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探索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原因及对策
探索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原因及对策
来源：法律论文 http://www.xiexiebang.com/lunwen74441/ 摘要：当前对职务犯罪被告人过多地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情况已经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普遍问题。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立法原因，也有司法原因，还有社会干扰因素等。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进一步完善立法，从法律上严格掌握职务犯罪适用缓刑、免刑的条件；二是进一步强化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量刑建议权；三是检察机关进一步加大审判监督力度。
关键词：职务犯罪 轻刑化 定罪量刑
一、导致职务犯罪案件缓刑适用过高的原因呈现综合性和多样化，主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刑法》中职务犯罪的法定刑给量刑轻刑化提供了条件
一方面，由于立法不完善，量刑规则的缺失导致法官在对职务犯罪的审理量刑中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弹性空间过大。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对职务犯罪处罚的规定是：个人贪污受贿在以5千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幅度为1至10年。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当前复杂的司法环境中难免会出现操作上的不规范，从而形成了对职务犯罪实际适用刑罚轻刑化。
另一方面，由于法定的缓刑条件仅有实体性条件且过于主观，对法院宣告缓刑是否适当，没有具体的客观标准。刑法第七十二条缓刑适用中“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标准的认定是以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为依据的。刑法对大部分职务犯罪规定了数额标准，是较具有可操作性的量刑标准，故法官在审理职务犯罪案件时，通常比较注重犯罪金额、认罪悔罪表现、有否退赃方面的考察，而对于犯罪动机、手段、社会影响等难以量化的因素较少关注，加之刑法有关缓刑的规定注重被告人的人身危害性与再犯可能性，因此导致该类案件过多地适用了缓刑。
（二）对自首的认定条件过宽导致缓刑大量适用
自首是我国刑法规定的重要法定量刑情节，对鼓励犯罪人自动投案、强调法律感化功能、节约国家司法成本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促进作用。但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对职务犯罪人自首的认定条件掌握过松、自首适用非常频繁的现象。自首的前提是自动投案，即不论司法机关是否发觉，都要在不受司法强制的情况下主动交代犯罪事实。而根据我们的调查，许多案犯并非是出于悔悟等原因主动交代的。犯罪嫌疑人主动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的仅占26.6%，其余均是在检察机关收到举报信、向案犯了解情况，单位收到举报信或发现问题向案犯核实，或是在检察机关掌握了一定的犯罪材料，传讯案犯时交代的。
(三)证据收集不充分及缺乏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深挖细究导致判决的轻刑化
职务犯罪的嫌疑人多为具有一定文化程度、一定职务和一定反侦查能力的国家工作人员，其实施犯罪的手段较普通犯罪更为隐秘、狡猾，有的已呈现智能化特点，侦查取证难度较大，犯罪证据的固定相对不易。目前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每年都将立案数作为年终考核的标准，立不够上级院规定的案件数就会影响全院的考评成绩，所以侦查部门往往会采取“短平快”的方式侦查一些数额较小的案件，对大案、复杂案件注重突破而忽视深挖，以至于案值在5万元以下的贪污贿赂案件占有一定的比例，客观上为法院多判缓刑创造了条件。同时由于侦查手段相对滞后，证据收集不扎实、不充分，导致公诉不力，从而影响整个案件的量刑，也导致了案件判决的轻刑化。
二、职务犯罪案件过高比例的缓刑和免于刑事处分，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后果。不仅给群众的印象是被告人没有因犯罪受到罪刑相当的惩罚，更重要的是削弱了案件查处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威慑、教育作用，其不良影响集中在以下几点
（一）违背刑法基本原则
刑法对职务犯罪适用缓刑的规定是比较原则的，然而与同期一般刑事案件的缓刑率相比，职务犯罪案件的缓、免刑率明显较高，这种量刑上的失衡，不仅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刑法基本原则，而且与罪责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产生冲突，同时有悖刑罚公正的要求。
（二）削弱了对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
目前司法实践中对于职务犯罪如此之轻的刑罚处罚，抑制了刑罚的特殊预防作用的发挥，同时也对其他在职人员形成了职务犯罪容易逃避处罚，而且即便进入司法程序也会被从轻判处的错误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刑罚应有的一般预防功能的发挥，从而强化了犯罪分子的侥幸心理，给职务犯罪的预防和打击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三）降低司法机关公正执法可信度，挫伤公众反腐败的积极性
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向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依法严惩腐败分子是民心所向。而缓刑适用过多的结果在普通老百姓看来，犯罪分子依然像往常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着，并没有受到任何制裁。这不免给普通百姓一种误解，判缓刑等于没有判刑或者缓刑可以用钱赎罪，导致人民群众对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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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失去信赖，对公正执法产生怀疑，不仅影响人民群众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信心，法律的权威亦受到挑战和亵渎。
三、遏制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对策和建议
（一）从立法和司法上解决职务犯罪量刑问题
上文已论述到立法的原因给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活动空间过大，很容易导致量刑失衡。因此，建议从立法上改变这种状况，通过对犯罪情节、犯罪数额的具体量化，缩小量刑幅度，对至年的刑期做出合理的、有层次的分解，特别是判决年以下的更应该有量化的法律依据，这样既有利于司法操作，又削减了自由裁量权的弹性空间，降低了少数司法人员利用自由裁量权谋取私利的可能性。适当修改刑法适用缓刑的条件，使某些抽象法律概念更加具体化、明确化。
（二）强化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案件的量刑建议权，确保量刑适当
检察机关是唯一参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司法机关，对了解犯罪人的作案手段、危害后果、悔罪情况等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果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公诉就更加完整、更加全面、更加明确、更加具体。如果检察官提出一个相对确定的量刑建议，或者检察官并没有提出缓刑、免刑的建议，那么法官如果不按建议判，他就要在判决书论证适用缓刑、免刑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并且要能经得起本院审委会、上级院的监督，这样会有效减少乃至杜绝因暗箱操作所导致的缓刑适用不当的问题，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要求。
（三）严格把握对职务犯罪自首的认定条件
从立法上细化自首的适用标准，增强自首制度的可操作性，减少人为因素的介入。人民法院认定自首应当严格按照法律关于自首的限制性条件规定进行，要符合“自动投案”的自首本质特征。检察机关要提高自身的素质和对自侦案件的侦破能力，杜绝为了侦破案件以认定自首来换取犯罪人的“口供”的错误的司法倾向。
（四）提高证据意识，减少公诉之累
要多把功夫下在间接证据的运用上。一是针对职务犯罪案件证据多为言词证据的特征，严格按照《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的要求，对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和询问重要证人实施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加强对重要证据的复核和固定工作；二是充分运用各种技术侦查手段，解决好配套措施的问题，真正把侦查、起诉工作的重点放在实物证据的收集上来，努力实现从重口供到重证据的转变，提高案件办理的质量，避免证据收集不扎实、不充分，导致公诉不力现象发生。
（五）履行审判监督职责，加大审判监督的力度
检察机关应依法履行审判监督职责，加大对职务犯罪轻刑化的监督力度。对自侦案件的判决裁定文书要实行专人审查，严格把关。特别是对我们没有提出适用缓刑、免刑量刑建议，而法院适用缓刑、免刑的判决，要重点审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参考文献：
张雪科，刘汉高.加强教育学习，预防职务犯罪[J].广西林业，（）.康泽洲.论刑罚中减轻处罚量刑档次的适用——以遏制职务犯罪缓刑率偏高为视角[J].法制与经济，（）.
