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拆迁补偿等问题法治与德治的思考认识（精选）

第一篇：对拆迁补偿等问题法治与德治的思考认识（精选）

一、对法治与德治的理解纵观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治国之法大体两类：一种是法治，就是用法、令、刑、罚治理。另一种是德政或仁政，就是用德、仁、义、礼、信治国。一般来看，历代的统治者都是两手并用。即以仁义为根本，靠法令来治理，双管齐下，恩威并重。这也许是治国的最高境界。看历史上多个国家和朝代的治国方法实质基本如此，那么这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以德治国”就是征服人心，使人们甘愿信服，以感召劝导人们思想为主，以高尚的道德和情操、仁爱、信仰感化人们、帮助人们，治理事务。“依法治国”就是依照法律，抑恶扬善，禁止防止～、荒淫、～。以强制手段建立国家社会安定的秩序，规范人们行为，治理国家。值得提出“法治”不是政治，中国人习惯于搞政治，以政治统领法治，而政治非民众意愿，也不讲公平，所以政治不能治国。政治的实质是“人治”。政治不能代替法治。这是必须搞清的概念，“～”的教训应当牢牢记取。当然现代的“法”与过去的“法”有本质区别，现代是人民当家作主，法是人～志，过去的法只是统治者的意志。治国安民，首先应是实行仁德之政，靠道德思想教育感化，靠人民思想觉悟、修养，自觉约束，如果仁德不起作用了，就要靠法治了，否则，就可能出现混乱和～、犯罪。因此，必须有一个有效的法律来加以约束，使人的行为有一定规范，若危害公众利益、国家利益，就要绳之以法，也就是说法治是德治的保障。

二、由拆迁想到的法治与德治例如现在的房屋拆迁安置，拆迁法规颁布之后，先要进行宣传教育、订立安置协议，之后才能拆除房子，如按期被拆迁人不愿意搬迁，就需要依法强制拆除，这里德就是合理的补偿安置，法就是强制措施。当然，法应是由人民代表及其人民政府制定的，首先应该是“良法”，而不应是“恶法”，这点最为关键。像过去的拆迁，有户口、或住处，拆迁偿还实际房屋面积，看来较为合理，很得人心。后来情况变化了，补偿变得越来越差，所以出现了许多矛盾、纠纷、问题。如：拆迁协议不是双方真实心意。是“形势”逼迫所签。大家思考一下，这是否是拆迁法规、政策不连续、不公正、不合理所至？现在的情形基本是富了开发商，穷了被拆户。有人欢喜，有人忧，忧者多为穷人，看来有些地方的“拆迁法规”有问题。是否有违背宪法原则的地方？一些开发脱离了实际，盲目不量力地扩大拆迁，且属于非公共建设和利益,是为其开发单位的团体利益，忽略了国情民情，在立场和角度上也有些问题，没有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尤其是对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有些拆迁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灾”。因此关键“法”是否体现了广大人民的意愿？是否公正？“法”的善恶，关系到人民的命运、生活。最近，拆迁补偿有所提高，xx也发了文，对拆迁引发的纠纷和不稳定因素采取了措施，宪法也强调了保护公民的“财产权”，这是法治的进步、是德行。政府对弱者有了一些照顾“政策”，这也是德治与法治统一并用吧。顺应了民心。

三、对现代法治与德治的认识前一阶段，我们的党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其实也是治国的思想，因为治国的基本原则是以有利于人民为根本出发点。法治是以令行禁止为准则，而实行法治的前题，需要人民知礼义廉耻、明辨是非、学法知法，通过宣传、教育，使人民心悦诚服，同时以文明、道德教化，方可能守法，当然总是有不听教化、为非作歹的，这就要依法惩办制裁了。所以法治和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如何将两者揉合运用，则是很重要的。只有法，而没有仁德，人们则可能生“怨”，而只有仁德，而没有法，则可能生“邪”，因此，二者要不偏不倚。当今的“德”从思想、精神上看，就是马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助人为乐、诚实守信、为人民服务等文明的东西，对此，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去学去用，以此武装头脑，国家通过浅显易懂的道理教育人民，通过法律来解决人民中的基本矛盾，协调各种关系，使社会成员安于职守，各尽其力，相互信任依存，不搞对立。这也许才是好的治国方法。当然最主要的是解决好人民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生活问题和矛盾，以此稳定人心，德与法都是为之服务的。

四、实行法治与德治关键所在从治国的角度看，最主要的是国家机关、政府公职人员、执法者这些是治国的关键。因为国家的政权稳定、社会的安定，主要取决于他们。他们执行法律、政策，肩负领导职责，与人民群众的生活、生产、工作的质量、成效息息相关。所以依法行政是关键，依法治权则是关键中的关键，监督制度和措施都要加强，要公正、公平、文明执法，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德与法首先应当在干部之中体现，并形成榜样，所谓上行下效，因此干部就应以身作则，带头守法，行善积德。以自身的德、仁、义、礼、智、信等去影响、带动、感化周围群众，以行动、以德、依法治国、安民，而决不可名不副实，假冒伪劣，马列主义只对别人。俗话说：“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为必然，比以力压人要长久有效。国家用人也要用贤能人士，选择那些不争权夺利，一心为民的有德之才。政府官员、执法者的素质也是治国的一个关键。总之治国之道，以德为先，治国之本，德法并举。xx区司法局 &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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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检察院对伪证罪问题思考认识

刑事司法活动的核心内容，就是准确地追诉、惩治犯罪，使刑事案件得到正确的认定和处理。其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收集并运用证据的过程：立案侦查、采取强制措施、提起公诉、审理判决等各项活动都离不开证据，并且要求其真实性得到确认。任何伪证都可能导致对案件的错误认定和处理，妨碍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从而使司法机关丧失威信，使法律丧失威力，其社会危害性是严重的。因此笔者认为，正确认识“伪证”并将伪证罪的主体及其目的进行适当扩大，完善刑法关于伪证罪的规定，对于司法实践是不无裨益的。

