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解决“立案难”要立足中国国情
解决“立案难”要立足中国国情
2007-01-09 14:16 来源：我要纠错 | 打印 | 收藏 | 大 | 中 | 小
——本刊记者访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徐昕
记者：从理论上讲，以立案登记制替代立案审查制有什么现实意义？这个问题为何会在这个时候提出来？
立案登记制的进步性主要体现为便利当事人起诉，并且对于应当受理而未受理的情况，登记记录可作为证据，便于明晰责任。显然，这是相对于立案审查制的缺陷而言的。中国现行的立案审查制的缺陷主要在于：《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设定的起诉条件过高，用词模糊，弹性极大，易被滥用；第1款规定原告要“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即原告应是与争议法律关系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正当当事人”，而这涉及到对实体法律关系的审查，在立案阶段很难查明；第3款要求“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对具体事实和理由的要求属于实体审理事项，相当于要求起诉时就进行较充分的举证，有未审先判之虞，在审查起诉的7日内无法判断，而何谓“具体的诉讼请求”也存在较大弹性。此外，当事人起诉对法院立案的约束弱，法院立案审查的时限7日过长，诉讼程序启动不是从起诉而是从立案开始计算等。
以立案登记制替代立案审查制，并非近期的改革建议，这一问题至少已经讨论了3年。这个问题的提出，旨在应对中国所面临的“立案难”问题。但我主张，引入立案登记制应当审慎。
记者：立案登记制有助于诉权保护吗？引入这种制度是否会带来负面效应？
立案登记制的确有助于保护诉权，但只是保护程序意义的诉权，当事人因此受益多少需要进一步研究。而且，诉权的概念不应当神圣化，因为诉权的启动会导致他人被动地进入诉讼程序和强制接受裁判。倘若诉权的启动过于轻易，将导致他人无端遭受不当诉讼的侵扰。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诉权的范围从总体而言呈现出不断扩张的趋势，但广泛地赋予诉权未必是一件绝对的好事，因为它至少会带来两方面的后果：一是滥诉；二是诉讼案件的急增。任何制度的设计都应当关注后果，规定立案登记制必须认真考虑可能引发的多方面负面影响。
当前中国法院的案件负担越来越重，部分大中城市出现“诉讼爆炸”，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立案登记制度将给法院带来更大、甚至难以承受的案件压力，国家将耗费更多的司法资源，却未必能够解决“立案难”的问题，也未必有利于正义的实现。此外，立案登记制还更容易导致“琐碎之事”诉诸法院，造成滥诉，从而不合比例地耗费司法资源。
记者：法院作为纠纷解决的最后防线，是否应当受理一切纠纷？
法院不可能介入一切纠纷，许多纠纷不具可诉性，属非司法纠纷。社会冲突要纳入司法轨道成为可司法事项，取决于立法规定。何为在法律上有利害关系，何为可司法事项，什么是权利什么不是，这是一个由立法机构代表国家就社会冲突进行司法评价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予以考量而确定的实体法问题。大陆法诉讼理论发展了一套诉的利益学说，来解释民事纠纷需通过司法予以救济的必要性和实效性，“无利益即无诉权”。
法院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并不等于要包揽一切司法纠纷。对于某些法院暂不受理如集资等类型的纠纷，并非不可以从司法政策和诉的利益理论加以解释，因为此类纠纷即便法院受理并裁判，亦效果不佳，集资款的退还等难题最终需要政府采取某种政策性措施加以解决。诉诸法院的纠纷应当具有解决的可能性和实效性，法院能通过判决实际解决有关纠纷，这是“诉的利益”概念的一个含义。
中国正处于急剧转型的时期，社会矛盾异常复杂和激烈，如果各种矛盾和纠纷都涌向法院，法院不仅难以解决，甚至可能无法承受。并且，当前法院已经承载了许多原本不应承担的重任，立案审查作为法院的一道防线，可以发挥一定的过滤功能。这也是法院自行掌握司法政策的一个方面。立案登记制撤销了法院的这道防线，未必有助于司法改革迈向独立和公正的目标。
记者：引入立案登记制的理论准备是否充分？立案登记制需要哪些相应的配套制度？
以立案登记制取代立案审查制，目的在于解决“立案难”问题。对“立案难”问题，我认为需要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对症下药，而非简单地引进外国某种制度。但近二十年来，“立案难”几乎没有任何面向司法实践的经验研究。制度设计并非要追求“最先进”，而应追求“最适合”。改革只有切实面对中国问题，立足实际，才能行之有效。法的生命在于法的实现，立法应当考虑到法律的实施和执行。同时，我认为法学界对国外相关制度的理论研究也是远远不够的，基本上没有关于民事案件立案的有分量的比较研究。
实行立案登记制度，需要设计防止诉讼权利滥用的具体规则等配套制度。而引进这类以诚实信用原则为中心所衍生出来的规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国外也没有完善的制度加以借鉴，而且这类规则弹性大，技术性强，尤其是在司法实践中不好把握，难以实施。
记者：关于立案登记制或立案审查制有无适当的比较法经验加以借鉴？
立案登记制大致称得上是普通法系民事诉讼的基本特征，但英美法国家的法院受理案件也并非毫无审查；立案审查制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的通常做法，但不同国家和地区关于起诉条件的设置差别较大。从比较法视角来看，多数国家和地区规定了立案环节的审查。例如，日本新《民事诉讼法典》第137条规定了审判长审查诉状的权限，而审查诉状的缺陷也具有相当的弹性，第135条规定了提起将来给付之诉的条件。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244条规定了诉状的必备事项，第246、247条分别规定了提起将来给付之诉和确认之诉的条件，第249条规定了诉讼要件之审查及补正（包括诉讼事件不属普通法院之权限、不属受诉法院管辖、原告或被告无当事人能力、原告或被告无诉讼能力而未由法定代理人合法代理、起诉的诉讼代理人欠缺代理权、起诉不合程序或不具备其他要件、起诉之诉讼标的为确定判决之效力所及者）。澳门《民事诉讼法》第394条规定了初端驳回起诉状的四种情形。
记者：立案登记制取代立案审查制能解决“立案难”的现实问题吗？
