“房”的代价。辜胜阻引用厉以宁的比喻:“如果简单把中国的城镇化理解为农民进城、农民上楼,就会形成‘两个老鼠洞’。一个老鼠洞是指农民在村里的老房子,因为进城打工而闲置,成了老鼠窝;而另一个老鼠洞则是农民进城打工后,因为收入不高只能住在地下室或条件较差的出租房里,也是老鼠出没的地方。”
城镇化需要市场和政府两手配合,同时防止政府变成“闲不住的手”而过度干预
《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模式和政策》论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各自的功能界定问题。那么,城镇化需不需要政府?
辜胜阻认为,城镇化是市场的自然结果,推进城镇化要尊重客观规律,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对城镇化无所作为。他说,仅靠市场“无形之手”会造成市场失灵,即具有外部性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等会达不到社会总体需要的水平。新型城镇化需要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两手配合。同时,要防止政府变成“闲不住的手”而过度干预,把好经念歪。也就是说,政府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
政府应该做什么?辜胜阻的观点是,政府应在城镇化过程中做好六件事,即规划制定、制度设计、公共服务、环境保护、市场监管、社会管理。
他强调,城镇化是双刃剑,必须稳步推进,用好健康城镇化的黄金机遇。要防偏纠偏,如果将透支未来的政府短期行为和企业投机行为结合在一起,过度追求城镇化,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城镇化应围绕“人、业、钱、地、房”五个要素推进一系列配套改革
《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模式和政策》中提到,城镇化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改革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强大动力和根本保障。辜胜阻对此表示赞成。他进而阐述道,城镇化需围绕“人、业、钱、地、房”五个要素推进改革,深化诸如土地制度、公共服务体制、城市投融资体制、户籍制度和人口管理制度、房地产管理、财税体制、城市管理体制等一系列配套改革。
在“业”的方面,辜胜阻认为,要注重城市的产业支撑和居民的稳定就业,防止中国城镇化出现“拉美化”现象。他建议通过大规模减税减费、改革金融体制等措施,帮助中小微企业缓解成本高、融资难、利润薄、转型艰的问题,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发挥其创造就业岗位、吸纳就业的作用;构建进城人口的职业培训体系和创业扶持体系,提高进城人口的就业水平。
“市民化的难点在稳定就业机会,要让转移人口进得来、住得下、融得进、可创业、能就业,成为城镇建设者和发展成果享受者,成为城镇活力和创造力、竞争力的重要来源。”辜胜阻说。
在“地”的方面,辜胜阻提出,要确权流转、集约使用。他说,如果城镇化是劳动力转移在先,就业安排在后,长期没有工作、又不能回归农村的人就会将城市的部分地区变成贫民窟。要坚持农民受益最大和集约高效利用土地的原则,完善土地“确权、流转、征用”等一系列环节,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赋能工作,完善农民承包地、宅基地的流转或退出机制,控制征地规模和提高用地集约度。
辜胜阻认为,土地改革关键在于稳定所有权,保留承包权,流转经营权,用好抵押权、担保权。他建议,土地产权设计,要在承包权、经营权、所有权、抵押权、担保权五个权利分离情况下保障各个主体之间的权益。
在“房”的方面,辜胜阻主张建立多渠道的住房供给体系,包括政府的保障房、企业盖房、当地农民盖出租房、社会上的出租房、二手房和三手房等。
坚持户籍和公共服务二维改革路径,让进城农民穿“五件衣服”
辜胜阻重点阐释了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为什么以及怎样坚持二维改革路径。
户籍和公共服务,哪个是市民化的标志?当前推进人的市民化,有人认为最重要的是废除户籍。而在辜胜阻看来,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标志绝不是一纸户籍。重要的是改变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市民和农民工的二元结构,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从广度和深度上向城镇常住人口全覆盖,让转移人口有稳定的就业、逐步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和安居乐业。
“相当一部分人在户籍改革当中不能进城,一部分是不能落户,还有一部分是不愿意落户。因为农村户籍上的含金量很高,他们愿意工作、生活在大城市,但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所以,农民工的市民化要穿‘五件衣服’,即穿上市民的教育、医疗的衣服,同时也不能脱掉农民的三件衣服——承包地、宅基地、农用地。‘五件衣服’是基本的公共服务。”辜胜阻说,现在80%的农民工在城市里并不稳定,如果一夜之间户改、土改,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辜胜阻用两个公式来描述他所理解的市民化和城镇化:市民化=稳定就业+公共服务+安居及观念;城镇化=产业支撑+人口集聚+城市繁荣。而目前的城镇化存在就业保障不稳、公共服务缺钱、农地改革滞后、安居梦想难圆、“过客”心态严重这“五大瓶颈”。要破除五大瓶颈,就需要选择二维改革路径。
辜胜阻特别强调,农民工融入城市最大的观念障碍是其根深蒂固的农民意识、浓厚的过客心态和边缘化心理。农民工更好地融进城市,不仅要“洗脚上楼”,更要“洗脑进城”,改变过客心态和农民意识。
