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深入认识法治和德治的辩证关系

第一篇：如何深入认识法治和德治的辩证关系

如何深入认识法治和德治的辩证关系？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将“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概括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十条基本经验之一。十六大通过的新修改的党章，也郑重加入了以德治国的内容，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就从理论和实践的新高度，再一次昭示全党和全社会必须充分认识以德治国的重要地位。在当前的形势下，深入认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是全面宣传、学习和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特别是在高校“思想道德修养”课中全面深入地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点内容之一。

正确把握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相互关系，重要的是正确把握法治和德治的相互关系。自从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1月全国宣传部长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以德治国的思想以来，一些同志在思想上的疑惑，主要是在如何看待法治和德治的关系，并由此引申出如何看待德治和人治的关系等问题上面。一些观点认为法治排斥人治，而德治注重人治，因而提倡德治就会导致削弱甚至否定法治，最终会退回到人治的老路上去。对于这样一些疑惑问题，应当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力求释疑解惑。不然的话，就会妨碍真正理解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大意义。

一、如何正确把握法治和德治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据统计，在20多年的时间内，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各部委、地方人大等制定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度已达9 000余件，我国以宪法为核心的7个法律部门的主干法都已制定出台。可以说，“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正是在我国法制建设的这些成就的基础上，党的十五大庄严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和基本目标。这一思想随后还写入了神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党的十六大再一次重申了依法治国的思想，强调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依法治国首先是依照宪法治国的思想，已深入党心、民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道德建设同样也取得了重要的进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克服物质文明建设这一手比较硬、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比较软的现象方面成绩显著。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主旋律在全社会得到强有力地弘扬，思想道德建设成为发展先进文化的中心环节和主要内容，经济社会的协调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等文件，充分反映了党在总结精神文明建设、包括道德建设的经验教训方面取得的成果，以及在此基础上绘制的战略发展的总体蓝图。

然而，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相对而言，道德建设的成就仍然未尽如人意，尚未达到党和人民所期望的发展目标。正如《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所指出的，“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执法部门也屡屡发生震惊全国的大案要案，如汕头海关重大走私案、厦门海关重大走私案等，涉案人员中有不少人是海关、公安部门的中、高级领导干部。这些人违法犯罪的一个共同原因，不是由于无法可依或不懂法、不知法，而是由于在道德上被首先打开了缺口，产生了道德防线上的“管涌”，导致思想道德大堤的崩溃，最终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他们是明知故犯，执法犯法。前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在案发受审的过程中曾自述，他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地认识到他正在走上一条违法犯罪的不归之路，但由于自己在道德防线上抵挡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最终一步步地被拉进了泥潭而不能自拔。类似的“自述”，在不少违法犯罪的中、高级干部的所谓“悔过书”中，几乎都可以见到。

从这些问题中，特别是从执法人员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大案要案的教训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为什么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以及法治和德治的关系，为什么一定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法律和道德始终是相辅相成的，没有道德作为基础，法律的威严终究会受到挑战。因此，加强法治，必须同时加强德治，没有德治的支持，法治的效用也会受到极大的削弱。

第一，德治不但不是对法治的否定和削弱，而且是对法治的进一步肯定和强有力的支持。

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规范也可以说是道德规范。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发挥的都是行为规范的功能，但各自起作用的手段不同。法律规范主要依靠国家强力机器作后盾而发挥强制的作用，道德规范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人的良心而发挥劝导和教化的作用。由于法律规范主要是通过强制手段来发挥效用的，同时，法律的一个重大优越性，在于它可以不顾及人们对它是否赞成的主观因素，只要人们违犯法律，都可以靠强制手段来照样发挥规范社会秩序的作用。但由此也同时显露了法律规范的局限性，即法律一般而言主要是禁于行为的“已然”，也就是对行为后果的一种惩戒，而且，任何法律都不可能没有漏洞或“盲区”，正是因为这样，法律规范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不可能是万能的。要克服法律的这种局限性，必须充分发挥道德规范的作用。道德的作用主要针对行为的“将然”，即靠人们的道德自律性，靠道德良心，防止越轨行为的发生。而且，道德规范的覆盖面是无所不包的，道德没有“盲区”。只要人们真心服膺道德规范，就会成为一个守德守法的合格的社会成员。一般来说，违犯法律规范，同时就意味着违反道德规范；而违反道德规范，则不一定同时违犯法律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规范可以理解为道德规范的最后防线。社会通常是把一些最基础、最重要的行为规定，用国家强力机器作后盾的法律形式加以规范化，以防止社会成员超越这道最后的防线，破坏社会的基本秩序，损害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正是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这种特殊的共性与个性兼而有之的关系，使道德成为法律的伦理基础。因而加强道德建设，同时就意味着加强法律建设，强化德治的同时就意味着强化法治。在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中，在正常的法律秩序和道德秩序相辅相成的环境下，没有道德建设加强了而法制建设反而削弱了的现象，也没有德治强化了而法治反而弱化了的现象。

第二，德治不是超越法治，而是与法治相辅相成的德治。

从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各自的特性来看，法律规范是比较确定的，具有严格的内涵，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完全可以用刚性的尺度来衡量人们是守法还是违法。因而，依法治国、法治，正是根据法律规范的确定性来治国，用法律规范严格的尺度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而道德规范则具有较宽泛的伸缩空间，人们对同一道德规范的认识程度会有层次上的差异。因此，很难像法律规范那样，由一个专业的部门(如法院)和专业人员(如法官)来对道德规范的涵义作权威性的准确定义，并用刚性的尺度来衡量人们是否遵守了道德规范。因此，以德治国，德治，更主要的是强调道德对人们的教育和感化作用，强调通过道德建设，加强社会的主流道德价值的导向，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素质，从而使社会成员能够正确地看待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自觉地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也包括自觉地守法，做一个守德守法的好公民。德治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在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的进程中，不会也不可能超越法治，而只会成为法治的最有效的辅佐手段，成为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础。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德治的辅佐，没有德治作为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第三，德治不是针对法治提出的另一个新的治国方略，而是对依法治国方略在道德上的重要补充，以使人们更加重视道德的作用，更加重视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关系。

可以说，提出德治和以德治国的思想，是对法治和依法治国方略的更加深刻的理解，是治国理论的前进。从中外历史上的治国经验来看，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在百废待兴、社会秩序的整顿治理面临严峻挑战的形势下，往往首先采用的是刚性的法治手段，以求令行禁止、稳定大局，使重整社会秩序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样的时期，一般尚来不及对社会复杂的利益关系的各个方面作出细致周到的协调安排。但是，一旦社会走上了正轨，要求有大的发展和长期繁荣时，长治久安的问题便会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矛盾突出出来。德治常常正是在这样的时期受到政治家和社会大多数成员普遍关注的。只有德法并用，发挥道德和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各自的特殊优势，才能够使社会关系特别是社会的利益关系得到有效调整，为社会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已经50多年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走过了20余年的历程，在面对21世纪的战略机遇和严峻挑战的新形势下，社会主义中国长治久安的问题必然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当前提出以德治国的思想，正是应对我国长治久安问题的一种战略思考和战略举措。因此，如果认为谈法治，谈依法治国，就必须排斥德治，排斥以德治国，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是对治国方略浅层次甚至是片面的认识，是不足取的。法治、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只有包括德治和以德治国的内涵，才是成熟的、完整的和可行的。

二、如何正确看待法治、德治和人治的关系?

认为法治排斥人治，而德治注重人治的观点，实际上是简单地将历史上的德治与人治相提并论，尤其是将儒家的德治简单地等同于人治。这样的立论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上的情况，甚至不完全符合儒家德治思想的情况，更不符合今天的实际。

第一，儒家的德治思想，主要是孔子和孟子的德治思想，确有轻视法治的一面，但这并不等于孔子、孟子绝对排斥法治，更不等于所有的儒家思想家都排斥法治。

孔子比较轻视法治，认为任用刑罚，只能达到“民免而无耻”的结果。但即便如此，孔子也并未完全排斥刑的作用，如他讲“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表明了他对“猛”即刑的绝非一概排斥的认可态度。孟子在讲“王霸之辩”时，既推崇“王道”、德治，也认识到了“霸道”、刑罚的作用。在儒家思想家中，荀子对法治的看法更加积极。他所持的基本上是“德主刑辅”的态度，主张“明德慎罚”，强调“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荀子•富国》)荀子的“德主刑辅”思想对后世儒者的影响很大，所谓儒家的治国方略是“阳儒阴法”，基本上讲的就是荀子这样的思路。汉武帝时代的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得到认可，从而使儒家的德治思想和治国方略正统化和官方化。而董仲舒的德治思想，也主要是“德主刑辅”的思想。

第二，儒家的德治理想，是把治国安邦的希望寄托在圣人贤人身上，这既是儒家的德治归结为人治的主要表现，也是儒家意欲从道德上约束帝王国君的一种道德理想的反映。

儒家德治理想的核心是圣人之治。孔子时代，儒家的圣人榜中有尧、舜、禹、文武、周公等，后世又加入孔子，并把孟子列为“亚圣”。魏晋以后，明确提出了“内圣外王”的主张，儒家圣人之治的主张更加学理化。

把天下治理的希望不是寄托在制度上，而是寄托在少数几个杰出人物身上，这确实是典型的人治模式。但是，对这样的模式，需要结合历史背景进行分析，而不能简单地由此推导出德治必然等于人治的结论。

儒家德治思想的社会历史背景，是剥削阶级的专制制度。在这种专制制度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主皇帝是至高至尊、超越一切之上的，政从君出，法由君命，皇帝就是天下根本大法的象征，天下的安危祸福也由此而系于一姓王朝的总代理人身上。孔子和其他儒家思想家看到了这种制度的治理特征，也从历史王朝的兴衰更替中，看到了君主皇帝个人的道德品质对于天下兴亡的直接关系：仁君、明君治国，如文武、周公，则兴邦；暴君、昏君治国，如夏桀、商纣，则丧邦。一人以兴邦，一人以丧邦，这种历史规律折射出来的表面现象，给予儒家极大的警示。儒家提出德治方略，列出尧、舜、禹、文武、周公作为仁君、明君的楷模，列出夏桀、商纣、秦始皇作为暴君、昏君的典型，其目的确实包含着对当政者的明喻和劝戒的用意，希望当政者以仁君、明君为榜样，为政以德，厚仁亲民，率先垂范，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国理想。

说到底，儒家的德治之所以成为人治，首先是由于它赖以施行的政治制度是剥削阶级的专制制度，专制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人治，是君主皇帝的一人之治。虽然中国古代有世界史上最完备最系统的刑律体系，但皇帝是绝对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绝对不受任何一条刑律的约束。正是人治的社会政治制度，决定了为统治阶级所采纳的儒家的德治，必然归结为人治的德治。孔子和其他儒家思想家不可能超越历史发展阶段，提出民主政治的治国方略；不可能从政治制度上认识到专制制度的危害；他们在思想感情上，仍然是统治阶级的代言人。因此，他们也只能在人治的专制制度的框架内提出自己的德治方略和道德理想。儒家的德治走向人治或者归结为人治，最根本的是社会制度的原因。

第三，在中国古代专制制度的背景下，不仅儒家的德治归结为人治，就是法家的法治也必然成为人治。一般意义上会认为法治是排斥人治而注重制度性约束的，但中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方略，却仍然是与人治相结合的，而且是与暴烈的人治相结合的。法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是帮助弱小的秦国变法图强，并最终由泰始皇统一中国，创立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的时期。秦始皇最欣赏的思想家是韩非，最重要的辅佐之臣是李斯，韩非和李斯均是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因而，秦始皇的治国方略正是法家的法治。可是，秦始皇施行的也是最严酷的人治，他本人是历史上最具铁腕的“暴君”，秦朝因此也被后人称为“暴秦”。秦朝制定的《秦律》在当时是空前完备的，它奠定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刑律体系的基础。然而，秦始皇也是绝对凌驾于《秦律》之上的，“朕即天下”，对秦始皇而言决非虚妄。秦王朝在速强之后而速灭，即所谓“二世而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没有及时地调整治国，而是一味沿用法家的严刑峻法，导致民怨沸腾，民不聊生，阶级矛盾严重激化，最后陈胜、吴广斩木为兵、揭竿而起，天下响应，弹指间不可一世的秦王朝灰飞烟灭。西汉之后儒家的德治思想能够逐渐登上历史舞台，与统治阶级反思秦朝速强速灭的历史教训有紧密关联。

法家的法治思想在秦朝与人治相融合，根本的原因也是制度性的。在专制制度下，任何一种治国方略，都必然会深深地打上人治的烙印，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相对而言，法家是暴烈的人治，儒家是怀柔的人治。法家的人治由于过于残酷，从而被历史所摒弃；儒家的人治由于对统治阶级多少还有一点约束和警示作用，因而成为能够适应历史发展需要的治国方略，从而被历史所接纳。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对于儒家德治与人治的关系，就应当从历史条件出发进行实事求是地辩证分析，而不能简单地将德治与人治相提并论，也不宜对儒家的德治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彻底否定的态度。

三、如何认识古今法治和德治的根本区别?