“立案难”的表现大致包括：（1）《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设定的起诉条件过高，某些法院适用该条时掌握过严；（2）某些法院自行规定拔高起诉的门槛；（3）某些法院追求结案率存在“抽屉案”，即法院收到诉状后不及时立案，而将诉状搁置，等有空闲时才进入立案程序；（4）个别法官利用立案审查，故意刁难当事人，甚至完全置之不理，不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令当事人无法上诉；（5）某些法院利用立案审查权拒绝受理某些敏感案件，也往往拒不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可见，目前我国所存在的“立案难”问题，虽然有《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起诉条件过高、规则较为模糊等原因，但主要不是立法层面的欠缺所致，绝大多数问题实际上是出在法律执行的层面，是司法实践对法律规定的背离。这些问题并不是通过引入立案登记制就可以解决的，所以我认为，立案登记制难以解决“立案难”的现实问题。
记者：您认为如何进行适当的制度变革来解决中国现实的“立案难”问题？
我以为大致有两种进路：一是用立案登记制取代立案审查制；二是改进和完善现行的立案审查制，降低起诉条件。前者是激进式改革，后者是渐进式改良。鉴于立案登记制以英美法为蓝本，而中国与英美法系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考虑到跨法系制度移植的可行性及中国的现实状况，我认为后者更为可取。因此，我尝试提出完善现行立案审查制的如下基本思路：
（1）降低起诉条件。《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第1款修改为：“原告是认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第3款修改为“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及相应的证据材料”。
（2）确保法院严格执行起诉条件的规则，禁止提高起诉的门槛，杜绝“抽屉案”和法官故意刁难当事人，相对宽松地适用弹性规定，并明文规定对当事人的救济条款，以及对法院的惩罚条款。例如，法院不立案，且不作出不予受理裁定的，构成司法懈怠。起诉人可向受诉法院的上一级法院申诉或起诉，上一级法院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应予受理；受理后可移交或指定下级法院审理，也可自行审理。起诉人还可就此向有关国家机关申诉。怠于履行职责的审判人员，应承担行政责任，情节严重者，以渎职罪论处。
摘自《中国审判》2007年第1期
第二篇：立案难
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民告官“三难”问题被社会久为诟病。“现行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旧法”)自1990年实施的25年来,‘三难’问题始终如影随形。”参与此次行政诉讼法修订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说。
破解立案难：行政行为引发争议均可诉
来自最高法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各级法院受理一审行政案件15.1万件,审结13.1万件,同比分别上升16.3%和8.3%。看似不低的案件量,但在8000万人口的德国,每年行政诉讼案件达30万件；我国信访案件中,约有三四百万件为民告官类争议。“这说明,目前只有很小一部分行政争议进入诉讼程序,立案难是把行政争议挡在诉讼大门外的主要原因。”
立案难的原因不外乎两种:一是法院不愿受理,因为行政争议相对比较复杂,解决难度较大,执行情况又不理想,法院持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二是法院不敢受理,一些地方党委政府或人大,以受理民告官案影响社会稳定、损害当地经济发展、有损政府形象等为名,向法院施压。
“由于旧法的一些条文制定得比较模糊,给法院找各种不立案的理由创造了条件。”旧法规定只有具体行政行为法院才受理,而哪些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则由法院来解释,这导致一些抽象行政行为、行政指导行为、行政合同行为等被排除在受理范围之外。
为此,新法制定一系列措施,系统破解民告官立案难问题。新法实施后,群众因行政争议投诉无门,有屈无处说、有冤无处申的情况将进一步缓解。
新法扩大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将“具体行政行为”修改为“行政行为”,删除“具体”两字意味着,只要是行政行为引发的争议理论上都可以被诉。同时,列举的受理案件类型从8类扩大到12类,增加了不满征地拆迁补偿决定、行政机关没有依法支付最低生活保障等内容,积极回应了社会和群众的关切。
旧法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为3个月。实践中,因超出诉讼时效而无法立案的民告官案例比比皆是,往往当事人正在和行政机关交涉、谈判,起诉期限就过了,再起诉会被法院驳回或裁定不予立案。为此,新法将起诉期限延长至6个月,并明确不动产起诉期限为20年,更好地保障了诉权的实现。
“过去,对区县一级政府提起诉讼,只能到区县法院起诉,当时立法者考虑的是便民,就地解决矛盾。但由于基层法院人财物与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法院一般不愿意得罪区县政府,导致立案困难重重。”马怀德说,25年实践证明,这样的管辖制度有一定问题。新法明确以区县以上政府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由中级法院管辖,即提级管辖；经最高法批准,省高级法院可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划管辖行政案件,即集中管辖。
为方便当事人诉讼,集中管辖还要辅之以巡回审判,并明确原告所在地法院可以代收诉状。
以前,不少当事人抱怨,有些法院要么干脆不收民告官起诉状,要么收了起诉状后,对是否立案不置可否,一句“回去等通知”,从此石沉大海。新法明确实行立案登记制,案件只要符合形式要件的,都必须立案。
新法不允许不收起诉状,对内容有欠缺或错误的起诉状,法院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并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内容；不允许不给任何凭证,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法院应收下起诉状并出具书面凭证,7天内决定是否立案,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作出不予立案裁定,以便原告提起上诉。
