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学习近现代政治史的意义[精选]

第一篇：(总结)学习近现代政治史的意义[精选]

学习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的意义（总结）

学术意义：

1.是政治学学科的重要内容，培养政治学的学科思维，拓宽政治学研究对象和范围； 2.为研究政治学提供新的研究角度和历史研究方法；

3.通过近现代政治史的学习，解释政治体制变迁的过程和原因。

4.有助于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的结合，增强客观看待和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能力；

现实意义：

1.以史为鉴，鉴古知今，从中国政治变迁过程检验政治得失； 2.为中国的各项改革提供经验，减少改革的失误；

3.有助于解决当下中国面临的国内、国际政治困境与难题；

值得肯定的是：学以致用的态度和问题意识。多数同学将学习政治史落脚于解决当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上，如民主与法治问题、外交问题、政治参与问题、民族问题、统一战线问题、阶级阶层问题、腐败问题、民生问题等。这些问题有些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史课程所涉及的，如统一战线、民族问题、外交问题等，但更多地问题今后的学习中所逐渐接触到的内容，还请同学们能积极学习今后的专业课程，课下多读书，政治学方面的书很多也是很有趣的。

建议：

1.从政治变迁、制度变迁的角度全面了解中国近现代政治主体、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或政治观念）的演进过程；

2.关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中涉及的政治主体，尤其是政党在变革时期政治力量的对比变化；

3.从政治学的角度去思考中共和国民党在变革时期对国家建构、社会秩序建构、政治资源汲取等的设想和采取的措施；

4.了解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时多读读钱穆、金观涛、亨廷顿、费正清等人的书；多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如政治学人、爱思想、共识网、南风窗；多看政治新闻和网站，如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政治学网、FT中文网等，没事儿可以翻翻墙。

另，总结是基于同学们的作业，供参考；每次作业字数不作要求，鼓励独立思考，允许规范引用其他研究者的观点；文献搜索方法是上学年拜托你们的学长做的，目前他人在美国，先福利给你们，请好好利用。

第二篇：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专题复习导航

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专题复习导航

上传: 邓夏生 更新时间：2011-9-15 23:11:50

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专题复习导航

江西省南康唐江中学 邓夏生 341411

e----mail:tjzxdxs@163.com

【重点关注】

1．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基本历程及其历史影响；政治现代化与经济、思想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全面认识中国政治现代化历程。

2．孙中山为建立民主共和国、捍卫和重建民主政治、促成国共合作、推动国民革命运动所作的努力。

3．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孙中山和毛泽东等历史人物促进或阻碍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史实，并对他们作出正确的评价。

4．我国政治现代化历程的特点，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必要性，增强民主意识和公民的参政意识；理解政治变革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给予积极、客观的评价。

5．国共两党第一、二次合作的酝酿、主要经历、形成标志、取得的成果、重大事件、破裂的原因及其启示，导致国共两党关系破裂的大事及国民党反动政权被推翻。

6．中共对台政策的演变，两岸关系由对峙、隔绝到交流加强的原因和表现，其中国共合作及海峡两岸交流加强是重点。

【热点关注】

1．从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来看，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政治现代化的推进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大力推动法治社会的进程，全面实施依法治国的国策；二是逐步完善民主政治化的各种制度，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切实的保证；三是建立健全平等社会的机制，缩短城乡之间、贫富之间的差距，为和谐社会的建立奠定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这是一大热点，与此相关的法制建设史、中共党史以及近代社会民主平等而奋斗的过程或成果的内容，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2．第二次国共合作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关系；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台湾与祖国关系的演变及国际势力对台湾地位的态度；“一国两制”政策的酝酿和正式提出及对港、澳问题成功运用的作用。

3．中共的先进性、代表利益的广泛性和与时俱进的创新性，决定了他是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核心力量

4．新中国的三大民主政治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历年高考的热点。

5．注意对比中国近现代外交在前提、基础、目的、性质方面的不同点，突出“弱国无外交，发展才是硬道理”。

【难点关注】

1．列强侵华的不同阶段、主要特点及主要认识

⑴第一阶段是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以前。这一时期侵华的主要国家是英、法、美、俄等国。列强侵华的主要表现是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以满足商品输出、开拓世界市场的要求。这个时期，列强侵华的主要形式是商品输出，主要手段有发动战争、强占领土、开辟商埠、建立租界、控制关税、控制航运等。英国是这一时期侵华的最主要的国家。

⑵第二阶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侵华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经济上，由原来的商品输出为主到以资本输出为主；在政治上，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在军事上，列强趋向联合，发动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标志着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同盟。日、俄在华势力发展迅速。

