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国外隐身材料发展新动向
国外隐身材料发展新动向
国外隐身技术及材料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起源于德国,发展于美国并扩展到英国、法国、俄罗斯及日本等发达国家。美国目前拥有隐身飞行器装备部队,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俄罗斯、德、法、英、瑞典、加拿大、日本等国家也都在竞相发展隐身技术,并在新一代作战飞机中广泛应用。
20世纪50年代,美国开始研究隐身技术,70年代中期美国制定的综合应用多种隐身技术研制隐身飞机的“黑计划”和研制过程一直处于严格的保密状态,直到80年代美国军方才相继公布了F-117A隐身战斗机和B-2隐身轰炸机的外观。迄今为止,美国已研制出10余种准隐身飞机、8种隐身飞机、12种无人驾驶隐身飞机、7种准隐身垂直/短距离起落飞机和直升机、多种准隐身巡航导弹和其它类型导弹以及数种中、小型舰艇。其杰出代表是F-117A隐身战斗机、B-2隐身轰炸机、F-22先进战术隐身战斗机和A-12先进战术战斗机,均采用了不同类型的隐身材料。
F-117A是第一种按低可探测技术设计的实用型单座亚音速隐身攻击战斗机,具有很好的雷达、红外和目视隐身能力。F-117A以铝合金结构为主,机体表面几乎全部涂覆了黑色的雷达吸波材料。部分结构件,如翼梁、翼肋、大梁、机翼前缘、发动机舱、前机身、蒙皮及某些机内部件被涂覆了铁氧体涂料。一份报告指出,有6种不同种类的雷达吸波涂层用在F-117A上。
目前,美国空军正着手对F-117A进行改型,将在全天候对地攻击能力和应用F-22飞机隐身涂层技术两方面进行改进,改进后的型号为F-117MLU。
B-2于1989年开始试飞,1993年交付美国空军使用,其900平方米外表面的95%涂覆一种具有不同厚度的韧性隐身涂层。B-2每次飞行后,都需要对其表面进行掉屑、划伤和腐蚀等方面的检查,且在两次飞行之间必须对损坏的蒙皮进行修理。另外,这种韧性隐身涂层每五年要更换一次,在B-2的整个寿命期内,大约要更换4次,以保证它的隐身特性。
A-12又称舰载隐身攻击机,将有可能成为美国海军今后10年唯一的一种全新飞机。它具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战争环境要求的低可探测性和纵深遮断能力,将取代A-6E舰载攻击机、S-3B反潜机和E-2C早期预警机。
YF-22A和YF-23A先进战术战斗机于1990年分别试飞成功。其中,YF-22A被美国空军认定为21世纪初主力重型战斗机,代号为F-22,用于替代现役的F-15战斗机。F-22综合平衡了隐身性能、超音速巡航、敏捷性、可靠性和维护性的不同要求,其雷达反射截面积(RCS)为0.01~0.1平方米,且可像普通战斗机一样在任何天气下使用和维护。
F-22采用了更先进、更成熟的隐身材料:大量采用了复合材料结构,复合材料占整个结构重量的26%;在重点部位(如进气道和机翼前后缘)采用了将吸波涂层涂覆于吸波结构材料表面的方法,高频雷达信号被表面吸波涂层吸收,低频雷达信号则被吸波结构材料吸收;发动机舱外蒙皮以复合材料取代钛合金,既减轻结构质量,又提高隐身性能;发动机的推力换向和反推力喷管以及发动机周围的构件可能采用了陶瓷基复合材料,以提高对红外和雷达波的吸收能力。另外,座舱盖采用新开发的铟锡氧化物陶瓷镀膜,透光率达到85%。F-22将于2005年投入使用。
美国研制的最新一代联合攻击战斗机JSF的隐身特性与F-117A、B-
2、F-22大致相同。据称,要保持JSF的隐身特征将比前一代飞机所需工作量和费用均减少90%。JSF的RCS为0.001平方米,相当于高尔夫球大小。
欧洲战斗机(EFA)于1988年开始研制,1991年在德国首飞。EFA在进气道中涂覆雷达吸波涂料以及使用了能散射雷达波的金沉积镀层的座舱盖,RCS为2平方米。
俄罗斯米格和莫斯科飞机生产联合企业于1999年1月12日公布了最新一代(俄罗斯第五代)多用途军用歼击机1.44,据称其隐身性能与美国F-22相当,RCS为2~3平方米。
日本三菱公司的SX-3战斗机(F-16改进型)的翼面为全复合材料,翼展加大的机翼前缘涂覆了雷达吸波涂料。
瑞典将隐身技术应用于战舰,新一代隐身战舰YS2000是世界上RCS最小的战舰。
目前,世界上正在研制的第四代超音速歼击机,机体结构采用复合材料、翼身融合体和吸波涂层,使其真正具有了隐身功能,而电磁波吸收涂料和电磁、屏蔽涂料已开始在隐身飞机上涂装。美国、俄罗斯等国家新一代空对地、地对空导弹的隐身正朝着轻质、宽频带吸波、可喷涂、具有空气动力学和热稳定性良好的隐身材料方向发展。《中国化工报》2002.11.12 文/朱航飞
第二篇:中国发展的国外舆论新动向及其评析
中国发展的国外舆论新动向及其评析
陈安杰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国外舆论围绕中国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势,在“中国威胁论”、“中国机遇论”、“中国崩溃论”等原有论调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中国责任论”、“G2论”、“中美国论”、“发达国家论”、“中国不确定论”、“中国时代论”、“国家资本主义论”等新论调。深入研究和正确评析这些观点,有利于把握当前国外舆论动向,对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话语权,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一、近年来有关中国发展的舆论新动向
(一)“中国责任论”
国外对“中国责任”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995年时任克林顿政府国防部长的佩里在美国西雅图发表演说时就讲到,“不得不承认,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一个主要大国。我们确信接触是最佳战略,可确保在中国实力增强之时,它是作为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成员这样做的。”时隔十年,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的演讲中提出,“要促使中国成为这个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的参与者。”该演讲强调,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应承担更大的责任,责任的内容非常广泛,不仅涉及到中国内政,还涉及到中国外交等多个方面。
欧盟理事会于2006年发表了关于“欧中战略伙伴关系”的结论,明确表示支持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同时呼吁中国在贸易、知识产权保护、人权、援助政策、气候变化、地区安全等领域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同年,欧盟委员会发表了题为《欧盟与中国:更密切的伙伴、增长的责任》的对华政策文件,指出“一种更密切、更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符合欧盟与中国的利益,与之而来的是增长的责任和开放的需要,这要求双方采取一致的行动”。
达沃斯2007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德国总理默克尔强调,希望中国在对非援助和经贸领域加强和欧盟的协商,通过限定条件促进非洲国家的人权、减少腐败和提高治理能力,以此促进非洲的可持续发展。日本以联合国现有会费分配比例不能反映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及其在联合国的地位和责任为由,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联合国会费缴纳份额,为常任理事国缴纳会费设置下限,并谋求降低日本缴纳的联合国会费份额。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一些学者甚至还认为世界上出现的诸如环境污染、资源破坏、地球变暖等现象,主要是中国发展造成的,中国应该承担责任。
(二)“G2论”
G2是近年来西方学者相对于G8和G20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意思就是由中美两国组成“两国集团”,携手合作共同解决世界经济问题。华盛顿知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被认为是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学者,他认为,中国经过30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现在已经是一个名符其实的超级大国,美国应该成全中国,使中国与其新角色相匹配。尽管他在2004年就提出了对G2的构想,但一直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直到2008年,他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后,才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他指出,“美国应寻求同中国发展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以实现对全球经济事务的共同领导。”