党的十五大报告对依法治国的性质和内涵作了精辟的阐述：“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一基本思想已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我们党和国家对依法治国方略的这些表述来看，今天所强调和施行的法治，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框架内的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中国古代法家所倡导的法治，是有法“治”而无法“制”，即不是在法制社会的框架内来施行法治，不是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事，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存在着特殊的超越法律之上的人-----君王或皇帝，存在着特殊的超越法律之上的群体------统治阶级，既有“朕即天下”，也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样的“法治”，当然要走向暴政，也当然要排斥强调获取民心的“德治”。同时，古代专制制度下的“法治”，其立法和执法，更不可能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而是以维护一姓家天下的私利为基本立场的。社会主义法制社会下的法治，其出发点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人民行使当家做主权利的民主政治形式，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今天施行的德治，与古代儒家的德治的重大区别，不仅表现在今天的德治是与法治相辅相成、紧密结合的德治，而不是重德轻法、排斥法治的德治；不仅表现在今天的德治是在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框架内施行的德治，而不是圣人之治、从而导致人治的德治。更重要的，今天的德治如同法治一样，都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是真正厚仁亲善、政通人和的“民治”。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哲学理论基础是所谓的“民本”思想，孔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观点，反映的正是这样的思想。但是，这种民为邦本思想的立足点，不是为人民谋利益，而是一种“治道”之术，即一种统治权术。荀子所说的“水亦载舟，水亦覆舟”的思想，代表了儒家对统治者与老百姓关系的一种基本看法。因此，建立在民本思想基础上的儒家的德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笼络民心的具体举措，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统治百姓。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将儒家的德治方略树为官方正统的治道之术，正是看中了儒家这一套学说对于维护统治的独特作用。攻心为上，是儒家德治的特点。因此，儒家德治的治道之术，也可以说是“心治”，是治心之术。在剥削阶级社会中，这套学说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同时也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起到麻痹人心的作用，使人们盲目顺从统治阶级的压迫。一旦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到不可调和的时候，统治阶级就撕下假仁假义的面具，对百姓施以残酷的压迫。因此，儒家的德治在中国古代社会从来没有真正施行过。而今天的德治，不但是人民根本利益的体现，而且是人民自己治理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人的一种具体形式，是能够真正施行的仁政。因此，今天的德治不是治道之术，不是心治，不是为了笼络民心和归顺人心，而是调整社会关系所必须的手段，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具体体现。

第二篇：法治德治名言

治国无法则必乱。——清代大臣 张廷玉 《明史》 明主治吏不治民。——汉王朝第7位天子 刘彻 治国名言

治民无常，唯法为冶。——战国末期哲学家 韩非 《韩非子·心度》

战国·韩非《韩非子·心度》。这两句大意是：治理百姓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只有实行法治才能够把百姓管理好。韩非是先秦法家之集大成者。他主张实行法治，用严刑峻法钳制人民。他的“以法治国”的“法”体现的是国君的意志。他的法治主张有其历史进步意义，也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以法治国”的提法现在仍有借鉴意义，我们可以用人民通过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来治理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新法制。

治国者必以奉法为重。——元末明初小说家,戏曲家 罗贯中 《三国演义》

明·罗贯中《三国演义》九十六回。幸：尊祟。本句大意是：治理国家的人必须遵守国家法令，以遵纪守法为第一要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只有作到这些，才能真正实行法治。一个真正的治国者，必须把自己置于法律的监督之下，决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那种朕即国家，朕的话就是法律，既可以一言兴法，也可以一言废法的专制主义，必将把国家搞乱。本句具有重要的警戒意义。

治国之道，爱民而已。——西汉经学家,文学家 刘向 《说苑·政理》

汉·刘向《说苑·政理》。道：这里指方法。而已，罢了。这两句大意是：治理国家的方法，不过是爱护人民罢了。这是周武王向姜太公问治国方法时，姜太公作的言简意赅的回答。治国，是件大事，也是件难事。但治国者若能抓住根本，难事也就变得窖易了。这个根本就是“爱民”二字，因为治国，实际上就是治人。姜太公从正反两个方面—一列举了爱民的具体方法，最后归结说：“故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耐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能够做到这一步，国家必然就会治理好。“爱民如子”的成语即来源于此。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又称老聃、李耳,我国古代春秋后期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 老子 《老子》 治国的名言

春秋·老聃《老子》五十章。以：用。正：正常。奇：出人意料。这两句大意是：用正常的方法治理国家，用特殊的、变化的方法指导战争。这两句的重心在前一句。办任何事情的方法都有奇正之分。用兵是对付敌人，要用出人意料、变化多端的方法出奇制胜。治国则是处理国家内部事务，要用正常的方法，不多生变异，横生事端，还要符合人民的心理要求和愿望，民安则国家也得到安定。选两句多用于谈论治国之道。

治国之道，务在举贤。——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政治家,军事家 诸葛亮

治国经邦，人才为急。——名孙文,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倡导者 孙中山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西汉学者 戴圣 《礼记》

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春秋时期政治家,史称管子 管仲 《管子·治国》

春秋·管仲《管子·治国》。治国：治理得好的国家。乱国：不太平的国家。这两句大意是：治理得好的国家常常是富裕的，而不太平的国家一定是贫穷的。国家大治，百姓安心生产，民富国亦富；国家**，田园荒芜，国库耗散，民穷国亦穷。这两句用于表示要使国家富裕，必须使国家稳定而有秩序。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西汉皇族淮南王 刘安 《淮南子·汜论训》 治国名言

汉·刘安《淮南子·汜论训》。常：常规，国定的规律、法则。本：根本。这两句大意是：治理国家有一定的法则，就是以对人民百姓有利为根本，国家有诸多政夸措施，也有诸多规章制度，所有这些都应以利民为出发点。可用于论述治国施政如何抓住根本。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春秋时期政治家,史称管子 管仲 《管子·治国》

春秋·管仲《管子·治国》。这两句大意是：凡是治理得比较好的国家，都遵循了同一原则，那就是必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只有广大人民都富足了，国家才能繁荣昌盛，这是被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的道理。因此，这条两千多年前提出的论断，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可供论述党的富民政策时引用。

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清末官吏,法学家 沈家本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轲,战国时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家代表人物 孟子 《孟子·公孙丑下》

战国·孟轲《孟子·公孙丑下》。道：真理，正义及正确的治国之道。这两句大意是：掌握着真理和正义的人，帮助的人就多；抛弃了真理和正义的人，帮助的人就少。原文中，孟子的这两句话是针对当时各国国君而言的。后世引用，多“得道者”、“失道者”泛指正义的和不义的人或势力。本名句多用于说明正义的事业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倒行逆施，就会众叛亲离，导致失败。它适用于政治斗争、军事斗争；既适用于国内，也适用于国际，引用率颇高。

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战国末期哲学家 韩非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治国的名言

战国·韩非《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冶强：国家太平强盛。弱乱：国家纷乱衰弱。阿（e婀)：不公正，偏袒。这两句大意是国家太平强盛得力于法治，国家纷乱贫弱是由于执法的不公正。国泰民安得力于法治，因为只有实行法治，以法治国，社会才会安定，人民才能遵法守法。相反，若贪赃卖法，举事不公，阿曲权贵，人民自然不服。一旦小的不服发展到大的不服，心里不服发展到行动上的对抗，国家就陷入**之中了。

治国之道，在乎猛宽得中。——南宋哲学家、教育家、诗人 朱熹

子不能治子之身，恶能治国政。——墨翟,战国时期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 墨子 《墨子·公孟》

战国·墨子《墨子·公孟》恶(wū屋)：疑问代词。怎，如何。这两句大意是:你不能管理好自身，怎么能管理好国家的政事呢?一次，告子自信地对老师墨子说：“我能够治理国家，从事政治。”墨于听了谆谆告诫说：“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同时批评告子“～。”墨于的话很有道理，俗话说己不正不能正人。只有管理好自己才能管理好别人。每个从政者，如果真想做出政绩来，首先就要从自己做起。

治国之难在于知贤而不在自贤。——战国思想家 列子 《列子·说符》

战国·列子《列子·说符》。本句大意是：治理国家的困难在于识别贤能，而不在于自己贤能。这句话道出了识贤择佐的重要性。治理国家，光凭孤家寡人是不行的。个人贤能，只是使一个人的才智起作用；善于识贤择佐，使众多的贤人能者都发挥自己的才能，那国家治理起来就容易得多了。这句可用于说明知贤择佐的重要性。

治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北宋文学家 苏轼

学校之设，固治国化民之本也。—— 田况 治国名言

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春秋时期政治家,史称管子 管仲

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秦末汉初隐士 黄石公 《三略》

秦末汉初·黄石公《三略》治国之道，在于依靠贤士和民众。信任贤士像信任自己的心腹一样，使用民众，象使用自己的四肢一样。那么制定政令，就不会有所疏漏。一旦有所行动，犹如身体与四肢相随，骨节相互照应，自然天成，妙合无间。强调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于得人与否。

欲不正，以治身则夭，以治国则亡。——战国末期商人,政治家 吕不韦 《吕氏春秋》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 商鞅 《商君书》 治国的名言 暴君统治国家就像一个倒置的圆锥体。——英国作家 塞·约翰逊

治身者以积精为宝，治国者以积贤为道。——西汉哲学家 董仲舒 《春秋繁露·通国身》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通国身》。治身：调养自身。道：方法，途径。这两句大意是：善于调养自身的人，以积蓄精力为最宝贵；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以积聚贤才为正确的途径。精力为身体之精华，贤才为国家之精华，就像养身者以积蓄精力为贵一样，治国者也要以延揽贤才为正途。这两句一为比体，一为喻体，比喻精确，说理透辟，这种以喻达理的方法值得学习。

男儿立志三步曲：齐家、治国、平天下。——唐伯虎,明代画家,文学家 唐寅

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战国末期商人,政治家 吕不韦 《吕氏春秋·慎大览·察今》

吕不韦《吕氏春秋·慎大览·察今》。悖(bèi备)：混乱。持国：保持目家安定与繁荣。过几句大意是：治理国家投有一定的法制就会大乱，死守故法不知变革也会大乱，混乱动荡就不可能保持国家的安定与繁荣。《吕氏春秋·察今》强调了因时变法的重要性，说明古今时世不同，制订法令、政策当明察今天的形势，这样才有针对性和可行性。时代不同了，事物变化了，如政策法令不相应调整变化，仍以故法治国，没有不失败的。《察今》阐述的道理，至今不失其启迪、教育意义。

构大厦者先择匠而后简材，治国家者先则佐而后定民。——唐代文人 马总 《意林》 治国名言

唐·马总《意林》引《物理论》。柯：建造。简：通“柬”，选择。佐：辅助的人。这两句大意是：建造大厦的人先选择匠人，而后才选择材料；治理国家的人先选择辅佐官员，而后才能安定百姓。建造大厦，没有好的工匠，即使有好的建筑材料也建不好。治理国家，没有有才能的官员辅佐，再好的百姓也不能安居乐业。这两句从择佐与安民的先后关系，说明了择佐的重要。

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涂，治国之道也。——春秋时期政治家,史称管子 管仲 《治国》

春秋·管仲《治国》增产粮食乃是成王业的根本大事，是人君的重大任务，是招引民众的途径和治国的道路。

《大学》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基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南宋哲学家、教育家、诗人 朱熹 《四书集注·孟子序说》

宋·朱熹《四书集注·孟子序说》大学：书名。修身：修养自身品性。齐家：管理好家庭。治国：治理好所在的地区。平天下：使天下太平。正心：使心思端正。诚意：使意念真诚。

三尺龙泉万卷书，上天生我意何如，不能治国安天下，妄称男儿大丈夫。——评书表演艺术大师 单田芳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政治家,军事家 诸葛亮 《出师表》 治国的名言

稳坐权力宝座的人很快就会学会思考安全问题，而不是图发展这一治国的最大的课题。——美国诗人 詹·拉·洛威尔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荀况,战国末期思想家 荀子 《荀子·大略》

战国·荀况《荀子·大略》。身：自己。这几句大意是：口能谈论，又能亲自去实践，这种人是国家的宝贝。这里所说的“言”，是与国有益之言；所说的“行”，是与国有益之行。不但有理论，而且能实践，身体力行，这样的人实在是国家的宝贝。这几句可用于赞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才。

立国于大地，不可无法也。立国于世纪文明竞进之秋，尤不可以无法，所以障人权，亦所以过邪僻，法治国之善者，可以绝寇贼息讼争。——名孙文,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倡导者 孙中山

只要精神保持完整，不在高谈阔论，勾心斗角，着书立说，研究学问，治国治民，发明创造，驰骋疆场等等上面消耗，它就能吐出非常强烈的潜伏的火焰，好像一块未经琢磨的钻石保存着所有的光彩。一有机会，这一点灵性就会突然爆发，有飞越空间的巨翼，有洞烛一切的慧眼：昨天还是一块煤，明天被一道无名的液体浸润过后，立刻成为毫光万道的钻石了。——法国作家 巴尔扎克

作为一个浪子，作为一个时常在危险、争夺、刀剑中过日子的人来说，“家”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海市蜃楼。他们虽然有时会在午夜梦回时，憧憬着“家的生活”，但通常他们都不敢过这种生活。因为“家的生活”虽然会使人感到幸福、快乐，但是却会磨灭掉他们“奇异的本能”世上有很多人都像野兽一样，有种奇异的本能，似乎总能嗅出危险的气息。虽然他们并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什么，但危险来的时候，他们总能在前一刹那间奇迹般的避过。这种人若是做官，必定是一代名臣；若是打仗，必定是常胜将军；若是投入江湖，就必定是纵横天下不可一世的英雄。管仲、诸葛亮，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们能居安思危，治国平天下。李靖、韩信、岳飞，也是这样的人，所以他们才能决胜千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武侠小说家 古龙 《边城刀声》 治国名言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张居正