城镇化当中人的问题,除了“如何市民化”,还要考虑“人往哪里去”。是离乡背井、异地转移还是就地实现城镇化?辜胜阻说,就地城镇化可以避免前面所讲的留守儿童、安居困难等一些社会现象,因而他主张“就地拥抱希望”。是把大城市做大还是把小城市做多?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把小城市做多。“21年前,我在《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中的观点是中国要走二元城镇化道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通过依托大都市发展城市群,实现城市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中小城市,特别是做大县城,使农村之首的县城建成有吸引力的中小城市,走农村城镇化之路,实现城市文明向农村扩散。”
对于如何进行户籍改革,辜胜阻提出了一连串问题:户籍能不能全面废除?能不能剥离附着其上的福利待遇?特大城市户籍能不能完全放开?农民能不能在改变户籍的同时放弃土地?是存量改革还是增量改革?是局部激进改革还是全面激进改革?
他分析了户籍改革的复杂性。在我国,户籍是横亘于城乡之间的一堵“墙”,是区分身份的标志,也是不同待遇的依据。户籍背后不同待遇是动态的,过去附着在城市户籍上的粮票、油票、布票等已消失,但教育、社保城乡待遇差别加大,购房、购车等新待遇不断出现;农业户口上附着宅基地、承包地、各种补贴等,含金量高,这些差别使户改十分复杂。
鉴于此,辜胜阻提出户籍改革要坚持的六大原则:因城而异,因人而异,存量优先,自愿选择,以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为基础,保障转移者权益。
他反复提醒,城镇化的核心是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要避免盲目地改户口和收土地,不能使大量农民工一夜成为市民而失去农村土地。他还建议全国实行统一居住证制度,以此使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城镇常住人口。
新型城镇化要警惕“八个偏向”,防范“五大陷阱”,体现“四个新”
“城镇化需统筹好产业发展、就业吸纳和人口集聚的关系,城市发展、资源利用和环境承载能力的关系,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与城市空间布局优化和城乡协调发展的关系。”《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模式和政策》一书提出了推进城镇化必须统筹好的三大关系。辜胜阻在此基础上,引申出健康城镇化要注意的八个偏向,也即八个“不等于”。
第一,城镇化不等于越快越好。
第二,城镇化不等于消灭村庄。统计显示,2000年至2010年,全国自然村数量由360万个减少到270万个。相当于每天有将近300个自然村落消失。城镇化过程中应注重对乡村文明、乡村历史的保护。
第三,城镇化不等于“造城运动”。要警惕各地的“建设××新城”、“建设国际性大城市”等造城口号,以及耗费巨资打造“东方迪拜”、建设仿古城市等造城实践。
第四,城镇化不等于房地产化。要注重产城融合,既不能建成“睡城”,也不能建成“死城”,更不能建成“鬼城”。
第五,城镇化不等于透支未来。要汲取美国底特律等工业城市在后工业时代衰败的教训。
第六,城镇化不等于“去农村化”。要警惕当前的村庄空心化、农业副业化、农民老龄化现象。
第七,城镇化不等于“用而不养”、“取而不予”。人口移出地政府应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民工及其子女受教育程度,突出职业技术培训,培养农村地区技能型产业工人。人口迁入地政府应将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困难群体,完善廉租房制度;统筹城乡户籍制度,保障转移人口基本权利;建立平等的就业准入制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创新转移人口管理制度,加大转移人口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投资。
第八,城镇化不等于“摊大饼”和“大城市病”。要避免人口过度膨胀。
辜胜阻说,城镇化要防范五大误区,或称五大陷阱:一要防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城镇化缺乏产业支撑,避免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的“拉美化陷阱”;二要防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避免地方一哄而起搞大跃进,一味追求城镇化的高速度和规模扩张,陷入速度至上陷阱;三要防城镇化的“房地产化”,过度依赖土地财政,避免过高地价推高房价、陷入卖地财政陷阱;四要防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消灭村庄,大量农民“被上楼”,陷入掠夺式发展陷阱;五要防特大都市“大城市病”,避免重物的城镇化而轻人的城镇化,陷入高楼林立而居民幸福感下降、特大城市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粗放开发的陷阱。
辜胜阻最后总结道,新型城镇化究竟“新”在哪儿?一是新方向,即从偏重土地城镇化向重视人的城镇化转变;基本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独享向常住人口全覆盖转变。二是新方式,即从粗放式高物耗方式向集约低碳绿色的方式转变,改善人居环境。三是新路径,两条腿走路——城市群与中小城市,人口异地转移与就地城镇化。四是新趋势,包括流动人口定居和回流,创业和置业出现新走势,人口年轻化与新期待,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
