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速回落 宏观政策何去何从（5篇范文）

第一篇：经济增速回落 宏观政策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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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速回落 宏观政策何去何从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7.5%，增速继续回落，至此，GDP增速已在5个季度维持在7%至8%区间。

中国经济增速正在告别过去30多年来10%左右的高速增长阶段。在增速换挡的同时，宏观政策何去何从备受关注。

宏观政策是否转向“保下限”？

经济增速持续回落引发人们对下一步宏观政策走向的强烈关注。

“由于结构调整政策和新的改革措施意在长远，对短期经济增长推升作用有限，下半年经济增长仍有下行压力。”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唐建伟认为，为保证经济增长不跌破“下限”，政府可能会出台一些温和的稳增长措施，但不会是大规模刺激措施。

在瑞银证券首席特约分析师汪涛看来，“钱荒”事件的发生令市场预期高层可能容忍增长进一步放缓，但决策层对增长的关注打消了这种预期。“目前政府更加强调的是守住增长的‘下限’。”汪涛认为。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在广西强调，宏观调控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

分析人士认为，下一步宏观政策将更讲究平衡，会针对经济走势的不同情况，把调结构、促改革与稳增长、保就业及控通胀、防风险的政策有机结合起来。

“从近期传递出的信息看，宏观政策将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保持平衡。”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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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克强总理在广西讲话释放出的信号看，政策将更强调稳健和连续，既强调稳增长，又强调调结构促改革，不会走激进道路，也不会走休克疗法。”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友清认为。

李克强总理在16日主持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时指出，既不能因经济指标的一时变化而改变政策取向，影响来之不易的结构调整机遇和成效；也不能对经济运行可能滑出合理区间、出现大的起伏缺乏警惕和应对准备。

“盘活激活存量”如何发力？

二季度以来，国务院领导频频提及要盘活货币信贷存量，而本月初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则首次提出要“激活财政存量资金”。专家认为，对两个存量的强调，凸显我国宏观政策的一些新变化。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认为，当前我国宏观政策的目标是既要稳增长，又要调结构、控风险，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再在增量上想办法，不能再走增加赤字和大规模增发货币的老路，而是要依靠制度变革，把已有资金用好用活。

“向盘活存量要效益，这实际上意味着要彻底告别过去政府主导投资的增量扩张式发展模式。”财经评论员余丰慧认为，高层频频对存量的强调，凸显要把经济发展建立在让内生机制发挥作用的含义。

在白景明看来，“两个盘活”彼此相互支持，盘活货币资金的核心是把资金注入实体经济，支持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消费扩张的项目，从而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进而带动财税增长；盘活财政资金，则可以防止以拨代支，把资金落实到项目上，通过重大项目支出拉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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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经济增长，对把银行资金吸引到实体经济上起到引领作用。

凸显“去杠杆、重供给”政策新思路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近期高层对政策信息的频频释放，一个日渐清晰的宏观政策新思路正在凸显：即一方面通过货币、财政和产业政策的调整实现经济领域的“去杠杆、去产能”；另一方面通过推进结构调整，实现供给层面的优化和完善。

杠杆率的持续走高，是最近几年中国经济无法回避的现实。根据中金公司研究部负责人梁红的观察，以国内贷款占GDP比重衡量的中国整体杠杆率在2009年一年内就提高了20个百分点，“如果继续依靠政府主导投资拉动增长，拉升中国经济整体的杠杆率，不但不能提高经济增长率，而且会加剧资源错配，进一步积累系统风险。”梁红认为。

依靠杠杆化实现经济增长也让宏观政策的波动性不断加大。在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宏观调控似乎走进了一个死循环：每当经济增速有所下滑，决策部门往往会加大投资、放松信贷“踩油门”；每当通胀有所抬头，决策部门又往往会减少投资、紧缩信贷“踩刹车”。

“无论是强调盘活货币存量还是强调激活财政存量资金，都体现了决策层‘去杠杆’的思路。宏观政策将保持稳定，力图避免‘踩刹车’或‘踩油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郭田勇认为。

而在经济学家滕泰眼里，不随意“踩刹车”或者“油门”，并不代表政府在经济上不作为，下一步宏观政策或将转向重视供给、重视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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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重视释放经济增长的财富源泉。

“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面临着税收、垄断、社会成本等‘供给约束’，下一步中国经济应采取减税、放松垄断、减少管制、简政放权，解除供给约束，以此提高经济的短期增长率。”滕泰认为。

以下内容为繁体版

國傢統計局日前發佈的數據顯示，二季度我國GDP同比增長7.5%，增速繼續回落，至此，GDP增速已在5個季度維持在7%至8%區間。

中國經濟增速正在告別過去30多年來10%左右的高速增長階段。在增速換擋的同時，宏觀政策何去何從備受關註。

宏觀政策是否轉向“保下限”？

經濟增速持續回落引發人們對下一步宏觀政策走向的強烈關註。

“由於結構調整政策和新的改革措施意在長遠，對短期經濟增長推升作用有限，下半年經濟增長仍有下行壓力。”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級分析師唐建偉認為，為保證經濟增長不跌破“下限”，政府可能會出臺一些溫和的穩增長措施，但不會是大規模刺激措施。

在瑞銀證券首席特約分析師汪濤看來，“錢荒”事件的發生令市場預期高層可能容忍增長進一步放緩，但決策層對增長的關註打消瞭這種預期。“目前政府更加強調的是守住增長的‘下限’。”汪濤認為。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日前在廣西強調，宏觀調控要立足當前、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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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遠，使經濟運行處於合理區間，經濟增長率、就業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價漲幅等不超出“上限”。

