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行政诉讼立案难的成因及对策

第一篇：浅谈我国行政诉讼立案难的成因及对策

浅谈我国行政诉讼立案难的成因及对策

行政诉讼蹒跚起步已过二十载，行政诉讼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我们必须看到行政诉讼制度，离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诉求的根本要求还有着巨大的差距,法院在行政审判工作中仍存在着很多问题和不足，人们普遍反映行政诉讼存在“立案难、审判难、执行难”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主政法院主抓的第一件大事，就狠抓行政诉讼立案难问题。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8）1号以强化、规范行政诉讼立案工作，新法释的实施之初，全国行政诉讼立案难的问题的却有所缓解。可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且有越发严重之势。在2009年6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通报《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意沟通工作的意见》的进展情况，对网民提出问题中，行政诉讼立案难仍高居榜首。

行政诉讼立案难直接导致将群众诉求排除在司法途径之外，造成广大群众行政诉求渠道不畅通，使得社会矛盾无以缓和化解，最终为酝酿群体性、突发性事件的爆发埋下种子，引发法律问题政治化。因此，行政诉讼立案难的问题亟待引起国家决策层的重视，并尽快加以解决。

一、行政诉讼立案难现实表现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至四十一条对行政诉讼立案条件作出了具体规定。根据条文规定，法院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审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第一，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第二，有明确的被告；第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第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第五，法律、法规规定复议为诉讼的前臵条件的，已经经过复议；第六，在法定的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只要同时符合上述条件，法院就应当受理原告的

起诉。然而，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行政诉讼立案的六项条件，其含义十分广泛，将其适用于具体的案件之中，理解起来过于宽泛。在实际操作中，审判人员过于强调立案审查关，将本应纳入行政诉讼范围予以受理的案件排斥在法院受案范围之外，错误地剥夺行政相对人的诉权，造成老百姓告状无门。总结我国行政诉讼立案难现象，可以归纳为如下情形：

（一）、以被诉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的立案难

在立案难的案件中，最常见的现象就是受诉法院以案件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为由不予受理。而有关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法律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中的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亦对此作出了补充规定。而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常见的法律理由是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之规定以及司法解释的第一条第二款中的第四项和第六项规定。由法院适用法律规定的不同，因受案范围争议导致行政诉讼立案难的案件大多数又分为以下四种情形。

1、以被诉行政行为系终局裁决行为由不予立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为行政终局裁决权的司法审查豁免留下了一个余地，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4）项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在审判实践中，很多法院对法条进行创造性的解释，扩大最终裁决行为法定范围的做法，将一些本受理的行政诉讼案排除在外。

2、以被诉行政行为系抽象行政行为由不予立案。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法学上对行政行为所作的一种基本分类,也是我国行政诉讼法采用作为确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标准。行政机关下达的文件或决定这类行政行2

为，有时会是具体行政行为，有时则可能是抽象行政行为。实践中，往往因立案人员主观原因而错误的将本是具体行政行为的被诉行为认定为抽象行政行为，并做出不予受理的处臵。

3、以被诉行政行为系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为由不予立案。人民法院根据司法解释中的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以被诉行政行为系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并以此类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为由不予受理，是行政立案难中最为普遍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成为很多法院剥夺当事人诉权最喜欢采用的理由和法律依据之一，因为这条规定相对抽象，在实践中很容易被曲解。

4、以被诉行政行为系内部行政行为由不予立案。内部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包括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部分国有事业单位)在内部行政组织管理过程中所做的只对组织内部产生效力不直接对外产生效力的行政行为。实践中，有不少法院以被诉行为系内部行政行为为由不予受理。

（二）、以认定原告不具备行政诉讼主体资格为由的立案难

不少法院常以原告不具备行政诉讼主体资格为由拒绝立案。法院往往引用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第一项以及司法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作为其法律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法院在操作中对该条规定做任意解释。譬如将条文中的“法律上利害关系”改为“法律上直接利害关系”，并对行政行为利害关系人依法提起的诉讼不予受理。

（三）、以诉状格式和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定要件为由的立案难

法律并没有要求人民群众都成为法律专家或都必须聘请律师，而是秉承方便诉讼原则，所以本应很少存在以诉状格式或是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定要求而引发立案难。但恰恰在司法实践中，有不少立案庭法官以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为由，自行制定了自己的一套立案标准，对当事人的诉权横加干涉，甚至诱导当事人走向错误的法律途径，造成当事人立案难。

（四）、以受诉法院没有管辖权为由的立案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至第十六条和司法解释中的第八条对行政诉讼中的级别管辖都作了规定但上述规定中的“重大、复杂”用词赋予了巨大的自由裁量范围，为行政诉讼立案难埋下伏笔。为此，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以解决一审案件的受诉法院究竟是中级法院，还是基层法院这一问题。但规定中依然存在“社会影响重大”、“重大涉外”等自由裁量词汇。成为了某些法院不受立案的借口，成了新的立案难。

（五）、以法院受案不出具的裁定的立案难

依据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法院应当在审查期限内完成立案审查，如不立案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可是偏偏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有很多法院在收取立案材料后消极应对，既不受理也不出具裁定，有的法官对此解说为口头裁定；有的法官连收到立案材料拒开收据，使原告无法证明已经向该法院行使过诉权；有的口头答复“回去等消息”等进行敷衍。上述行为在客观上都造成行政诉讼立案难。