“对不接收起诉状或接收后不出具书面凭证等情况,当事人可以向上级法院投诉,上级法院应责令整改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人民法院不立案又不作出不予立案裁定的,当事人可向上一级法院起诉,符合条件的,上一级法院应当立案。”他指出,这些内容以前的司法解释都有涉及,新法进一步明确,就是要全力打开民告官立案之门。
破解审理难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好不容易立了案,审理也是举步维艰。马怀德介绍说,旧法实施初期,曾出现过被告当庭抓原告、冲撞法官、中途退庭等各种藐视法庭的情形,反映出行政权力的傲慢,不愿接受监督和审判的思维定式。
虽然随着社会法治进步,情况有所好转,但审理过程中被告的抵制仍较为普遍,不应诉、不出庭、不答辩时有发生。“行政诉讼是一个审查被告行政行为合法性、有效解决行政纠纷的过程,如果被告始终采取抗拒的态度,诉讼的功能就得不到有效发挥。”马怀德表示。
在他看来,民告官审理难,还突出表现在裁判难上。行政诉讼是最容易受到干预的一种诉讼活动,裁判过程中,一些被告或其他单位通过明示或暗示,借助手中掌握的公共资源向法院和法官施压。法官一旦作出不利于行政机关的判决,往往招致很多麻烦,曾有法官因坚持原则,最终被调离岗位甚至被下岗的案例发生。
为此,新法通过多重制度设计,系统破解审判难,确保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其中,舆论认为最大的看点是: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即让民告官能见到官。
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要求行政诉讼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必须出庭应诉。但马怀德认为,在中国,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有其价值和积极意义。
他分析说,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不仅体现了诉讼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的平等,也有利于纠纷化解,无需代理人回去汇报、听指示,就能及时解决问题；有利于有效监督司法对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促使行政机关审慎用权,防止权力滥用；有利于提高行政机关负责人和公务人员的法治观念和依法行政能力。
“但制度仍然留有余地,新法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工作人员出庭。因此,要确保一定比例负责人出庭应诉,还需要制定详细的落实方案。”马怀德期待,有省部级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案例出现。
破解审理难,提高审判效率是重要一环。新法在3个方面进行了改进:合理设置简易程序,政府信息公开等三类案件可适用简易程序速裁；在维持行政诉讼不得调解基本原则下,明确行政赔偿、补偿等案件可以调解,将实践中的变相调解即协调落实为法律规定,有助于及时化解纠纷,案结事了；在过去维持、撤销等4种判决基础上,增加确认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等判决形式,处置各种行政争议更加有针对性。
过去,在审理民告官案件中,法院往往对一类诉求避之不及,那就是审查行政机关的规范性文件,即“红头文件”。新法明确规定,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红头文件”不合法的,法院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可向相关行政机关提出撤销、变更该“红头文件”的司法建议。
对于行政干预民告官审理问题,马怀德表示,新法确立的提级管辖和集中管辖制度,有助于减少地方政府对行政审判的干预,加上近期中央两办印发的《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将为民告官排除行政干预创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破解执行难
行政机关当老赖将予公告
有一起案例让马怀德印象深刻:群众不满拆迁补偿起诉地方建委,法院审理也认为补偿10万元太低了,撤销了建委的补偿决定,要求重新作出决定。建委随后作出一份内容一模一样的补偿决定。法院再撤销,建委仍坚持,一共来回11次。
“以前,法院对此没有太好的办法,新法实施后,这种拒不执行、反复做同样行政决定戏弄原告的行为,属于情节恶劣,法院可以拘留该行政机关直接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马怀德说。
可以对民告官案中行政机关主管人员实施拘留,已成为最近社会热议的话题。马怀德坦言,行政诉讼法修订过程中,他曾提出该条文可能不现实、不可行的疑问,但他认可该条文有一定震慑作用,“如果法院较起真来,真要实施拘留,现在是有法律依据的”。
据介绍,当前,民告官案中,行政机关拒不执行裁判现象较为普遍,成为法院执行的一大难题。为破解执行难,除了实施拘留外,修法时参与者们提出的进行公告和对行政机关负责人按日罚款的建议,均被新法所采纳。
马怀德解释说,将行政机关拒绝履行的情况予以公告,就像民事诉讼中公布老赖名单一样,可以形成社会舆论的压力,迫使他们履行相关义务。虽然每日仅处以50元至100元的罚款,但这是针对行政机关负责人个人的罚款,将迫使其督促行政机关履行义务。
马怀德相信,随着新法的实施,长期困扰民告官的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三难”问题将得到有效破解,民告官
新行诉法今日起实施 打通“民告官”七大关卡
2015年05月01日20:10 来源：中国新闻网 24年来首次大修的行政诉讼法今起正式实施。这部标志着中国“民告官”进入2.0时代的新版法律，有哪些重要变化？面对这些变化，人们的“民告官”之路该怎么走？为此，中新网记者特梳理出通关七则。
关卡一：立不了案？
通关法则：对依法提起的诉讼，一律接收起诉状！
旧版行政诉讼法是自1990年10月1日起实施的，规定了行政诉讼程序的基本规则，旨在为受到国家行政机关非法侵犯合法权益的公民和法人，提供法律救济途径，因此这部法律也被称为“民告官法”。但该法实施以来，中国的“民告官”之路走得并不顺畅。其中，法院受理难成为原告面临的第一道“拦路虎”。