分析人士認為，下一步宏觀政策將更講究平衡，會針對經濟走勢的不同情況，把調結構、促改革與穩增長、保就業及控通脹、防風險的政策有機結合起來。

“從近期傳遞出的信息看，宏觀政策將在穩增長和調結構之間保持平衡。”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傢彭文生認為。

“從李克強總理在廣西講話釋放出的信號看，政策將更強調穩健和連續，既強調穩增長，又強調調結構促改革，不會走激進道路，也不會走休克療法。”民生證券研究院副院長管友清認為。

李克強總理在16日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座談會時指出，既不能因經濟指標的一時變化而改變政策取向，影響來之不易的結構調整機遇和成效；也不能對經濟運行可能滑出合理區間、出現大的起伏缺乏警惕和應對準備。

“盤活激活存量”如何發力？

二季度以來，國務院領導頻頻提及要盤活貨幣信貸存量，而本月初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則首次提出要“激活財政存量資金”。專傢認為，對兩個存量的強調，凸顯我國宏觀政策的一些新變化。

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白景明認為，當前我國宏觀政策的目標是既要穩增長，又要調結構、控風險，這就要求我們不能再在增量上想辦法，不能再走增加赤字和大規模增發貨幣的老路，而是要依靠制度變革，把已有資金用好用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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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盤活存量要效益，這實際上意味著要徹底告別過去政府主導投資的增量擴張式發展模式。”財經評論員餘豐慧認為，高層頻頻對存量的強調，凸顯要把經濟發展建立在讓內生機制發揮作用的含義。

在白景明看來，“兩個盤活”彼此相互支持，盤活貨幣資金的核心是把資金註入實體經濟，支持符合產業結構調整、有利於消費擴張的項目，從而可以促進經濟增長進而帶動財稅增長；盤活財政資金，則可以防止以撥代支，把資金落實到項目上，通過重大項目支出拉動實體經濟增長，對把銀行資金吸引到實體經濟上起到引領作用。

凸顯“去杠桿、重供給”政策新思路

分析人士認為，隨著近期高層對政策信息的頻頻釋放，一個日漸清晰的宏觀政策新思路正在凸顯：即一方面通過貨幣、財政和產業政策的調整實現經濟領域的“去杠桿、去產能”；另一方面通過推進結構調整，實現供給層面的優化和完善。

杠桿率的持續走高，是最近幾年中國經濟無法回避的現實。根據中金公司研究部負責人梁紅的觀察，以國內貸款占GDP比重衡量的中國整體杠桿率在2009年一年內就提高瞭20個百分點，“如果繼續依靠政府主導投資拉動增長，拉升中國經濟整體的杠桿率，不但不能提高經濟增長率，而且會加劇資源錯配，進一步積累系統風險。”梁紅認為。

依靠杠桿化實現經濟增長也讓宏觀政策的波動性不斷加大。在保持瞭30多年的高速增長後，中國宏觀調控似乎走進瞭一個死循環：每當經濟增速有所下滑，決策部門往往會加大投資、放松信貸“踩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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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每當通脹有所抬頭，決策部門又往往會減少投資、緊縮信貸“踩剎車”。

“無論是強調盤活貨幣存量還是強調激活財政存量資金，都體現瞭決策層‘去杠桿’的思路。宏觀政策將保持穩定，力圖避免‘踩剎車’或‘踩油門’。”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郭田勇認為。

而在經濟學傢滕泰眼裡，不隨意“踩剎車”或者“油門”，並不代表政府在經濟上不作為，下一步宏觀政策或將轉向重視供給、重視改革、重視釋放經濟增長的財富源泉。

“從短期來看，中國經濟面臨著稅收、壟斷、社會成本等‘供給約束’，下一步中國經濟應采取減稅、放松壟斷、減少管制、簡政放權，解除供給約束，以此提高經濟的短期增長率。”滕泰認為。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7.5%，增速继续回落，至此，GDP增速已在5个季度维持在7%至8%区间。

中国经济增速正在告别过去30多年来10%左右的高速增长阶段。在增速换挡的同时，宏观政策何去何从备受关注。

宏观政策是否转向“保下限”？

经济增速持续回落引发人们对下一步宏观政策走向的强烈关注。

“由于结构调整政策和新的改革措施意在长远，对短期经济增长推升作用有限，下半年经济增长仍有下行压力。”交通银行金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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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高级分析师唐建伟认为，为保证经济增长不跌破“下限”，政府可能会出台一些温和的稳增长措施，但不会是大规模刺激措施。

在瑞银证券首席特约分析师汪涛看来，“钱荒”事件的发生令市场预期高层可能容忍增长进一步放缓，但决策层对增长的关注打消了这种预期。“目前政府更加强调的是守住增长的‘下限’。”汪涛认为。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在广西强调，宏观调控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

分析人士认为，下一步宏观政策将更讲究平衡，会针对经济走势的不同情况，把调结构、促改革与稳增长、保就业及控通胀、防风险的政策有机结合起来。

“从近期传递出的信息看，宏观政策将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保持平衡。”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认为。

“从李克强总理在广西讲话释放出的信号看，政策将更强调稳健和连续，既强调稳增长，又强调调结构促改革，不会走激进道路，也不会走休克疗法。”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友清认为。

李克强总理在16日主持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时指出，既不能因经济指标的一时变化而改变政策取向，影响来之不易的结构调整机遇和成效；也不能对经济运行可能滑出合理区间、出现大的起伏缺乏警惕和应对准备。

“盘活激活存量”如何发力？

二季度以来，国务院领导频频提及要盘活货币信贷存量，而本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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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则首次提出要“激活财政存量资金”。专家认为，对两个存量的强调，凸显我国宏观政策的一些新变化。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认为，当前我国宏观政策的目标是既要稳增长，又要调结构、控风险，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再在增量上想办法，不能再走增加赤字和大规模增发货币的老路，而是要依靠制度变革，把已有资金用好用活。

