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医改1
一、过去一年的医改进展来之不易
近年来,在宏观经济形势面临复杂局面的条件下,在实施宏观调控、控制物价过快增长的过程中,实现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所确定的方针,以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为主题,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在实践中证明是对路的。在这种背景下,积极、稳妥推进医药卫生事业改革,政府做了很大努力。其中一个显著的指标就是加大对卫生医疗领域的投入,为实施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现在城乡居民人均补助由120元上升到200元,公共卫生从项目、内容和水平上都有提高,医疗保障覆盖面达到了13亿人,基本药物在基层做到了全覆盖,总体来看增量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这对缓解居民看病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同时,改革实践表明,医药卫生改革也面临着一些困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整个宏观经济面的通胀压力带来的影响。在这种高通胀的压力下,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这个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很好理顺的问题,实施的空间又被进一步压缩。医改方案提到的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的计划,现在几乎没有哪个地方予以触碰。和此相关联的就是“以药补医”问题依然很突出,医生和医疗机构靠提高医疗服务质量、靠劳务服务来体现价值的局面远没有形成。
二是公立医院改革遇到了一些体制性约束,主要是一些试点医疗机构在人事分配制度方面难以有大的作为。实际上这是事业单位改革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突破原有的编制、人事条框,使医院真正拥有用人自主权的问题,还有编制内编制外双轨的问题,这些都制约了公立医院改革的深入开展。
三是关于管办分开,虽然一些地方成立了医院管理局或中心,但是涉及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公立医院管理权限的重新配置,也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总体来看,增量改革进展顺利,存量改革遇到许多约束需要破解。公立医院改革在逐步推进、逐级深化的过程中前行。
二、今年医改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温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全面、系统地分析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其中很多方面都和公立医院改革密切相关,也为推动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机遇。我们应该全面理解和领会这些改革的精神,融会贯通地指导公立医院改革。个人认为其中影响最大的、需要深入研究的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表明了政府坚定推进改革的决心。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正确抉择,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继续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各项改革,破解发展难题。第二,把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改革的重点领域,放在首位予以考虑。同时,提出要加快推进政府改革。并且明确提出鼓励非公经济进入医疗领域,营造各类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环境。第三,提出积极稳妥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和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还提出要理顺政府、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关系。这些改革的任务和部署,是“十二五”规划确定的发展主题的具体反映,也是针对当前突出问题所提出的具体改革要求,是进一步的深化和具体化。这些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将为公立医院深化改革营造更加有利的氛围,创造更好的条件。因此,这对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推进公立医院改革、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办医、充分调动医务工作者积极性、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加强公共卫生服务等等重要举措,具有很强的保障和推动作用。
三、把握发展机遇,公立医院改革应努力实现新突破
第一,以政府转变职能和自身改革为契机,带动公立医院改革。政府职能的转变可以使体制机制创新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这种改革及对公立医院是一个契机,同时,也对公立医院提出了更高要求,因为政府转变职能不能进入“一管一放”的怪圈,即“一放就乱,一管就死”,应该在转变职能的同时构建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要求的公立医院治理模式,使之更加彰显公益性,更加注重行业自律,更能体现决策的科学和民主,更能够融洽医、患、保、药等各方面的关系。以此适应政府转变职能的趋势,更要着力于推进公立医院管理体制的创新。
第二,要用公共管理的理念、公共治理的方法,进行卫生医疗领域的管理、进行医疗机构的管理。因为这个领域既有公立的医疗机构,还有非公立的医疗机构,如果细分的话还应该有一些非公立非营利的组织以及志愿者组织等等。用任何一种纯粹的管理公立医院的方法或者管理市场的办法去套这个领域都会出现偏差、出现问题,最终也不利于多元办医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也不可持续。所以以往那种“二分法”的思维,不是政府就是市场的办法,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对医药卫生这个领域都不是完全适用的。公立医院改革不能抛开特定的医疗体制、社会环境,独立地进行改革,而是应该着眼于整个医疗服务体系的完善,着眼于各类医疗资源的整合,着眼于方便有序就医、缓解看病问题,来设计和推动。因此,要更新观念,善用公共管理的理论,用社会管理的办法,去协调和处理公立医院改革的事务。
第三,科室和医生是公立医院的微观基础。所有的医改政策,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都要通过医务人员来传递给居民和患者。医改是接力赛,医务人员跑的是最后一棒。即使前面跑得再快再好,最后一棒跑不好也会影响最终效果。因此,要呼吁高度重视科室层面的发展、改革和管理问题,要认真研究医生的行业自律、医生的绩效评价、医生的薪酬问题,建立一个良性的医患沟通、协调模式,要让基层医务工作者都了解医改政策,懂得科学管理,善于同包括患者在内的各方面进行沟通,这样才能将微观基础做好、做扎实。
第四,公立医院改革应该坚持分层协同治理。也就是说,要将政府层面的改革,重点是转变职能、改进管理服务方式,和医院层面的改革,重点是法人治理结构、科学民主决策,以及科室层面的改革,重点是医务人员的绩效、管理、薪酬和医患协调,这三个层面的改革举措协调一致,同步推进。只有这样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才能够扎实推进公立医院改革,才能够逐步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才能够逐步调整既有的不尽完善的利益格局,从而实现公立医院改革的重大突破。