⑶第三阶段从辛亥革命到国民大革命（1912～1924年）。这是列强在华利益冲突激烈的时期。列强以各种手段破坏中国革命，帮助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再用“分而治之”政策，扶植各派军阀。美国成为在中国争夺最激烈的国家。日本利用一战之机，暂时取得了独霸中国的地位。1921年华盛顿会议的召开，打破了这种局面,中国重新恢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⑷第四阶段从大革命到抗日战争胜利（1924～1945年）。国民革命的发展触动了帝国主义在华利益，他们加紧干涉中国革命，阻挠北伐战争，又支持蒋介石叛变革命。30年代，日本侵华步步加紧，迫使国民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直接侵占中国领土，又一次形成了独霸中国的局面。美国在迅速扩大在华势力的同时，对日本侵华先是纵容，继而遏制，美日矛盾激化。

⑸第五阶段从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1945～1949年）。抗战胜利后，美国采取扶蒋反共的对华基本政策，继续以蒋介石为其代理人，进而攫取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各方面的特权，商品大量涌人，逐渐形成独占中国的局面。

⑹近代列强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略及历史启示

近代列强发动侵华战争绝大部分都是从海上开始入侵。1840年，英国舰队从海上敲开中国国门。20年后，英法联军再次用坚船利炮突破中国的海上藩篱，驱兵北京城。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5年后，八国联军的炮舰又迫使清政府与其签订了《辛丑条约》。此后的中国国门洞开，有海无防；外国军舰在中国的领海和内河恣意横行。据不完全统计，自鸦片战争后开始的百余年间，西方列强从海上入侵中国达84次，入侵舰队达1860多舰次，入侵兵力达47万人。也就是说，一部列强侵华史，就是一部列强从海上侵略中国并频频得手的历史。这给我们今天的启示是：必须从经济上确保海防经费的充足投入；必须变革旧制度，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必须更新落后观念，树立现代海权战略意识；必须立足实际，增强综合国力。

⑺列强侵华过程中的勾结与争夺：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和影响下，西方列强在共同侵华的过程中既相互勾结又相互斗争，表现出较为复杂的利害关系。甲午战争前以勾结为主，争夺为辅。甲午战争后逐步以争夺为主。

2．中国近现代主要阶级的探索

⑴近代中国人民抗争与探索的任务及其关系问题：政治上争取民族独立，经济上实现国家近代化，这是近代中国人民面临的两个基本任务。独立和富强这两大任务是相互联系的。没有民族的独立就不可能有国家富强，而国家不富强，民族独立也就没有保障，但民族独立是第一位的任务。从洋务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乃至革命派，基本指导思想是先富强后独立，而事实证明：不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永无富强的可能。

⑵近代前期中国人民探索救国强国之路的主要特点：①探索具有广泛性。近代前期的主要社会阶级包括地主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许多政治派别都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探索。这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外国的侵略对各个阶级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各阶级在反对外来侵略方面必然有一致性的一面。②普遍向西方探求真理（义和团例外）。这是因为外国的侵略打开了中国大门，也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从闭关锁国和妄自尊大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看到了西方的先进和中国落后的现实。③探索具有层次性。在学习西方的内容上具有不同，原因不仅在于实践上的差异和对西方认识上的差异，更主要的是阶级地位差异。④探索具有继承性。前后提出的各种救国方案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如地主阶级洋务派就是继承了地主阶级抵抗派“师夷长技”的思想，但又有一定变化，但在维护封建统治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而早期维新派又是洋务派转化而来，发展为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他们不是维护封建统治了，而是反对封建统治。⑤取得一定成果，但都未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一方面是由于各阶级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反动势力的强大也是失败的原因。

⑶农民阶级局限性的主要表现：①从经济上看，农民是分散的个体的小生产者，目光短浅。②从政治上看，农民阶级不能提出切实可行的革命纲领，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和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口号都有致命的弱点。③从思想上看，农民阶级缺乏科学的世界观，不能用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多是用迷信思想宣传和组织群众。④从组织上看，小农带有严重的自私性和分散性，很难形成统一的、坚强的革命领导核心，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讧和义和团的分散性都说明了这一点。农民阶级受时代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的力量过于强大，是以往农民阶级战争未曾遇到的新情况。由于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较晚和发展不充分，当时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未成熟到领导农民革命的程度，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必然要失败。

⑷正确看待中国近代社会的革命与改良：①革命的产生，除革命阶级主观条件外，必须具备革命的客观形势。没有革命的条件，革命时机不成熟，任何人的“情感激流也制造不出革命”来。近代中国革命，可以说是被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反动统治者逼迫出来的。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和许多骨干分子，并非一开始就主张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政府，而是经历了一个由改良到革命的转变过程。要正确看待近代史上的改良，无论是戊戌变法运动，还是20世纪初的立宪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都曾有过不同程度的积极推动作用，但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②民国初年出现的帝制复辟、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说是辛亥革命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这不符合历史事实，是不公正的。民国年间军阀割据和混战是袁世凯和其他军阀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③评价中国近代的革命和改良。究竟哪一种好，不能一概而论，采用什么方式，完全取决于历史状况，社会政治经济状况、阶级状况等现实国情。

