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首例英烈保护公益诉讼案

第一篇：全国首例英烈保护公益诉讼案

全国首例英烈保护公益诉讼案

“今年5月12日，消防战士谢勇在淮安市恒大名都小区执行救火任务时不幸牺牲。我针对谢勇烈士救火牺牲一事在微信群中发表对其侮辱言论，伤害了谢勇烈士的名誉，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现诚恳地向谢勇烈士的家人和社会各界表示歉意，在此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在今后的生活中，我保证学法守法，不做任何违法的事情。”

6月16日，在《淮安日报》要闻版显著位置刊登的这篇《公开道歉书》，是江苏省淮安市检察院提起的全国首例英烈保护公益诉讼案判决后，被告曾某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为什么提起公益诉讼

谢勇烈士追悼会上，数千名干部群众自发前往悼念，表达对烈士的崇敬之情。

5月12日，消防战士谢勇在执行救火任务，解救被困群众时，将自己的空气呼吸器让给向其求救的战友使用，并要求战友立即撤离。在火情复杂、浓烟弥漫的情况下，谢勇在通过滑绳下撤过程中因浓烟熏呛坠楼，后经抢救无效牺牲。5月13日，谢勇被公安部批准为烈士。5月14日，谢勇被江苏省公安厅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记一等功。当地数千名干部群众自发前往悼念谢勇，表达对烈士的崇敬之情。

就在社会各界沉浸在悲伤怜惜之中时，却有极少数人发表不实甚至污蔑救火英雄谢勇的言论。5月12日，王某在其微信群中，接连发表极端言论，公然侮辱牺牲的消防英雄。5月13日，王某被公安机关以涉嫌寻衅滋事行政拘留15日，并被处以1000元罚款。

5月14日，在淮安打工的曾某针对谢勇烈士救火牺牲一事，在微信群中发表“不死是狗熊，死了就是英雄”等侮辱性言论，歪曲谢勇烈士英勇牺牲的事实，并在他人提醒王某已被处理，对其进行劝阻时还宣称“别说拘留，坐牢我都不怕”。5月15日，公安机关以曾某涉嫌寻衅滋事罪对其刑事拘留。

淮安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张剑斌向记者介绍，该院在履职中发现上述线索后，高度重视，该院检察长肖天奉第一时间要求关注并依法保护烈士名誉，并向江苏省检察院汇报。江苏省检察院检察长刘华专门作出批示，要求迅速介入、依法履职。在整个案件办理全过程中，江苏省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处积极指导，淮安市检察院主动请示，形成了检察机关上下联动、密切配合的工作格局。

据介绍，针对王某散布污蔑谢勇烈士言论的行为，5月15日，淮安市检察院立案审查，向王某送达诉前告知书，告知其如不能充分认识自己的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害，检察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以下简称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5条规定，依法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经教育，王某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行为，表示在今后的生活中将遵纪守法，积极弘扬正能量，悔过自新，并在媒体上公开发表道歉信，向谢勇烈士的亲属及社会表达其真诚的歉意。检察机关鉴于其悔过态度较好，且愿意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决定不对其提起诉讼。

5月17日，淮安市检察院又对曾某线索迅速进行了立案审查，收集相关证据。在查清基本事实后，依法履行了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就是否对曾某侵害烈士名誉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该院首先当面征求了来淮安参加追悼会的谢勇父母意见，谢勇父母当时沉湎在伤痛之中，加之路途?b远，表示不提起民事诉讼，相信并支持检察机关运用专业知识提起诉讼，追究曾某的侵权责任。

记者了解到，针对曾某的行为，谢勇近亲属在5月18日向淮安市检察院出具的一份声明载明：“我们系谢勇烈士的近亲属，曾某近日在网上捏造事实、侮辱谢勇烈士的言论，严重侵害了谢勇烈士的名誉，对曾某的侵权行为，我们作为谢勇的近亲属，声明不对曾某提起民事诉讼，我们相信并支持检察机关提起诉讼，追究曾某的侵权责任。”谢勇父母等近亲属在这份声明上签了字。

淮安市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处处长唐昕介绍，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5条规定，英雄烈士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提起诉讼的，检察机关依法对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谢勇的父母虽然出具了不起诉声明，但他们并不能代表谢勇的‘所有近亲属’。”唐昕告诉记者，为了征求谢勇所有近亲属的意见，办案人员又专程前往湖南衡阳谢勇的家乡，逐一找到谢勇的爷爷、奶奶和弟弟等所有近亲属，当面征求他们的意见，并请每一个人在谢勇父母之前所写的声明中签字。

5月21日，经江苏省检察院批准，淮安市检察院针对曾某污蔑烈士的行为，根据英雄烈士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提起侵犯英烈名誉的民事公益诉讼。此案即成为英雄烈士保护法自今年5月1日实施以来，全国首例由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为什么不主张和解

6月12日，淮安市检察院提起的这起全国首例英烈保护公益诉讼案在淮安市中级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淮安市检察院检察官张剑斌、唐昕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依法出庭履职。

庭审中，检察机关与被告曾某围绕公益诉讼主体、案件基本事实、造成社会公共利益损害以及被告应当承担的责任等焦点问题，逐一进行举证、质证、辩论。

“从看守所出来到现在，我每天都在想这个事情，我真的非常后悔侵害了英雄烈士的名誉，我感到对不起谢勇烈士，对不起他的家人。造谣害人害己，我以后一定遵纪守法，多传递正能量……”庭审中，被告曾某对自己发表不实的侮辱言论深感后悔，当庭宣读了道歉信，希望得到谢勇烈士家人及社会公众的谅解。

当被问及双方是否接受调解时，检察官陈述了不主张和解的理由：“鉴于本案是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涉及公共利益和公众情感，该案又是英雄烈士保护法实施以来全国首例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通过判决的形式从法律层面对曾某的侵权责任予以确认，可以更好地对全社会起到警示教育作用。”

在最后的陈述中，检察官发表出庭意见，请求判令被告曾某通过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再次呼吁大家尊重英雄、爱护英雄。

经合议庭合议，淮安市中级法院当庭作出判决，支持检察机关全部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法院认为，被告曾某利用微信群发表带有侮辱性质的不实言论，歪曲烈士英勇牺牲的事实，给社会舆论带来负面影响，已经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畴，构成了对烈士名誉的侵害。诋毁烈士形象是对社会公德的严重挑战，曾某的行为侵犯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民法总则以及英雄烈士保护法的规定，判决曾某于七日内在本市市级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赔礼道歉内容先由法院审核）。如曾某拒不履行，法院将在市级报纸上公布判决的主要内容，相关费用由曾某承担。

为什么只起诉曾某

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负责人指出，英烈名誉保护是一个体系。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和一些社会团体组织都具有相应的职责，比如公安机关对王某的行政拘留，侧重于对个人行为的惩戒，而民事公益诉讼，除也有一定的惩戒意义外，重在恢复被侵害的公益，重在教育和引领社会价值。

也有网友提出疑问：王某和曾某都对谢勇烈士公然侮辱，为何王某未被检察机关起诉，而曾某则相反？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不为诉而诉，诉讼不是目的，诉前程序亦是其应有之义。”张剑斌指出，对王某的行为，检察机关向其发出了诉前告知书，经教育，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并已在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公益诉讼的目的已经实现，所以，没有必要再对其提起诉讼。