“看病贵”的两大根源:政府缺位与医院定位失当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逐步上升,由1980年的2.92%上升到1999年的5.10%,首次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WTO)规定的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时所需的5%的最低标准。进入21世纪以来,这一比例仍保持上升态势,2004年达到了5.55%。
卫生总费用由政府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个人卫生支出三部分组成。在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支出所占比例,1980年约为36%,到了2000年则只有15%。与此同时,个人卫生支出所占的比例迅猛攀升,从1980年的约23%升至2000年的59%。也就是说,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我国政府卫生支出比例以年均1%的速度下降,而个人卫生支出比例却以年均约2%的速度上升。在“十五”期间,个人卫生支出占整个卫生总费用比例超过了50%。因此,看病贵也就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不少人将矛头直指医院和医务工作者。客观地说,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错综复杂,其中,政府的缺位以及政府对医院定位的失当应该是主要根源。
政府未能及时建立完善而公平的医疗社会保险制度
上世纪80年代之前,城镇国有和集体单位职工及其未成年子女的医疗费用开支,基本上是由政府和单位承担的。90年代之后,政府开始对医疗保险制度进行改革,逐步形成了政府、单位、个人三者共同承担医疗费用的城镇职工医疗社会保险制度,个人卫生支出在其全部卫生支出中的比重因此而相应上升。
目前,我国城镇人口中被医疗社会保险制度所覆盖的绝对数量甚至低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2005年,全国仅有1.3亿左右的人口纳入了医疗社会保险制度的保障范围,这一人群不足城镇居民的1/3。具体到城镇不同人群,则是收入水平愈低,享有的医疗社会保险待遇的比例也愈低。2003年进行的全国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在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户籍人口中,最低收入组的城市仅有12.2%的城市户籍人员享有医疗社会保险待遇。
如果说现行的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在不同城镇居民之间缺乏应有的公平与合理,那么,这种失衡在城乡之间的表现则更为明显。城市和农村对卫生总费用的分配比例,1992年为41.5%和58.5%,而到2004年已变为65.1%和34.9%。这就意味着,5亿城市人口所花费的卫生费用远远超过8亿农村人口所花费的卫生费用。目前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人员为8040万,仅占农村人口的10%。如此低的农村医疗保障覆盖率、以及医药费用上涨导致了农民的“看病贵”和“看病难”。
强制性建立与逐步完善覆盖全社会的医疗社会保险制度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和努力目标。然而,市场经济发展所需配套的医疗社会保险制度至今未能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地建立起来。而且政府在城乡之间、在城镇不同群体之间分配有限医疗卫生资源时又显失公平。这是我国近年来出现“看病贵”、“看病难”并引起老百姓对医疗卫生系统改革争议和非议的主要原因之一。
“以药养医”制度在市场机制下走样
“以药养医”曾是我国长期执行的一项政策。在计划经济时代,医院作为公益性服务机构,由政府财政提供经费拨款,同时严格实行低廉的医疗服务收费标准。进入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为了减轻财政压力,把医院作为差额预算单位推向市场。绝大多数公立性医院也成了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与此同时,政府物价部门为了控制物价指数的提高,又严格控制医疗收费的调整。结果,医院为了达到收支平衡,只能在药品利润上做文章。
在市场机制比较完善的欧美,药品产销也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需要低价,一方需要高价,双方博弈的结果使药品价格趋于合理。而在我国,由于市场机制尚不健全,企业、医院、经销商都追求高价,三方利益一致形成共同体,在与病人博弈中处于强势地位,病人只能成为昂贵药价的承受者。
虽然从1997年开始,国家发改委已连续17次降低药品价格,理论上药品降价的空间已经达到了400亿元,但老百姓还是不满意,感觉没有得到实惠。另一方面,医院、药厂叫苦不迭、似乎濒临危机。药品的一再降价打破了医院长期以来形成的收入渠道和平衡机制。医院为了正常的生存,就提高检查费、治疗费等医疗收费标准来解决因药品收入减少而出现的收不抵支的矛盾。药品降价和医药分离的现实结果,导致医疗服务费用水涨船高。老百姓“看病贵”和“看病难”的问题还是未能得到有效缓解。
其实,医药分离后药费未降反升的情况也曾在韩国出现过。1999年韩国实行医药分家后,一般医院的处方费从1800韩元左右上涨到5400韩元左右,原价100韩元的针剂加上处方费和注射费后价格甚至高达3000韩元。医疗费用非但没有减少,相反,每月平均增加了3000多亿韩元。以致地方医疗保险基金出现了6000亿韩元的赤字,职工医疗保险基金也基本消耗殆尽,政府不得不采取大幅增加保险费来补充捉襟见肘的医疗基金。
由此看来,医药分家并不能解决老百姓医药费用过快上涨的问题。我国卫生部试图对医院进行药占比的控制,但随之而来的是“以械养医”和检查费的快速上涨,医疗费用依然居高不下,“看病贵”的问题也将难以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抓住要点,多管齐下,力求实效
“看病贵”是医疗卫生系统改革以来多种矛盾逐步累积的结果,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抓住要点、多管齐下。
首先,加强政府应对整个医疗卫生体系改革的通盘考虑与科学规划。医疗卫生体系包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药品和医用器材料供销体系、医药费用价格管理体系、财政经费保障体系以及卫生监督管理体系等,涉及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改委、物价局、财政部、民政部、教育部、工商局等众多政府部门。因此,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是对一个庞大复杂系统工程的优化甚至重构,必须由政府综合部门牵头,通盘考虑,科学规划,协同推进,绝不能由各个部门分散作战、单方面推进,否则极可能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等顾此失彼的问题,难以达到预期的改革效果。
其次,提高有限医疗保障资源的利用率。据卫生部计算,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社会保险制度实施六年以来,每年的资金沉淀率高达24%~36%,2001年达到36%。这意味着参保职工每100元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有36元在账户中沉淀了下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2004年筹资总额达30.12亿元,同期支出的医疗费用仅为13.94亿元,大部分资金形成结余。如能用好用活结余资金,扩大农村医疗保障的覆盖面,可以使10%的农村人口受益,更好地解决低收入等弱势人群的医疗卫生服务问题。
第三,逐步恢复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最终还是要面对已经商业化的广大公立性医院,这些医院集中了最基本的医疗资源,是老百姓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主要提供者。真正解决老百姓看不起病的难题,根本出路还在于对部分已经商业化的公立医院进行矫正,恢复其公立医院公益性的特性。通过有重点的财政扶持,将一批公立医院打造为平价医院、平民医院。当然,恢复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并不等于走回头路,相反要强化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在基本保证公立医院必要经费来源的前提下,促进公立医院之间在降低服务收费标准、提升服务质量与水平等方面的竞争,在提高公立医院运行效率与效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缓解直至消除广大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现实问题。