为解决这一问题，此番新修订的行诉法增加条款：“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起诉权利，对应当受理的行政案件依法受理。”
该条款进一步明确，“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也将自今日起施行。媒体分析称，这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立案难、立案慢、选择性立案等等不合理现象。旧有的“立案审查制”下，法院的职权处于绝对强势地位，而公民的起诉权则相对弱势，这显然不利于民众及时、公平地获得司法救济。且就具体操作而言，原先“审查立案”的机制设计，也给“法外因素”干扰法院独立履职提供了切入口和时间差——于此，“民告官”案常被以各种理由拒不立案，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在立案登记制方面，新版行诉法明确，“人民法院在接到起诉状时对符合本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
今起实施的关于行诉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亦明确，“对当事人依法提起的诉讼，一律接收起诉状。”
对于不接收起诉状、接收起诉状后不出具书面凭证，以及不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起诉状内容的，新版行诉法明确，“当事人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投诉，上级人民法院应当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关卡二：不立不裁？
通关法则：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起诉！
结合过去20多年的经验来看，在行诉法实施过程中，“不立不裁”也成为中国“民告官”路上的一道“拦路虎”。
为此，新修订的行诉法在第五十二条明确：“人民法院既不立案，又不作出不予立案裁定的，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起诉。上一级人民法院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立案、审理，也可以指定其他下级人民法院立案、审理。”
中新网记者注意到，旧版行诉法中的规定为：“人民法院接到起诉状，经审查，应当在七日内立案或者作出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以前遇到法院装聋作哑，既不立案又不作出相应裁定，当事人往往无能为力。”清华大学教授何海波说，新行诉法作出的规定，对破解“立案难”提供了有力保障。立案的门槛降低了，遭遇“推脱”也有了救济途径。
关卡三：告官不见官？
通关法则：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出庭应诉！
行诉法虽被称为“民告官法”，但在实践中却往往面临“告官不见官”的尴尬。有的案件只有律师代理行政机关出庭应诉。
为此，新修订的行诉法增加条款明确：“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
最高法发布的关于行诉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上述条款规定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包括行政机关的正职和副职负责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可以另行委托一至二名诉讼代理人。
为了增强这一条款的约束力，新版行诉法在第六十六条指出，“人民法院对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将被告拒不到庭或者中途退庭的情况予以公告，并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被告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依法给予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处分的司法建议。”
关卡四：“红头文件”违法？ 通关法则：法院可认定“红头文件”合法与否！
除了“告官不见官”，一些“红头文件”违法，也成为“民告官”案件审理难的一大突出问题。
为破解这一难题，新版行诉法新增条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
需要指出的是，条款中所指“规范性文件”不含规章。
最高法出台的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人民法院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在裁判理由中予以阐明。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应当向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并可以抄送制定机关的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行政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李广宇解释说，“法院可以在判决书当中阐明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也就是直接认定它合法还是不合法。”
关卡五：行政复议时“官官相护”？
通关法则：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
在人们维权意识普遍增强的今天，“行政诉讼”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法学字眼，可作为与行政诉讼并行的另一种重要的权利救济方式，行政复议却始终远离人们的视线，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
分析称，可能是由于老百姓对古来有之的“官官相护”的疑虑，所以发生行政争议时，宁愿选择信访或者干脆与行政机关对簿公堂。
为此，新修订的行诉法将相关条款修改为：“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中新网记者注意到，原来的条款为：“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李广宇对此指出，旧版行诉法这一规定跟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是类似的，但是在中国，这个制度带来了一些负面的效果，就是复议机关怕当被告，如果改变了原行政行为，复议机关就要当被告。