对于“G2论”,一些西方学者持肯定态度。美国知名学者布热津斯基认为,“我们需要建立非正式的美中两国集团(G2)。美中关系必须成为广泛的合作关系,就像我们与欧洲和日本的关系那样。”英国外交大臣戴维•米利班德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将成为21世纪“不可或缺的力量”,在未来的几十年间,中国将与美国一道,成为两支“关键力量”,成为“世界两强”。美国专栏作家威廉•佩塞克认为,面对全球经济的持续低迷,美中两国应该联手帮助全球经济,要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现在真正能起作用的是美国和中国组成的两国集团(G2)”。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也认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取决于G2。
自从“G2论”抛出后,国外反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华盛顿邮报》的文章指出,若“美国与中国组成新的G2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将伤害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日本《每日新闻》的文章则认为,G2只不过是美国在自身危机条件下“捧杀”中国的权宜之计而已,因为,美国曾经用类似的形式“捧杀”过日本。俄罗斯前总理祖布科夫认为,G2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来说,都将引发盟友的反感,不会带来任何额外的好处。欧洲的一些知名学者,比如,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汉斯•马腾斯、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季北慈都认为目前讨论G2还为时尚早。
(三)“中美国论”
首先提出“中美国”概念的当属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他于2007年代创造性地把China(中国)与Americe(美国)合成一个新词Chimerice(中美国),意在强调中美关系的紧密性。弗格森对他创造的新词津津乐道,认为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储蓄国和最大的消费国已经构成了利益共同体,应该合成一个国家,那就是“中美国”。弗格森认为,“世界经济一直是由我们将其称为„中美国‟(Chimerice)的独特的地域经济体系所主导,即在世界超级大国美国与其未来对手中国的经济联姻基础下,中国出口导向性经济发展模式和美国过度消费模式的合二为一,形成了世界经济秩序。”他认为中美两国联姻是天作之合。
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对弗格森的观点表示怀疑,他在《中美共管世界是白日梦》的文章中指出,“在当今日趋融合的世界,中美经济相互依存是联系两国的关系之一,但中美不同的政治利益,以及很多其他的联系和责任使华盛顿和北京无法形成“共管世界”的局面。”俄罗斯学者瓦西里•卡申认为,中美两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分歧将会随着危机的不断加深而逐步暴露,中美不可能建立同盟,美国人的真正目的是想利用中国来遏制俄罗斯。
(四)“发达国家论”
把中国贴上“发达国家”的标签,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国外舆论认为中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高速增长,并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钢材等多项指标均居世界首位,中国已经不属于发展中国家了,用发达国家来看待中国也许更为妥当。
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师吉姆•奥尼尔于2003年在名为《和金砖四国一同畅想:走向2050》的书中预言,中国在2039年就会赶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时隔8年,他改变了自己的预期,在其新书《成长地图:金砖四国的经济机遇》中指出,中国赶上美国不需等那么久了,他认为到2027年这一切就将会实现,如果中国经济发展比预计更快,或许不用等到2027年。
实际上,随着中国崛起步伐的加速以及经济总量排名的不断刷新,中国赶超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国际不同机构的预测层出不穷。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报告称,按照市场价值方法计算,中国将在2035年超过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福格尔预测说,204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规模的份额将绝对性压倒美国,成为第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有望在2016年,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这也被看做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次宣布“美国时代”的终结。英国《经济学家》称,中美差距能以多快速度缩小依赖于三个因素:中美实际经济增速的差距、两国通胀率的差距、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化。文章称,基于对这三个因素合理推测,中国会在未来10年赶超美国。
(五)“中国不确定论”
国外舆论在肯定中国崛起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担心,就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持续性产生了怀疑,对于发展强大起来的中国可能带给现有世界体系的冲击和挑战存有疑虑。英国专栏作家伊恩•米尔斯认为,中国的必然崛起将成为一种主流立场。不过,在中国的前进道路上存在着一系列诸如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因素,这将成为重大障碍。他认为中国要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美国普林斯顿历史和国家关系教授哈罗德•詹姆斯在《土耳其周刊》上刊登文章指出,“中国领导人所面对的真正挑战,其实是要提出一套条理分明清晰易懂的世界观,以消除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疑虑。”
西方世界接纳中国进入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认为只要中国进入了这个体系,就能够改变中国的行为,但现在他们越来越感觉到,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行为是很难根据西方的期望而得到改变的,同时他们对这个体系能否有效地制衡中国也感到不确定。在政治和战略上,西方世界对中国存在的“中国不确定性”更为担心。就政治方面说,西方世界原本期望中国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政治制度也将随之变化,但显然没有实现他们的期望。更让西方感觉最不确定的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战略后果。
(六)“中国时代论”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时代论”也应运而生。法国《世界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没有觉醒而是苏醒》的文章认为,“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文章指出中国经济让世界吃惊的高速发展,只是继续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在世界经济领域领先的道路而已。中国的崛起具有强烈的震慑力,哪怕用长篇文章也叙述不完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将在日本之后崛起,亚洲将成为世界经济的第一大力量。亚洲尤其是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将会深深刺激西方的骄傲,因为西方人一直坚信西方文明是优越的,西方的经济制度有效性是不可超越的。亚洲在二战后开始重新起步,日本首先领头,接着30年以来越来越快由中国带动。中国展现了两百年禁食以后经济尖锥般高速发展的饥渴。
巴黎政治大学学者克洛德梅耶撰写的《中国或日本,谁将是亚洲的领袖》一文指出,19世纪是欧洲的,20世纪是美洲的,21世纪毫无疑问将是亚洲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亚洲回到她一直占据只是在19世纪时丢失的世界第一的位置上。亚洲重又领先虽是漫长的历史过程,然而却是简单的回归。这一研究结论让欧美人气得咬牙切齿,但却在亚洲和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丁•雅克在最近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中指出,“中国绝不会走上西方民主化的道路,只会选择一条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崛起将改变的不仅仅是世界经济格局,还将彻底动摇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
(七)“国家资本主义论”