“向盘活存量要效益，这实际上意味着要彻底告别过去政府主导投资的增量扩张式发展模式。”财经评论员余丰慧认为，高层频频对存量的强调，凸显要把经济发展建立在让内生机制发挥作用的含义。

在白景明看来，“两个盘活”彼此相互支持，盘活货币资金的核心是把资金注入实体经济，支持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消费扩张的项目，从而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进而带动财税增长；盘活财政资金，则可以防止以拨代支，把资金落实到项目上，通过重大项目支出拉动实体经济增长，对把银行资金吸引到实体经济上起到引领作用。

凸显“去杠杆、重供给”政策新思路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近期高层对政策信息的频频释放，一个日渐清晰的宏观政策新思路正在凸显：即一方面通过货币、财政和产业政策的调整实现经济领域的“去杠杆、去产能”；另一方面通过推进结构调整，实现供给层面的优化和完善。

杠杆率的持续走高，是最近几年中国经济无法回避的现实。根据中金公司研究部负责人梁红的观察，以国内贷款占GDP比重衡量的中国整体杠杆率在2009年一年内就提高了20个百分点，“如果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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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政府主导投资拉动增长，拉升中国经济整体的杠杆率，不但不能提高经济增长率，而且会加剧资源错配，进一步积累系统风险。”梁红认为。

依靠杠杆化实现经济增长也让宏观政策的波动性不断加大。在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宏观调控似乎走进了一个死循环：每当经济增速有所下滑，决策部门往往会加大投资、放松信贷“踩油门”；每当通胀有所抬头，决策部门又往往会减少投资、紧缩信贷“踩刹车”。

“无论是强调盘活货币存量还是强调激活财政存量资金，都体现了决策层‘去杠杆’的思路。宏观政策将保持稳定，力图避免‘踩刹车’或‘踩油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郭田勇认为。

而在经济学家滕泰眼里，不随意“踩刹车”或者“油门”，并不代表政府在经济上不作为，下一步宏观政策或将转向重视供给、重视改革、重视释放经济增长的财富源泉。

“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面临着税收、垄断、社会成本等‘供给约束’，下一步中国经济应采取减税、放松垄断、减少管制、简政放权，解除供给约束，以此提高经济的短期增长率。”滕泰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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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傢統計局日前發佈的數據顯示，二季度我國GDP同比增長7.5%，增速繼續回落，至此，GDP增速已在5個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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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在7%至8%區間。

中國經濟增速正在告別過去30多年來10%左右的高速增長階段。在增速換擋的同時，宏觀政策何去何從備受關註。

宏觀政策是否轉向“保下限”？

經濟增速持續回落引發人們對下一步宏觀政策走向的強烈關註。

“由於結構調整政策和新的改革措施意在長遠，對短期經濟增長推升作用有限，下半年經濟增長仍有下行壓力。”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級分析師唐建偉認為，為保證經濟增長不跌破“下限”，政府可能會出臺一些溫和的穩增長措施，但不會是大規模刺激措施。

在瑞銀證券首席特約分析師汪濤看來，“錢荒”事件的發生令市場預期高層可能容忍增長進一步放緩，但決策層對增長的關註打消瞭這種預期。“目前政府更加強調的是守住增長的‘下限’。”汪濤認為。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日前在廣西強調，宏觀調控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使經濟運行處於合理區間，經濟增長率、就業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價漲幅等不超出“上限”。

分析人士認為，下一步宏觀政策將更講究平衡，會針對經濟走勢的不同情況，把調結構、促改革與穩增長、保就業及控通脹、防風險的政策有機結合起來。

“從近期傳遞出的信息看，宏觀政策將在穩增長和調結構之間保持平衡。”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傢彭文生認為。

“從李克強總理在廣西講話釋放出的信號看，政策將更強調穩健和連續，既強調穩增長，又強調調結構促改革，不會走激進道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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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走休克療法。”民生證券研究院副院長管友清認為。

李克強總理在16日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座談會時指出，既不能因經濟指標的一時變化而改變政策取向，影響來之不易的結構調整機遇和成效；也不能對經濟運行可能滑出合理區間、出現大的起伏缺乏警惕和應對準備。

“盤活激活存量”如何發力？

二季度以來，國務院領導頻頻提及要盤活貨幣信貸存量，而本月初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則首次提出要“激活財政存量資金”。專傢認為，對兩個存量的強調，凸顯我國宏觀政策的一些新變化。

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白景明認為，當前我國宏觀政策的目標是既要穩增長，又要調結構、控風險，這就要求我們不能再在增量上想辦法，不能再走增加赤字和大規模增發貨幣的老路，而是要依靠制度變革，把已有資金用好用活。

“向盤活存量要效益，這實際上意味著要徹底告別過去政府主導投資的增量擴張式發展模式。”財經評論員餘豐慧認為，高層頻頻對存量的強調，凸顯要把經濟發展建立在讓內生機制發揮作用的含義。

在白景明看來，“兩個盤活”彼此相互支持，盤活貨幣資金的核心是把資金註入實體經濟，支持符合產業結構調整、有利於消費擴張的項目，從而可以促進經濟增長進而帶動財稅增長；盤活財政資金，則可以防止以撥代支，把資金落實到項目上，通過重大項目支出拉動實體經濟增長，對把銀行資金吸引到實體經濟上起到引領作用。