“而曾某的情节相比则更恶劣，在他人提醒王某已被处理，对其进行劝阻时，曾某还宣称‘别说拘留，坐牢我都不怕’，这表明了他公然挑衅法律的嚣张态度。”张剑斌说，依法对曾某的侵权行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贯彻《英雄烈士保护法》具体的直接的举措，真正使新出台的英雄烈士保护法发挥法律的指引和规制作用，教育引导全社会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

“我们的诉讼请求是要求其承担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民事责任，其意义重在以法律确认的方式，警示全社会尊敬英烈、崇尚英雄。”张剑斌补充道。为什么仅请求判令公开道歉

有网友认为，既然是首例英烈保护公益诉讼案，是否对曾某“判得太轻”？仅仅是公开道歉，能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吗？

唐昕解释道，这起案件是该院在取得烈士近亲属的信任和支持后，依法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并不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检察机关是基于民法总则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的司法解释、侵权责任法等，综合考量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通过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侵害英烈名誉的行为所造成的公共利益的损害，主要是社会价值观和一般公众的情感伤害，既不是物质损失，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精神损害。”国家检察官学院教授邵世星认为，侵害英烈的行为挑战的是社会价值观和民族精神，主观恶性大，影响坏，惩戒措施中应包括经济内容。因此，检察机关可探索提出赔偿损失的请求，内容上应定位于惩罚性赔偿的性质，以此作为对侵害英烈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行为的惩戒。

唐昕也坦言，曾某案是在英雄烈士保护法实施后不久发生的，作为全国首例，检察机关办案也在积极探索中。理论上说，有惩罚性赔偿或者精神?p害抚慰金是英烈保护的最佳措施，但考虑到目前法律并未明文规定，检察机关提起该领域诉讼亦无惩罚性赔偿的请求权基础，且被告积极认错，烈士的近亲属亦表示不再追究，检察机关因而并未将此作为诉讼请求提出。

“我们将加强研究和探索，今后办理此类案件也将考虑提出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我相信，首例的特殊意义在于提出问题，推动全国其他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能够积极探索。”唐昕说。

第二篇：全国首例“雾霾公益诉讼案”始末

雾霾，是一种大气污染状态。自2013年12月9日一场罕见的大范围雾霾笼罩了大半个中国之后，雾霾被我国越来越多的省市地区纳入自然灾害预警。

7月20日上午，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媒体记者云集。9时许，该法院对中华环保联合会与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公司）大气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公益诉讼一案，依法公开作出一审宣判，判决被告振华公司赔偿因超标排放污染物造成的损失2198.36万元，用于德州市大气环境质量修复，并在省级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驳回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截至8月9日，各方当事人均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提出上诉，现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由于该案件是我国新环保法面世后首起针对大气污染行为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因此备受社会关注。

超标大气排污，被“抓”个正着

雾霾，是一种大气污染状态。自2013年12月9日一场罕见的大范围雾霾笼罩了大半个中国之后，雾霾被我国越来越多的省市地区纳入自然灾害预警。

2014年10月20日至25日，为保障北京apec会议期间空气良好，环保部曾派出15个督查组对京津冀以及山西、内蒙古、山东等六省（区、市）的24个重点地市空气质量进行督查，振华公司的大气污染问题名列批评之中。环保部有关负责人在向媒体通报中指出“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玻璃窑二号线无治理设施，烟气直排，三号线氮氧化物排放浓度超标”。

振华公司成立于2000年，是一家从事玻璃及玻璃深加工产品制造的企业，共有三条浮法玻璃生产线。其中，三号线的脱硫除尘设施已建成投运，二号线的脱硫除尘设施建成但运行不正常，但二者均未建设脱硝设施。

“振华公司在全国玻璃制造企业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却是当地大气污染治理的‘老大难’！”媒体记者现场看到，该公司四周已被大批新兴住宅建筑群包围。厂区南面一墙之隔就是晶华集团的职工住宅区，西侧和北侧社区接连成片，东侧高层住宅正在施工。附近居民反映，振华公司日夜不停地排烟，烟气有时带有明显的颜色，晚上都不敢开窗户，窗台、车上尽是落下的烟尘。

“环境保护监测工作一般是每年四次。”根据德州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站的监测，2012年3月、5月、8月、12月，2013年1月、5月、8月，振华公司废气排放均能达标。而2013年11月、2014年1月、5月、6月、11月，2015年2月，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烟粉尘均存在超标排放情况。

“工业污染物的排放是造成雾霾天气的重要原因之一。”据2014年9月环保部公布的161个城市空气质量数据，德州空气质量排名非常不理想，部分时段跌入了全国倒数的行列。如，当月23日下午5点德州空气质量等级（aqi）为219，甚至超过了河北省邯郸、邢台等空气质量“老大难”城市，排在国内城市倒数第二名。

针对振华公司烟气长期严重超标排放问题，省市环保部门及当地政府始终高度关注，一直督促企业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协调企业实施搬迁。德州市环境保护局曾先后于2013年12月、2014年9月和11月、2015年2月对振华公司进行了四次行政处罚，处罚数额均为10万元。2014年12月，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对振华公司超标排污行政处罚10万元，并使其一条生产线停产治理。

2015年3月20日，德州市政府约谈了德城区政府和振华公司主要负责人，要求振华公司务必于3月底前完成整治。据此，德州市环保局全程跟踪、每日调度，责令振华公司“立即停产整治，2015年4月1日之前全部停产，停止超标排放废气污染物”。

当年3月27日，亦即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起诉之后，振华公司生产线全部放水停产，并在德城区天衢工业园以北养马村新选厂址，原厂区准备搬迁。

新环保法下，启动公益诉讼

2015年3月19日，中华环保联合会向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诉状，对振华公司污染大气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索赔近3000万元。

中华环保联合会成立于2005年4月22日，是由与环保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团体和热心于环境事业的人士自愿结成的联合性、全国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据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兼督查诉讼部部长马勇介绍，2015年春节以前，中华环保联合会接到振华公司附近居民对该企业的多次举报，随后，他们派员实地调查，确认投诉内容属实。

2015年1月1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简称新环保法）开始正式施行。该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

（二）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第二款规定“符合前款规定的社会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最高人民法院也曾作出相关司法解释予以支持。

以此为依据，中华环保联合会一纸诉状将振华公司推上了被告席，从而成为新环保法正式施行后全国首起“雾霾公益诉讼”案，引起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广泛关注。

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有五项：

一、被告立即停止超标向大气排放污染物，增设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并投入使用后方可进行生产经营活动；

二、被告赔偿因超标排放污染物造成的损失2040万元；

三、被告赔偿因拒不改正超标排放污染物行为造成的损失780万元；

四、被告在省级及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

五、本案诉讼、检验、鉴定、专家证人、律师及诉讼支出的费用由被告承担。上述第二、三项诉讼请求中的赔偿款项支付至地方政府财政专户，用于德州市大气污染的治理。

这近3000万元的索赔依据是什么？马勇说：“新出台的最高法院环保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23条规定，如果难以进行生态损害评估的，可以通过企业运营成本进行核算。根据公开资料，被告企业没有安装治污设施的生产线，换算起来有2000多万元；另外，该企业因拒不改正超标排放污染物行为造成的损失约780万元。” 鉴定评估一出，庭前准备就绪