一、对“伪证”的界定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对所谓“虚伪”的认识。国内外刑法理论对此有三种观点：客观说、主观说和折衷说。客观说认为，只有陈述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的，才是虚伪的。具体地讲，客观说以陈述的内容是否符合客观真实性为标准，只要陈述内容与客观事实有出入，那么陈述就是虚伪的；而即使陈述人主观上故意作虚伪陈述，但只要不违反客观真实性，没有实际的危害结果，此陈述也被认为是真实的。主观说则认为判断陈述内容是否虚伪，并不决定于陈述内容是否符合客观事实，而决定于陈述者主观上是否将其所经历的事实作准确无误的陈述。如是，则陈述就是真实的，即使与客观事实不符，也不影响其真实性；反之，如果陈述是违反其经历事实的，即使陈述内容符合客观真实，也是虚伪的。而折衷说则认为，既有主观故意，又违背客观事实的陈述才是虚伪的陈述；主观上有故意，但陈述并未违背客观事实的，应视为真实；主观上没有故意，但陈述违背客观事实的，亦不在虚伪之列。

目前，国内较为通行的是折衷说。但此说的观点颇值得商榷。行为人作伪证必须通过积极作为的方式来进行，如果不作为就是拒不作证，既然并未提供证据，就无所谓“真”、“伪”之分，且陈述违反证人记忆但符合客观事实也只是巧合，而非其本意。所以只要其主观上欲故意作伪，客观上就必须积极地实施一定行为，那么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实施的就应该是“危害行为”。而依我国刑法第三百零五条之规定，只要行为人有故意行为，且意图陷害他人或隐匿罪证，即可构成本罪。可见，法律强调的是行为人歪曲事实的主观意图和客观行为，对是否造成实际危害则并不过问。因此，我国刑法所规定的伪证罪是行为犯而不是结果犯。折衷说显然是以是否产生危害结果来认定伪证罪是否成立的，但实际上构成伪证罪的客观要件是危害行为而非危害结果。折衷说虽然顾及了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因素，但在对客观因素的认定上发生了错误，从而偏离了刑法规定的本意，这正是折衷说的失误所在。

而客观说则有失偏颇。如果依其观点，那么无论行为人主观上是何种心理状态，只要其提供的证据与客观事实不符，即成立伪证罪。换言之，过失亦可构成伪证罪，这无异于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有利于准确认定案件事实，较好地保障了司法活动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对证据提供者的约束过于严格，反而使其抵触情绪增加，给司法活动的正常开展带来诸多不便。权衡利弊，这种客观归罪的做法显然有矫枉过正之虞，并没有太大的实践意义。

因此，相比较而言，主观说就显得更为合理了。只要行为人在刑事诉讼中为了陷害他人或隐匿罪证而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提供不实证据的，即犯有伪证罪，而不论是否造成了他所希望的危害结果。若因客观条件限制而使证人的记忆发生错误，导致其所作证据与客观事实不符，由于其不具备犯罪故意，故不构成伪证罪；如果证人故意作与记忆不符的假证明，即使此证据与客观事实恰巧相符合，仍不能阻却伪证罪的成立。只是由于未造成危害后果，因而可以认为情节比较轻微而已。

二、对其他主体伪证行为的认识及策略

在我国，法定的证据包括如下七种：（1）物证、书证；（2）证人证言；（3）被害人陈述；（4）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供述和辩解；（5）鉴定结论；（6）勘验、检查笔录；（7）视听资料。因此证人、记录人、鉴定人、翻译人、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是证据的重要来源，那么这些人就都有作伪证的可能。我国刑法已就前四种人的故意伪证行为规定了伪证罪及其处罚，而对于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几个潜在的伪证行为主体，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凡是伪造证据、隐匿罪证或者毁灭证据的，无论属于何方都必须受法律追究，但刑法却并没有指出对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伪证行为应当如何处理，这显然不利于刑事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

1、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伪证行为进行处治的必要性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应当如实回答，没有保持沉默的权利；而被害人也有如实向司法机关陈述案件事实的义务。同时，依据刑事诉讼证据理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自己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供述和被害人亲历犯罪行

为发生的证言或陈述都属于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能够单独直接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是公安司法机关认定案件事实，对案件进行处理的重要依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受外因影响的）被害人为对抗司法机关，随时都有可能以各种手段来妨害正常的司法活动，故意作伪证就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因此，对其进行分析并寻求相应的司法对策是很有意义的。

2、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伪证行为的认识及策略

第一，从作用上看。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被公安司法机关立案追究刑事责任的人，他对自己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以及如何实施，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为清楚。因此，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坦白交待、如实供认，就可以全面、详尽地反映出作案的动机、目的以及作案的手段和过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经查证属实，一般可以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直接证据；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辩解，则可以提供证实其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或证据线索。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真实口供对办案人员迅速了解案情，全面收集证据，正确认定事实和及时发现新情况等有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是其他任何形式的证据所难以比拟的。

虽然在公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不承担证明责任，也就是没有义务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无罪。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不因此而享有沉默权，而且由于其供述和辩解的重要性，所以法律上不能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绝回答问题或故意作虚伪陈述。后者一旦产生影响，其危害性与真实陈述的正面作用同样重大，这正如物理学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所作的描述：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第二，从内容上看。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一般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1）供述，即向公安司法机关承认自己犯有罪行和关于犯罪具体过程、情节的叙述；（2）辩解，即否认自己犯有罪行，或者虽然承认有罪，但对依法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或应从轻、减轻处罚等情况所作的申辩和解释；（3）对他人共同犯罪事实的检举和揭发。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与其自己的犯罪行为有一定的联系，可以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因而属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组成部分；另一种与其本人犯罪的事实无关，则不属于口供而属于证人证言。

第三，从司法对策上看。

众所周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存在着很大的虚假可能性，并易有反复。在大多数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了逃避罪责，总是企图否认和抵赖罪行。所以，虚假的辩解是比较常见的。由于司法机关本来就要对有关案件事实展开调查工作，因此这种虚假辩解并不会对司法活动造成新的影响，故对其另行追究并无太大意义。

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有罪供述或检举揭发时故意作伪，情况就不一样了。我国刑法分别在第六十七条和第六十八条规定了对自首和立功的处理：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并可从轻或减轻处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那么如果他们提供了虚假的新情况，又应如何处理呢？如前文所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的新情况应属于案件的证据，其有关供述就应该是作证行为。对属于证人证言性质的检举揭发，若有故意作伪，应当可以适用伪证罪进行处理；而对自证其罪的供述或不属证人证言性质的检举揭发，如有故意作伪，刑法则没有作出相应规定。而事实上对于新情况，司法机关总是宁信其有而不信其无的，并且还会据此展开调查，待发现情况不实，则已经使司法成本升高，司法资源遭到浪费。所以这种作伪行为对正常司法活动的妨害是相当大的。

