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现代刑法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借鉴意义

第一篇：日本近现代刑法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借鉴意义

近年来，在刑法学界，利用和借鉴日本刑法学的理论，分析探讨我国刑法问题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究其原因，除了日本刑法和我国刑法在形式上类似，互相可以交流对话之处甚多以外，主要恐怕还是因为承认了“日本近代刑法学的研究比我国的刑法学的研究要先进，具有借鉴 参考 的价值”这一事实。但是，日本近代刑法学的 发展，也不过是近一百多年来的事情。在此之前，日本刑法以及刑法学研究一直是以我国为师的。那么，在这短短的一百多年中，日本刑法学的研究为什么能够取得后来居上的骄人成绩呢？对此很少有人专门探讨。当然，这是个涉及到多方面因素的问题，难以用一言两语把问题说清楚。本文试对日本近代特别是战后刑法学研究发展史进行考察，总结 出某些 规律 性现象，以期对我国当前刑法学的研究提供启示。

一、战前（明治、大正、昭和初期）

日本近代刑法是和明治维新同时起步的。但是，维新之后所制定的《假刑律》（1868年）和《新律纲领》（1870年）以及《改定例律》（1874年），从内容上看，是日本德川刑法和 中国 古代刑法的折衷，不承认罪刑法定原则。因此，在熟悉近代西欧法制的学者当中，就有了制定近代刑法典的强烈愿望。同时，明治政府为了废除和诸外国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迫切需要建立近代 法律 体系。这样，民间和政府在必须制定近代刑法的方向上达成了共识。

1．明治时期的刑法和刑法学

起草新刑法的任务落在了1874年以来一直在明法宗教授法国刑事法的法国人波索纳德（gustave emile boissonade de fontarabie，1825－1910）身上。他以法国1810年刑法典为基础，并参考了法国新古典学派刑法理论，草拟了所谓“波索纳德刑法草案”。这就是在1880年公布，1882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旧刑法。旧刑法是日本最初的近代刑法，其中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第2条）和禁止溯及既往的原则（第3条），并从罪刑均衡的立场出发，整体上缓和了刑罚。同时，还将犯罪类型作详细划分，规定与此相应的法定刑。另外，旧刑法在总则中对故意、过失、法律错误、紧急避险等都做了详细规定，而这些都是作为其范本的法国刑法中所没有的内容。因此，应当说日本的旧刑法是一部比较完备的近代刑法。

但是，旧刑法并没有存在多久。明治初期，日本政府为了使日本迅速地实现 现代 化，匆匆忙忙地将法国法移植过来，但是，后来发现，与法国相比，和日本一样采用君主立宪政体，在欧洲大陆逐渐扩张势力的德国更加类似日本的情况；同时，波索纳德所起草的旧刑法典的自由主义色彩过浓，明显地和明治政府所推行的“富国强兵”政策不符，因此，旧刑法公布之后不久，政府内部就出现了全面修改刑法的要求。之后，以德国刑法为范本所拟定的新刑法草案，在国会经过数次修改讨论之后，获得通过，这就是在1907年公布，于次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现行刑法典，当时被称为“新刑法”。

现行刑法积极吸收了德国刑法学的研究成果，在很多规定上，比作为其范本的德国刑法都要先进。如关于正当防卫，旧刑法将其规定在杀伤罪部分，但现行刑法则将其放入了总则部分，而且概括为一个条文（第36条）。关于紧急避险，也和旧刑法不同，不仅对自己或者自己的亲属所面临的危险可以实施紧急避险，连对他人所面临的危害也可以实施紧急避险；在避险行为是否过当的判断上，采用了利益衡量原则（第37条）。这是当时的德国刑法中都没有的一般性规定。另外，在正当行为方面，旧刑法中只规定有根据官吏的命令所实施的行为，但是，现行刑法规定的范围更广，将法令行为、正当业务行为也规定为正当行为（第35条）。对于 自然 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现行刑法也放弃了旧刑法中的烦琐规定，而一概规定为14周岁（第41条）。

但是，现行刑法的最大特色是积极借鉴欧洲大陆修改刑法运动的成果，作了许多刑事政策性的规定。首先，在量刑上，大幅度地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如现行刑法先于德国规定了根据法官的自由裁量而实施缓期执行刑罚的制度。同时，在未遂犯的处罚方面，和旧刑法不同，现行刑法规定的是裁量减轻，而不是必要减轻。其次，对各个犯罪类型进行抽象、概括，并规定了有较大裁量余地的相对确定法定刑制度。如在旧刑法之下，关于杀人罪，就规定有预谋杀人、毒物杀人、情节恶劣的杀人、诈术杀人、出于犯罪目的杀人、免予刑罚处罚的杀人、上述情况之外的杀人等七种，它们都被规定在独立的条文之中，并规定在谋杀的时候，判处死刑，在故杀的时候，判处无期徒刑。与此相对，现行刑法将上述情况会并规定在一个条文中，并将其法定刑概括为死刑、无期徒刑或3年以上有期徒刑。最后，现行刑法删除了旧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理由是，帝国宪法第23条规定“日本臣民不受法律规定„„不受处罚”，因此，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是不言自明的。

由于日本现行刑法主要是由在德国学习新派刑法学理论之后回国的留学生参与制定的，因此，在现行刑法的解释上，具有新派理论背景的学者当然具有绝对的发言权。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新派刑法学的理论大家牧野英一博士（1878－1970）。

牧野认为，旧刑法向现行刑法的交替，反映了从个人保护思想向社会防卫思想的法律学的一般潮流，说明现行刑法体现了从犯罪本位的旧派思想向犯罪人本位的新派思想的过渡。现行刑法，必须从新派的目的刑论、主观主义的立场来进行把握，而报应刑论、客观主义是处罚行为人的过去的理论，应当抛弃。

之后，牧野作为日本新派刑法学的旗手积极展开活动，和其学生正木亮、木村龟二一道，对新派刑法学在日本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正木亮，在行刑实务中，将牧野的 教育 刑论应用于实践，提倡废除死刑，追求刑罚的人道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对于牧野英一所做的彻头彻尾的主观主义的解说，学界很快就有了不同的声音。如师从德国旧派刑法学大家毕克迈耶的大场茂马说，如果贯彻新派刑法学的理论的话，就必须分别将刑法学改变为医学、将刑事诉讼法学改变为诊断学、将监狱改变为 医院，这明显威胁国民的权利自由。