3．中共历史上的几次工作重心转移

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在领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后，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⑵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中共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开始了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新时期。

⑶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4．历届政府的内外政策及影响

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届政府，就其反动政策而言，不外乎是对内残酷的专制统治、剥削压迫，对外投靠资本帝国主义，大量出卖国家主权。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而言，他代表了落后、腐朽的生产关系，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它违背了社会发展的潮流，阻碍社会进步；从阶级关系的角度看，他代表反动、落后的阶级，违背广大人民的利益。正是这样，使帝国主义势力日益加强，使中国人民的抗争和探索屡遭挫折，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历届反动政府的结局必然灭亡。

5．中国近现代的政体形式

⑴君主立宪制：①19世纪60年代，由洋务运动中分化出来的早期维新派，最早提出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缺乏完整理论，且没有付诸实施）。②19世纪末，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发展早期维新派的思想，提出把挽救民族危亡同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结合在一起的救国方案，掀起了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运动（但因其阶级局限性而失败）。③20世纪初，清政府为缓和矛盾，进行“预备立宪”，使一部分立宪派分化出来，成为革命的一支力量。

⑵民主共和制：①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在《民报》中把同盟会纲领中的“创立民国”阐发为民权主义，认为君主专制政体是中国长期落后和被侵略的根源，主张推翻君主专制政体。②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实行总统制、责任内阁制，标志着资产阶级共和体制的确立。③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发动了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在政治体现为民主共和制。④1928年国民党形式上统一全国后，实行“训政”，以党治国，蒋介石集党政军于一身，开始实行独裁统治。

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49年至1954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共同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6．中共的民主政治建设

⑴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三三制”原则；⑵重庆谈判与政治协商会议；⑶北平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参与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广泛地进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政权机构，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形成。⑷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⑸中共提出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使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完善。⑹新时期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①粉碎“四人帮”后，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束缚。②1978年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强调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道路。③中共十三大第一次系统地阐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提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的任务。④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并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其政治纲领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7．近现代民主法制建设

⑴戊戌变法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一次伟大尝试。⑵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颁布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大权，显示“预备立宪”是一场骗局。⑶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伟大成就。1912年春，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中华临时约法》。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具有反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⑷1914年，袁世凯废除《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为其复辟帝制铺平道路。⑸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宪法大纲》，明确了新生红色政权的工农民主专政性质。⑹1946年，国民党伪国大制定《中华民国宪法》，确认了以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⑺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该文件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⑻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规定了国家性质和根本政治制度，体现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是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8．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关系的演变

⑴总体特征：呈现“合作——对抗——再合作——再对抗”的曲折发展历程。

⑵表现：

①国民大革命时期：1924年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国共合作形成，国民大革命开始。国民党被改组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国共两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形成合作的关系，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保持个人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独立性。1925年，国民党分裂为左派和右派，左派坚持执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右派通过1926年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篡夺革命领导权。由于中共一些领导人为维护统一战线，对右派行动一再退让，终致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大革命失败。

②国共十年对峙时期：中共从大革命失败中吸取教训，决定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先后发动了南昌、秋收、广州等起义，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工农武装割据”。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镇压起义，多次“围剿”红军，迫使中国革命的中心由南方转到北方。随着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民党内部的爱国将领逐渐倾向于中共的“一致对外”的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国共两党由对抗走向了合作。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终于结束了对抗，共同走上了抗日战场。③八年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基本处于合作状态。虽然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但由于日本灭亡中国的政策没有改变，加之中共采取了灵活的斗争策略，对国民党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国共合作关系一直维持到抗战的最后胜利。

④抗日战争胜利后，美蒋勾结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国共两党关系再次破裂，由合作走向对抗。双方经过长达三年的内战，最后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的支持下，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9．“一国两制”与祖国的完全统一

⑴中共对台政策的两次重大转变：①1949年10月到1978年底，由坚持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转变为“和平解放台湾”。②由“解放台湾”转变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1979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1981年1月，叶剑英提出九条对台方针。1982年1月，邓小平把“九条方针”概括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984年六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这一伟大构想，成为基本国策。1997、1999年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标志着祖国统一大业取得重大成果。2005年“连宋登陆”，国共两党政治交流获得突破。

⑵海峡两岸的对峙与交流：①1949年到1978年底，海峡两岸处于长期隔绝、对峙状态。②1979年以后，两岸逐渐和缓，交流得到加强。通邮、通航、通商的限制逐渐放松，两岸交流日益频繁。但岛内分裂势力的发展和某些外国反华势力的干涉，并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活动，严重阻碍了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③台湾和祖国大陆的统一，是海内外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连宋登陆”彻底结束了两岸关系因内战造成的人民之间的意识形态隔阂，重新衔接台湾与中国大陆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脉络，为中国大陆和平发展增加了政治领域包容和解的社会氛围，以及增强了两岸民意遏制岛内“台独”活动的意志和力量。

