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例副省部级高官腐败案剖析

第一篇：103例副省部级高官腐败案剖析

103例副省部级高官腐败案剖析:超6成带病提拔

日前，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编审田国良就高官腐败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指出研究发现腐败高官八成受贿。所选案例中，约有63%的案主，在作案之后仍获提拔。

受贿罪居多占八成

田国良此前完成了《省部级干部腐败案例研究》科研课题，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103个副省部级(或“享受副部级待遇”)以上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例进行剖析。

他介绍，这103个案例中，从罪名来看，受贿罪居多，共89例。从地域来看，地方占75例，中央国家机关15例，银行系统6例，其它中央国有企业7例。中央企业、银行金融系统、铁道系统、公安司法系统以及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高官腐败案例相对较多。

从职务来看，案发前担任副省长(或直辖市副市长、自治区副主席)的居多(21例)，其次是省人大副主任(12例)和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7例)。其中，有4例曾属“党和国家领导人”，另有15例曾是正省部级，有3例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7例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其中1例同时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有13例曾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从量刑来看，死刑6例，死缓27例，无期徒刑17例，有期徒刑44例。死刑、死缓和无期徒刑约占已判案例的53%。

犯罪后“带病”提拔

田国良指出，腐败高官主要有五种犯罪心理：攀比心理、从众心理、弥补心理、侥幸心理、迷信心理。

田国良指出，要严防“带病”提拔领导干部。所选案例中，约有63%的案主，在作案之后仍然获得提拔，约有48%的案主，在担任副省部级职务之前就开始了犯罪。为了杜绝这种“带病”提拔现象，应该严格实行任前任后审查、审计制度。

同时他指出，不宜“火箭式”提拔领导干部。所选案例中，开始任副省部级职务时年龄最小的39岁，开始任职时不到50岁的约占37%。可见，有相当部分的腐败高官，在比较年轻时就走上了较高领导岗位。

对于官员申报，田国良认为，如果发现个人申报与事实有差异，甚至瞒报，应及时追问、追查、处理。对于即将离任或新任的领导干部，其个人报告事项的核实和信息的公示应作为重中之重，更加严格。他还建议，应赋予纪委独立行使监督职责的权力，让纪委直接对上级和同级党代会负责。

第二篇：国家如何安排省部级高官退居二线的问题

省部级高官如何“退居二线”

大部分的正省部级官员在卸任党政职务“退居二线”时，都会归于全国人大或全国政协。只是因为民族、资历、此前的专长和卸任时机不同，路径亦有区别。而上述种种，皆在中国组织人事规则之下，多年来早已颇有规律。

鉴于大部分的卸任正省部级高官，尤其是地方大员，都是前往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往往是卸任的中央部委副职官员，所以本报也就只分析前者。

虽说“退居二线”，但对少数省部高官来说，反而是新起点。一些本身就是少数民族干部的自治区主席或者自治区人大主任会获得副国级的副委员长职位。比如这一届的副委员长司马义·铁力瓦尔地，此前是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政府主席，2008年直接从正部级获选升任；而蒙古族干部乌云其木格此前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已经连任两届副委员长。

从历届的数据分析看，诸如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壮族等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政府主席或人大主任都有机会晋升为副委员长，这显示了全国人大作为最高立法机构，对民族平等的重视。历史上也曾经有上述四个少数民族官员都获任副委员长的情况。此前被判处死刑的副委员长成克杰就是壮族，升任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

从近两届看，全国人大秘书长也开始由一名副委员长兼任，上一届担任此职位的是国家经贸委主任出身的盛华仁，而本届则是原山东省委书记李建国。国家经贸委主任和山东省委书记都是中央或地方上的重要职位，李建国此前担任过陕西和山东两任省委书记，可谓老资格的高级干部，由此亦可看出此职位人选的一些端倪。

除了上述特例，剩余的正省部级官员，大都分布在全国人大的9个专门委员会中担任主任委员或副主任委员。

在全国人大的前省委书记明显比前省长多——因为地方大员中，以省长位置直接退居二线的官员是少数，大部分省长都升任到省委书记或者调任部委。9个委员会中，有些特别的是法律委员会。因事关最核心立法，其主任委员往往都是有专业水准的高官，而非由普通党政大员充任。本届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全国人大常委会下属负责具体立法事务的部门）的原主任胡康生，而上一届亦是原国务院法制办主任，副主任委员则多为原中央部委官员。

剩下的其他专业委员会，原部委高官基本是按照专业分布，地方大员则各有千秋。比如，众多的公安部（多为正部级的副部长）、最高法（多为正部级的副院长）、国安部等强力系统高官获任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但有意思的是，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则是非强力系统出身的高官担任，这两届是原国务院副秘书长（正部级）和原重庆市委书记。