二、行政诉讼立案难的成因

行政诉讼立案难已是各级法院普遍面临的一大难题，行政诉讼立案难的原因是复杂的，也是多方面的，要破解这一难题必须深入探究行政诉讼立案难的根原所在,下面从以下4

四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行政诉讼制度立法不完善是立案难存在的原因 作为我国行政诉讼基本法律的《行政诉讼法》1990年才正式生效实施，可见我国的行政法律起步非常晚。尽管后来陆续制定了一些行政法方面的法律法规，但仍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加之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较为狭窄，导致法律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可行性不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对拘留、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服的；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可见《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案件范围狭小，将很多本应受理的案件排除在行政诉讼门外，不能立案。不难看出，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上，法律只是局限于某一类型的案件。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曾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变相扩大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从严格意义上讲，行政诉讼目前 的受案范围仍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增多，立法明显滞后。各地法院面对行政诉讼案件多、类型新、难度大、要求高的新情况，行政诉讼制度的缺陷和不足就会日益突出，有的案件不知是否应当立案受理，这样立案审查就可能时间较长，或者干脆不予立案。不少模糊地带尚待明确，不少疑难问题尚待解决，这些都制约着法院行政诉讼的立案工作,有待通过完善行政诉讼法律制度来进一步明确。

（二）、司法不独立是立案难存在的原因

司法独立是法治的基本要求，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制度保障。坚持司法的独立性也是我国司法的重要原则。虽然当前我国司法制度设计在法律文本上极力倡导司法独立，我国宪法规定法院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和其他团体干预。但实际操作中，司法不独立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重大制度缺陷。

行政诉讼案件在法院审查立案时,法院往往首先考虑被告方是否位高权重、是否可能影响到法院自身的利益或法院与被告的关系。法院常常在与行政机关进行沟通后才决定是否予以立案。对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关心的热点、敏感案件，如房屋拆迁、土地征收、社会抚费征收等案件，当事人要立案更是困难重重。有的法院对此类案件基本上不受理，既使受理也需要层层请示。其主要原因在于现行法院的“人、财、物”都受同级党委和政府领导和管理，同级政府对法院有着诸多的制约。人民法院摆脱不了地方保护主义和来自各个方面利益团体的干预。

在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前,以市级和区县级政府为被告的一审行政案件一般是由基层法院管辖的。很多基层法院那时候对这类案件的立案非常谨慎。在法院审查立案时,往往考虑立案是否会影响到法院自身的利益或法院与被告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常发现,法院对于工伤认定案件乐于迅速立案。因为在工伤认定案件中,无论受伤职工、用人单位中哪一方作为原告,被6

告方都是劳动局。因诉讼的结果只是认定工伤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有效,对劳动局没有特别不利的影响。所以对于起诉劳动局这样的行政案件,在法院容易立案。类似的情况在医疗纠纷等案件中也是如此。相反对于一些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等案件，因审理结果可能会对行政机关造成不利影响的案件，法院往往会在立案时人为设臵障碍，或拖延或干脆不予立案。现实的司法制度的设制，决定了法院、法官的命运是由政府掌控的，司法难于独立，也是行政诉讼立案难的原因所在。

（三）、法院对于行政诉讼案件的内心排斥是立案难存在的原因

１、由于行政案件处理难度大，法院不愿受理。行政案件涉及的历史遗留问题较多，调查取证困难，处理难度大。群体性行政争议较多，特别是涉及旧城改造、城市拆迁、土地征收等民生案件，原告人数众多，处理不当极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受社会稳定因素的影响，一些行政争议虽符合法定立案条件，但法院基于案件处理不利于社会稳定、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担心，而不愿意立案。很多情况下法院立案不是基于是否符合立案条件而是考虑案件的综合强度因素,法官在立案审查中常陷入一种两难境地——依法符合立案条件应当立案的立不了,因为如果立了,法院不一定能通过司法判决来化解矛盾，而且还可能加剧双方的对抗，但如果不立案,行政相对人又可能会采取诸如集体上诉、越级上访等不理性做法,将会给法院带来危及社会稳定的政治麻烦。一方面是老百姓对政府所施加的的压力,另一方面是政府贯彻既定决策的意志,法官夹在其中,不得不认真加以权衡。有时法院选择了允许立案,但这并不是因为案情符合法律的既有规定,而是因为考虑到社会稳定的因素。相反，更多的时候,尽管原告完全符合立案的形式标准,但他们若不借助于法律之外的因素,包括通过越级上访或集体上访等形式对案件受理法院形成强大的压力,就没有办法达到立案的目的。

2、“执行难”问题所带给法院的现实压力。由于行政诉讼案件的执行由法院承担，而“执行难”却又是压在各级法院心头的一块大石头。所以，法院在行政诉讼审查立案时就会考虑到自己执行的难易程度。一旦案件执行不能的话，法院将面临司法权威的丧失，而且因为案件不能执行，之前在审理中投入的资源也无法实现理想的收益。这样的局面自然让法院在受理案件时过虑重重。

3、我国法院系统内部工作考评机制取消了办案数量的要求。在2000年以前，人民法院系统基于尽快打开行政审判工作局面的出发点，在系统内明确提出了行政办案数量的要求。而在2000年后，最高法院因形势要求已取消案件数量上的考评，转而追求质量上的提高。这客观上消除了法院在收案数量上面临的压力，在没有行政办案数量这一因素的影响下，各地法院纷纷抬高立案审查门槛、严格把关，使一些本应受理的案子被法院排除在受理范围之外，客观上造成了立案难。