10．近现代中国外交发展的规律性认识

⑴中国近现代外交，经历了由闭关锁国——被动开放——独立自主、和平共处、自力更生——主动开放，融入世界的转变。

⑵中近现代外交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弱国无外交，必须发展强大，才能在外交上取得丰硕成果；必须走和平崛起的道路，坚持和平与发展，建设和谐世界。

⑶中国近现代不同时期的外交方针与政策，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政权性质紧密联系的。⑷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实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的基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当时和以后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新中国初期，中国政府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⑸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中国外交的重大胜利，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日建交，使我国打破了长期的外交僵局，开创了外交新局面。新时期我国外交致力于维护世界与周边和平环境，保障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

【考点预测】

2011年高考历史备考中，近现代中国政治史中，涉及正周年大事的知识考点有：太平天国运动爆发（金田起义），总理衙门设立及洋务运动开始，《中俄伊犁条约》签署，《辛丑条约》签署，晚清“新政”，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中共诞生，北伐战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皖南事变，人民解放战争爆发，西藏和平解放，三大改造的完成，中共八大召开，“文革”发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在复习备考中，要注意这些知识考点的复习及相关知识考点的比较认识。

第三篇：中国近代政治史综述总结

近三年来（2009—2011）中国近代政治史综述（1840—1919）

小结

我们把我们的研究根据重大政治事件分为鸦片战争时期（包含太平天国时期）、洋务运动时期、戊戌变法时期、清末立宪时期、辛亥革命时期、民国初年政治变革时期六个时期。近三年来的研究：

鸦片战争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晚清政府与太平天国的一些具体制度和官民关系上，并且研究方向上有向平民化和小人物发展的趋势。其中我们认为是作为执政理念不同的太平天国与晚清政府的比较有待于研究。

洋务运动时期的研究主要有：晚清政治精英与洋务运动的关系；洋务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近代化的关系；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比较。此外具体地方开展洋务的影响与洋务运动对民众的影响可以进一步研究。

戊戌变法时期的资料有：主要政治人物与戊戌变法的关系及其对戊戌变法的影响；戊戌变法与日本明治维新的对比；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我们认为对其具体的政策法规有待进一步研究之处以供当代借鉴。

清末立宪时期的研究资料有：清末立宪失败的原因、影响研究。而这一时期在清末立宪与人民大众的关系方面可以做进一步的研究。

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研究，在具体选材与角度上主要有：关键人物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以及其再其中所起的作用；再有就是辛亥革命后对中国政治现代化所带来的影响的研究；还有一些关于辛亥革命与社会底层的关系。在政党上可以深入研究一下

民国初年政治变革时期主要是关于这一时期人物及其与重大事件的关系和当时的一些政策制度的研究。关于这一时期，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对基层政权和政党做一些研究。总之，整个近代史阶段中国的政治是向着近代化方向前进的，但其中过程曲折复杂。

第四篇：学体育课学习总结、意义

总结

学习体育是必要的、她不紧紧是简单的锻炼，而是涵盖了丰富的健康元素、它不仅可以增强我们的体质,而且可以使我们的心理更加的健康的发展。在“全民健身计划”的普及中，国家公布的“普通人群体质和健康标准”在逐步的推行，大学生也应该执行相应的“体质健康标准”，并在大学学习期间，认真完成学业，成为身体健康、学业有成的合格人才。当今社会企事业单位吸收新人时，既要重视他的德行操守，也要看他的健康水平；越是高、精、尖的企业越重视员工的身心健康与活力。大学体育就是要培养适合现代社会需求的毕业生，大学体育是衡量大学生是否做到“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是大学生经受“磨练”和体验“成功感觉”的主要方法，是保证大学生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和顺利学习的必由之路，因而受到广泛的重视和关注。同时，体育可以满足人们身体和精神的要求，对社会生产力和社会风气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广泛号召。学体育课学习意义

大学体育是高校教育的一门重要课程，它不仅可以增强我们的体质,而且可以使我们的心理更加的健康的发展。通过一年来的大学体育课的学习，不仅使我更清楚地了解大学体育这门课程的内涵,从中学到各种体育基本技能（例如：足球、篮球的基本要领，这都是以前体育课学不到的，至少在我们那些边远地区是很难学到的）,通过大学体育课的学习更增加了我们对体育的兴趣，使我由一个不爱好体育，不

喜欢上体育课变的不上体育课就感觉到不舒服的学生。

大学体育使我认识到：在当代人才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不仅需要我们有过硬的科学文化知识,身体素质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要想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我们必须要具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健康的体魄，需要足够的体育运动。它可以使我们增强免疫力，使我们的生活更舒适、更精彩。在运动场上,我们可以不必拘于礼节,尽情地展示真实的自我,正由于这种完全的自我,才让我们在运动场上更容易饱尝真正的友谊。运动场上的友谊是最原始、纯真的。一个不小心跌倒了,一双温暖的手便伸到你的眼前。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也随即在耳边响起，它可以使我们完全忘记工作的繁忙、学习的压力。