凸顯“去杠桿、重供給”政策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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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人士認為，隨著近期高層對政策信息的頻頻釋放，一個日漸清晰的宏觀政策新思路正在凸顯：即一方面通過貨幣、財政和產業政策的調整實現經濟領域的“去杠桿、去產能”；另一方面通過推進結構調整，實現供給層面的優化和完善。

杠桿率的持續走高，是最近幾年中國經濟無法回避的現實。根據中金公司研究部負責人梁紅的觀察，以國內貸款占GDP比重衡量的中國整體杠桿率在2009年一年內就提高瞭20個百分點，“如果繼續依靠政府主導投資拉動增長，拉升中國經濟整體的杠桿率，不但不能提高經濟增長率，而且會加劇資源錯配，進一步積累系統風險。”梁紅認為。

依靠杠桿化實現經濟增長也讓宏觀政策的波動性不斷加大。在保持瞭30多年的高速增長後，中國宏觀調控似乎走進瞭一個死循環：每當經濟增速有所下滑，決策部門往往會加大投資、放松信貸“踩油門”；每當通脹有所抬頭，決策部門又往往會減少投資、緊縮信貸“踩剎車”。

“無論是強調盤活貨幣存量還是強調激活財政存量資金，都體現瞭決策層‘去杠桿’的思路。宏觀政策將保持穩定，力圖避免‘踩剎車’或‘踩油門’。”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郭田勇認為。

而在經濟學傢滕泰眼裡，不隨意“踩剎車”或者“油門”，並不代表政府在經濟上不作為，下一步宏觀政策或將轉向重視供給、重視改革、重視釋放經濟增長的財富源泉。

“從短期來看，中國經濟面臨著稅收、壟斷、社會成本等‘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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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束’，下一步中國經濟應采取減稅、放松壟斷、減少管制、簡政放權，解除供給約束，以此提高經濟的短期增長率。”滕泰認為。

第二篇：房地产增速回落的调查报告（模版）

房地产增速回落的调查报告

预计今年四季度，随着GDP增速回落和投资、出口增长放缓，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幅将有所回落，部分企业资金紧张状况将更加严重，产成品占用资金将会上升，部分行业产销率同比将会下降，一些行业产能过剩情况有可能进一步加剧。预计四季度，房地产价格涨幅将会进一步趋缓，房地产业增长速度将会下降，部分房地产企业将进入经营不景气状态。

主要原因：一是中央调控政策作用将会进一步显现。今年以来，中央先后推出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10月17日，国务院又专门召开会议，听取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落实情况检查的汇报，强调要把房地产调控措施落实到每个城市，这充分显示了中央对房地产调控的力度和决心。

二是房地产业景气指数已出现下滑拐点。三季度，有关部门监测的房地产业企业景气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分别下降2.4和1.7点，这是自去年4季度起这两个指数的首次双降。

三是市场需求泡沫与过剩增加并存。国家统计局调查表明，北京平均每10户居民就有1户至少拥有两套住房。至9月底，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为1.21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1.7%，增幅同比上升0.9个百分点。

四是企业筹资成本提高，资金日趋紧张。在房地产企业负债率达70%以上的情况下，今年以来人民银行连续两次上调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这无疑会加大房地产企业经营成本。前三季度，房地产业主要资金来源中，定金及预收款同比减少，8月末占比为21.8%，同比下降5.6个百分点；银行贷款增长较快，8月末占比为17%，同比上升3.6个百分点，成为新增资金主要来源。在宏观调控政策作用下，一旦银行信贷资金供应不上，部分房地产企业资金支付就会出现困难。

五是房地产投资其他资金来源存在一定问题。其他资金在房地产投资资金来源占比最大，近年来都在30%以上。从上海“社保基金案”波及多家房地产企业来看，在房地产业高额利润诱惑下，一些违规资金已进入房地产市场，这些资金一旦被迫退出，部分房地产企业就会出现资金链断裂局面。

第三篇：广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的主要因素分析

广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的主要因素分析

2014-11-04 09:30:00

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

今年以来，在广西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各地、各部门按照自治区年中经济工作会议“精准发力、主动作为、综合施策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相关要求，紧紧围绕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工作思路和《关于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努力实现全年稳增长目标的意见》的具体工作要求，继续推进项目开工、加大资金筹措、吸引民间投资、调整投资结构，前三季度，广西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平稳增长，但增速较近年来有所回落。

一、投资运行的亮点和特点分析

前三季度，广西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总投资500万元及以上项目，不含农户，下同）9025.59亿元，同比增长16.4%，增速比一季度回落1.6个百分点，比上半年提高0.4个百分点。

（一）一产投资逐步回升，二、三产投资保持较快增长。从三次产业的投资分布看，第一产业完成投资367.08亿元，同比增速由上半年下降0.7%转为增长8.0%，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4个百分点，其中渔业和农业投资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45.5%和24.9%，林业投资增长也由负转正。第二产业完成投资3997.88亿元，同比增长18.5%，比上半年回落1.9个百分点，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1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的44.3%，比上年同期提高0.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完成投资4660.63亿元，同比增长15.4%，比上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0个百分点。

（二）工业投资较快增长，制造业投资拉动效应显著。前三季度，广西工业投资完成3860.81亿元，同比增长16.5%，比广西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高出0.1个百分点，比上半年回落1.9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完成3208.12亿，增长18.9%，比广西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高2.1个百分点，拉动广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6个百分点，拉动效应显著。从制造业分行业看，木材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农副食品加工、汽车制造、化学原料及制品等行业完成投资1476.98亿元，分别增长30.6%、32.1%、11.5%、22.5%和8.8%，占全部制造业投资的46.0%，比上年同期提高1.9个百分点。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医药制造业和纺织业等行业实现高速增长，增速分别为105.4%、39.8%和36.7%。