４、对法院而言行政诉讼是亏本买卖，法院不愿受理。法院开发案源并不是一般性地寻找更多的案件，而在于寻找更多既容易处理、收费又多的案件。②行政案件相对于法院在民商事案件审理中所尝到的“甜头”，行政诉讼案件可以说是“鸡肋”，不但难于处理，而且没有任何经济利益，完全是亏本的买卖。而且一不小心法院及其相关领导可能还要承担政治前途上的风险。因此，行政诉讼案件在成本和收益上严重失衡，也使得法院自身在案件受理上也是动力不足的。

（四）、“立审分离”的制度设立是立案难存在的原因

自199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以来,“立审分离”就被确立为立案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各级法院案件的受理统一由立案庭负责。立审分离制度设计的初衷是避免权力过度集中,加强法院内部监督,加强立案标准的统一化、规范化,其目的本来是要保8

护民众的诉权。但是,由于行政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还只是配角,很多基层法院立案庭很少有专门负责行政诉讼立案审查的法官。这样一来,本是为保护诉权的立审分离制度,在行政诉讼的实践中反倒因为立案庭的法官对行政诉讼业务上不精而导致立案上的障碍。因为立案庭不太懂行政案件,在立案过程中对案件性质把握不准，以致该立的不立,不该立的给立了。为了避免发生上述情况，很多基层法院内部规定，凡是行政诉讼案件都要经过左审查右汇报，经反复讨论再决定是否立案。因此,这种“立审分离”的制度常常成为了限制当事人诉权的一道屏障。

三、破解行政诉讼立案难的对策

行政诉讼立案难已成为横在人民群众通过法律寻求公平正义通途上的一道屏障，使得官民矛盾无以缓和和化解，为群体性、突发性事件的埋下潜在的危机。因此，行政诉讼立案难的问题必须引起国家立法机关及各级法院的高度重视，以寻求较好解决方式。下面就从四个方面来探讨如何破解行政诉讼立案难。

（一）、完善行政诉讼制度，从立法上进一步明确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行政案件受理范围狭窄是造成行政诉讼立案难的主要原因，应尽快通过完善、修改行政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规范予以解决。根据我国现形的司法体制，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扩展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１、扩大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倮护范围。将人身权和财产权作扩大解释，并将其与民法上的含义分离，例如将知识产权和受教育权也包括在内。这显然符合我国行政诉讼法保障公民权利的根本精神和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方向。从更有效地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出发，应将劳动权、文化权等未超越人身权和财产权范围的权利，纳入行政诉讼所保护的范围之内。

２、将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审查范围。有的学者认为，抽象行政行为不会对当事人产生直接的损害（即通过具体行政行为发生作用），但实际上很多抽象行政行为直接对私人的权利和义务加以限制，并不需要具体行政行为的中价。④很多抽象行政行为直接对私人的权利和义务加以限制，应将这类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我国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都规定了将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纳入到了行政复议程序中。行政诉讼中也应有与此相衔接的规定，有必要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３、将行政终局裁决行为纳入行政审查范围。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终局裁决不受司法监督的规定明显有悖于司法公正的原则，只有明确终局行政裁决的司法救济的途径才能更好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⑤确立司法最终救济原则，将终局具体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４、将行政合同纠纷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机关签订合同目的是为了实施行政管理，并且在行政合同中行政机关享有行政优益权，行政合同很明显是一种行政行为，理应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５、将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等技术鉴定结论不服的纳入到行政诉讼中。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等技术鉴定结论本就是行政机关在行使管理公共事务职权过程中依行政取权所作出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为使鉴定的公正性得到相应的有效的保障，应将对鉴定结论不服纳入到行政诉讼中。⑥

（二）、通过权力上收或案件异地交叉管辖来强化行政诉讼的司法独立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司法机关独立的原则，但这一规定因为现行的司法体制障碍而得不到有效贯彻落实。如何有效地化解长期以来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干预，强化司法的权限，实现司法独立，是我国司法制度中急需解决的一个难题。

１、将法院“人、财、物”的掌控与拔付的权力统一上升一级，避免同级地方党委、政府对法院司法权不当干涉。很多人提出按照西方国家搞“三权分立”式的司法独立即各级行政法院的人、财、物权由最高法院集中掌握，活动经费由中央财政直接拨付，不再由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控制。因我国坚持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的政治制度，如果实行“三权分立”，必然动摇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根基。“三权分立”式的司法独立不符合我国国情，在我国根本行不通。如何避免同级地方党委、政府对法院司法权不当干涉？笔者认为可以采取将法院“人、财、物”的掌控与拔付的权力上升一级，即基层法院的“人、财、物”的掌控与拔付由设区市一级党委、政府负责，中级法院的“人、财、物”的掌控与拔付则由省级党委、政府负责，高级法院“人、财、物”的掌控与拔付则由中央直接负责。这样即可避免搞西方化的“三权分立”式司法体制，又可避免同级地方党委、政府对同级法院司法权的干涉，使法院和法官脱离了同级行政机关的羁绊和控制，实现法官审判相对独立，强化了地方法院的司法权，有利于实现司法独立。这样不仅有利于化解行政诉讼立案难问题，对整个人民法院实现独立审判都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２、行政案件异地交叉审理。为实现司法相对独立，减少行政机关干扰，浙江省台州市中级法院最早尝试规定实行的行政案件异地交叉审判，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政干预，有助于实现独立和公正审判，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行政案件之所以难以审理，地方政府干预过多无疑是一个最关键的因素。针对我国现行的法院体制，唯有实行异地交叉审理和案件管辖回避、提高部分案件审级改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为一审法院等等措施来实现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减少地方行政干预。应该说能从一定程度上解缓解行政诉讼立案难的局面。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实际上就通过提高审级为行政审判排除地方政