但是，从报应刑论、客观主义出发，全面地和牧野英一博士提倡的新派刑法学对决的是小野清一郎（1891－1986）、泷川幸辰（1891-1962）等刑法学者。与牧野将行为人的危险性作为犯罪论的出发点相反，小野将行为“符合法律上特殊构成的构成要件的全部”，即“充分满足构成要件”作为出发点，认为，未遂犯在行为部分满足既遂犯的构成要件的时候成立，即必须充分满足“修正的构成要件”。不能犯的不可处罚性，也应当根据有无上述构成要件符合性来决定，和行为人的主观犯意无关（形式的客观说）。教唆犯、帮助犯，也是充分满足将正犯的构成要件进行修正之后的构成要件的行为。共犯是数个人的共同行为而满足一个构成要件的情况（犯罪共同说），只要不存在充分满足构成要件的正犯行为，即，正犯者没有实施实行行为，共犯也不成立（共犯从属性说）。据此，他认为，牧野的主观主义的犯罪论具有侵害个人自由，导致残酷的“警察 政治 ”之虞，是国家绝对主义的立场。

另外，泷川幸辰也认为，贯彻新派主张的教育刑论的话，就要否定罪刑法定原则，在难以克服阶级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忽视罪刑法定制度，无疑是将刑法作为阶级镇压的手段，所以，他主张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的报应刑论。

以小野清一郎、泷川幸辰为代表的旧派和牧野英一为代表的新派的学说之间所展开的对立，在日本刑法学史上，被称为“日本的学派之争”。这种争论，从大正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昭和年间。

2．大正、昭和初期的刑法和刑法学 从大正到昭和的时代，是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代，这一时期，日本刑法和刑法学在整体上呈现出进步和倒退交错发展的趋势。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大正民主主义的旗帜高扬，民本主义和群众运动蓬勃发展，整个刑法学界出现了拥护人权、拥护民主的趋势。但是，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也正是日本的政党政治被推翻、法西斯势力逐渐控制整个国家政权的时期。在日本确立法西斯政权的过程中，法律制度也逐渐法西斯化，日本帝国宪法中消极的、封建军国主义的内容被强调和利用，议会成为摆设，首相被赋予禁止、限制或者废除法律的权力，从而使得法律完全置于法西斯政权的操纵之下。这一时代背景必然对这一时期的刑法和刑法学产生影响。

大正10年（1921年），日本政府就修改刑法一事向临时法制审议会进行了咨询。咨询的理由是，现行刑法不适合“日本固有的道德以及淳风美俗”，有必要对人身和名誉进行完全保护，提高防止犯罪的效果。这次咨询是按照商讨学制改革的“临时教育会议”的要求所提出的。大正15年（1926年），临时法制审议会制作了“刑法修改纲要”。之后，司法部内部设立的“刑法以及监狱法修改调查委员会”按照该“纲要”提出了“修改刑法预备草案”（1927年），昭和14年（1940年），发表了“刑法以及监狱法修改调查委员会总会决议以及保留事项（刑法总则以及分则未定稿广。它一般被称为“修改刑法假案”。后来，由于日本进入了战时体制，上述委员会被解散，刑法修改事项也因此而中断了。但是，该“假案”中的若干内容，在昭和16年（1941年）部分修改刑法的时候，被吸收采纳。

由于本次政府咨询修改刑法的要点在于，维持淳风美俗和积极活用刑事政策，因此，“修改刑法假案”完全体现了国家主义、家族主义的态度和积极活用刑事政策的特征。如“修改刑法假案”中对对皇室的犯罪、内乱罪等侵害国家利益的行为，提高了法定刑，而且扩大了处罚范围。另外，还增设了对神社（祭祀场所）的犯罪、对安宁秩序的犯罪。对“为了隐瞒一家之耻”的堕胎行为不予处罚，并出于同样的理由，还减轻了杀害婴儿的刑罚。另一方面，“修改刑法假案”还提议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缩短假释的时间限制，新设对常习累犯的不定期刑，增设保安处分，这些都是积极活用刑事政策的体现。

对于上述以保护“淳风美俗”为主要目的的“修改刑法假案”，刑法学界也表现出了浓烈的兴趣。小野清一郎教授对于“修改刑法假案”保护“国家的民族共同体”，意图推进刑事政策方面表示赞赏，但是，对于“假案”中，将排除违法性的场合规定为“不成立犯罪”，而将排除责任的场合规定为“不处罚”的写法表示不满。在小野看来，这种写法是采用了主张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就是犯罪的牧野的目的刑论的观点，认可了即便不具有犯罪的本质即违反道义责任的行为也成立犯罪的观点。所以，小野认为，这种规定是“刑法道义的危机”、“刑法自身的危险”。这样，主张“日本精神自身就是日本法理”、反对淳风美俗的小野，和主张国家对犯罪人进行改造教育才是刑法中的淳风美俗的牧野英一之间，具有显而易见的分歧。

但是，由于这一时期，日本已经完全确立了法西斯政权体制，法律制度也逐渐法西斯化，对于包括牧野、小野在内的众多刑法学者来说，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向团体主义的转移已成为世界的大趋势，连一般人都觉得日本也应该如此。在这种背景之下，日本刑法学中所出现的进步的、拥护人权的客观主义的影响也日渐式微，参与前述“学派之争”的新、旧两派，除了极个别的人以外，也都逃脱不了时代的局限，随波逐流，站到了拥护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立场上来。这种结局，是参与新、旧两派争论的学者所没有预想到的。

二、战后刑法和刑法学的发展

日本战后刑法学的发展，以1956年为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战后刑法学的再编时期。这一时期，刑法学界的基本状况是，以古典学派的见解为基础，然后加入近代学派的主张来构建其刑法理论。后一阶段，即1956年之后，随着战后修改刑法工作的展开，产生了社会伦理主义和法益保护主义之间的对立，该对立一直延续到现在。以下，根据上述阶段的划分，对战后日本刑法学的发展，进行简单整理。

1．第一阶段，是指从战败到50年代中期为止的期间，它可以说是战后刑法学理论的重建时期。

（1）战后刑法学的出发点

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根据《波茨坦公告》，日本展开了“非军事化”、“民主化”运动，在废除了天皇制的治安立法的同时，建立了以国民主权、和平主义、保护基本人权为三大支柱的“宪法体系”，相应地，在刑法中，尽管是应急实施的，但在理论上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刑法部分修改（1947年），为战后刑法学的民主化奠定了基础。大部分刑法学者非常珍惜这一机遇，对刑法理论的各个领域都进行了研究，并踊跃参加关于刑法修改的各种讨论，使刑法学摆脱了战前和战时的萎缩状态。