2015年3月24日，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提起的诉被告振华公司大气污染责任纠纷公益诉讼一案，决定登记立案受理，当天下午3时40分依法向中华环保联合会的委托律师送达了受理案件通知书等材料，并于第二天按办案程序发出了关于该案受理情况的公告。

“由于这是全国首起针对大气污染的环境公益诉讼案，法院审理没有先例可循，有关证据的调取、收集、认定等工作专业性很强、非常复杂！”德州中级法院民三庭主审法官张小雪介绍说，法官们曾多次深入到振华公司和当地环保部门，调取监测数据，实地考察勘验，举行咨询座谈会，并认真听取他们对本案的看法、意见和合理化建议。当年9月和今年2月，法官们先后召开了两次庭前会议，组织各方当事人相互交换证据。

“原告需要更多的时间就证据问题向有关专业机构和专家证人征求意见！”今年2月，中华环保联合会向法院提出延期开庭审理的申请。原来，为证明被告振华公司超标排放造成的损失，自2015年12月起，中华环保联合会已经与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订立技术咨询合同，委托其对振华公司排放大气污染物致使公私财产遭受损失的数额，包括污染行为直接造成的财产损坏、减少的实际价值，以及为防止污染扩大、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合理措施所产生的费用进行鉴定。

直至今年5月初，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环境风险与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终于作出了《鉴定评估意见》，鉴定结论为被告振华公司在鉴定期间超标向空气排放二氧化硫共计255吨、氮氧化物共计589吨、烟粉尘共计19吨，单位治理成本分别按0.56万元/吨、0.68万元/吨、0.33万元/吨计算，虚拟治理成本分别为713万元、2002万元、31万元，共计2746万元。

根据鉴定结论，5月13日，中华环保联合会向德州中级法院提交了《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提出将诉讼请求的第二项即被告振华公司赔偿因超标排放污染物造成的损失“2040万元”变更为2746万元。

至此，本案开庭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开庭“阳光”审理各方据理力争

今年6月24日，德州中级法院对中华环保联合会与振华公司大气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公益诉讼一案，依法公开进行开庭审理。

在法庭上，被告方振华公司的代理律师张顺华认为，企业于2015年3月27日全部停产，且企业在此之前积极整改。按照省环保厅的整改要求，德州振华的整改期限为2015年3月底，中环联在省环保厅规定的整改时间内提起诉讼，不符合整改要求。

“企业有排放指标，每年缴纳巨额排污费，环境没改善不是振华一方的责任。”振华公司的代理律师刘洪赞说，企业排污没有超过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政府“十二五”规划所规定的排污总量，对于超标排放的部分，也已经给予行政处罚。缴纳的排污费是为了治理环境，单单将责任归咎于被告，他们无法接受。

据了解，德州振华在德城区“十二五”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中，被允许的排放总量二氧化硫2010年为2539.4吨，2013年为2539.4吨，2015年为2081.3吨，氮氧化物均为403吨，每年缴纳的排污费在200万元左右。

被告振华公司还答辩称，原告所诉因果关系难以判定，大气污染是动态的，无法确定大气污染是由被告一家企业造成的；对原告单方作出的鉴定评估意见不认可，原告所诉损害赔偿金额及要求在媒体公开道歉没有事实依据，原告在索赔时应当考虑被告已经实际投入的运营成本。

开庭审理期间，经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申请、法院予以准许，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专家吴琼出庭，并就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超标排放给大气造成的损害、生态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等问题提出了专家意见。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以及烟粉尘是酸雨的前导物，超标排放肯定会对财产及人身造成损害，进而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使大气环境的生态附加值功能受到损害，影响大气环境的清洁程度和生态服务价值功能。”吴琼在法庭上介绍，因被告单位项目区域周围多为居民社区、属于环境保护域内保护的敏感点，按照环境损害评估推荐方法虚拟治理成本可取3-5倍，可取较高值为参数5；被告已经投入的运营设备对虚拟治理成本的计算不会产生影响，且虚拟治理成本中不包含惩罚性赔偿因素。

另经法庭审理查明，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已支付技术咨询合同费用10万元。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与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订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代理费用为“中华环保联合会主张的第二项赔偿损失数额2746万元参照山东省律师协会关于律师收费指导意见的计算标准（低档）计算，律师费43.61万元”，但未提交交款凭证或发票，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亦承认至开庭之日该费用未发生。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主张为诉讼支出交通住宿等费用1万元，但在法庭上亦未提交证据。

“希望法院审判以法律为依据。”庭审结束后即当天下午，被告振华公司负责人接受了齐鲁晚报记者的独家采访，首次就环保公益诉讼案表态。在他看来，企业建厂之初时周边是水塘和野地，后来才建了居民楼，先有工厂后有小区，污染责任不在振华。此前，振华公司已投3000万元建成了大部分治污设施，没有无视环保与法律，“振华公司是民生工程，按玻璃生产工艺要求只能边整改边生产，若停产整改，每条生产线损失上亿元”。

法院条分缕析，依法公开宣判

7月20日，德州中级法院对中华环保联合会与振华公司大气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公益诉讼一案，依法公开作出一审宣判。

法院审理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和第十八条规定，被告振华公司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适格主体，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可以请求其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被告振华公司已于2015年3月27日放水停产，停止使用原厂区，可认定被告振华公司已经停止侵害。因被告振华公司已超标向大气排放污染物，其行为侵害了社会公共的精神性环境权益，应当承担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

关于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委托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作出的鉴定评估报告，虽系单方委托相应机构作出，但评估机构具有法定资质，评估事项与待证事实有关，且被告振华公司未举出相反证据推翻该鉴定评估报告，法院认为该报告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根据上述鉴定报告，法院认定按虚拟治理成本的4倍计算被告振华公司生态损害数额，即：2198.36万元（142.8万元×4+400.52万元×4+6.27万元×4）。

关于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要求鉴定费、律师费及诉讼支出费用由被告振华公司承担的诉讼请求，因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已经支付鉴定费10万元，该费用确已发生，法院予以支持；对律师费40万元及诉讼支出费用1万元，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承认关于律师费仅订立委托合同，未实际支付，且未就诉讼支出1万元提交支付凭证，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等有关规定，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振华公司赔偿因超标排放污染物造成的损失2198.36万元，用于德州市大气环境质量修复；被告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在省级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驳回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宣判后，原、被告及各方的诉讼代理律师均在法定期间内没有提出上诉，该案判决已具有法律效力。

“对于这个判决我们感到很欣慰。”该案原告委托的公益律师山东康桥律所高级合伙人李树森在宣判当天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这是他看到判决结果时的第一感受。“特别是判决书要求被告在省级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李树森格外看中这一点。他认为，在媒体上道歉，某种意义上这个价值更大。“一个地区性的企业，因为污染问题在省级以上媒体上因为污染道歉。”李树森说，这对其他污染企业的震慑可能更大。在他看来，“负面广告作用”可能比金钱惩罚效果还好。

第三篇：湖南望城县检察院环境公益诉讼案

湖南望城县检察院环境公益诉讼案

案件事实

湖南长沙坪塘水泥有限公司始建于1982年，2003年改制成长沙坪塘水泥有限公司，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大型水泥厂，每年上缴利税过千万。2006年4月，公司投资2.6亿元改扩建熟料新型干法旋窑水泥生产线，日产水泥5000吨，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排放大量的灰尘和噪声，而在离公司生产车间不到50米的地方就是花扎街村村民住宅区。