府等外界因素的干扰，为解决立案难问题已取得了一定成效。在现行的法院体制下，只有实行异地交叉审理和案件管辖回避、提高部分案件审级来排除同级地方党委、政府对审判的干涉，实现司法独立，缓解行政诉讼立案难。

（三）、完善法院行政诉讼立案内部管理机制

1、加强业务学习，提高法官行政诉讼立案工作水平。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严重的“重实体，轻程序”的趋向。有关诉权和诉讼标的的法律条文极为粗糙，在行政诉讼法滞后的情况下，法官在审查及整理行政案件时很大程度只能依赖于法官个人的道德素质、业务经验、社会阅历、受教育程度等非法定程序因素，加强业务理论与实践的学习，要准确理解、严格执行行政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关于起诉条件、诉讼主体资格、起诉期限的规定。立案庭的法官尤其要加强对“诉权及诉讼标的理论”的学习，全面提高法官办案水平与能力，使法官在掌握立法精神的情况下正确行使立案审查权。

2、法院要高度重视行政诉讼立案工作，切实保护行政相对人的诉权。行政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是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的法定依据。法院要全面准确理解和适用，不得以任何借口随意限制受案范围。凡是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的可诉性事项，不得擅自加以排除；行政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但有单行法律、法规授权的，也要严格遵循；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排除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法院要引导原告正确行使诉讼权利，解决原告不知告、不会告、不敢告、不能告的问题。积极受理新类型案件，特别是涉及民生、行政给付、信息公开等方面的案件。要坚决清除限制行政诉讼受理的各种“土政策”，严禁以服务地方中心工作、应对金融危机等为借口，拒绝受理某类依法应当受理的行政案件。严格执行行政诉讼法和司法解释有关受理案件的程序制度。

３、完善立案工作机制，加强立案庭和行政庭沟通与协作。行政案件立案专业性较强。法院的立案庭和行政庭要在行政案件受理环节加强协调、沟通与配合，切实提高行政诉讼立案工作水平。要要改进工作作风，强化便民措施，简化立案环节，丰富立案方式，方便群众诉讼。要增强司法公开和透明，对依法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必须依法出具法律文书，并在法律文书中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

（四）、强化行政诉讼立案监督

１、强化上级法院监督。上级人民法院要通过审理上诉和申诉案件、受理举报、案件评查、专项检查、通报排名等各种措施，进一步加强对下级人民法院行政案件立案受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健全完善行政审判绩效考核办法，加大因违法不受理案件导致申诉信访的考核权重。对于违反法律规定，擅自对应当受理的案件不予受理，或者因违法失职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员，要依法依纪严肃处理。要认真执行《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起诉人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起诉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及时作出处理，符合受理条件的，督促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也可以直接立案后由自己审理或者指定辖区其他人民法院审理。

２、强化检察监督。谁来监督法院？如果法院违法不受理诉讼怎么办？检察院可以行使立案检察监督权，监督法院的行政诉讼立案工作。检察院应依法行使自己的检察权，充分发挥法院外部监督的作用，成为监督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力量。

３、强化人大监督。根据宪法和组织法，人大可以对法院的个案进行监督，对法院明显违法的行为进行监督，制定人大个案监督的实施细则。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切实加强对审判机关的监督，建立完善考核机制，发现法院行政受案过程中存在问题及时行使司法监督权，及时制止法院和法官滥用司法权，切实保护行政相对人的诉权。

４、强化公众监督。充分地发挥媒体监督、群众监督的

力量，落实并建立司法监督员制度，借助于媒体的力量，公众的力量监督司法，让媒体为弱势群体助威，为不平之事呐喊，给违法者以震慑，给执法者以警示。应该充分发掘、创新监督机制，实现阳光司法、公正司法，让民告官立案不再难。

参考文献：

应星 徐胤著：《“立案政治学”与行政诉讼率的徘徊》，载《政法论坛》，2009年第6期。

②朱苏力著:《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页。

应星 徐胤著：《“立案政治学”与行政诉讼率的徘徊》，载《政法论坛》，2009年第6期。

④崔卓兰著：《行政规章可诉性之探讨》，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1期，第141页。

⑤戴银燕著:“行政终局裁决行为及可诉性探析”，载《河北法学》2002年S1期。

⑥刘贵萍、刘世萍著：《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可诉性研究》，载于《法学杂志》第2003－1期。

（作者：江西省鄱阳县人民法院 胡风云）

第二篇：立案难

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民告官“三难”问题被社会久为诟病。“现行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旧法”)自1990年实施的25年来,‘三难’问题始终如影随形。”参与此次行政诉讼法修订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说。