战后刑法理论的出发点是：对战前的国家主义、权威主义的刑法理论进行反省。因此，在这一时期，罪刑法定原则得到普遍重视。在刑法理论和刑法解释学中，具有导致刑罚权的早期发动和广泛干涉个人自由危险的主观主义犯罪论后退，只偏守在刑罚论或者说是处遇论的狭小领域，而极力排斥可能混入国家道义等规范要素和不确定的主观要素的形式的客观主义犯罪论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并成为学界的共同基础。

当然，也要注意到，上述变化并不十分彻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成为日本刑法学研究的新起点。从理论上讲，民主主义国家体制的变革，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转换，新宪法的诞生，必然会导致同战前法学研究决裂的气象。但是，无论是在思想意识上还是在实际上，在刑法学研究中，人们所预测和期盼的决裂架势都没有出现。到不如说，总体上，战后初期的刑法学研究在许多方面仍然和战前刑法学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这一点从学界对于删除通奸罪和对皇室的犯罪的争论中反对见解强烈的事实，以及尽管根据新宪法的精神，全面修改了《少年法》和《刑事诉讼法》，但是，从修改刑法的呼声却并不强烈的事实中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总体上看，日本战后初期的刑法学的首要特点，就是对战前刑法学的批判总结并不十分彻底。

（2）新、旧两派对立的缓和

战后初期的刑法学研究中，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战前曾经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主观主义刑法学和客观主义刑法学，在战后民主主义的旗帜之下，出现了互相让步、互相融合的趋势。一方面，就新派刑法理论而言，从该派关于犯罪论的立场来看，典型的主观说已经衰落，而代之以在原则上坚持主观主义的同时，部分吸收了客观主义的理论。如战后新派的代表人物木村龟二在犯罪论中采用了目的行为论的概念，显示了和牧野的主观犯罪论不同的发展。从该派关于刑罚的理论来看，在强调目的刑论、强调社会预防的同时，也不再排斥社会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理论倾向与旧派理论一直主张的报应刑论，有着微妙的相似之处。另一方面，从旧派刑法理论一方来看，小野清一郎所主张的以犯罪构成为中心的犯罪论，战后为团藤重光所继承，他从人格形成责任论的立场出发，建立了以构成要件论为中心的犯罪论体系，成为战后刑法学的代表性理论。这种刑法理论在强调行为是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的唯一基础的同时，还认为行为是行为人人格的体现。通过处罚行为，可以对行为人的犯罪人格进行矫正，间接地实现对罪犯的教育意义。可见，这种观点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古典客观主义，部分地呈现出伦理化、主观化、规范化的倾向。2．第二阶段

（1）刑法修改工作

自1956年开始到现在，是日本刑法学的战后成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随着“ 经济 高速成长政策”的实施，引起了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变革，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国家以调整“大众化社会”、“高度 工业 化社会”中的复杂社会利益的名义，全面地介入了国民的经济、社会生活。结果，作为上述经济、社会政策一环的刑事政策受到重视，同时，也开始谋求其积极运用，它主要体现在对刑法典的修改上。战争结束之后，修改刑法的工作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这些修改都是针对特定的时势所做的零星修补，远远不能满足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客观现实的需要，因此，日本政府开始考虑全面修改刑法。

全面修改刑法的工作是从1956年开始的。该年，法务省内部设立的“修改刑法筹备会”受法务大臣的委托开始此项工作，并于1961年公布了《修改刑法准备草案》。该草案由于被认为严重体现了国家主义、权威主义而受到批判。之后，法务省法制审议会内部专门设立刑事法分会，讨论刑法修改问题。1971年，起草出了《修改刑法草案》，并于1974年4月公布。该草案的主要内容是：第一，立足于罪刑法定原则，从明确处罚界限的立场出发，创设了必要的条文；第二，从贯彻责任原则的立场出发，进行了必要的修改；第三，对犯罪人的刑罚以及其他刑事处分进行全面的检讨，修改了法定刑，增设了保安处分制度；第四，考虑到目前的犯罪状况以及国民的要求，全面修改了刑法分则中的各个构成要件和法定刑，以适应现代社会中的犯罪化需要。

但是，《修改刑法草案》遭到了以日本律师协会以及刑法研究会为中心的学者的批判，说该草案“提倡犯罪化、严罚化、国家利益优先等落后于时代要求”的刑事政策。

之后，日本法务省尽管根据上述批判，进行了一系列的协调工作，但是，全面修改刑法工作最终还是以不了了之而告终，《修改刑法草案》实际上也已经成为废案。现在，学界一般认为，刑法之类的国家基本法，是国民在社会生活中的指针，必须在取得全体国民基本一致的共识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在具有激烈对立的情形下，全面修改刑法，反而会引起问题。因此，《修改刑法草案》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应当放弃，而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检讨的是，是否有必要全面修改刑法，以及修改刑法的最基本目标为何的问题。

第二篇：中国近现代学徒制的发展历程

摘 要 本文梳理了中国近现代学徒制的发展历程，分为近代学徒制以及现代学徒制的发展历程。学徒制是中国最古老的职业教育形式，为中国文明的传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每一次社会的变革，都会推动学徒制的变化发展。我们要在学习传统学徒制的基础上，做好现代学徒制的试点工作。

关键词近现代 学徒制 发展历程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s.2016.07.006

2015年是中国经济增速换挡、转型升级、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年，是职业技术教育工作开展新阶段、掀开新篇章的一年。国家教育部办公厅颁布了《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教职成[2014]9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的通知》（教职成厅函[2015]），加强对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引导和推动，积极开展现代学徒制政策解读及培训。

中国学徒制的历史悠久，从封建社会艺徒制的师徒关系逐渐演变成现代企业组织的雇佣关系，几经沉浮变迁，在新时代以新的形势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并得到世界的关注。

中国近代学徒制的发展历程

学徒制萌芽于原始社会，发展于封建社会，在中国古代手工技艺、知识的传承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虽然一直没有受到正统教育的认同，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学徒制非但没有停下前进的步伐，而是跟随社会的进步而不断革新。近代社会各行各业都有众多学徒群体的存在，并且学徒教育在职业技术教育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

1.1近代学徒制发展的社会背景

1856年清政府在英国人的大炮中被迫打开了国门，传承了几千年封闭锁国的小农经济也趋向解体，中国的经济发展被拉入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农业社会逐渐向工业社会过渡，生产方式也由家庭本位过渡到社会本位，在这个过渡过程中就需要大批量高素质的产业技术工人。