司法体制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制度保障。——胡锦涛 政法公正廉洁是政府公正廉洁的重要内容。——江泽民 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邓小平

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江泽民 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江泽民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胡锦涛

坚持党的领导同坚持依法治国是完全一致的。——江泽民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胡锦涛 良好的秩序是一切的基础。——英国政治家 伯克E 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是我愿意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法国作家 伏尔泰

如果我们国家的法律中只有某种神灵，而不是殚精竭虑将神灵揉进宪法，总体上来说，法律就会更好。——美国作家 马克·吐温

人们通常会发现，法律就是这样一种的网，触犯法律的人，小的可以穿网而过，大的可以破网而出，只有中等的才会坠入网中。—— 英国诗人 申斯通 W

法律是社会习俗和思想的结晶。——美国总统 威尔逊 W 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古希腊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 法律是最保险的头盔

一、管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制、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诸侯各国的思想家进行着激烈的思想大论战。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学派在治国方略的选择和运用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核心的是法家的“德治”与“法治”之争，而最早提出“法治”主张的思想家是时任齐国国相的管仲。管仲推行了一系列社会变革措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治国理论，即以法治国的主张。作为法家的重要代表之一，管子的思想丰富而有影响力。《管子》主张以法治国，执法公正，同时，也非常重视“德”对民众的教化功能，充分认识到人民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管子》治国理民的思想方略。

1、“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管子·明法解》)释义：法是治国的标尺，是社会的客观准则，如果没有法，国家就将混乱不堪，人们的行为将没有规矩约束，法之所以这么重要其根据在于法本身是公平正义的。

2、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管子•任法》

释义：这是对周朝“刑不上大夫”、“刑有等级”制度的巨大挑战，他要求君主和官吏在适用法律上要“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以度量断之。”因为法律是公平的，法在根本意义是代表国家的整体利益的，是统一天下的最高标准。管仲将法律称为“公法”，认为法具有最高权威，具有普遍适用的价值功能，任何社会成员都不能置于法外，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使法自君出，但是法律高于意欲，君主也应带头遵守法律，君主不得随意更改法律，也应有悟守法律的义务，并要求官吏和百姓同样遵守法律。

3、法律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管子•法禁》 释义：君主大臣和百姓平民同样应当遵从法律。

4、“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以度量断之。”《管子•任法》 释义：法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在法律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5、“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管子•明法解》 释义：作为法家先驱的管仲以尚法、重法而著称，他反对西周把“礼治”作为政治生活的最高准则，主张治理国家应当以法为依据，任法而国治，舍法而国乱。

6、人主之所以令行禁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故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乐其政也”《管子.形势解》 释义:要立治民之刑、法，必先符合民情，为民所乐，才能“令行禁止”，可谓从心理上把握住了“治民”的要害。

7、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管子.版法解》

释义：在国家的管理过程中，法是一种十分具体的工具。如何正确地使用法，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危。要执法必严，执法公正。

8、法者，定分止争也。

释义：典出《管子•七臣七主》“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定分：确定名分。止争：止息纷争。法律中常用这个词语表示确定物的权属。

二、孟子(约前372～前289)，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名轲，邹(今山东邹城市)人。约生于周烈王四年，约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在孟子生活的时代，百家争鸣，“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站在儒家立场加以激烈抨击。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

1、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善不足以为政。《离楼上》!释义:只有善德不足以处理国家的政务，只有法令不能够使之自己发生效力。意谓治理国家必须把行善政与行法令结合起来。

2、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释义：有一定的产业收入的人才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没有一定的产业收入的人便不会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假若没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三、韩非子是法家创始人，主张依法治国人人平等的原则。后来法家发展成霸道思想，与孔孟之道儒家思想演变出的王道思想，共同用于社会治理之道。韩非子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是战国后期韩国的王族，他口吃，不善言辞却善著书。

韩非子生活的时代，韩国国势日益削弱，他出于爱国心，屡次上书韩国国王，建议变法，主张统治者应当以富国强兵为重要任务；但国王并没有采纳。于是，他根据历史上治国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社会状况，写出了《五蠹》、《孤愤》、《内外储说》、《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政治论文，辑为《韩非子》一书。他的这些论文在韩国不受重视，却传到当时的强国秦国，很受秦始皇的喜欢。秦始皇举兵攻韩国，韩国国王派遣韩非出使秦国求和，秦始皇留下他准备重用，当时任秦国丞相的李斯是韩非子的同学，深知韩非子的才能高过于他，出于嫉妒，于是向秦始皇进谗言诬陷他。秦始皇听信谗言，将韩非子投入监狱并毒死了他。

韩非子的主要著作《韩非子》是先秦法家学说集大成者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当时，在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代表，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韩非子攻击主张“仁爱”的儒家学说，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韩非子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专制主义极权统治的建立，韩非子的学说是颇有影响的。

1、言无二贵，法不两适。

释义：除了君主的命令，没有第二尊贵的言论，国家的法令不能同时迎合公私双方。

2：一民之轨，莫如法；厉官威民，退淫殆，止诈伪，莫若刑。刑重，则不敢以贱易贵；法审，则上尊而不侵

释义：统一人们的行为规范，没有比法律更好的；整饬官吏，威慑民众，消除荒淫怠惰的行为，禁止欺诈虚伪的风气，没有比用刑更好的。刑罚重，低贱的人就不敢侵犯高贵的人；法律严，君主就受人尊重而不被侵凌。

3、“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 释义：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

4、“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 释义：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

5、黄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战

释义：没有制度、规则、法治的约束，没有人民的主权、治权，上下一日百战的戏会没完没了地上演

6、故明主之治国也，明赏（释义：明确地行赏），则民劝功（释义：劝勉立功）；严刑，则民亲法（释义：重视刑罚）韩非子主张实行严刑峻法。

7、故治民无常，唯法为治。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

释义:治理臣民没有永恒不变的常规，只有用法律。法律随时代而变化则社会稳定，治国的措施适应社会现实，就会发挥作用。（法家眼睛向前看，主张变法）

8、行义示则主威分，慈仁听则法制毁

释义：表彰个人品行，就分去了君主的威势；听信于仁义说教，就败坏了法制

9、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义成荣，不得以家利为功，功名所生，必出于官法。

释义：英明君主的治国之道是，臣民不得因给私家谋利而得到功名，功名的取得，必须根据国家的法律。

10、峻法，所以禁过外私也；严刑，所以遂令惩下也

释义：峻法是用来禁止过失、排除私心的，严刑是用来执行命令、惩罚臣下的

11、法不阿贵，绳不挠曲

释义：法律不会奉迎显贵臣子，就像墨绳不会避绕木头的弯曲之处一样。

四、法家另一代表人物商鞅：商鞅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

1、名言：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

释义：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2、禁奸止过，莫如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国无刑民，故曰明刑不戮。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所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其乱也

——《商君书·赏刑篇》

其他：

1、„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清.纪昀《四库全书·政法类·法令之属按语》

2、有此上士，则必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东汉.虞延

3、惩其未犯，防其未然 长孙无忌《唐律疏议》

4、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5、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贵良吏者,贵其绝恶于未萌，使之不为非，非贵其拘之囹圄而刑杀之也 —— 西汉.桓宽《盐铁论》

6、国不可无法，有法而不善与无法等——沈家本

上下5000年，中国的法律文化博大精深，历朝历代都有著名的代表人物和历史事件。在法律思想上也是百家争鸣。法律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很多思想家也是法的大家，也是政治家。中国古代法律思想有很多，如：墨家的兼爱、非攻；儒家的德主刑辅等，至今仍对对中国政治思想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中国法律思想的变迁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精神文明的自然承续。对中国古代法律格言的理解要去粗存精，有些内容已和现代的法治理念不相适应，要辩证分析。我提供的上述内容仅仅沧海一粟、挂一漏万。建议 laoyang707可以读一读中国法制史和中国法律思想史这一类的书籍，那里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知识。一般在法学本科的课程中都有这两门课程的。以上内容谨供参考。德治与法治

【原文】

子曰：“道①之以政，齐②之以刑，民免③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④。”

【注释】

①道：通“导”，训导、引导、领导的意思。②齐：整治 ③免：避免 ④格：至，来，引申为归服

【译文】

孔子说：“用政令来训导，用刑法来整治，老百姓知道避免犯罪，但并没有自觉的廉耻之心，用道德来引导，用礼教来整治，老百姓就会有自觉的廉耻之心，并且心悦诚服”

【读解】

孔子与卫文子有一段对话，对这里的论述作了发挥。

孔子说：“用礼教来统治老百姓，就好比用缰绳来驾驭马，驾马者只需要握住缰绳，马就知道按驾马者的意思行走奔跑。用刑法来统治老百姓，就好比不用缰绳而用鞭子来驱赶马，那是很容

易失去控制，甚至把驾马者甩下来的。”

卫文子问道：“既然如此，不如左手握住缰绳，右手用鞭子来驱赶，马不是跑得更快吗？不然的话，只用缰绳，那马怎么会怕你呢？“

孔子还是坚持说，只要善于使用缰绳，驾驭的技术到家，就没有必要用鞭子来驱赶。（见《论语正义》卷二）

这里的对话实际上说的是儒家政治与法家政治的区别；儒家政治主张德治，以道德和礼教约束民众；法家政治主张法治，以政令、刑法驱遣民众。德治侧重于心，法治兼用，儒、法并行。如果我们从实际出发，考察历史和现实，显然还是卫文子德主张比较行的通一些。

《孟子》中的名言名句

《孟子》中的名言名句

古文名句: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

古文名句: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

古文名句: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 古文名句: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

古文名句: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 古文名句: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 古文名句: 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孟子

孟子名言精选之：德治篇(带翻译)

孟子名言精选之：德治篇(带翻译)

孟子，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第四代弟子。继承并发扬孔子的思想，批驳杨朱、墨翟。孟子一生名言无数，习古堂国学网下面精选孟子经典名言供广大孟子爱好者欣赏。

（梁襄王）“„„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

“吾对曰：‘定于一。’”

“‘孰能一之？’”

“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孰能与之？’”

“对曰：‘天下莫不与也。’”（梁惠王上）

[译文] “（梁襄王）突然向我问道：‘天下要怎样才能得到安定？’我回答说：‘天下统一就会安定。’他又问：‘谁能够统一天下呢？’我回答说：‘不喜欢虐杀人民的国君，就能够统一天下。’他又问：‘那谁会来归服他呢？’我回答说：‘普天之下的人民没有不会归服的。’”

孟子曰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公孙丑上）

[译文]（孟子说）如果取得方圆百里的土地，并且（由他们来）统治这里，他们都能够使各国诸侯来朝见、统一天下；要他们去做一件不道义的事、杀死一个无罪的人而换取天下，他们都不会去做的。这就是他们相同的地方。更多孟子名言敬请关注习古堂国学网的相关文章。

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公孙丑上）

[译文]（孟子说：）采用强力去压服别人的，不能让别人心悦诚服，他们只是力量不够而已；运用仁德去使别人自愿归顺的，他们就会心悦诚服地追随你。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公孙丑下）

[译文] 孟子说：得到天时还不如得地形便利好，得了地形便利还不如得到和顺的人心好。三里见方的内城，七里见方的外城，敌人包围并攻打它但不能取得胜利。但是仍然包围并攻打它，那一定是得到了合乎天时的战机；如果仍然不能战胜的话，那就是这个战机不及地形更为有利。城墙并不是不高大，护城河不是不深，武器盔甲并不是不坚硬锋利，备用的军粮也不是不充足；守军弃城逃走，那是因为地形虽有利但不如人心一致更有力呀。

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公孙丑下）

[译文] 孟子说“„„获得道义的人帮助他的人也多，失去道义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少。帮助他的人少到了极点，亲戚朋友都会背叛他；帮助他的人多到了极点，天下人民都会归顺他。用天下人民都顺从的力量，去攻打亲戚朋友都背叛的人，那么，君子要么不打仗，打仗一定会取得胜利。”

（孟子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滕文公上）

[译文]（孟子）说：“各种货物质量不一样，这是事物的本性；有的相差十倍到百倍，有的相差千倍甚至万倍。您硬要卖相同的价钱，这是要搅乱天下啊。让粗糙的鞋子和精美的鞋子卖相同的价钱，人家怎么会做这种蠢事呢？按照许先生的道理，那等于是带着大家都去做虚伪的人呀，还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呢？”

（孟子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离娄上）

[译文]（孟子）说：城墙不坚固，军备不充足，这不算国家的灾难；田野土地不开发，货物财产聚敛不多，这也不是国家的祸害；国君不讲礼义，人民缺少教育，盗贼乱民多起来，亡国的日子就不远了。

孟子曰：“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离娄上）

[译文] 孟子说：“君主用人有不当不必于指责，君主行政有不当也不必过于非议；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纠正君主思想上的错误。君主如果讲仁爱，人民没有不仁爱的；君主如果讲道义，人民没有不道义的；君主如果端正，人民没有不端正的。国君一旦端正国家也就会安定了。”

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离娄下）

[译文] 孟子说：“君主无辜地滥杀士人，那么卿大夫就可离开这个国家；君主无辜地杀害人民，那么士人就可以移居别处。”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离娄下）

[译文] 孟子说：“拿自己的德行去制服别人，这就不可能使别人心服；拿自己的德行去教育别人，这就能使天下人民信服。天下人民内心不服而能够统一天下的事，是决不会有的。” 更多孟子名言敬请关注习古堂国学网的相关文章。