第二篇：探析职务犯罪轻刑化及防治对策(一)重点
探析职务犯罪轻刑化及防治对策(一)
论文关键词：职务犯罪 量刑标准 防治对策
论文摘 要：近年来，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的量刑出现了明显的“轻刑化”态势，社会各界反映强烈。职务犯罪轻刑化，导致执法公信力的缺失，有损于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反腐斗争的信心，危害长期以来业已取得的反腐成果。
据报道，2005年至2009年6月间，全国被判决有罪的职务犯罪被告人中，判处免刑和缓刑的共占69.7％，而同期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抗诉数，却仅占职务犯罪案件已被判决总数的2.68％。另据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计数字显示，2009年全国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受理职务犯罪案件共计49627件63901人，其中移送审查起诉33024件42951人，不起诉人数和不起诉率连续两年下降，无罪判决率降至7年来最低。
综上所述，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现象已日渐突出，此类案件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的比率远远高于一般刑事案件。职务犯罪轻刑化，容易引起群众对法律和执法的不信任，导致执法公信力的缺失；职务犯罪轻刑化，无疑会削弱对打击此类犯罪的力度，影响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深入化；更重要的是职务犯罪轻刑化，有损于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反腐斗争的信心，危害长期以来业已取得的反腐成果。
一、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的成因
首先是立法自身存在缺陷。1.刑法对职务犯罪处罚规定的量刑幅度过宽，对法律的适用没有具体的限制性规定，导致法官在量刑时自由裁量权较大。比如《刑法》第383条、386条规定了对贪污、受贿犯罪的处罚，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幅度宽，这给缓、免刑“创造”了条件，也给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量刑提供了过大的活动空间。2.固定数额的量刑标准滞后于现实需要。这种固定数额的量刑标准容易造成实际上的量刑不公，且现行刑法自修订以来至今已有多年，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价指数的变化使立法时确定的数额标准已不能及时体现业已变化的现实社会危害性程度。3.法定的缓刑条件仅有实体性条件且过于主观，对法院宣告缓刑是否适当，没有具体的客观标准作为判断标准。《刑法》第72条:缓刑适用中“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标准的认定是以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为依据的，由于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有其表面性和易于隐藏的复杂特点，有时让人难以把握。
然后是，对自首、立功情节的标准认识分歧导致缓刑大量适用。“原因之一是检、法两家所掌握的自首、立功的标准不一致，特别是对纪检监察机关审查期间和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前如实供述罪行是否为自首的分歧较大。”法院判决缓刑的理由，无非也是被告人确有悔罪表现、能够主动坦白交代犯罪事实、积极全部退赃、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等等。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情况容易被审判机关认定为自首，且量刑时作为应当减轻刑罚的法定情节，从而导致缓刑的大量适用。
再者，证据收集不充分也会导致案件判决的轻刑化。由于侦查手段相对滞后，证据收集难以达到充分、确实，导致公诉不力,从而影响整个案件的量刑，这也是导致了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的原因。
二、职务犯罪轻刑化的防治对策
(一)完善立法是防治职务犯罪轻刑化的根本。1.首先立法上要完善贪污、受贿刑罚的具体规定，尽可能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空间。建议通过对犯罪情节、犯罪数额的具体量化，从而对1至10年的刑期作出合理的、有层次的分解，以利于司法操作并对法官自由裁量权进行必要限制。2.完善缓刑适用的条件和程序规定。首先，在立法上应设定具体统一的缓刑适用标准，缩小适用缓刑自由裁量空间。其次，对于被告人适用缓刑、免处实行听证制度。建议法院对适用缓刑、免处的职务犯罪案件，实行缓刑、免处的听证制度，即凡拟适用缓刑、免处的，必须经过听证程序，由法院主持听证，邀请人大机关、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被告人所在单位人员等参与听证程序，对被告人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再犯可能性等进行公开听证。再次，立法可考虑增设相关缓刑义务的规定，使犯罪分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一定的实质性责任，无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缓刑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冲突，改善缓刑公正性的不足，以看得见的方式增强人民群众对司法的信心。
(二)履行量刑建议权是防治职务犯罪轻刑化的有效手段。在审判活动中，检方应对案件提出量刑建议，对刑种、刑期等方面提出尽量具体的要求。这样一方面履行了审判监督职能，另一方面也起到让群众参与监督的作用，使量刑程序阳光化，促使审判人员认真考虑检察机关的意见，督促法院作出公正判决、裁定。
(三)实行检审协调机制是防治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基本要求。首先，就检察机关内部来说，应按照检察一体化机制的要求，实行公诉向前延伸，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侦查向后延伸，服务于公诉，及时两部门消除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和法律适用上的分歧，促进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四)严格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是防治职务犯罪轻刑化的法律保障。检察机关要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要转变思想，既要对自侦案件侦查活动中执法不严的情况进行监督，又要对审判机关重罪轻判、量刑畸轻、滥用缓刑的情况进行监督。特别是对公诉人没有提出适用缓刑、免刑量刑建议，而法院适用缓刑、免刑的判决，要重点审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于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该抗诉的要坚决依法抗诉。
(五)司法人员转变观念是防治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前提条件。
在现有的法律环境下，执法者的态度、理念及方法显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往往会成为量刑失偏的走向。而“仁慈执法”会折损法律权威，如果无动于衷，往往会引发社会的负效应，不利于有效地减少和预防职务犯罪，甚至会挫伤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信心，失去对司法机关和法治的信赖。无论是贪污腐败或是渎职犯罪，当严不严、罚不当罪都是执法的大忌。因此，要纠正“执法仁慈”，就要使执法者准确理解“宽严相济”，而“宽严相济”并非是只宽不严，判决结果也不应该令犯罪分子满意，更要与对腐败分子“零容忍”相适应，让广大群众满意。由此看来，纠正执法者的执法理念问题是目前进行防治职务犯罪轻刑化工作的当务之急。
可喜的是，职务犯罪轻刑化现象，已被社会强烈关注，我们国家司法机关也陆续出台了相关规定。2009年3月18日，两高颁布实施《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公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2010年11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对职务犯罪案件一审判决实行上下两级检察院同步审查。我们期待研究制定出更多的防治应对职务犯罪轻刑化现象的有效对策！