清政府在1866年创办了福州船政学堂即中国第一所近代高等实业学堂，这是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开端。政府开始介入学徒教育，具体表现为增加设场授徒的场所和学徒数量。晚清时期，学徒制得到了清政府的大力支持，原有的学徒制也得了改造，学徒制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飞速发展。

政府的重视不仅表现在大力推行这一制度，而且在法律方面也得到了支持。1929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工厂法》，其中第11章（共12条）就涉及了学徒制的立法问题。同时对学徒教育的一般规定和具体培养环节都做了相关规定：对学徒的年龄、地域、文化背景等都做出了规定。这些变化也反映了传统的学徒制正在逐渐现代化。

1.2近代学徒制的一般规定

（1）年龄、地域的规定。包括招收学徒的年龄、地域、文化素质等。首先，学徒的入学年龄比较灵活，“近代学徒年龄，小则十二、三岁，大不过十七八岁，是为最佳学艺年龄”。①其次，招收的学徒一般为本地域的学生，一般由保荐人推荐，这样做是为了对招收学徒的家庭有所了解，避免招收品德不合格的人。最后，对学徒的个人素质有着简单的要求，一般行业没有特殊的背景要求，只要学徒勤奋好学、行为端正即可。但也有一些特殊行业需要一定的文化背景，如刻字店招收会基本的读书识字的学徒，这样也是为了避免因为不懂文字而胡乱刻画的人。②

（2）招收人数、修业年限的规定。随着行会制度的发展，招收学徒不再是师傅的私人事情，招收学徒的同时不仅仅是培养行业的继承者，还是同行的竞争者。如果招收学徒过多，可能带来市场的失衡。一方面徒弟多，则生产的产品多，会导致本行业的市场失衡，因为商品供大于求；另一方面，学徒不可能一直是学徒，总会有出师的一天，到那个时候，市场上会出现过多的竞争者，影响整个行业的发展。所以各行各业对学徒的招收人数都有着自己的规定，一般要求“一出一入”或者“二出二入”，即一个师傅一次招收一个学徒或者两个，大部分行业修业年限为三年，三年期满学徒出师以后，师傅才能招收新的学徒。”③

（3）学徒出师的规定。学徒学习期满，意味着可以出师，具备从业资格了。学徒出师之后一般会在所学的场所以较低的薪资帮工一段时间（一至二年），帮工期结束之后，由师傅推荐到同行的其他地方或者自谋出路。学徒出师不仅要考核基本业务技能，还要进行实践和道德的考核。黄鉴辉《山西票号史料》曾记录：“练习成熟再测验其做事能力与道德，如远则易欺，远使以观其志；近则易狎，近使以观其敬；烦则难理，烦使以观其能；卒则难办，卒间以观其智；急则易爽，急期以观其信；财则易贪，委财以观其仁；危则易变，告危以观其节；久则易情，班期二年以观其则；杂处易淫，派往繁华，以观其色。”④ 2近代学徒制的特点

（1）学习模式。不同于传统的课堂教育，学徒制强调“做中学”，即学徒在实践过程中边看、边做、边学。具体的教学模式是，师傅在工作的时候，学徒在一旁观看，经过一段时间基本熟悉以后，给师傅做一下辅助工作，之后不断练习以达到熟练。民国财政部长王云五曾说过，我国旧日的工人培训的办法都是采用的学徒制，学徒们在实践过程中掌握的技能不容易遗忘，又很切实际。⑤

（2）教学模式。传统的学徒制一般由师傅进行一对一的教学，到了近代特教学模式由一对一转变为一对多教学，教学方法则转变为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的结合。例如福建工艺局的学徒们每日上午在学堂内学习数学等科目，下午则在工场实际操作漆器、皮器等制作方法。这种半学习理论知识半实践的教学模式标志着学徒制由传统走向现代。

（3）教学内容。学徒除了学习本行业的基本知识、技能以外，还要接受职业道德的培训。要求学徒做人真诚、恪守信誉，张正明的《晋商兴衰史》中有记载“培养学徒要中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妒、幸辛苦、戒奢华、并派往繁华商埠、以观其色”。

（4）师资组成。这一时期的学徒制在师资组成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师资由两部分人员组成，一部分专门在课堂上讲习教理，另一部分则是专门进行技术训练的匠人。⑥其次，出现了洋教习，这是学徒教育不同于传统学徒制的另一大特征，教授学徒新式的工艺。

近代学徒制对中国整个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培养了一批民族经济发展急需的职业人才。中国现代学徒制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一方面社会上有多之400万的人口待业在家，另一方面国家也需要大量的技术技能人才来建设新中国。

3.1 旧社会学徒制的改造时期（1949.10-1958.01）

旧社会的学徒制已经不再担负着传授知识技能的教育功能，而是沦为剥削学徒的工具，所以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政府对旧社会的学徒制进行了全面的改造。1950年6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其中有规定如下：“第一、动员工厂内有技术的工人树立培养下一代技术工人的义务；第二，对不同的岗位的学徒制定不同的技术培训方案并且签订师徒合同；第三，制定学徒考核办法，如定期举行考试，成绩合格的学徒，一方面提升他本社的技术等级，另一方面给予他师傅一定数额的奖金。”⑦这一文件使得我国传统的学徒制在保留和继承的基础上得以改造。据1959年统计，建国10年工建交12个相关产业部门共培训新技术工人837万人，其中90%以上是通过学徒方式培训的。⑧

3.2 传统学徒制的改革时期（1958.02-1976.10）

1958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个体经营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学徒学习期限和生活补贴的暂行规定》，文件对学徒的学习年限、学习内容、学习期间生活待遇以及双方的义务和权利方面都有着规定：对于学习技术含量不高工种的学徒的学习年限一般是2～3年；学徒在学曾期限内，由所在单位按月费抬生活补贴；学徒在学习期限不足以前，不得转为正式的员工；在学徒学习期限内，师傅应当履行认真教学的义务，学徒则要履行尊师重教、遵纪守法的义务；各单位同学徒以及师学徒之间，都应该订立合同。这一文件的颁布也标志着我国学徒制的建设进入了制度化阶段。

在企业大规模的培养学徒的同时，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也逐渐出现在大众的视野。1958年1月，中央明确指出：“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试办工厂或者农场，进行生产，做到自给或者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⑨同年5月30日，刘少奇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了《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讲话》。他指出，在中国除了全日制的学校制度和八小时的劳动制度以外，还应该存在一种与之平行的制度就是半工半读的学校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1958年7月，刘少奇在天津召开半工半读的座谈会，在会上他指出除了在工厂中进行半工半读以外，还可以在青年学生中举办半工半读，即工厂招收初中毕业的学生为学徒，四小时工作，四小时学习。学校工厂合一的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不难看出已经初具现代学徒制的模型。但可惜的是，半工半读在文革期间被批为资本主义形式的职业教育而遭到中断，学徒制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⑩