自从2007年水泥厂投产后，环境污染使居住在附近的居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一是灰尘，如果连续放晴，村民的菜地、田里、树上都是一层白色的水泥灰。二是振动，村民在家里每天24小时都感觉地在动一样，特别是土木结构的房屋，墙壁上的裂缝越来越宽，随时可能垮塌。三是噪声，一天到晚嗡嗡直响的噪声使人非常的烦躁和不安。特别是老年人，有好几个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从该厂投产以来病情一天比一天重。为此，花扎街村村民和企业曾多次就“灰尘费”进行水泥公司进行协商，一直未达成一致意见。2007年12月30日上午，70岁的村民周福湘与10多个其他村民一起，到水泥厂去再次讨要“灰尘费”，由于公司负责人不在，周福湘一怒之下将公司摆放在一楼大厅的一只价值3600元的花瓶打碎。水泥厂随即报案，望城县公安局以“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立案侦查，周福湘被抓起来关了几天。2008年3月24日，望城县公安局以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将周福湘移送望城县检察院审查起诉。望城县检察院分管公诉和民事行政检察（简称民行）科的副检察长蔡锋在查看相关案卷后，决定对周福湘作出不起诉决定。蔡锋认为，该案的起因是被告人到水泥公司索要“灰尘费”未果而引起的，而灰尘污染是一种严重影响人们身体健康的环境污染。同时，蔡锋决定以检察院为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帮助村民彻底解决水泥公司的环境污染问题。蔡锋先将自己的想法同长沙市检察院商量，提出能否把望城县作为民行工作的改革试点和突破典型，这样，也可以为以后的工作积累经验。蔡锋的想法很快得到了回复与支持。长沙市检察院民行处也希望2008年法律监督工作能有大的起色，其突破口就是公益诉讼。同时，县检察院与法院进行沟通，检察院与法院在沟通中达成了共识，认为检察院可以作为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11

望城县检察院经过调查取证，取得了水泥公司对周边造成严重污染的一手材料，同时还请环境监测站对部分村民住宅进行了环境噪声等的监测，结果表明，噪声污染已超过《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规定的最高限值，最严重的甚至超过限值3倍多。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2008年5月21日，望城县检察院以“判令被告停止噪声、振动和空气污染侵害，改进设备，达到环保要求；由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为诉讼请求，制作《公益诉讼民事起诉书》，向望城县法院提起了公益诉讼。在法院调解下，望城县检察院和该污染企业达成和解协议。协议规定，该企业对花扎街村的49户村民，包括因灰尘、振动、噪声污染带来环境问题，予以每年补偿62538元。据了解，这是湖南首例以检察机关为原告的公益诉讼案。2 1 检察院当原告试水公益诉讼，2009年7月4日最后访问。

2公益诉讼做原告 望城检察院开先河http://news.mzyfz.com/times/v/20081103/152648_2.shtml，2009年4月16日。

第四篇：我省首例行政公益诉讼案宣判

我省首例行政公益诉讼案宣判      浙江

日报

我省首例行政公益诉讼案宣判

记者 吴振宇

本报景宁6月22日电（记者 吴振宇）6月22日，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一起案件引发关注，该案是我省检察机关提起的首例行政公益诉讼案，被告为景宁县国土资源局。法院经审理后当庭宣判：景宁县国土资源局未依法履行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监管职责的行政行为违法。

2017年7月，景宁县检察院在履职过程中发现，景宁华途置业有限公司欠缴土地出让金1616万元及违约金，该县国土资源局未采取有效措施依法进行催缴。

景宁县检察院于2017年8月向该县国土资源局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履行法定职责，采取有效措施向华途置业催缴土地出让金、相应违约金或者按照法律规定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免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该县国土资源局在收到检察建议后，多次向华途置业进行书面催缴，并于2017年9月回函县检察院：若华途置业未在2017年11月30日之前缴清1616万元土地出让金，便启动解除合同程序。但该县国土资源局和华途置业并未按期履行建议要求。

今年4月12日，景宁县检察院就本案向云和县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经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由景宁县法院立案审理。

记者从省检察院获悉，今年1月至5月，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共收集公益诉讼案件线索601件，立案448件，启动诉前程序案件345件。在所立案件中行政公益诉讼案件397件，占88.6%。

第五篇：全国首例市场化MBO案例6368155

全国首例市场化MBO案例

2003年9月4日，湖北武汉市国资办宣布，武汉当地的著名大型国有企业武汉有机实业公司的全部国有股权由该公司管理层收购。

与以往国内众多的管理层收购案例显著不同的是，武汉有机的管理层的收购是在一次

完全公开的激烈竞价之后完成的，因此被武汉市党委机关报《长江日报》誉为“全国首例市场化MBO案例”。

另外与众不同的是，武汉有机是武汉市效益最好的国有企业之一，早在2000年以董事长周鸿墩为首的管理层就提出改制要求，理由是国有一股独大的体制将会最终拖死企业。但当时政府认为，既然效益这么好，没有必要急着改革。然而到了2003年，武汉市政府态度大转，提出“靓女先嫁”的改革思路，决定对武汉有机进行改制。

武汉有机“秀色可餐”，各路媒人立即踏破门槛，一场暗战异常激烈。同样与众不同的是，与那些声名显赫的“外来户”相比，一开始以周鸿墩为首的管理层竟是一个被武汉当地国资管理部门忽视的竞争者。但最后，却是这个被忽视的竞争者夺了标。

国企MBO曾因存在大量暗箱操作与合谋而广遭诟病，曾被指为“国有资产流失的主渠道”。也正因此，财政部在2003年4月以“防止一些当事人利用新的交易形式谋取不当利益”为由，对管理层收购的行为暂停受理和审批。在财政部“禁令”下达不到半年且未明确宣布解除的时候，武汉有机的MBO竟然成功！

解剖这个“范例”，对国内大量有待重组的国企及其管理者来说，饶有意味。

武汉有机MBO风云

经过一番激烈的暗战，全国首例“市场化MBO”在武汉诞生，管理层以1.5亿元的最高价格竞标成功

2003年9月1日，“火炉”武汉酷热依旧，一身白色工作服的周鸿墩焦灼地赶到位于汉口香港路的武汉市产权交易所。这一天，武汉有机实业公司3037万股国有股在此挂牌竞价出让，周鸿墩代表武汉有机实业公司的管理层前来竞标。周是武汉有机实业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破旧的交易所二楼大厅里挤满了五六十人。同另外三个竞争对手一样，周鸿墩坐在交易大厅的第一排，依抽签次序，他最后一个开标。

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上海复星开价1.2亿元，浙江升华拜克开价1.15亿元，中国远大集团开价8180万元，当周鸿墩报出1.5亿元开价时，上海复星的代表金博士一声“哎呀！”，懊恼之情溢于言表，因为武汉有机几天前一次安全事故，使他们临时降低了3000万元价码。

升华拜克专门聘请的代表--浙江大学化工学院郑津洋教授的表情也极不自在，但他愣了片刻上前同周鸿墩握手祝贺。远大集团的代表匆匆退场，在电梯间依然不停地抒发怨言，直到两天后，负责操作此事的中国远大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钟鸣才特地打电话祝贺周鸿墩。