有了健康的体魄,我们更需要健康的心理。心理健康可以通过体育运动来改进。体育运动可以是我们拥有开朗、活泼、纯真的性格。而人文教育这门课程,更有助与我们的心理健康。它教会了我们运动场的精神,也教会了我们平时应如何保持良好的心态，它让我们明白了体育的真正意义。

学校开设这门课程不是为了满足教育科目的需要，而是为了我们大学生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的。拥有健康的体魄不一定代表你是一个真正健康的人,心理健康也是很重要的。当今社会竞争如此激烈,难免使人心理压力过的大,这种压力长期闷在心里得不到发泄便使人产生不良的情绪,勿躁、勿怒,脾气坏到极点,这些都有可能造成不正常的心理。如果感觉心里不舒服压抑太久，在闲暇时间到运动场上运动一会儿,当你沉浸与体育运动中，你会发现心情好多了。一切不愉快的事情突然

变的那么渺小,它们已经影响不到你了。然后你又精神十足的投入到学习、工作中去.学校每周都给我们放松的时间,我们一定要好好地把握这段时间。在课堂上,老师教我们在体育场上应如何放松,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体育场上的运动,以什么方式在体育场上与人交往。

通过老师的讲解，我了解了体育,由以前的不愿意运动到喜欢上体育运动。从体育运动中获益也不少。不仅感觉到每次心情好了很多,身体舒适了很多，我也结识了一些兴趣爱好相同的朋友，它使我们的友谊那么的纯真无邪。

生活是丰富多采的,而体育是其不可缺少的。体育让我们对生活充满渴望、充满信心，所以我感谢大学体育以及教我们的体育老师们

第五篇：日本近现代刑法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借鉴意义

近年来，在刑法学界，利用和借鉴日本刑法学的理论，分析探讨我国刑法问题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究其原因，除了日本刑法和我国刑法在形式上类似，互相可以交流对话之处甚多以外，主要恐怕还是因为承认了“日本近代刑法学的研究比我国的刑法学的研究要先进，具有借鉴 参考 的价值”这一事实。但是，日本近代刑法学的 发展，也不过是近一百多年来的事情。在此之前，日本刑法以及刑法学研究一直是以我国为师的。那么，在这短短的一百多年中，日本刑法学的研究为什么能够取得后来居上的骄人成绩呢？对此很少有人专门探讨。当然，这是个涉及到多方面因素的问题，难以用一言两语把问题说清楚。本文试对日本近代特别是战后刑法学研究发展史进行考察，总结 出某些 规律 性现象，以期对我国当前刑法学的研究提供启示。

一、战前（明治、大正、昭和初期）

日本近代刑法是和明治维新同时起步的。但是，维新之后所制定的《假刑律》（1868年）和《新律纲领》（1870年）以及《改定例律》（1874年），从内容上看，是日本德川刑法和 中国 古代刑法的折衷，不承认罪刑法定原则。因此，在熟悉近代西欧法制的学者当中，就有了制定近代刑法典的强烈愿望。同时，明治政府为了废除和诸外国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迫切需要建立近代 法律 体系。这样，民间和政府在必须制定近代刑法的方向上达成了共识。

1．明治时期的刑法和刑法学

起草新刑法的任务落在了1874年以来一直在明法宗教授法国刑事法的法国人波索纳德（gustave emile boissonade de fontarabie，1825－1910）身上。他以法国1810年刑法典为基础，并参考了法国新古典学派刑法理论，草拟了所谓“波索纳德刑法草案”。这就是在1880年公布，1882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旧刑法。旧刑法是日本最初的近代刑法，其中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第2条）和禁止溯及既往的原则（第3条），并从罪刑均衡的立场出发，整体上缓和了刑罚。同时，还将犯罪类型作详细划分，规定与此相应的法定刑。另外，旧刑法在总则中对故意、过失、法律错误、紧急避险等都做了详细规定，而这些都是作为其范本的法国刑法中所没有的内容。因此，应当说日本的旧刑法是一部比较完备的近代刑法。

但是，旧刑法并没有存在多久。明治初期，日本政府为了使日本迅速地实现 现代 化，匆匆忙忙地将法国法移植过来，但是，后来发现，与法国相比，和日本一样采用君主立宪政体，在欧洲大陆逐渐扩张势力的德国更加类似日本的情况；同时，波索纳德所起草的旧刑法典的自由主义色彩过浓，明显地和明治政府所推行的“富国强兵”政策不符，因此，旧刑法公布之后不久，政府内部就出现了全面修改刑法的要求。之后，以德国刑法为范本所拟定的新刑法草案，在国会经过数次修改讨论之后，获得通过，这就是在1907年公布，于次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现行刑法典，当时被称为“新刑法”。