破解立案难：行政行为引发争议均可诉

来自最高法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各级法院受理一审行政案件15.1万件,审结13.1万件,同比分别上升16.3%和8.3%。看似不低的案件量,但在8000万人口的德国,每年行政诉讼案件达30万件；我国信访案件中,约有三四百万件为民告官类争议。“这说明,目前只有很小一部分行政争议进入诉讼程序,立案难是把行政争议挡在诉讼大门外的主要原因。”

立案难的原因不外乎两种:一是法院不愿受理,因为行政争议相对比较复杂,解决难度较大,执行情况又不理想,法院持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二是法院不敢受理,一些地方党委政府或人大,以受理民告官案影响社会稳定、损害当地经济发展、有损政府形象等为名,向法院施压。

“由于旧法的一些条文制定得比较模糊,给法院找各种不立案的理由创造了条件。”旧法规定只有具体行政行为法院才受理,而哪些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则由法院来解释,这导致一些抽象行政行为、行政指导行为、行政合同行为等被排除在受理范围之外。

为此,新法制定一系列措施,系统破解民告官立案难问题。新法实施后,群众因行政争议投诉无门,有屈无处说、有冤无处申的情况将进一步缓解。

新法扩大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将“具体行政行为”修改为“行政行为”,删除“具体”两字意味着,只要是行政行为引发的争议理论上都可以被诉。同时,列举的受理案件类型从8类扩大到12类,增加了不满征地拆迁补偿决定、行政机关没有依法支付最低生活保障等内容,积极回应了社会和群众的关切。

旧法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为3个月。实践中,因超出诉讼时效而无法立案的民告官案例比比皆是,往往当事人正在和行政机关交涉、谈判,起诉期限就过了,再起诉会被法院驳回或裁定不予立案。为此,新法将起诉期限延长至6个月,并明确不动产起诉期限为20年,更好地保障了诉权的实现。

“过去,对区县一级政府提起诉讼,只能到区县法院起诉,当时立法者考虑的是便民,就地解决矛盾。但由于基层法院人财物与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法院一般不愿意得罪区县政府,导致立案困难重重。”马怀德说,25年实践证明,这样的管辖制度有一定问题。新法明确以区县以上政府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由中级法院管辖,即提级管辖；经最高法批准,省高级法院可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划管辖行政案件,即集中管辖。

为方便当事人诉讼,集中管辖还要辅之以巡回审判,并明确原告所在地法院可以代收诉状。

以前,不少当事人抱怨,有些法院要么干脆不收民告官起诉状,要么收了起诉状后,对是否立案不置可否,一句“回去等通知”,从此石沉大海。新法明确实行立案登记制,案件只要符合形式要件的,都必须立案。

新法不允许不收起诉状,对内容有欠缺或错误的起诉状,法院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并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内容；不允许不给任何凭证,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法院应收下起诉状并出具书面凭证,7天内决定是否立案,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作出不予立案裁定,以便原告提起上诉。

“对不接收起诉状或接收后不出具书面凭证等情况,当事人可以向上级法院投诉,上级法院应责令整改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人民法院不立案又不作出不予立案裁定的,当事人可向上一级法院起诉,符合条件的,上一级法院应当立案。”他指出,这些内容以前的司法解释都有涉及,新法进一步明确,就是要全力打开民告官立案之门。

破解审理难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好不容易立了案,审理也是举步维艰。马怀德介绍说,旧法实施初期,曾出现过被告当庭抓原告、冲撞法官、中途退庭等各种藐视法庭的情形,反映出行政权力的傲慢,不愿接受监督和审判的思维定式。

虽然随着社会法治进步,情况有所好转,但审理过程中被告的抵制仍较为普遍,不应诉、不出庭、不答辩时有发生。“行政诉讼是一个审查被告行政行为合法性、有效解决行政纠纷的过程,如果被告始终采取抗拒的态度,诉讼的功能就得不到有效发挥。”马怀德表示。

在他看来,民告官审理难,还突出表现在裁判难上。行政诉讼是最容易受到干预的一种诉讼活动,裁判过程中,一些被告或其他单位通过明示或暗示,借助手中掌握的公共资源向法院和法官施压。法官一旦作出不利于行政机关的判决,往往招致很多麻烦,曾有法官因坚持原则,最终被调离岗位甚至被下岗的案例发生。

为此,新法通过多重制度设计,系统破解审判难,确保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其中,舆论认为最大的看点是: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即让民告官能见到官。

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要求行政诉讼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必须出庭应诉。但马怀德认为,在中国,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有其价值和积极意义。

他分析说,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不仅体现了诉讼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的平等,也有利于纠纷化解,无需代理人回去汇报、听指示,就能及时解决问题；有利于有效监督司法对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促使行政机关审慎用权,防止权力滥用；有利于提高行政机关负责人和公务人员的法治观念和依法行政能力。

“但制度仍然留有余地,新法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工作人员出庭。因此,要确保一定比例负责人出庭应诉,还需要制定详细的落实方案。”马怀德期待,有省部级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案例出现。

破解审理难,提高审判效率是重要一环。新法在3个方面进行了改进:合理设置简易程序,政府信息公开等三类案件可适用简易程序速裁；在维持行政诉讼不得调解基本原则下,明确行政赔偿、补偿等案件可以调解,将实践中的变相调解即协调落实为法律规定,有助于及时化解纠纷,案结事了；在过去维持、撤销等4种判决基础上,增加确认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等判决形式,处置各种行政争议更加有针对性。