“这使得一些复议机关更愿意统统维持原有行政行为，被群众调侃为‘维持会’。”清华大学教授何海波说。
“在中国羞于当被告这一观念也不是短时期内就能扭转的。既然有这么一种情况，复议机关就倾向于尽量作出维持的决定，即使面对一些违法的行政行为，也很少去作出改变，所以使得行政复议的功能大打折扣。”李广宇说。
李广宇解释说，尽管修改后的制度设计跟各国的通行做法有些不太一致，但这是针对中国特殊的现实情况，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相信能够发挥最初设计这个制度的初衷。
在何海波看来，这将鼓励复议机关积极履行职责。关卡六：地方保护主义？
通关法则：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
除了行政复议中的“官官相护”，地方保护主义也成为行诉法实施过程中备受诟病的一大难题。
为此，今起实施的新版行诉法新增条款明确：“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
“‘民告官’难在哪儿？难在地方保护主义。”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说，新行诉法确立“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这有助于法院摆脱地方干预，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也为今后条件成熟时成立行政法院提供了可能。
关卡七：行政机关当“老赖”？
通关法则：可拘留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除了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也成为行诉法实施过程中面临的一大难题。
《中国法律年鉴》数据显示，2007至2011年，行政诉讼案件一审判决162767件，同期行政执行案54572件，强制执行率33.53%，即有1/3左右的生效判决没有得到自动履行。媒体指出，行政诉讼的执行多难于行政机关败诉时。为此，新版行诉法将“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的措施进一步丰富、细化。
譬如，“将行政机关拒绝履行的情况予以公告”。
再如，“拒不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社会影响恶劣的，可以对该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拘留；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姜明安评价称“这一规定很厉害”，如果行政机关当“老赖”，拒不履行法院判决，法院不仅可以对单位负责人予以罚款，还可以将其拘留。
如上，仅是中新网记者从法律规定层面梳理出的“通关”七则，至于中国“民告官”之路能否真正通关，破解“信访不信法”的怪圈，还需进一步观察新版行诉法的落地实施情况。(记者 马学玲
第三篇：立案难
解决立案难的问题，刻不容缓
法院立案庭在立案时要求原告提供充足证据时（有些证据其实属于被告应提交或法院依职权或依申请调取的）才许可立案，否则不立案。
例如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事故认定责任书已经明确所投保的保险公司及保单号码，但法院立案庭却非让提供保险公司保单（保险合同）才可以立案，实在令原告望而生畏。（保单在被告保险公司手中，原告及其代理律师索取时，被告拒绝，只好立案后申请法院调取，但是立案庭不立案）原告连申请调取的权利也没有了。
请法院领导落实解决，切实解决原告（受害人）立案难的问题。有些原告对此情绪将恶化，难道非要出个人命案才能引起政法各部门的重视？
故解决“立案难”刻不容缓，更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避免更多的社会矛盾激化。
第四篇：一些问题难解决 英语教学要策略
一些问题难解决 英语教学要策略
摘 要：对英语教学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层剖析，并提出了相应的策略，旨在为小学英语教学献计献策，以促进小学英语课程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英语教学；问题；年龄；语言环境；爱国精神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申奥的成功，一股学英语的热潮袭入中国，涌入各所学校。如今，小学三年级已开始了启蒙英语教学，甚至一些特色学校在一年级便开设英语课。尽管课程再一次改革，英语课堂教学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小学儿童学英语的热情也一浪高过一浪。然而在这条漫长学英语的道路上仍布满荆棘，有许多中国学生在这条路上磕磕绊绊，有的甚至完全丧失了兴趣。英语教学中的问题日趋显现，笔者归纳了以下一些方面，并提出了一些解决的策略。
一、年龄其实不重要，学能动机是关键
儿童时期学习英语具有很大的优势似乎是一个人们普遍的认识。儿童更易接受新事物，Asher and Garcin和Fathman认为从小学习英语其语音会更好。于是很多家长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便盲目地将他们送去各种英语培训班。其实，在目前的研究中找不到年龄是语言学习成功与失败的决定因素的依据和结论。关于年龄问题的研究一般涉及成效和学习的速度问题。从成效看，儿童似乎要超过成年人，但从学习的速度看，由于成年人的认知能力远远强于儿童，他们因此在学习速度上占有明显的优势。
Holmstrand进行过这样一个专门针对起始年龄的研究。实验组从小学一年级起学习英语，控制组从小学三年级起学习英语，总课时量到小学六年级毕业基本相同。结果表明，两组学生不论是在语言知识、语言水平，还是在学习态度上都没有明显差异。也有人认为儿童年龄越大，母语定势越强，学英语就会越困难。有关研究表明，语言学习是相通的，汉语对第二语言学习的影响可以是正面的。目前学能和动机被认为是学习英语成功与失败的重要决定因素，而成人具有更强的学能和动机。
二、有错必纠未必好，宽容对待是妙招