3.3 传统学徒制的终结时期（1976.11-1989.03）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代，面对技术工人的大量缺失，学徒制又被重新提上日程。1979年9月28日，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劳动总局联合颁布《关于进一步搞好技工培训工作的通知》，文件指出：学徒制仍然是我国培养技术工人的主要来源；同时重申50年代建设的学徒制。对学徒制做了如下规定：首先，要明确确定学徒制的学习年限，不断革新培训方法；其次，学徒工作以后在抽出一定的时间对其进行基础知识的教育；再次，学徒在学习期限内，学习技术理论知识的时间不能低于整个学习学习时间的1/3；最后，师徒之间要签订合同，实现包教包学包会制度，保障教学质量，学徒在上岗之前必须经过考核。

198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指出“搞好青壮年职工的文化、技术补课是最近两三年内职工教育工作的重点之一”。?z同年5月21日，原国家劳动总局颁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学徒培训工作的意见》，文件指出学徒制在一定时期以内仍然是培养适合我国国情发展的技术工人的重要手段，并且对招收学徒条件、学徒学习年限、学习内容、考核制度等方面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相应的劳动就业制度也发生了变化。1983年劳动部召开全国培训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全面系统的改革培训制度，从实际出发，今后企业招收的工人将从职前培训转向在职培训，将招工转向招生。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我国中等职业院校的数量不断上升，毕业生的数量也随之增加，企业也由过去的招收学徒工转变为招收中等、高等职业院校的毕业生为技术工人，劳动者的素质也得到了有效改善。1989年3月3日劳动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印发〈学徒培训制度改革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一方面肯定了学徒制的作用：建国以来，学徒制为新中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技术工人，为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和推动社会主义进步作出了自己的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企业的改革也在不断深化发展，而大多数的企业仍然采取传统的学徒制的培训方法，不再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社会需要和技术支持，所以应该逐步改革学徒制的培养办法。这一文件的颁布标志着以企业为主体的传统学徒制走向了终结，此后的十年政府也鲜少出台与学徒制相关的政策。

3.4 现代学徒制的试点时期（1998.03-今）

为了迎接21世纪的挑战，增强我国的国际市场竞争能力，必须培养一大批能够适应国际现代化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改革学徒制再一次被提上日程。学徒制是一种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以言传身教为主要形式的技能传授方式；而现代学徒制则是将传统的学徒培训方式与现代的学校教育相结合的一种“学校与企业合作式的职业教育制度”。?2011年教育部颁布《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到了现代学徒制的概念：鼓励职业学校和企业联合开展先招工、后入学的现代学徒制试点。?]直到今天现代学徒制的试点工作已经进入了全面推动的阶段。

学徒制是人类文明社会最古老的职业教育模式，将人类社会传统的技术技能以言传身教的方式继承下来，同时也为人类文明的传承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现代学徒制是在传统学徒制的基础上融合西方现代学制将学徒制与学校职业教育联合在一起。学徒制的发展历程，社会经济发展是其极大的推动力量。我们要总结前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历，做好现代学徒制的试点工作，为国家的人才培养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三篇：近现代日本文学总结

中日文学特点比较：

已故的大学者吉川幸次郎（1904—1980，原京都大学教授）解放前曾在北京留学，在日1本是研究中国文化的权威。他在1959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中日两国文学的不同时指出：○中国文学中神话的要素很薄弱。孔子、司马迁都不写神话，而日本的《古事记》中的神话可2中国的诗与希腊神话媲美。而在中国，只在《山海经》等作品中收录了一些神话的片段。○

3中国的唐人传奇、宋人话本都是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歌哀而不伤，日本的诗歌则哀而伤。○《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出现得很晚，而日本的《源氏物语》这部长篇小说出现很早，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引人瞩目的。

中西进（前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在1988年京都国际研讨会上阐明了日本文学的特点：1かなり叙情的 ②上昇型、下降型と分けると下降型である。○「平家物語」には滅びの哀韻5感性的が響いている ③女性的 ④非論理的、合理性がない ○

1中国文学也抒情，我觉得，中国文学本质上与日本文学有所不同，在这里可以归纳为：○但忧国忧民、抵抗外辱、爱国主义高扬的作品才算是上乘作品。中国文学中也有《红楼梦》2中国文学的主流是向上的。○3喜欢大团圆的喜剧结这样描写人世枯荣、男女恋情的杰作。○4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相比富于理性与哲理。尾。○要研究日本的近现代文学史，首先我们要清楚日本的近现代是如何划分的。一般来说，日本把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到1926年（昭和元年）称为近代，从1927年到现在约80多年称为现代。

近代日本是亚洲唯一没有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它经过1868年“明治维新”的改革，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日本近代文学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成长发展起来。它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在短短的几十年(从明治维新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间，就完成了欧洲近代文学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所经历的过程。近代日本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依附于封建天皇制所表现出来的软弱性以及日本近代社会的急速发展，致使日本近代文学呈现了两个明显的现象：一是派别众多，纷纭万状，文学呈现复杂的局面；一是进步的、民主的文学由于政治力量薄弱，又处在急速发展、变化的社会条件中，不能形成强大的文学力量。而现代日本文学的特点绝大部分都受到战争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文学受战争的影响比较大，出现了很多与战争有关的文学作品。

以上是中日文学特点比较以及近现代日本文学的发展背景，下面详细介绍一下各个流派的特点以及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

明治前期主要是写实主义。写实主义的代表当属坪内逍遥了，他的《小说神髓》是日本近代第一部小说理论著作，被誉为日本近代文学“破晓的钟声”。在这部书中，作者指出小说是当时最高形式的艺术，批判了江户时代后期和明治初年“劝善惩恶”的前近代文学观念。此书提出的以“人情”为中心的写实主义小说观对日本近代文学的诞生起了巨大的催生作用，因此它被誉为日本近代文学“破晓的钟声”。虽然《小说神髓》对近代文学的开创性意义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肯定，但是一百多年来，对这部文学理论作品的评价也经历了一些反复。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与写实主义相对应的拟古典主义。拟古典主义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当属尾崎红叶和幸田露伴两位作家了，因此两人活跃的时期可以被称作“红露时代”。在这里边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幸田露伴，也非常喜欢他的作品《五重塔》。