药价贵是看病难主因
对于群众反映尖锐的药价贵的问题,这是造成看病难的主要原因,根本在于药品的生产流通使用各个环节,存在着很多混乱的现象。政府一共十几次药品降价,但是降价完以后,一些原来药价还不是很高的药品,再降价以后,它就退出市场,企业不愿意生产,医院也不愿意购置低价药。所以又出来好多改头换面的所谓新药,这些新药的价格更高,所以老百姓看不到这种降价带来的实际的意义。
政府投入兼顾医疗服务供方和需方“,这一新原则的确立,最为显著的实际效果是确立了”补需方“制度化。从2008年开始,公共财政对于城乡民众参加公立医疗保险的补贴,将会大幅度提高,而且列入公共预算。其次,在许多人看来,提出”补需方“等于反对”补供方“,意味着政府财政不向供方投一分钱。这种零和博弈式的理解纯属误解。再次,必须指出,”补需方“和”补供方“之争被误解了。争论各方(包括政府)对于”补供方“的理解各异,因而大家的争论没有交集。绝大多数人把公共财政在供方的所有投入都视为”补供方“,但实际上,政府为服务提供者提供补贴与政府建机构直接提供服务,还是不一样。前者是真正的”补供方“,而后者则是”养供方“。花钱的方式不一样,效果大为不同。
”补需方“的推动者真正反对的是”养供方“。长期以来,每当政府认定民众应该获得某类物品或者服务时,一定会采取政府拨款养人办机构的做法。这种做法在很多公共服务领域尤其盛行,例如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其弊病不胜枚举。
政府的确应该在公共服务(或者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上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其具体做法不应该一根筋。除了”养供方“之外,办法多得是。新办法之一就是”补需方“。政府认为某一物品或服务应该为全体民众或者某些人群(例如弱势群体)获得,并且决定为其埋单,那么埋单的方式之一就是”补需方“。政府可以向需要这些物品或服务的人分发专门的代金券,例如食品券、免疫券、教育券、培训券,然后受益者可以自由选择有关服务的提供者。
新医改中所谓的”补需方“,特指政府加强对公立医疗保险的投入,即政府以普惠制的方式为所有参保者提供医疗保险参保补贴,同时以选择性方式为弱势群体全额或者部分支付参保费。毫无疑问,针对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补需方“措施,乃是新医改中最大的新亮点。可以说,”补需方“的措施受到重视,正是新医改取得重大突破的标志。
新办法之二其实就是上述狭义的”补供方“。”补需方“的赞成者绝不反对”补供方“。首先,公共服务应该为所有人所获得,但是某些地方由于种种原因,供方要么不足,要么能力低下,此时政府当然要为这些地方供方的能力建设提供补贴。
其次,”补供方“究竟补给谁呢?很简单,谁能提供出资者(这里是政府)所希望看到的服务,就补给谁。至于供方是谁,民营的还是公立的,营利性的还是非营利性的,那是无所谓的。有些人主张政府只补贴公立机构或非营利组织。为什么要自我设限呢?这些人自己出钱买东西的时候绝对不会如此吧。
因此,”补供方“实际上就是政府购买,是市场体制下最为常见的一种做法,而”养供方“则是一种行政化的思路。把两者区分开来是十分重要的。当然,我们还是要防治一根筋的思维。政府应该在市场不足的地方,设立公立医疗机构。在某些地方,供方多元化的居民根本不可能实现,那时政府也只好养一些供方。但是,众所周知,现在政府却不是这样,哪里市场拥挤就去哪里”养供方"。这样的做法,新医改方案是不是应该明确反对呢?
我国医保目前尚未实现全国统筹。近年来,随着医疗保险覆盖人群不断扩大和流动人口的持续增加,城镇职工、城镇居民、新农合群众异地就医人员逐年增多,另外医疗资源丰富的大医院多集中在大中城市,异地就医以及费用报销等问题日益凸显。退休后老人投奔在外地工作的子女养老,可是在外有病住院治病成了大问题,必须经原住地医保批准,否则不能报销。网友认为,医保异地结算报销问题,应予高度重视。呼吁尽快实现医保异地报销,盼望早日实现全国医保一卡通。
有专家指出,从根本上解决医保卡异地通用问题,是老百姓的切实需要。建议全国实行医保一卡通,将全国所有具有一定资质的医院统一纳入定点医院,建立全国个人健康档案,实现电子化管理以及全国各医疗机构之间的信息联网,使公民走到哪里,健康档案就跟到哪里,医保卡全国通用,象“银联”一样,无论你身在何处,都可以凭身份证或医保卡,在国家指定医院看病随时随地看病,报销医疗费用。
目前,山东、广东等省份已经先后实现了省内异地医保实时结算。山东省内17个市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符合转诊及异地安置条件的职工、退休人员和城镇居民,到指定联网医院住院,可享受即时结报,只需支付个人负担部分,其余部分由参保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与定点医院直接结算。
新医改方案基本目标
新医改目标即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新医改方案基本思路
其核心思路是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和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主要措施是,强化医疗卫生机构的公共服务职能和责任,强化政府的属地化、全行业管理。改革以药补医机制,维护公益性质,对不同类型的医疗卫生机构实行不同管理 新医改方案基本框架
医改体系可以看作是一个大厦,有四梁八柱。四梁包括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体系;八柱包括医疗管理机制、运行机制、投入机制、价格形成机制、监管机制、科技和人才保障、信息系统、法律制度。总体目标是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促进人人享有基本卫生医疗服务。
新医改方案两项基本制度
与此相对应,方案还提出建立两项基本制度,即基本药物制度以及公立医院管理制度的设想。
第二篇:医改
浅析新医改
摘要:自新医改制定实施以来,不觉已过三年。在这三年里,医患关系持续紧张,医疗费用继续水涨船高。然而,改革之事非一早一夕,不可否认我们的政府在医疗改革事业过程中也取得了一些成就。
一、新医改的内容与目标
2009年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向社会公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意见》提出了“有效减轻居民就医费用负担,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近期目标,以及“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的长远目标。
《意见》全文13000余字,共分六个部分,包括:
一、充分认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
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三、完善医药卫生四大体系,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四、完善体制机制,保障医药卫生体系有效规范运转;
五、着力抓好五项重点改革,力争近期取得明显成效;
六、积极稳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二、医疗改革的社会根源
(1)医药卫生改革发展滞后,不能有效地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医药卫生需求;(2)医药卫生资源总量不足,基层卫生卫生服务体系薄弱;(3)医疗保障体制不完善,还不能消除“因病致贫”现象;(4)公立医院公益性质淡化,合理的医疗服务体系尚未形成;(5)药品和医用器械生产流通秩序混乱,价格虚高,影响了基本药物的可及性;(6)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存在较大的城乡、地区和人群差异,影响了疾病预防控制的效果。
三、新医改开展的具体工作
(一)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