例如，犯罪嫌疑人钱某(某国企负责人)因涉嫌受贿而被拘留，在羁押期间他为了逃避罪责、转移视线，给侦查活动设置障碍，向司法机关作了虚伪供述，言明自己除本案以外还曾收受私企老板李某贿赂十多万元。侦查人员以此为线索开始新一轮调查，在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之后，发现此情况纯属子虚乌有，而钱某则利用这段时间考虑对策，重新加固了思想防线。对此，司法机关一般只是在认定其罪责时，以认罪态度差进行评价，从而达到加重处罚的目的，这就是实践中所谓的“态度刑”。但这种处理方法其实并不合理。在此类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实际上侵害了两种不同的客体：一是案件本身涉及的社会关系，二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所以处理起来应当区分清楚，不能一概而论。

总之，笔者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故意提供虚假新情况属于伪证行为，其社会危害性已足以构成犯罪，为维护法律尊严，保障正常的司法活动，应可以对其单独立罪。具体来说，可以在我国刑法第三百零五条之中增加一款内容，明确规定第二类伪证罪。本罪的主体方面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观罪过方面为直接故意；客观行为方面为作出了虚假的供述，即提供了虚假的新情况；而目的方面则可概括为妨碍司法公正，不必局限于陷害他人或隐匿罪证。

3、对被害人伪证行为的认识及策略

第一，对被害人虚伪陈述的认识

被害人陈述，是指被害人就自己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事实和所了解的犯罪分子的情况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刑事诉讼开始之前的被害人陈述，是公安司法机关立案的根据；在刑事诉讼过程之中的被害人陈述，则是重要的证据来源。由于被害人是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对象，因此一般对案件事实了解得比较详细、具体，特别是在强奸、流氓、伤害、诈骗等案件中，被害人与犯罪分子大都有过直接的接触。他们不仅了解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过程、后果，而且还了解犯罪分子本人的许多具体情况，有时甚至可以明确告发或指认谁是犯罪人。因此，被害人陈述对于公安司法机关判断案件性质、确定侦查方向和重点，收集核实其他证据，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而要认清被害人虚假陈述的性质，首先应该明确伪证罪与诬告陷害罪的区别：（1）侵害的客体不同。前者主要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后者主要是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2）犯罪时间不同。伪证行为发生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诬告陷害行为则发生在立案侦查前，是引起案件立案侦查的原因。（3）作伪内容不同。前者是在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上作伪；后者则捏造整个的犯罪事实。（4）犯罪主体不同。前者是特殊主体，后者则为一般主体。（5）行为目的不同。前者的目的既可以是陷害他人，也可以是包庇罪犯；后者的目的则只能是陷害他人。如果被害人故意捏造事实、意图陷害他人，使他人受到刑事处分的，并且属于刑事诉讼前的陈述，一经查出，可依法追究其诬告陷害罪之责；如果是在刑事诉讼中，受外因的影响，或被威逼利诱、或出于与犯罪分子的特殊关系、抑或是为了报复、泄愤等等，而有意将案件事实缩小或夸大，将情节减轻或加重，由于此时刑事诉讼已经启动，所以此类行为应属于故意作伪证。被害人的这些虚伪陈述都有可能导致案件性质发生改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发生错误等严重后果，这对于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有着相当大的妨害，而我国刑法对此也没有加以规制。

第二，具体认定及司法对策

笔者认为，被害人伪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已足以构成犯罪，可以纳入第二类伪证罪的范畴：其主观罪过方面是直接故意；客观行为方面是作虚伪陈述；行为目的是意图妨碍司法公正（因为被害人也可能出于加重打击犯罪者的目的而故意夸大事实，并不一定是为包庇罪犯）。应该看到的是，被害人由于受犯罪分子侵害，其正常法律权益已遭到损失，如果不是出于外因的影响，一般不会有意作伪证。因此，认定这类行为的关键在于对导致行为产生的外因的分析。

（1）因受暴力胁迫或与犯罪嫌疑人有特殊关系而作伪证。例如在一起故意伤害案中的受害人王某（退休干部），在犯罪嫌疑人陈某（无业青年）被拘留期间，因事有凑巧，得悉陈某竟为自己一位老战友之独子。考虑到老战友年老体衰需人照顾，王某在法庭上改变证词，将被陈某殴打致肋骨骨折的情况说成是自己不小心摔伤，而只承认其他一些轻微外伤是由于陈某的伤害造成，后经重新鉴定发现王某作了伪证。虽然王某的行为妨害了正常的司法活动，但他也已为此付出代价，牺牲了受损权益得到完全救济的机会。因此对于这种情况，可以考虑从轻处罚，受暴力胁迫而作伪证亦同此理。

（2）因被贿买而作伪证。如强奸案件中的受害者由于收受犯罪分子或其亲友的财物而与其串通，在接受司法机关再次询问时，将原先所作的被强奸的陈述改为是与其通奸，以致检察机关将此案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最后因为种种原因而不了了之。属于这种情况的不应得到从轻处罚：一方面，其受损权益已经得到对方钱物的对价性补偿，从轻处罚的理由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其行为侵害了正常的司法活动，从维护司法公正的角度出发，应予正常处治。

（3）为报复、泄愤而作伪证。例如，某公司采购员方某因在被欺骗的情况下与周某（自称某公司供销人员）签订了购销合同并同时支付了首期款。不久，周某携款潜逃，以致方某的公司损失数万元。后周某虽被抓获，但货款已无法追回，方某因工作失误而被解职。方某为报复周某，在向司法机关第二次陈述时，将涉案金额夸大为十万元，希望以此使周某被从重处罚。这种伪证行为在妨害司法机关正常活动的同时又侵害了周某的正当权益，故不宜从轻处罚。

三、国内外关于伪证罪规定的不同点

当今世界各国刑法几乎都有关于伪证罪的规定，与我国相比较，存在着诸多的不同点，并且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主体方面，泰国刑法、印度1953年刑法和法国1810年刑法对伪证罪的主体均不加限制，即为一般主体；在主观方面，有些国家的刑法没有写明罪过形式是故意还是过失，如法国、西班牙、日本、朝鲜等，保加利亚1915年刑法甚至明文规定了过失伪证罪；在客观方面，很多国家强调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在陈述之前或之后需要依法宣誓，保证真实陈述或保证所作陈述是真实的；关于伪证罪发生的诉讼阶段的规定也不仅仅局限于在刑事诉讼中；另外，许多国家的刑法都未规定伪证须是对案件的重要情节，更有甚者，瑞士刑法第307条第三款规定：“虚伪陈述与法官判决之事无关者，处三个月以下轻惩役”；在量刑方面，各国都相对较重：日本、美国为10年以下，泰国为7年以下并有罚金刑，法国为5年以上10年以下，加拿大则为14年以下。总之，外国刑法对伪证罪的规定在适用范围上、打击面上和处罚程度上都超过了我国。