到了明治中期则主要是浪漫主义文学了。她提倡自由和爱。浪漫主义的元老级人物当属森欧外了，他之后比较有名的有北村透谷、泉镜花、国木田独步。而在诗歌部分造诣比较深的当属岛崎藤村和与谢野晶子。森欧外初期主要是浪漫主义，这时他的作品比较有名的有德意志三部曲即「うたかたの記」、「舞姫」、「文づかひ」.这里面最有名被人们评判最多的是「舞姫」。《舞姬》不仅是森欧外前期的代表作，也是他所有作品中被评判最多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与作者留学德国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部作品不但使作者萌生了批判官权主义的意识，也是近代浪漫主义的基石。

《舞姬》是森欧外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被誉为日本近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小说通过青年官吏丰太郎与德国女郎爱丽丝的爱情悲剧，表现丰太郎自我觉醒后，在强大的天皇专制政权与封建因袭势力的压制下，不得不与现实妥协的悲哀。题材是作者根据留德的一段经历演变而成。一八八八年九月，森欧外回国不久，即有一名也叫爱丽丝的德国女郎追踪而至。森欧外摄于官僚机构的重压与封建家庭的专制，不得不“考虑日本的国情与森家的处境”，让家人出面斡旋，德国女郎最终颓然而返。但谁又能知道森欧外内心的创痛？所以，两年后发表的这篇小说，既是其真实情感的留露，也是作者的一种态度。虽然不能断言丰太郎即是作者本人，不过，在丰太郎的身上，确有作者的影子在。小说的结局，是丰太郎牺牲爱情，走上求取功名之路，也是作者本人所作的选择。这固然反映了森欧外思想的局限，但也应看到，以个人之渺小，在那样的时代里，如何能与强大的权利机构和封建因袭相抗衡？森欧外的女儿森茉莉曾说，父亲身上有一头狮子，意思是森欧外有一种叛逆精神，一旦回到日本的现实，却不得不屈服、隐忍、压抑自我。小说所表现的个性与封建家族，自我与权力机构的矛盾，实已超出了功名与爱情的对立，凸现了日本现代化过程中，最根本、也最具普遍意义的问题。名作家佐藤春夫曾说，《舞姬》写的是“封建的人转变为现代人的精神变革史。”

这个时期比较有名的一位女作家樋口一叶在日本文坛上也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她的作品《青梅竹马》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作品用雅俗折中的语言描述命中注定要成为吉原艺妓的少女美登利和她幼年时期的朋友信如之间青春期的悲欢离合。樋口一叶曾被森欧外和幸田露伴誉为当代的紫式部。另外樋口一叶的日记，记述了她从15岁前后到死亡的点点滴滴的生活。她只是如实地从身边小事写起再到对国家命运的担忧，思索。她的日记详细地刻画出19世纪20年代一个年轻女性的心理，在日本日记文学史上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明治后期以及大正期主要是自然主义文学。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是针对“砚友社”的庸俗写实主义而兴起的新文学。自然主义文学揭起了彻底反对旧道德、反对因袭观念的旗帜，主张一切按照事物原样子进行写作；在艺术形式上，他们主张“排除技巧”，在语言上，成功地完成了“言文一致”的革新。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反自然主义文学。

昭和前期主要是无产阶级文学，这个时期比较突出的作家是小林多喜二。小林多喜二（1903～1933）是日本工人阶级的坚贞不屈的战上，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在日本文学史上有突出的地位。他从20世纪20年代起投身革命，为日本人民的解放，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贡献出自己短暂的战斗的一生。

《蟹工船》是小林的代表作，发表于1929年，对于唤起日本工人阶级的阶级觉醒，起过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作品描绘了在当时军国主义统治下日本工人阶级的非人生活，无情地揭露了带有封建主义色彩的日本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引起国内外强烈的反响。

之后则是昭和中期战后派的活跃时期。主要作家有野间宏、武田泰淳。第二次战后派的有名作家当属三岛由纪夫了。此外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则是以现实生活中发生在金阁寺的事件为原形而创作的。

昭和后期以及平成期的文学延续了战后文学的文风并在其基础上发展革新。这一段时期比较有名的作家有村上龙和村上春树。

第四篇：中国航母的发展历程及意义

中国航母的发展历程及意义

早在1928年底，时任国民党海军署长的陈绍宽，便在呈文中首次提出要建造航空母舰。1930年，海军部提出了一份包含航空母舰、装甲巡洋舰、潜水艇的庞大六年造舰计划。；1937，中日江阴海战惨败后，前国民党海军上将陈绍宽提出20艘航母建造的计划，可是由于各方原因都未能成功建造。2011年8月10日，中国航母平台进行出海航行试验；2011年8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海军通过改装前苏联航母“瓦良格”号的首艘中国航母平台早上10时许从海试海域回到大连，至此，我国航母平台首次出海航行试验顺利结束。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十个拥有航母的国家！

航母的发展历来是增强海军实力的关键手段，当前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和中国之中，惟有中国没有自己的航母。中国的邻国印度早已有自己的航母，2020年前将实现拥有三艘航空母舰的梦想。日本也拥有等同于航母的舰只，并背靠强大的美国航母编队力量。而超级大国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两到三艘航母一直在游弋，且美韩军演美国经常派航母参加。并且，就连泰国都有了一艘小航母。对中国来说，早已陷入从日本一直到印度的半弧形包围圈之中。且中国有着长1.8万多公里的海岸线，历史上一直备受西方国家的蹂躏。当前中国民富国强，拥有航母来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利益，早已是情理之中，应有之义。

强调制海权对于国际政治和国家权力地位的重要意义，谁控制了世界重要的海道和海峡，谁就能有效的控制海洋，就会成为世界强国。对于目前我国的形势来说，现在处于三条岛链之中，无法冲出到达远洋。远距离作战还不是很成熟，发展航母对于我国冲出三条岛链走向海洋深处具有重要意义。另外，现在的南海海权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等一系列的主权纠纷问题困扰着我们，发展航母对于解决这一系列的主权问题起到一定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展示我国的实力对其它小国起到一个震慑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我国的远洋作战能力，对我国海权的维护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大国，发展航母也是理所当然的，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之下，拥有航母对于一个大国来说也应该是必要的，航母的存在增加了我国的综合实力也维护了我国内部的稳定同时也对我们周边国家的稳定具有一定的意义。