“价格标”在产权交易所见了分晓，但“发展标”还得经武汉市国资办组织评审，即标书中关于如何发展武汉有机的构想，包括发展规划、经济指标、员工安置、人才培养、环境保护等。只有连中“双标”，才能笑到最后。

由武汉市主管经济的李涛副市长挂帅，市国资办、化工行业协会、化工教授组成的10人专家小组对4家竞购方进行评审，武汉市纪检部门全程监督，以10分为基准，评审结果是：有机管理层9分，上海复星8分，升华拜克7分，远大6分。这似乎没有什么悬念，对于武汉有机的将来发展没有人比有机管理层更有发言权。

三天之后，武汉市国资办宣布竞购结果，武汉有机管理层成为赢家，武汉有机的MBO成功。

一笔好买卖

对于武汉市国资办来说，这是一笔好买卖。

在产权交易市场挂牌之前，武汉市国资办委托的评估事务所对武汉有机的国有股进行了资产评估，企业资产总额为1.72亿元，国有净资产为6350万元，每股2.06元，但国资办声明，这只作参考，最终售价“受供求关系影响”。

根据武汉市政府在2003年5月制订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66号文件，购买国有产权者，凡一次性交付股权款的优惠30%，安排职工90%以上的优惠10%，本地投资者再优惠10%，也就是说最大的优惠可打对折。但从出售国有资产所得收入中支出的员工的补偿、安置以及社保、医保等费用部分不打折。

武汉有机在岗职工1106名，30年工龄以下的职工约占75%，他们将以640元/年的价格买断工龄，30年以上的职工到退休年龄领取退休金，加上为职工办理社保、医保，有机安置职工费用，总计为1000余万元。

从有机管理层1.5亿元的报价中扣除这1000余万元的费用后再打对折，大约为7000万元左右，故有机管理层的MBO价格应该为8000万元。但最后实际成交价格是8187.5万元，购得公司全部国有股权，占公司股权的54.39%。

有机管理层的价格在打折之后仍高出评估净资产值的30%，“市政府从中净赚了1800多万元”。

一笔不得不做的买卖

2003年9月17日，周鸿墩将近6000万元首付款交到武汉市国资办，并代表公司管理层在国有资产转让协议上签字，待各种手续办齐后，补交余款。自此，55岁的他再也不是能够享受退休津贴的“市管干部”，摇身变为“周老板”。

尽管从三家实力雄厚的大公司手中成功地抢走了持股权，但周鸿墩实在无法轻松。为融资购买股权，月工资只有2500元的周鸿墩向信托公司贷款9000万元，然后管理层按职务大小量化股权和贷款，在每个人的头上都悬着一把巨额债务的利剑。

但对于周鸿墩与他的管理层来说，这是一笔不得不做的买卖。

武汉有机的前身是1966年成立的国营武汉有机合成化工厂，隶属于武汉市化工局，在化工局撤销之后，武汉化工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成为其授权经营单位。

1994年，有机第一次改制，成立股份公司，总股本为5583.6万股，国有股东变更为武汉葛化集团，持有3037万股，占54.39%，中外合资企业武汉瑞达科技有限公司持有240万股，武汉市化工进出口公司占200万股，湖北省化工进出口公司占50万股，申银万国证券武汉青年路营业部持10万股。

此外，还有1000万股的职工股权，是以1994年前应付职工工资节余入股的。在1980年代末期，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标准需经主管部门审批，武汉有机效益较好，但超额完成经济指标的工资奖金不能下发，在成立股份公司时便以职工合股基金的名义持有17.91%的股份。

1996年，武汉有机在武汉市柜台股票交易市场发行股票，共筹集1046.6万元，但由于后来柜台股叫停，这18.75%的股份却仍在社会人士手中，这些持股者主要为武汉市化工行业人员。

自股份制改造以来，有机的效益节节攀升，年利润增长率在10%以上。2002年公司销售额4亿元，利税7000万元，是武汉市化工行业效益最好的企业之一。其主打产品苯甲酸纳的产销量居世界第一，氯化苄产销量居国内第一、全球第四。

1995年时，武汉市化工系统有19家国有企业，到2003年初只剩下4家，其中规模最大的武汉葛化集团(为武汉有机的控股单位)多年业绩不佳，仅2002年的亏损额就达9000多万元。惟武汉有机一枝独秀，职工工资在1000元左右，远高于武汉市企业的平均水平。

但由于国有股“一股独大”，武汉有机的问题也开始暴露，而且越来越严重。

首先是人才不断流失。

2000年，经上级核准，武汉有机总经理的月收入为1000元、副总经理800元。到2001年时，总经理的工资为1500元，副总经理1200元。到2003年9月改制前，总经理的工资增至2500元，副总经理为2000元。

据公司内部决定，公司科技人员底酬为每月1500元，项目完成后可有4000元至2万元奖励等，一般而言，中层干部和科技骨干最高的年收入可达4万元。

显然，武汉有机是一个价廉的人才富矿，每到年底，来有机重金挖人的企业比比皆是，他们开出的价码至少是月薪5000元、年终奖10万元，甚至还分配股份。

面对如此悬殊的收入差距，自2000年以来，从有机“跳槽”的科技和营销骨干近20名，大都跑到浙江、2 广东的民营企业。这些人还往往带走的一个新产品、一片市场，他们所去的企业逐渐成为武汉有机强劲的市场对手。

武汉有机的另一个痛楚就是屡遭“劫富济贫”。

1995年7月，武汉化工原料厂宣告破产，上级领导对武汉有机说：“他们与你们同属一个系统，他们没饭吃了，你们帮助背一下。”要求有机将该厂整体收购，恢复生产。当时，武汉化工原料厂有2086人，每月发工资就需60万元，启动生产每月将亏损100多万元。在上级部门“不换思想就换人”的压力下，有机被迫接管武汉化工原料厂。近年来，有机为此付出了3600余万元的代价。

1998年底，武汉市的一家上市公司通过有关部门出面，要求合并武汉有机，“进行资产重组”，其真实意图是将有机包装进去，为这家上市公司取得配股资格。

由于这家上市公司装备、技术及经营管理明显落后，有机上下坚决抵制，某上级领导对此十分恼火，对有机董事长周鸿墩说：“这个企业是谁的？是政府的，我们才是老板。你算什么？”幸好此时证监会出台了相关规定，“重组”才不了了之。

如果照这样继续玩下去，武汉有机的前途是十分黯淡的。在周鸿墩看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改变企业的国有性质。

所以对周鸿墩的管理层来说，改制是一笔不得不做的买卖，哪怕付出血本也是在所不惜。

惜嫁

2000年5月26日，武汉市国有中小企业改制工作会召开，会上通过的102号文件将改制目标定为“退”、“转”、“变”，即国有资本全部退出或退出控股地位，企业转变为民营企业或混合所有制企业，职工改变国有企业职工的身份。

机会终于来临了。武汉有机副总经理胡忠心立即拟定改制报告申请，但市国资办的答复是，102号文件的范围主要指中小企业，武汉有机属大型企业，故不在考虑之列，“先放一放”。