综上所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都可以而且应当成为伪证罪的主体，而伪证罪的是否成立应以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作伪之故意并且是否意图妨碍司法公正为标准。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违法犯罪的形式、手段等具体情况也日趋复杂，立法机关也有必要根据具体情况进一步完善关于伪证罪的规定，将其内涵与外延均作适当扩大，以加强打击的广度和力度，从而更好地维护司法机关的权威，保障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并促进国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和司法资源的优化使用，为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三篇：关于房屋征收拆迁与补偿的法律思考

开放教育试点法学专业专科毕业论文

关于房屋征收拆迁与补偿的法律思考

姓 名 王凯

学 号 1141001460184 学 校 新乡电大

指导教师 翟同美

写作时间 2013-5-15

【摘要】首先说明下房屋拆迁，是指取得拆迁许可的单位，根据城市建设规划要求和政府所批准的用地文件，依法拆除建设用地范围内的房屋和附属物，将该范围内的单位和居民重新安置，并对其所受损失予以补偿的法律行为。城市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进行再建设的过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生产力得到空前的发展。为了城市的整体规划，有时也为了国家专项工程建设的需要，有必要对原有建筑房屋进行拆除、搬迁，达到整体的整齐划一或对日益紧张的国有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房屋拆迁与补偿是指拆迁人对被拆除房屋的所有人，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给予的补偿。拆迁补偿的方式，可以实行货币补偿，也可以实行房屋产权调换，还可以选择货币补偿和产权置换相结合的补偿方式。

房屋拆迁是促进城市繁荣发展建设的积极要素，同样也是影响构建和谐公平社会的消极要素，其中存在的法律问题纠纷是不容忽视的：搬迁、拆除、补偿的先后顺序颠倒，没有按照先补偿、后拆迁的顺序进行；拆迁中存在滥用职权问题，没有按照法定的权限和法律程序进行；拆迁评估工作不规范、不公平；强制拆迁问题比较突出，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和问题。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既有实践中的原因，也有理论及法规上的根源。主要原因是:指导拆迁的法律法规没有区分公益和商业拆迁；没有区分公共利益和商业开发两种不同性质的拆迁行为，拆迁的主体不明确；在进行房屋拆迁中，补偿标准偏低，对被拆迁人的权利保护不力；国家公权的过度干预,导致了发生了大量的侵犯公民的权益不公平的事件；国城市房屋征收与拆迁的立法方面的不足,在实践中缺乏统一适用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必须有相应的对策与法律来平衡，在司法行政方面,建议合理进行司法行政,建立有效的评估机制履行评估职责。在立法方面,提出应该构建和完善立法,加强物权法中合理化界定公共利益,完善补偿制度等立法建议；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要针对强拆和赋予法院强制执行和危旧房改造的决定权的确定问题上高度重视,必须保障无论是拆迁由法院强制执行还是关于危旧房改造的决定权的确定都应该以保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前提：相关部门机构承担具体工作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要房屋征收部门对房屋征收实施机构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的行为应当负责监督，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并且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有权向有关人民政府、房屋征收部

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举报。接到举报的有关人民政府、房屋征收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对举报应当及时核实、处理。同时加强法律执法方面的贯彻与执行,更好的保证《物权法》在与其它法律一起适用的同时可以有效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再出现法律适用上的不一致等问题。希望通过改善这些问题,为我国城市房屋征收与拆迁的现状和立法发展方向有一个好的认识与态度。期待国家制定更加完善的法律用来解决中国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最艰难的社会问题,做到公平社会、和谐社会，全力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利益。

【关键词】 房屋征收 拆迁补偿 物权保护 权益公平

目 录

一、房屋拆迁其中存在的纠纷与法律问题„„„„„„„

（一）拆迁评估制度方法存在的问题

（二）滥用职权，违法强制拆除被拆迁人的房屋

(三)补偿安置的标准存在不合理现象并且缺乏法律依据(四)补偿制度的单一范围狭窄缺陷

二、存在的纠纷与法律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二）“公共利益”界定的不明确性

（三）政府职能的定位不正确

（四）房屋拆迁补偿不合理

三、针对这些存在问题的建议法律思考„„„„„„„

（一）创建新模式的补偿评估制度，构建和谐公平社会

（二）统一补偿标准

（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拆迁有法可依。

（四）加大宣传力度，确保群众的知情了解权。

（五）依法规范操作，提高征地工作透明度。

（六）提高认识，强化措施，全面正确履行工作职能，使拆迁工作公开透明

四、参考文献 „„„„„„„„„„„„„„„

一、房屋拆迁其中存在的纠纷与法律问题

（一）拆迁评估制度方法存在的问题

第一、房屋拆迁评估机构制度不严谨，评估出来的数值悬殊

由于我国房地产评估起步较晚等原因，目前有评估执业资格的房地产估价师仅数万人。房地产评估市场于是出现了执业资格证“一证难求”的证荒现象，诱使许多人趋之若鹜，存在着非专业人员通过非正常途径获取执业资格证书的现象，有人居然明码标价买卖证书，利用证书挂靠进行谋利已是业内公开的秘密，借证挂靠、蒙混过关的情况不是没有。不是做丝绸生意、做钢材生意的出身的也在做房屋拆迁评估吗？当然，英雄不问出身。但近几年大量新成立的房屋拆迁评估机构，到底有多少真本实领呢？大量的房屋拆迁评估报告，又有几本是房地产估价师亲自操作的呢？内在责任机制上存在的问题不可能保证房屋拆迁评估的公正性。

第二、房屋拆迁评估机构之间存在利益竞争的现象

为了多争取业务，有的房屋拆迁评估机构不是在诚信上下功夫，而是在拉关系上下力气，拿钱开路、大搞钱权交易；有的房屋拆迁评估机构迎合拆迁当事人的不合理要求，置评估规程和规范于不顾；有的房屋拆迁评估机构过度降低收费标准，大搞价格战。这些现象既影响了房屋拆迁评估报告的权威、公正和客观，损害了国家和集体的合法利益，同时也形成了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房屋拆迁评估市场中横行的不正当竞争，是损害房屋拆迁评估公正性的重要原因。