第五篇：日本新能源及节能技术的发展历程

日本新能源及节能技术的发展历程

2008-11-12 编辑：总会信息部 陈敏 来源：国土资源情报

日本在节能环保领域的发展经历了曲折漫长的过程，以第一次石油危机为分水岭，大致可以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第一次石油危机、第一次石油危机至今两个发展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重建战争中荒废的国土，赶上和超过世界上的先进国家，日本举国上下致力于产业复兴，到处都在进行破坏自然资源的过分开发和工厂作业。由于工业污染产生的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20世纪50年代后期，日本国内曾一度暴发了诸如骨痛病、水误病之类的民众受害事件。另外城市周围的土地及水域的生活环境遭到损坏，使动植物的生育繁殖遭遇很大障碍。但是这些没有引起日本政府对环境和能源安全的足够重视，1967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公害对策基本法》，其中着重强调了经济发展，指出“保护国民健康要与经济健全发展相协调”，表明政府要以牺牲民众健康及资源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高速发展。

日本真正对资源能源安全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是从20世纪70年代暴发的两次石油危机开始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暴发是在1973年。当时国际原油市场价格从每桶3美元上升到12美元，暴涨4倍，受此影响，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7%之多。

第二次石油危机暴发于1979年，背景是伊朗暴发革命而后与伊拉克开战，使原油价格从每桶巧美元左右最高涨到1981年2月的39美元。为此，日本政府不得不针对石油危机制定了石油紧急对策纲要，减少对企业供应，要求国民自动节省石油和电力，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大规模的节能运动。

两次石油危机使高速增长期建立起来的以重化工业为主的日本经济蒙受重大损失，也使日本认识到，要想生存和发展经济，就要首先突破资源能源的瓶颈。从1973年起，日本开始重新调整发展战略：由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转向发展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重视解决污染问题；同时，针对石油危机引起的严重通货膨胀，采取抑制需求、抑制通货膨胀的对策。由此奠定了日本大力开发本土能源，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度，确保资源能源安全、稳定、长期和高效供给的新能源战略思路。

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一方面加强海外探矿工作，开始石油储备计划，另一方面着力于开发本土能源。日本的矿产资源种类虽然很多，但除了作为水泥、化学肥料原料的石灰石矿之外，其他矿藏的储量和产量都很小。日本本土的石油产量很低，目前已探明的只有新口县和秋田县有少量的石油储量，仅能供给全国石油需求量的0.3%左右。煤炭的产量也不大，只有北海道、本州和九州有少量煤炭储量，煤炭自给率仅为2.8%左右。因此，日本要开发的本土能源，只能是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随处可见，既不污染环境，又可以减轻对石油依赖度的新能源。

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在1974年就推出了“新能源技术开发计划”，可以说是拉开了日本在新能源和节能技术领域腾飞的序幕。此后日本又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将新能源和节能技术的开发利用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立，规定了企业和公民在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方面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对能源行业企业利用新能源的比例和数量以配额的形式作出明确的规定，并规定了达不到标准的处罚措施。同时，在政策导向和税收方面对新能源和节能技术的开发给予支持和优惠，注重利用舆论导向的作用。纵观日本30年来的新能源发展战略，笔者总结出最主要的4个特点，即法律上约束、政策上引导、税收上优惠、观念上宣传。

一、法律上约束

日本能源法规一览表

日本在新能源的开发及节能技术的应用方面，一向秉行法律先行的原则，同时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规划和远景构想（表l)，在为新能源及节能技术的开发提供政策法规方面保障的同时，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制定了明确的目标，对新能源及节能技术的利用标准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1951年实施的《热管理法》，制订了日本的热管理规则。该法于1979年被废除，由《能源使用合理化相关法律》（又称节约能源法）替代。

1974年日本规划出台了专门应对石油危机的“新能源技术开发计划”，也称“阳光计划”。该计划的核心内容是太阳能的开发用，同时也包括地热能开发、煤炭液化和气化技术开发、风力发电和大型风电机研制、海洋能源开发和海外清洁能源输送技术。

1978年，日本出台了“节能技术开发计划”，也称“月光计划”。与1974年的新能源技术开发计划相呼应，主要就节能技术的开发作了一系列的规划。

1979年，日本制定出《节约能源法》（合理使用能源法），用法律的形式约束企业及个人的节能标准。并根据时代发展不断进行修订①，最近的一次修改是在2006年4月l日，对工厂、作业现场能源管理的各种条例进行了整合；在运输领域引进节能方案；强化对建筑物的节能管理等。节能标准的对象由起初的电冰箱、空调、汽车3种已发展到20种以上。不断提高此项法律中规定的节能标准，扩大其适用范围。

1980年，日本推出了《替代石油能源法》，设立了“新能源综合开发机构”(NEDO)，开始大规模推进石油替代能源的综合技术开发，主要包括核能、太阳能、水力、废弃物发电、海洋热能、生物发电、绿色能源汽车、燃料电池等。

1989年，日本出台了“环境保护技术开发计划”。主要是开展地球环境技术研究，研究的重点领域包括使用人工光合作用固定C02、C02的分离和利用化学物质的生物分解技术等。

1993年，日本政府将“新能源技术开发计划”、“节能技术开发计划”和“环境保护技术开发计划”合并成规模庞大的“新阳光计划”。“新阳光计划”的主导思想是实现经济增长与能源供应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新阳光计划”的主要研究课题大致可分七大领域，即再生能源技术、化石燃料应用技术、能源输送与储存技术、系统化技术、基础性节能技术、高效与革新性能源技术、环境技术等。其中，再生能源技术研究包括太阳能、风能、温差发电、生物能和地热利用技术等，其中最受重视的是太阳能。

1997年，日本出台了“关于促进新能源利用等的基本方针”，也称《新能源法》。新能源法规定，一般民用事业者、国家和地方等各自分配任务，在定出国家关于引进新能源基本方针时，认定先进的新能源利用技术，从资金方面进行支持。同时要求各省厅都要把促进新能源的利用作为重要课题，充分交换意见，相互协作，推进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

2001年4月，日本实施了《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也称再利用法。该法的主要内容是从过去主要促进废物再生利用扩大为通过清洁生产以促进减废和尽可能对废旧产品和零部件进行再利用，即由主要强调Recycfe（原材料的循环）改为3R：①废弃物的减少（Reduce)：对制品设计时要考虑小型、轻便、易于修理，达到省资源、长寿命，修理体制充实完善，使产品的寿命延长；通过升级使产品的寿命延长。②部件的再使用（Reuse)：在设计时使部件易于再使用；要再使用的部件应标准化；经修理或再生后再使用。③循环(Recycle）的强化：生产者有回收废产品循环利用的义务：为了使不同材料的废弃物再回收时易于区别，生产者有义务添加材料标号；抑制副产物的产生，强化副产物的循环利用。总之，要在制品的设计、制造、加工、销售、修理、报废各阶段综合实施3R，达到资源的有效利用。充分体现了循环经济的特点。