过去,在审理民告官案件中,法院往往对一类诉求避之不及,那就是审查行政机关的规范性文件,即“红头文件”。新法明确规定,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红头文件”不合法的,法院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可向相关行政机关提出撤销、变更该“红头文件”的司法建议。

对于行政干预民告官审理问题,马怀德表示,新法确立的提级管辖和集中管辖制度,有助于减少地方政府对行政审判的干预,加上近期中央两办印发的《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将为民告官排除行政干预创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破解执行难

行政机关当老赖将予公告

有一起案例让马怀德印象深刻:群众不满拆迁补偿起诉地方建委,法院审理也认为补偿10万元太低了,撤销了建委的补偿决定,要求重新作出决定。建委随后作出一份内容一模一样的补偿决定。法院再撤销,建委仍坚持,一共来回11次。

“以前,法院对此没有太好的办法,新法实施后,这种拒不执行、反复做同样行政决定戏弄原告的行为,属于情节恶劣,法院可以拘留该行政机关直接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马怀德说。

可以对民告官案中行政机关主管人员实施拘留,已成为最近社会热议的话题。马怀德坦言,行政诉讼法修订过程中,他曾提出该条文可能不现实、不可行的疑问,但他认可该条文有一定震慑作用,“如果法院较起真来,真要实施拘留,现在是有法律依据的”。

据介绍,当前,民告官案中,行政机关拒不执行裁判现象较为普遍,成为法院执行的一大难题。为破解执行难,除了实施拘留外,修法时参与者们提出的进行公告和对行政机关负责人按日罚款的建议,均被新法所采纳。

马怀德解释说,将行政机关拒绝履行的情况予以公告,就像民事诉讼中公布老赖名单一样,可以形成社会舆论的压力,迫使他们履行相关义务。虽然每日仅处以50元至100元的罚款,但这是针对行政机关负责人个人的罚款,将迫使其督促行政机关履行义务。

马怀德相信,随着新法的实施,长期困扰民告官的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三难”问题将得到有效破解,民告官

新行诉法今日起实施 打通“民告官”七大关卡

2015年05月01日20:10 来源：中国新闻网 24年来首次大修的行政诉讼法今起正式实施。这部标志着中国“民告官”进入2.0时代的新版法律，有哪些重要变化？面对这些变化，人们的“民告官”之路该怎么走？为此，中新网记者特梳理出通关七则。

关卡一：立不了案？

通关法则：对依法提起的诉讼，一律接收起诉状！

旧版行政诉讼法是自1990年10月1日起实施的，规定了行政诉讼程序的基本规则，旨在为受到国家行政机关非法侵犯合法权益的公民和法人，提供法律救济途径，因此这部法律也被称为“民告官法”。但该法实施以来，中国的“民告官”之路走得并不顺畅。其中，法院受理难成为原告面临的第一道“拦路虎”。

为解决这一问题，此番新修订的行诉法增加条款：“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起诉权利，对应当受理的行政案件依法受理。”

该条款进一步明确，“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也将自今日起施行。媒体分析称，这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立案难、立案慢、选择性立案等等不合理现象。旧有的“立案审查制”下，法院的职权处于绝对强势地位，而公民的起诉权则相对弱势，这显然不利于民众及时、公平地获得司法救济。且就具体操作而言，原先“审查立案”的机制设计，也给“法外因素”干扰法院独立履职提供了切入口和时间差——于此，“民告官”案常被以各种理由拒不立案，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在立案登记制方面，新版行诉法明确，“人民法院在接到起诉状时对符合本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

今起实施的关于行诉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亦明确，“对当事人依法提起的诉讼，一律接收起诉状。”

对于不接收起诉状、接收起诉状后不出具书面凭证，以及不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起诉状内容的，新版行诉法明确，“当事人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投诉，上级人民法院应当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关卡二：不立不裁？

通关法则：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起诉！

结合过去20多年的经验来看，在行诉法实施过程中，“不立不裁”也成为中国“民告官”路上的一道“拦路虎”。

为此，新修订的行诉法在第五十二条明确：“人民法院既不立案，又不作出不予立案裁定的，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起诉。上一级人民法院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立案、审理，也可以指定其他下级人民法院立案、审理。”

中新网记者注意到，旧版行诉法中的规定为：“人民法院接到起诉状，经审查，应当在七日内立案或者作出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以前遇到法院装聋作哑，既不立案又不作出相应裁定，当事人往往无能为力。”清华大学教授何海波说，新行诉法作出的规定，对破解“立案难”提供了有力保障。立案的门槛降低了，遭遇“推脱”也有了救济途径。

关卡三：告官不见官？

通关法则：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出庭应诉！

行诉法虽被称为“民告官法”，但在实践中却往往面临“告官不见官”的尴尬。有的案件只有律师代理行政机关出庭应诉。

为此，新修订的行诉法增加条款明确：“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

最高法发布的关于行诉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上述条款规定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包括行政机关的正职和副职负责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可以另行委托一至二名诉讼代理人。

为了增强这一条款的约束力，新版行诉法在第六十六条指出，“人民法院对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将被告拒不到庭或者中途退庭的情况予以公告，并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被告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依法给予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处分的司法建议。”