第二篇:新型城镇化道路
新型城镇化:集约、智能、绿色、低碳
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到底应该遵循一条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明确指出:“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走集约用地之路,保障资源长久支撑
由于中国的耕地资源有限,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由之路。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介绍说,目前中国城镇化的速度在不断加快,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50%,但用地粗放浪费现象却依然突出。一些城市新区建设盲目扩张,部分工业园区重复布局,这种粗放的用地方式更加剧了我国的用地矛盾。
一些地方在城市建设时,不顾自身财力,不顾土地等资源的承载力,已经造成很多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守英说,由于缺乏产业支撑,一些地方出现“睡城”现象,每天早晚高峰,有数十万人在同一时间往返十几甚至几十公里上下班。
“更有甚者,一些城市以‘加速城镇化进程’为幌子、以建设工业园区为名,以获取土地出让收入及相关税费为目的,大搞扩城、造城运动,粗放式占用大量土地,其危害比单宗违法用地事件更为恶劣。”
业内专家表示,过度消耗和低效利用土地资源的粗放方式必须得到改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说,中国是一个人均占有耕地面积较少的国家,必须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政策。
针对此,国土资源部要求,各地要基本建立起符合本地区特点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体系,积极拓展建设用地新空间,加大闲置土地的处置力度,逐级分解落实“十二五”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建设用地下降30%的目标任务。
在节约集约用地过程中,加强规划、提高产业聚集度和用地强度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但还需注意防止走偏。一些地方将推动农民转为高层、多层居住作为集约利用土地的主要手段之一,却忽视了农业的产业特点和农民的就业问题,结果影响了农民的生存发展。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表示,我国一些地方在城镇化过程中盲目撤并村庄、将农民赶上楼,以为可以节约很多耕地。须知许多农民虽已上楼,但还在务农,上楼后农机具、粮食、种子和肥料等没有地方堆放,只能堆在楼下绿地中。农民种地是一种循环经济,如果一味赶农民上楼,不仅造成农业循环链断裂,而且还忽视了庭院经济的收益。
专家表示,土地是农民的核心权益,在集约发展城镇化过程中,必须重视保障农民的权益,才能为城镇化利用土地资源提供长久支撑。
走绿色低碳城镇化之路,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城镇化的绿色低碳发展趋势,将为绿色人居、建筑节能产业带来巨大的发展机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李佐军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一定要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道路,这是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同时,也意味着需要进一步推动建筑的低碳化、节能化,建设生态城市。
仇保兴表示,生态城市是系统地降低城市对自然生态系统干扰的发展模式。具体而言,可通过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绿色基础设施、绿色小区、绿色产业等,共同构建生态城市。
同时,仇保兴提醒,我国地形非常复杂,气候条件差异大,不同地方的生态城市应该因地制宜,像绿色建筑一样应具有当地气候适应性,需要立足于当地实际,这就要求生态城市的模式是多样化的。生态城市的建设,不能一窝蜂上,不能搞一刀切。
实现低碳、绿色的城镇化发展之路还需注意成本问题。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认为,一些地方发展低碳城镇的模式存在成本太高、不易推广的问题,并且容易被形式化。单纯追求视觉方面的绿色、低碳效果,不能从根本上降低能耗、节约资源。国外经验表明,实现低碳发展要把握三个因素:政府引导、市场作用、正确的消费观念。
在建设新型生态城市群过程中,黑龙江垦区大打“低碳牌”,建成100多座低碳城镇。该区域在城市规划建设中,注重配套使用太阳能热水器、节能灯、节水及绿色交通设施,取缔小锅炉、小烟囱,大力引进地源热泵和水源热泵等供暖新技术,推广使用清洁能源,使百姓过上低碳生活。
走智能城镇化之路,让人们生活更加便利
智能化发展被确定为新型城镇化的路径之一,这一面向未来的提法激发了人们对于智慧城市的想象空间。
据专家介绍,智慧城市可以使人们工作更加方便快捷,城市运转更高效、更敏捷、更低碳,涉及面包括智能楼宇、智能家居、路网监控、智能医院、城市生命线管理、食品药品管理、票证管理、家庭护理、个人健康与数字生活等诸多领域。人们可以用手机移动接收和发送关于城市生活的一切信息,看病、上班、出差、休闲都变得轻松愉快,而城市也随之更加智能、绿色、高效、美丽。
令人欣喜的是,智能化城镇正在走向现实。近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并印发《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和《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试行)》,着手开展我国智慧城市试点工作。