教师教书育人的职责似乎决定了学生一旦犯错教师应帮其纠正。然而语言教学应与常规背道而驰，课堂上儿童难免会犯一些语法错误，甚至会创造新奇的词语。教师要做的是宽容他们的错误，还要鼓励他们的创造话语。研究表明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尽管不同，但儿童掌握本族语的发展过程是一致的。儿童习得母语一般经历四个阶段：咿呀学语阶段、独词话语阶段、联词成句阶段和语法形成阶段。这种语言习得在次序上的规律性被克拉申称为“自然顺序”。我国儿童学习英语正处在咿呀学语阶段和独词话语阶段，处在这两个阶段的儿童学习母语时，父母一般不会纠正其语法错误.举个例子：
Child：Draw a boot paper.Adult：That’s right.Draw a boot on paper.Child：Mama isn’t boy he a girl.Adult：That’s right.Child：Her curl my hair.Adult：Um.Hmm.例子中，成人并未对孩子语言中的语法错误做相应的改正，而分别对其话语意义的正误做出回答。又如，中南大学的罗运芝老师在观察其子习得语言过程时，发现孩子能够造出既合语法，又含语义的新词。例如，根据“天黑了”造出“天白了”，根据“跳高”造出“跳矮”。事实再一次证明儿童在习得语言的过程中具有很强的创造力。他们能够说出成人环境中不存在的语句。犯错误是语言学习过程中的必然，小学英语教师应遵循儿童语言习得的自然规律，以特有的宽容心和耐心来正视儿童的错误，这是语言学习的特殊所在。
三、英语教学有技巧，因材施教很重要
随着课程的再一次改革，牛津英语教材变得很活，内容很丰富，难度也进一步加大，很多学生学得很吃力。所以如何转难为易是目前小学英语教师面临的最大挑战。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因材施教很重要。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他们有不同的兴趣，现有的知识水平也各不相同。因此，英语教学在考虑共性的同时，也应当兼顾到学生的个性，针对不同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方法，提不同的要求。在教每节课之前我都制订了不同等级的三个目标让学生自选一个完成，以4A Unit 2 B、C部分为例，本课有一句四会句型What’s this/that？及回答It’s...四个四会单词，四个三会单词，我的目标如下：
甲级目标：背熟全部单词和四会句型，并会用句型编对话。
乙级目标：背熟全部单词和四会句型。
丙级目标：背熟四会句型和四会单词，能听说读三会单词。
这样的学习不再是老师“要我学”，而是“我要学”，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小学英语教师在工作中会遇到各种困难，面临多种挑战，这需要我们有较高的素质和责任感。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美好的。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学生定会有光明的前途，祖国定会有美好的明天。
编辑 鲁翠红
第五篇：法院为何年底难立案（xiexiebang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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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为何年底难立案
立案难，年底立案更难。南方周末记者随机了解十多个基层法院，发现普遍存在立案难甚至不立案情况。
法院既想通过结案率提高审判效率，又希望力求消除其弊端，一些改革措施看似“科学”，最后仍滑向对数字的崇拜和追求，陷入“GDP式”怪圈。
司法是严重依赖于法官内心判断的职业领域，仅仅依赖于外部管理和控制是行不通的。
有些立案庭法官一到年底就“休假”或“出差”，当事人或律师只好知难而退。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考研大军，研究生就业问题近年来也成为热点话题。官方发布的研究生总体就业率高达95%以上，但有的专业首次就业率甚至低至5.56%。究竟什么才是真实的情况，也许永远也无法知道，但多几个渠道了解信息，或许能在作决定时提供帮助。七成高校研究生就业率超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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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提前到了
每个法院都有自己的一本“日历”。
徐伟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专职找茬者”。他是北京某区法院立案庭法官，但一到年底，他的工作就不再是立案，而是“挡差”——想方设法把案件拒之门外，“能不立，就不立”。
在法院内部，立案庭本是一个“清闲”部门，类似医院的“挂号室”。徐伟的工作也并不复杂，只需对材料作初步审查，将符合法律规定条件、应予受理的案件按不同类型分给不同的审判庭审理即可。
不过，10月之后，各审判庭庭长就陆续到立案庭打招呼，“案子太多，忙不过来，把严点儿。”
这并不是徐伟所在法院的独有现象。每年离年终还有一两个月时间，全国各地法院就不约而同地限制收案。法院系统内部称之为“挂小号”。
一年一度“年终立案难”，已持续多年，其背后主导因素，是法院系统内部追求年终结案率。
结案率，即结案数与收案数的比例，作为法院内部评价审判工作的主要指标，已沿用几十年。年终结案率被认为可最直观说明全年审判任务的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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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系统通常在每年12月20日统计全年的收案数和结案数，并计算出当年的结案率。法院往往提前一个多月控制立案，减少作为分母的收案数，且避免新立案件来不及审结。
于是，一近年终，全国同喊立案难。
今年，有些地方法院的“年底”比往年来得更早。
刚过完“十一”，河南律师徐大富去郑州某区级法院立案被告知，10月8日是今年立案的最后一天。律师尹富强去河北某法院办案，也被告知从10月起不再受理案件。
尹富强打听获知，河北那家法院早早停止收案，是因为今年要冲击99%的结案率，“如果10月份还立案，可能就完不成”。
河南一些法院10月8日起就不再立案，原因是该省今年的“年终结案期”提前到11月10日。相应的，年终立案难也提前一个月到来。
民诉法规定，法院如果不立案，必须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定。但现实中，法院不立案只是口头答复。有些案件等待两个月后，就超过了诉讼时效，但没有书面裁定，当事人无法向法院追责。
逼出来的“被动违法”
能劝撤就劝撤，不劝撤就想办法调，轻易不出判。