参考文献：
〔1〕《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公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2009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
〔2〕《关于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2010年11月18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
第三篇：轻刑化语境下司法恢复理论之探索专题
在人类文明的漫长进程中，刑罚思想从既漠视社会利益，又漠视个人利益的报应主义刑罚理论，演进到既强调社会利益、社会价值而忽视个人利益的功利主义刑罚理论，发展到注重个人价值、个人利益的理性主义刑罚理论。社会上每一个人的个人利益、价值受到应有的尊重。伴随着刑事轻缓化浪潮，西方对司法修复破损的社会关系课题进行了探索，“恢复性司法”理论
被推上刑事司法舞台。我国江苏省苏州市沧浪区法院于2007年5月审理的一起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就引入恢复性司法的裁判理念。可见，此种理论引入我国司法实践，不仅蕴涵着刑事裁判理念从“有害的正义”到“无害的正义”的转变，而且作为一种社会治理的工具，将对处理犯罪案件、调整诉讼模式产生积极的作用。
恢复性司法是指通过在刑事犯罪的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让犯罪人主动承担责任消弭双方冲突，从深层次化解矛盾，并通过第三方参与，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的一种司法活动。20世纪70年代以来恢复性司法进入刑事司法的主流，被有的学者奉为辅“现行刑事司法的全功能替代模式和认识犯罪的新镜头”
基于此，笔者在本文立足对刑罚功能反思，试图对恢复性司法在我国生长的思想基础、合理性与无理性进行探索，并就构建中国特色的恢复性司法提出自己的一管之见。
一、渊源追溯：刑罚关系的正当性说明
长期以来刑罚一直担负着修复社会关系的作用，从传统的刑罚理论上看其功能可分为报应主义刑罚和功利主义刑罚。
（一）报应主义的刑罚理论
报应功能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中的血族复仇。血族复仇是无节制的原始本能的自救行动，往往导致氏族或者部落之间漫无限制的残暴厮杀，甚至造成整个氏族或部落的灭绝。随着共同利益范围的萎缩，血族复仇逐渐让位于血亲复仇。血亲复仇是公正报应的开始。到了原始社会后期以及奴隶社会，血亲复仇又被“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所取代。无论是血族复仇、血亲复仇、同态复仇，还是交纳赎罪金，它们都表现出人类追求公平、讨回公道的正义本能和作为恶害行为的公正报应的基本要求。后来，报应论代表康德建立了道义责任基础之上的道义报应论，认为刑罚的存在主要是要报复犯罪者出于自由意志而实施的给他人或社会造成侵害的行为，惩罚犯罪者的“原因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认识到自己的言行有应得的报应”。在康德看来，刑罚等量报应功能即公正性的惩罚。黑格尔也提出等价报应论。认为犯罪并不是一种恶，而是一种不法，是犯罪在客观上对法律秩序的破坏。
（二）功利主义的刑罚理论
功利主义缘起于古希腊、罗马时期阿里斯底波、伊壁鸠鲁等人的快乐主义或享乐主义思想。边沁则将该原则作为一种理论基础，完整、系统地运用于立法学和刑罚学领域。他的苦乐估算论更倾向于伦理学的威慑功能理论，主张将苦乐的价值以强烈度、持久度、疑信度、近远度、多产度、纯杂度和广延度等七种标准来确定，并据此计算某种行为给当事人带来的苦或乐。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认为人具有追求快乐、逃避痛苦的本能。正是追求在犯罪时获得快乐的感性冲动促使人犯罪的。为了防止犯罪，就需要防止、抑制人的这种感性冲动，即科处作为恶害的刑罚，使人们预先知道因犯罪而受刑的痛苦大于因犯罪所能得到的快乐，只有这样才能抑制其心理上萌生犯罪的意念。
（三）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之正当性诘难
西方传统刑罚理论将刑罚区分为报应和功利两种功能有其先天不足。报应主义的刑罚功能理论实质上是一种“报复”功能理论——一种为痛苦而信奉痛苦的理论，其逻辑是犯罪对社会有一种应偿付之债，社会则因犯罪的恶行而向其回索。这种报应功能理论忽视了犯罪人的客观情况，也未能考虑社会的客观情况，在理论上存有欠缺。而功利主义刑罚功能理论过于强调社会秩序是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价值，将刑罚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工具，通过其威慑功能、剥夺功能和矫正功能以维护社会秩序。这种理论以未来的考虑为基础，确立刑罚在社会中预防犯罪的作用，因而在司法上留下了惩罚无辜或惩罚不公的非正义的潜在可能性。这种结果的出现极不符合人类理性的基本要求，人类不会赞同一个故意惩罚无辜者的刑法制度。
二、内涵解读：司法恢复理论实证考量
（一）恢复性司法产生背景
鉴于报应论和功利论都因其自身缺陷而销蚀着公众对刑法的认同，它们都不能对与现代刑法观念相符合的刑法正当根据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并且致使犯罪有增无减的势头。在这样的前提下，西方国家悄然兴起了一场引人瞩目的刑罚改革运动，预防犯罪、非犯罪化、轻刑化、刑罚现实化等刑罚手段登上历史舞台，使犯罪人更多接触社会而不是监禁在监狱和少管所中得到矫正的刑罚方式得到社会公众的接受，于是恢复性司法登上了历史舞台。
1、传统刑事司法面临的困境。一是报应与功利存在冲突。刑事司法一方面要实现公平正义，对犯罪人进行惩罚，另一方面双要对犯罪人进行矫治，使其不再犯罪，两者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二是短期自由刑存在的弊端。根据贝卡里亚的罪刑阶梯理论，刑罚应当与犯罪在性质上相似，在程度上相当，在执行上相称。然而，短期刑的弊端日渐显现。由于刑期有限，而改造需要一定时间，形成罪犯改造期与服刑期矛盾，以致罪犯不能从较短的服刑期中汲取教训。罪犯入狱
后受监狱亚文化的影响，不但没有悔过自新，反而受到交叉感染，习得新的犯罪技巧，巩固了犯罪心理结构。
2、犯罪人复归思想的发展。促进罪犯改恶从善。罪犯改恶从善的前提是知罪并悔过。恢复性司法适用的犯罪对象是恶性比较小的罪犯。恶性大小不同的罪犯对刑罚的感受程度是不同的，一般来说，恶有恶性大的罪犯对刑罚的感受比较迟钝，恶性小的罪犯对刑罚比较敏感。由于适用对象是恶有恶性较小的罪犯，其对刑罚的感受比较敏感，感受到刑罚的严厉和恐惧，容易形成悔过心理。同时，又是附条件的地保持刑罚执行的可能性，给罪犯以持续潜在的压力，促使其改过自新养成良好的习惯。
3、刑罚经济性原则的勃兴。刑罚是一种国家通过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以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报应或其他原因将其投入监狱进行改造教育，势必对司法资源造成浪费，恢复性司法无须投入更多成本，应当说是一种具有极大经济性，而又行之有效的刑罚执行制度。对于被害人来说，通过恢复性司法不但可以确保基物质利益，而且还能弥补其精神损害，有助于被害人之社会化。对于犯罪人来说，一方面通过与被害人会晤，能够认识自己的犯罪行为给他人带来的痛苦和程度，使其真诚悔悟并采取行动对被害人邓以赔偿来建立和缓和社会关系，从而提升了其社会责任感。
（二）恢复性司法实践运动
1．日本。在日本，近年来学界的讨论越来越热烈，司法实务界推动恢复性司法的活动也日渐蓬勃。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大阪的“被害人与加害人对话支援中心”。目的在于给被害人和加害人一个安全的对话空间与机会。被害人可以当面询问加害人有关犯罪的情况，也可以表达其愤怒和意见，让加害人理解被害人的情形。同时也给加害人机会来陈述犯罪当时及现在的心境、表达歉意，决定如何修复犯罪所造成的影响。
2．英国。最早在刑事司法中实施恢复性司法的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牛津郡警察局，1997年恢复性司法原则和实践被纳入了青少年犯罪司法系统，警察在采取对青少年犯罪的警告之前，犯罪人要先去一个新的多机构合成的反青少年犯罪队，对犯罪者的需要进行评估，并提供促进他人改邪归正的各项活动计划。同时要求他们对受害人作出或者对更为广泛的社区作出一定的补偿，补偿可以是物质的或者精神的。其计划为和受害者进行面谈提供了条件，为修复的调解提供了一种可能。