第三、房屋拆迁评估机构不按核准的资质和范围执业

在我国，房地产评估包括各个不同的方面，分属于建设、国土、财政等多个部门管理。房屋评估要按建设部颁布的规程规章进行评估，土地资产要按国土资源部颁布的规程规章进行评估、企业资产评估要按财政部颁布的规程规章进行评估。专业的事要由专业的人做。但是，有的房屋拆迁评估机构为了包揽业务，不仅出具房屋拆迁评估报告，还出具地价评估报告，甚至出具企业资产评估报告。这种现象尤其表现在对企业的拆迁评估上。很显然，房屋拆迁评估机构超资质、超业务范围执业出具的评估报告没有法律效力，经不起司法审查的考验。

第四、评估程序不符合规范，评估结果不依法公示，评估报告不依法送达 不少的拆迁估价人员没有做好被拆迁房屋实地查勘工作，没有做好被拆迁房

屋外观和内部状况的证据固定工作，有的甚至不做实地查勘记录，做了实地查勘记录也没有被拆迁人签字认可。由于房屋拆迁评估程序中的不规范现象，逼得个别的政府部门出台所谓的查漏补缺奖政策。有的房屋拆迁评估机构偷偷摸摸地进行所谓的评估结果公示，大部分的房屋拆迁评估机构做不到依法送达评估报告。这是造成房屋拆迁评估缺乏权威性和严肃性的重要原因。

第五、有争议的评估结果得不到及时、公正、合理的处理

拆迁当事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时，理应严格按照房屋拆迁法规和房屋拆迁评估规范规定的救济程序操作，进行解释、答复、复核、重新评估甚至技术鉴定。但是几乎没有房屋拆迁评估机构将上述程序依法告知了拆迁当事人，很少有房屋拆迁评估机构对评估结果进行复核和重新评估，大多数房屋拆迁评估机构对评估结果的异议采取了爱理不理漠然置之漠不关心的态度。面对这样的房屋拆迁评估机构，不产生房屋拆迁争议才怪，“钉子户”就是这样产生的。

（二）、滥用职权，违法强制拆除被拆迁人的房屋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就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所作出的行政裁决具有执行力，其执行方式，一是可以通过相对人的自愿履行；二是法律行政法规明确授权的，具有执行权的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三是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在实际房屋拆迁过程中，有部分拆迁案件存在违法强制拆除的问题，其表现在：1.没有作出裁决或者强制拆迁决定而进行的强制拆迁。2.没有进行补偿而实施的强制拆迁。3.在强制拆迁之前没有证据保全实施的强制拆迁。因此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往往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无法向法院提供有效证据。那么，被拆迁人在诉讼中提出合理的财产主张，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4.在送达拆迁文书及拆迁时间违反法律规定。

（三）、补偿安置的标准存在不合理现象并且缺乏法律依据

1、对被拆迁的房屋性质认定及补偿。住宅房屋与经营性用房在房屋拆迁补偿中，补偿数额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在房屋拆迁工作中，依据法律规定正确界定房屋的性质，给予被拆迁人一定经济补偿，是房屋拆迁工作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行政审判中我们发现由于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拆迁人对被拆迁房屋性质认定不准确，对于应按经营性用房标准给予补偿的，且按住宅用房认定并给予补偿，造成被拆迁人的不满，发生纠纷，引发诉讼，甚至引起当事人越级上访。

2、对违章建筑性质的认定及补偿。违章建筑的认定是行政主管部门的职权

范围，作为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拆迁人都没有认定权利，也没有必要自行认定。但从目前房屋拆迁的现状来看，对多数被拆迁房屋是否属于违章建筑，均缺乏依法予以认定，缺少必要的法定程序，随意性较大。

3、房屋拆迁补偿费偏低。目前个别地区房屋拆迁补偿标准是拆迁地方制定的文件规定的，虽然高于当时本地区房屋价格，趋向合理。但随着本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地区房价不断攀高，使补偿价格渐渐低于当前本地区房屋实际价格。因此，直接影响了房屋拆迁工作进展和社会稳定。

4、房屋回迁安置不够合理。按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有两种方式；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在实践中到底实行哪种方式？谁有选择权？《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均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大多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采取货币补偿为主的方式，但作为拆迁人采取货币补偿单一作法，违反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既房屋拆迁补偿的方式，可以实行货币补偿也可以实行房屋产权调换的规定，剥夺了被拆迁人的自由选择补偿安置方式的权利。

（四）、补偿制度的单一范围狭窄缺陷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公共利益是对征收权的事前限制,公正补偿则是对征收权的事后救济[1].在房屋拆迁领域,虽有补偿的规定,但总的来说还是相当的不完善。

1、补偿的方式比较简单。我国房屋拆迁补偿方式主要

有两种,一是货币补偿的方式,二是房屋产权调换的方式。而在实际生活中,一些城市居民以房屋出租为生,一旦房屋的区位发生了变化(以房屋产权调换的方式补偿),如果地段位置不佳,房屋可能就租不出去,其可能就丧失了收入的来源。即使是采用货币补偿的方式,那些因自己居住环境的改变而不得不寻找新工作,增加就业成本,这些居民也无法从简单的金钱补偿中解决今后遇到的实际困难。可见,我国拆迁补偿的方式比较单调,不能满足实践中的需要。

2、拆迁补偿的范围较窄。目前,我国房屋拆迁补偿基本

上限于财产权补偿,而财产权的补偿中也只限于对直接损失的补偿。根据国务院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各地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房屋拆迁补偿的范围是被拆除

房屋及其附属物。而事实上,被拆迁人在取得房屋所有权时,已经支付了相应的土地使用费,而在他们的房屋被拆迁后,这部分费用却未完全纳入补偿范围。其次,广大拆迁户在拆迁过程中不仅是丧失了房屋,而且他们的生活、工作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随着城市房屋拆迁在各地如火如荼的进行,许多居民不得不离开自己便利的居所,另外寻求生存地点,使其生活和就业的成本增加,有的人甚至因此丧失了工作和赖以生存的生活来源,而现行的拆迁补偿制度的不健全使得他们又无法就自己的生存和就业机会得到合理补偿,他们的生存权、工作权正在悄然的被夺走。再者,许多拆迁户的房屋被拆迁后,往往被安置到周围环境质量并不好的地区居住,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们的环境权受到不同程度的侵犯。另外,由于拆迁导致的一系列不利后果,必然会给被拆迁人带来精神上的痛苦和创伤,对此应给予一定金钱安抚,而现在的补偿法律法规中却并无此项规定