关卡四：“红头文件”违法？ 通关法则：法院可认定“红头文件”合法与否！

除了“告官不见官”，一些“红头文件”违法，也成为“民告官”案件审理难的一大突出问题。

为破解这一难题，新版行诉法新增条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

需要指出的是，条款中所指“规范性文件”不含规章。

最高法出台的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人民法院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在裁判理由中予以阐明。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应当向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并可以抄送制定机关的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行政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李广宇解释说，“法院可以在判决书当中阐明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也就是直接认定它合法还是不合法。”

关卡五：行政复议时“官官相护”？

通关法则：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

在人们维权意识普遍增强的今天，“行政诉讼”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法学字眼，可作为与行政诉讼并行的另一种重要的权利救济方式，行政复议却始终远离人们的视线，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

分析称，可能是由于老百姓对古来有之的“官官相护”的疑虑，所以发生行政争议时，宁愿选择信访或者干脆与行政机关对簿公堂。

为此，新修订的行诉法将相关条款修改为：“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中新网记者注意到，原来的条款为：“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李广宇对此指出，旧版行诉法这一规定跟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是类似的，但是在中国，这个制度带来了一些负面的效果，就是复议机关怕当被告，如果改变了原行政行为，复议机关就要当被告。

“这使得一些复议机关更愿意统统维持原有行政行为，被群众调侃为‘维持会’。”清华大学教授何海波说。

“在中国羞于当被告这一观念也不是短时期内就能扭转的。既然有这么一种情况，复议机关就倾向于尽量作出维持的决定，即使面对一些违法的行政行为，也很少去作出改变，所以使得行政复议的功能大打折扣。”李广宇说。

李广宇解释说，尽管修改后的制度设计跟各国的通行做法有些不太一致，但这是针对中国特殊的现实情况，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相信能够发挥最初设计这个制度的初衷。

在何海波看来，这将鼓励复议机关积极履行职责。关卡六：地方保护主义？

通关法则：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

除了行政复议中的“官官相护”，地方保护主义也成为行诉法实施过程中备受诟病的一大难题。

为此，今起实施的新版行诉法新增条款明确：“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

“‘民告官’难在哪儿？难在地方保护主义。”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说，新行诉法确立“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这有助于法院摆脱地方干预，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也为今后条件成熟时成立行政法院提供了可能。

关卡七：行政机关当“老赖”？

通关法则：可拘留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除了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也成为行诉法实施过程中面临的一大难题。

《中国法律年鉴》数据显示，2007至2011年，行政诉讼案件一审判决162767件，同期行政执行案54572件，强制执行率33.53%，即有1/3左右的生效判决没有得到自动履行。媒体指出，行政诉讼的执行多难于行政机关败诉时。为此，新版行诉法将“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的措施进一步丰富、细化。

譬如，“将行政机关拒绝履行的情况予以公告”。

再如，“拒不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社会影响恶劣的，可以对该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拘留；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姜明安评价称“这一规定很厉害”，如果行政机关当“老赖”，拒不履行法院判决，法院不仅可以对单位负责人予以罚款，还可以将其拘留。

如上，仅是中新网记者从法律规定层面梳理出的“通关”七则，至于中国“民告官”之路能否真正通关，破解“信访不信法”的怪圈，还需进一步观察新版行诉法的落地实施情况。(记者 马学玲

第三篇：立案难

解决立案难的问题，刻不容缓

法院立案庭在立案时要求原告提供充足证据时（有些证据其实属于被告应提交或法院依职权或依申请调取的）才许可立案，否则不立案。

例如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事故认定责任书已经明确所投保的保险公司及保单号码，但法院立案庭却非让提供保险公司保单（保险合同）才可以立案，实在令原告望而生畏。（保单在被告保险公司手中，原告及其代理律师索取时，被告拒绝，只好立案后申请法院调取，但是立案庭不立案）原告连申请调取的权利也没有了。

请法院领导落实解决，切实解决原告（受害人）立案难的问题。有些原告对此情绪将恶化，难道非要出个人命案才能引起政法各部门的重视？

故解决“立案难”刻不容缓，更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避免更多的社会矛盾激化。

第四篇：难教孩子的成因及对策

难教孩子的成因及对策

在每个班级里都有学习困难的孩子？这些孩子是如何产生的？该如何帮助这些孩子呢？下面我将用苏霍姆林斯基的观点梳理这一问题。

难教学生是怎么炼成的？

1、可追溯到孩子的童年，孩子不在父母身边或者由不懂教育的父母带大。这些孩子的抚养者和孩子交流的时间少，特别是没有用儿歌、故事浸润孩子的童年；这些孩子的抚养者没有教会孩子观察的能力，因此智力没有发展起来（有一个错误的观点认为孩子有天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其实不是这样的，孩子的好奇心是需要父母培养的）；这些孩子在幼年阶段没有和同龄的孩子交往。

2、小学阶段，关键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不牢固，而这些是学习一切知识的基础(工具)。这些“关键知识”指的是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第一套大纲，以语文为例，核心知识就是一套语文知识和技能体系（语文技能往往包括在语文知识内或者说在学习语文知识的同时可以形成语文技能），涵盖字词句短篇语法、修辞、逻辑等。“基本技能”指的是学习的最基本的能力，比如自动化读的能力（学生在读书的时候不用关注字是不是认识）和自动化写的能力（学生写字是不用考虑哪个字该怎么写）。

3、中学阶段是由于学生缺乏课外阅读、教师使用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对基本概念把握不牢固，理解不深入，对关键知识缺乏结构感。