3．台湾。台湾有关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官在做成缓起诉处分之际，得命加害人向被害人道歉或支付相当数额之财产或非财产上损害赔偿。在刑罚的执行阶段，通过宗教的力量，使受刑人与被害人之间对话，从而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
三、进路求解：恢复性司法与本土文化契合
（一）文化接应：我国传统法文化与恢复性司法的对应
1、和为贵的思想。在儒家的“和为贵”与道家的“和光同尘”、“不敢为天下先”的消极处世哲学共同训迪下，上达朝廷官吏、下至百姓黎民，莫不将“和”与“无讼”视为警世良言。因此，古代社会追求陶冶民风、讲信修睦，推崇人际之间的和谐共处。然而诉讼，却是对这种和谐的破坏，认为是不道德的。
2、儒家的仁政。“仁”在儒家思想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丰富涵义在儒学经典中亦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人与人之关系是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之，人恒敬之。”因此，“仁”可更多理解为“爱”和“爱人”。因此，将所有的人际关系纳入仁爱的原则之下，“社会通过这种以爱为结合纽带的家庭组织，大家在家族生活中，使公与私、权利与义务、个体与全体，得到自然而然的融合谐和”。儒家的这种仁爱的社会关系与恢复性司法目标不谋而合。
3、调解制度。调解观念根深蒂固于百姓心目之中，儒经《周礼》，就记载地方司徒属下有调人一职。秦汉统一后公权力仅及县府，地方治安、微罪处罚、民事争执等，大都由地方自治或“调处”解决。传统社会的调解有官府调解、官批民调和民间调解三种形式。
（二）阻却因素：恢复性司法在我国生存的困惑
1、传统“和”与恢复性司法的和谐的差异。比较一：传统所追求的和谐，以反对诉讼、鄙弃法律为基调。这种对法律的失望、轻视，也阻碍了法律地位的回升、法制的健康发展。而恢复性司法的存在是为了调动市民社会自治的力量以减轻政治国家的压力，并非剥夺国家的刑罚公权力。比较二：“和”传统追求的和谐具有表面性。传统社会“反诉讼”，一切以和为贵，追求表面的和谐甚于追求实际存在的事实真相。恢复性司法则强调对犯罪行为及其结果的处理以一种“富有意义”的方式进行，通过达成最佳处理犯罪行为的协议，治愈由犯罪行为引发的伤害，犯罪人和被害人在社区层面上重新融合。
2、中国传统调解制度与恢复性司法的差异。传统调解制度是以民间宗族的族长为调解手，其目的是维护本族和谐和荣誉，因此做法上往往不分是非，不准擅自告官，要求在在本族内“私体”。即使最后上了公堂，这种调解原则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因此，调解活动只注重息事宁人，并不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恢复性司法提供的是一个保障人权平台，由被害人、犯罪人及其各自的支持者参加，被害人能够表达他们的感情，犯罪人能够弥补已经造成的伤害，直接承担责任，提高个人责任感。
3、恢复性司法混淆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区别。恢复性司法主张犯罪侵害的是个人利益，而非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对犯罪的处理应该由被害人和犯罪人协商解决，这等于混淆了民事侵权行为与犯罪的本质区别。用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来处理刑事案件。其次，恢复性司法缺少相应的程序保障。由于恢复性司法强调非正式的、以协调和对话为基础的程序解决犯罪问题，因而会不可避免地给犯罪人的程序权利和实体利益造成损害。
4、两种诉讼价值的差异。恢复性司法将国家——个人（犯罪人）的线型犯罪分析视角调整为社会为顶点，以被害人和加害人为两端的三角分析视角。在这种范式中，犯罪者尽管有一定的诉讼权利，但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的被动地位并没有任何改变，接受国家追诉与刑罚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在恢复性司法过程中，犯罪被认为是加害人与被害人的个人冲突，被害人的地位得到承认，国家将纠纷解决权力交由加害人与被害人自己，并委托一定的中介机构协调解决冲突，对解决的方案国家予以认可。
5、与我国罪刑法定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冲突。罪刑法定是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三大原则之一。它不仅要求“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还要求法律对犯罪和刑罚规定的明确性，禁止使用无法律规定的刑罚和完全不定期刑。而我国非监禁刑的有限性，导致了恢复性司法最终确定的解决方式于法无据。使这种司法方式在实施上缺乏可操作性。同时，恢复性司法与我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也发生冲突。有些犯有同种罪行的人会因为经济基础、社会地位等因素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处罚结果。经济条件好的将顺利适用，而经济条件差的将被拒之门外，许多人因缺乏经济条件而得不到谅解而不适用恢复性司法。
（三）基本意蕴：欧洲恢复性司法之经验取舍
中国作为国际大家庭中的主权平等的一员，法制现代化也进入一个自觉的对法律国际性的反省、汲取、消化、建制的时代，离开了国际取向，中国法制现代化便进入无的放矢之困境。
首先在学理上正确认识对待恢复性司法。恢复性司法在欧洲的兴起是由于那里的人们过度诉助于诉讼程序，而致使司法系统不堪重负，效率下降，帮其希望另辟溪径，寻求司法新灵感。而中国情况并非如此，如从古到今的的调解制度，似乎与恢复性司法殊途同归，这说明在常理上我们无须对恢复性司法过分拨高，而应自信地发展我们安帮之道。就目前而言，应加强对我国的调解制度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完善法律对其进行保障。
其次对恢复性司法进行定位。恢复性司法无论在世界其他国家还是在我国，都只可能与传统司法并行，而不能代替后者。必须就每个案件是否适用恢复性司法做认真的审查和决定，因为作为一种非正规的犯罪处理方式，各地的恢复性司法总是要与当地的犯罪态势、社区状况和法律文化传统相协调。虽然我国传统的乡土社会的模式已经逐渐被解构、分化，但是新的小区、行业协会、同乡协会和宗族势力已经形成，加之又存在着传统的和谐式的文化传统，因此，应当尽可能的适用恢复性司法，在恢复性司法不适合、不适用或者已经尝试但证明不成功的案件中，可以保留传统的刑事司法制度。
再次在司法实践中应注意把握原则。一是坚持自愿原则。要求各方自愿参加恢复性程序，不能强迫或诱使参与人参加恢复性程序。二是坚持可恢复性原则。只有对证据充分且犯罪者已承认罪行，愿意接受恢复性程序、具有可恢复性的案件才可以适用恢复性程序。三是司法参与原则。通过恢复性程序获得的恢复性结果应得到司法确认，其结果与裁决或判决具有相同的地位并能够引起一事不再理的法律后果。如果当事人双方没有达成协议，应立刻启动刑事司法程序。即使已达成恢复性协议，但在协议完全执行完毕之前反悔，致使所达成的协议没有执行或没有完全执行的，则要交由刑事司法程序处理。
（四）变革思路：恢复性司法本土化路径选择
恢复性司法理念和制度同其他制度一样，其施行不仅取决制度本身的合理性，更有赖于一系列制度是否齐备，如果脱离了这种因素，再好的制度真正实行起来就会变样。
1、适用对象。（1）过失犯罪。交通肇事案、过失致人伤害等案件，因为没有明显的主观恶性，行为人对自己行为持否定态度，犯罪者和受害方有坐下来面对面谈话的感情和心理基础，加害方也容易得到受害方的谅解，这类犯罪可适用恢复性司法处分。（2）轻罪犯。对于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下或判处拘役的罪犯。由于社会恶性较小，对社会关系的损害程度较轻，加害方和受害方也可以进行交流和沟通，受损的社会关系容易得到修复。（3）未成年人犯罪。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坚决贯彻教育、感化、挽救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4）不适用于重刑犯罪和公害案件。爆炸、投毒、杀人、多次抢劫等，必须施以刑罚，不能用恢复程序替代司法程序。
2、程序设计。（1）提出。恢复性司法的提出，应由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及得自的诉讼代理人提出。（2）受理。法院受理后，应当从以下方面审查提案是否具备进行恢复性司法程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查明被害人愿意参与恢复性司法的原因，案件种类及特点，当事人是否承认错误及悔罪程度等情况。（3）调解。调解人员主持被害人与加害人对话，就犯罪本身交换看法，加害人通过承认错误，表达歉意等方式达成书面协议。（4）监督。经法官对当事人协议的合法性进行认真审查认定后，确认该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并由社区矫正组织对加害人的改造进行监督，并督促其履行生效的协议。
结语