这些文件指出,建设智慧城市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创新驱动发展、推动新型城镇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据了解,目前我国已有超过50个城市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的目标,覆盖了东中西部地区。
“让城市做到真正的智能化不可能一蹴而就,有的城市需要两三年,有的城市需要十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业内人士、IBM大中华区副总裁范宇说。中国工程院院士刘韵洁认为,智慧城市建设一定要有远景、总体规划和实施步骤,而且要结合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来实施。此外,在信息网络方面,国家要给予高度重视,因为这是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基础条件。
从长期来看,智慧城市建设在政府投入支撑下将保持高速增长,智能交通、数字城市管理、城市安防、医疗信息化等领域前景广阔。据业内人士估算,随着我国更多城市启动智慧城市建设,“十二五”期间各地智慧城市建设将会带来2万亿元的产业发展机会。(《半月谈内部版》2013年第1期,记者 王永霞 梁晓飞 王政 郭强)
第三篇:新型城镇化道路
自然辩证法作业
1.中国为何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新”在何处?如何城镇化?
1.1新型城镇化道路概念
所谓新型城镇化道路,是指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镇化,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走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建设路子。1.2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背景与原因
近来,新型城镇化已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人们普遍认为,新型城镇化将会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有人认为,新型城镇化就是新一轮的高速城镇化,将会大兴土木、圈地造城、逼农民进城上楼、推高房价。新型城镇化果真会如此吗?如何理解新型城镇化?我国为什么要提新型城镇化?怎样才能走出一条符合“五位一体”要求、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需要探讨。
根据国际上一般经验,一个国家或地区当城镇化率处于30%到70%之间时,城镇化速度则相对比较快。据此可以判断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城镇化率还将快速提高。如何才能更好地确保我国城镇化质量?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快速城镇化,使我国有效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一些国家发生了严重金融危机,我国经济保持着平稳较快增长。快速城镇化,带来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到2012年,我国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比重已经下降到约10%,工业化基本实现。
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未来10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让更多的人生活在城镇,不但可以让更多人享受城镇文明,尽快过上小康生活,而且也有助于减轻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压力。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小康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农村只转移劳动力,而不能减少人口,有限的农业农村资源,不足以支撑城乡居民实现均等化的收入,全面小康无从谈起。农村人口大幅度减少了,全面小康建设的难度也就降低了。
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是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新型城镇化,不但会让城镇更好地吸引合格劳动力,更好地提升劳动力素质,而且更加有助于促进城镇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转移农业劳动力市民化,可以让劳动者更加稳定,彻底解决民工荒和劳动力结构失衡问题。通过转移劳动力培训和工作积累,形成稀缺的人力资本,增强经济发展后劲。转移农业劳动力市民化,不仅给城镇提供产业工人,而且也会拉动消费,扩大需求,促进城镇第三产业发展。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让城镇更好地聚集各类资源并优化配置,有助于实现产业升级。
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才能更好地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长期以来,城镇建设往往都是低价征收土地,以土地财政搞城镇建设。推行新型城镇化,能够更好地维护拆迁户和被征地农民的权益,减少利益冲突。推行新型城镇化,更加注重生态环境建设,让城镇更加宜居,让市民生活更有质量,这更加符合广大市民的期待。