我国的新农合是世界上覆盖人数最多的一项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目前已覆盖8.35亿人,参合率持续稳定在90%以上,筹资水平达到人均155.3元。从全国范围来看,由于政府不断加大卫生投入以及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不断健全,政府和社会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已经从2001年的40%提高到61.8%,个人支出比例从60%降到了38.2%。
(二)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截至2010年底,基本药物制度已经在57.2%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实施。零差率销售后的基本药物价格平均下降30%左右。同时推进定编定岗、绩效考核、多渠道补偿、人事分配等体制机制改革。
(三)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以农村和基层为重点,加强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09年以来,中央累计安排资金400亿元,支持1877所县级医院、5169所中心乡镇卫生院、2382所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1.1万所边远地区村卫生室建设,财政部还安排130多亿元用于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的设备购置。加强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三年内通过转岗培训、定向培养等方式为基层培养6万名全科医生。
(四)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
政府从2009年开始面向城乡居民免费提供包括健康档案管理在内的9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例如儿童免费注射乙肝疫苗,农村适龄妇女免费增补叶酸和乳腺癌检查,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贴等。
(五)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一方面,加强公立医院的规划和调控,推动公立医院结构布局的优化调整,优先发展县医院,建立城市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上下联动的分工协作机制,采取全科医生培养等政策使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另一方面,加强公立医院内部管理,采取一系列精细化、专业化、科学化的管理措施,提高服务能力,完善医院内部控制费用的激励约束机制,完善公立医院外部的监督制约机制,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四、对医改的评价与见解
医改事业关系到十几亿人民的健康福祉,也是事关经济社会全局的系统改革,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医改启动实施的前三年,也就是2009-2011年,是医改的起步阶段,着眼于保基本,从基层入手推进改革。尤其是在基层成效更加明显,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公平性、可及性、便利性得到较大改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有所缓解,推动了民生保障和改善,也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但医改也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改革的难点进一步聚焦,只有持续深入推进,才能不断扩大改革成效。因此,制定医改规划,进一步凝聚共识、找准突破口,推动医改持续有效深入是必须的。
(一)公立医院改革的思路
落实政府责任,改革补偿机制。坚持公立医院面向城乡居民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主导地位,进一步明确政府举办公立医院的目的和应履行的职责,扭转公立医院逐利行为。控制医疗费用增长。医保经办机构和卫生监管部门要加强对医疗服务行为的监管。强化医保对医疗服务的监控作用。加强卫生部门对医疗费用的监管控制。
建立现代管理制度,创新医院管理服务。推进公立医院政事分开、管办分开。探索建立理事会等多种形式的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明确理事会与院长职责。深化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持续提高医院管理水平和医疗服务质量。
(二)鼓励和促进社会办医
1、放宽社会资本办医准入。要落实调整和新增医疗卫生资源社会资本优先的原则,每千常住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达到4张的,原则上不再扩大公立医院规模。鼓励和引导有实力的企业、慈善机构、基金会、商业保险机构等社会力量以及境外投资者举办医疗机构。鼓励具有资质的人员(包括港、澳、台地区)依法开办私人诊所。
2、进一步改善执业环境。要全面落实非公立医疗机构在税收、价格、医保定点、土地、重点学科建设、大型设备配置、职称评定等方面的鼓励和优惠政策,为非公立医疗机构创造公平发展环境。
3、坚持扶优扶强。要优先支持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这契合卫生服务的公益性质,也是国际上通行的。鼓励社会资本举办和发展具有一定规模、有特色的医疗机构,发展高水平、高技术含量的大型医疗集团。
(三)健全全民医保体系
1、扩大基本医保覆盖面,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重点做好农民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以及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和困难企业职工参保工作。完善基本医保管理体制,鼓励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各类医疗保障管理服务。
2、提高医保服务水平,完善医保支付制度。加快推进基本医保和医疗救助即时结算,建立异地就医结算机制,加大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力度,结合疾病临床路径实施,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行按病种付费、按人头付费、总额预付等,增强医保对医疗行为的激励约束作用。完善医疗救助制度,探索重特大疾病保障机制。要加大救助资金投入,筑牢医疗保障底线,全面推进重特大疾病救助工作,加大对重特大疾病的救助力度,充分发挥基本医保、医疗救助、商业健康保险、多种形式补充医疗保险和公益慈善的协同互补作用,切实解决重特大疾病患者的因病致贫问题。
六、最后结束语 我们说医改是世界性难题,固然没大错,但决不能知难而退,不敢触及体制性矛盾,仅仅在医疗卫生体制的外围打转。当然,期望在极短时间内实现改革目标,并不现实。但是,改革的大方向、改革的路径设计,必须要明确,不容回避。
对改革者而言,务实的态度是,首先要明确改革的方向和主旨;其次,应当不惧失败,不讳指责,在反思中调整,在调整中前行。如能以平常心评估新医改三年的成效,坦然接受批评,在尊重科学的前提下,加快制度性改革,庶几近之。
第三篇:医改
未知的医疗界
医改相信大家都听过,据我所知并不是改不了,而是会触动很多官员们的口袋,高价医药费用这个黑锅医生已经背的够久了,是时候放下了!
就单说药,我国同一类消炎药单注射用的就有几百种之多,但价格却是天壤之别例如头炮曲松钠规格是1.0g一支的只要2元不到,但是有的厂家出了0.5g一支竟要50元同样的是一种成分为何在同一家医院竟有如此大的差别呢。还有某感冒要成分都是一样的,但为什么换了下包装就成新药了啊??国药准字是怎么上的,难怪中国每年都有几千种新药,原来是换汤不换药啊!
近些年来不知到是谁那么有才,要医改说医院的药品都要政府采购,本来是好事可不曾想老百姓又白高兴了一回,多了一个政府机关,只能说是多了一双手拿钱!便宜的药根本就进不了医院,就说一盒消炎药,本身就10元,政府采购加价15元(这还算少的)就是当地政府拿二十五元发票给国家要钱,结果只用了十元,这是何等的暴利啊!现在公立医院都是把钱上交国库了,(这也不知道是那个人才想的捞钱的点子)自己没点私房钱。药到医院了又要加点价,这个钱是加着为国家赚的。因为钱都上交国库了啊!
医生苦苦的守住那1000元不到的基本生活保障,背后还要被人指着脊梁骨骂。有时候人家家属真的是为感谢送点吃的,你们又看到了,眼红红的心里不爽,又给医生安个收红包的罪名。医生真的很受伤。
本人认为要医改就要先改药。要把那些拿钱的手都剁掉!那就算是干净了!