（三）更新改造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前三季度，广西完成更新改造投资3416.10亿元，增长17.4%，高于投资增速1个百分点，占广西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的37.8%，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拉动广西投资增长6.5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技改投资完成2742.67亿元，同比增长16.0%，拉动广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9个百分点。

（四）民间投资力度大，助推投资较快增长。自2012年以来，广西陆续推出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国民经济的各行业建设，民间投资总量持续扩大。前三季度广西民间固定资产投资5998.82亿元，增长19.5%，高于投资增速3.1个百分点，比上半年提高0.4个百分点，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到66.5%，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6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在广西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已经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力军。

（五）本年到位资金高于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自筹资金为主要筹集渠道。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到位资金10523.77亿元，同比增长18.6%，比上半年提高1.5个百分点。到位资金主要来源于自筹资金（7048.16亿元）、国内贷款（1443.09亿元）和国家预算内资金（646.81亿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18.1%、16.2%和32.9%，三者合计9138.06亿元，占全部到位资金的86.8%，其中自筹资金占全部到位资金的67.0%。

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的主要因素分析

（一）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对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相应趋缓。全国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所依赖的环境已经发生改变，土地、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下降，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在减弱。近几年，我区经济增速持续回落，也表明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下降。未来一段时间，全国经济增长速度将回落到7.5%左右的中高速平台，远低于2001-2011年10.4%的平均水平，而我区也由2010年的14.2%回落到今年前三季度8.3%，维持经济中速增长所需要的投资增长速度有所降低。

(二)固定资产投资连续多年高速增长，基数越来越大，高增速难以维持。2004-2013年广西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速31.0%，排全国第三位，仅次于吉林和安徽两省，个别年份排在全国第1位，高于全国年均增速6.5个百分点。从总量看，2004-2013年十年间广西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28万亿元，2013年广西固定资产投资总量（按国家口径）突破了万亿元大关，达到11383.93亿元，在全国各省的排名由2004年的第23位上升到第17位。

（三）亿元以上项目比重低，重大项目投资支撑乏力。当前，广西亿元以上项目投资比重逐年下降，随着钦州中石化石油、北海中石化、龙滩水电站、桂西华银铝、平果氧化铝、靖西信发铝等百亿元以上项目陆续竣工投产。目前广西尚在建设的百亿元以上投资项目仅有23个，且大部分已经接近尾声，投资完成量小，重大项目投资支撑乏力。

（四）房地产开发投资处于低速增长阶段。受国家房地产宏观政策影响，2013年1-10月增速均呈现“负增长”状态，直到11月才顺利“转正”。今年以来，虽然房地产投资增速逐月上扬，前三季度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1216.73亿元，增长13.7%，但仍比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低2.7个百分点，随着上年四季度房地产投资较之前有较大增幅，投资基数变大，今年四季度的增长压力相对较大，而且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的比重较大（14%左右），因此，房地产市场能否持续平稳回暖，对维持投资增长有很大影响。

三、2014年广西固定资产投资形势研判

展望全年，广西固定资产投资面临的内外部环境错综复杂，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并存，既有增长动力，也有下行压力。总体看来，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将不断扩大，增速延续2013年逐步放缓的走势。

四、促进投资较快增长的建议

为更好地推进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速度，今后应努力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进一步完善关于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细化实施细则，确保相关政策落到实处。自国家发布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新36条”一年多来，多部委密集出台了实施细则，自治区各相关部门也陆续出台相应的措施和细则。各地要以此为契机，切实落实好国家和自治区有关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打破“玻璃门”和“弹簧门”的限制，消除行业垄断，放宽准入门槛，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投资环境，优化对民间投资的服务，确保在更宽领域、更高层次对民间资本实行开放，充分发挥民间投资的主力军作用。

（二）加大重大项目谋划和储备力度，积极推进重大项目建设。重大项目尤其是亿元以上重大项目是投资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2014年区政府分两批发布了自治区层面统筹推进的重大项目有757个，计划投资达2135.5亿元，各市也安排了一批重大项目，制定了相应的工作目标，要认真抓好落实，统筹推进，充分发挥好重大项目的引领、带动和支撑作用。一是政府牵头，强化部门联动，加强重大项目的争取和立项，狠抓项目前期推进，加快项目审批、核准和备案工作，做好新开工一批重大项目的储备，对符合条件的投资项目尽快开工建设，避免重大项目的衔接出现断档，切实保障投资增长后劲；二是要不断强化对重大项目的协调服务、融资和资金保障等政策支持，加快在建项目的工程进度，促进项目竣工投产，尽早发挥投资效益。

（三）落实好房地产调控各项政策措施，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房地产开发投资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投资的增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是狠抓国家城镇化建设机遇，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满足新增城镇人口住房需求，带动房地产业发展；二是完善中低收入住房保障体系，加大廉租房工程建设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和安居工程建设；三是不断强化服务意识，为房地产企业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增强企业投资信心和意愿，促进普通商品房的投资和扩大市场供应量，鼓励和引导房地产市场消费需求，稳定市场预期、增强消费者信心，促进房地产业保持适度、可持续增长。

第四篇：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落 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放缓

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落 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放缓

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落，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继续放缓。

国家统计局今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1-9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57787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5.3%），增速比1-8月份回落0.4个百分点。从环比速度看，9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0.77%。

按产业分类看，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1-8月提高1.4个百分点，对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构成拖累，第二产业增速与前值持平。

中金宏观团队评论9月宏观数据称：

（9月）固定资产投资季调后环比增速0.77%，较8月的0.96%明显回落。

政策放松大方向不变，投资放缓仍带来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货币政策放松空间较大，包括继续降低银行间市场利率，向银行间市场继续注入流动性等。