只有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3新型城镇化中“新”含义的理解
城镇化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在区域空间上的聚集,是传统农村型社会向现代城市型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表现形式,是劳动力、资金、资源等生产要素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农部门转移,从而获得较高生产率和较高收益,同时居民生活环境得到改善、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随着北京郊区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需要探索一条新型城镇化道路,为加快郊区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行顶层设计,在空间布局、产业布局、组织体制机制建设等多个领域,正确选择和科学决断郊区发展的战略和政策。问题的关键在于针对传统城镇化道路形成的弊端,深刻把握“新”的内涵。
“新”在理念创新。破解当前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一系列深层次的重大问题,关键是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吸取人类历史上城镇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创新城镇化的理念。推进新型城镇化,就是要树立新的城镇化理念。不能是19世纪欧美城镇化在空间上摊大饼式的无序发展,要进行科学的规划指引;也不是20世纪拉美城镇化的人口过度聚集,城镇化关键是要按照“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解决人的问题。
“新”在适应技术创新要求。随着信息化革命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深入推进,过去那种为获取信息交流沟通的便利和能源的集约节约利用而呈现的工业集聚现象,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由此影响到城镇化空间形态发展在未来的基本走向。城镇发展的整体模式不再仅局限于交通线路而呈星状的廊道特征,而更趋向一种匀称状态,新型郊区地块更大,密度更低。随着区域的专业分工和内部的相互依赖性进一步加强,城镇体系最优分布格局将发生根本性变革,由原来的单中心过渡到多中心,逐步演化为网络化布局结构。实际上,在党的重要会议上已经多次提出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空间多元化发展的路径。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建议中进一步提出“强化中小城市产业功能,增强小城镇公共服务和居住功能,推进大中小城市交通、通信、供电、供排水等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和网络化发展”。这种网络化空间布局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与当前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要求相契合的。
“新”在制度创新。城镇化的本质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的过程。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二者在资源配置上的关系,按照市场的逻辑,推进制度创新,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领域和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和农村集体所有制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带有的两大制度特征,也是城镇化进程所面临的最主要的两个制度性约束: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制度障碍及其背后隐含的福利因素筑就了城镇化的高成本门槛,造成了农民进城的阻力。另一方面,进城农民与村集体的产权关系无法理清,无法有效处置在农村的集体资产,形成难以割断农村的财产脐带。加上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资源禀赋结构的约束,形成大量的结构性问题。
1.4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途径
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推进城市建设管理创新。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研究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完善设市标准,严格审批程序,对具备行政区划调整条件的县可有序改市。对吸纳人口多、经济实力强的镇,可赋予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管理权。建立和完善跨区域城市发展协调机制。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从严合理供给城市建设用地,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
2.结合自己的专业,新型城镇化给大学生带来了哪些机遇?