二、存在的纠纷与法律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规定与《宪法》、《物权法》存在基本冲突。《条例》违反《宪法》“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规定，也不符合《物权法》“私人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和“国家、集体、私人财产均依法受到保护”的规定。《条例》没有区分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发生纠纷时政府行政裁决取代了司法裁判。而迄今为止，对集体所有土地的征用仍是法律空白。

（二）“公共利益”界定的不明确性。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与补偿。《物权法》和《立法法》也做出了类似的规定【2】公共利益是国家存在的正当性理由。行政法，调整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公共利益概念是界定政府行为必要性的主要界限。“公共利益”也是一个具有不确定性和多变性的概念。《物权法》第42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 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但对“公共利益”的具体范围没

有明确的规定。[3]由于法律上没有明确拆迁的“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在拆迁运作中, 开发商与行政权力结合, 往往是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征地，实际是为商业利益,因非公共利益需要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应当按照权利尊重、自由处分、自愿、公平的原则，与有关房屋所有权人协商取得，这类似于赎买。尽管意思自治贯穿于全过程，但是，监管、审批等公权力干预也是必要的。

（三）是政府职能的定位不正确。

在我国的拆迁实践当中，存在着政府滥用行政公共权力(越位)，不依法行政(错位)，缺乏有效监管(缺位)的现象，这是政府职能定位不正确的表现。无论是公益性拆迁，还是商业性拆迁，政府都扮演着“主使权”与“宣判权”的双重角色。作为市场管理者和制度制定者的政府直接参与到利益主体的博弈过程之中，其可以获利的程序增多，对于被拆迁人是有失公平公正的。

（四）房屋拆迁补偿不合理

（1）拆迁评估机构的选定缺乏公正性

目前，各地在拆迁评估机构选择的问题上做法不一，主要有三种方式：(1)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共同委托评估机构。这种选择往往是一种理想化的方式，只适合于被拆迁人人数比较少，容易形成统一意见的情况。(2)由拆迁人委托。通常拆迁人非常愿意采取这种方式，也是拆迁人最容易操作评估的方式。(3)抽签决定。表面上看，这是比较公平的一种方式，但通常情况下，也容易被拆迁人操纵而损害被拆迁人的利益。上述三种情况在目前很难从制度上保证拆迁评估机构选定具有公正性。

（2）政府干预拆迁评估

降低成本，压低拆迁补偿安置价格成为个别政府干预拆迁评估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时也是拆迁纠纷的焦点之一。

（3）估价机构缺乏承担责任的依据

改制后的评估机构，就是依照《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的规定，成为估价师出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及合伙企业。但是，房地产估价机构究竟采用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更加能够体现评估师的执业特点，目前没有法律规范，理论上也没有倾向性观点。评估机构这个特定的行业从内在责任机制上很难保证评估报告的公正性。

三、针对这些存在问题的建议法律思考

（一）创建新模式的补偿评估制度，构建和谐公平社会

针对现行拆迁房屋补偿评估的缺陷，应依照《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进行完善，总的思路应是保障权益、明晰产权、健全规范、分别显化、兼顾公平、促进稳定。

第一，按照《立法法》的总体要求和《土地管理法》和《房地产管理法》的相关规定，修订《城市房屋拆迁条例》，规定“房地产市场价格的评估，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执行。拆迁房屋评估的具体办法由国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房屋行政主管部门制定”，以彻底解决房屋拆迁评估内涵不清、土地产权得不到显化的问题，切实维护房屋被拆迁人的财产权。

第二，从房地产自身的特性出发，构建新型的房屋拆迁补偿评估制度。房屋拆迁实质上是房地产的强制买卖。因此，房屋拆迁评估和补偿应体现房地产所有权的法律特征，依法进行。一是应明晰被拆迁人的土地财产权利和房屋财产权益，严格区分被拆迁人的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在评估、补偿中充分考虑土地用途、土地区位、土地使用面积、土地使用年限等因素，从而维护被拆迁人的土地使用权益。二是应按照《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对被拆迁人的土地财产权利和房屋价值分别进行评估显化，综合计算补偿标准，客观公正地给被拆迁人补偿，促进社会稳定。三是建立健全拆迁房屋的价格评估技术规范。依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有关规定，由国家房屋行政主管部门和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联合出台拆迁房屋价格评估规范。在规范中应明确地价评估和房屋重置价格评估的程序、方法、评估报告的认定和效力。四是应建立健全房屋拆迁评估人的准入制度。房屋拆迁评估的实质上是房产和地产价值的显化，为了客观公正地显示被拆迁房屋的价值，应明确规定拆迁房屋评估人员必须具有土地估价和房产评估的双重资质。

（二）统一补偿标准

在拆迁工作中，市、县级政府作出行政征收决定时，应当对房屋征收范围内的权属、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情况进行登记。同时做好补偿方案，补偿方案包括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的补偿;等等，在同一区域应做到公平公正公开，避免暗箱操

作，以免给相对人带来不安全感后造成盲目攀比引发矛盾纠纷。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出台司法解释，规定了在征收补偿决定存在七种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不准予执行，即：“明显缺乏事实依据;明显缺乏法律、法规依据;明显不符合公平补偿原则，严重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或者使被执行人基本生活、生产经营条件没有保障;明显违反行政目的，严重损害公共利益;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或者正当程序;超越职权;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其他不宜强制执行的情形。”司法解释的出台，更加规范了拆迁补偿工作，更大限度地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

（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拆迁有法可依

还有部分拆迁相关法律缺失，政策供给又落伍是造成拆迁矛盾突出的重要根源。目前所见的行政法规、规章的适用范围均是国有土地上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规定，而对集体土地上房屋的拆迁补偿尚无规定，致使农村集体房屋拆迁在现实中遇到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规范征收土地行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尽快制定一部关于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法律十分必要。我们要根据宪法的原则精神，对涉及拆迁的一些具体政策和实际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把成熟的经验和做法，用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制定出合乎民意的法律法规，规范拆迁行为。在拆迁许可、行政裁决和强制拆迁中，政府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保护私权，根在依法行政。{4}

（四）加大宣传力度，确保群众的知情了解权

建设项目在依据规划经法定程序审批后，有关职能部门要召集被拆迁地段居民代表开个情况通报会，会上要把拆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讲清讲透，并阐述拆迁的相关法规政策，把有关资料散发给与会代表。同时在拆迁地段的重要路口、居民住地张贴宣传单，让群众尤其是拆迁户知晓、理解政府拆迁工作，把知情权还给群众。在拆迁方案制定中要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特别是被拆迁人意见，对他们的不同看法，要做耐心细致的说服解释工作，对于不能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要严格按照《条例》、《办法》程序依法裁决后，才实施强制拆迁或依法申请由人民法院强制拆迁，并慎用强制拆迁措施。