2003年4月，日本开始实施《电力设施利用新能源特别措施法》，也称RPS法令（RenewablePortfoliostandard)，即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对电力销售业者每年必须利用的新能源发电量、具体配额做了明确要求，政府利用专门的电子账户对电力经营企业使用新能源的情况进行记录和管理，对于未达标的企业，经济产业省大臣有权处以10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该法令中所说的新能源发电包括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地热发电、水力发电（仅限于输出功率1000千瓦以下的水路式水力发电）、生物能发电、以及其他代替石油发电的能源。

2004年6月，日本通产省公布了“新能源产业化远景构想”，目标是到2030年，把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等新能源技术扶植成商业产值达3万亿日元的支柱性产业之一，将日本对石油的依赖程度从目前的约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0%降低到40%。

二、税收上优惠（并由政府向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辅助金）

日本对于开发新能源的行业企业都实行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为了鼓励对尚未发展起来的未利用能源进行开发，在1998年的税制改革中，日本将开发未利用能源写人“能源供给结构改革投资促进税制”中，在税制上提供第一年获取利润的30%作为特别奖赏。

提供辅助金也是政府金融优惠上很重要的一项激励机制，政府提供辅助金的项目主要可分为面向大企业、面向中小企业和面向其他机构的补贴措施。

1．面向大企业的补贴项目

（l）节能促进项目，具体分为五小项：节能对策项目；工业部门节能促进项目；建筑物节能促进项目；根据节能法取得高端设备项目；电力负荷削峰填谷项目。

（2）风力发电设施建设项目。

（3）太阳能发电设施建设项目。

（4）燃料电池建设项目。

（5）生物质能设施建设项目。

（6）利用冰雪热设施建设项目。

2．面向中小企业的补贴项目主要是环境对策贷款，包括促进能源有效利用、促进引进特定高效能源设备、资源能源资金等。

3．面向其他机构的补贴措施

（1）面向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NEDO)：

．能源使用合理化企业支持项目；

．促进住宅建筑物引进高效能源系统，主要包括住宅建筑物引进高效能源系统和BEMS系统（商务大厦能源管理系统）;

．能源需求最佳管理推动项目；．地区节能纲要编制项目；．普及地区节能促进措施项目；

．地区防止地球变暖支持项目；

．新能源及节能非盈利活动促进项目；

．促进节能及新能源对策引进项目；

．住宅能源使用实态调查及信息提供项目；

．汽车燃料消费削减实态调查项目；

．引进高性能工业炉现场试验项目；

．民用部门地球变暖对策验证试点评价项目。

（2）面向热泵蓄热中心：主要是先进的电力负荷削峰填谷试点项目。

（3）面向日本煤气协会：

．能源多消费型设备天然气推动项目；

．引进先进的电力负荷削峰填谷煤气冷房系统试点项目。

（4）直接面向新能源消费者。

比如，为保证“新阳光计划”的顺利实施，日本政府每年要为该计划拨款570多亿日元，其中约362亿日元用于新能源技术开发。1997年至2004年，日本政府向用于住宅屋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安装工程投入了1230亿日元的辅助金，对新能源消费者（建筑物业所有者）、ESCO企业能源管理企业、出租企业进行直接补助，使太阳能电池板用户越来越多，由此收回了成本，拉低了市场价格。

再如在生物质能发电方面，日本政府每年给大坂市平野垃圾发电厂1亿日元（约800万元人民币）的补助。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工程的建设费用由中央政府出1/2，地方政府出1/4，农场主只要出1/4。

三、政策上引导

1．政府先行

政府的公共设施率先使用新能源设备，建筑物率先安装太阳能设备，政府使用绿色能源车，在城市开发、道路建设和兴修水利等工程中也必须使用新能源。地方行政单位也必须在本地区优先使用无污染能源，通过利用新能源努力建设无污染、无噪音和无热岛现象的街道。2．发动民间组织，利用全民力量一方面通过法律约束和税收优惠鼓励企业参与，另一方面发动民间组织参与新能源和节能技术的开发。在政策的引导下，日本许多民间团体参与了“促进地区新能源开发事业”的支援行动，社会资金大量投入“阳光计划”项目，与政府一同致力于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质能发电的开发及应用。比如，“新阳光计划”就采取政府、企业和大学三者联合的方式，共同攻关，克服在能源开发方面遇到的各种难题。

四、观念上宣传

一方面通过政策和法律明确规定政府、企业都有开发和利用新能源的义务，通过向国民广泛宣传利用新能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使国民牢固树立自觉利用新能源的意识。政府的新能源政策信息对社会公开，通过各种媒体做公益广告，普及新能源知识。

另一方面重视全民环保、节能意识的从小培养。日本小学从四年级开始设立环境保护的课程，定期组织中小学生参观用于改善环境的公共设施，如大坂市平野垃圾发电厂，整个垃圾发电厂干干净净，参观者进人厂区一律换拖鞋，室内非常洁净、一尘不染。介绍平野垃圾发电厂的宣传片有专为学生设计制作的动画多媒体宣传片，具有故事情节，运用为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方式。在参观途中增设了一些太阳能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设施，进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知识的宣传，使学生们从小具有新能源和节能的意识。

五、小结

从1973年到现在，日本的新能源战略已经发展了30多年。正是这种法律上约束、税收上优惠、政策上引导、观念上宣传的战略方针，使日本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的一片废墟一步一步变成今天在新能源及节能技术领域引跑世界，其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正在向产业化、规模化发展，部分企业已出现了向海外输出新能源开发及节能技术的现象。从日本近30年来发展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是可以进行有机结合的，注重新能源的开发，不仅可以获得优质的能源，还能很好地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如利用填埋垃圾产生的沼气转换成电能与热能供用户使用，既利用新能源，又能减少环境的二次污染。

我国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要求，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到2010年每单位GDP增长所消耗的能源要下降20%，主要污染物排放要下降10%。要达到这个目标，日本在新能源及节能技术领域的探索与发展经验应该对我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目前我国的太阳能、风能和氢能的利用发展得较快，正在逐步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与此相比，新能源和节能政策体系的发展相对滞后，应该根据我国国情，尽快制定出对我国新能源和节能技术向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具有前瞻性、综合性和战略性的政策法规和约束机制。同时，日本加大新能源利用和资源可持续开发的宣传力度，树立全民意识，形成政府先行、财团（企业）、院校和民众等全员参与的新能源开发战略也是可以借鉴的经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