随着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推进,城市管网将不断的健全和完善,在暴雨或特大暴雨的情况下城市内涝逐渐消失,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会越来越少,城市污水的处理设施逐渐完善,生态环境将不断得到改善。于此同时,城乡农村的规划,建筑行业、市政行业也将在农村城镇当中得到普及,农村的给水管网和排水管网将达到全面覆盖,在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的同时也为生态环境的改善提供了有力的途径。这些基础设施的完善将给当前的大学生就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近年来,中国工业化、城镇化、机动化并举快速发展导致能源消费和碳排放迅速增长。2013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生产和消费国,随之而来的是遍及全国的严重大气污染和常规环境污染,走低碳化的道路已然是迫在眉睫。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不是建立在以环境为代价的基础上实施的,而是在考虑各方面因素上,为改善人们的生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提出的。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将推动各行各业的发展,为新一代的大学毕业生带来的新的就业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社会就业压力。
第四篇:四川新型城镇化道路论文
四川新型城镇化道路
地理科学专业
学生;张辉
指导老师;张国
摘要: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指出,要把握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更加重视城镇质量,、要构建科学的全省城镇体系,大力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实力。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是四川当前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长远发展的持续动力,对于促进四川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关键字:新型城镇化
方法建议 一,四川城镇化发展现状分析.全省城镇化发展实现新突破,“十一五”期间,四川城镇化率保持逐年上升的良好态
势。2005 ~ 2009年,四川省城镇化率已由33%提高到38·7%,年均提高1·14个百分点,已提前1年超过“十一五”规划提出的38%的既定目标。目前,四川 已建立起以成都平原、川南、攀西、川东北四大城镇群为依 托,以特大城市成都为核心,以绵阳、攀枝花、自贡、南充4 个大城市为骨干、27个中小城市和1865个小城镇组成的城镇 体系。[1]城镇人口达到3043·6万人,城镇建成区面积达到 3500km2。[2]全省城镇规模进一步扩大,城镇等级结构进一步 优化,城镇功能进一步完善,城镇的辐射带动进一步增强。城镇综合实力不断提高,对区域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
二..城镇化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
在四川省城镇化发展不断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还存在不 少困难和问题,具体表现为:
(一)城镇化水平偏低,差距较大。一是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差距大。2009年,四川的城市化率为38·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9个百分点。二是与东部发达省市或西部部分省(市、区)相比也有明显差距。三是城镇等级规模体系不合理。四川设市城市数量总体偏少,尤其缺少100~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大城市数量也不多。四是,城市化发展的区域差异明显。[4]2008年,四川地级城市城 镇化水平最高的成都为63·6%,最低的甘孜仅18·9%,两者 相差达44·7个百分点。按2008年城镇化水平,四川不同区域 的城市可分为三个梯队: 第一梯队:城镇化水平在50%以上的城市,有成都和攀
枝花。这两个城市的城镇化水平分别达到63·6%和59·6%, 不仅比全省水平高20多个百分点,而且远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
第二梯队:城镇化水平在30%-40%之间的城市,有自 贡(39·6%)、德阳(39·5%)、绵阳(38·7%)、乐山(38·3%)、内江(38·1%)、泸州(37·6%)、遂宁(36·6%)、宜宾(34·0%)、南充(34·0%)、雅安(33·4%)、广元(31·2%)、眉山(31·1%)、达州
(31·0%)13个市,这些地区的城镇化总体水平比较接近,虽 与成都和攀枝花有显著差异,但又明显高于第三梯队的城市。第三梯队:城镇化水平在30%以下的城市,有资阳(29·7%)、巴中(27·3%)、广安(25·8%)以及阿坝(29·1%)、甘孜(18·9%)、凉山(26·4%)三州,这些地区 仍处于城镇化的初级阶段,城镇化水平低,城镇化进程缓慢, 成为推进全省城镇化水平上台阶的约束力量。
(二),城镇发展的产业支撑不足。四川二、三产业发展不充分, 直接导致城镇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减弱,导致城镇化动力不 足。
(三)城市规划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基础设施运行效率不高,居住条件有待 提高,资源环境矛盾凸显,城镇综合承载力不强。城镇建设 用地规模扩张偏快,城市空间拓展不注重集约紧凑,城镇建 设历史文化特色和个性特征不突出。
(四)城镇化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未得到根本消除。户籍管理制 度、城乡分离的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向城市倾斜的财 政金融政策等,阻碍了四川省城镇化发展进程。社会公共资 源短缺,特别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社会保障程度差、医疗 技术力量薄弱,居民就医困难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城镇化的质量和效果。由于缺乏区域协调发展的联动机制, 造成重复建设、产业同构、资源浪费等不良后果,削弱了城 镇的整体竞争力。三、四川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分析
1.城镇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很大,从发展趋势看,未来5~15年乃至更长 期时期内,四川都将处于城镇化的加速发展阶段。2.城镇化高速发展将为经济增长带来巨大动力
四川省农村人口众多,城市化蕴含巨大的内需空间,这一潜在需求的释放,将对四 川省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3.全省将会建成更多的大中城市
十二五”时期,四川通过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扩大城镇人口规模,建成3~5个人口在百 万以上的城市、10多个人口在50万以上的城市是必然的,也 是必需的。
四.四川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模式及途径
(一)积极稳妥、分步推进
从区位、经济条件以及城镇化水平来看,四川应该重点加快成都平原城市群、“成德绵”城市带以及川南和攀枝花的城镇化建设力度。当前应该重新部署成都平原都市圈和江油至峨眉山一条线经济建设规划,加快其城市群建设。城市规划、二三产业大型项目布点、交通建设等都应该向“一条线”倾斜,尽快启动建设“成德绵”城际铁路。通过产业政策和资源整合,引导相邻城市的一体化发展。