2012年1月21日出版的最新一期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登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崛起》的封面文章提出,国家资本主义在西方正在萎缩,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却方兴未艾,在中国国有企业并非是通往自由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而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的保障,这种模式得到了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认可。但文章同时指出,国家资本主义将会对整个世界造成危害,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国家应该减少对国有企业的控制。
英国学者威尔•赫顿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非常独特,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对待资本主义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充分融合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原理,“它从没有把资本主义当成目标,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时刻牢记必须提高数以亿计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否则它的合法性就面临危机”。
法国著名左翼学者托尼•安德烈阿尼,通过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得出结论“中国经济与„中国模式‟不可分离,如果离开涉及各个领域的强大的国家干预,中国经济就不可能实现连续的惊人增长”。他认为在中国国有部门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原因是国有部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央或地方的政府部门,而决定权仍由这些政府部门掌握。他进一步指出,新自由主义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模式是截然相反的,相互之间甚至会构成威胁。
政治风险专家伊恩•布里默(Ian Bremmer)在他所著的《自由市场的终结:谁将在政府与企业的战争中胜出》一书中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集权国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控制了全球大量的自然资源,中国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心国家,甚至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领导者,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威胁。
二、对国外舆论新动向的评析
近年来出现的“中国责任论”实际上是“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延伸和发展,逐渐成为西方社会针对中国的主流话语。面对“中国责任论”,“中国要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在承担国际责任时恪守道义、量力而行。中国应走科学发展与和平发展道路,承担应尽的国际责任。”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中国责任论”的高调背后,既有国际社会期望中国发挥更大国际责任的正当期待,也有某些心怀叵测的人企图给正在崛起、尚未完全崛起的中国“做套”的精心盘算。其实质就是要以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让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改变中国的发展方向,遏制中国崛起。尽管这一切表现出西方国家的傲慢和不羁,但与“中国威胁论”相比,“中国责任论”在某种程度上释放出西方国家趋向合作的意愿和尊重现实的姿态。中国要把握机遇迎接挑战,乘势而上,塑造中国责任大国的形象,既不妄自菲薄,也不高傲自大,结合自身实力,实现和平发展,造福人类。
针对“G2论”和“中美国论”的观点,我们要权衡利弊、冷静认知。不管是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还是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其对世界的影响力有目共睹,但“中美国论”却言过其实。实际上,“中美关系的现实定位,并非某些名人的主观期待或想象所能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国际格局和双边关系的客观基础。”显然,“无论是由美国还是由中国来单独承担这个领导作用,从能力和愿望来看都未必合适,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时代,各国力量的均匀化趋势在迅速发展,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就更不能担当如此重任。”坦率地说“中美国论”和“G2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只不过是后者的翻版而已。表面上看,美国承认中国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并实现了由正面遏制、对抗向侧面接触、鼓励的态度转换,实质上是想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体系之中,利用中国为美国的过度消费“买单”,同时,也暗含美国的“良苦用心”——挑拨中国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关系,破坏中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声誉。
当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实摆在西方国家面前的时候,西方学者又抛出了“发达国家论”的论调,并且列举了一些数字来进行论证。如果仅仅看这些光鲜的数字和令人振奋的预测结果,确实会让国人欣喜,也会让美国人沮丧,但我们务必保持冷静。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中国仍然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并且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仍为发展中国家,这一事实没有变,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致于被国外一些舆论“忽悠”;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经济总量位列世界第二位,但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均占有量仍然较低,况且中国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按2011年提高后的贫困标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300元人民币/年)。所以,给中国扣上“发达国家”的帽子,是不适合当代中国的,也是中国不能接受的。
国外一些人总是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不确定的,担心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是否会挑战现有国际秩序,是否会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2013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了演讲,回应了国际上一些人的担心。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国际上有一种对中国的担心,我认为这种担心有的是别有用心,总的讲,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也是毫无根据的”,“13亿多人口的中国发展起来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相反中国如果是积贫积弱,这才是世界真正的麻烦,这才是真正值得世界担心的事情。”习近平主席的回答言简意赅、形象生动,有力地回应了国际上一些人对中国发展的担心和忧虑。
“中国时代论”的提出,“反映了当今世界对于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和改变的强烈感受,也反映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日趋多极化的客观趋势。”“尽管中国是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而崛起的,今后也会继续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深刻影响世界的未来”,但中国的发展仍没有置身于现有国际秩序之外,这一秩序仍由西方国家主导,短时间内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难以撼动的。基于此,我们决不能小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当今世界舞台上的强势影响力。由此观之,西方国家盛赞中国取得的骄人成绩,把中国置身于世界主宰者的位置,断言世界进入中国主导的世界,实质是寻找“捧杀”中国的借口而已,中国必须高度警觉。