财经系的高官们多进入了财经委员会，而诸如科技部、信产部、体育总局的高官，则齐聚教科文卫委员会——要提及的是，原卫生部部长高强，因为此前长期在财政部任职（官至副部长），所以去了财经委。

外交部和中联部的很多高官自然到了外事委员会，现任主任委员是原外交部长李肇星，这也是地方大员最少，成员最有专业背景的一个委员会。

地方大员们的分布考量更复杂，但也基本按照专业或者地域。原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曾经任职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他如今在教科文卫委员会。而四川、山东、吉林这样的农业大省大员则分到了农业和农村委。广东和福建的卸任高官们，因为地处侨乡，多在华侨委。

民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干部们自然大多在民族委员会（自治区政府主席或者人大主任），一般来说，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也会是少数民族干部。而曾在民族地区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的汉族干部也经常位列其中，不过往往是副主任委员。另外要注意的是军队退役的高级将领们，几乎每个委员会都会有一个退役的上将。

值得一说的是，若论对政治现实的了解，确实要数这些官员。原来的地方大员们此前对中央各种法令政策可能有不同看法，但大多是“场外”议论一下。如今进入人大常委会，积压多年的块垒有了抒发的最佳渠道——所以在讨论法律草案时，对草案里种种可能不合实际的规定诟病最多最直接的往往是他们，这对法律的完善，也颇有裨益。

第三篇：当前阶段省部级官员腐败案特征和发展趋势分析

当前阶段省部级官员腐败案特征

和发展趋势分析

近些年来，为数众多的省部级官员因腐败问题纷纷受到查处，这是中国反腐败领域出现的最重要成果之一，也反映了当前阶段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尤为突出。据不完全统计，十六大以来已有32名省部级官员因腐败受到查处，其中有25名腐败官员已受到司法审判。而且，还有数名省部级腐败官员正处在纪检、司法部门的查处过程中。从已经结案的这32名省部级腐败官员的案例库中，我们研究发现新世纪新阶段省部级官员腐败案呈现以下七大特点和趋势。

一、省部级腐败官员数量和涉案金额继续增多

1978年之前，没有省部级官员因腐败问题受到查处。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出现省部级官员的腐败案例。十六大以后，被查处的省部级腐败官员数量进一步增多。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2008年工作报告，2003—2007年，检察院共立案侦查省部级以上官员35人，平均每年7名。越来越多的腐败官员浮出水面，受到查处，一方面是党中央严厉反腐的结果，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新时期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确实比较严重，有许多官员曾有过贪污受贿等严重腐败犯罪行为。总体上，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省部级腐败官员的高发期和集中受审期。从腐败官员涉案金额上说，近些年来查处的省部级

1官员涉案金额明显增高。

十六大以来查处的省部级腐败官员涉案金额越来越高的原因主要有：腐败潜伏期在延长，累计贪污受贿次数越来越多；随着经济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长，腐败官员的“胃口”在增大，单笔受贿金额在百万元以上的已不在少数。

二、多数省部级腐败官员存在生活作风问题

迷失信仰、丧失党性、腐化堕落往往是省部级官员走向腐败之路的第一步。包养情妇是腐败官员生活腐化的主要形式。在十六大以来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例库中，许多腐败官员在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之前就开始了包养情妇的生活。而且，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原济南市副书记组织部长段义和等案例表明腐败官员还积极利用职权为情妇及其家人在安排工作、获取利益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大搞情妇腐败交易。省部级腐败官员生活作风问题除了包养情妇外，还有境外赌博等形式。有些官员贪污受贿行为的部分动机开始于境外赌博。

三、家人在省部级腐败官员腐败过程中的作用突出 配偶、子女及其他亲属都是官员生活圈子的主要角色。他们在官员走向腐化过程中的作用值得关注。面对市场经济的巨大冲击，腐败官员及其家人的“心理不平衡感”日益上升，利用公共权力谋取家族私利的欲望也随之增加。

家人参与官员腐败过程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充

当收受贿赂的出面人。许多腐败官员不直接收受贿赂，而是通过配偶或子女收受贿赂。第二种是充当行贿受贿交易的中间人。许多官员的子女利用父母的职务影响，积极寻找“客户”，作“牵线人”。第三种则是借用父母的权势为自己经商牟利。这种最为普遍，法律上也最难以界定，危害最烈。

