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专卖行政强制措施管理办法

第一篇：烟草专卖行政强制措施管理办法

烟草专卖行政强制措施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烟草专卖行政强制措施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51号令）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烟草专卖法律、法规规定条件，应当实施烟草专卖行政强制措施的，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结合本办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实施。

第三条 实施烟草专卖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正的原则。

第四条 烟草专卖行政强制措施，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

第五条 烟草专卖行政强制措施包括责令暂停烟草专卖业务、进行整顿，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

第六条 根据持证人违法、违规或违章性质的情节轻重，其责令停业整顿的时间分别为7天以上15天以下、15天以上30天以下、30天以上60天以下、60天以上90天以下：

（一）持证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的时间为7天以上15天以下：

1、无烟草专卖准运证运输卷烟，价值在5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或数量在20条以上50条以下的；

2、违法经营走私烟、非法生产卷烟数量在2条以上5条以下的；

3、违法经营不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购进的卷烟数量在20条以上50条以上的；

4、经两次书面告知，仍未按规定亮证经营的；

5、向未成年人出售卷烟经查证属实的。

（二）持证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的时间为15天以上30天以下：

1、违法从事卷烟批发业务数量在50条以上100条以下的；

2、无烟草专卖准运证运输卷烟，价值在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或数量在50条以上100条以下的；

3、违法经营走私烟、非法生产卷烟数量在5条以上10条以下的；

4、违法经营不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购进的卷烟数量在50条上100条以下的；

5、违法经营案件被查处后经两次书面通知，不按规定时间内接受调查处理的。

（三）持证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的时间为30天以上60天以下：

1、违法从事卷烟批发业务数量在100条以上250条以下；

2、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卷烟，卷烟价值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或数量在100条以上250以下的；

3、违法经营走私烟、非法生产卷烟数量10条以上20条以下的；

4、违法经营不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购进的卷烟，数量100条以上250条以下的；

5、妨碍或拒绝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检查的。

（四）持证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的时间为60天以上90天：

1、违法从事卷烟批发业务数量在250条以上的；

2、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卷烟价值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或数量在250条以上的；

3、违法经营走私烟、非法生产卷烟数量在20条以上50条以下的；

4、违法经营不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购进的卷烟数量250条以上的；

5、因违法生产经营烟草专卖品一年内被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执法机关处罚两次以上，情节轻微的；

6、暴力抗拒烟草专卖执法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第七条 持证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

（一）买卖、出租、出借或其他形式非法转让烟草专卖许可证的；

（二）因违法经营非法生产的卷烟一年内被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执法机关处罚两次以上的；

（三）被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执法机关一次性查获假烟、走私烟50条以上的；

（四）因非法生产经营烟草专卖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五）不执行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处罚决定的；

（六）停业整顿期间擅自从事烟草专卖经营业务或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

（七）经检查不符合烟草专卖法、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规定，需要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的其他情形。

第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需要暂停烟草专卖业务、进行整顿的，由烟草专卖行政管理部门送达《责令停业整顿决定书》，整顿期间烟草专卖批发企业暂停供货。第九条 责令停业整顿行政强制措施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领导审批后，由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将《责令停业整顿决定书》送达持证人。停业整顿时间从通知书送达之日起计算。

第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符合取消经营资格条件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送达《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决定书》，并收回烟草专卖许可证。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不满三年的，不得申领烟草专卖许可证。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作出行政强制措施的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上级主管部门，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依据职权，可以撤消行政强制措施：

（一）因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行政强制措施；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行政强制措施；

（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行政强制措施；

（四）依法可以撤消行政强制措施的其他情形。

第十二条 本规定由温州市烟草专卖局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二篇：烟草专卖管理办法

烟草专卖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烟草专卖管理，维护消费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保证国家财税收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烟草专卖品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烟草专卖品的销售、存储和运输依法实行专卖管理并实行烟草专卖许可证制度。

第四条 市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市烟草专卖工作，县(市)、区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其所在县(市)、区行政区域的烟草专卖工作。

第五条 各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

(一)宣传、贯彻、实施烟草专卖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烟草专卖工作实行监督管理；

(三)负责烟草专卖许可证的审核发放和管理；

(四)拟定有关地方烟草专卖管理的政策和措施，报上级部门审批后实施；

(五)查处违反烟草专卖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

(六)承办上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和本级人民政府交办的烟草专卖管理工作；

(七)履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六条 公安、工商、海关、质量技术监督、物价、财政、交通、铁路、民航、城管监察、邮政、海事等部门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配合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做好烟草专卖管理工作。