“国家资本主义论”其实质就是旨在批判中国搞“国家资本主义”,损害西方国家的利益,威胁到西方社会精心经营的“自由资本主义”。从这些观点不难看出,国外舆论、西方学者仍没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把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程式化,认为西方社会主导的发展模式就是唯一的现代化的“样板”,应该在世界各地推广,而与之相左的发展模式就是“怪胎”,压根就不应该存在,这实际上是国外舆论、西方学者的主观偏见。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是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所以,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社会的眼光审视中国的发展,世界是多样的,发展模式也应丰富多样,这样整个世界才会精彩纷呈。
三、坚持中国立场展开中国式思考
由于东西方在价值观、文化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特别是意识形态之争,国外舆论对中国发展的认知和评价存在偏差,甚至敌视。“西方中心主义”一直是国外舆论的基本立场和研究的基本视角,在这种立场和研究视角下形成的研究范式,在解释东西方发展问题时,就成为一种带有偏见的思维架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美籍华人李成就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研究中国问题的视角要受到美国社会科学和美国主流舆论的影响。”显然,这种研究视角和范式由于处处以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使近代以来中国的一切变化都与西方的“冲击”密不可分,甚至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在西方的“帮助”下完成的,没有西方,中国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这些论调都是错误的。
国外舆论对中国存在偏见和敌视,从本质而言,是对其本国利益和国际战略服务的,是别有用心的,国际社会一切公正正义的人们都必然坚决反对。我们应清楚地看到,国外舆论在中国发展问题上并不公正、准确,甚至一部分人长期以来总是戴着“有色眼镜”来审视和看待中国的发展变化,时不时给中国戴上“妖魔的面罩”,这必然会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影响到国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解。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立场,展开中国式思考,对国外错误的舆论进行坚决的批判,利用我国外宣媒介和一切合法国际交往场所,宣传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话语权,树立良好的中国国际形象。
国外舆论及其学者之所以在理解中国发展的问题上存在局限性,很大程度上是囿于他们对中国国情缺乏实质性的深入了解。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要想弄清事情的真相,必须进行调查研究。事实上,国外舆论及其学者在对中国发展的认知上,是缺乏“调查研究”的,或者说他们只重视了“研究”,而“调查”不足。尽管国外办了一些有一定影响的学术刊物,如英国的《中国季刊》和《近代中国》,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中国时事杂志》和《中国研究》,美国的《亚洲研究》和《中国述评》,除此之外,还有俄罗斯的《远东问题》,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印度的《中国报道》以及韩国的《亚洲视角》等等,但它们调查的深入度是有限的。
随着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主流价值的解构,西方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范式也在进行反思。在中国问题的研究方面,逐渐向“中国中心主义”范式转变。保罗•科恩(Paul Cohen)呼吁美国学者“应当从囚禁在自己的近代经验的狭隘牢笼中解放出来,放弃近代化理论的整套术语,寻找另外一种西方中心较少的方法,来描绘中国的历史进程。”然而,西方的研究视角和范式仍然摆脱不了西方学者的思维定势,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仍存在着按西方模式发展的先在预定,实际上仍没有脱离西方范式的窠臼。
中国选择的是一条有别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将为“世界和其他国家带来新的机会”。中国的发展是“把不以扩张主义为出发点也不以霸权主义为必然归宿的发展前景启示给人类向着未来的历史筹划”。全面阐释中国发展问题,将有助于消解西方舆论的偏见和敌视,使之站在更加公允的立场上看待中国发展问题。对此,中国学者要主动克服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发展问题上的不足,立足现实,面向海外,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指导下,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不断扩大空间场域的交流平台,正确把握和认知在当今世界大变革大发展中的中国发展问题。一方面,中国学者要重视调查研究。既要做深入的调查,又要做细致的研究,只调查不研究,不能把握事物的共性,也就不能了解事物的真正的本质;只研究不调查,只强调事物的共性,而个性的真伪是不确定的,这样研究的结果可信度就不强。因此,这里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就是通过调查研究获得鲜活的第一手资料,这样在阐述中国发展问题时就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另一方面,中国学者要善于“宣传中国”。对于中国发展问题要站在中国的立场进行阐释和解读,用中国学者主人翁的态度进行全面审视,要以主动、平等、自信的心态与国外学者加强对话交流。对于片面、歪曲理解中国发展的论调或观点要进行主动的批判和分析,要善于拿起“批判的武器”。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因为他们的成果和观点凝结了对中国发展的独到的洞察和见解,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学者在视域上的局限。
要言之,研究中国发展问题,需要登高望远,站在世界发展大格局的高度,在当今时代发展变化的历史潮流中去认知和把握,既要对国外舆论进行批判与评析,又要勇于批判和吸收国外学者的一些合理见解,拓宽理论视野,借鉴积极成果,在中国发展和中国国际形象问题上掌握我们的国际话语权。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观察与思考》2014年第2期)
第三篇:隐身材料
隐身材料
(stealth material)隐身材料是实现武器隐身的物质基础。武器装 备如飞机、舰船、导弹等使用隐身材料后,可大大减小自身的信号特征,提高生存能力。隐身材料按频谱可分 为声、雷达、红外、可见光、激光隐身材料、按材料用途可分为隐身涂层材料和隐身结构材料。声隐身材料包 括消声材料,隔声材料,吸声材料及消声、隔声、吸声的复合体。主要用于新一代潜艇。雷达隐身材料能吸收雷 达波,使反射波减弱甚至不反射雷达波,从而达到隐身的目的。如日本研制的一种由电阻抗变换层和低阻抗谐振 层组成的宽频带高效吸波涂料,其中变换层由铁氧体和树脂混合组成,谐振层由铁氧体导电短纤维和树脂组成,在1~20吉赫的雷达波段上吸收率达20分贝以上。另外,一些由硅、碳、硼、玻璃纤维,以及某些陶瓷与有机聚 合物构成的复合材料,有很高的机械强度,可用于制作部分结构件,如飞机蒙皮、雷达天线罩等,同时又具有隐身 功能,这类材料称为隐身结构材料。红外隐射材料主要用于车辆、舰艇、军用飞机及其他军用设施,使这些装 备和设施的红外辐射与背景基本达到一致,敌人的红外探测器难以分辨。用铝粉及含有二价铁离子的材料作为 填充料,加到能透过红外线的粘结剂中,可构成红外隐身涂料。可见光隐身材料通常由铝粉、多属氧化物粉和有 机物复合而成,或由掺杂的半导体材料构成,可形成与背景颜色相匹配的迷彩图案,满足可见光隐身的要求。激 光隐身材料用来对抗激光制导武器、激光雷达和激光测距机,要求这些材料对激光的反射率低可吸收率高。对 隐身材料来说,对某种探测手段的隐身性能好,往往对另一种探测手段的隐身性能就不好。例如,对激光探测的 隐身性能好,对红外探测就不能隐身。这就是隐身材料的相容性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研制了兼容型隐身材 料,如雷达波、红外兼容隐身材料,红外、激光兼容隐身材料,雷达波、红外、激光等多种兼容的隐身材料等。这是当前隐身材料的发展方向。1.雷达吸波材料
雷达吸波材料是最重要的隐身材料,其中尤以结构型雷达吸波材料和吸波涂料最为重要,国外目前已实用的主要也是这两类隐身材料。(1)结构型雷达吸波材料
结构型雷达吸波材料是一种多功能复合材料,它既能承载作结构件,具备复合材料质轻、高强的优点,又能较好地吸收或透过电磁波,已成为当前隐身材料重要的发展方向。