第四篇:医改
医改
基层卫生机构就应该转变观念,把公共卫生服务做好,把百姓的小病治好,这样也就缓解了大医院的就诊压力,让更多的好医生有更多的精力来医治大病。
10月6日,在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本该回老家享受国庆假期的史松涛,此时却正在自己的科室里忙着为患者进行诊断治疗。而在服务中心管辖范围内的西营社区卫生服务站,70多岁的郑阿姨连过节也没放下去卫生服务站测量血压的习惯„„
作为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最前端,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农村基层医疗改革的深入,这些坐落在田间地头、社区街道的卫生服务机构在逐渐走向规范化的同时,还要承担起社区卫生服务的职能,将日常工作从医疗、卫生,扩展到保健、康复、计划生育、健康教育等领域。
农民的家庭医生
韩村河镇中心卫生院暨韩村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下设15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涉及27个行政村、4万余村民的看病问题。在把乡镇卫生院转制为卫生服务中心的同时,对于“卫生服务”的认识也同样需要转变。
徐俊杰院长介绍,在转制之初,从中心院长到站上的卫生技术人员对于“社区”、“社区服务”、“公共卫生”等理念并不是很了解。转制之前,村卫生室只做好看病拿药的工作就可以了(主要以基本医疗服务为主,是一种坐等病人上门的服务模式);转制之后,由于基层医疗机构的工作重点向强化公共卫生职能倾斜,卫生服务中心就要强化自己的服务意识,让医生走出医院,走进农民家庭。
在村民自愿的前提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目前已与17个生活社区,1650户、4237人签订了《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家庭医生式服务协议书》,开展了家庭式医生服务,社区医生服务团队覆盖率达到100%。
除了做好农民的家庭医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将疾病预防、理疗康复等知识的普及,作为开展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2010年,服务中心开展了脑中风的筛查和防控工作,每月需对299名高危人群进行随访,截止目前已经随访6次,随访人次达到1782。目前,服务中心已完成对辖区内心脑血管等四种常见慢性病的人口普查工作,并建立电子档案,为慢性病患者免费发放防治药物。
徐院长说:“给因病致残的患者进行康复是一件十分漫长的工作,需要我们基层医务人员具有足够的耐心。我们不仅亲自给患者做康复,还把康复知识教给患者及家属,让他们乐于接受,从而也建立患者的康复信心。”
然而在最初组织医务人员“下乡”时,徐院长也认识到提高医务人员自身素质的重要性。“俗话说你要给人家一桶水,自己要有十桶水才行。我们下去讲的课程和内容是不是符合老百姓的要求,是不是能让老百姓接受,这都是问题。在04年参加中残联培训之前,我自己对康复的概念也不是很清楚。回来给院里的医生讲课,他们都问‘这什么跟什么啊’。你想想,如果连我们的医务人员都不明白的问题,老百姓就更听不懂了。”
针对这个问题,从2009年开始,服务中心便从每个社区抽调一个医生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康复培训,“之后大家对康复有了最基础的认识,也知道该怎么去做了。”
“下乡”活动开展得好了,可新的问题又摆在了徐院长面前。“从医疗卫生到健康教育,这些工作全都是需要人的。但是由于基层卫生院人员比较少,在合编的时候只是考虑了服务人口,没有考虑到原来我们这里是乡镇卫生院,承担着全镇的医疗卫生责任和床位的问题,所以人员就相对紧张。”
小医院严标准
为保证自身医务人员的从业资格和医护水平,服务中心经常组织人员到大学和对口支援单位进行培训。据徐院长介绍,服务中心本科一学历医务人员(第一学历为本科)占全体人员总数的5%;通过组织进修及后期培训,本科医生所占比例提高到20%。而在全科医生资质的培养方面,只有取得助理医师、临床医师等资格的医务人员才有资格参加全科医生的培训及考试。
为了吸引更多的高学历医务人员到农村基层就业,北京市制定了外地大学生引进政策。通过统一的招聘考试,一经所在的基层医院聘用,其他省市户籍的大学生就可落户北京,同时拥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岗位编制和与之相应的工资待遇。
老家在河北廊坊的口腔科医生史松涛在韩村河社区中心工作已将近两年。这两年的时间里,史松涛的内心有过从学生转为医生的自豪,也有过户口落入北京的兴奋,但同样也有对目前收入偏低和未来生活的苦恼。
“去年刚开始工作时还是比较艰难的。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实习医院环境和带教医师,独自一人单独处理病人,有好几次通过查资料或咨询别人才顺利治愈了一些以前没见过的病例,这让我兴奋不已。当遇到棘手的病例时,我也焦急得彻夜难眠。就这样一步步走来,我才有了现在的成熟。”
从最开始独自处理病人的艰难,到现今的日趋成熟,史松涛也在与病人的磨合中总结出社区医院的一些规律。“在社区工作,病人都有他的地域特点,由于面对的农村患者缺乏医疗知识,有时就要耐心地为患者进行讲解。实践的过程肯定会充满各种坎坷,但我相信成功的快乐也会有的。”尽管在今后的工作过程中还要面对各种大大小小的考验,史松涛却依然把社区工作作为承载自己医生梦想的平台。
而让整个医院进入标准化管理轨道上来的,莫过于基本药物制度的建立。据徐院长介绍,目前纳入基层医疗机构的零差价药物已从过去的300余种增加到500多种。
2006年底到2007年,零差率药物制度开始在基层医疗机构执行,这也是基本药物制度的一个前身。药物不再加价,便逐步斩断了导致“看病贵”的“以药养医”的利益脉络。不让医药企业再从中做利、提成,直接把利润让利给老百姓,才能让老百姓享受到低廉、全效的药物。
2006年以来,北京市政府为各基层医疗机构统一配备了医疗设备,且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力度也在不断加大。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全部实行零差率药品销售,处方值由原来的50元降到30元,降幅为40%。同时,针对山区患者还配备了巡回医疗车,每周选派党员业务骨干义务进山,为群众送医送药,免费接送就诊病人。
然而旧的“以药养医”体制被逐渐废除后,医院的“口粮”就断了。为了避免基本药物制度的半途而废,同时也为了根除旧有医疗体制痼疾,北京市房山区政府从2006年12月25日开始,就实行了药品的零差率销售,同时对基层医疗机构的财政施行“收支两条线”。一方面是医院收入的全部上缴;另一方面则是由政府财政统一拨款,保证医院的所有正常支出。