现行刑法积极吸收了德国刑法学的研究成果，在很多规定上，比作为其范本的德国刑法都要先进。如关于正当防卫，旧刑法将其规定在杀伤罪部分，但现行刑法则将其放入了总则部分，而且概括为一个条文（第36条）。关于紧急避险，也和旧刑法不同，不仅对自己或者自己的亲属所面临的危险可以实施紧急避险，连对他人所面临的危害也可以实施紧急避险；在避险行为是否过当的判断上，采用了利益衡量原则（第37条）。这是当时的德国刑法中都没有的一般性规定。另外，在正当行为方面，旧刑法中只规定有根据官吏的命令所实施的行为，但是，现行刑法规定的范围更广，将法令行为、正当业务行为也规定为正当行为（第35条）。对于 自然 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现行刑法也放弃了旧刑法中的烦琐规定，而一概规定为14周岁（第41条）。

但是，现行刑法的最大特色是积极借鉴欧洲大陆修改刑法运动的成果，作了许多刑事政策性的规定。首先，在量刑上，大幅度地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如现行刑法先于德国规定了根据法官的自由裁量而实施缓期执行刑罚的制度。同时，在未遂犯的处罚方面，和旧刑法不同，现行刑法规定的是裁量减轻，而不是必要减轻。其次，对各个犯罪类型进行抽象、概括，并规定了有较大裁量余地的相对确定法定刑制度。如在旧刑法之下，关于杀人罪，就规定有预谋杀人、毒物杀人、情节恶劣的杀人、诈术杀人、出于犯罪目的杀人、免予刑罚处罚的杀人、上述情况之外的杀人等七种，它们都被规定在独立的条文之中，并规定在谋杀的时候，判处死刑，在故杀的时候，判处无期徒刑。与此相对，现行刑法将上述情况会并规定在一个条文中，并将其法定刑概括为死刑、无期徒刑或3年以上有期徒刑。最后，现行刑法删除了旧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理由是，帝国宪法第23条规定“日本臣民不受法律规定„„不受处罚”，因此，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是不言自明的。

由于日本现行刑法主要是由在德国学习新派刑法学理论之后回国的留学生参与制定的，因此，在现行刑法的解释上，具有新派理论背景的学者当然具有绝对的发言权。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新派刑法学的理论大家牧野英一博士（1878－1970）。

牧野认为，旧刑法向现行刑法的交替，反映了从个人保护思想向社会防卫思想的法律学的一般潮流，说明现行刑法体现了从犯罪本位的旧派思想向犯罪人本位的新派思想的过渡。现行刑法，必须从新派的目的刑论、主观主义的立场来进行把握，而报应刑论、客观主义是处罚行为人的过去的理论，应当抛弃。

之后，牧野作为日本新派刑法学的旗手积极展开活动，和其学生正木亮、木村龟二一道，对新派刑法学在日本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正木亮，在行刑实务中，将牧野的 教育 刑论应用于实践，提倡废除死刑，追求刑罚的人道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对于牧野英一所做的彻头彻尾的主观主义的解说，学界很快就有了不同的声音。如师从德国旧派刑法学大家毕克迈耶的大场茂马说，如果贯彻新派刑法学的理论的话，就必须分别将刑法学改变为医学、将刑事诉讼法学改变为诊断学、将监狱改变为 医院，这明显威胁国民的权利自由。

但是，从报应刑论、客观主义出发，全面地和牧野英一博士提倡的新派刑法学对决的是小野清一郎（1891－1986）、泷川幸辰（1891-1962）等刑法学者。与牧野将行为人的危险性作为犯罪论的出发点相反，小野将行为“符合法律上特殊构成的构成要件的全部”，即“充分满足构成要件”作为出发点，认为，未遂犯在行为部分满足既遂犯的构成要件的时候成立，即必须充分满足“修正的构成要件”。不能犯的不可处罚性，也应当根据有无上述构成要件符合性来决定，和行为人的主观犯意无关（形式的客观说）。教唆犯、帮助犯，也是充分满足将正犯的构成要件进行修正之后的构成要件的行为。共犯是数个人的共同行为而满足一个构成要件的情况（犯罪共同说），只要不存在充分满足构成要件的正犯行为，即，正犯者没有实施实行行为，共犯也不成立（共犯从属性说）。据此，他认为，牧野的主观主义的犯罪论具有侵害个人自由，导致残酷的“警察 政治 ”之虞，是国家绝对主义的立场。

另外，泷川幸辰也认为，贯彻新派主张的教育刑论的话，就要否定罪刑法定原则，在难以克服阶级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忽视罪刑法定制度，无疑是将刑法作为阶级镇压的手段，所以，他主张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的报应刑论。

以小野清一郎、泷川幸辰为代表的旧派和牧野英一为代表的新派的学说之间所展开的对立，在日本刑法学史上，被称为“日本的学派之争”。这种争论，从大正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昭和年间。