第七条 从事烟草专卖零售业务，必须申请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并依法办理工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未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予核准登记相应的烟草专卖品的经营项目。

第八条 申请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申请者应当向经营地所在的县(市)、区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提交申请，经其审查符合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自提交申请之日起30日内发给许可证；经其审查不符合条件的，不予许可并应当向申请人书面说明理由。

第九条 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相适应的资金；

(二)有与住所相独立的固定经营场所；

(三)符合本市烟草制品零售网点合理布局的要求；

(四)具备国家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 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和个人，必须按照许可证规定的经营方式、经营范围、地域范围和经营期限依法经营。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出借、涂改、变造、伪造、买卖、非法转让许可证。

第十一条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实行“一证一店(点)”的管理制度。

经营者应当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摆放于经营场所内显著位置，所经营的卷烟应当明码标价。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营业执照和牌匾上标注的名称应当相一致。

第十二条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实行年检制度。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遗失的，应当自遗失之日起七日内到原发证机关申请办理补办手续。

因经营主体、企业类型或经营地址发生改变的，应当重新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申领手续。

经营者需要歇业时，应当自歇业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发证机关办理歇业手续，交回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经营的，应当在该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原发证机关提出延续申请。

第十三条 申请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执行。

无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烟草制品批发业务。

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和个人，必须在本市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购进的卷烟必须标有由市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监制的供货标识，并实行一户一码制度，禁止零售业户之间相互串码销售。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假烟、走私烟、非烟、烟丝、烟叶。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为假烟、走私烟、非烟、烟叶以及烟丝经营者提供运输、保管、仓储、邮寄、隐匿等便利条件。

第十五条 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查处涉烟违法案件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询问违法案件当事人、嫌疑人、证人以及与违法案件有关的单位和其他人；

(二)检查烟草专卖品的经营、存储场所，根据举报，可对非法经营场所实施强制检查；

(三)查阅、复制、摘抄、暂扣与烟草违法活动有关的合同、发票、帐册、单据、记录、文件、业务函电、许可证和其他资料；

(四)在火车站、客运站、机场、配货站、公路、收费站、邮政所、港口等地，对烟草专卖品的运输活动进行检查。

(五)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十六条 有关单位和部门发现涉烟违法行为，应当及时通知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不得越权处罚。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不得截留、私分烟草专卖品。

第十七条 烟草专卖行政执法人员执行公务时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出示有效执法证件。执法人员少于二人或未出示执法证件的，当事人有权拒绝。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经营总额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

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违反第二款规定，伪造、变造、涂改许可证的，处1000元以下罚款；出借、买卖、非法转让许可证的，责令持证人停止烟草制品零售业务，取消其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资格。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烟草制品零售业务，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违反第二款规定的，责令当场改正，可并处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之一款规定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并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取消其烟草制品零售业务资格。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进货总额5％以上10％以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之一款规定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0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取消其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资格：

(一)被查获经营假烟、走私烟的；

(二)拒绝、阻碍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实施检查的；

(三)申请人利用隐瞒、欺骗等手段，非法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

(四)因违法经营烟草专卖品被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执法机关处罚两次以上的(含两次)；

(五)因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六)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

(七)连续一个月不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经教育拒不改正的；

(八)不执行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处罚决定的；

(九)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五条 依法查封、扣押、先行登记保存的涉案物资，经通知、公告等途径无法找到当事人或当事人拒不接受调查处理的，自通知、公告之日起满30日后，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依法进行处理。

第二十六条 罚没收入应当使用省级财政统一印制的票据并按本市有关罚缴分离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自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做出处罚决定部门的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做出处罚决定的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八条 烟草专卖行政管理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拒绝、阻碍、干扰烟草专卖执法人员执行公务涉及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三十条 本办法所称假烟，是指假冒他人注册商标、企业名称、质量认证标志及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卷烟、雪茄烟；所称走私烟，是指无合法进口手续的境外卷烟、雪茄烟和在国内市场非法流通并标有“专供出口”字样的国产卷烟、雪茄烟；所称非烟，是指不能出具有效凭证证明其合法进货渠道或无专卖供货标识的、非计划内烟厂生产的卷烟和未经当地烟草专卖渠道上市流通的卷烟、雪茄烟。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二○○七年十月二十八日起施行。