四、窝案、串案明显增多，一把手腐败严重

省部级官员腐败窝案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因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形成的吏治腐败。吏治腐败中的核心人物往往是掌握人事大权的“书记”或“组织部长”。吏治腐败带来的往往是整个政权腐化，对党和国家的危害也最烈。第二种是因某一领域（土地开发、基础工程建设等）或某一项目（国有企业出售、社保基金管理等）上的官商勾结带来的链条腐败。这种类型的典型模式是书记、分管副市长、若干名相关局长和一批国企高管、民营富豪的集体腐败窝案。

五、腐败领域趋于集中，并且开始出现结构性变化 腐败领域趋于集中，行业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查处的省部级官员腐败行为分布领域相对分散，除了在贷款审批和担保、人事提拔和任命、工程发包等几个领域较为突出外，在外汇、股票上市、经营权、执照、外商投资、赴港单程证/护照、支持走私贩私、投机倒把、物品采购等领域均有不同数量的腐败交易行为。十六大以来查处的省部级官员腐败所涉及的领域则相对集中，行业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一些权力集中、资金密集、利润丰厚、竞争也激烈的行业和领域，如土地开发和房地产领域、工程建设领域，成为腐败易发高发的主要领域。

腐败领域开始出现结构性变化，腐败向深层次蔓延。相比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当前主要的腐败领域开始发生结构性变化：组织人事领域由第二位上升为第一位，土地开发和房地产领域由第四位上升为第二位，而上世纪九十年代腐败最为严重的金融领域和建筑领域已经下降为第三位和第四位。国有企业改制领域虽也出现多例腐败交易，且涉案金额都较大，但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在税收减免、走私等案件查处、帮助企业获得财政补贴、帮助企业经营、帮助企业承揽国有企业工程等领域也存在着数量不等的腐败交易行为。

六、省部级腐败官员作案手法多样，隐蔽性越来越强近些年来查处的省部级腐败官员作案手法多样，隐蔽性越来越强，呈现出高智能化趋势。随着党中央反腐败力度的加大，许多官员的受贿行为已经不再以直接收受现金或银行卡形式接受请托人的贿赂，而是采用新的犯罪方法、手段来洗钱，或者采用新的形式接受请托人的好处，以规避法律的制裁。

最具代表性的腐败手段是给赃款洗钱。许多官员采取了由亲属成立皮包公司、通过情妇接受他人财物、赌博或者委

托理财、持有干股等种种形式接受请托人的财物。除了给赃款洗钱，腐败官员还通过低价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贵重物品、使亲属在请托人公司不实际工作却领取薪酬、约定未来收受请托人财物、长期占有请托人房屋汽车等贵重物品而不归还、由请托人安排出国旅游等等形式接受请托人的好处。

省部级官员收受贿赂的手段多样，隐蔽性越来越强，呈现智能化的趋势，这一方面反映了腐败官员对于中央严厉反腐的畏惧之心；另一方面也给反腐机关的案件查处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这是致使省部级腐败官员潜伏期延长、特别是查处过程（从被发现到法院宣判结果）延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何在不提高反腐败成本的条件下尽早尽快地发现查处腐败官员已经成为反腐败机关面临的最重要课题之一。

七，省部级腐败官员潜伏期延长，“带病提拔”问题普遍

从腐败官员在潜伏期内历任职务来看，“带病提拔”问题普遍。腐败官员职务得到进一步晋升，这说明我国现行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机制和省部级领导干部权力监督机制仍存在着重大的制度漏洞。

举报机制的缺失是导致官员腐败潜伏期延长的重要原因。实际上，许多腐败官员在升迁过程中，都曾遭到过群众的不懈举报，但因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和“领导”、有关部

门的足够重视，腐败官员并没有得到及时查处，反而官越做越大，潜伏期越来越长。

腐败潜伏期延长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一方面会使腐败官员的贪污、受贿等犯罪次数增多，腐败官员的涉案金额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和潜在风险也就越大；另一方面会造成腐败现象的加速蔓延，因为一个腐败官员长期受不到查处，会给周围官员造成腐败不会受到惩处的暗示，助长他们腐败的侥幸心理。所以腐败潜伏期延长实际上会造成“滚雪球”效应，致使腐败现象愈加严重、危害愈演愈烈。因此，加大案件查处力度，严厉惩处腐败官员，通过各种手段缩短腐败潜伏期是当前阶段反腐败工作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省部级腐败官员中存在的滥用职权、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失职渎职等问题极大地削弱了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侵蚀着国家政权根基。如何深入反对和进一步遏制省部级官员腐败是摆在我们全党面前的重大历史政治任务。