孟子曰 ：“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离娄下）

[译文] 孟子说：“大禹不喜欢饮美酒却喜欢听人家有益的话。商汤坚持中庸之道，但举荐贤能却不拘常规。周文王看待人民，好象他们受了伤一样关心，按道理在做却向没看见一样还要努力。周武王不侮慢身边的臣属，也不忘怀派到外地的臣属。周公旦希望同时学习夏、商、周的君王，用以实践禹、汤、文、武四位君主的事业；遇到和他们做法不相符的地方，就抬着头认真思考，日夜不停地推敲；偶然之间想通了，（唯恐忘记）就坐着等待天亮去实行。”

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离娄下）

[译文] 孟子说：大禹觉得天下那些被洪水淹没的人，就向是自己推他们下水去的；稷觉得天下那些挨饿的人，就向是自己使他们挨饿一样，所以他们对拯救人民如此急迫。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尽心上）

[译文] 孟子说：“仁厚的言辞不如仁德的声望那样深入人心，良好的政治不如良好的教育获得民心。良好的政治，人民敬畏它；良好的教育，人民喜爱它。良好的政治获得人民的财产，良好的教育获得人民的心。”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乱。”（尽心下）

[译文] 孟子说：“平时注意积累财富的人到荒年就不会窘迫，平时注意修养道德的人到乱世也不会感到迷惑。”

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尽心下）

[译文] 孟子说：“诸侯应珍视的三件宝贝是：土地，人民，国家政务。如果去重视珍珠宝玉，灾祸就会降临到他身上。”

孟子（前372年－前289年），名轲，字子舆（待考，一说字子车或子居）。战国时期鲁国人，鲁国庆父后裔。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著有《孟子》一书。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

我收藏的名言名句：修身铸德篇

(2008-11-26 18:03:30)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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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言名句 德治 古人 君子 孔子

中国 杂谈

1、《孙子兵法》曰：“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军争篇：三十八》）以迂为直，看起来多走一点路，但是走得扎实。“以患为利”，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吃小亏占大便宜，吃今日之亏，让今日之利，为的是来日“后人发，先人至”。还有一种解释，就是宁愿把事情估计得难一点，再难一点，而不可盲目乐观，以至大意失荆州。

2、克不如智胜，智胜不如德全。

3、将相头顶堪走马，公侯肚里好撑船。

4、古人云：“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我们强调忧患意识，并非庸人自扰，而是有着非常现实的针对性，因为我们确实有诸多堪忧之处。

5、我国古代就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说，它体现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倔”的坚贞刚毅精神，体现为“夸父追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体现为“因时而变”、“随时世制”、“与时偕行”、“与日俱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精神。这些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是中华民族永无止境的精神追求，它激励中国人民变革创新、不懈奋斗，战胜了各种各样的风险，经受住了各种各样的考验。

6、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7、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8、古人所说：“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业广惟勤”。

9、“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些警世名言告诉我们必须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百折不挠的斗志，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畏艰险，勇于开拓，才能不断地掌握新知识，积累新经验，增长新本领。

10、“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暂时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就先完善个人修养。想干大事的人太多，人生却又没有那样顺遂，不能显达，施其经天纬地之才，儒家的“修身”思想就显得特别有必要。因此，“独善其身，志在兼济”的人生观的积极作用还是不能忽视的。

11、“粗菜淡饭些许茶，这个福老夫亨了；齐家治国平天下，此等事儿曹任之。”这是林则徐的老父亲用以嘱他的一幅对子。

12、“去留无意望窗外云卷云舒，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马寅初）。之二：“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笑看天外云卷云舒”。之三：“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观天外云卷云舒。”

之四：望长空云卷云舒，去留无意；看窗前花开花落，宠辱不惊。

13、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古往今来任何执政集团要想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都不能不总结历史上的治国经验。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与德治、法治相关的思想。翻开史册，“德主刑辅”、“德法相济”等治国方略多有记载。较早提出“德治”的是西周的周公。他主张“明德慎罚”、“敬德保民”。春秋时期，郑国子产强调：“德，国家之基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齐国管仲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并进而呼吁统治者要“竞于德”而不竞于“兵”。孔子更把“德”上升到“为政”的高度，特别强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西汉董仲舒提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西汉•董仲舒传》），主张治国要“大德而小刑”。（《春秋繁露•阳尊阴卑》）唐太宗奉行“明刑弼教”，一面推行法治，制定严密、系统的封建法律——唐律；一面推行德治，通过“贞观修礼”，制定一整套封建道德体系，结果成就了“贞观之治”。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法律和道德，都是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二者如车之轮、鸟之双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法律是外在的“他律”规矩，用于惩恶扬善；道德是内存的“自律”守则，用于劝善抑恶。法治属于政治建设、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精神文明。尽管二者隶属的范围不同，但其社会目的相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只有把两者是紧密结合起来，才能确保社会井然有序，充满活力。

14、“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

之二：《孟子·滕文公下》中有这们一段话，几乎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与风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15、“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16、“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

17、“躬耕南阳、不求闻达”（诸葛亮）。

18、“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19、从容是一种修炼。要从容就要努力修炼各方面的素养，要懂得和做到有主见而不沉溺于主观；重条件而不就缚于困难；奋发努力而不发蛮力；刚毅果敢而不刚愎自用；随大众而不流于世俗；常知足而又常知不足；“事在人为，人可为亦不可为；争中求让，求忍让还求不让”；“是与不是求是，我亦非我乃我”；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思想与现实间连线，于使命和可能中发力；追求从容者，在志向，在信念，在德行，在学识，在经验，在躬行，在毅力。

20、《易经》讲到了君子的平衡之策：“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

21、老子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讲的就是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的道理。因此要顺中见逆，安时思危。

22、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这里说的就是人生不断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

23、要注意自身的言行举止，加强道德修养，模范地遵守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在这方面我们中华民族有许多有益的格言，如“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吾日三省吾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小善不扬，大善难至”。

24、数千年的思想文化积淀，塑造了中华民族的道德理想人格，至今仍然是人们修身铸德不可或缺的准则。“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宽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君子和而不同”的包容，“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仁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崇高，“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刚正，“居安思危，处治思乱”的忧患，乃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凛然„„这些传统道德的精华一旦与时代精神相融合，切入当今的现实生活，中国思想文化这棵根须很深的文明古树，必将更加枝繁叶茂，结出更加丰硕的新鲜果实。

25、林则除说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一位真正的人民公仆，为了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安康，生死都可以置之度外，区区批评，何足惧哉？

26、古人说“玉可碎不减其白，竹可焚不毁其节”。

27、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28、“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29、“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30、“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

31、“未出土前先有节，凌云深处总虚心”（喻竹之高风亮节）。

32、格言古训：“天下大事必做于细”。

33、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马克思就是终生行走在崎岖小路上的勇敢的攀登者。

34、毫无疑问，从一个不那么和谐的世界，进步到一个相对和谐的世界，将是曲折而漫长的进程。中国先哲就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的精神，我们将弘扬这种精神，孜孜不倦地建设和谐社会，追求和谐世界，以中国的发展进步来推动人类的共同发展和进步。

35、古人云：“不可以一时之得意，而自夸其能；不可以一时之失意，而坠其志”。

36、古人云：“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

37、中国有句古语：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棵参天大树更加枝繁叶茂，长青不衰，我们就要一如既往地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在新时代新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加以丰富、充实和发展。

之二：古人云：欲木之长者，必固其本；欲流之远者，必溯其源。道德建设固然应该着眼根本，放眼未来，但更应该立足当前，解决好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

之三：古人云，欲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求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6800多万党员、在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搞好“根本性建设”（党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性建设），解决“永恒课题”（保持党的先进性，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永恒课题），应当探索建立一套适应时代要求的健全有效的长效机制。否则，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就可能成为一句空话。

之四：领导干部要做到忙而不乱、忙而有效，关键应集中精力抓大事。不善抓大事，如同“求木之长而不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而不浚其泉源”。

38、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

39、“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不用任何修饰，没有任何脂粉气，最大限度地接近人的本相，赤子般的美。

40、德，不仅是“立身”之本，而且是“立国”之基。中国历代思想家既重视以德修身，也重视从政以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荀子》）这是我国政治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我们党善于继承人类一切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并立足现实，着眼于古代德治思想的当代阐释，以此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同志就着重地指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江泽民同志也指出，领导干部必须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还必须讲修养、讲道德、讲廉耻。历史和现实都表明，道德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大德之行，必有大治。

41、孔子曾经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意思是说，掌权者的道德状况是风，老百姓的道德状况是草，风往哪边吹，草就会向那边倒。

42、在《论语》中的孔子“发奋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43、儒家文化认为人的生存意义应该建立在仁、义、礼、智、信的基础上。死的意义也不同，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死得其所就是孔子所说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44、“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45、做人与做学问本来就是紧密地相连在一起的，孔子教诲其弟子，主张“博学于文”、“行已有耻”，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46、“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鲁迅《故乡》）

47、早在二千多年前的庄子在《庄子•齐物论·四》中就说过这样的话：“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把这句话今译，就是：路是人走出来的，事物的名称是人叫出来的。

48、早在二千多年前的庄子在《庄子•齐物论·四》中就说过这样的话：“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把这句话今译，就是：路是人走出来的，事物的名称是人叫出来的。

49、宋朝范仲淹名篇《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今天世人屡屡援引应用，其实也是脱胎前人的。如比范仲淹早生800年的、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就说过，“有难则以身先之，有乐则以身后之”，更早的旧战国时代的荀子也说过，“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再上溯到春秋时代老子说的“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这不都是有着明显近似的意思吗？尽管随作者所处的具体人文环境和审美标准的差异便作出表述形式有所不同，但实质内涵却是一致的。

50、“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这句话的意思是，许多人说顺从奉承的话，不如一个人直言不讳。

51、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

52、孔子有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这儿的“志”，实质上就是人格的尊严，它所包含的，有人的自我尊重、人的自我认识、人的自我价值。

53、“尘世路间不觉忙忙终日，碧云天里何须息息片时”（刻在广西桂平西山石壁上的诗词）。

54、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很重视人文教育，他们认为人不同于动物，人应该有一种精神上的追求，比如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

55、古代先贤有言在先：“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躁则妄，惰则废。”做人需追求高尚的境界，各种各样的工作需要具备敬业精神，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的具体表现。

56、唐朝诗人白居易曾说“自静其心延寿命，无求于物长精神”。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应该首先做到自静其心、精神轻松，客观、科学地看待人和事。人总是有一定的要求，但过犹不及。要求过高，争名夺利，只会自寻烦恼。反思才会明理，反省才能明智。自静其心，客观冷静地认知自己很有必要。对待生活里的鸡毛蒜皮，人生之路上的磕磕绊绊，个人升迁的得失成败，等等，都不妨看得淡一些。“清静心看世界，欢喜心过生活，平常心有情味，柔软心无怨尤。”这样，我们才能宁静、淡泊，善良、热诚地为人做事。不为小事而争，不为一时而争，不为名利而争。

57、古人曰：“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然四者之中，耻尤为要”。立国与立人同出一理。先人还将知羞耻视为“立人之大节”，“不耻则无所不为”。就是说，人之所以称其为人，羞耻之心乃做人的支柱和人性的底线，知耻能约束人的道德行为，它还会使人有所戒惧；而无视道德伦理、规则法律，为所欲为，善恶不分，麻木不仁者，恐其皆缘自于无耻。

之二：俗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人生来不会不犯错，但做错了事甚至犯了罪，会感到面红耳热，羞极无颜、羞愧难当，这样的人大概不会一错再错，最终也会得到宽恕的；反之，就真是不可救药了。

58、通常人们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样的词句感叹岁月的残酷和无情。之二：朱自清新句：“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之三：“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59、清朝文人张潮《幽梦影》中的警句：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在这个意义上，潇洒是难得的人生境界，是法国人活力之所在。

60、贡献再多，傲不可长；成绩再大，躁不可纵。要戒骄戒躁，就要牢记先哲的提醒：“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色盛者骄，力盛者奋。”力求做到出不辞劳，入不数功。61、古人常说，“人生在勤，勤则不匮”，“慈故能勇，俭故能广”。对于“勤劳”与“俭朴”这两条，我们时刻不能忘。勤俭精进，日积月累，就能如泰山那样，积小壤而成大高；就能如滴水那样，洞穿坚硬的顽石。

62、诸葛亮在其《诫子书》中曾说：“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其言甚是。

63、俗语说：“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

64、在这年尾岁首之际，各单位都无一例外地要总结上一年工作，并提出来年工作之目标。值此之际，要冷静思考，理性对待，既不放大成绩，也不缩小缺点，更不要把问题藏起来、包起来，似乎问题也是“光荣的缺点”，以至“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外，美如奶酪”。65、明代于谦在其诗作《无题》中写道：“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于谦把名誉节操看得比泰山重，把财利私欲看得比鸿毛轻，这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66、许多志士仁人崇尚名节，视名节高于生命。孔子的“名利于我如浮云”；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讲的都是为人要重名节。汉代的桓宽在《盐铁论》中说，“贤士徇名，贪夫死利。”意思是：道德高尚的人为名节而死，贪婪的人为私利而亡。67、唐朝诗人白居易曾说：“自静其心延寿命，无求于物长精神”。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应该首先做到自静其心、精神轻松，客观、科学地看待人和事。人总是有一定的追求，但过犹不及。要求过高，争名夺利，只会自寻烦恼。反思才会明理，反省才能明智。自静其心，客观冷静地认知自己很有必要。对待生活里的鸡毛蒜皮，人际上的磕磕绊绊，工作中的荣辱毁誉，个人升迁的得失成败等等，都不妨看得淡一些。“清静心看世界，欢喜心过生活，平常心有情味，柔软心无怨尤。”这样，我们才能宁静、淡泊，善良、热诚地为人做事。不为小事而争，不为一时而争，不为名利而争。