民生证券执行院长、首席宏观研究员管清友评论称：

三季度GDP同比7.3%，较二季度放缓0.2%，一方面因去年同期基数高，另一方面因房地产投资下行、基建投资放缓拖累固定资产投资。但随着经济政策转向稳增长，预计四季度经济环比改善。货币政策仍以定向宽松和“小招”为主，总量宽松不会出台。

国家统计局的新闻稿显示，分产业看，1-9月份： 第一产业投资8642亿元，同比增长27.7%，增速比1-8月份提高1.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投资150180亿元，增长13.7%，增速与1-8月份持平；第三产业投资198965亿元，增长17.4%，增速比1-8月份回落0.8个百分点。

第二产业中，工业投资147319亿元，同比增长13.5%，增速与1-8月份持平；其中，采矿业投资10135亿元，增长3.6%，增速比1-8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121052亿元，增长13.8%，增速回落0.3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投资16132亿元，增长17.5%，增速提高1.8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中，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59028亿元，同比增长22.2%，增速比1-8月份回落1.3个百分点。其中，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23.5%，增速回落4.1个百分点；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增长24.3%，增速回落1.1个百分点；道路运输业投资增长18.6%，增速回落1.6个百分点；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25.1%，增速提高4.5个百分点。

分地区看，东中西三大区块增速较8月全面回落。1-9月份，东部地区投资164549亿元，同比增长14.9%，增速比1-8月份回落0.4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投资99592亿元，增长17.8%，增速回落0.6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投资90953亿元，增长17.9%，增速回落0.2个百分点。

此前由于房地产调整效应累积增加、企业主动调结构转方式等原因叠加，1-8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05786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5%，增速比1-7月份回落0.5个百分点。从环比速度看，8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1.23%。

第五篇：经济适用房制度何去何从

经济适用房制度何去何从

钟庭军

 2013-01-08 11:16:26

来源：《经济研究参考》(京)2012年44期

一直以来，经济适用房制度由于实施过程中出现购买对象与建筑标准失控、房屋售价过高等问题而广受诟病。2009年6月武汉“六连号”舞弊事件更是将经济适用房制度改革推向风口浪尖。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未来经济适用房又将何去何从，这一切都需要追溯历史，探明经济适用房的产生背景，厘清经济适用房发展脉络，并结合中国国情，方能明确未来经济适用房走向。

一、我国引进经济适用房制度的背景

经济适用房在1998年被规定为我国住房的主要供给渠道，是有特殊历史背景的。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一直推而不动。虽然试验过无数的房改方案，但是最终由于没有触动传统房地产福利分配的根基而导致无疾而终。1998年，我国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才使得决策层下决心把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从而最终推动房地产制度改革。当时的改革目的并非完全市场化，也非商品房为主流。而是规定经济适用房占主导地位，通过社会化建设，收回住房投资，进行滚动开发，从而既达到满足居民住房水平，又能达到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双重目的。当然就拉动经济而言，“售”比“租”更有动力。国际上通行的经验是公共住房出租是一个必经的历史过程，原因在于只有租赁才能使公共住房在内部循环，特别是在供求矛盾尖锐的时期更快解决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但其缺点在于不能及时回收投资。当时经济适用房本来是售还是租，我国决策层争论比较激烈。由于当时处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由决策层定位成“以售代租”(谢家瑾，2009)。当时思路是经济适用房出售能够快速回笼资金，就能积极拉动国民经济。可以说我国的房地产制度改革服从于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需要，由此改变了我国房地产制度改革的走向。

经济适用房与公积金是借鉴新加坡公共组屋和中央公积金的制度组合，不能脱离公积金而单纯研究经济适用房，也不能脱离经济适用房而单独研究公积金。判断经济适用房借鉴新加坡公共组屋有两大原因：其一，产权属性相同。世界各国以租赁保障为主，产权保障为辅。产权性保障住房只有日本的公团住宅，中国香港的居屋以及新加坡的公共组屋等。我国的经济适用房，个人是拥有产权，尤其是早期阶段，产权转让不受约束；后来经济适用房的产权才具有有限产权，和新加坡的公共组屋产权类型一样。其二，对象相同。公团住宅、中国香港的居屋等产权类保障住房都是针对少数群体，而新加坡的公共组屋对象则是针对大多数居民。我国经济适用房保障对象也是如此，历数我国经济适用房的早期重要文件，无论1994年的《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还是1998年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以及2002年的《关于加强房地产宏观调控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都一以贯之提出“以中低收入家庭为对象的经济适用房是主要的住房供应渠道”。显而易见，当时经济适用房针对是大多数居民。判断我国公积金也是学习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其原因有二：1991年上海试点公积金到1999全国普遍实施公积金的决策阶层都是以朱镕基总理为核心；全国性统一公积金治理格局的形成是1999年国务院并颁布的《公积金管理条例》(刘洪玉，2011)，这与确定经济适用房的主导地位在时间上是相当吻合的。这说明当时住房制度改革打上新加坡住房制度的烙印，也说明当时决策层是有很深考虑的。