“政府对于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年收入拨款每年都在增加。收支两条线实施后,我们就不用每天盯着收入,即使这个月收入不多,但也能保证人员正常运转和工资的发放,医院就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了。”徐院长说。
甩掉业务压力后,为了防止“吃大锅饭”,在保障员工基本工资发放的基础上,韩村河镇社区服务中心又将“绩效工资”制度落实了下去,以此来激励医务人员多做工作。据徐院长介绍,即使是绩效工资,也不是和业务额挂钩,而是按照参与社区服务活动多少的标准来考核。
平凡中出真情
作为基层医务工作者,其收益不能和大医院的医务人员相提并论。然而正如徐院长所说,基层医务工作者虽然平凡,但他们对于患者的情谊却不输给任何人,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正是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基层百姓。
2009年冬天,一个患有精神疾患并伴有全身水肿、尿蛋白3个加号的高危孕妇的到来,惊动了整个韩村河社区服务中心。为了保证孕妇及胎儿的安全,必须转诊到友谊医院待产,而孕妇家人却因担心费用太高悄悄地从医院走了。
徐院长接到电话后,立即向镇政府主要领导进行了汇报,并亲自带领医务人员到孕妇家中做工作,最终征得了孕妇家属的同意。为防止出现意外,卫生院立即派出救护车及医务人员将孕妇安全转入友谊医院,同时免除了孕妇500元的转院费。12月28日,这位特殊的产妇安全地产下了一名女婴,病情也稳定了下来。
中心护士贾婷在社区工作已有三年,说起社区工作,令她感受最深的就是患者的朴实,有的时候和病人相处就像和自己亲人一样。“他们对我们就像是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照顾,有的时候问我们吃得怎样、工作辛不辛苦。过节值班的时候还会给我们送来吃的东西,让我们很感动。”
然而最令贾婷感到伤心的,就是病人说出类似于“这里连检查都没有”、“连病都看不了”这样的话。由于基层医院没有血库,因此按照规定,一级医院及村卫生室并不具备大型手术资质,除了计划生育及外伤包扎处理等小手术外,产妇分娩及阑尾炎等转制之前能做的手术也要分流到二级医院去。
有的医生不愿意放弃手术,而徐院长却能完全看得开,“医院没有血库,一旦手术出现大出血情况,就会出现严重医疗事故,上边这样做也是为了百姓的安全着想。而且基层卫生机构就应该转变观念,把公共卫生服务做好,把百姓的小病治好,这样也就缓解了大医院的就诊压力,让更多的好医生有更多的精力来医治大病。能够做到这些,我们的意义也就实现了。”
“小病在社区,大病去医院,康复回社区”模式已逐渐为东莞市虎门镇社区居民所接受,特别是基本药物的广泛应用深入人心。
社区医疗的实惠
9月29日上午,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2岁的刘莲光正在接受治疗,患有颈椎疼痛的她,正在中医科等待医生的按摩。
在虎门镇打工的刘莲光,几年来一直从事空调马达的装配工作,为了多挣些钱时常加班加点,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如今落下颈椎受损的毛病,最近还不时地咽喉发疼。“来卫生服务中心看病便宜多了,有医保真好。上次看病加上拿药只花了8元钱。”一向节俭的刘莲光谈及花费很是满意。
刘莲光并不富裕,每月算上加班收入,工资也仅2000多元。刘莲光的丈夫也在虎门打工,开货车,两人每月加起来收入近5000元,除去每月180元的房租,她对现在的生活感到知足:“现在情况好多了,公司给上了医保,有病就可以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过去不一样,特别是全部自费时,最怕生病,感冒一次,吃药和挂吊瓶,几百块就没有了。几百块钱对于在老家四川的7岁儿子来说,一两个月生活费就够了。”刘莲光深有感触地说。
给刘莲光治疗的医生潘才幸,是虎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他在今年的从医实践中体会到:“药费报销的比例增大后,特别是推行基本药物零差价后,好多患者向保健型方向转移。”出身中医世家的潘才幸,在虎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事按摩和针灸,每天接受治疗的患者大约在30人左右。潘医生分析,零差价的基本药物制度是患者增多的主要原因。
“现在社区门诊人均处方在44元左右,采用“零差价”后,会便宜3—4元。现在我们这里推行了双转诊服务:小病不出社区就解决了,大病到镇医院或市医院,等病情容易控制后,再回到社区服务中心。这样给患者省下不少费用。”
鉴于刘莲光咽喉发痛,潘医生给她开的处方中有“众生丸”。该药每盒10.7元,比在私立医院的13.5元一盒省了2.5元,而社保报销70%后,刘莲光只需支付3.21元。
“以药养医”被终结
基本药物零差价(医疗机构在购买药物时的价格与用于患者的价格相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广东走在了前列,东莞市又是广东省最先落实的市区。
据东莞市虎门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李斌龙介绍:从今年开始,东莞已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全面实施了基本药物零差价。目前国家规定的基本药物有307种,广东又增加了244种,基本可覆盖所有常见病,同时取消原先的15%药品加价,同步落实基本药物医保支付政策。
东莞市政府副秘书长金行中向记者介绍,目前,东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本药物统一实行广东省阳光采购,2011年将不会自行采购基本药物或者制定基本药物目录,而将全程参与广东省药品统一阳光采购,“到时将以镇街政府为结算单位,和药商进行结算,降幅可能达到50%以上。”
为什么价格降幅这么大?广东省发改委副主任张力军曾表示,以往的采购模式下,因没有将药品的采购量和价格挂钩,企业招标成功后卖多少药物没底,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药价降不下来。而在今年的阳光采购环节中,涉及到基本药物的采购项目将实施一种药品由一个厂家中标的模式。厂家一旦招标成功,能匡算出全省市场带来的销售量,企业自主让利的空间就大多了。“此举还同时将企业用于回扣、公关环节的利润挤压出来了。并主动选择更为优质的配送企业,压缩配送环节的费用。”
随着医疗改革的深入,医疗资源配置渐趋合理,“小病在社区,大病去医院,康复回社区”模式已逐渐为东莞市虎门镇社区居民所接受,特别是基本药物的广泛应用深入人心。这样既能缓解大医院的就诊压力,又能减轻市民的经济负担,还能避免医疗资源的浪费。
虎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有7个诊室、23个服务站。现在已经形成患者步行15分钟就可到达卫生服务中心的局面。服务站主要治疗常见病、慢性病等,其用药也大部分属于551种常见的基本药物。
零差价的药物制度,不难看出最终受益的是社区居民中的患者。那么医生和社区服务中心的积极性是否受到影响呢?基本药物零差价给社区医护人员带来了什么?