(二)努力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大城市,除继续壮大发展已有的四个大城市外,努力促使德阳、宜宾等六、七个中等城市尽快跨入大城市行列。逐步形成以成都为核心,区域性大城市为骨干,其他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基础的现代城镇体系。
(三)城市群(带、圈)的发展立足省内,先内后外珠三角”、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带的发展,都是在本省政府可以调控范围内,得益于省政府的统一规划、统一布局。现行行政、财政体制下,跨省市的城市带建设,理论上突破容易,而实际操作太难因此城市带(群)建设要先省内、后省外地推进。
(四)走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夯实农村持续发展基础优化农村经济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大力发展农业龙头企业,促进农村经济全面繁荣
;促进城镇产业集聚,以城镇工业为纽带,统筹城市与工业发展,形成农村与城市工业互补的产业分工协作体系,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发展农村服务业,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深化体制改革,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平等和谐的城乡关系对户籍管理、农村土地管理、农村社保、农村公共财政制度和体制等进行改革及完善统一城乡市场,优化配置资源 ,引导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五)解放思想、模糊行政边界,推动区域发展。城市群、城市圈的建成,直接关系区域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城市群、城市圈能否健康加速发展,关键在于
是否能突破体制性障碍,让区域内的资本、资源、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自由 流动,使各地的优势得到充分体现。通过城市群的建设和完善,产生新的 生产力。
(六)在实施城镇规划中要坚持按照既实行科学的规划引导,又要有序推进 坚持城镇化规划的引导作用,不能只靠行政措施,而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人口向城镇迁移、要素向城镇集聚以及城镇内部结构调整和外部扩张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
(七)改革城镇化发展中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土地使用制度以及投资制度 改革征地制度,让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合法进入市场,实现农民和 土地的完整转移。要使农民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成为积极主动的 参与者和生力军。改革城市建设投融资制度及体制机制,拓宽筹资渠道,探索建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并组建城市建设投资公司,促进投资资金 的保值增值和滚动发展。
(八)城镇化与工业化联动推进,用产业集群带动城市集群坚定不移地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加快工业化进程,以工业化推进城镇化,以城镇化促进工业化,强化城镇 化的产业支撑。调整产业发展政策、财政政策,整合社会资源要素,促进 产业集群发展。产业空间布局的调整,应该服从 《四川省“十一五”及 2020 年城镇化发展规划》 要求:一是通过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引导产业 集聚、引导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形成产业集群;二是通过经济区规划、城市规划,引导企业向城市的园区集聚,提高工业的集聚规模和发展水平,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同步推进;三是通过促进城市间经济联合与 协作,引导相邻城市的一体化发展;四是建立城乡统筹的产业发展体系,为城镇化发展奠定基础;五是扩大县域经济管理权限,带动城乡协调发 展,充分发挥县城和中心镇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九)加快推进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强劲动力 按照 《四川省“十一五”及 2020年城镇化发展规划》 要求,打破区域 性的体制障碍,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同时辅之以政府的引导,进一 步调整和促进区域产业的合理布局,形成科学的、符合四川城乡实际的产 业布局和城市布局,全面推进四川新型城镇化建设。参考文献: [1]本报评论员.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四论认真学习贯彻省委九届四次全会精神[N].四川日报, 2008-01-06.[2]蒋巨峰.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N].四川日报, 2009-11-02.[3] 2009年中国城镇人口已达6·22亿,城镇化率46·6% [EB/OL].中国网, 2010-03-29.[4]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加快城镇化进程对四川 资源和环境影响研究[EB/OL].中国统计信息网, 2007-12-18.[5]李后强.以城镇化促进现代化是城镇化新机遇 [EB/OL].四川新闻网, 2009-12-19.[6]戴 宾.未来四川城镇化发展的战略重点[J].四 川省情, 2008,(05): 30.责任编辑:任平137 2010年第6期经济体制改革
Sichuan new urbanization road Geographical science professional
The student;Merchant tc guide teacher;ZhangGuo Abstract: the sichuan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secretary LiuJiBao points out, want to hold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the new type of urbanization,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of the town, and to construct a scientific system of the whole province town, vigorously implement center city leads strategy,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edium and small cities and small towns, promoting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 power.Vigorously promote new urbanization i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he reality in sichuan province, and also the need for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power,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ccelerate in sichuan,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rapid development has a