偌大的立案庭空空荡荡。记者最近在北京的几个基层法院看到，十来个立案窗口一般只开两三个，有的只派一名法官当班。每天立案排号的数量被严格控制，来立案的人非常少。
徐伟所在的法院地处首都北京，不能公开宣称不立案。于是，他变成了“找茬者”，比如法律规定立案需有“明确的被告”，仅仅提供姓名、住址和电话还不够，他会要求当事人拿出被告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他还会说，“证据不足，补齐再来”。
按照民诉法规定，立案审查是“形式审查”，只要符合“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属于法院受理和管辖范围”等四项“形式要件”，法院就应当受理。
立案庭法官徐伟的所为，有些已属“实质审查”——证据是否充分，有无法律依据等等，这些本应由审判法官审理调查。
“有时我觉得我已不是在审查能否立案，而是在帮原告考虑能否胜诉。”徐伟说。他曾因放过一个“形式审查没有问题”的案子进入审判庭，审判法官认为证据不足有可能判决驳回诉讼请求，而向立案庭庭长投诉他“把关不严”。
根据法律规定，“判驳”后，当事人可以上诉，案件很可能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不仅将影凯程考研，考研机构，10年高质量辅导，值得信赖！以学员的前途为已任，为学员提供高效、专业的服务，团队合作,为学员服务，为学员引路。凯程考研辅导班，中国最强的考研辅导机构，http://www.xiexieb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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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结案率，还影响“案件发改率”。徐伟因此被庭长一顿痛斥，“你嫌审判庭的事还不够多吗？”
“实在无可挑剔”，法院则采取“收案不立案”，或“收案立次年案号”等办法避开年终计算结案率。
除了“找茬”，徐伟有时还得变身调解员。他所在的立案庭，专门成立了三人调解小组。法院正在试行诉前调解，即不立案，先组织调解，若调解成功，再补办立案手续。如此一来，既可缓解立案压力，又可提高调撤率，“一箭双雕”。
民事司法很重要的功能是通过审判确定社会行为的规范和标准。“这是调解不可能做到的。”北大教授傅郁林说。正在修订的民诉法，将诉前先行调解纳入，未加以严格条件限制，这让她感到担心。
立案庭清闲下来，审判庭却空前忙碌。立案数量较多的法院，法官们都加班加点，突击结案，有的法官一天开几个庭。当事人晚上、周末居然收到了开庭的传票。
审理程序上能简就简。个别法官二审案件根本不开庭，只询问当事人了事。某公司遭遇离奇状况：该公司数个不相关的案件被全部合并到一个庭同时审理。
“一般能劝撤就劝撤，不劝撤就想办法调，轻易不出判。”一位法官说。法官以判败诉或胜诉也拿不到赔偿威胁当事人接受调解，或以可退返诉讼费诱使当事人撤诉。
这样做，一方面可提高结案率和调撤率，另一方面，即使当事人撤诉后再次起诉，案子通常也不会回到自己手上。如作出判决，则要承担当事人上诉、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的风险。
执行局也想出变通的方法：以无财产可执行为由，中止执行，强行结案；等结案率指标完成后，再以当事人发现新的财产为由，重新申请执行。由此带来一个现象：法院每年向人大报告结案率达98%以上，执行局却年年都在清理积案。
一位基层法院法官坦言，年终立案难是“制度性违法”，法官其实也很无奈。
“工厂化管理”
如同GDP数字，结案率指标基本只提高不下调
以结案率作为法院主要考核指标，已沿用几十年。在北大教授傅郁林看来，这体现了在行政化管理思维之外，中国司法管理体制的另一特点——工厂化管理思维。
法院将法官当成计件生产的普通工人，片面追求数字和效率，意图通过数字管理实现对“司法产品”的质量控制。
在很长一段时间，法官的收入与收案数量直接挂钩，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结案率给法官带来的压力，刺激法官收案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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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傅郁林从《人民司法》的一项司法统计发现，每年第四季度因追求结案率，已出现立案难问题。但当时诉讼总量相对较小，这一问题尚未激化。
进入2000年之后，中国社会转型加剧，矛盾日益激化，加上劳动合同法、新公司法等法律相继出台，在社会纠纷调解分流机制欠缺的背景下，法院的诉讼压力剧增。
徐伟所在的区级法院，是北京受案数量最多的基层法院之一，每年收案数量达3万件以上，平摊到每个法官，每年办案数量在两百件以上。在他看来，法官如果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完成结案率指标几乎不可能。
案子数量越大，结案率指标难度越大，不管是办40件案子，还是办400件案子，结案率面前，一律平等。
“这明显不公平，”徐伟说，“所以，法院收案越多，年终立案就越难。”法院和法官作出的理性选择是，提前关闭立案大门。
案件压力不大的法院也不例外。
“结案率不尊重司法审判规律，”一位法官说，“如果12月20日为年终结案期，12月19日收的案子同样要算结案率，即使简易程序也要三个月，我怎么可能第二天就能结案？”
如同GDP数字，管理者提出的结案率指标，只有提高而几乎不下调，除了考核压力，也夹杂攀比因素。在北京某区法院，一位“非法官出身”的新任院长新官上任，提出了结案率100%的目标，结果当年该院的“年终立案难”直接变成了“年终不立案”。
结案率“难割舍”
“新指挥棒”在手，“旧指挥棒”还在用，而且更管用
2011年10月11日，河南省政协委员张弛收到了河南省高院的答复，称今年4、5月份该省已对绩效考核规定进行了修订，将2010年考核的“结案率”改为“法定审限内结案率”。他在年初提交了《法院应当改变案件结案率考核标准，解决人为造成的立案难问题》的提案。
可紧随这个答复，河南省各级法院年终立案难，今年如期而至。
11月3日，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率队到河南南阳视察，张弛提问，为何不取消考核结案率，只考核法定审限内结案率？旁边一位主管审判的省高院副院长起身回答，“我们两种结案率都要考核。”