国外的一些军机和导弹均采用了结构型RAM,如SRAM导弹的水平安定面,A-12机身边缘、机翼前缘和升降副翼,F-111飞机整流罩,B-1B和美英联合研制的鹞-Ⅱ飞机的进气道,以及日本三菱重工研制的空舰弹ASM-1和地舰弹SSM-1的弹翼等均采用了结构型RAM。近年来,复合材料的高速发展为结构吸波材料的研制提供了保障。新型热塑性PEEK(聚醚醚酮)、PES(聚醚砜)、PPS(聚苯硫醚)以及热固性的环氧树脂、双马来酰亚胺、聚酰亚胺、聚醚酰亚胺和异氰酸酯等都具有比较好的介电性能,由它们制成的复合材料具有较好的雷达传输和透射性。采用的纤维包括有良好介电透射性的石英纤维、电磁波透射率高的聚乙烯纤维、聚四氟乙烯纤维、陶瓷纤维,以及玻纤、聚酰胺纤维。碳纤维对吸波结构具有特殊意义,近年来,国外对碳纤维作了大量改良工作,如改变碳纤维的横截面形状和大小,对碳纤维表面进行表面处理,从而改善碳纤维的电磁特性,以用于吸波结构。
美国空军研究发现将PEEK、PEK和PPS抽拉的单丝制成复丝分别与碳纤维、陶瓷纤维等按一定比例交替混杂成纱束,编织成各种织物后再与PEEK或PPS制成复合材料,具有优良的吸收雷达波性能,又兼具有重量轻、强度大、韧性好等特点。据称美国先进战术战斗机(ATF)结构的50%将采用这一类结构吸波材料,材料牌号为APC(HTX)。
国外典型的产品有用于B-2飞机机身和机翼蒙皮的雷达吸波结构,其使用了非圆截面(三叶形、C形)碳纤维和蜂窝夹芯复合材料结构。在该结构中,吸波物质的密度从外向内递增,并把多层透波蒙皮作面层,多层蒙皮与蜂窝芯之间嵌入电阻片,使雷达波照射在B-2的机身和机翼时,首先由多层透波蒙皮导入,进入的雷达在蜂窝芯内被吸收。该吸波材料的密度为0.032g/cm,蜂窝芯材在6-18GHz时,衰减达20dB;其它的产品如英国Plessey公司的“泡沫LA-1型”吸波结构以及在这一基础上发展的LA-
3、LA-
4、LA-1沿长度方向厚度在3.8~7.6cm变化,厚12mm时重2.8kg/m2,用轻质聚氨酯泡沫构成,在4.6~30GHz内入射波衰减大于10dB;Plessey公司的另一产品K-RAM由含磁损填料的芳酰胺纤维组成,厚5~10mm,重7~15kg/m2,在2~18GHz衰减大于7dB。美国Emerson公司的Eccosorb CR和Eccosorb MC系列有较好的吸波性,其中CR-114及CR-124已用于SRAM导弹的水平安定面,密度为1.6~4.6kg/m2,耐热180℃,弯曲强度1050kg/cm2,在工作频带内的衰减为20dB左右。日本防卫厅技术研究所与东丽株式会社研制的吸波结构,由吸波层(由碳纤维或硅化硅纤维与树脂复合而成)、匹配层(由氧化锆、氧化铝、氮化硅或其它陶瓷制成)、反射层(由金属、薄膜或碳纤维织物制成)构成,厚2mm,10GHz时复介电数为14-j24、样品在7~17GHz内反射衰减>10dB。
在结构吸波材料领域,西方国家中以美国和日本的技术最为先进,尤其在复合材料、碳纤维、陶瓷纤维等研究领域,日本显示出强大的技术实力。英国的Plesey公司也是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机构。(2)雷达吸波涂料
雷达吸波涂料主要包括磁损性涂料和电损性涂料
磁损性涂料主要由铁氧体等磁性填料分散在介电聚合物中组成。目前国外航空器的雷达吸波涂层大都属于这一类。这种涂层在低频段内有较好的吸收性。美国Condictron公司的铁氧体系列涂料,厚1mm,在2~10GHz内衰减达10~12dB,耐热达500℃;Emerson公司的Eccosorb Coating 268E厚度1.27mm,重4.9kg/m2,在常用雷达频段内(1~16GHz)有良好的衰减性能(10dB)。磁损型涂料的实际重量通常为8~16kg/m2,因而降低重量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电损性涂料通常以各种形式的碳、SiC粉、金属或镀金属纤维为吸收剂,以介电聚合物为粘接剂所组成。这种涂料重量较轻(一般可低于4kg/m2),高频吸收好,但厚度大,难以做到薄层宽频吸收,尚未见纯电损型涂层用于飞行器的报道。90年代美国Carnegie-Mellon大学发现了一系列非铁氧体型高效吸收剂,主要是一些视黄基席夫碱盐聚合物,其线型多烯主链上含有连接二价基的双链碳-氮结构,据称涂层可使雷达反射降低80%,比重只有铁氧体的1/10,有报道说这种涂层已用于B-2飞机。(3)电路模拟吸收体和R卡
电路模拟吸收体是西方80年代研究的一种吸波机理和方法,它运用等铲电路技术对电阻片的电感、电容等参数进行分析和设计,以衰减大部分入射能量。与电路模拟吸收体相关的设计问题是频率选择表面(FSS)设计。电路模拟吸收体可以由吸波材料中周期性金属条、栅、片构成的电阻片制成,也可以采用带有刻蚀成专门设计的格网图案的金属或金属陶瓷涂层的介质薄膜或薄纤维织物,涂层材料和厚度决定电路模拟薄膜网格单元的有效电阻值;网格单元的循环间隔以及薄膜厚度的电性能可决定吸波体的电感和电容值。这种涂层可采用气相沉积或溅射方法敷于介质薄膜表面。典型的FSS有振子型、条带型、正交线型、矩型、圆形等形状。电路模拟吸收体图案比较复杂,一般由多个薄膜层组成。每层的设计不同且沿整个吸波体厚度变化,层间距离由设计频率确定。这种吸波体一般用于吸收宽频带电磁波,目前已用于隐身飞机座舱盖、隐身雷达天线罩的设计。
另一类吸波材料是称为R卡的电阻性薄膜和纤维织物。这些材料由介质基体材料与非常薄的真空沉积层、溅涂金属或金属陶瓷组成。R卡可利用沉积厚度逐渐变化和/或电阻率逐渐变化的材料构成分级涂层。R卡用于机翼时,能较好地满足气动外形的要求。在吸收前缘表面的次行波方面也很有效。2.红外隐身材料〔1〕
红外隐身材料作为热红外隐身材料中最重要的品种,因其坚固耐用、成本低廉、制造施工方便,且不受目标几何形状限制等优点一直受到各国的重视,是近年来发展最快的热隐身材料,如美国陆军装备研究司令部、英国BTRRLC公司材料系统部、澳大利亚国防科技组织的材料研究室、德国PUSH GUNTER和瑞典巴拉居达公司均已开发了第二代产品,有些可兼容红外、毫米波和可见光。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探索新型颜料和粘接剂等领域作了大量工作。新一代的热隐身涂料大多采用热红外透明度
[影响] 隐身材料是隐身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器系统采用隐身材料可以降低被探测率,提高自身的生存率,增加攻击性,获得最直接的军事效益。因此隐身材料的发展及其在飞机、主战坦克、舰船、箭弹上应用,将成为国防高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隐身材料是实现武器隐身的物质基础。武器装 备如飞机、舰船、导弹等使用隐身材料后,可大大减小自身的信号特征,提高生存能力。隐身材料按频谱可分 为声、雷达、红外、可见光、激光隐身材料、按材料用途可分为隐身涂层材料和隐身结构材料。声隐身材料包 括消声材料,隔声材料,吸声材料及消声、隔声、吸声的复合体。主要用于新一代潜艇。雷达隐身材料能吸收雷 达波,使反射波减弱甚至不反射雷达波,从而达到隐身的目的。如日本研制的一种由电阻抗变换层和低阻抗谐振 层组成的宽频带高效吸波涂料,其中变换层由铁氧体和树脂混合组成,谐振层由铁氧体导电短纤维和树脂组成,在1~20吉赫的雷达波段上吸收率达20分贝以上。另外,一些由硅、碳、硼、玻璃纤维,以及某些陶瓷与有机聚 合物构成的复合材料,有很高的机械强度,可用于制作部分结构件,如飞机蒙皮、雷达天线罩等,同时又具有隐身 功能,这类材料称为隐身结构材料。红外隐射材料主要用于车辆、舰艇、军用飞机及其他军用设施,使这些装 备和设施的红外辐射与背景基本达到一致,敌人的红外探测器难以分辨。用铝粉及含有二价铁离子的材料作为 填充料,加到能透过红外线的粘结剂中,可构成红外隐身涂料。可见光隐身材料通常由铝粉、多属氧化物粉和有 机物复合而成,或由掺杂的半导体材料构成,可形成与背景颜色相匹配的迷彩图案,满足可见光隐身的要求。激 光隐身材料用来对抗激光制导武器、激光雷达和激光测距机,要求这些材料对激光的反射率低可吸收率高。对 隐身材料来说,对某种探测手段的隐身性能好,往往对另一种探测手段的隐身性能就不好。例如,对激光探测的 隐身性能好,对红外探测就不能隐身。这就是隐身材料的相容性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研制了兼容型隐身材 料,如雷达波、红外兼容隐身材料,红外、激光兼容隐身材料,雷达波、红外、激光等多种兼容的隐身材料等。这是当前隐身材料的发展方向。
第四篇:美国农业合作社发展新动向
美国农业合作社发展新动向
摘要:农业合作社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经营的重要载体,本文审视了美国农业合作社发展历史和新动向,从组织结构、经营效果等方面探究了合作社的发展状况及演变态势,发现美国合作社与会员数量在下降,经营规模在不断上升,合作社治理规则在变化,巨型合作社以及合作社相互间投资等特征。最后,提出了壮大合作社规模和品牌经营、进行政策支持、创新合作社发展机制等对中国农业合作社发展的启示建议。
关键词:美国农业合作社;新特征;政策支持;启示
一、美国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历史