“零差价的药物制度推行后,医护人员工资不但没下降,反而大幅度增加。副高职称的医师过去月工资是4000元,实行阳光网药物采购,并推行零差价后,现在却能拿到近8000元的收入。‘以药养医’将一去不复返,有这样的收入水准,医护人员的生活幸福指数很高。比如大家最关心的房价问题,在虎门,现在平均房价在6000元一平米,相比较“北上广”等大城市,其实际有效收入高了不少。”虎门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李斌龙主任介绍。
没有了基本药物的盈利,工资为什么还会增长呢?原来医护人员高工资的增加部分,绝大部分来自东莞市和虎门镇地方财政补贴,其中虎门镇补贴是重中之重。这样,通过广东省阳光网统一采购药物,过去从药品中盈利的模式被彻底打翻。
政府主导是关键
在今年的前9个月中,虎门镇前来就诊的社区居民平均每月增加15%。上半年,23个服务站接诊量达5万多人次。虎门是个人口相对集中的地方,其中本地人口12.4万,固定外来人员64万,灵动性特别强的人口有20万。前两者绝大部分都享有医保,并且免费建立起了健康档案,整个虎门镇已有33万人建立了档案。
记者了解到,东莞市在2008年和2010年初,分别完成了“统一制度、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一基金调剂使用”的城乡一体的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和社会养老保险两个体系的建设。在住院方面,近年来东莞市不断调整住院报销待遇,实现了低起付线,高住院报销比例及高封顶线。以2010年为例,最低起付线为300元,最高报销比例可达95%,最高支付限额提高到了15万元/人。其中,城乡一体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住院基本医疗费报销比例95%以上属全国最高。
“只要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定义为公益性,而非盈利性,在政府的主导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无论是在经济发达的珠三角,还是在其他相对落后的省市,同样可以大力推广。”李斌龙主任坦言。
提高全科医生的水平,充分发挥社区医疗预防、分诊的作用,有助于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率,更能为化解紧张的医患矛盾、重建医患信任搭建良好的平台。
到今年十月,王刚工作就满两年了。2009年,从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王刚进入家乡一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为了一名社区医生。两年全科门诊的工作经验,让王刚对于全科医生这份职业有了深刻的认识。
“发展全科医生制度是未来社区医疗的方向。做好这方面的服务,不但有利于普通百姓的健康,更能有效地缓解医患矛盾,也让医疗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王刚说道。
居民健康的“守门人”
“从早晨八点到下午五点,都不得闲。”王刚所在的全科诊室在一层大厅左手边,十余平米的屋子有包括王刚在内的三名医生,这里每天都挤满了患者。
65岁的赵大爷走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了,“小王,国庆节还值夜班呢?给我量量血压吧,最近总感觉头晕。”
“您看您走得气喘吁吁的,先坐一会儿喘喘气吧,要不然血压量不准。”赵大爷坐近了,王刚听到他呼吸得很急促,便让他先歇一歇。他开始问起赵大爷最近是不是停了降压药,有没有感冒、上火。“就国庆节那天,我孙女发烧了,我熬了两夜没合眼„„”赵大爷打开了话匣子,还向王刚咨询起孙女吃的退烧药。
“您看,高血压就怕上火。来,您撩起袖子,我给您量血压。”王刚一边给血压计充气,一边嘱咐道:“现在换季,心脑血管病人都要注意。通俗点讲就是血管也会热胀冷缩,天气凉了,您血管也就窄了。这时,本来心脑血管压力就增大了,您还上火,要注意自己调节!”
刚送走赵大爷,一位阿姨走了进来,说自己低压不太正常。王刚笑着说道:“阿姨,您前几天来过是吗?咱们都查了,没别的问题,只要减减肥就能调节低压。”“我平时干活也挺多的呀!”“阿姨,我说的减肥、锻炼是说要跑跑步、游游泳、跳跳健身操。只要减掉四斤,您的血压就能降下来。”“好,小伙子,我听你的再试试!”
“医生您给看看,我家闺女总是流鼻涕。”看着眼前这个小女孩只穿着一件衬衫,王刚拉着她的小手问道:“感冒了吧,还穿这么少!”
每天,总有许多居民,晚饭过后出来遛弯,路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时候顺便进去量量血压,和社区医生聊聊,看看头疼脑热的小毛病。而这里的24小时全科门诊,还为赵大爷、李大妈们亮着一盏灯。
从前,提起全科医生,浮现在人们眼前的还是美国电影中的家庭医生。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我国一些省市便开始试行培养全科医生。
全科医生是综合程度较高的医学人才,主要在基层承担预防保健、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和转诊、病人康复和慢性病管理、健康管理等一体化服务,被称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
今年6月22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建立全科医生制度。自此,在中国存在了20多年的全科医生,正式走进了百姓生活。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再次明确全科医生的职责,并计划在2020年,实现城乡每万名居民拥有2-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
没病讲知识、小病及时治、大病不耽误,这也是王刚在全科门诊两年给自己的职业下的定义。作为居民健康“守门人”,社区里的全科医生不但要承担预防、诊治的责任,还是首诊、分诊的把关人。诊治常见病、慢性病,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开展慢性病预防系统工作,指导社区护理、康复、健康教育,配合专科医生开展社区精神卫生服务„„全科医生是社区医疗的多面手。
温暖的社区门诊
“百姓非常需要身边的全科医生,我能感受到居民对我们的信任和依赖。”两年的工作让王刚看好社区全科医生的未来。
无论多忙,对每一位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患者,王刚总会多问几句、多嘱咐几句。有些慢性病患者一周来几次,王刚和他们见面就像朋友一样。“毕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大医院不一样,我们和居民交流的时间多一些。沟通、交流多了,关系自然就融洽了。”
按照国际经验,以全科医生为主的基层医疗体系可以解决95%以上的疾病。提高全科医生的水平,充分发挥社区医疗预防、分诊的作用,有助于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率,更能为化解紧张的医患矛盾、重建医患信任搭建良好的平台。
社区承担的服务是“六位一体”的,即综合预防、医疗、保健、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为一体;而社区全科医生的服务又具有综合性、持续性、人性化的特点并且提供以预防为导向的照顾,这些都是未来社区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方向。
全科医生在与社区、家庭建立紧密的卫生服务关系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通过建立家庭健康档案、跟踪健康状况,全科医生制度不但能有效预防疾病,更有助于树立预防为主的观念,改变居民的生活、就医方式。
因为在全科门诊工作,内、外、妇、儿全负责,王刚几乎给社区里的所有居民看过病、开过药。“小王不错,工作认真,对我们还耐心、周到。”提起王刚,赵大爷竖起了大拇指。
王刚就住在服务的社区,每天上下班,总有许多居民和他打招呼。“小王,下班买菜啊。”“王医生,办公室冷,别净顾着忙,多喝点热水!”