刑罚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多元方式的一种，而且是最严厉和最后一种规制手段，但不管是何种手段都不能改变维护和谐秩序的根本使命。因此，刑罚的终极功能即是维护和谐秩序，恢复性司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以和平方式，在案件当事人充分参与的基础上解决刑事冲突的新途径，使近现代以来几乎由国家垄断刑事公诉案件的诉讼进程，转而更加注重发挥当事人的积极作用，尤其注重维护被害人的权益，使被害人得到较为充分的救济，实现当事人的和解并促使犯罪人的认罪、融入社会、改过自新，尽快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更加体现了刑法的追求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深层次目的。符合刑事效益主义的要求，符合法律人道性和民主化的要求,符合我国和为贵的民族情感符合司法改革的趋势。
第四篇：村官职务犯罪特点原因及对策
“村官”职务犯罪的思考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当前我们国家一项重大的历史任务，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惠及广大农村群众，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时有发生，成为侵犯农村群众民主权利、损害农民合法利益，破坏农村经济发展秩序，影响农村稳定的重要因素。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良好的政务村务环境，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强涉农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就成了一项当前重要任务。
一、农村职务犯罪基本情况
通过对相关部门走访、调查了解，采取座谈、查阅相关资料方式，对农村职务犯罪的现状、特点等情况有了比较详尽的了解和掌握。2009年以来，全县各乡镇纪委及县纪委受理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线索15余件；县检察院两年来共受理涉农案件举报线索6件，占受理职务犯罪举报线索的 30%；检察机关2009年以来立案查办的农村职务犯罪案件3件3人，涉案金额达5万余元。在此类案件中，被告人受到刑事处罚的3件，其余案件当事人也得到了相应的党纪政纪处罚。从以上数据表明，我县涉农职务犯罪案件比例较大，情况不容忽视。
二、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的特点
通过对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特别是对“村官” 违法犯罪案件调查研究和综合分析，发现当前“村官”违法犯罪案件具有以下特点：
（一）“村官”职务犯罪涉及人员较为固定。主要集中在村主任、村支书和财务人员等村干部，并且是两人以上共同作案。过去县检察院查办的一起某村支书李某因贪污、挪用公款案被判刑，财务人员同样存在经济问题受到相应的处理。
（二）职务犯罪案件大多是贪污、挪用公款等类型，作案手段不断翻新。从调查材料分析看，其作案手段：一是采取收款不入帐、虚 1
报冒领等手段，公然贪污公款；二是以吃喝等名义少支多报、虚支重报侵吞公款；三是利用假发票报帐频频作案；四是挪用公款案件时有发生。
（三）农村财务管理不善。在调查中发现，经过近年来在全县推行“村帐乡管”制度后，大部分村级财务管理较为规范，但是部分村级财务管理仍然有些混乱，财务管理制度形同虚设，执行监督不力，从而引发职务犯罪。
三、农村基层干部经济违法犯罪的成因
农村基层干部特别是“村官”违法经济问题不同程度存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的“村官”自身素质不高，忽视世界观改造。少数村干部把当“官”与发财等同起来，为了当上村干部不惜拉关系托熟人送礼，一旦目的达到便千方百计捞回“失去”的钱财，造成很坏影响。同时少数村干部平时放松学习，经不起市场经济的考验而走上违纪违法道路。
（二）法制观念淡薄，私欲膨胀。基层村干部皆来自于农村，这些人接受教育的程度普遍较低，自身素质较差，基本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财务知识培训。加之不懂法，不依法办事，思想观念一旦发生变化，过分追求物质利益，由于法律意识淡薄，难免会做出违纪违法的事情。
（三）财务管理混乱，财务制度还不十分健全，财会人员不专业。近年来，一些农村的财务管理比较混乱，无帐、片帐、现象虽然已逐步消灭，包帐、白条入帐等在村级财务帐目中相当严重。一是村干部利用白条自批自支的现象存在；二是财务状况公开程度不够，收支缺乏透明度，理财小组把关不严格；三是财会人员不专业，缺乏执行财务制度的自觉性和原则性，对村干部言听计从，成为村干部贪污、挪用公款犯罪的帮手，有的与村干部共同作案。
（四）制约机制不健全，监督乏力。一是农村基层管理和监督职能组织没有很好地发挥其内部监督作用，上级职能部门监督无力。如白条入帐现象在村组帐目中依然存在，审查人员对此无可奈何。二是
纵向监督软弱。一些上级主管部门对村级集体资金的使用和分析没有进行严格审批。三是横向监督虚化。一些村级集体经济的支配由村里书记、主任少数人说了算，其他人员不敢提意见，也不敢反映，起不到应有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作用。四是对村干部的贪污、挪用等问题，一些知情群众慑于这些人的权势，敢怒不敢言，害怕招来报复。
四、遏制“村官” 腐败的对策
农村职务犯罪的预防要在党委领导下，形成各级纪检监察部门组织协调，专门预防与社会预防，检察预防和系统预防相结合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格局。采取“打防结合，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办法，最大限度地预防和遏制违法犯罪现象的发生。
（一）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对农村基层组织党员干部的宗旨观念、法律意识教育。村民在选举村干部时，一定要认真用好自己的选举权。一是选用政治立场坚定，品质作风优良，工作创新、求真、务实，德才兼备的人；二是选用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学科学、用科学、靠科学带领广大群众脱贫致富，彻底摒弃当官“捞钱”的村干部。形成正气压倒邪气的良好氛围，把那些为官清廉，开拓进取，百姓信赖的人选拔到村干部岗位上。三是要加强对村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运用党政理论及法制理论及早对村级干部进行教育，从思想上筑牢防腐线。
（二）加强农村资金管理，堵塞漏洞。制约和监督农村干部权力行使的关键：一是发挥“村帐乡管”制度的作用，各村定期上报财务凭证，由镇专门机构审核，制止“白条”、“包帐”等违反财经纪律费用的支出。二是改变村领导与财务人员的隶属关系，会计由镇经管站统一管理，报酬分配由镇政府统一支配，与村没有隶属关系。这样可以让会计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也使村干部在财经上没有歪脑筋可动。三是在农村基层广泛推行民主理财制度，杜绝公款随意开支等现象存在。
（三）完善监督机制，注重强化群众的监督作用。要施行群众监督和上级检查相结合。一是必须增强基层单位工作的透明度，让群众
享有知情权、发言权，推行村务公开、财务公开。特别是在土地转让、出租、承包、工程发包等问题上，在作出重大决策前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倾听群众呼声，接受群众监督。二是乡镇经管、审计等部门经常下村检查，做到有案抓查处，无案抓预防，把农村干部职务犯罪消灭在萌芽阶段。
（四）改善“村官”待遇，以有效防止发生违法经济犯罪问题。党和政府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都要通过“村官”才能最终落实到基层。改善“村官”待遇不能忽视。目前，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拖欠“村官”工资的现象比较普遍，严重影响了“村官”的工作积极性及生活，同时也是其违法经济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
（五）加大打击预防力度，确保经济发展。针对农村干部犯罪较为突出的现状，在加大查办村级干部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的同时，充分发挥纪检、监察、信访工作的作用，重视农民的举报和上访内容。对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经济违法犯罪案件发现一件，查处一件。特别对群众意见大，多次上访影响稳定的大案要案坚决从快查处，依法严肃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向群众反馈。对不构成犯罪的违纪案件，既要将查办结果向群众说明情况，同时也要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为维护农村社会治安、稳定民心、增加农民收入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