美国农业合作社发展是美国合作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810 年在康涅狄格州由奶牛农场主组建起来的奶酪合作社是第一个有记载的合作社,随后在一些地方成立其他农产品合作社,但存在时间很短。19 世纪由于西部开发,土地大量开垦导致农产品过剩,对农场主造成了不利影响,如农产品价格低,市场价差大,高运费和高利率等问题,农场主开始组建营销合作社来应对这些问题。世纪后期美国成立了农业保护者协会,也称做“格兰其”,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格兰其”(Grange)以反对中间商的盘剥、以保护农民利益为宗旨,将农场主和制造商,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联系起来。1875 年,“格兰其”采用罗虚代尔原则,它在合作社方面的努力促进了成百上千的农业营销和采购合作社以及消费品合作商店的形成。到1875年,美国中西部各农业州已经建立了约3 万个“格兰其”,成员发展到250 万人,成为当时国家政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格兰其”在19 世纪80 年代开始衰落。世纪初美国成立全国农场主联盟,通过向新合作社提供技术援助,并游说州和联邦政府通过有利于合作社的法案,成为促进农业合作社发展的重要力量,几个最大的现代农业合作社的成长就是这些组织努力的结果。1909 年在马萨诸塞州通过了第一个《信用合作社法案》。1916 年美国合作社联盟(CLUSA)成立,促进合作社的发展。1922 年《凯伯—沃尔斯塔德法案》(Capper-Volstead Act)的通过,把合作社从《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限制中豁免出来,而按照反托拉斯法,农业合作社是违法的,因为农场主共同设定他们生产的农产品价格。联邦政府采用各种方法来支持农业合作社的发展。1914 年的《史密斯—雷弗尔法》(Smith-Lever Act)创造了由美国农业部和土地基金大学共同资助形成的合作社推广体系,该项目把大学为基础的关于农业、食物、自然资源研究转化到实践中,通过这套体系的研究推广服务产生了一批新的合作社。1926 年的《合作营销法案》拓宽了美国农业部对农场主合作社的支持。
大萧条时期带来的挑战使政府给予合作社更大的扶持。1933 年的《农场信贷法案》建立了生产信贷协会向农场主提供生产贷款,并且建立了一套银行体系为农业合作社提供服务。1934 年的《联邦信用合作社法案》,使得州一级信用合作社得到许可。1937 年《农村电气化法案》促进农场主很快建立了农村电力合作社来向农村供应电力,给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农业购买型合作社持续增长和繁荣,不仅提供肥料和饲料,还扩大到石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并提供保险和信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销量的增加以及农业部门对合作社依赖的增加。虽然合作社的整合使得较大规模的合作社数量变少。但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农业合作社成为更加广泛的加工增值企业。世纪60 年代中期和70 年代初期食品消费合作社兴起,这主要是由于消费者缺少购买天然和有机食品的途径所推动。虽然很多食品消费合作社最终失败,那些存活下来的合作社对有机和天然食品市场的增长和发展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合作社发展至今,已具备一定的数量与规模。2012 年全国共有2 238 个农业合作社,平均每个合作社有938 名会员,平均营业额约为10 492 万美元(表1)。
从表1 可以看出,美国农业合作社数量与会员数量经历了不断增加,而后不断下降的过程,但营业额一直在上升,2012 年总营业额是2 348 亿美元。
从农业合作社历史发展看,在美国经济大萧条阶段,合作社数量增长到历史的最高点,1929 年是12 000 个;而从会员数量看,20 世纪60 年代达到高峰,以后一直在不断减少,2012 年降至210 万。但平均单个合作社的营业额则是在不断上升,从1913年的10 万美元,增长到1960 年的177 万美元,再到2012 年的10 492 万美元。
二、美国农业合作社的结构类型
美国农业合作社有不同类型,划分的标准和考察角度不同,类型也不一样。
(一)从功能角度分
根据农业合作社主要功能,可分为3 种类型,分别是销售型合作社、供应型合作社、服务型合作社。美国农业部一直以来把农业合作社划分为这样3 种类型进行统计分类。据2012 年的美国农业合作社统计,共有2 238 个合作社,其中1 206 个是销售型合作社,911 个是供应型合作社,121 个是服务型合作社。而从参加的会员来看,销售型合作社有会员65.54 万名,供应型合作社是142.07 万名,服务型合作社是3.65 万名。
1.销售型合作社 主要经营收入来自销售其会员的农产品。它一般是专门销售一种产品,或几种产品。有的合作社把会员产品进行深加工,能够提高产品价格和市场需求。2.供应型合作社 主要功能是向会员提供各种农用物资和商品,供应收入占其营业额的50%以上,其中饲料、石油、农用化学品、种子等占供应物资总额的80%左右。
3.服务型合作社 美国农业部关于这类合作社界定较窄,包括农产品运输、存储、农作物烘干、人工授精、牲畜运输和影响农产品的形状、质量或位置的相似服务,并不包括其他各类农村服务项目,如信贷、电力、电话,或其他不直接相关的市场营销或服务供应活动。很多合作社同时发挥着多种功能,既销售会员的农产品,也向他们供应生产资料,还提供金融方面的服务。通常情况下,则根据他们发挥的主要功能来归类。从这3 类农业合作社数量看,也是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见图1。
(二)按组织的会员结构分
合作社分为集中型、联邦型、混合型3 类合作社。在2012 年的2 238 个合作社中,2 181 个是集中型组织,集中型合作社通常由当地的农场主、牧场主、渔业主个人作为会员构成。这类合作社一般服务当地或社区,或县或几个县。大部分合作社行使销售功能。一些区域性集中型合作社在多个州之间经营,提供垂直一体化服务,如加工产品或饲料生产。联邦型合作社有38 个,由两个或以上的协会组织起来销售产品,购买生产资料或行使议价,会员一般是当地的合作社。混合型合作社是中央型和联邦型的合成体,2012 年共有19 个是这一类型,既有个人会员,又有合作社会员,他们服务较大区域范围,拥有很多州的会员,提供多种一体化服务。
(三)按合作社从事商品领域分
合作社有粮油合作社、果蔬类、粮油、畜产品等合作社。合作社从事农产品比较广泛,但一个合作社通常经营一类商品或一种商品。销售类型有棉花、粮油、果蔬类、畜产品等合作社。从其会员数量看,烟草、棉花单个合作社平均会员数量都超过1 000名,烟草是3 133 名(表2)。
三、美国农业合作社目前经营效果状况
(一)总销售经营业绩
1.总经营额据 美国农业部统计,美国农业合作社合计总营业额(包括合作社内部营业额)在2012 年是2 348 亿美元,净营业额(不包括跨合作业务)为2 016 亿美元,净收入总额为61 亿美元,从1979 年以来的经营业绩看,基本处于波动增长态势,2008 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对合作社业绩也有负面影响(图2)。
2.主要地区营业额 农业合作社分布非常广泛,几乎所有州都有各类农业合作社,其中拥有合作社数量最多的明尼苏达州,有199 个合作社。加利福尼亚、伊利诺伊、北达科他等州拥有超过100 个以上合作社。以上各州合作社的营业额大多在100 亿美元以上,见表3。
从各类产品合作社来看,有相对集中的区域。如棉花合作社,主要在得克萨斯州,全国共12 家,4 家在这一州,营业额6.5亿美元,合作社总营业额26.6 亿美元;鱼类合作社共39 家,15 家在缅因州。坚果合作社主要在加利福尼亚州,共19 家中有11家在这一州,营业额10.18 亿美元,坚果合作社总营业额11.05 亿美元。
(二)经营规模分布状况
从目前农业合作社的数量、营业额以及会员的分布情况看,美国农业合作社呈现向大合作社集中的趋势明显,规模集中度非常高。销售额高于2 亿美元的合作社,约占合作社总数的11%,但其营业额占到总数的近79%。销售额低于500 万美元的合作社,为749 家,但总营业额只占0.5%(表4)。
而从会员数量看,也呈现向大合作社集中的趋势。销售额在10 亿美元以上合作社的会员数量最多,约47 万会员,占会员总数的22.5%;但从合作社的数量分布状况看,少于500 万销售额的数量最多,有749 家,占合作社总数的33.5%。销售额在1 000 万美元以下的合作社数量占45.8%,将近合作社总数的一半。换句话说,超过1 000 万美元销售额的合作社数量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规模状况是一般发展中国家规模偏小的合作社难以比较的。
(三)各类合作社经营相对重要性
一是在销售型合作社中,营业额最大的首先是粮油合作社,占总营业额的46.2%,其次是奶和奶制品合作社,占30.4%,果蔬5.8%,糖类占4.6%,畜产品2.9%,棉花占2.3%,大米占1.2%,禽肉占1.1%。二是供应型合作社中,其中经营石油供应占38.1%,经营肥料占19.3%,经营饲料占16.3%,经营杀虫剂占12.1%,经营种子占6.0%。
(四)就业机会
合作社的经济活动影响的一个方面体现在就业方面,就近年的数据观察,2012 年合作社聘用129 000 名全职雇员和56 000名兼职和季节性员工,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就业贡献。与2011 年相比,全职雇员人数下降了1 600 个,而兼职和季节性上升了3 000 个(表5)。
四、美国农业合作社发展新特征
(一)合作社数量与会员数量在下降,营业规模在上升
无论是长期趋势和短期变化来看,合作社数量在进一步下降。尽管农场主和合作社的数量一直在下降,但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国际化的进程中,合作社内部和外部的经营环境不断发生变化,合作社通过购并、联合、合资以及内部扩张,经营收入或营业额不断扩大。
从各类销售型合作社2005—2012 年的数据变化上可以发现,除了畜产品合作社从59 家增加到88家以及坚果类合作社从17 家增加到19 家外,其他各种类合作社数量或多或少在减少,见表6。其中,粮油类合作社减少最多,减少了190 家,奶类减少了60家,果蔬类减少了45 家,糖类减少了21 家。
(二)合作社的治理规则在变迁
总体上美国农业合作社坚持合作社使用者所有、使用者控制、使用者受益3 个基本原则同时,针对合作社现实一些困境,进一步放宽合作社的一些条件。如在过去20 年左右的时间中,一种被称之为“新一代合作社”(New Generation Cooperatives)的新型合作社在美国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傅晨,2003)。“新一代合作社”的会员资格是受限制的,并不是所有愿意加入的人都能够加入,而且是封闭的。但是,会员个人的交易权可以转让和买卖,其他人也可以通过交易权的买卖和转让而成为会员。