（五）依法规范操作，提高征地工作透明度

征地拆迁工作政策性很强又很敏感，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纠纷与矛盾，所以

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程序办事。在征地调查和征地补偿时，深入村组户，实地调查确保公平、公正。按照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的原则，依法编制征地方案和补偿安置方案。同时对征地全过程拍照、摄像，并将影像资料存入档案，以备后用。实行目标管理，建立责任追究制和部门联动机制，加强监督检查，相互配合，及时沟通，迅速地处理征地拆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不稳定因素。

（六）提高认识，强化措施，全面正确履行工作职能，使拆迁工作公开透明

依法行政就是要用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指导城镇建设和房屋拆迁工作。1.严格控制《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审批制度。严禁将拆迁许可审批权下放。严格拆迁证的发放，对违反城市规划及控制性详细规划，没有拆迁计划、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以及拆迁补偿资金，拆迁安置方案不落实的项目，不得发放拆迁许可证。2.严格拆迁程序，确保拆迁公开、公正、公平。3.加强对拆迁单位和人员的资格，严格市场准入。依照职责对拆迁单位指导、监督、检查。4.加强监督检查，严肃处理违法违纪行为。

四、参考文献

[1]张千帆 公共利益与合理补偿的宪法解释 南方周末 2005年8月 [2]候雪梅 房屋拆迁中私人财产权利的法律保护法学论坛,2004,(5):47.[3]梁彗星 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王 达 《房屋征收拆迁法律制度新问题》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年3月第一版

[5]李 俊 第15卷第2期

城市房屋拆迁程序合法化思考；华东政法大学工会论坛年3月 2009

第四篇：对法治文化建设工作的认识和思考

对法治文化建设工作的认识和思考

法治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各个层面，有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及历史因素，需遵循其固有规律顺序而积极推进。我国是个缺少法治文化传统的国度，培育法治文化建设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对法治文化内涵要有正确的认识

法治文化是法律制度、法治精神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实施的程度和人们对法律信仰水平的总和。包括法治精神意识、法治规范制度、法治行为方式和法治物质载体四个方面。

法治文化是法治的灵魂，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法治文化从结构形态和构成要素上可以分为有形法治文化和无形法治文化。有形法治文化，主要是指法律法规、法律制度和法律设施等可视内容。无形法治文化，主要是指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法律思想等不可视内容。

由于中国法治文化的缺乏，目前，对法治文化内涵的研究基本都是以西方的法治文化为坐标的，所以，在法治文化的研究培育过程中，要注重继承吸收传统的法治元素，并大胆借鉴和移植“外来”的先进法治文化，同时使之民族化、本土化。

加强法治文化培育和移植。一是要注意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批判。过批判，使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糟粕成为一种“恶”，从而使人们形成自觉抵制这种落后文化的心理和习惯。二是其他文化形态要保持与法治文化立足点、价值趋向等方面的一致性。三是要正确处理好法治文化与道德文化的地位关系。如果是以“依法治国”来表达法治的话，就表明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最高准则，道德只能服务于法治文化。

二、树立“以文化引领法治，以法治弘扬文化”的构建理念

我们要努力在强化组织保障、浓厚社会氛围、拓展法治空间、融合各种文化、推进法治实践上做文章，多角度、深层次立体打造法治文化网络，全力做到“以文化引领法治，以法治弘扬文化”，最终实现法治文化建设的良好社会效果。

（一）加强职能部门的协调沟通，在强化组织保障上下功夫

通过与相关职能部门的协调沟通，整合区域资源，多途径、多手段拓展法制文化建设。要让相关职能部门共同思考，共同参与构建设法治鼓楼，将法治文化元素多视角、全方位地融入城市建设中。

（二）在社区改造出新中注入法治文化元素，在浓厚社会氛围上下功夫 在社区，我们结合老城改造出新工程，注入法治元素，较为成功地打造了部分新型法治文化社区。“六五”普法期间，我们将进一步结合小区出新的契机，多交流、多思考，努力将法治文化元素注入到出新中，全力打造新型法治文化小区。

（三）打造新型“法治文化广场（长廊）”，在拓展法治空间上下功夫

“五五”普法期间，我们先后建设了“莫愁法制文化广场”、“铁路北街法治文化广场”和“芦席营法治文化广场”。这些法制文化广场有的是借助原有设施，在注入必要的法治元素后打造出来的，有的是在原有文化特色的基础上，通过增设法治名言、法治漫画和法治宣传橱窗打造出来的。有的是根据区域调整，根据绿地空间的需要，结合老城改造、小区出新工程，经过认真设计，整合法治宣传各种功能后建成的。建成开放后的法治文化广场具有休闲、健身、游憩、普法学习一体，深受群众喜爱。“六五”普法期间，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对传统法制文化品牌进行提挡升级。此外，要进一步开拓进取，不断寻找新的法治文化构建空间，多角度、深层次立体打造法治文化广场（长廓）。比如，结合区政府对湖南路商业街进行二次改造，利用政府打造立体化商业街区契机，协调苏宁集团与区住建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做好打造新型湖南路法制文化一条街规划和建设准备工作。

（四）建设区级法治文化教育中心，在法治文化的融合上下功夫

目前，我们正在协调区政府，着力筹建区级“法治文化宣传教育中心”。成立后的区“法治文化宣传教育中心”，将承担以下工作职能。

一是进行法治文化元素设计，努力在法治文化广场中进行推广应用。二是组织法治文娱创作和演出，努力多出主题鲜明、寓理寓法的文艺精品。三是进行移动手机法治文化短信编辑，形成不同教育群体短信内容。

四是组织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参与实施“六五”普法规划，共同推进“六五”普法教育。

第五篇：对征地拆迁安置补偿项目专项资金审计的几点思考

对征地拆迁安置补偿项目专项资金审计的几点思考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近几年城市的市政建设发展迅猛，必然涉及到一些征地拆迁安置补偿项目，这些资金的发放和管理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地区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目前，该项审计工作在一些地市已经展开，笔者就结合自己参加的几个拆迁项目的审计工作，谈几点粗浅的见解，还有许多不足之处，还请专家和同行给予批评指正。