丛小民、肖功权
2009年 3月4日
第五篇：浅谈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及预防对策
浅谈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及预防对策
职务犯罪是具备职务犯罪特定主体身份的人违反职责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实施的危害社会的应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第一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第二必须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依法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论的人员；第三必须是单位犯罪的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由于职务犯罪具有主体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行为与职务的关联性这两大特征，决定它产生的原因及社会危害性有别于其它刑事犯罪，其行为严重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和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是严重的腐败行为，它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社会性和现实性，因此，本文拟就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及预防对策谈一点自己的一管之见。
一、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
（一）根本原因——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膨胀
这些观念在社会心理上形成了一种潜在的稳定的结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日益推进，人民要求权利义务平等，充分享有法律赋予的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管理的权利和人民对国家机关的违法失职行为的申诉、控告权，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在改革开放和民主化进程和传统观念，道德水准发生冲突的过程中，少数国家工作人员陷入了迷惘，一切向钱看，白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潮开始滋生、漫廷。出现了像成克杰、胡长清等之流的腐败分子，价值观、人生观严重扭曲，背弃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权谋私，打击报复，玩忽职守的行为随之应运而生。另一方面，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新的事物不断涌现，我们在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贸易、技术、文化交流的同时，资产阶级的剥削腐朽思想，也侵蚀了一些工作人员的机体，这些人错误地理解了市场经济的含义，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自由经济”，“有钱就有一切，花钱是一种气派”，“金钱万能”等错误意识，于是一些人不满足于现状，追求高消费，诱发了其私欲的膨胀，于是，以改革搞活经济为幌子，不惜牺牲
宜顺论文网www.xiexiebang.com 国家和集体利益，中饱私襄，大肆从事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的职务犯罪活动，导致了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的发生。
（二）直接原因——权力的蜕变
国家从社会分离出来，成为超越社会之上的力量之后，必须要官吏来管理，要管理就要赋予一些人一定的职权，而人一旦掌握权力就有滥用权力的可能，也就是说，国家的产生，官吏的出现，利用职务犯罪的现象就一直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它通过选举人民群众的优秀分子来管理国家，因此，社会的性质所决定了我们的国家工作人员手中的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并属于人民，他们应当是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但是在少数国家工作人员当中，公仆意识淡薄，这些人所想的不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是把个人私利摆在了首位，把人生的追求一门心思放在了“抓票、抢位子”（即捞钱、争官位）上，意欲摆脱人民群众的监督，企图成为权力的主人，正是因为有了一些这种权力蜕变的领导干部，使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俗话说得好：“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端公学跳神”，上行下效，带坏了大批的干部，使这些从人民中选出来的优秀分子蜕变为了人民的阶下囚。这类人之中：不乏向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湖北省天门市被喻为“吹、卖（官）、嫖、赌、贪”五毒俱全的原市委书记张二江等人，大肆利用手中的权力，买官卖官，以权谋私，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造成了群腐，群贪现象发生，张二江在任湖北丹江口市、天门市市委书记期间，卖官达35次之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权力的失控，正如胡建学所言“官当到我这一级，就不怕别人监督”。正是由于这种思想作崇，才导致了私欲的极度膨胀，权力的蜕变，使这些人成为“共产党人”的败类，被世人所唾弃，最终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
（三）重要原因——监督机制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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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作为双刃剑，既是造福社会的手段，又是腐败的根源。古今中外的历史一再证明，如果权力失去监督制约，就必然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只能导致腐败。广西玉林市原市委书记李乘龙和安徽阜阳市原市长肖作兴等人，在狱中或法庭上的“自白”都曾公诸报端，他们在“自白”中都谈到这样一个观点，自己的权力太大，又缺少监督，开始犯错误没有被发现，心存侥幸，于是胆子越来越大，在罪恶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其中，李乘龙说：“我任玉林市委书记5年，没有一个人找我谈过话，如果我开始犯错误的时候有人提醒我一下，我也许不会走上死路。在现行的体制下，玉林市公、检、法的领导都是我任命的，他用的是市里的钱，对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不敢监督，监督机构对于我形同虚设。这样的”自白“虽不乏推罪诿过之意，但也大有发人深省之处。的确，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客观上存在制度和机制不健全、不完善，管理和监督工作存在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有着滋生消极腐败现象的土壤。特别是监督体系还很不完善，根据法律规定权力机关有监督宪法和其它法律的执行以及国家行政机关和主要领导人的活动的权利，但国家对这些权力制定得过于笼统，没有专门法规具体化，而人民代表的参政意识，法律意识参差不齐，因此权力机关的监督还只是一种潜能。就司法监督而言，主要是通过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的检察、审判活动纠正行政系统内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来达到监督的目的，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权大于法的现象，办案的阻力大，少数地方党政领导为了局部的利益，产生了地方保护主义，使执行难成了”老大难“，使法律监督的途径受到限制。此外，宪法第41条赋予人民有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有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但实际上仍存在群众告状难、畏惧打击报复的心理因素等，使社会舆论监督的力度不大。行政监督由于监督的主客体同处在一个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组织系统中，自己监督自己的过失，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了本单位、本部门的荣誉、利益而姑息纵容，甚而至于出现以罚代刑的现象发生。以上诸多因素，为职务犯罪这一”玩疾“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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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职务犯罪的预防对策