美国合作社法律各州有差异,一些州已经放宽会员、股金分配、民主投票等传统合作社的要求和条件。在资金融通上,合作社可以接受外部非会员的资金;在盈余分配上,不是单一的按会员交易数量返还,甚至资本的股金分配超过交易份额;会员进入和退出方面,有的可用封闭会员制来代替开放;在合作社投票权方面,赋予非合作社用户的投资者投票权。
一个比较激进的合作社法律的变化是怀俄明州《加工合作社法》,该法在2001 年7 月1 日起开始生效,该法律与传统观念的销售合作社很大不同,合作社可以有“无限制的非惠顾会员”的投资者,他们不需要与做合作社有业务关系,但有投票权,并根据他们的投资进行收益分享,惠顾会员限于一人一票,而非惠顾会员可能有无限的投票数。该法也引起很大争议,尤其是与合作社3个基本原则不符。一是非惠顾会员的外部投资者可以拥有合作社的大部分,挑战了“使用者所有”的原则;二是非外部投资者可控制多达85%的会员投票,在董事会有高达50%的投票权力,这挑战了“使用者控制”的原则;三是外部投资者可以进行高达85%的投资收益分配,直接挑战了“使用者受益”的原则。此外,为改善合作社治理结构,提高合作社决策水平和能力。一些合作社引进外部董事的做法。通过引入相应的专家来加强合作社董事会的决策水平和能力。
(三)合作社市场环境在变化,形成了行业性巨型合作社 当代美国农产品市场非常集中,一些大企业在整个市场以及特别商品中占据很大比例,如肉类行业有很高集中度,即使集中度最低的火鸡生产、加工,前4 大企业也控制着35%的份额。而牛肉和羊肉屠宰行业,前4 家分别占到72%和70%。最大的4 个肉鸡生产和加工企业有46%的市场份额,最大的4 个猪肉屠宰企业有45%的市场份额,牛肉最大的4 个饲养场有50%的市场份额。ConAgra 涉及以上6 种肉类生产活动,Cargill 则有3 种。
大多数农业合作社不能与这些大型综合跨国公司进行直接的竞争,但经济全球化促使合作社和国内国际大跨国公司进行竞争。这些竞争发生在市场细分和价格歧视,产品差异化,品牌,广告,以及在研究和能力扩张方面的投资,通过产品链的建设和控制整合各种实现利润的机制等方面。而合作社主要还是处于为农场主会员提供低级的加工、物资供应和服务。在规模、资源和市场份额等非价格领域的竞争机会,只有少数合作社才有,如美国最大的农业合作社CHS,在美国纳斯达克拥有上市公司,经营涉及能源、谷物、食品等领域,也是财富100强企业之一。
(四)合作社之间的相互投资
合作社相互间的投资较为普遍,但投资金额所占经营资产份额的比重较小,且从近10 年数据来看,有较明显的波动下降趋势。2003 年该比例为8.8%,2004 年是10.8%,2012 年则降为5.7%。
(五)国际会员现象、国际化经营
美国农业合作社也吸纳一些国际会员,进行国际化经营和扩张,这是美国农业合作社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对美国2009 年农业合作社统计整理发现,所有3 类农业合作社中共有1 800 名国际会员,国外营业额是74.88 亿美元,约占合作社总营业额的4.4%。其中销售型合作社中,有500 名国外会员,国外销售额65.51 亿美元,占销售型合作社营业的额6.4%。其中果蔬类合作社国外会员有200个,在国外营业额2.2 亿美元。粮油类全国合作社营业额444.4 亿美元,其中,国外营业额60.84 亿美元。2009 年供应型合作社中,总计会员1 391 900名,国际会员有1 400 名,国外营业额9.37 亿美元,占供应型合作社营业额631.58 亿美元的1.5%。
五、美国农业合作社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1.农业合作社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经过近200年左右的发展,农业合作社依然是美国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一个重要组织力量,展现出农业合作社强大的生命力。虽然农业合作社数量在减少,但合作社的经营收入在不断增加,合作社的规模化趋势日益突出。这说明将分散的农户联合起来的合作社组织及机制在农业领域始终有其存在的空间和发展的余地。而那种认为合作社是弱者联合,在市场经济缺乏效率,势必被其他组织替代的看法是错误的。为此,中国发展农业合作社要增强信心,加强各类农产品组织建设,健全农业合作社的生产、销售以及农业生产资料购买、服务过程中的功能。
2.加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化和品牌化经营合作社要形成百年老店,要持续壮大发展,要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与其他组织进行竞争,必须经历合作社的规模化经营。美国的合作社数量在减少,主要是合作社间的联合与并购增加,因而单个合作社规模在不断提高,合作社的影响力也在提升。在一些农产品领域,已形成为数量少但相对稳定的合作社。同时合作社需要品牌化经营,通过品牌整合各地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如美国的新骑士,原名是“南加州水果与农产品合作社”,成立1893 年,由加利福尼亚州与亚利桑那州6 000 多名柑橘种植者共同拥有;他们大部分都是小型的个体果农,其中约有2 000 名种植柠檬。新奇士果农把新奇士柳橙、柠檬、葡萄柚和其他产品统一品牌进行加工包装销售,以统一新奇士商标在世界各地销售产品年超过12 亿美元,该合作社成为世界上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柑橘营销机构。相比较起来,中国农业合作社正处在新的发展时期,应该借鉴美国农业合作社的规模化和品牌化经营的经验,加强战略谋划,才能做大做强各地合作社。
3.合作社发展需要政府有力的支持美国合作社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从合作社历史发展可以看到,美国在1922 年《凯伯—沃尔斯塔德法案》(Capper-Volstead Act)的通过,把合作社从《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限制中豁免出来,此外《史密斯—雷弗尔法(Smith-Lever Act)》、《合作营销法案》以及合作社税收等相关法律都提供了对合作社的支持。当代,一些州为了增强合作社的灵活性,修改合作社条例,放宽会员、股金分配、民主投票等传统合作社原则,有利于新型合作社更加灵活的发展。中国农业合作社要得到健康发展,也需要对中国相应法律政策进行进一步完善,并加大金融、财政等方面支持,以满足农业合作社长期发展需要。
4.进一步创新合作社发展机制美国农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不少问题,如合作社资金积累能力弱,会员需要多元化和多样化,总经理能力,董事会效率,国际会员等问题。有些问题是合作社本身机制问题,有些是组织建设问题。中国农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也会面临其中一些问题,应该鼓励各地合作社进行各项机制创新,加强组织内部建设,解决好合作社发展的人、财、物等问题,促进中国农业合作社又好又快地发展。
第五篇:隐身材料的发展现状及研究进展
功能材料学
隐身材料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摘要:介绍了隐身材料的分类,以及隐身材料的研究现状。主要介绍了微波隐身材料,红外隐身材料和激光隐身材料的特点和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在此基础上,介绍了纳米隐身材料和红外、雷达的兼容隐身材料,并指出多频谱兼容隐身是未来隐身材料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隐身技术,吸波材料,发展趋势,多频兼容隐身
随着电子科技的迅速发展,雷达,毫米波,红外,激光,声波等探测技术趋于成熟,使得未来战场上武器系统特别是一些大型的作战武器,如飞机、坦克、导弹、舰艇等所面临的威胁日益增加。为了提高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防御能力和攻击能力的隐身技术普遍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1]。隐身技术的发展关键在于隐身材料技术的发展。现代化的战争对吸波材料的性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一般传统意义的吸波材料已经很难满足薄、轻、宽、强的综合要求,各国都在积极开发新型的吸波材料。
通常说的隐身技术是指在一定探测环境中控制、降低各种武器装备的特征信号,使其在一定范围内难以被发现、识别和攻击的技术。隐身技术作为一项高技术,与激光武器,巡航导弹被称为军事科学史最新的三大技术成就,成为现代军事研究的关键技术。隐身技术一般可分为微波隐身技术,红外隐身技术,声隐身技术和激光隐身技术。隐身材料是隐身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隐身技术的发展。
1.隐身材料的分类
隐身材料的分类方法有很多种,相应于隐身技术的分类,可分为微波隐身材料,红外隐身材料,声隐身材料,激光隐身材料和多功能隐身材料。由于雷达的工作波段大部分在微波段(1m-1mm),因此该技术称为微波隐身技术[1]。1.1 微波隐身材料
雷达是探测武器特别是飞行器的最可靠地方法,它是利用电磁波发现目标并测定其位置的设备。吸收雷达波的材料称为雷达吸波材料,简称吸波材料[2]。吸波材料是指能吸收投射到它表面的电磁波能量,并通过材料的介质损耗使电磁波能量转化为热能或其它形式的能量而耗散掉的一类材料。它的工作原理与材料的电磁特性有关。该材料一般应具备两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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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即波阻抗匹配性和衰减特性。波阻抗匹配特性即入射电磁波在材料介质表面的反射系数最小,从而尽可能的从表面进人介质内部;衰减特性指进入材料内部的电磁波被迅速吸收。损耗大小,可用电损耗因子和磁损耗因子来表征[3]。对于单一组元的吸收体,阻抗匹配和强吸收之间存在矛盾,有必要进行材料多元复合,以便调节电磁参数,使它尽可能在匹配条件下,提高吸收损耗能力。