2001年4月，武汉有机又找到市国资办、市经委、市体改委、葛化集团等主管单位，要求参照102号文件改制。一月之后，武汉市国企改革办公室同意立项，并进入资产评估等程序。同年9月，葛化集团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武汉有机改制问题，并基本同意了改制方案，但到年底也没有审批。

2002年下半年，武汉有机再次提出改制要求，但报告呈送到葛化集团后仍杳无音讯，至此，胡忠心起草的改制材料已经堆到一尺多高。

当时武汉市国资办的解释是，武汉有机是一个股份制的大型企业，且是上柜企业，涉及到国有资产处置、职工身份补偿、柜台股票的处置等一系列敏感问题，还是要“先放一放”。

事实上，总是“放一放”最重要原因之一是，武汉有机不是包袱，而是一家效益很好的企业，国有净资产在持续增加，为什么要急于改制？没道理嘛！

武汉葛化集团总经理林一铀承认，有机的柜台股、兼并武汉化工原料厂的历史包袱等，只是技术性问题。如果武汉有机是特困企业，政府出于社会稳定等方面的考虑，倒可能会强令改制。而且困难企业国有净资产不多，操作起来也方便。

暗战

不赶在女儿最漂亮的时候嫁出去，等人老珠黄的时候恐怕就麻烦了，武汉国资办最终想明白了这个道理，决定对武汉有机改制。

但正因为是个年轻美貌的女儿，自然就要寻个好人家。2003年8月5日，武汉市国资办在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上发布公告，“公开竞价出让武汉有机实业公司全部3037万国有股权”，这一做法在国内是首次。

2003年8月25日是最后的截止报名时间，上海复星、浙江升华拜克、中国远大，有机管理层四家出现在名单之列。四家首先被要求向武汉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打进500万元保证金之后再参加竞标。由于准备标书的时间只有20天，还有许多投资公司因来不及做方案而作罢。

实际上，武汉有机国有股权要出售的消息早就传出去了。此前两个多月里，武汉有机公司的门槛几乎已被各路人马踏破，有前来考察的，有刺探情报的，还有挖人才的，单单是表达了收购国有股权意向的就 3 有近20家单位。但很多是战略投资者，只有少数涉足化工行业。

2003年6月，在天一证券投行部的牵线下，浙江升华拜克高层亲自到武汉考察，同行的是浙江大学化工学院的教授郑津洋，他们对武汉有机的盈利情况及产品销量均十分满意，并向有机方面坦诚地表达了收购意向。

作为1999年11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一家农药公司，升华拜克与武汉有机在产品上有很强的关联性，如能成功收购，可以拉长产品链和市场链。升华拜克对此蓄谋已久。

由于武汉有机的产品是医药企业的上游产品，所以从事高科技、地产、医药产业的上海复星更是用心良苦。2003年5月，复星为收购武汉有机成立了化工投资部，聘请化工专业的一位博士设计方案。自此，复星同武汉有机频频接触，甚至给中层以上干部讲课，介绍复星的业务、销售网络、资产状况、企业理念以及在业界的地位等。

事实上，在“大医药”战略下，复星正从销售、制造、研发三方面壮大医药产业链，并希望使每一业态位居国内前三名。2002年5月，复星受让武汉中联药业4000万股股权，其触角已经伸到武汉。

中国远大集团也同样志在必得。2002年10月24日，与武汉有机相距咫尺的武汉制药厂由中国远大集团注资6015万元进行资产重组，远大持有72%的股份。若远大能再控股武汉有机，不仅可以完成在华中地区的产业布局，还可以为庞大的远大药业提供原料。

据《经济》掌握的资料，总资产为40亿元的中国远大集团为国务院扶贫办下辖的大型国家计划单列企业，以前以农业为主业，但1980年代后，在国际贸易、房地产、科技、制药等领域迅猛扩张。消息人士透露，远大收购国有产权，通常会由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牵头，甚至还伴随有政策性批文。

中国远大的“特派员”也曾多次拜会武汉有机，他们还抛出丰厚的待遇“预订”有机的管理层。在他们眼里，收购阻力主要来自上海复星。

但真正的对手被他们轻视了。

实际上，早在2003年2月14日，武汉有机的第四份改制申请便递交到武汉市有关部门，他们的方案是管理层联合战略投资者收购国有股，将企业转为民营机制。一个月后，武汉市高层默许武汉有机由管理层收购企业，而在武汉市国资办等主管部门的安排下，武汉有机开始清理资产，对托管企业的处置、股权处置等均作了安排。

与此同时，有机管理层与多家战略投资者频频会面。事情刚刚有了眉目时，2003年5月底，武汉市政府召开的国有企业改制工作会议规定，国有股权的购买方“可以是战略投资者，也可以是业内龙头企业、金融机构和管理层”，但只能单独购买。这意味着由武汉华锐管理咨询公司设计的武汉有机的“管理层联合战略投资者收购”的改制方案必须做调整。

华锐管理咨询公司与武汉市产权交易所在同一栋办公楼上，二者均为武汉市国资办的二级企业。华锐管理咨询的董事长杨乐意以“跟企业有默契”为由，婉拒了《经济》杂志的采访请求，但武汉有机的副总经理胡忠心并不否认该公司给予了巨大的支持。

据知情人透露，在2003年8月25日决定竞标之前，武汉有机管理层为募集收购资金，已经同7家信托公司接洽过，最后敲定的是福建的一家。之所以选中这一家，一是该信托公司的老板是武汉人，与武汉有机管理层中的一些成员相交多年，知根知底；二是条件比较优惠，以8%的利息贷9000万元，8年偿清。

据武汉有机管理层的反复测算，1.5亿是他们能接受的极限，有几成胜算谁都不知道。不仅上海复星有可能也出价到1.5亿元，而且当时有传闻说，有关方面已经内定中国远大集团。远大当初能以“很划算”的价格收购武汉制药厂，说明它与当地政府的关系非同寻常。

周鸿墩的神经绷到了极限。对那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来说，失手一次还有第二次，而对于他们管理层而言，这就是最后的机会，出1.5亿元的价格，“完全是被逼上了绝路”。

事后，武汉当地媒体以“清清爽爽买厂”的字眼报道有机国有股出让一事，因为管理层对企业及产品最内行，而报价又最高，成功收购合情合理。但周鸿墩向《经济》杂志概括这次收购是“一次艰难的历程”。

2003年12月中旬，《经济》记者致电升华拜克，公司董事会的唐小姐称，毕竟收购失败，没什么可说的，但当初报价1.15亿元，是公司“一个理性的市场行为”。

远大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钟鸣在接受《经济》采访时称，竞购武汉有机的过程持续了七八个月时间，但竞标落败的原因涉及公司“带有商业机密性的”操作策略，加之今后还要在武汉发展，涉及到与当地政府的一些关系，他不便透露太多。

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狭路相逢的暗战。其惊心动魄之处，恐怕只有周鸿墩能切身体会。周鸿墩自1968年进入武汉有机，当上董事长后再也没有挪过窝，若按惯例，今年56岁的他该准备退居二线了。周鸿墩这个人是个有些刻板的人，他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打牌不跳舞，晚上一般9点钟左右睡觉，早上5点半就到公司，多年如此。

“全国首例”的市场化MBO

据知情人士透露，武汉有机管理层最初是希望拉一家战略投资者，携手协议收购国有股权，政府方面有关主管领导也有口头承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有机在行业内名声太响，消息很快就泄露出去，各方投资者蜂拥而至。在这种情况下，市政府才做出决定，武汉有机国有股挂牌竞价，公开出让。所以最终的MBO才有“全国首例”之说。