当前，反腐败正处在关键时期，面对贪污贿赂、挪用公款、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高发多发的情况，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确定了新形势下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格局、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预防职务犯罪指明了方向，为减少和遏制职务犯罪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一）加大打击力度，形成威慑效应
职务犯罪具有很强的社会危害危害性，必须加大打击力度。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是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专门机关，具有法定的职能，因此，要充分运用检察职能，通过查办和揭露职务犯罪，形成声势，形成威慑，惩罚犯罪者，警示、教育教育公民，在办案中要突出查办大要案件，坚决查处发生在党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中的职务犯罪案件，严肃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等渎职侵权的职务犯罪案件，以打促防，打防并举，标本兼治，打击是预防职务犯罪的前提，脱离了惩治犯罪去谈预防犯罪，就会失去支点和目标，各种措施就会缺乏针对性和约束力，达不到预期效果，要坚决改变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现象，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对他们中的违法犯罪案件越要严肃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社会危害性大，抓住了典型，以这些典型案例教育广大干部、群众，使之引以为戒，增强群众的反腐败信心，自觉遵纪守法，使依法惩治各种职务犯罪成为各种预防措施中的特殊预防，如果离开了惩治谈预防，预防工作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只有严格执法，严厉惩治犯罪，才能促使职务犯罪人和那些具有犯罪倾向的人认识到“法不可违、罪不可犯”，才能动员和鼓励社会公众有力地配合和促进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开展，从而达到减少和遏制职务犯罪的目的。
（二）推进法制、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减少和预防职务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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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制，除了法律法规以外，从广义上说还包括规章制度。严密的制度防范是预防犯罪的可靠措施，制度上的防范是堵塞漏洞，防微杜渐的良方，能有效地“亡羊补牢”。检察机关要结合办案，向发生犯罪案件的单位或部门提出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管理，预防犯罪再次发生的检察建议，检察建议作为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手段之一，是目前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运用最多、收效也最为明显的一种方式。经过多年实践证明，检察机关针对发案单位负责人在行使职权和公务人员活动中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独断专行；案发单位物资、财务管理混乱，规章制度不健全或不落实，有较大漏洞；案发单位疏于防范，屡次发生职务犯罪，甚至发生“窝案”、“串案”；案发单位领导或有关人员法制观念淡薄，庇护犯罪，知情不举或以其他形式干扰办案等等情形，及时而有针对性地发出检察建议，督促有关单位建章立制，完善管理，加强防范，在职务犯罪预防发生方面起到重要而又独特的作用。
所谓预防职务犯罪的机制，是指上下级行政管理机制、纪检监察机制、财会审计机制和办案机制等形成的整体合力。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的监督机关，要认真学习，研究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广泛收集法律法规和重大改革措施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法律法规和重大改革措施实施过程中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职务犯罪进行分析研究，及时向国家机关和有关主管部门提出完善立法、法规、制度，改进工作的建议，推进法制、体制、机制的完善和改革。要坚持反腐败从源头抓起的方针，全面落实“收支两条线”的规定，积极推行政府采购制度，稳步推行会计委派制度，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群众监督和评议，规范建筑工程招投标管理，进一步形成公开、公正、平等的竞争机制，减少和预防职务犯罪。
立法方面。由于缺乏从严惩处职务犯罪的立法指导思想，例如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都统一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与进行裁判，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这显然不科学、不合理的，宜顺论文网www.xiexiebang.com 更不利于惩治犯罪，保护人民，这是立法上一大缺陷。因此，就规范国家公务人员行为的法律、法规而言，无论在行政立法、经济立法还是刑事立法方面，都还存在着相当大的缺陷，如刑事立法对新的职务犯罪形态未能及时反映，对某些职务犯罪定罪量刑的标准明显偏轻，职务犯罪与非职务犯罪之间的刑罚比重明显不协调，相差悬殊、庇护前者。因此，对职务犯罪分子不仅起不到震慑作用，反而觉得有恃无恐、有空可钻。
执法方面。其一，由于立法不完善，因而在职务犯罪大肆泛滥的严酷现实面前，刑事惩罚功能显得捉襟见肘，司法机关面对一些新型的职务犯罪畏首畏尾、束手无策。其二，由于受“官官相护”、“官民有别”等封建意识的影响，因此，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时有发生，尤其是当案情涉及到一些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时，往往“下不了手”，有时则以罚代刑，以经济处分、行政处分代替刑事处罚，草草结案，致使一些职务犯罪分子逍遥法外，一犯再犯。
法律监督方面。其一，目前对国家公务人员尚缺乏严格的法律监督机制，尤其在某些方面尚处于无人监督、无法监督的状态，起不到早期预防的作用。其二，在当前党风、社会风气不正的情形下，一些知情者对职务犯罪分子也难以举报揭发，唯恐招致打击报复，加之说情风、关系网、保护伞等现象严重，致使某些职务犯罪分子有恃无恐，逍遥法外，进而发展成大案、要案等恶性案件。
（三）切实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和思想道德水平