68、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这种让，品德新高尚，心灵美好。还应看到，有些让，表面看是失不是得，是祸不是福，实际上往往能让出新天地。有道是，“分争者不胜其祸，辞让者不失其福”。

69、中国古代的先哲说过：“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当年，毛泽东同志曾用庄子的这句话激励大家，我们的事业绝不会因为开始阶段的弱小和条件的简陋，而影响其伟大。70、古往今来的无数事实充分证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水能载航舟，亦能覆舟”。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有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

71、三省吾身，准备过好新年的每一天。不好高骛远刚愎逞强，不牢骚满腹见异思迁，不悲观失望丧失斗志。身居要位掌印管符，忧国忧民心系苍生；人在陋室诗书相伴，不气不馁自强不息；跃马商场身家亿万，看淡物欲不沾铜臭；身侍农桑笑对天地，勤劳耕作五谷丰登„„ 72、但在许多情况下，由于自身观察和认识能力的局限，一个人“目见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见其眦”，对外界的事物看得很清楚，而对自己的过错却茫然无知。

73、《说苑·谈丛》中讲：“先忧事者后乐，先傲事者后忧。”这就告诫我们，要“先忧事”，勿“先傲事”，大至框架，小至细节，都要先把事做实、做好、做彻底，方可以制胜于先，一马当先，不断前进。

74、民间有句话，说办什么事情“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意思是说犯错误一次、两次可以理解，发生第三次、第四次同样的错误，就不能原谅了。

75、要以“响鼓不用重锤敲”、“不待扬鞭自奋蹄”的自觉性，经常警示自己，不断反省自己，严格要求自己。

第三篇：浅析法治和德治的关系

浅析法治和德治的关系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

法律和道德都是对人行为的约束，一个约束在制度，一个约束在人心。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

我国既有悠久的法制传统，又有厚重的道德传承。孟子日“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唯有“法”才能安天下。战国策日“人无德不立，业无德不兴，国无德不威“，以德育人，以德化人，唯有“德”才能润人心。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而道德就是人民认可和信仰的一部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就是在形成完备的法律体系的同时，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依法制国，就是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我国正在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其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能够使方方面面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同时，完善制度和监督，做到规范执法，依法履责、提升执法公信力、维护法律权威。再者，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营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以德治国，就是以道德教化、凝聚人心，通过社会和舆论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引导和约束，所谓某明星的行为”违反了公序良俗“，就是违反了社会道德，而弘扬”美德义行“，推举”道德楷模“，就是倡导人心向善，引导人民拥有祟高的品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一种德，它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它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又是对美好社会的生动表述，还是对公民基本道德的规范要求。通过宣传倡导，将其转化为人们的道德认同和行为习惯，使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它所体现的精神文明是国家走向强大的根本支撑。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其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法治层面，以德贯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全过程，把条件适宜的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规范，为法律政策的制定完善提供精神引领，引导全社会崇德向善；在道德层面，以法养德，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以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为道德建设保驾护航。

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法律的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的自觉践行离不开法律约束。在法律一步步完善的过程中，总会有难以规范的领域，这时候道德可以发挥作用，近期的许多事件，人民日报常常第一时间发表评论，就是在道德上引导人民正确的舆论；道德无力约束的行为，法律可以践行惩戒，因为法大于天，任何人无法凌驾于法律之上。只有建立在道德基石上的法治，才有深厚的正义和道德基础，也只有坚强可靠的法治保障，才能强化道德的教化、引导功能。

总之，只有让法治和德治协同，推进以德治为基础的法治建设和以法治为保障的德治建设，法中有德，德中有法，才能使人人心中有法、行中见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

第四篇：德治与法治论文

德治与法治辩论赛观后感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法治和德治一直都是统治阶级用来治理国家的主要方式，两者相辅相成，共同起着调整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和谐发展的作用。一般而言，法治是依靠一整套刚性的制度、规范来维系社会秩序的治国方式，它首先是建立一整套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法律规范，并依靠国家机器来强制推行。德治则是统治者利用个人品德、社会教化的潜移默化，通过社会舆论、个人良知、传统习俗等的约束来调节社会成员的行为，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有序。

昨天，我们10软件班与10商英4班举行了一场关于德治与法治的辩论赛。我方是支持以法治为主、德治为辅；在辩论赛中，双方的论据充足，但是我们法治方因为欠缺辩论经验，最终输给了德治方。

其实，法治与德治从历史中走来，中国古代丰富系统的法治与德治思想中有许多文化遗产和政治智慧值得我们吸收，西方在其发展的进程中运用法治与德治的治国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也由于时代的原因，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家总是从唯心史观的角度来阐述法治与德治，只有马克思主义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科学地揭示了法治与德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总结了法治与德治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形成了完整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法治与德治的基本理论，并将其直接运用到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中，指导社会主义的实践。

马克思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阶级的本质，指出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统治阶级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种“秩序”，一方面使其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合法化、固定化，另一方面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统治阶级的斗争手段，镇压被压迫阶级的反抗。这种“秩序”必须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及其设施来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法律和道德就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两种重要形式。思想是对社会认识的理性升华，道德是在一定认识的基础上靠舆论影响的作用形成和维系的人们行为规范的总和。思想道德的形成在先，法律的制定在后，法律也是统治阶级思想道德的表现，思想道德对法律有先导作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形成了更加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成功并建立了社会主义，随之并产生了社会主义法律制度。随着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发展，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不断进步，社会主义法制也不断完善。

马克思主义法学以科学的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认为法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由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反过来为经济基础服务；法不是超阶级的，它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法不是超历史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的法治观代表了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利益，阐明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同时也说明了法的本质及其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法治。马克思主义法治观的主要有观点：法的关系归根结蒂是经济关系的反映；主张用无产阶级的法律代替资产阶级法律，使法律保障人民的自由并成为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无产阶级应当在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要建立民主制国家。

马克思主义从根本论述了道德的客观物质基础，恩格斯认为道德不是神的意志，不是人所固有的，也不是人的主观意识所派生，道德产生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由一定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是唯物史观的学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对道德有决定作用，道德又有相对独立性，对社会生活有重大能动作用。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初步奠定了无产阶级道德观的理论体系，认为道德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具有阶级性和历史性。马克思构建了无产阶级的道德规范，认为无产阶级道德与资产阶级道德对立，资产阶级道德以利己主义为特征，而无产阶级道德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应把个人和集体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只有在集体中才有个人的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他们的法治理论和德治理论直接运用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内容。

列宁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发展了马克思的法治观。他在领导革命斗争中有力地揭露了沙俄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特别是与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相联系的资产阶级法治的本质及其虚伪性，并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学说，认为苏维埃政权的法律应代表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广大劳动人民的意志，社会主义法律是实际经验的总结，应严格遵守社会主义法律，坚决惩办违法行为，要运用法律同官僚作斗争等等。列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德治观，认为道德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确立无产阶级道德规范，在道德建设中要与群众实践相结合，同物质利益相结合，与法制建设相结合，灌输与榜样相结合，开展文化教育等等。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法治观和德治观以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造，使之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中国特色。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对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作了详细的论述，提出了新的国体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政体的民主集中是具体构想。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他提出了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要求全党必须用最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随后又明确指出国家工作人员需要学习和取得经验。尽管毛泽东晚年在管理国家和建设社会主义等方面的实践中出现了失误，但他的上述思想，对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治国方略，仍具有指导意义。在德治方面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德治观，认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需求的反映。还提出了道德评价的标准，即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和以德养廉思想，要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追求。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治国方略的探索中，提出了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思想。邓小平反复强调民主和法制密不可分，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法制是保障，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带领全党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积极推进法治而否定人治，极力反对那种把领导人说的话就叫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就叫违法。邓小平的民主法制理论，是我党治国方略认识的重大历史成果。另外，邓小平还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德治观，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确立了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战略任务，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原则、集体主义、无产阶级功利主义，教育全党发扬共产主义道德，优化社会风气。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第一次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我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郑重地提了出来，指出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主义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国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我党对治理国家基本方略认识上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党的第三带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的德治观也做出了新的贡献，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认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并提出了与依法治国方略相结合的以德治国方略。

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将以德治国提升到与依法治国同等高度的地位，是对治理国家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表明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治国思想上的进一步深化，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贡献，也是对政治学、伦理学理论研究的重大贡献。法治与德治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为什么要德、法并重？提出“以德治国”会不会冲淡“依法治国”？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和回答的问题。

一、1.法治与德治的区别

法治之法律与德治之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调整社会生活的一种规范，但这两种规范的性质不同，因此法治与德治也具有不同的特征和适用范围。（1）、二者所属的范畴不同

邓小平不仅一贯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认为思想道德建设属于精神文明。第三代领导集体则进一步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认为法治属于政治文明的范畴。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所谓政治文明，是指人们在改造社会的实践中所获得政治成果的总和，它不仅包括政治制度的文明，还包括政治意识的文明，政治行为方面的文明。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政治制度即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前提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态，其基本特征表现为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质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动态的发展过程。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的主体是当家作主的人民，客体是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务和社会事务，依据是宪法和法律，核心是依法办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目标，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在一个国家，民主与法制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相互保证的制度基础。民主是法制的前提，法制是民主的体现。民主只有以法制为依托，才有可靠的保障，法制只有以民主为基础，才具有至上的权威。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

德治是一个与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相对应的精神文明建设过程，它旨在提高人们精神生活的境界和生活品质，促进国家稳定、社会繁荣和个人的全面发展，让人们过上一种自尊高尚，幸福美满的道德生活。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一致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为主要内容，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为目标，以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根本任务。道德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灵魂，决定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所要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问题，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道德建设包括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五爱”为基本要求，以加强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建设为任务，引导人们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道德领域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德治，必须赋予其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内容，如正确处理婚姻家庭关系中的责任与义务关系，重视职业道德中的道德与效益关系，引导社会公共关系，正确处理个人生活与保护自然环境的关系等等。实行继承优良传统与宏扬时代精神相结合，尊重个人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注重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努力形成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健康和谐、积极向上的思想道德规范。要在全社会强化信用意识，加强公民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依法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偷税骗税、经济欺诈、恶意逃弃债务等行为，创造良好的市场秩序。（2）、二者实施的方式不同

法治作为一种外在的规范，是强制性的他律，法治的主要功能是惩恶。法治重在惩治一些人的违法犯罪行为，法律规定了人们社会行为的底线，为人们设置了明确的警戒线，法律不可逾越。法治是刚性的，以国家力量为后盾，维系社会秩序的手段是依靠国家的强制性机关如公安机关、法院、检察院等等。法律通过之后，任何人无论你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赞成也好，不赞成也好，都必须遵照执行，违反了就要受到处罚。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来约束社会成员的外在行为，以“必须怎样”的法律准则为调节尺度，警告人们弃恶从善，使人们在法律威力的面前能够检点自己的行为，不致走向犯罪。法治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务和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正常进行。法治作用于人们违法之后，惩治于罪人，警示于他人。大多数情况下，它只能以行为的效果为目的，而很难顾及行为的动机。法治以法律条令来约束，以刑罚来威慑，禁止人们做坏事，人们最多也只能做到不触犯法律，但如果一个人道德素质低下，没有羞耻之心，就会投机取巧，钻法律的空子。法治治近，追求近期效应；法治治身，对人的影响是外在的，对社会的影响比较直接和及时。因为刑罚手段大多施于事后补救，是治标的，是“扬汤止沸”、“立竿见影”。

德治则在实施手段上与法治相反。德治是一种内在的约束，是自觉性的自律。道德的主要功能是扬善，规定人们理想的行为方式，指出人们社会行为的理想模式。德治一般不具有强制性，而是引导和劝导。德治是自律、自省，是自觉的发自内心的自我道德修养过程，靠坚定不移的道德信念支撑。德治主要通过政策的引导、思想教育的劝导和社会楷模的示范作用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使人们自觉遵守社会规范，维护社会秩序，筑起一道抵御犯罪的堤防。同时德治以其引导力和说服作用改善人们的内心世界，以“应当怎样”的道德准则为调节尺度，以行为的动机来衡量行为的效果，并注重动机与效果的统一，通过社会舆论的赞扬和谴责、表彰和批评的方式来实现。德治就是要在全社会确立最基本的、普遍的、可执行的道德原则及道德规范，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德治作用于人们行为之前，防范于未然。德治治远，追求远期效应；德治治心，对人的影响是内在的，间接的，对社会的影响更为深刻和长远。道德教化重在教育没有违法犯罪的人们，侧重于事前引导和防范，是治本的，是“釜底抽薪”、“潜移默化”。（3）、二者实施的对象不同

法治通过法律确定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在行为主体之间建立起权利和义务关系，然后利用法律对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进行调节。法律侧重于平等保护正当利益，在此社会关系的角度上，法治以权利为本位。遵守法律是一个人的义务，而遵守法律的前提也是为了获得相应的法律权利。一个人尽了法律的义务，他也就享有一定的法律权利，享有了法律的权利，也必须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遵守了法律义务而没有获得法律权利的人，可以拒绝以后再尽法律义务。