显然，我国经济适用房制度并非是一个孤立的制度个体，而是与公积金作为一个制度组合，借鉴新加坡住房制度引进的。但是制度引进却忽视了这两个核心制度背后的支撑：(1)资金。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在居民购房融资方面的流程是：居民通过公积金获得10%的首期付款和90%的银行贷款—向建屋发展局购买住房—居民获得住房所有权—资金流向住宅发展局—住宅发展局交还政府—政府用其偿还债券本息—中央公积金收回资金—继续为住房建设和购买者提供资金，这样新加坡的公积金即是购房信贷的主要来源，也是建屋发展局住房建设投资的主要来源。新加坡用公积金支援建设，根据居民购买力确定房价，造成较大亏损，这都是靠政府补贴和低息贷款维持。如2004/2005补贴9.19亿新元，2005/2006补贴7.55亿新元(毛大庆，2011)，占2006年财政支出305亿新元的2.5%(财政部网站，2008)。新加坡公共组屋和中央公积金构成了回路循环：中央公积金个人缴纳20%，提供较为充裕的资金量；土地强制性拆迁，减少土地成本；以居民承受能力确定价格售出，收回投资后进行下一步的投资，形成良性的循环链条，不足部分由国家补贴。我国中央层面对经济适用房是不做补贴，认为地方政府能实现自我平衡。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仅占12%，不足以提供足够资金。其实经济适用房无偿划拨土地与高价商品房用地、经济适用房减免税费与商品房税费构成了巨大的机会成本。这个机会成本随着商品房价攀升而越发明显，并为经济适用房制度变异埋下了伏笔。(2)土地。新加坡的土地都是通过强制性拆迁获得的，拆迁成本很低，为公共组屋低价奠定基础。而我国的住宅用地主要通过招拍挂的形式，土地价值彰显出来，拆迁成本过高，造成地方政府不愿意为经济适用房提供更多的用地。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是没有土地财政的。资金不足造成了我国地方政府没有多大的积极性，推力小。土地财政同样造成我国地方政府没有多大的积极性，拉力小。

新加坡采取产权性保障是有经济实力作为保障。新加坡政府运作和发展的财政开支大部分来自于税收，而税收的主要来源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占到政府运作财政收入的40%。商品和服务税作为第二大来源在2003年占到政府运作财政收入的11%。这两项之和占到每年运作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张祚，2011)。但是我国的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却越来越重。1999-2004年官方公布的土地出让金分别为514.33亿元、595.58亿元、1295.89亿元、2416.79亿元、6161.22亿元、5894.14亿元。2006-2007年分别为7676.89亿元、13000亿元。有的地方土地财政甚至占到一半以上。此外，新加坡是给补贴的，但是我国中央政府在经济适用房是不会给地方政府补贴。不断变迁且迥异的制度环境必然使得经济适用房产生变异。

二、经济适用房的首次变异

我国引进的制度体系是不完全的，不断自行演化。用制度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制度非均衡状态”。就像一根电线杆栽种不牢固，它在地球引力以及自身重量之下，自动寻找新的平衡点。

其一，审核变异。1998年恰逢政府的机构改革，人员变少。政府把审核环节后置到开发商，也有政府自己审核的；在审核方面，政府则负责为开发商提供优惠政策，同时限定利润(价格)并且对申购家庭的资格进行审核，其依据来自于社会团体(如企业)为申购者出具的证明。但是这些社会团体提供的收入证明往往是虚假的。有的地方政府把审核权下放到开发商，开发商也没有动力进行认真审核。只要经济适用房能销售出去，开发商对资格问题可以网开一面。由此可以看出，在整个过程中社会团体提供的依据可靠性存在质疑，政府监管又难以到位，监控环节的薄弱又会导致“骗购”现象的出现。对于开发商而言，逐利性只能使其更为关注自身利润得失，没有权利和义务对申购家庭进行审核和监管。

其二，户型变异。一方面是销售的需要。由于当时经济适用房销售对象是整个中低收入群体。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既可以挑选低收入群体又可以选择中等收入群体。为了销售容易，开发商宁愿选择开发大户型吸引居民。户型已经变异后，审核肯定会发生变异。因为户型大，仅有中产阶级能够购买，低收入群体根本买不起。另一方面是与商品房竞争的需要。由于这些经济适用房的地段都比较偏远，如果户型较小，与商品房相比，产权又受到限制，根本难以吸引到足够的人群，开发商难以有丰厚利润。因此开发商有意把大户型作为一种亮点。甚至与商品房相比，经济适用房的户型面积毫不逊色。譬如北京天通苑、回龙观等复式经济适用房比比皆是。与之相比，新加坡组屋政策的前期，主要建设每套40-70平方米的小户型，近20年来才改为建设85-125平方米的组屋(朱天华，2011)。而我国直接就修建大户型的经济适用房，超越了新加坡公共组屋发展的必经阶段。因此，我们可以说“开着宝马住经济适用房”有其必然现象。一是当时的人群是中产阶级，这部中产阶级过了10年已经是高收入群体，其开宝马是必然的。二是由于商品房的价格高涨，带动这种产权类保障性住房成为了投资品，为权势阶层所热衷，从而导致的。

不可否认，中央层面采用了一些补救措施，如2004年的《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经济适用住房中套住房面积控制在80平方米左右，小套住房面积控制在60平方米左右，客观上起到一定的遏制效果。

三、经济适用房的第二次变异

第二次变异是与商品房制度体系竞争之下产生的。如果把制度引进理解为生态竞争的过程，我们就能很好理解各类制度的现存状态。就像自然界中的高大乔木之下必然是低小的灌木林。强制度与弱制度竞争，必然更加弱化乃至消灭弱制度。