武汉市国资办主任杨卫东对此的解释是，当时觉得市场化是国有产权出让的必然趋势，而有机进入市场肯定会引来不少竞购者，以此作一个尝试，可以给武汉市后来的其他改制企业带个好头。与此同时，购买者多了，转让价格的形成机制并不由某一方确定，实际售价远高于评估出来的净资产，国有资产流失的闲言碎语就不会出现。

但武汉有机公司设备部一位姓周的干部却认为，将有机国有股放到产权交易所的初衷不是为了多卖钱，而是为了利益平衡，因为不少投资者不仅携有巨款，而且背后都有各自的“关系渠道”，否则出让公告不会在各投资者与有机管理层接触了几个月之后才发布。

据比较了解内情的《楚天金报》一位记者说，武汉有机管理层出1.5亿元的高价是迫于无奈。如果他们跟别人出一样多钱，他们就拿不到股权，还并不是纯粹的市场价格。

改制两个月之后，武汉有机成了改革典范。“武汉有机是武汉市新一轮企业改革的亮点”等评语不断地从政府领导们的口中说出来，甚至市里一些部门还在武汉有机公司召开现场办公会，研究解决其法人工商登记、企业人员医保费用减免及购买企业所占土地等问题。

在2003年的最后一天，武汉企业界十件新闻大事、十位新闻人物评选揭晓，周鸿墩和他的武汉有机实业公司双双入围，理由是“通过产权交易市场挂牌竞价，4家收购方经过激烈竞争，武汉有机管理层以管理、机制、规划、价格优势胜出，购得有机全部国有股”，成为武汉市“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先行者”。

站在领奖台上，身穿蓝色棉质工作服的周鸿墩面带微笑。对于有机改制前后的种种说法，他似乎已经抛在一边。有机改制为什么花落自家，只有他知道；有机的未来会是什么，也只有他才知道。

新民营时代

武汉有机董事长周鸿墩说，如果有机是由外来投资者购买，厂子估计差不多已经垮掉。

武汉有机的“国有”这一层“皮”是从2003年10月9日起正式褪掉的，当天武汉市政府发文，批准武汉葛化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3037万国家股，“以8187.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武汉有机公司经营管理层”。

由于企业法人变更，武汉有机重新办理营业执照，需经省财政厅、市国资办审批，直到2003年11月底，在市领导过问之后，营业执照终于办下来。12月18日，武汉有机公司在武汉市工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

武汉有机新的民营时代开始了。

MBO内部的股权分配

武汉有机对外融资时，公司董事长周鸿墩以个人名义向信托公司借款9000万元，在国有资产转让协议上签字的，也仍是他一个人。但绝不是周鸿墩一个人购买。武汉市国资办主任杨卫东证实，他们掌握一份48个人的名单，这是经武汉有机职代会通过的收购国有股权的管理层团队。

2003年10月14日，武汉有机公司召开中层干部大会，主要议题是如何将购买的国有股量化到管理层个人，“按职责分担风险”。

这一由华锐管理咨询公司设计的股权分配办法是，从购回的3037万股中，安排1000万股由管理层个 5 人认购，每股2.70元。其中，高层管理者认购60%，中层管理者认购40%。在60%中总经理认购50%，几位副总共同认购50%；40%中每个中层管理者可认可3万-5万股。“认购采取自愿原则，按法定程序，以房产和土地做抵押，风险自担。”

公司对外统一的说法，公司内部股权分配大概是“7倍的关系”，即经理一级的持股额是主管一级的7倍。

尽管周鸿墩称自己为小股东，但通过简单的计算便可得知，作为公司“一把手”的他持有300万股，相当于7位副总经理的持股总额，占公司5583.6万股的5.37%，而他需要付出810万元的股权款。

与股权分配直接相连的是管理层人数，这关涉到还贷的压力。周鸿墩对《经济》说，购买股权的管理层团队包括公司中层以上的领导、工程技术人员，及销售、供应等经营骨干，共180人左右，占公司总人数的18%，将这一核心竞争层通过股权绑在了一起。

公司宣传部长韩行耀透露，90%以上的武汉有机管理层将房产抵押给了银行，实际购买了股份的管理层员工大概共有80多名，由于按规定只能上报48人的名单，周鸿墩代表大家签字，但股权买回来之后，压力均担。

2003年10月底，韩行耀认购了3万股，以房产抵押获得的贷款8.1万元支付，在领到一张股权证的同时，他每个月1500元的工资单上又少了200元，用于支付贷款利息。

这一切均由公司出面操办，从联系两家银行，到统一办手续，除银行派人挨户评估以外，个人不用参与，管理层的抵押贷款共筹集到500万元，这些钱立即用来偿还部分信托贷款，因为信托的利息是8%，比银行高三个点。

据武汉有机的规划，因股权量划到个人名下，向银行还贷也是个人的事，但应当在三年内本息偿清。

在签订产权转让合同时，武汉有机管理层承诺三年之内保持员工队伍的稳定，但国企工龄将就此“了断”。

平滑转轨

按照武汉市政府的有关规定，武汉有机30年工龄以上的职工，工作到退休年龄时享受退休金；但30年以内的，一律以640元/年买断工龄(这笔钱到退休或离开时领取)，然后跟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一年一签，“大锅饭”不再有，不胜任者很可能面临下岗。

武汉有机还有数百名退休职工已经进入社保，30年工龄以上的老职工在退休之后也是同等待遇，公司或者是一次性给社保交钱，或者每月缴纳。此外，公司为在岗及退休职工每人出5000多元办理医疗保险。

“凡是国家规定的职工保障，我们一项不落。”武汉有机宣传部长韩行耀“拍胸脯”似地说，职工买断工龄后岗位不变、待遇不变，不会像附近一些企业那样因被外来投资者收购而引起震动。

武汉市政府要求武汉有机“平稳过渡”到民营企业，但产权关系变更不久公司在管理层就开始人事行动。2003年11月，“收购团队”中三名中层干部被免职，他们待遇不变，但工作交了出来。2003年12月中旬，公司召开新一届股东大会，先前8个高层干部精简为一个总经理、三个副总经理、一个总经济师。

原来是国企时，上级有几个部门，公司对应设置几个部门，党办、团委、工会、计生办、离退休办等一应俱全，但据透露，2004年春节之后，一些“不带来经济效益”的部门，要么合并要么撤销，“瘦身”之后的管理层将缩减三分之一。

2003年底，武汉有机的管理层取消了年终奖，今后三年的股权分红将用来偿还信托贷款，中层干部们纷纷以“就当多在国有企业干几年”来宽慰自己。公司内部计划形成一个按资分配、按业绩分配的模式。

武汉葛化集团宣传部部长钟生彪说，葛化集团以前是武汉有机的主管部门，在有机将党团关系、人事档案转走之后，两家就各不相干了。

但武汉市国资办仍对武汉有机有一项约束。在签订资产转让协议之时，有机管理层的改制计划书也一并作为合同附件，对有机的发展规划、职工安置、环境保护及经济发展指标等都有相应的要求，如未能达到，市国资办可以提请实施制裁。