而德治在这一方面也与法治不同，德治总体上以义务为本位，德治所治理的行为一般是法律所禁止或应当禁止的。德治主要规范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他人、对社会应尽的义务，通过人们内心的义务感、责任感和荣誉感，在人们中间建立起以义务为纽带的道德关系来调整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道德义务不与获得个人权利和报偿相对立，一个人尽了道德义务，通常也应当享有相应的道德权利。但就道德来讲，尽道德上的义务，其目的不是为了从他人或社会中得到某种权利和报偿。义务的道德是我们必须遵守的道德，如果我们的行为不符合义务的道德，我们会受到指责，而履行义务性的道德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应当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完全应该自觉地尽道德义务，而其道德行为不应有任何获得某项权利和报偿的动机。道德是一种义务，是一种内心的自觉。（4）、二者实施的范围不同

尽管法治也可以对于人们没有触犯法律的行为进行干预，但这种干预十分有限，法律有严格的规定性，不能超越自己的权限。法律只作用于特定领域的特定行为，主要干预人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只对违法行为进行惩处，对违德不违法的行为不干涉。也就是说法律所管的范围要窄一些，法律不管的事情，道德则可以管到。当一个人的行为违反他人或社会利益时，可能他并没有违法，但却违背道德规范，这时道德就要干预。法律通过建立法律规范文件，要求人们的外部行为合乎法律规定。对于违法行为，它不评判你内心的想法，对于守法的行为，它不问你是出于自觉还是盲目服从。

德治则不一样，德治对人们行为管辖的范围比法律要宽泛得多，深入得多。对“缺德”不违法的行为，如在公共场合抽烟、喧闹、婚姻生活中的喜新厌旧、第三者插足等不道德的行为进行谴责，加以劝阻并批评教育，从而弘扬正气，抑制和反对歪风邪气，而这些行为没有触犯法律，法律就不能制裁。德治不仅对人们的现实社会行为进行干预、规范，而且还要预先对人们的思想、动机产生影响；不仅影响人们一般的社会行为，对违法乱纪行为也进行有力的批判，更对人们的优良行为进行表扬引导。德治要求人们的外部行为和内存动机都符合道德规范，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要求人们的行为符合道德意志。如果一个人的外部行为合乎道德标准，而内心却没有正确善良的道德意识，道德评价也不认为这种行为是高尚的，是值得提倡的。法律对人们行为的要求是最低限度的，而道德倾向于理想性的目标，合乎道德的行为比守法的行为更具有社会价值。（5）、二者表现的形式不同

法治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出现，表现在政治机关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中，有严格的逻辑，是一种规范性的，通过一定固定程序进行治理的政治过程，依靠一系列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来维系社会秩序的治国方略。法律通常以宪法、判例法、条约等规范性文件和国家认可的形式存在。法治所依据的法律文件的制定、公布、修改和废除，都由国家政权机关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法治以其礼、法、刑、政等规范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行为，以各种明文细则作为衡量有罪、无罪或罪行性质和轻重的依据，使人们的行为都统一到各种法律规章制度上来。

德治以社会意志的形式出现，表现为社会舆论、社会公约和各种道德规范等，无严格的逻辑，主要通过疏导性的社会政策、社会文化和统治者、先进分子的示范作用形成良好的社会信仰和道德风尚。道德除明文规定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以及某些职业道德规范以外，还具有不确定表现形式如内心信念、社会舆论、风俗习惯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德和日常生活道德等，其产生一般是在本阶级的先进分子中形成，然后为整个阶级甚至全社会所接受。德治以其伦理道德（包括仁、义、礼、智、信、礼义廉耻）为规范，教化每个成员的思想，以各种规范的原则性规定作为评价人们行为善恶的标准，不仅使人们自觉遵守各种法律制定，而且在各种环境下坚持道德信念而不动摇。

2.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讲，法治与与德治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缺一不可。我国古代思想家早就看到法治与德治的互补性。从孔子的“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到孟子的“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可以看出，我国古代思想家早就看出了法治与德治的互补性，那么在今天，法治与德治的相互促进作用到底表现在那些方面？（1）、法治与德治的一致性

从起源上看，道德和法律都来自于古代社会最原始的风俗、习惯和禁忌。法产生之前，道德就是“普遍规范”，法产生后，道德是基础，法律是道德的更高要求。在阶级社会出现之后，统治阶级的法律与道德有着共同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又都为维护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服务，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法律和道德同属意识形态，都是行为规范，法治的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进行外在的约束，而德治则通过对社会成员的内在价值引导并对社会成员或群体行为进行指导和约束，从而协调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在制约力上两者有着一个根本的共同点，即法律至尊，道德至尚，具有同等的权威，都应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两者的终极目标一致，都是为了营造一个安定、团结、和谐、健康有序、持续发展的社会氛围，价值取向都是为了促进社会进步。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法治和德治都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而形成和发展的，都代表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治国方式，它们在功能上是一致的，都是对社会成员或群体行为进行指导和约束，从而协调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它们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主要任务是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另外，两者的一致性还体现在法治的基本原则和内容，从本质上也体现了不同层次的道德原则，遵纪守法也是社会生活中一项基本的道德要求，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具有崇高的道德价值。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有时也往往重合，我国历史上最系统、最严密的封建法典－唐律，其主要内容就是把“三纲五常”这个封建道德规范格律化、条文化。社会主义条件下也体现着法律与道德的对接，每一条法律规范同时也是道德规范，因此法律与道德在内容上相互沟通，互相渗透，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法律乃是我们道德生活的见证和外部沉淀”，“法律的制定者们经常会受到道德传统观念或新观念的影响”。（2）、法治是德治的前提

法治对德治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规范与强化作用。法治对道德建设的规范作用表现在立法中将道德建设的思想原则、主导内容做出明文规定，用法律的规范作用强化道德建设。二是保障与强制作用。道德的功能表现为教育引导作用，法律的功能则有保障与强制作用。法治就是要保护文明行为，禁止甚至惩罚不文明行为，这种保障作用加大了道德建设的速度与效率，是道德建设自身不能产生的，守法的意识本质上已成为道德意识。三是促进与推动作用。法治对道德建设的强力保障，以及法治的稳定性、连续性的特点，必然推动道德建设的进步与发展。

法律规定道德的底线。它将清楚地教育广大人民，国家保护什么，反对什么；什么行为是合法的，什么行为是违法的；什么行为是正确的，什么行为是不正确的。就社会主义法治来说，它既是弘扬社会主义道德的有力工具，又是进行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手段。开展法制教育，既宣传了法律知识，使人们明确了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利职责，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同时也在客观上宣传了自觉性，改善了人们的道德品质。如人民法院举行的公开审理或它所宣布的判决，往往可以成为对广大公民进行法纪教育，进行道德教育的一个教材，同时也是扬善惩恶，弘扬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过程。一个连法律法规都不懂的人，虽遵守道德规范却不愿守法甚至违法，就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更不可能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比如说，一个堪称道德楷模的人出于义愤杀死了作恶多端的恶棍，法律就要对这个人处以刑罚，而道德却说他是好人，那个恶棍罪有应得，对这个道德高尚的人做出惩罚是不正义的，就放过他吧！这样会损害法律的威严。另外，在社会生活中不实施法治，就会助长一些违法犯罪分子的气焰。违法犯罪分子得不到惩治，社会生活中各种丑恶现象就会蔓延，违法犯罪分子就会呈现剧增失控的势头。违法犯罪现象的增多，也就等于败坏道德的现象增多，必然导致社会道德风气的恶化，甚至大多数人都有可能发生一定程度道德观念淡化的心理。反之如果加强法治，冒出的违法犯罪分子及时得到惩治，再通过深入地悔过自新，并由此走上光明的人生道路。同时惩治违法犯罪分子也会在社会心理上产生良好影响，使人们更加坚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更加注意加强思想道德修养，社会秩序就越好。因此在处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时，要把法治作为前提来抓。（3）、德治是法治的基础 法律产生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原始道德习惯的规范化和形式化的过程。法律中的公平、正义、人道、人权等诸多法律基本原则，属于道德价值范畴，是道德规范伦理价值的提升。道德是制定法律的指导思想，是法律善恶的价值判断标准。许多法律规范在确立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道德的大辩论，如安乐死的合法性问题等等。从法律体系的建构和完善看，它离不开伦理价值观的制约。法律的建立，以道德为内在价值取向，任何立法过程及其结果，都蕴涵着立法者的思想，并体现着一个社会人的道德价值取向。立法是社会道德规范法定化的过程，不同社会的法律体系体现着不同社会的道德价值取向，社会主义的法治观必须同社会主义的道德价值取向相一致。道德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理性取向的表达，而法律所追求的正义和道德所体现的正义，在根本上应当服从于这个社会的价值目标。人类的法律体系如果不同道德体系目标保持内在的一致性，就不能成为合理的符合道德的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一位著名的法学家指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永远力求执行在法律制度和法律规则中默示的实用的道德命令”。因此，在法制体系建设中，应以道德为基础，进一步加大道德涵量。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法治，需要有一批大无畏的不惜以身殉职的司法工作者来维持社会主义法治的尊严。因此司法工作者要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平，一个道德平庸甚至道德败坏的人无法体现法律的公平、公正原则。另外，没有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没有他们自觉遵守法律的道德风尚，没有他们对任何违法行为道德上的抵制，任何法律都不可能有效地实施，甚至会出现法不责众的局面。法律可以动用外在的权威手段对社会成员进行强制制约，但如果缺少道德规范的内在引导和自律约束，就很难使社会成员做到真正自觉地履行法律，仅仅出于对法律的盲从或迫于法律的威慑而产生的法治结果，绝不可能达到那种出自对法律的信服而产生的效果。如果加强德治，用道德来引导人们，用礼节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人们的道德觉悟提高了，有了内心的法，人们自觉地遵守法律和纪律，有助于预防犯罪行为的产生。道德教育和舆论作用有助于提高法律的尊严和功效。（4）、法治和德治相互补充

法律和道德作为对人类行为进行管理控制必不可少的互相联系的规范系统，在内容上互相渗透，在功能上互相补充，在实施过程中互相促进。我们知道，法律重在惩罚已经违法犯罪的人，而道德则重在教育那些尚未违法犯罪的人。一个靠国家机器作后盾，是法律；一个靠人们内心的道德法则自觉遵守，是自律，它们是相互补充的。德治给法治以道德基础的支撑，法治的维持和实行要以德治的思想道德教育为基础；反过来德治的维持实行，必须以法治作为保障和支持。法治和德治相互支持，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

道德的影响力在许多时候是超过法律，补充法律的。因为法律规定得再细，也不可能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全用法律条文规定下来，特别有一些属于提倡的东西很难用法律规定下来，需要用道德去填补。对于某些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显得束手无策，而道德却可以有所作为，这即所谓“法律之所遗，道德之所补。”法律调整的一些社会关系，如国家机关的某种职权划分、工作程序、技术规定等，道德不去调整。而道德调整的一些社会关系，如爱情关系、友谊关系，法律不去调整。另外，法律需要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在法律不够完善，不能有效地调整社会关系时，社会主义道德就可以以自己的独特功能，对维护社会的稳定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列宁曾指出：“光有法律是不够的，我们也决不能满足于只颁布法令”。邓小平在谈到两个文明建设时也指出：“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

法律的规范性、稳定性必然会带来僵滞性，道德制约却有时间上的永恒性。法律强制冷酷无情，是刚性的，道德感化则使社会充满温情，是柔性的。法律侧重于人的外部行为，道德侧重于人的内心世界。因此，法治和德治虽属两个范畴，表现形式不一样，但在实践中却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道德观念的变化和更新可以直接影响某些法律规范的立、改、废，以至于“那些成为法律的一些道德原则和那些不在法律范围之内的道德原则划分界线是在变动着的。”一方面，许多行为从公共道德的领域中进入强制性的法律范围；另一方面，一些从前被法律所禁止的行为，也会游离于法律领域，转入个人道德领域。（5）、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构成完整的治国方略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不仅在中外历史上是一个国家治国方略成熟的标志，就是在现代法制社会中，同样也是一个国家治国方略成熟的标志。法治的作用立竿见影，因此，人们往往容易重视法律，唯法律是重，认为法治能解决一切问题。在原始社会中，只有德而没有法，人们只是靠舆论维系的道德规范来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到了阶级社会，统治阶级仅靠舆论的力量无法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特别是无法制约被剥削阶级的反抗，这才确定了带有强制性的法律规范，动用暴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在中外历史的发展中，一些时期统治者重法治忽视德治，单靠法律的强制性手段来统治社会，导致国家的灭亡；或重德治而轻法治，使社会难以维系正常的秩序，最终也走向灭亡。如果只重视法律而不重视道德，法律的失范现象就可能更加频繁地出现，这时全社会才重视道德建设，人们才反思更深层次的治国之道，才承认道德的价值，才意识到法治和德治并重的重要性。江泽民同志指出：“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应该相互结合，统一发挥作用。”这是为了避免重蹈古人的覆辙，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规律性总结，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利学认识。

德治着眼于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通过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发展；法治着眼于解决政治领域的问题，通过完善政治法律制度和采取有效的政治法律措施，消除社会主义的破坏因素，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政治法律保证。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互为基础，只有法治，才可能德治，只有德治，才有可能更好地法治，必须充分运用法律和道德这两种最基本的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才能保障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法治和德治，尤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一个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一个靠人们的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其目的就是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对一个正常社会的健康运行，各起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它们相辅相成，是构成完整的治国方略所不可或缺的。