（省委党校报刊部宋桂祝23981203）

第四篇：中央严查领导干部腐败案15名高官上黑榜

中央严查领导干部腐败案15名高官上黑榜 2010-01-14 12:03:42来源: 人民网编辑: 刘明燕跟帖0条进入跟帖

2009年1—11月，中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严肃查办群体性事件和重大责任事故背后的腐败案件。其中，监察部直接参加16起特别重大责任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已查结11起，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98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51人。

中央纪委监察部7日在京召开纪检监察机关一年来查办案件工作情况新闻通气会，会议透露以上信息。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指出：去年前11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115420件，结案101893件，处分106626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44.4亿元。

其中，开展对灾后恢复重建资金物资管理使用情况的检查，共接到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管方面的群众投诉举报8794件，核查3822件，处分259人。

严肃查办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腐败案件。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3743人，移送司法机关的县处级以上干部764人。中央纪委监察部严肃查处了王益、米凤君、陈少勇、朱志刚、皮黔生、黄松有、陈绍基、王华元、郑少东等大案要案，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正在立案检查的还有许宗衡、李堂堂、黄瑶、宋勇、康日新、张春江等。各地各部门也查处了一批在本地本部门有影响的大案要案。

第五篇：媒体分析19名落马省部级高官：副职多退居二线多

媒体分析19名落马省部级高官：副职多退居二线多

时政新闻人民网[微博]2014-01-04 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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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标题：“打虎”一周年

在2012年底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习近平当即向全党发出警示：“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

随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会议上，习近平又发出“打虎”宣言：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决心，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若把省部级及以上的贪腐高官称之为“老虎”，以十八大为开端，中共反腐大幕由此拉开。从四川省原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落马开始，至今已有19名省部级高官落马，“打虎”硕果累累。

不半途而废

经济观察报记者根据公开资料统计，1987年至今的“打虎”史上，共有超过150名省部级以上官员因贪腐行为遭到查处，1998年-1999年、2003年、2009年、2013年分别是4个“打虎”高峰阶段，落马高官人数达到14个，13个、18个、18个。

而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分别在1997年，2002年、2007年、2012年举行，可见在新一届党代会开完后，都有密集查办省部级贪腐高官的现象。

事实上，江泽民、胡锦涛两任总书记在反腐问题上都表现得态度坚决，即便对方是国家领导人，只要涉嫌贪污也绝不手软。比如在江泽民任期内，就查办了

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以及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2002年，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大上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半年后，2003年5月9日，正部级高官、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在北京以受贿罪被判死缓。在胡锦涛主政的十年内，还有陈良宇和***两位原中央政治局委员落马。

反腐专家、湖南商学院副院长王明高对此解释说，每一届党代会前后，百姓反腐败呼声都很高，所以新政府上台反腐首先是顺应民意。新一届领导班子要取信于民，就要惩治腐败。更重要的是通过惩治腐败推进各项工作。

对于三代领导人的反腐目标和手段，制度反腐学者李永忠认为，在以往的基础上，十八大以来，反腐的突出特点：一是当前以治标为主的思想坚决;二是聚焦重点、整合力量，打好歼灭战的战役思想正确;三是改革纪检体制，强化异体监督，为治本赢得时间的战略思想清楚。他认为反腐的成效不在于查了多少案子，打了多少高官。查高官是为了形成高压态势，好比一个高压锅达不到一定压力，饭是做不好的。但仅有压力也不行，水加多少，解压阀好不好，都是能不能煮好饭的关键。

王明高对此也持相同意见。他认为，不能用抓到的人数多少来评价反腐败成效，而是要让官员不能腐、不敢腐，不易腐。

中国监察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分析，习式反腐最大的特点在于一查到底，不半途而废。

“老虎”脸谱图

历数本次被打下的“老虎”，发现他们有共同的脸谱：副职多、退居二线多、偏安一隅的多，其中还不乏窝案。

十八大后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共19人(加上2012年底的李春城)。其中，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为正部级官员，其他皆为副省部级官员。

王明高解释，这些人在当副职之前，都是颇有权力的正职官员，比如市委书记。

在这些省部级落马官员中，不少在退居二线后才东窗事发。如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

王明高表示，当官员还在一个地方任职时查案比较有难度，人走了就好查了。这些落马的官员有不少已退休或者是在人大政协任职，但只有极少数是因人大政协的位置而受贿的，主要还是过去当实权领导的余威在起作用。

重拳出击打击“偏安一隅”的老“老虎”亦是去年查处案件的特点之一。梳理落马高官简历不难发现，其中不少都是盘踞此地多年的“官场老人”，有些甚至就是生在本地、长在本地、仕在本地的官员。比如，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内蒙古自治区原党委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等六名落马官员。而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以及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等，虽然并非本地人，但他们在该地官场也深耕十年以上。