其一，数量萎缩。第二次变异也是发生了“非典”背景下，为了进一步刺激经济，商品房成了主要的供给渠道。与之相适应，2004年“831”土地招拍挂大限规定了土地出让必须以招拍挂为主要形式。土地招拍挂制度为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扫清了道路，地方政府越从土地中获益多，越是要把商品房作为主要的支柱产业，越是不重视经济适用房。进一步，经济适用房被迫退居二线，因此在2004年《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中被定位为“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既然法律已经降低了经济适用房，地方政府可以名正言顺地忽视经济适用房。显然，商品房制度体系的竞争已经战胜了经济适用房制度体系。因此我们观察到：经济适用房建设处于不断萎缩状态中，1998-2005年经济适用房建设量先增后减，2000-2001年达到最高，之后逐步下降到2005年的不到30万套和3200万平方米，相当于1998年的建设量。2006年以来经济适用房建设量逐步增加，2007-2008年各年竣工35万套，竣工面积为3400万平方米。这都是在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强压之下地方勉强而为的。我们观察到2004年8月31日是土地招拍挂大限，两者叠加起来，我们可以推断出可能是由于实行土地招拍挂制度，地方政府逐渐形成土地财政，对经济适用房建设的动力弱化了，才导致保障性住房比例的萎缩。另外“18号文”也压缩了经济适用房的保障对象，确定了普通商品房的供给主体地位。地方政府不仅有内在的利益动机而且有外在的压力，其压缩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行为也就顺理成章了。

其二，制度断裂。新加坡独特的定价制度和组屋与公积金的配合，是组屋制度的思想结晶。因此，在政府的统筹设计下，组屋和公积金形成了一个互为补充的系统：只有组屋没有公积金，“居者有其屋计划”推行不下去；只有公积金没有组屋，单靠起伏跌宕的私人市场难以解决普遍住房问题。我国在1998年全面市场化的时候提出要形成以经济适用房为供给主体的供给体系，这种房改思路其实是借鉴了新加坡的公共组屋制度和公积金制度相配套的制度体系。但是2003年的“非典”引发了房地产带动经济的再次启动，在国务院的“18号文”中把需要购买经济适用房的对象从1998年文件规定的中低收入家庭缩小为低收入家庭，并要“逐步实现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谢家瑾，2009)，偏离原先设计的轨道。从近年房价涨幅的角度来看，即使公积金都归集到位，难以解决住房问题。因为我国引进的公积金以及住房补贴却要购买商品房，把个人购房暴露于市场风险之下，与高昂房价相比，公积金以及住房补贴只是杯水车薪，失去了引进的原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制度引进不太成功。2003年“18号文”规定商品房成为主要的供给渠道彻底撕碎了这一对制度组合，使得制度丧失引进的原旨。

四、经济适用房的第三次变异

其一，尴尬定位。经济适用房脱离了公积金，独自开始演化，演变了类似香港的居屋。2007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明确了“经济适用房供应对象为城市低收入困难家庭，并与廉租房保障对象相衔接”，建筑面积控制在60平方米以内，属于有限产权。这一定位完全背离了最初的定位，本身也存在逻辑矛盾。何谓逻辑矛盾呢？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保障对象均是低收入家庭，而公租房、限价房保障对象都是中低收入。但是低收入者反而有产权保障(经济适用房)，而收入高一点的(如公租房)，反而仅有租赁性保障。这无疑刺激了“懒人行为”，收入较高者宁愿收入低一点，也要获得产权房(经济适用房)，使得经济适用房重新定位极为尴尬。

其二，特殊新宠。2011年，国务院加大了保障性住房投资力度，新开工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与以前相比，保障性住房建设的任务大为增加，并规定了住房保障地方政府行政一把手总负责制。保障性住房任务分解下来，地方政府不得不完成，于是单位自建房实物分配假借“经济适用住房”现象死灰复燃。俗话说“经济适用房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单位集资建房、拆迁用房、棚户区改造都参照经济适用房，享受政策优惠。由于当前有的城市保障性住房任务较重，于是鼓励有权有钱的单位自建房。这与2006年前某些单位违规集资合作建房在本质是一样的。这是传统体制的复归，也是房地产市场经济体制的倒退。像某些高校纷纷兴建经济适用房分配给职工，已经激起了较强烈的社会反响。一些地方政府在实施政策过程中表面上与原政策一致，事实上背离原政策精神的内容。

其三，投资黑洞。这是针对社会性经济适用房而言。经济适用房实质是政府将土地出让金和部分税费作为补助发放给中低收入家庭，资助中低收入家庭购房。每个家庭享受的这种补贴的多少取决于他们购买经济适用房的面积和地理条件。面积越大，地理位置越好，享受的补助越多。这就无形中促进购房人追求大面积、位置佳的住宅。房价上涨导致产权类保障性住房如经济适用房成为投资黑洞。其原因在于经济适用房的防火墙并未建立。经济适用房制度建立之初，购买经济适用房以后还可以购买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并没有回购制度。即使2007年11月建设部规定了5年以内不得上市交易，但是并未规定类似公共组屋内循环制度。只要经济适用房持有者等上5年后，转手即可获得巨额的财产。因此，由于产权性住房巨大的财富效应，使得权力阶层不断侵入经济适用住房。这种问题至今仍然存在。

五、小结与展望

本文粗略勾勒出经济适用房的发展路径。显而易见，在经济适用房发展过程中，不同的相关利益群体，包括房地产企业、地方政府、特殊利益集团等，都在不同历史阶段从经济适用房制度上部分截取有利于己的解释，产生了形形色色的问题。虽然中央针对不同问题，分别发文予以纠正。但是在支离破碎的经济适用房制度上打补丁，犹如马赛克一样，已经失去原有的含义。因此部分学者提出“取消经济适用房”制度也是理所当然的。

在我们看来，各地区情迥乎不同，像上海、深圳等地，即使照搬新加坡的公共组屋和公积金制度，也完全能够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梦想。因为现在某些大城市的经济实力比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经济实力强得多，如果它们不打算依赖于土地财政，并且真正想要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一切皆有可能。我们认为，经济适用房还是可以继续下去的。对于经济落后而且土地依赖严重的城市和地区，奢望它们建设更多的经济适用房显然不可能，只能实现公租房和廉租房制度，才能防止其变成少数特权阶层谋一己之私利的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