一、目前征地拆迁安置补偿项目专项资金审计工作的现状

1、以事后审计为主，审计监督难度大 该项审计大多是发生在拆迁结束以后，房屋基本上拆除完毕，审计时接触的资料多为书面材料，既多又杂，被审计单位提供的数据真实性很难考证，对拆迁房屋是否属违章建筑，是否是规划拆迁红线范围内的更是难以界定，加之涉及群众面广，房屋结构参差不齐，补偿标准不一，给事后审计带来了很大的难度，难以对拆迁项目进行很好的监督。

2、社会中介组织对房屋拆迁补偿评估不规范 政府部门在对城市拆迁安置补偿时，多由拆迁区域主管部门或下属单位委托事务所，对拆迁范围内拆迁项目进行评估，但补偿范围、房屋结构的补偿标准不能很好界定，缺乏必要的监督，而相关部门直接以中介机构评估的数字向上级部门申请资金或作为发放补偿款的依据。社会中介组织提供补偿面积不实，一方面为拆迁管理部门谋取利益，另一方面也可以给自己带来较多的经济实惠。有些地方的拆迁部门希望评估机构夸大拆迁的相关数据，好让国家政府拨付更多的补偿资金，往往导致社会评估机构的数字与实际补偿的情况相差甚远。至于拆迁部门是否以自己的评估数据作为补偿标准，是否将补偿资金足额发放到被拆迁户手中，社会评估机构根本不去顾及，更没有相关部门去过问。

3、审计人员需要加强拆迁安置补偿审计业务的学习目前政府投资审计工作人员局限于工程造价审核和财务决算，缺乏一些土地估价技能，房地产拆迁评估的能力，加之目前审计人员业务素质参差不齐，自身的工作量又大，往往抽不出时间去加强这方面业务的学习。

二、城市拆迁安置补偿资金迫切需要审计部门跟踪审计

1、对拆迁安置补偿资金跟踪审计是建设项目审计发展的必然趋势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拆迁范围也随着建设项目的规模的扩展而越来越大，拆迁安置补偿已成为领导关心，百姓关注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审计机关如能事前介入，全程跟踪，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更重要的是审计部门的参与监督，及时提供有关信息，为领导决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2、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拆迁补偿资金能否足额发放到拆迁户手中，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拆迁区域内的社会稳定。搞好拆迁补偿资金的审计，也是当前建设和谐社会、和谐城市的必然需要。由于城市拆迁大多涉及城市老区、郊区和城乡结合部，群众生活不太宽裕，补偿资金不及时发放到位，就会直接影响到群众的生活和生产恢复。

3、有利于推进拆迁管理工作规范，保障拆迁安置工作顺利进行通过审计部门的跟踪审计，及时纠正错误，提高拆迁工作效率，同时审计部门的跟踪监督，也有利于拆迁管理工作按法律办事，按规矩办事，同时作为第三者实施审计监督，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施工单位、被拆迁户与监理的勾结，防止套取补偿资金。

4、有利于杜绝拆迁过程中滋生腐败问题拆迁安置补偿项目，涉及资金大，往往就会成为为腐败行为滋生的多发区，审计机关对建设项目进行审计，在遏止腐败行为方面已积累了一定经验，参与重大拆迁项目跟踪审计，可以在源头上及时防范和遏制腐败行为的发生，能够极大地促进廉政建设。

三、拆迁安置补偿跟踪审计中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要妥善处理审计工作和拆迁安置工作的关系 审计是为了促进拆迁安置工作顺利进行，是为了监督拆迁安置资金足额发放，减少拆迁补偿资金流失，拆迁部门要与审计部门积极配合。审计是为了揭露管理不善和损失浪费问题，促使其堵塞漏洞，节约人力，物力和财力，少投入，多产出。审计中发现的问题首先与项目法人取得联系并以书面形式反映，不得直接干涉施工单位及其被拆迁户。审计中不能与甲、乙方发生矛盾，遇事讲法律按程序办，这是关系到拆迁审计工作能否顺利开展的关键一环。对审计中发现的问题，要督促整改，重大问题审计组要及时通过审计调查报告和专项信息报告向有关部门反映。

2、要深入拆迁现场，获取第一手资料 房屋拆迁工作量大，拆迁面积大，人口多，各拆迁户房屋结构不一，面积不一。为保证审计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充分性和合法性，审计组要多次深入拆迁现场，走访群众，详细了解拆迁的范围，拆迁的内容，安置补偿的标准、补偿资金的落实情况，监督补偿专项资金的流向。

3、要以维护群众利益为重点，做好审计过程控制，减少审计风险

在对拆迁项目审计时，国家审计人员要本着为群众利益着想，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认真做好取证材料，记好审计日记和审计工作底稿，加强依法监督，如有必要，还要采用摄像的方式，记录一些图象资料。

4、要把财务决算与工程决算相结合对拆迁项目跟踪审计，只有把财务收支审计与拆迁工程决算审计有机结合，才能正确反映拆迁工程建设成本。在跟踪审计中应把拆迁补偿资金的支付审计作为重点，控制了资金的支付，拆迁单位才会积极配合，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果。在对市政工程拆迁项目审计时，审计人员就需要从初期的拆迁资金来源、管理到建设投资管理、概预算执行、合同、损失情况进行全程跟踪审计，从纷繁的审计信息资料中筛选出真实、有效的审计证据来支持审计结论，确保项目资金合法、有效使用。

5、要督促拆迁部门把补偿标准，补偿金额公开，补偿财务公开把补偿标准，补偿项目公开，补偿财务公开，可以监督拆迁安置专项资金是否实行专款专用，补偿给拆迁安置单位及拆迁户的资金，是否及时、足额的到位，有无截留、挪用，并张榜公布，做到公开、公正、透明。有利于避免拆迁资金管理出现纰漏，让拆迁群众踏实放心的拿到补偿款，也有利于补偿资金足额发放到拆迁户手中，做到专款专用。

6、要把跟踪审计与效益审计相结合对项目拆迁过程中造成损失浪费的现象，要能够及时披露。对因赶工期造成的质量问题，造成较大损失的，应及时向领导汇报。效益审计应是建设项目跟踪审计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当前拆迁项目审计的重要工作，能充分体现审计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拆迁项目跟踪审计，对拆迁项目的评价应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结合。因此，在跟踪审计中应对经济效益进行分析、对比，对盲目建设的一些“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大面积拆迁造成的浪费应及时反映。同时，应综合评价社会效益，社会效益应先于经济效益考虑，它需要审计人员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和一定的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