2．大正、昭和初期的刑法和刑法学 从大正到昭和的时代，是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代，这一时期，日本刑法和刑法学在整体上呈现出进步和倒退交错发展的趋势。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大正民主主义的旗帜高扬，民本主义和群众运动蓬勃发展，整个刑法学界出现了拥护人权、拥护民主的趋势。但是，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也正是日本的政党政治被推翻、法西斯势力逐渐控制整个国家政权的时期。在日本确立法西斯政权的过程中，法律制度也逐渐法西斯化，日本帝国宪法中消极的、封建军国主义的内容被强调和利用，议会成为摆设，首相被赋予禁止、限制或者废除法律的权力，从而使得法律完全置于法西斯政权的操纵之下。这一时代背景必然对这一时期的刑法和刑法学产生影响。

大正10年（1921年），日本政府就修改刑法一事向临时法制审议会进行了咨询。咨询的理由是，现行刑法不适合“日本固有的道德以及淳风美俗”，有必要对人身和名誉进行完全保护，提高防止犯罪的效果。这次咨询是按照商讨学制改革的“临时教育会议”的要求所提出的。大正15年（1926年），临时法制审议会制作了“刑法修改纲要”。之后，司法部内部设立的“刑法以及监狱法修改调查委员会”按照该“纲要”提出了“修改刑法预备草案”（1927年），昭和14年（1940年），发表了“刑法以及监狱法修改调查委员会总会决议以及保留事项（刑法总则以及分则未定稿广。它一般被称为“修改刑法假案”。后来，由于日本进入了战时体制，上述委员会被解散，刑法修改事项也因此而中断了。但是，该“假案”中的若干内容，在昭和16年（1941年）部分修改刑法的时候，被吸收采纳。

由于本次政府咨询修改刑法的要点在于，维持淳风美俗和积极活用刑事政策，因此，“修改刑法假案”完全体现了国家主义、家族主义的态度和积极活用刑事政策的特征。如“修改刑法假案”中对对皇室的犯罪、内乱罪等侵害国家利益的行为，提高了法定刑，而且扩大了处罚范围。另外，还增设了对神社（祭祀场所）的犯罪、对安宁秩序的犯罪。对“为了隐瞒一家之耻”的堕胎行为不予处罚，并出于同样的理由，还减轻了杀害婴儿的刑罚。另一方面，“修改刑法假案”还提议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缩短假释的时间限制，新设对常习累犯的不定期刑，增设保安处分，这些都是积极活用刑事政策的体现。

对于上述以保护“淳风美俗”为主要目的的“修改刑法假案”，刑法学界也表现出了浓烈的兴趣。小野清一郎教授对于“修改刑法假案”保护“国家的民族共同体”，意图推进刑事政策方面表示赞赏，但是，对于“假案”中，将排除违法性的场合规定为“不成立犯罪”，而将排除责任的场合规定为“不处罚”的写法表示不满。在小野看来，这种写法是采用了主张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就是犯罪的牧野的目的刑论的观点，认可了即便不具有犯罪的本质即违反道义责任的行为也成立犯罪的观点。所以，小野认为，这种规定是“刑法道义的危机”、“刑法自身的危险”。这样，主张“日本精神自身就是日本法理”、反对淳风美俗的小野，和主张国家对犯罪人进行改造教育才是刑法中的淳风美俗的牧野英一之间，具有显而易见的分歧。

但是，由于这一时期，日本已经完全确立了法西斯政权体制，法律制度也逐渐法西斯化，对于包括牧野、小野在内的众多刑法学者来说，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向团体主义的转移已成为世界的大趋势，连一般人都觉得日本也应该如此。在这种背景之下，日本刑法学中所出现的进步的、拥护人权的客观主义的影响也日渐式微，参与前述“学派之争”的新、旧两派，除了极个别的人以外，也都逃脱不了时代的局限，随波逐流，站到了拥护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立场上来。这种结局，是参与新、旧两派争论的学者所没有预想到的。

二、战后刑法和刑法学的发展

日本战后刑法学的发展，以1956年为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战后刑法学的再编时期。这一时期，刑法学界的基本状况是，以古典学派的见解为基础，然后加入近代学派的主张来构建其刑法理论。后一阶段，即1956年之后，随着战后修改刑法工作的展开，产生了社会伦理主义和法益保护主义之间的对立，该对立一直延续到现在。以下，根据上述阶段的划分，对战后日本刑法学的发展，进行简单整理。

1．第一阶段，是指从战败到50年代中期为止的期间，它可以说是战后刑法学理论的重建时期。

（1）战后刑法学的出发点

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根据《波茨坦公告》，日本展开了“非军事化”、“民主化”运动，在废除了天皇制的治安立法的同时，建立了以国民主权、和平主义、保护基本人权为三大支柱的“宪法体系”，相应地，在刑法中，尽管是应急实施的，但在理论上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刑法部分修改（1947年），为战后刑法学的民主化奠定了基础。大部分刑法学者非常珍惜这一机遇，对刑法理论的各个领域都进行了研究，并踊跃参加关于刑法修改的各种讨论，使刑法学摆脱了战前和战时的萎缩状态。