但这种监督一般最多3年，武汉市国资办主任杨卫东说，3年后怎么发展是企业自己的事，国资办管不了那么远。

省委书记的三问

2003年12月10日，武汉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雪花飞舞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来到武汉有机，坐在简陋的小会议室里，在拉家常式的“聊天”中俞正声说，他带着三个疑问而来，一是，如果有机管理层中不了标，别人中了标，你们这个厂怎么办？二是借了这么多钱，几年才能还清？三是税前能否还款？

陪同的武汉市副市长李涛回答了第三个问题，他说，关于此类投资减免所得税的问题，需同税务部门商量之后再拿方案。

对第一个问题，周鸿墩说，如果有机是由外来投资者购买，厂子估计差不多已经垮掉。在周鸿墩看来，管理层员工在一起奋斗了10多年，不仅对公司深有感情，而且彼此坦诚相见；如果被别人购买，很多人会离开。而在几个月前众多企业来公司考察时，职工们也担心像邻近一些企业一样，外来“老板”让工人买断工龄后就走人，因为更低廉的工资也能招来大量的劳动力。

俞正声最担心的是还款问题。

当初向信托公司借款时，周鸿墩他们对市国资办最终能打几折尚不清楚，他们估计在9000万元左右，周鸿墩在贷款协议上签字时说，这一下子身家性命全押上了。

尽管最后管理层实际支付8188万元，但这一笔利率8%、8年期的信托贷款，每年需付息约655万元，三年为2000万元，也就是说，即使按照管理层三年还清的计划，连本带息也在1亿元以上。

武汉有机2003预计销售额4亿元，利税6700万元，其中净利润为3020万元，扣除按10%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金、法定公益金和任意盈余公积金共计900万元，可供分配利润为2120万元。此次转让的国有股股权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4.39%，相应可分配红利为1150万元。

湖北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龚益鸣认为，若仅靠每年所分配红利，三年根本不可能还清。在巨大风险面前，不排除公司管理层有抽逃企业生产资金来偿还收购资金的可能，届时利益受损的不仅仅是公司其他几个股东，甚至还有持股数额不大的管理层成员，因为在内部人控制的情况下，企业资金的往来及运用缺乏监督机制。

对于这个问题，周鸿墩说，他们实际上只“支配”了1000万股，并将其风险分解到了管理层个人，大家的房产抵押贷款500万元已还给信托公司。另外的2037万股质押在信托公司，三年之后可以转让2000万股，转让收益就差不多可以还清，这样对于管理层来说，三年里负担几百万元利息即可。即使在转让之后，公司职工持股会还有1000万股，也就是说，他们还持有2037万股，仍相对控股。

武汉证券一位投行人士据此分析，信托公司估计实际贷出7000余万元，但获取利息回报并不是真实动机，他们很可能以私下协议进行股权的约定，成为一部分股权的真正持有者，有朝一日武汉有机上市之后，他们获取的收益远比单纯的利息高。

周鸿墩也并未回避企业上市的话题，据他说，上市的想法由来已久，现在公司里有一帮人在专门负责，3至5年是上市的最佳时机，因为还清债务之后，企业将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武汉《长江日报》经济部主任李栋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是管理层买厂，还不如说是信托公司买厂，8个利润点是对管理层真正的考验，低于8个点就可能挨饿。但不管怎样，他们出价1.5亿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改革的两大转折

武汉有机的MBO并不是一个独立事件，对湖北地方政府来说，这是一个国企改革“新时代”的开端。

说它是一个“新时代”，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的重大转折。

离当初周鸿墩第一次申请改制3年多以后，事情发生了转折。2003年12月16日，湖北省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对2004年经济工作部署中，强调“要敢于'靓女先嫁'，拿出一批资产状况良好的优势企业，吸引国内外投资者参与改制重组”。

作为“靓女先嫁”的典范，武汉有机的董事长周鸿墩被钦点在大会上发言，当着全省经济界高层人士，周鸿墩汇报了武汉有机民营化3个月以来的成绩，“实现利润1160万元，占1-11月利润总额的42%”。

武汉“成建制”的国企改革应从2000年算起。依照市政府出台的102号文件精神，改革主要集中在中 7 小企业，目前基本完成，1900多家中小企业的产权得以转换。

从2003年开始，武汉市政府将改革重点转移到319户市属大中型国有企业上，总资产达730亿元。按照计划，到2005年，武汉90%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将实现国有资本不再占据控股地位，国有净资产总额占企业净资产总额的比重，将从现在的73%降到20%以下。

对于这些“武字头”的大中型企业集团，武汉市的思路是实行“高位嫁接”，即在战略投资者的选择标准上，“武字头”企业将主要瞄准世界500强，如果是国内100强、国内行业前3位的企业和企业集团，也可以重点考虑。显然这是一个政府主导的思路。

武汉有机的MBO让武汉国企改制思路发生了另一个重大转折。武汉市政府规定，国有独资或国有股一股独大的企业的产权均在市产权交易市场公开挂牌出让，不管是外资、内资、民间的企业，有实力的都可以参加竞买。

2004年元旦后的第二天下午，武汉市国资办主任杨卫东到市委大院汇报工作，市委副书记张代重听后说，2003年武汉国企改革的亮点是武汉有机，武汉市今后只要是好的国企，只要有两家以上的购买者，均将启动公开竞价程序。

目前武汉市国资办二级单位武汉产权交易所已经收集了第一批酝酿出售的企业，涉及近20个行业，可采取整体出售、分拆改制、分块出售、企业经营管理层和职工收购、参股、控股等各种形式。

管理层收购

管理层收购后，粤美的的总股本没有变，各类股份的比重也没有变，没有涉及控制权稀释、收益摊薄等问题，只是股权在两个法人实体之间的交换，这种转变的好处：

这里面的“法人股”非别样的“法人股”可比，它们中的很大部分是由粤美的管理层控制的，这标志着政府淡出粤美的，经营者成为企业真正的主人。

管理层在实质上成为粤美的的第一大股东。两次收购之后，尽管从表面上看股权转让的结果只是股权在两法人实体之间的变换，尽管看起来美托投资有限公司是作为一个法人实体成为粤美的的第一大股东的，但美托投资实际上是由粤美的的管理层和工会控制的，所以最终管理层确立了对粤美的的所有权。粤美的管理层通过美托投资间接持有了粤美的17．3％(78％×22．19％)的法人股，粤美的的工会则间接持有粤美的4．88％(22％×22．19％)的法人股。这时的法人股已经从简单的为一个经济实体所控制的股份，变为控制在管理层人员的手中。在粤美的的管理层中，法人代表何享健通过美托持有了粤美的5．5％的股权(25％×22．19％)，持股2690万股，按照2001年1月1日到6月30日期间每星期五的收盘价的算术平均值(13．02元)来计，市值达到3．5亿余元。虽然目前我国的法人股不允许上市流通，但同股同权、同股同利必然是一个发展趋势。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减少了代理成本。管理层收购实现以后，以何享健为代表的粤美的管理层具有了双重角色：从性质上来说变原来的代理人为现在的委托人，但同时他们又在充分了解企业内部的各类信息。虽然其他中小股东对粤美的的一些信息不是十分了解，从这个角度来说信息不对称依然存在，但第一大股东能够获得充分的信息对整个股东集体来说已经比原来进步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在很大程度上重合了，代理成本自然也就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