第三篇：河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行政强制措施

河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行政强制措施

（一）责令从危险区内撤出作业人员

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 “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应当责令立即排除；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后，经审查同意，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

2．《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原国家劳动部令第4号）第四十四条第二款 “矿山安全监督人员进入现场检查，发现有危及职工安全健康的情况时，有权要求矿山企业立即改正或者限期解决；情况紧急时，有权要求矿山企业立即停止作业，从危险区内撤出作业人员。”

（二）对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设施、设备、器材予以查封或者扣押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 “对有根据认为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设施、设备、器材予以查封或者扣押，并应当在十五日内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三）扣押相关的证据材料和违法物品

法律依据：《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45号）第三十二条第二款 “前款规定的行政主管部门在进行易制毒化学品监督检查时，可以依法查看现场、查阅和复制有关资料、记录有关情况、扣押相关的证据材料和违法物品；必要时，可以临时查封有关场所。”

（四）临时查封有关场所

法律依据：《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45号）第三十二条第二款 “前款规定的行政主管部门在进行易制毒化学品监督检查时，可以依法查看现场、查阅和复制有关资料、记录有关情况、扣押相关的证据材料和违法物品；必要时，可以临时查封有关场所。”

（五）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所得价款抵缴罚款

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二项“根据法律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或者将冻结的存款划拨抵缴罚款。

第四篇：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定稿）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的法律法规依据

一、《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但应当

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七条第（三）项规定：检查与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关的财物，必要时可以责令被检查的经营者说明该商品的来源和数量，暂停销售，听候检查，不得转移、隐匿、销毁该财物。

三、《产品质量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款规定：对有根据认为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或者有其他严重质量问题的产品，以及直接用于生产、销售该项产品的原辅材料、包装物、生产工具，予以查封或者扣押。

四、《商标法》第五十五条第（四）项规定：检查与侵权活动有关的物品，对有证据证明是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物品，可以查封或者扣押。

五、《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第九条第（四）、（五）、（六）项规定：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涉嫌无照经营行为查处取缔时，可以查阅、复制、查封、扣押与无照经营行为有关的合同、票据、帐簿以及其他资料；查封、扣押专门用于从事无照经营活动的工具、设备、原材料、产品（商品）等财物；查封有证据表明危害人体健康、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威胁公共安全、破坏环境资源的无照经营场所。

六、《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第四条第一款

（二）、（四）项、第七条第一款规定：检查投机倒把行为人的财物，其中用于投机倒把的可以扣留；查阅、复制、扣留与投机倒把活动有关的合同、发票、帐册、单据、记录、文件、业务函电和其他资料；对投机倒把行为人的托运物资，经县级以上工商局局长批

准，可以扣留。

七、《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或者擅自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查封其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场所，扣押从事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

八、《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检查与侵权活动有关的物品，对有证据证明是侵犯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的物品，予以查封

或者扣押。

九、《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对未取得报废汽车回收企业资格认定，擅自从事报废汽车回收活动的，应当予以查封、取缔。

十、《宁夏回族自治区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四）项规定：检查与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关的商品和财物时，可以责令被检查的经营者说明该商品和财物的来源和数量，并有权以书面形式责令其暂停销售，接受检查；发现与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关的商品和财物可能被销售、转移、隐匿、销毁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监督检查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封存扣留；收集证据时，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可采取先行登记保存的措施。

十一、《宁夏回族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在监督检查中，经检验有严重质量问题的产品，应当查封或者扣押，并依法向社会及时公布企业名称和产品名称。

第五篇：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研究

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研究

[摘要]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作为国家法律监督主体的检察机关，必须完善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的检察监督制度。在所有行政行为中，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具有行政机关实施的主动性、调整范围的广泛性、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密切相关性，倘若不加以有效监督和制约，将极易被滥用去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果，因而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具有重要意义。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有效检察监督，检察识别是前提，检察建议、支持诉讼、提出抗诉是具有操作性的监督方式，尊重行政权的自主性、坚持检察权的谦抑性是检察监督中检察监督权的正确定位。