二、社会主义条件下法治与德治的实践方略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把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的重要思想，表达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不仅需要在全社会实行法治，而且还必须要全面加强德治，建立一整套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别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体系。对于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标志着我党的治国之道正在走向更加科学、完善和成熟。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理论又指导实践，根据我国现今社会生活中法治与德治领域存在的具体问题，有的放矢，综合治理，努力开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

（一）社会主义条件下“法”“德”并重的必要性

1、“法”“德”并重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型的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的主体资格要由法律来确认，市场主体的财产所有权要有法律来保护，市场的交易规则要由法律来规定，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主要依据法律，市场经济带来的贫富分化要由法律确定的社会保障制度来调节。市场经济的民主、竞争、开放，能够激发人们的竞争意识、开拓精神、创新思想和效率意识，同时由于市场自身的弱点，市场的趋利性、排他性和商品交换等价原则，容易引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消极腐败现象，因此，市场经济还是一种信用经济、道德经济。道德对于市场经济的重要作用，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认识比较清楚。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道德的情操》一书中认为，没有公正就没有市场经济。如果追求金钱、名利超出对智慧和道德的追求，那么整个社会便会产生道德和情操的堕落，结果便是公正性原则被践踏，市场经济趋于混乱。从现代社会来看，市场经济不仅表现为实际和特定的买卖场所，更是一套法律规则和道德伦理体系，这些就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前提。市场之所以能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价格的均衡，离不开相应的道德规范。完善成熟的市场经济与坑蒙拐骗、假冒伪劣是不相容的，它要求企业必须讲诚信、重信誉，树立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要求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必须遵循平等、公平等一些基本的道德原则，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相反市场经济一旦缺乏法制规则和道德环境，势必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从而阻碍经济的发展。

由于我们国家目前处于社会转轨、经济转型时期，人们的法制观念还比较淡漠，立法工作还跟不上，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督机制。人们道德观念所受到的“双重效应”也是相当复杂的，既有大量积极的、正面的效应，也有负面的、消极的效应；既有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思想反映到思想道德领域中来，也有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等腐朽思想的趁机而入。市场经济中运行的等价交换法则侵蚀到社会政治生活和人们的思想领域，一部分人信仰失落、道德失范，引发见利忘义、权钱交易，导致国家意识、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奉献精神的弱化。一些人又受到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的影响，如果任其发展，必然会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乃至社会的稳定。因此，在继续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同时，进一步重视和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这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维护稳定的迫切需要，是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快速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归根到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迫切需要。

2、“法”“德”并重是杜绝人治的必然要求

人治原本是与法治相对应的一个范畴，二者也是人类社会治理和管理中的一对基本范畴，相辅相成。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治属于经验性的范畴，而法治属于规范性的范畴。由于历史上我国长期是皇帝一人家天下之治的封建社会制度的原因，传统的法治也好，德治也好，都是人治的不同手段而已，都是为人治服务的，历史上人治在我国治国方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成了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决定了今天的法治与德治不会由于社会制度的原因而导向人治。由于传统的影响，人治现象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仍大量存在。人治主要靠人的主观意志来处理国家事务，它与我国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截然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广大人民群众成了国家的主人，不管是领导还是一般人员，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必须遵守法律，任何人违法必究，坚决反对重权轻法，以言代法，任何人都不能搞特殊。要加强法律制度的建设，从根本上根除人治的源头。实践证明，如果法律不健全，制度上存在着漏洞，就会有坏人钻法律的空子，影响社会风气。为了杜绝人治的行为，除了完善社会主义法治，还要加强社会主义德治。从实践中看，即使有了比较完善和健全的法律制度，如果广大人民群众缺乏权利意识、法律意识、平等意识、责任意识，一些执政者的主人意识、权力意识、等级意识膨胀，就不能树立公仆意识，就会侵犯百姓的权利，那么再好的的法律也会成为一纸空文，形同虚设。因此为了杜绝人治，固然要大力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法治与德治教育，但“治官”是根本。针对各级领导干部而提出的思想道德约束，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不仅要依法管理国家事务，依法行政，而且要以德管理国家事务，以德行政，更要以德正己，为人民群众做出道德榜样。因此，法治和德治有效了结合起来，才能杜绝人治，使我国的各项建设沿着健康的轨道运行。

3、“法”“德”并重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内在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与广大党员干部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开拓进取、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精神是分不开的。但由于“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和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侵蚀了一些党员干部，同时近年来有不少党员和领导干部渐渐背弃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经不起新形势下金钱女色的诱惑和考验，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违法乱纪、执法犯法，走上了腐化堕落之路，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极大地败坏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腐败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有其历史根源和特定的社会条件，是世界顽疾。我国经过几十年的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在法治和德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从总体上看，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水平、道德水平、民主意识和法治习惯尚须培养和极大提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能真正具备法治的条件。这些条件是经济比较发展，一般居民生活稳定，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民主政治达到较高的标准，社会成员拥有基本的道德水平和法律意识，有较完备的法律和比较健全的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机制。只有当这些条件真正具备，真正的法治国家才能建立起来，而我国的国情和国际环境决定这个建设将是十分漫长和不易的，这就给了一些腐败分子可乘之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反腐倡廉，需要综合运用法治和德治两种手段。加强法制建设，完善各项制度，特别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不给腐败分子有空隙可钻。除了完善各项制度建设，对于违纪违法，经受不住权力、金钱、美色考验的领导干部，不论涉及到什么人，都要用重典，依法查处，这样才能对腐败分子产生巨大的威慑力，使腐败分子慑于法律的威严而不敢轻举妄动。我党历来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而道德作为人们思想行为的具体规范，既是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又对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党要始终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就必须大力加强党员队伍的思想道德建设，这样才能提高党自身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只有广大党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提高了，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在复杂的局势中保持清醒的头脑，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倾向的侵袭，筑牢思想防线，为党的各项工作提供牢固的思想基础和强大的精神动力。法治和德治，如同一个形象的比喻，犹如战争中一个主阵地上的两道防线，第一道是思想道德防线，第二道是党纪国法的防线，如果第一道防线坚固，能较好地抵御腐朽思想的侵蚀，不仅可御敌于主阵地之外，也由于不必启用第二道防线，从而大大减少犯错误受处理的党员。相反，如果第一道防线脆弱，一冲即垮，将会大大增加第二道防线的压力，也不利于保护党员干部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第二道防线，则会使少数道德败坏的腐败分子大肆违纪违法而不受到惩处，不仅会丧失阵地，更会影响和侵蚀我们整个队伍。

（二）社会主义条件下法治与德治实践的具体措施 １、加强法律制度建设，提高全民族的法律素质 通过立法，建立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条件，缺少这一条件，就无法可依，就谈不上依法治国，更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因此，有法可依，国家的各项工作都要遵循法律的规定，依法进行，是实施法治的前提。只有实现法律的统一性、完整性、公正性，才能有效地厉行法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立法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宪法为基础，包括一系列重要法律在内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改变了过去那种无法可依的局面，为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实行社会主义法治奠定了基础。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相比，立法范围狭窄，立法内容原则性太强，立法工作滞后的现象还没有完全改变。法律制度还有待健全、完善和深化，离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还有相当的距离。今后，法律制度建设的工作仍然任重道远，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

由于长期以来传统社会德治思想影响人们的思想，人们的心理结构中早已铸下了厌讼，耻讼的烙印，统治者也以减讼、轻刑为美德，追求无讼。由于中国社会缺乏法治的传统，人们的法治观念淡薄。在成立新中国以后，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认识不足，走了一些弯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影响下，我们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公民的法律素质和法律信仰的培育重视不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于公民的法律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在客观上促进了民主观念和法治意识的增强，但仅仅依靠自发的积累还远远满足不了法治国家的需要。因此江泽民同志指出，搞好法制教育，增强全体公民的法治意识和法律观念是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基础工程，也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法律的具体实施和完善，有赖于公民法律素质的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是在其思想文化素质的基础上所具备的公民意识、法治观念和法治能力，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公民积极的守法精神。公民作为具有独立意识、独立地位、独立人格的权力主体加入到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制度之中，应自觉遵守法定的义务和责任，参与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只有公民自觉遵守法定的义务和责任，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将法律规范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才能建立健康、稳定和内在的法治秩序。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年的普法宣传教育，特别是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确定为治国方略以来，广大人民的法治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法治观念开始逐渐为人们接受。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以人代法”、“权大于法”的现象极相当普遍，“人治”在短期内不可能完全根除。因此要在全社会继续进行遵纪守法教育，大力普及法律知识，增强全体人民的法治观念，在全社会形成一种知法、守法、用法、护法的风气。

２、要依法治权

由于历史上我国是个法治传统比较薄弱的国家，封建社会皇帝的诏令就是法，强调人治，在治理国家中基本上是权力支配法律，即人治。因此从建国到现在我们在这方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文革十年”无法无天，社会生活无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迅速发展，一个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但是在法治实践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大量存在，尤其是许多领导干部滥用公共权力，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甚至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或法律之外。在司法领域中还存在着办关系案、人情案、不依法办事、司法不公的现象。要贯彻依法治国的方针，就必须使法律支配权力，而不是权力支配法律。实现权力法治化从以下几点做起：首先，要增强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正如教育者必先受教育一样，治国者必先治于法。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治国就是治吏，治国靠法治，法治靠吏治，吏治靠治吏。领导干部是权力的直接使用者，如果领导干部不懂一定的规章制度和法则，在行使权力中就有可能枉法，甚至违法。因此领导干部必须努力学习法律知识，熟练地掌握履行领导职责所必须的各种法律和法规的基本知识，增强法治观念，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党和法律、政策和法律、权力和法律的关系。其次，要严格执法，执法是法治实现的最重要形式，是法治实践的最重要环节，作为执法人员，应牢固树立尊重民众合法权益的意识，严格依法办案办事，不受各种关系、人情的影响，保证司法的公正性。对于其他机关的行政人员，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依法从政，严于律已。最后要强化权力制衡机制，健全和完善监督体系，从制度上根本杜绝滥用权力的现象。要保障严格执法，就必须有法律监督和健全的法律监督体系，权力监督是保障严格执法的重要条件，也是促进严格执法的一条最有效地途径。列宁认为：“一般什么来保证法律的实行呢？第一、对法律的实行加以监督。第二、对不执行法律的加以惩办。”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法律监督，才能排除一切„„回避法律的可能性。”的确，从目前影响我国权力滥用的诸多因素看，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监督和制约的力度不够，造成动用权力的随意性较大。目前我国的法律监督工作由检察机关来实施，但由于认识上等多方面的原因，在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上，还存在着不少薄弱环节，法律监督工作与依法治国的进程还有很大差距。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给依法治权提供保障。要把党的监督、法律监督与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使专门机关的监督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紧密结合，形成有效的监督网络，以实现法律制约权力。

３、吸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制建设经验

西方国家的法制化历史进程在20世纪初已经完成，它们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可供我们今天去批判地吸收、借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在对待西方法治的问题上，我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持排斥态度，习惯于用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标准来判定之，西方法律的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几十年来成为法学批判的对象，人为地为借鉴和吸收西方法治设置了一道难以跨越的屏障，用法律的阶级属性代替了法律的多元属性和功能。一般认为，西方的法律尤其是其中居核心地位的法律制度是西方政治制度的重要构成，由此便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天然排斥的东西。其实资本主义法律除了那些表现为较强政治色彩的政治法律制度外，还有大量表现为社会层面的、带有中性特点的、技术性较强的、为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共事业服务的法律制度。法律制度并不完全等同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法律制度是一种既同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密切相关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自身特点的制度文化体系。对于那些表现为非政治属性和层面的法律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借鉴吸收，为我所用。市场经济在西方有较为发达的历史，也积累了较成熟的经验，自然地也有一套较为成熟的适应市场经济机制的法律体制。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凡是现代法律中有的，反映市场经济本质规律的法则和制度，各国成功的立法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新成果，都可以大胆地吸收借鉴。“洋为中用”，不必要固步自封，重复老路，浪费人力、物力、财力。

４、深入开展道德教育和道德实践

广泛传播道德知识，普及基本道德规范，是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基础性工程。一切宣传思想文化阵地，一切精神文化产品，都要坚持正确导向，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倡导科学精神，弘扬社会正气。在道德教育中，要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面对道德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积极探索道德教育的规律和特点。道德宣传教育，既要全面系统，又要突出重点；既要保持声势，又要力求实效；既要注意集中宣传，又要加强日常工作，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单位教育和社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要持之一恒，以一贯之。另外传统的道德教育是照本宣科，取得的效果并不大。因此还必须注意道德教育的方法，做到密切联系实际，要用群众的新鲜语言，多用群众身边的事例，多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使道德教育通俗易懂，深入人心。

从小到大，从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逐渐发展，将主体的道德完善作为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社会实践来科学对待。道德教育是人们道德观念形成的重要环节，而道德实践则是道德观念外化的过程。因此，在开展有效的道德教育中，还必须开展群众性的公民道德实践活动，以活动为载体，吸引群众普遍参与。紧紧围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广泛开展“共铸诚信”，加强诚信教育，强化信用意识，坚决打击制假售假，欺诈经营等违法行为，引导人们坚持诚信为本，操守为重，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围绕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和公民道德素质，开展“希望工程”、“送温暖”、“扶残助残”等丰富多彩的公益活动和“讲文明”、“树新风”为主题的文明创建活动。从具体事情抓起，从一言一行做起，从一点一滴攻起，不断增强道德建设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引导人们在社会做个好公民，在单位做个好建设者，在家庭做个好成员，使各种道德实践活动贴进基层、贴进群众、贴进生活。