战后刑法理论的出发点是：对战前的国家主义、权威主义的刑法理论进行反省。因此，在这一时期，罪刑法定原则得到普遍重视。在刑法理论和刑法解释学中，具有导致刑罚权的早期发动和广泛干涉个人自由危险的主观主义犯罪论后退，只偏守在刑罚论或者说是处遇论的狭小领域，而极力排斥可能混入国家道义等规范要素和不确定的主观要素的形式的客观主义犯罪论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并成为学界的共同基础。

当然，也要注意到，上述变化并不十分彻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成为日本刑法学研究的新起点。从理论上讲，民主主义国家体制的变革，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转换，新宪法的诞生，必然会导致同战前法学研究决裂的气象。但是，无论是在思想意识上还是在实际上，在刑法学研究中，人们所预测和期盼的决裂架势都没有出现。到不如说，总体上，战后初期的刑法学研究在许多方面仍然和战前刑法学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这一点从学界对于删除通奸罪和对皇室的犯罪的争论中反对见解强烈的事实，以及尽管根据新宪法的精神，全面修改了《少年法》和《刑事诉讼法》，但是，从修改刑法的呼声却并不强烈的事实中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总体上看，日本战后初期的刑法学的首要特点，就是对战前刑法学的批判总结并不十分彻底。

（2）新、旧两派对立的缓和

战后初期的刑法学研究中，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战前曾经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主观主义刑法学和客观主义刑法学，在战后民主主义的旗帜之下，出现了互相让步、互相融合的趋势。一方面，就新派刑法理论而言，从该派关于犯罪论的立场来看，典型的主观说已经衰落，而代之以在原则上坚持主观主义的同时，部分吸收了客观主义的理论。如战后新派的代表人物木村龟二在犯罪论中采用了目的行为论的概念，显示了和牧野的主观犯罪论不同的发展。从该派关于刑罚的理论来看，在强调目的刑论、强调社会预防的同时，也不再排斥社会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理论倾向与旧派理论一直主张的报应刑论，有着微妙的相似之处。另一方面，从旧派刑法理论一方来看，小野清一郎所主张的以犯罪构成为中心的犯罪论，战后为团藤重光所继承，他从人格形成责任论的立场出发，建立了以构成要件论为中心的犯罪论体系，成为战后刑法学的代表性理论。这种刑法理论在强调行为是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的唯一基础的同时，还认为行为是行为人人格的体现。通过处罚行为，可以对行为人的犯罪人格进行矫正，间接地实现对罪犯的教育意义。可见，这种观点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古典客观主义，部分地呈现出伦理化、主观化、规范化的倾向。2．第二阶段

（1）刑法修改工作

自1956年开始到现在，是日本刑法学的战后成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随着“ 经济 高速成长政策”的实施，引起了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变革，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国家以调整“大众化社会”、“高度 工业 化社会”中的复杂社会利益的名义，全面地介入了国民的经济、社会生活。结果，作为上述经济、社会政策一环的刑事政策受到重视，同时，也开始谋求其积极运用，它主要体现在对刑法典的修改上。战争结束之后，修改刑法的工作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这些修改都是针对特定的时势所做的零星修补，远远不能满足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客观现实的需要，因此，日本政府开始考虑全面修改刑法。

全面修改刑法的工作是从1956年开始的。该年，法务省内部设立的“修改刑法筹备会”受法务大臣的委托开始此项工作，并于1961年公布了《修改刑法准备草案》。该草案由于被认为严重体现了国家主义、权威主义而受到批判。之后，法务省法制审议会内部专门设立刑事法分会，讨论刑法修改问题。1971年，起草出了《修改刑法草案》，并于1974年4月公布。该草案的主要内容是：第一，立足于罪刑法定原则，从明确处罚界限的立场出发，创设了必要的条文；第二，从贯彻责任原则的立场出发，进行了必要的修改；第三，对犯罪人的刑罚以及其他刑事处分进行全面的检讨，修改了法定刑，增设了保安处分制度；第四，考虑到目前的犯罪状况以及国民的要求，全面修改了刑法分则中的各个构成要件和法定刑，以适应现代社会中的犯罪化需要。

但是，《修改刑法草案》遭到了以日本律师协会以及刑法研究会为中心的学者的批判，说该草案“提倡犯罪化、严罚化、国家利益优先等落后于时代要求”的刑事政策。

之后，日本法务省尽管根据上述批判，进行了一系列的协调工作，但是，全面修改刑法工作最终还是以不了了之而告终，《修改刑法草案》实际上也已经成为废案。现在，学界一般认为，刑法之类的国家基本法，是国民在社会生活中的指针，必须在取得全体国民基本一致的共识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在具有激烈对立的情形下，全面修改刑法，反而会引起问题。因此，《修改刑法草案》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应当放弃，而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检讨的是，是否有必要全面修改刑法，以及修改刑法的最基本目标为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