2008 年，最高人民法院开始试行新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考核指标多达33个，取代单一的结案率指标；2011年3月修订，考核指标调整为31个指标（俗称 “31率”），更取消沿用几十年的“结案率”，代之以“法定（正常）审限内结案率”，即法定正常审限内结案数与结案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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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终结案率指标实际上并未被否定。最高法院法官在《人民法院报》上发表释疑文章称，“结案率指标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对结案率指标要“清醒、理智地对待”： 一方面弱化其评价功能，避免以偏概全；另一方面，仍可作为掌握审判进程的指标之一，用以发现问题、调整人员、整合力量，为科学管理提供依据。
基层法院的院长们，一手拿着“新指挥棒”，一手拿着“旧指挥棒”。今年年底立案难的法院，几乎都为了保结案率。
“每个月法院通报审判工作情况，首先说的是还有多少案子未结。”沿海某地级市中院一位法官告诉记者，该院已使用“31率”，但该省原来的14个指标（俗称“14率”）依旧有效，排在第一位的是“累计结案率”。
“基层的法院院长不可能不关心结案率。”曾在某中院挂职副院长的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游伟说，效率被认为也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体现，比如久拖不决现象当前依然突出，对当事人伤害巨大。上海的法院也强调“一定的结案率”。
目前法官的整体职业操守和专业精神，仍难如人意。“从法院院长的角度，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内部管理办法。”游伟说。
外部评价标准，也令结案率指标难以被舍弃。
在考核体系中，结案率仍是最具标志意义的指标。在各级法院向人大所作的报告中，一般只有受案数、审结数以及执结数，才会醒目地出现在最开头，概述法院全年工作成绩。前两个数字形成的比例，即为结案率。
西部某省会一位新上任区法院院长，最近向上级抱怨自己分到了一个案件较多的区，担心结案率不保，“人大报告会不好看”，更会影响同级党委对法院工作的评价，竟整夜失眠。为此，他管辖的法院从10月15日起就提前扎紧了“立案口子”。
“结案率上不去，影响法院、法官的评先评优，影响奖金福利，也关系法院院长、法官的提拔晋升。”西部某省会中院一位法官说。
目前基层法院经费严重依赖地方财政。“现在不是说案多人少嘛，你辛苦了，办了多少案件就拿多少激励的钱。”游伟告诉记者，一些地方政府将办案数量与奖金挂钩，令法院难抑追求高结案率的冲动。
针对年底人为控制收案、季末年底突击结案现象，三令五申并不管用。2008年，最高法院提出“以均衡结案促进司法公正高效的新思路”，试行三年后，今年在全国法院正式使用。其逻辑是，将年终结案率的目标压力分摊到各季度和月度。
10月31日，最高法院法官在《人民法院报》发文，称不甚科学的结案率考评指标是影响均衡结案的直接原因，法院领导和法官不重视均衡结案，是主要原因。
“为了对‘上’负责，（法院领导）想尽一切办法提高结案率。”这位法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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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数字迷失”
消除数字崇拜，不是让数字消失，而是要尊重司法规律和司法独立，让法官像医生一样，真正以其职业精神办好案子
衡量结案是否均衡的指标是“结案均衡度”，也被纳入“31率”，有着极为复杂的计算公式。
“法官看不懂，领导也困惑，”上述西部省会中院法官告诉记者，“通俗地讲，各月结案数越接近平均结案数，说明结案均衡度越好。”他所在法院的司法统计人员想到一个便捷方法，即根据往年情况确定平均一年的收结案数，再均摊到每个办案法官。
结果，法官们掉头追平均数，有的法官想出点子——将已结案件预留不报，或拖延案件审结时间，以保持平衡。
强大的惯性让基层法院深陷数字崇拜，即使推出“客观、全面、科学”的新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31率”）也不例外。
上述沿海某中院的法官曾深入研究“31率”，他告诉记者，新指标体系直接使用确实存在问题，还需等待最高法院根据近年情况，确定评估指标的合理值、警示值，最终才能得出综合指数。
合理值应是一个区间，警示值则是必须要达到的最低要求。目前，法院采取的方式是对单个指标值进行排名，于是出现追求极端数值现象。
记者看到，不少地方法院向人大报告工作时，特别强调“审限内结案率”，而百分百的数字比比皆是。在审限内结案是法律基本要求，但在目前，这样的成绩单不免让人怀疑。
2010年年底，东北一基层法院与当地交通事故处理大队和劳动仲裁机构合作，将已处理的事故材料伪造成案件材料，搞假立案再撤诉，结果结案率和调撤率奇高，被中院和高院树为先进典型，甚至引起最高院注意，前往调研，事情败露，相关人员被内部处理。
数字的弊端众所周知，但完全取消也不现实。徐伟也不主张取消结案率，“一旦取消，法官就更没有办案的动力了”。
“现在是抽他鞭子，在数字高压的情况下，好像是不得不实现公正和效率，这就是一个非常麻烦的局面，也是不可能长久的。”游伟认为，法院内部的行政化管理体制需要改变，去除其行政机关和工厂色彩。“尊重司法规律，按司法规律办事，法院院长说了很多，但研究得太少。”
北大教授傅郁林认为，应该放弃对法官的一切负面考核指标，从追求司法效率回到对审判质量的真正关注上来，通过内部激励，激发法官的职业良知和职业荣誉感——这正如医生的医德一样重要，却是目前法官队伍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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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程考研成立于2005年，国内首家全日制集训机构考研，一直致力于高端全日制辅导，由李海洋教授、张鑫教授、卢营教授、王洋教授、杨武金教授、张释然教授、索玉柱教授、方浩教授等一批高级考研教研队伍组成，为学员全程高质量授课、答疑、测试、督导、报考指导、方法指导、联系导师、复试等全方位的考研服务。凯程考研的宗旨：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凯程考研的价值观口号：凯旋归来，前程万里 信念：让每个学员都有好最好的归宿
使命：完善全新的教育模式，做中国最专业的考研辅导机构 激情：永不言弃，乐观向上
敬业：以专业的态度做非凡的事业平衡：找到工作、生活、家庭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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