各个部门和行业，应根据自身工作的特点，加强对本系统，本部门的职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防腐拒变的能力，勤政廉政教育，切忌走过场和流于形式，要充分利用不同的载体，开展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法制宣传教育，是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有效手段，法律宣传要以普及惩治职务犯罪的法律政策规定；介绍检察机关举报工作制度和对举报人的有关保护措施及奖励办法；通过典型案例和反面教材现身说法，以案释
宜顺论文网www.xiexiebang.com 法；引导教育国家公职人员强化职业责任，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意识，提高自觉性；激发社会公众职务犯罪预防的热情，实现控制和减少职务犯罪的目的。法律宣传教育通过举报窗口向举报人宣传；公诉人出庭公诉向听众宣传法律知识；深入有关单位举办廉政专题讲座或法律培训班进行普法教育；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进行综合法制宣传；举办打击职务犯罪成果展览，展示国家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等途径，教育和引导广大干部、职工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同职务犯罪作斗争，形成强有力的遏制、预防职务犯罪的舆论环境，推动全社会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开展。
贪欲与权力的心理因素。首先，贪欲将导致犯罪心理的形成。人的一切行为总是由动机支配的，而动机则来源于需要，因此，犯罪心理起因于贪欲；某些国家公务人员被物质、金钱迷住了心窍，为贪图享乐，个人私欲便恶性膨胀起来，贪婪地去追求个人需求，当自己有限的合法收入满足不了日益膨胀的贪欲时，就会设法用非法手段侵占国家、集体的财产，由此形成犯罪心理。
其次，贪欲与权力相结合，将导致职务犯罪的发生。国家公务人员均担负着一定的职务，拥有大小不等的权力，其职务虽然与犯罪并无本质上的联系，却为实施其犯罪提供了机会和便利条件，而对其犯罪的实施起推进作用的便是其贪欲，因此，贪欲不仅导致犯罪心理形成，而且还以权力作为其阶梯，即贪欲一旦与权力相结合，便易导致职务犯罪的发生。
（四）建立、健全职务犯罪预防体系，形成多角度、全方位的预防网络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问题仍十分严重，因此，从长远看，要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必须加速并深化政治体制改
宜顺论文网www.xiexiebang.com 革。例如，要改革政府工作，提高其办事效率，克服官僚主义；要建立完善、有效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破除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加强法制建设；要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等等，这样才能为预防和控制职务犯罪创造良好的政治条件。再如，在预防和控制贪利型职务犯罪方面，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避免公共权力侵入经济领域，彻底破除官本位主义，防止某些国家工作人员和党政干部以权谋私，为此，必须实行党政职能分离、政企分离、官商分离、让政府官员远离经商活动，割断权钱互通，权钱交易的钮带，以防权钱结合最终导致职务犯罪的发生。
要预防和控制职务犯罪，就必须消除职务犯罪赖以产生的各种经济原因，把经济体制中存在的各种有可能导致职务犯罪发生的条件铲除干净，这才是最根本、最长远的社会防治对策，例如，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一旦社会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则某些国家公务人员利用掌管财物及其审批大权进行职务犯罪的基础即被消除，就可以为精神文明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从而为预防和控制职务犯罪奠定其思想基础，就可提供出专项资金来用于预防和惩治职务犯罪。再如，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以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物质待遇，使其经济收入保持在社会平均生活水准之上，从而使其有一个保持廉洁的最起码的物质条件，同时也为国家惩治贪污、贿赂等腐败分子提供其充分的理由。
国家公务员自身素质的好坏，影响着反腐败斗争的成败，因此，要预防和控制国家公务员的职务犯罪，就必须认真贯彻并进一步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一支反腐倡廉的高素质的公职人员队伍，提高公职人员自身素质及其免疫力。具体而言，一是要确立职权许可原则，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公权由人民通过立法授予，法律没有授予的权力不能享有且不得行使；二是要实行干部回避制度；三是要实行政务公开制度；四是要建立严格的公职人员选拔、任用、考核和罢免制度；五是要严格实行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并注意提高公职人员的工资待遇；六是要严格限制公务人员接受馈赠和额外报酬，严禁公职人员经商和兼职；七是要加强公职人员的思想政治、法制教育和业
宜顺论文网www.xiexiebang.com 务培训等工作；八是要加强对公职人员进行廉洁自律、奉公守法的职业道德教育，使其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
职务犯罪是腐败现象的集中体现，严重地损害着党和国家的声誉和形象，危及社会的安定和政权的巩固，因此，必须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倡廉工作。为此，国家公务人员，尤其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于律已，率先做到清廉、勤政、务实；要真正做到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只有勤于政事，甘当人民公仆，才能“为政一届，造福一代；为政一地，服务一方”。如果每个国家公务人员都能自觉廉洁奉公，公而忘私，则职务犯罪自然也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一定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遵从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和部署，采取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行政、科技等各种手段，调动全社会的力量，进行综合防治，因此，该项工作必须纳入党和国家的反腐败总体格局之中，作为综合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建立多渠道、多形式的联系制度，以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为龙头，全面推动预防犯罪工作的开展。行业和系统职务犯罪具有“辐射效应”的特点，一旦出现行业或系统职务犯罪时，不仅职务犯罪群体大，而且造成的社会影响与危害也大。任何一项工作，没有重点就没有方向，没有突破口，职务犯罪预防必须遵循抓重点的原则，把抓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作为整个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重中之重，根据这些领域和行业暴露出的问题，认真分析发案原因和规律，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把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从发案单位拓展到所在系统和行业，促使其他虽未发案，但存在不同程度犯罪隐患的单位加强监督管理，积极推动有关行业、系统、单位内部防范机制的建立。检察机关的检察要与行政机关的行政监督如审计、监察等手段相结合，使之形成一个周密的多角度、全方位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网络，同时，还要充分应用
宜顺论文网www.xiexiebang.com 信息技术，建立职务犯罪预防信息系统，只有全面地应用信息技术，通过信息网络大量收集职务犯罪以及形成职务犯罪条件和原因的相关信须建立完备的信息收集、储备、加工分析、预警系统，使整个预防犯罪网络体系更加牢固，更加科学、高效，从而及时发现职务犯罪线索，使已经发生的犯罪难逃法网，潜在的犯罪得到预防，使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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