very important role.Key word: new urbanization methods propos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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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城市化或城镇化是指第二、第三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使城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城镇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城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农村普及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城市化或城镇化道路是指实现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原则和方式,所要解决的是怎样实现城市化的问题。包括城市化发展模式的选择、城市化类型的选择、城市化动力和实现机制的选择及城市发展方式的选择。
在2013年11月12日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其中有一条指出了“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现在,城镇化越来越得到大家的重视。所以什么是城镇化?什么是城镇化道路.? 在2001年3月时,“十五计划”第一次提出走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镇化道路.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我国的城镇化道路经历了几个阶段。城镇化发展的启动阶段(1949—1957)城镇化发展的波动阶段(1958—1965)城镇化发展的下滑与停滞阶段(1966—1978)城镇化的恢复发展阶段(1979—1992)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1993—至今)2011年底,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城镇化率突破50%;2012年底,城镇化进一步推进,城镇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重为52.6%,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中国为什么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从根本上说,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体现。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农业现代化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快速推进。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必要性就愈发的凸显出来,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是经济知识化、信息化、全球化的客观需要。是中国国情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要选择。
那么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特征是什么?双重经济转型背景,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紧密相联;双重城镇化方向,东部城市群和大都市圈和中西部农村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双重动力机制,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双重发展模式,自上而下的城镇化和自下而上的城镇化;双重城镇化推动主体;双重要求,城镇发展方式多样化和科学化的城镇化道路; 双重目标,注重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协调发展,促进城镇化量的增长和质的提高同步实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发展方向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以大城市为中心、中等城市为骨干、小城镇为基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并举,逐渐形成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立体式的城镇化网络。
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中国梦这个概念,要实现中国梦只有新型城镇化才能更好地实现中
国梦,中国的城镇化既不要片面地发展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也不要片面地发展小城镇或中小城市。也就是说,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既不能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道路,也不能同于许多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道路,而是要有“中国特色”。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做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四城”并举。由于中国有着巨大的农村人口,单纯依靠哪种类型的城市或城镇都无法实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就提出“小城镇,大战略”,并制定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此后随着建制镇标准的降低和撤县改市的兴起,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数量大幅提高,目前我国有小城镇2万多个。小城镇规模小,不宜发挥聚集效应,工商服务业落后,许多小城镇还保持着农村的面貌,使城镇化进程表现出缺乏工业化和人口支持的过度城镇化倾向。30年来,这个政策的实施,使全国5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在全部城市人口的比重有所降低,中、小城市在全部人口中的比重上升,但平均规模有所下降。为了推动中国富余劳动力的有序流动,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这20字原则来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必须注意到不同类型的城市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吸引力。中国的城镇化,必须从我国农村经济相对落后、资源条件相对贫乏的实际出发,以建立科学合理的现代化城镇体系为基本方向,建设以大城市为骨干、中小城市为主体、广大小城镇为基础的城镇群体。
当然,我国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不是否定城镇化道路,而应该是为了提高城镇化质量。这样,我们在充分肯定快速城镇化成效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城镇化出现的问题。如人口城镇化不彻
底,当前城市发展模式存在弊端等,我们坚信,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习主席勾勒的中国梦一定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