[关键词]行政强制措施;检察识别;监督方式;权力定位;检察监督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一条文明确了检察机关国家法律监督者的地位。法律监督的本质是防范、控制和矫正权力的扩张和滥用，保证国家意志的统一和实现。具体来说，检察机关的根本任务就是对行政权和审判权进行监督和制约。然而，与检察机关积极行使监督权，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进行审判监督相比，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的监督却一直囿于行政权的强势地位，没能有效实施，所以作为制约权力的法律监督者，检察机关应该充分发挥监督作用促使行政权在规范和制度中运行。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做出的能够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为，直接体现行政权的主动性、直接性和强制性，所以检察机关监督和制约行政权的有效方式就是对行政行为实施检察监督。在所有行政行为中，行政强制措施调整范围广泛，直接针对公民人身、财产权益，具有更明显的直接性和强制性，而且强制方式属于物理性强制，更应被有效监督，因而检察机关应重点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

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对合理配置权力、推进检察改革做出了重要部署。《决定》要求“完善对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实行司法监督制度。”阐明了“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一种重要形态――对行政强制措施进行检察监督。这将构成“强化对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司法监督”的重要内容。《决定》明确提出对行政强制措施进行检察监督，体现了监督和制约行政权的决心，也反映了目前违法滥用行政强制措施，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危害国家法治建设的现状。中央领导指出：“如果对这类违法行为置之不理、任其发展，一方面不可能根本扭转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的行政乱象，另一方面可能使一些苗头性问题演变为刑事犯罪。”显然，强化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的监督，有利于规范行政权的运行，从而积极助推全面依法治国。

一、行政强制措施的检察识别

行政强制措施的检察识别，通俗地讲，就是对被检察监督的行政行为是否属于行政强制措施作出判定。检察识别是检察监督的第一步，是正确监督和处理案件的前提。如果识别出现偏差，就会影响事实的认定和程序的适用。而且，“识别”是一项智识性活动，检察机关不能简单沿用行政机关的判断，应该作出检察认定。

(1)识别标准

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所谓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行政强制法》第九条规定了4种类型的行政强制措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扣押财物，冻结存款、汇款，并作了“其他行政强制措施”的兜底规定。可见，行政强制措施可分为对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和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产的行政强制措施。

在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过程中，识别哪些行为属于行政强制措施，需要结合行政强制措施的特点把握以下标准：

第一，暂时性标准。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维护和实施行政管理秩序而采取的暂时性手段，本身不是其管理的最终目标。如果某一行为对权益的处分具有最终性，则不属于行政强制措施;

第二，控制性标准。行政强制措施是为了“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而采取的措施。如果某一行为具有制裁性、惩戒性，则不属于行政强制措施;

第三，从属性标准。行政强制措施是一种辅助性行政行为，它为另一种行政行为服务，具有预防和保障的作用。如对醉酒、精神病发作等状态下的人员限制人身自由，是为了防止该人危害社会;对财产的查封是为了防止该财产的转移，从而保障事后的行政裁判能够得到执行。

(2)识别范围

《决定》立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需要，让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实行司法监督”，且将其对象限缩为“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因而检察识别的范围是“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事实上，《行政强制法》所规定的各种行政强制措施，包括“其他行政强制措施”，都可归入“涉及公民人身”或者“涉及财产权益”。也就是说，只要确认了其为行政强制措施，就可以将其归入检察监督的对象之内。将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的范围界定为“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可以避免超出检察机关能力范围的全面监督，既约束部分行政权力的行使，又最大限度地尊重行政权力的运行的自身规律性。

二、检察监督的方式

检察机关对识别出的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应当采取合理有效、具有操作性的监督方式。构建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方式体系，是加强对行政权力运行监督的有力武器。

(1)检察建议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第一条：“检察建议是人民检察院为促进法律正确实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结合执法办案，建议有关单位完善制度，加强内部制约、监督，正确实施法律法规，完善社会管理、服务，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一种重要方式。”因而，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滥用行政强制措施，完全可以以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其纠正。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结合实际情况，可以向有关单位发出纠正、改正违法行为或移送案件的建议，包括纠错建议、改正建议、处置建议和移送犯罪案件建议等。但检察建议系柔性的法律监督方式，它通过被建议单位的自觉接受、主动采取行动而发挥作用。这也是当前学界及司法界普遍认为检察建议适用效果不尽如人意的根本性原因，为了更好地实施检察监督，必须切实提升检察建议的法律效力和实施效果。可以从以下方面完善：