吸波材料可分为传统吸波材料和新型吸波材料。传统吸波材料以强吸收为主要目标,常用的材料有铁氧体、金属微粉、钛酸钡、碳化硅、石墨、导电纤维等[4]。它们通常都存在吸收频带窄、密度大等缺点。新型吸波材料包括纳米材料、多晶铁纤维、“手征”材料、导电高聚物及电路模拟吸波材料等,要求满足“薄、宽、轻、强”等特点,即厚度薄,吸收频带宽,重量轻,力学性能强。
吸波材料还可以可分为导电损耗型、介电损耗型和磁损耗型三类[5]。(1)当导电型吸波材料受到外界磁场感应时,会在导体内产生感应电流,感应电流又产生与外界磁场方向相反的磁场,从而与外界磁场相抵消,达到对外界电磁场的屏蔽作用。非磁性金属粉末、石墨和导电高分子等属于导电损耗型;(2)碳化硅、钛酸钡等属于介电损耗型吸波剂,其机理主要是介质的极化弛豫损耗;(3)铁氧体、铁磁性金属粉等属于磁损耗型,它们主要是通过磁滞损耗、铁磁共振和涡流损耗等机制大量吸收电磁波的能量,并将电磁能转化为热能来达到吸波效果。
按工艺方法可分为涂覆型和结构性。前者是将吸收剂与粘结剂混合后涂敷于目标表面形成吸波涂层,是一种吸波的高分子复合涂料。这种涂料具有反射率低,响应频带宽,轻且薄等特点。后者具有承载和吸收雷达波的双重功能,通常是将吸收剂分散在层状结构材料中,或是透波性能好、强度高的高聚物复合材料(如玻璃钢,芳纶纤维复合材料)作面板,夹芯采用蜂窝状、波纹体或角锥体的夹芯结构。1.2 红外隐身材料
红外探测系统是依靠探测目标自身和背景的辐射差别来发现和识别目标[6]。红外隐身材料主要通过降低目标表面的红外发射率和绝对温度,改变目标的红外辐射特征,降低武器在红外波段的亮度,改变武器在红外热像仪中的形状,降低其被发现和识别的概率[7]。红外隐身区域包括近红外波段(0.76~3.00um)、中红外波段(3~6um),远红外波段(6~l5um)和极远红外波段(15~1000um)[1]。但由于所受的大气窗口的限制,红外探测器的实际工作波段为 3—5um和8—14um。
红外隐身材料的目的就是使目标和背景的辐射能量差减小到红外探测器探测不到或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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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不出的程度,因此对红外隐身材料,一方面要求其与背景的辐射能量差要小,另一方面要求其响应频带要宽,即要求该材料的覆盖波段为 3—5um和 8—14um,同时要有利于实现多波段兼容。
由斯蒂芬一玻耳兹曼定律 :E = 4εδT4 其中ε为物体的发射率,δ为斯蒂芬一玻耳兹曼常量,T为目标的绝对温度.从玻耳兹曼定律可以看出,实现红外隐身最有效的途径是降低材料的发射率和控制目标的表面温度[8],所有对应的常用材料有降温材料和低发射率材料。1.2.1 降温材料
降温材料是降低目标热辐射的最有效的材料。目前已见报道的有隔热材料和相变材料。隔热材料一般是泡沫塑料和陶瓷材料。在近年来的研究,发现中空微珠的隔热降温效果较好,而且当其用量小于 20%时,中空微珠对涂层的发射率基本没有影响[9]。正在兴起的相变材料目前正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人们也开始研究把它作为红外隐身材料。相变材料在发生物相转变时,伴随吸热、放热效应而引起温度变化,利用这种特性可以从温度上对目标的热辐射能量加以控制。1.2.2低发射率材料
低发射率材料主要有涂敷型和薄膜型两类,但因为薄膜型材料成本较昂贵,制作复杂,难以在武器中得到实际应用,因此目前国内外研究的重点主要在低发射率涂料方面,它由吸收剂(颜料)、粘合剂(基料)[10]和添加剂组成。红外隐身涂层是由红外隐身涂料在装备表面上涂制而成,按其构成的涂层数可以分为单层和多层复合涂层。单层涂层由同一种涂料涂成的涂层,而多层涂层则考虑到多波段、与雷达波及激光隐身涂层兼容,由不同涂料组成。1.3 激光隐身材料
激光的方向性强、单色性好、相干性和亮度好。它与普通微波雷达相比,还具有分辨力高、抗干扰能力强、隐蔽性好等优势。激光隐身以近红外到中红外区作为激光器的主要工作波,其中1.06um为激光隐身的重点[11]。激光隐身是通过降低目标对激光的回波信号,使目标具有低可探测性。要实现激光隐身,必须减少目标的激光雷达散射截面。激光雷达散射截面(LRCS)[12]是描述目标对照射到它上面的激光的散射能力的物理量,用于评价目标的激光隐身效果。
激光隐身材料通常对激光信号吸收强,从而降低了激光反射信号,还可以改变发射激光的频率,使回波信号偏离激光探测波段。激光隐身材料从使用方法上可分为涂覆型和结构型,其中以涂覆型材料最适合,因为它价格低,使用方便,适用与各种目标和目标的各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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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其他类型的激光隐身材料尚未见具体报导。.隐身材料的应用
在民用上,吸波材料主要应用与建材中,目前主要研究和开发一些质量轻、频带宽、多功能的新型建筑吸波材料。建筑吸波材料在电磁波防护领域,较常用的手段是电磁屏蔽防护。为克服电磁屏蔽所带来的电磁波高反射这一弊端,对某些屏蔽材料的性能要求已由过去的高反射调整为高吸收低反射[13]。例如混凝土吸波材料在工程上的应用前景广阔,它可以广泛应用于建筑物、桥、塔等处时,可以防止雷达伪像。在通信基地,可以用来改善通信质量。在机场、航标、码头、电视台和接收站附近的高大建筑物上,可以用来消除反射干扰,以尽量减轻电磁辐射对人们所造成的危害。另外,还可用于军事隐身建筑领域、精密仪器厂、防电磁波干扰的科研部门以及国家保密单位的防信息泄露等部门
在军事上,微波材料和红外材料用在各种武器装备上,特别是兼有两者特性的隐身材料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B-2隐身轰炸机 900m 表面喷涂有坚韧的弹性体吸波涂层,F-22隐身战斗机机身部分金属零件采用吸波涂层,F/A一18E/F飞机则采用密度很低且耐腐蚀性优良的新型隐身材料[14]。这样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目标被发现的几率,从而提高装备的生存能力、防御能力和攻击能力。等离子体隐身材料材料因其耐高温等特性主要用在航天与运载火箭上[15]。在水上作战时,潜艇和鱼雷最常用的手段,主要用声纳探测。将声隐身材料应用与潜艇上,可以减小其被发现的概率。.隐身材料展望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有报道研发了多种隐身效果比较好的隐身材料。报道最多的有纳米隐身材料和雷达与红外兼容的复合材料[16]。3.1 纳米隐身材料
纳米隐身材料是目前隐身材料研究中一个非常活跃的热点,纳米材料具有很多与众不同的特异性能[17],主要表现为具有纳米尺寸效应、宏观量子隧道效应、界面效应、纳米非均匀性等特点,使其在光、电、磁等物理方面具有独特的性质,可导致微波的高磁导率、高磁损耗,实现微波的宽频带强吸收,而且具有兼容性好、质量轻、厚度薄等特点,是一 种 具 有 很大 发 展潜 力 的新一 代 隐身材料。国内外研究的纳米隐身材料主要有 :纳米金属和合金、纳米金属单层膜和多层膜、纳米铁氧体、纳米导电聚合物、纳米 SiC、纳米碳纤维吸波材料等[18]。3.2 雷达与红外兼容的复合材料
目前雷达在各种探测器中仍占主导地位, 而红外技术在侦察、捕获目标和制导技术方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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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得到广泛的应用,因此,雷达和红外隐身的兼容性将是今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但由于雷达吸波材料与红外隐身材料的隐身机理不同,使得它们的性能要求相互制约。雷达吸波材料要求高吸收率,低反射率;而红外隐身材料要求低吸收率, 高反射率[]。要使同一种材料同时满足以上两种要求, 实现起来有相当的困难,大量实验发现掺杂半导体填料[20]能满足雷达与红外兼容隐身的可能性。实现雷达和红外兼容目前有两条技术途径: 一是研制一种雷达波高吸收、热红外低辐射的隐身材料;二是分别研制高性能雷达波吸收和热红外低辐射材料, 然后通过结构设计将其复合起来, 复合后其雷达波吸收性能和热红外低辐射性能仍能保持不变或变化不大[1]。
雷达波与红外兼容主要包括毫米波与红外兼容和厘米波与红外兼容。毫米波与红外兼容隐身材料主要用于导弹和地面武器装备的隐身;厘米波和红外兼容隐身材料主要用于军用飞行器的隐身。国内有多家单位在开展毫米波和红外兼容隐身材料的研究。王智勇[21]等在毫米波吸波材料上涂覆一层红外涂料,在一定的厚度范围内,可以同时兼顾两种性能,且雷达波吸收性能基本不变。但国内对厘米波与红外兼容隐身材料的研究甚少。
4.结语
随着现代侦察和制导技术的多元化发展及各种先进探测设备的相继问世, 要求吸波材料将来发展成为能兼容厘米波、毫米波、红外、激光等多种频谱的隐身材料, 在同一目标上使用的材料要求实现多个波段以上的多功能隐身材料一体化设计。因此,在未来的战争中, 适合一二个相应频段的吸波介质将很难金后的探测系统具有实战意义, 发展多频段高性能隐身材料技术是未来隐身材料研究的重要方向。隐身材料正向着多频谱,兼容性,智能化发展,研究“宽,薄,轻,强”的隐身材料一直是人们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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