在去年8月的一次反腐败国际研讨会上，中央纪委常委、秘书长崔少鹏向世界阐述了近年来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反腐败的相关经验，着重强调了一点，就是在查处一个腐败案件时，注意发现这个案件之外的案件线索，这被称之为“案中案”、窝案、串案。这样的线索来源大约占到查办案件的7%左右。

过去一年中，在惩治贪腐时敢于向“窝案”开刀也是一个特点。最具代表性的是中石油窝案，已落马的高管达6人，中石油因而成为今年高管落马数量最多的国企。

在2013年年末，湖南衡阳512名人大代表因在选举省人大代表过程中收受贿赂而辞职，56名省人大代表则被依法确认当选无效，成为最大的窝案。新华社报道称，“衡阳破坏选举案涉案人员多，涉案金额大，性质严重，影响恶劣，是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挑战„„必须依法依纪严肃查处”。

注重国企和金融领域的反腐是此轮反腐的另一大特点。2013年国有企业高管级别的领导落马者约31人，而王岐山早年长期在金融行业工作，熟悉金融规律，也对金融腐败有着清醒的认识。王岐山曾表态称，“本届中纪委若干工作重点之一就是整顿、查办、打击金融领域腐败、违规、违法犯罪活动，不达目的绝不收兵。”

纪委改制

新一届领导集体刚刚上任便高调宣示反腐。2012年12月4日，刚刚上任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召开座谈会就反腐之事问计专家。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介绍，前两届中纪委也召开过反腐问题专家会，对反腐也很重视。这一届刚上任就开学者专家座谈会，说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反腐有更强的紧迫感，他们希望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和行动把腐败的嚣张势头扼制住，给广大人民以信心。

同时，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提出新的反腐工作重心：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过去一年里，中央纪委下发了多个“条例”、“通知”，旨在通过这种方式打好“预防针”，刹住贪腐风。譬如《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以及年末发布的《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等。在最近的一次通报中，中央纪委还首次实名晒违纪，此前中纪委三次通报中部分案例只提职务不提名字。2013年年末，中共中央印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则被认为是建设反腐败系统工程的路线图。

随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习近平任组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进行了2013年工作汇报，研究部署2014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化改革和继续反腐，已经很明确地成为今后的核心任务，总书记亲自挂帅，则显示出推动这两项任务的巨大决心。

打铁还需自身硬，中纪委在高调反腐的同时，自身改革也箭上弦上。

2013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通报，“要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加强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创新，完善纪委派驻机构统一管理，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这次政治局会议，是从十六大以来，第一次重申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

实际上，纪检监察机构的变动早已开始。

2013年4月，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班子成员，分别约谈了53名中央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组组长、纪委书记。

5月，中央启动第一轮巡视工作，与以往巡视制度不同，中央巡视组收缩巡视范围，巡视重心回归其最主要的职能：发现和反映违法违纪线索。巡视工作也被赋予新的工作手段——抽查领导干部报告的个人重大事项。而中央巡视组本身也出现了重要变化：巡视组组长不再是“铁帽子”，而是改为“一次一授权”。

9月2日，由中纪委、监察部主办的综合性政务门户网站——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正式改版开通。除了网站改版开通外，中纪委、监察部第一次“晒”出自己的组织架构。中央纪委常委、秘书长崔少鹏曾在采访中表示，中纪委会在第一时间将查办的案件在网站发布，特别是一些重大案件”。

11月，中央纪委内设机构调整尘埃落定，新设2个纪检监察室;调整议事协调机构，由125个精简至39个，确保主要精力集中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上来。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51岁的侯凯“空降”上海市纪委书记，则被看作是上级纪委加强对下级纪委领导的首个案例。

这一年中纪委反腐的重大变化是，出现了量变到质变的萌芽。李永忠认为一年来反腐最大亮点，是继十二大后，事隔31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了地方各级纪委可以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监督。他把一年来的成效归结为“5个体现”和“9个前所未有”。十八大以来，中央体现了求真务实、以民为本、从严要求、权为民赋以及尊崇法治的思想。“9个前所未有”分别是：认识的清醒度、重视的程度、反思的勇气、调研的深入、高层的表率、行动的迅速、媒体的报道及时和报道公开、群众的参与以及取得的成效都前所未有。

李永忠认为：“反腐的压力虽然在案中，反腐的功夫却必须在案外，而反腐的成功则必须在改革。必须尽快完成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的转换。

（经济观察报沈念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