５、完善德治实践中的社会导向和回报机制

在社会实践中，道德要发挥其规范人们行为应有的作用，光靠自律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完善导向机制和回报机制。尽管我国社会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道德价值观念长期并存，但在道德建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全社会加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宣传教育，仍然是不可忽视的任务。因为我国现阶段多种道德价值观中，居于主体地位的仍然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道德，才能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保持社会主义方向。在完善道德建设的社会导向机制中，舆论引导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居于重要的地位，舆论是公众道德选择的引导者，是人们道德实践的评价者，又是全社会道德行为的监督者。舆论引导在传播和使公众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弘扬高尚的道德情操，营造良好的道德氛围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舆论监督的主要形式是批评指导，通过批评指导揭露各种不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言行，使缺德者公之于众，受众人的唾弃，这对当事者既是一种惩罚，对公众也有教育作用。宏扬正义斥责邪恶的舆论监督，是开展道德建设的必要手段。

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对人们的道德选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何有效地引导个人自主行为选择的正确方向，使其与社会主义道德行为完美地结合起来，这就需要道德回报机制。目前，道德滑坡现象的出现就与缺乏有效地道德回报机制有关。道德的回报，首先包括社会对人格的尊重，社会对道德行为的肯定，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不能将道德行为的选择与物质利益隔离，甚至对立起来。应尊重道德主体追求物质利益的权利，假如道德主体在进行道德行为选择时必须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就会造成许多道德主体在选择时退缩，不利于道德的建设。因此，只有将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道德奉献和道德回报的社会机制。最重要的就是将涉及到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方面的行为规范纳入到各地方、各行业、各单位的有关规定和管理制度之中，使之成为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对执行有关行为准则的予以奖励，从而形成奖善罚恶，扬善抑恶的道德回报机制。

６、领导干部率先垂范是德治实践的关键 孔子说，“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由于领导干部是以德治国的组织者、指挥者，也是带头实践者，领导干部所处的特殊地位，除了具有权力的感召力之外，更需要具有内在的感召力，这种内在的感召力就是领导干部的榜样力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的力量有时会发挥法定的权力所起不到的约束作用和控制作用，领导干部的自身素质有利于公共权力的管理和公共行政效率的提高。另外中国有“以吏为师”的传统，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学着领导干部的样子做。如果领导干部奢侈腐化，却教育群众勤俭创业，自己带头弄虚作假，却教育别人诚实守信，这样社会风气就会越来越差。应充分发挥领导干部中先进人物的榜样示范作用，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要成为践行“三个代表”，践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模范，使领导干部成为全体人民的表率，成为全体党员的表率。

领导干部面对市场经济，接触物质利益的机会比较多，道德信念动摇的风险较大，因此领导干部必须提高道德素质，筑牢思想防线。尽管目前我们党的领导干部队伍整体上道德素质是好的，但还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道德素质低，把手中的公共权力变成为个人谋利益的工具，生活腐化，严重地败坏了我党的风气，降低了我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已，清清白白做“官”，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正确行使自己手中的权力，当好人民的公仆。要时时处处自重自省自警自律，讲政治品格，光明磊落，襟怀坦白，一身正气，在任何时候都把党性原则、党的纪律放在第一位，用自己高尚的品德和人格力量去感召人、凝聚人。因此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成为目前十分迫切的任务，也是德治实践的关键。

第五篇：德治与法治

论文关键词:法治 德治 司法制度 道德调控机制

论文摘要: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的提出,明确反映了我们党“法治”与“德治”并行的基本治国方略。实践证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需要健全法制,加强法治,依法治国,而且需要加强道德建设,强化德治,做到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治党治国,重德轻法、重法轻德都不行,只有做到二者的统一,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结合起来的重要思想,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站在新世纪的历史高度,深刻总结古今中外治国经验基础上,提出的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治国方略,包含着丰富而博大的思想内涵,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发展,是对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完善和创新。认真深刻领会,坚持贯彻这一重要思想,对于加强道德建设,依法治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邓小平同志在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时,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他指出,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一靠法制,一靠教育。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通过法律来规范,但道德作为调整人们行为的一种手段,在社会生活中对法律的实施却起着一种辅助的作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与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结合的市场经济。这里所强调的就是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在法律建设的同时加强德治。无论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完善,市场秩序的维系,法律的维护与实施,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等,都离不开德治。因此,“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这是整个治国方略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刚一柔,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

纵观古今中外发展历史,治理国家都离不开严厉的法治和良好的德治,从来都是道德与法律并用,只不过根据历史不同条件和当时需要或轻或重,或偏或倚。在中国古代治国方略中,十分注意德治,使德治成为中华民族文明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一切优秀文化传统遗产,并发扬光大,是可持续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德治是以伦理道德为统治手段的社会管理模式,即以德性作为管理国家调控社会的必要手段。在中国古代,以德性手段调控社会,主要表现在运用纲常伦理、理想人格等教化民众。

(一)通过重视道德教育,使纲常伦理内化为人们心性中的良知良能,最终使人们“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传统德治的积极内涵就在于对道德教化与对培育和提高民众的基本道德素养的重视。孔子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用“政令”和“刑罚”来威慑,禁止民众作坏事,不触犯法律,但不会有羞耻之心。如果用道德和礼节来引导和规范民众的行为,民众就不但有羞耻之心,而且能逐渐成为有道德的人。孟子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说明人一旦衣食无忧,就必须会精神懈怠,如果不进行教育,就容易行为放荡,做出不道德的行为。

(二)通过圣贤理想人格对人们的召唤,呼唤出人们“本心”中的圣贤潜能。“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信念影响人们努力修养心性,完善人格。传统德治的要旨,是“治者”作为道德表率和示范的作用来教育和感化“被治者”。实行德治的关键,在于统治者的德性修养。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他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孔子的治国思想内涵,强调治者的道德修养,并对治者的德行有着较高的要求,以行为的“正”,作为治理国家的先决条件,具有一定道理。吸收这一传统德治的积极因素,遵守法律,依法办事,发挥领导干部的表率和示范作用,不仅能垂范地世,而且可以感化人民群众,激发起人民群众的道德感。

(三)反对“暴”与“虐”,提倡“宽猛相济”的统治方略。孔子总结了历史上的统治经验,又鉴于奴隶主暴虐统治的现实状况,认为“尚力”者不得善终,“尚德”者终有天下。就德治与法治而论,孔子明显尚德治。但并不是完全否认刑罚,反对法治,而是主张实行以宽为主,“宽猛相济”的统治方法。他认为:“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孔子主张的“仁政”,反对“暴政”但又不能没有刑罚,刑罚的实施要“宽猛相济”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传统社会的法律、政令体现的是封建专制君主及其所代表的统治阶级的意志,是镇压劳动人民的暴力机器,与我们要建设的法治国家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的法治,是体现广大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意志。

它的宗旨是保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行使自己的权利和履行自己的义务。培育广大人民群众遵纪守法的意识,维护法律的实施,其关键是社会道德建设,这是实现法治不可缺少的内容。

总之,尽管孔孟关于德治的思想反映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要求与历史状况,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古代思想家强调道德教化,重视道德水准的提高,是值得借鉴的。传统的德治只有创造性的继承,吸收德治思想的合理内涵,剔除其不合理的内容,才具有现实意义。

二

大力加强德治,建立道德的调控机制,充分发挥道德的规范与约束作用,是保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在社会生活中,必须确立必要的社会规范和限制,即道德规范的调控,以规范人们在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不道德行为。

(一)为保证社会正常、有序的运行,必须进行道德“立法”,道德是“软性”规范,也是一种“立法”。道德是通过善恶标准、义务和良心等形式,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它以自我醒悟、自我约束来表现人们对行为的评估与追求,并形成一种自我需要的内驱力,激励和推动人们的道德意识上升到更高的精神境界。道德的这一属性决定着它对人们不道德行为的制约作用。

道德“立法”也包括确定配套的道德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主体是多元和多层次的,人们的价值追求也随之出现多元化的取向。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社会成员可以各行其是,随心所欲。要维护社会正常运行,就必须有一套社会全体成员共同认可的最高价值目标和最基本的行为规范,而在这最高和最低之间,可以给人们留出相对自由的空间。所以,有必要加强与提高人们的道德自律意识和守法意识,确定或形成经济和社会正常有序发展的道德规范。

(二)健全社会道德监督机制。道德监督主要通过道德评价对人们的行为做出善恶价值判断,并把这种价值判断反馈给行为者本人,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并发扬光大这种行为;对自己不道德行为知耻、愧疚,并及时改正,从而培养人们知善知恶的能力和从善弃恶的态度。

道德监督机制首先要以自我节制原则来发挥道德的调控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个人都有其相对独立的价值目标和利益的追求。达到此目的,必须在相互节制中才能实现。自我节制具体体现在行为的节制和利益追求的节制。当然,这种节制是以人们的趋利动机为前提的,即在满足自身的利益追求中,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同时,自我节制是人们的一种内在克制,它不是来自外部而是作为个体意识的内在意向,在个体的意愿和要求的基础上实现的。可见,自我节制原则的建立旨在使道德调控与社会生活之间建立一种富有弹性的动态平衡机制,它要求人们在实现利益的过程中,要不断地调节和制约自己的行为方式,为自己的行为结果承担责任。并要根据社会外界的评价、要求和自身行为的结果,不断反省和调整自己的不符合社会的要求和行为。

(三)开展道德教育,创造良好的道德调控环境。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在党风和社会风气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比较突出的,即人们最为关注、最不满意的问题,就是腐败现象屡禁不止。这些问题为什么会产生,如何才能根除,需要我们认真反思。因此,在进行法治的同时,必须重视思想道德建设,狠抓“德治”,以德治国,对于坚定理想、信念,塑造正确的道德观,升华人生境界,提高道德觉悟,具有重要意义。

开展道德教育,应当强化社会一元化的价值导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和多层次,个人价值取向多元化的趋势日渐明显。个人价值取向多元化的转变,不能视为社会价值导向也必然趋向多元化的依据。相反,越是在个人价值取向多元化的背景下,越是应当加强社会一元化的价值导向,而不是放任自流。一个社会的凝聚力,往往来自于社会成员的共同理想和信念。我国社会的共同理想和信念,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以德治国”,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树立共同理想和信念,是实现社会主义一元化价值导向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三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德治与法治这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充分发挥各自的社会调整功能,力求社会秩序达到最佳的协调状态。加强道德建设的同时,我们必须承认,德治并不能,也不可能解决社会所有问题,道德也不能替代法律的作用。因此,我们还必须大力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法制体系,进行司法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现代市场发展的、独立的、公正和高效的司法体制,以推进法制建设,依法治国。

(一)制定和完善法律体系,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陆续制定和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和法规,为保障我国各项事业的正常有序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较快及其复杂性,还需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已有的法律尚需进一步补充与完善。法律的制定不能超前,但也不能远远滞后,如果不能及时、准确的制定出相应的法律、法规,势必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并带来损失。因此,加快立法进程,制定完备的法律,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已势在必行。

(二)大力推进司法体制的改革。完备的立法,必须由高效、公正的司法作保证,否则,法律制度形同虚设。因此,发展市场经济,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离不开完备的立法、高效和公正的司法体制。首先,对全国各级法官和检察官的任命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任命,从而保证司法工作不受地方的影响和干涉。其次,改革司法系统现有的经费拨付方式。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办事经费、基础设施和装备等由中央财政支付,并行到充分的保障,以使法院、检察院不受制于地方政府。

(三)加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力度。这些监督包括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上级法院、检察院对下级的监督。另外,新闻监督也尤为重要,除涉及到国家安全、个人隐私等案件外,都允许新闻单位采访、报道,等等。

(四)改革司法机关内部的管理体制和工作秩序。在巩固和发展以往改革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实行主审法官和主诉检察官制度,形成权责统一,提高司法工作质量和效率;进行司法机关的机构改革,合并职能重叠部门,精简人员,建立符合司法机关工作特点,有利于发挥司法机关职能作用的业务机构体系;实行法官、检察官的轮岗制,防止司法工作人员形成地方小集团,增大监督力度。

(五)完善法官惩戒制,建立错案责任追究制。许多国家都给予法官、检察官的职务和报酬等方面的优越待遇。同时也十分重视对贪赃枉法、失职和渎职的法官进行严惩,以保证司法官员廉洁奉公,独立、公正地依法行使职权。我国在给予法官、检察官较高的物质待遇前提下,对滥用职权,枉法裁判的司法官员不仅应调离司法机关,而且还应依法严惩,以达到教育与惩罚的目的。在完善司法官员惩戒制的同时,必须建立完善的错案责任追究制。

综上分析,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仅取决于法律的制定与完善,法制的健全与有效实施,而且也在于人的道德理性。如果没有人们自身的道德责任心、义务感、道德观和价值观,人们的道德水准低下,制定的法律再多再严厉,也起不到威慑的作用。因此,我们不仅要健全法制,加强法治,依法治国,而且要加强道德建设,强化德治,做到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法治治身,德治治心;法治治近,德治治远;法治禁恶于已然之后,德治禁恶将然之前。两者不可偏废。可见,法律的健全固然重要,但“德约”的基础和配合作用,对法律的实施却是“有之未必然,无之必不然”。所以,我们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德治与法治的统一,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