一是法律应当明确规定检察建议接收者的义务。法律(至少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应当明确规定检察建议接收者(有关单位和人员)的义务。对于检察机关发出的检察建议，接收者必须按照检察建议书中的要求，限期审查自己的有关行为，承认确有违法情况和漏洞的，要及时纠正或采取有效措施，并将纠正或改进情况通报发出检察建议的检察机关;认为没有违法情况的，应当及时回复察机关。检察机关在必要时，可以向其上级主管部门反映情况，上级主管部门接到检察机关反映的违法情况，应当及时审查了解，并回复检察机关。

二是赋予检察机关提请惩戒权。对于违法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人员和单位，在收到检察建议后，没有正当理由仍然不予纠正或者改进的，或者发现有违法违规行为的，检察机关有权向其所在单位、有关主管部门、纪检监察机关、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对其进行违法、违纪审查的建议，并且根据审查结果决定是否提请惩戒处分。

三是建立检察建议约谈制度。即指检察机关在发送检察建议的同时，与被建议单位相约座谈，阐释检察建议内容，共同研究整改措施，帮助行政机关预防和减少违法滥用行政强制措施，并将约谈与跟踪回访紧密结合起来的一项创新性工作机制。检察机关可以事先约谈相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沟通，了解案情、释法说理，这样既保证检察建议有的放矢、言之成理又可以提高被建议单位履行检察建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与跟踪回访制度相结合，有利于实现监督督促效应，确保检察建议的实效性与时效性。

(2)支持诉讼

《行政诉讼法》已经明确将对行政强制措施的不服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检察机关可以支持公民、组织诉讼，有效缓解弱势群体不敢起诉、起诉难的问题。虽然行政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检察机关可以支持行政相对人诉讼，但《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可以看作是支持起诉的原则性规定，而民事诉讼法作为行政诉讼法的法律渊源之一，对于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与行政诉讼性质不冲突的民事诉讼规则。还有《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四条的规定，则可以认为是法律对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一种概括性授权。同时，现实生活中，社会转型所产生的弱势群体，他们缺乏必要知识、资源、甚至勇气，当面对过于强大的力量侵害时，不敢起诉，不知起诉或者无能力起诉。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通过辅助权利人诉讼，保障当事人平等地享有参与行政诉讼的机会，符合支持诉讼的立法精神。

相对民事起诉而言，行政相对人起诉压力更大、起诉更难，实践中行政诉讼高撤诉率就是实证。基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从有效监督行政权，解决行政相对人在受侵害后无力、不敢或不能进行诉讼的实际情况来看，支持诉讼应该作为一种监督措施。特别是针对实践中，符合起诉条件的行政相对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拒绝接收起诉材料、或者在收到起诉材料后不出具收据、不予答复的现象，检察机关以支持诉讼的方式进行监督将会很有实际效果。

2D00年以来，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形成了不同的支持诉讼模式。其中适合支持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的模式有两种：其一，向法院递交《支持起诉意见书》的事前监督模式，支持当事人参加诉讼，但不介入随后的诉讼活动;其二，向法院递交《支持起诉意见书》并出庭支持诉讼，对庭审活动进行监督。

(3)提出抗诉

《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通过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检察机关通过对错误的行政裁判结果提出抗诉，间接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特别是针对法院作出的涉及行政机关对公民人身、财产权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裁判。行政抗诉是检察机关监督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定手段，从现行法律来看，将抗诉机制严格落实将会比各种创新的监督形式更有效果。

三、检察监督中的权力定位

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活动的本质是检察权对行政权的监督，然而每种权力都有自己的特性和作用，既要让行政权发挥作用，又要让监督权得以落实，就必须正确“定位”检察监督权的角色，积极弥补“缺位”，极力避免“越位”。我国行政权和检察权分别为独立的国家权力，行政权是管理的权力，提供秩序;检察权是监督的权力，提供保障。两种权力在我国宪政体制内，相互独立而各居其位、各司其职;相互关联而分工配合、相辅相成。就行政强制措施来说，其本质是行政权在行政管理中的具体表现，是治理国家的具体方式;其具有管理上的即时性、控制性和强制性以及违法行使损害人民切身利益的密切相关性和范围广泛性，这决定了在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时，必须同时做到既尊重了行政权的自主性，又切实履行了检察权的监督职能。