4、由于家庭的变故或者其他什么原因，让孩子自暴自弃，丧失了进取心和自我教育的能力。

如何帮助这些孩子呢？

主要是应该补充第二套大纲，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广阔的智力背景。先明白以下连个概念：

什么是第一套大纲？这里所说的“关键知识”，就是指反映本门学科特点的、重要的结论和概括、公式、规则、定理和规律性，这些知识抽象性概括性强。学生不容易一下子把握。

什么是第二套大纲呢？就是为更好地学习核心知识的课外阅读和其他的资料（比如观察、实验、谈话内容、视频等）来源。第二套大纲是形象的、便于理解的、便于引起学生兴趣的。

第二套大纲和第一套大纲，说的是同一个知识，只是用不同的语言说。前者用形象的语言说，用浅易的感性的语言说，或者停留于现象；后者用更精确的语言说，虽提供例子，但其旨在概括了的知识本身。可以说，第二套大纲，是第一套大纲的经验基础，二者只有概括或抽象化程度的差异。第二套大纲是盐水，第一套大纲是食盐。

对于以上第一种情况，教师和父母要大量补充儿歌、绘本、故事等，让学生自然而然的积累背诵一部分。上课时尽量用幻灯片和实物，在抽象词语和词语表示的事物、动作间建立联系。带孩子到大自然中去，补充“思维课”。

对自动化读写差的孩子。父母或老师要加大孩子的阅读量，进行有一定速度的阅读训练和概括训练、复述训练及其他书写方面的训练。阿莫纳斯维利曾这样训练一个不愿阅读的孩子：先给他推荐一个好的故事让她在全班学生面前读，然后偷偷辅导她如何做到有感情地朗读，偷偷告诉班里的学生，当这个学生读完后要给她鼓掌。这个孩子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接着给这个学生推荐一些有趣的童话让她读，让父母和她一起读。

对中学阶段的后进生，要给他补充大量的课外阅读资料，特别是数理化差的学生。苏活密林斯基说：“学生学习越感到困难，他在脑力劳动中遇到的困难越多，他就越需要多阅读：正像敏感度差的照相底片需要较长时间的曝光一样，学习成绩差的学生的头脑也需要科学知识之光给以更鲜明、更长久的照耀。不要靠补课，也不要靠没完没了的“拉一把”，而要靠阅读、阅读、再阅读——正是这一点在“学习困难的”学生的脑力劳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对于第四种情况，就不是本文所谈的内容了。

第五篇：浅析"报忧难"的成因及对策

文章标题：浅析“报忧难”的成因及对策

浅析“报忧难”的成因及对策

真实是信息的生命之所在，是信息工作永恒的要求。只有真实的信息才具有参考价值，才能据此作出正确、科学的决策。维护信息的真实性，就要做到喜忧兼报，有喜报喜，有忧报忧。表面看来，这似乎比较容易，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说实话、报实情就行了。但具体从事信

息工作的人员普遍感到信息工作报喜容易报忧难，并且报忧难的问题已逐渐成为制约信息工作发展的瓶颈。报忧难问题的形成是由一系列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具体成因，一是真实情况难掌握。信息工作人员难以经常抽身到基层调查研究，有的虽然“身子”下去了，但没有直接深入到群众中去，仅限于看一看、听一听，看到的是典型样板，听到的是喜多忧少。有的即使了解到一些问题，想搞个明白，但基层的同志怕日后抓“把柄”，借“事因不明”、“正在查处”来推脱。二是层层把关难通过。少数人对信息工作存在偏见，唯恐报忧会影响政绩，只报喜不报忧。对非报不可的事件，“修理”得面目全非，抱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对事件遮遮掩掩。三是实情实报难为人。一些信息工作者也想如实报“忧”，但担心“忧”的发源地有关单位和人员加以指责，于是只好报喜不报忧，有意或无意地夸大成绩、隐瞒问题。

解决问题首先要正视问题。科学界有句名言：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如果处于连实话都不能说、忧信息都不能报的境地，那办实事、求实效、求真务实等等各种要求是不可能得到贯彻落实的。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有问题不摆到桌面上来，就会长期不得解决，甚至一拖几年”，结果是贻误了党的事业，损害了人民的利益。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信息的问题性越强，对领导决策、推动工作的价值就越高。社会是复杂的，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不足为怪。是成绩，你不报也跑不了；是问题，你不报照样捂不住。要科学地认识问题，正确地对待和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还要有正确的机制。一个社会如果假话盛行，则一定存在令说假者的收益大于说实话者的收益的制度环境。有个很生动的故事：幼儿园老师问孩子甲，你要大苹果还是小苹果，甲说要大的。老师批评他自私，给了只小苹果；又问孩子乙，乙说要小的，老师表扬了他，分给他一只大苹果。这样一来，其他孩子纷纷效法，“我要小苹果。”作为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如果在上者喜闻赞颂而厌听批评，在下者又每每报喜得喜、报忧得忧，我想无论怎样提倡说实话都是枉然。要解决不说实话、“报忧难”的问题，除了要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水平外，还必须努力创造说真话者的收益大于说假话者的收益的制度环境。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建立科学的政绩评价机制，让愿意说实话、敢说实话的干部得到肯定和褒奖，防止那些欺上瞒下、弄虚作假、善于吹吹拍拍的人钻空子，更不能让说大话、说假话的人得到重用。只要建立了正确的长效机制，“报忧难”的问题就会像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就一定能得到更好地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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