(1)尊重行政权的自主性

行政权是以一种主动、直接、连续、具体的方式对行政事务进行管理，而司法权则被动地解决社会争端。行政强制措施更是为了“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而采取的紧急措施。这要求检察机关必须充分尊重行政权的自主性，尊重行政强制措施临时性、紧急性的特点，在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时不能以监督之名横加干涉，否则会使得行政行为效力的公定性、确定性、执行力丧失意义，进而影响行政权威，影响行政治理活动的进行，甚至导致社会陷入无序状态。

(2)坚持检察监督权的谦抑性

“谦抑”本意是克制、妥协、宽容。检察权谦抑的理论主要应用在刑事司法过程中，也就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检察权要尽可能保持克制、妥协和宽容。克制就是在启动阶段要忍一忍、放一放，妥协就是在过程中能合议就合议，能协商就协商，宽容是在结果上能差不多就算了，放他一马、饶他一把，就是这个意思。当把“谦抑”运用在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中，就有更丰富的含义了。

克制体现在实施检察监督遵循被动监督原则。首先，为维护行政权运行的稳定性和严肃性，检察机关对行政权运行的监督应该以当事人主动为原则，检察院依职权为例外。其次，当事人不服行政强制措施，有多种救济方式，可复议，也可诉讼。如果当事人选择了这些途径来维权，则检察机关不必也不应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所以，一般情况下，应当以当事人申请启动为前提。

妥协体现在实施检察监督遵循合法性监督原则。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进行监督应对行政权行使的合法性进行监督，不包括合理性的监督。检察监督为法律监督，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合法性进行监督是检察监督的应有之义。就行政强制措施合理性而言，既要尊重行政机关依法享有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又要充分考量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客观情境、有关政策、行政习惯等所具有的特殊性，所以对于行政强制措施合理性的监督，更适合采取上级机关监督、社会舆论监督等方式。如果对行政强制措施合理性采取检察监督的方式，既不符合法律监督的属性，也不利于贯彻行政权运行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因此，不宜将行政强制措施的合理性纳入检察监督的内容。

宽容体现在实施检察监督遵循结果监督原则。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进行监督，应当事后结果监督为主，事中监督为辅。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实施的暂时性或控制性的行为，具有预防性、及时性和时限性，如果检察机关过早介入，有可能影响行政强制措施预防性和及时性功效，导致行政强制措施难以发挥其运行的目的，故而进行事后结果监督更为妥当。当然，若重大行政行为违法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检察机关也应对行政主体在特定范围内的重大行政行为进行事中监督。

四、结语

权力并不必然导致腐败，而不受监督的权力则必然导致腐败，因此检察机关要不断提高监督水平，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进一步加强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者，对行政权实施检察监督，就更应当以法律和制度作为支撑。换言之，检察机关对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的行政机关违法滥用行政强制措施行使法律监督权，应当有更加全面和坚实的法律制度支撑;有关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的法律依据和方式方法等，需要法律予以进一步明确规范。

(4)严格、规范、充分使用技术侦查手段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于技术侦查有明确的规定，因此，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尤其是复杂、重大、疑难案件的过程中，在审慎审批、依法使用的情况下，可以灵活运用充分、必要的技术侦查措施。以当前的技术水平和配备，技术侦查措施主要包括电话监听，运动轨迹监控，恢复、获取手机联系记录、内容以及微信、新浪微博等即时沟通工具数据。从各地实际情况和成本、效率角度的出发，地级市一级检察机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积极配备一整套的技术侦查设备，若条件确实不成熟，应积极依托公安、国安、移动通讯运营商等单位进行侦查，以更好地利用好这把利剑。

(5)职务侦查人员的再教育

面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新情况，对于侦查人员的各方面素质都有更高的要求，必要的教育培训工作显得刻不容缓。教育培训的重点是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学习和应对、加强出庭说明取证情况的能力。比如面对辩护律师刁钻提问时如何应对;侦查人员和出庭作证身份落差的心理鸿沟如何适应;面对法庭的调查，如何言简意赅，正确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

(6)做好与律师的良性互动

新刑诉法规定除特别重大贿赂犯罪且存在有碍侦查情形外，不得阻碍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所有案件侦查终结前，都必须许可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应健全与律师的沟通交流制度，重视听取律师的意见，在侦查的各个环节，都必须及时有效地听取律师的意见，并及时地给予积极、有效的反馈，从而有利于把握案件事实、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