“人家都说中国医患关系紧张,我在社区却没这种感觉,我和患者的关系都特好,他们也总是让我觉得特别温暖。” 王刚笑得很满足。
制度尚待完善
成为全科医生以来,王刚的生活便格外充实。每周工作五天,不算无需问诊直接开药的,平均每天要为50位患者看病。每隔七天,王刚还要值一次夜班,前半夜来量血压、看感冒等急症的患者持续不断。
“我们人手太少了!”王刚的状态是社区全科医生真实的写照。卫生部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仅有7.8万名注册的全科医生。如果按照《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到2020年要基本实现城乡每万名居民有2-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的目标来计算,全科医生的人才缺口高达30余万。
为让城乡居民拥有自己的全科医生,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印发《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规划》。《规划》提出,到2012年,安排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医生转岗培训5万名。然而,培训也遭冷遇。以上海为例,2010年上海计划招收、培训300名全科医师,结果仅有144人报名。
薪资水平低是最直接的原因。王刚认为,长久以来,全科医生的收入属于财政拨款,收支两条线。在社区工作繁琐而辛苦,薪酬却不是很高。虽然现在增加了绩效方案,但仍然和工作量不成正比。
为解决全科医生薪资水平低的问题,《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鼓励引导全科医生以多种方式执业。《意见》明确,全科医生不仅可以多点注册,也可以独立或者与他人联合开办合伙制诊所,增加收入渠道。然而,在王刚看来,每天高负荷的劳动让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做一份工作,而这种压力又源于社区卫生服务人才的紧缺。
有数据显示,2007年至2009年,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共引进2000人,但三年里流失率非常高。另一份基于全国的研究数据也表明,2003—2007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流失的正高、副高和中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分别占在岗相应职称人员总数的35.7%、10.1%、9.5%。
事实上,与薪酬相比,个人职业发展的隐忧才是王刚这样的年轻人最大的顾虑。“虽然我工作得很快乐,但真正从临床经验、医疗水平上,还和大医院的医生有很大差距。常来社区看病的还是常见病、慢性病患者,有些人久病成医,直接来拿药就行了。”王刚说道:“我们也希望大家都不生病,健健康康的。但做医生的,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地接触一些疑难问题,我们的许多能力也会退化。”
王刚说,他最拿手的还是内科诊治。处理一些比较严重的外伤时,他也会害怕,生怕自己不够熟练。而同一家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胡医生,做了五六年的全科医生,但她觉得“考了全科医生的证和以前也没什么不同。”现在,胡医生仍然做着为居民打预防针的工作,其他科室很少接触。
与此同时,大医院的晋升空间比较大,职称评定的名额较多也是让社区全科医生羡慕却无奈的事实。“服务基层、讲奉献固然值得提倡,可现有的条件无法吸引更多有学历又有能力的医生到社区服务。”王刚说道。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曾益新也曾指出,目前我国全科医生不仅是数量不足,具有医学本科学历并经过严格全科训练的全科医生更是少之又少。
这样的服务团队会直接影响社区卫生服务水平,也会强化百姓已有的顾虑“社区医院的医生不如大医院的医生有本事”,“没出息、没水平的医生才来社区呢”。
“物质上的还好提高,但要改变百姓的观念就难了。如果社会对于社区全科医生的认识不能改变,我们感觉工作没有‘尊严’,得不到认可,那谁还愿意当全科医生呢?”从这一层面来看,王刚认为,全科医生制度还有待完善。
第五篇:医改
暑假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麻醉学系09级3班 徐梦姣 20092250130
一、调查背景和目的
2006年10月8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以胡锦涛同志为中心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此次会议提出了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思想,并在此次发布的公报中提出了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
今天,我们为了了解“和谐社会”这一思想在人们现实生活中发展、落实的具体情况,并发现当前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探讨解决的办法,特进行此次调查。
二、调查方式
此次调查以问卷的形式进行。
被访问者有工人、退休人员、学生、个体经商户、农民、医疗服务人员、房地产后勤服务人员等等,涉及到了社会的不同职业、群体人员。调查地点在富康广场及其附近。调查时间:2011年八月
三、调查结果及发现的问题
(一)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些措施 1充分发挥宗教职能
近年来,在各地宗教工作部门的积极引导和支持下,全区各地积极开展 “宗教活动评先创优”、创建“五好宗教活动场所”评选等活动,全区宗教界人士在协助政府开展学法普法宣传、捐资助学、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宣传、禁毒宣传、税法宣传以及开展退耕还林还草、植树造林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为和谐宁夏建设的积极力量。
2帮贫济困 帮贫济困,关心弱势群体,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是宁夏区政府一贯的作风。近几年,我区政府及各级组织继续将这种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开展了义诊、看望残疾人、创建“银川市民建林” “重返校园”和“女童班”等多项捐资助学项目等各种形式多样的公益性活动,据不完全统计,仅扶贫济困、慰问消防官兵、为下岗职工和失地农民提供再就业等捐款就高达百万元。开展公益活动,不仅提高了我区机关人员的精神文明建设,还提高了政府的好评度。
3加强教育 提高文化建设
我区政府在2011年特殊教育学校项目投资数百万元,专项用于中卫市特教中心教学、生活设施建设及购置必备的教学、康复训练设备。至此,政府投入专项资金数千万元,用于支持我区列入《国家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项目建设规划》的9个特殊教育学校项目建设。
4开展社区活动
区政府在全区各市县广泛开展了“五好文明家庭”、“和谐家庭”、“学习型家庭”、“文明楼院”、“文明市民”等评选活动;大力开展了“十佳好媳妇”、“十佳好妯娌”、“十佳好婆婆”、“十佳道德女模范”和“千名道德模范”、“千名美德少年”表彰活动;组织开展了以礼德、信德、孝德、爱德建设为切入点的学习宣讲和演讲比赛;深入开展了“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绿色大学”、“绿色幼儿园”等创建活动。通过这些创建活动的有力开展,全区人民的荣辱观意识不断增强,文明素质明显提高,文明行为逐步形成,城乡环境面貌和社会服务水平明显改观,为我区银川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5加强党政建设
我区政府在机关支部,实施“两管三评一推优”考核管理机制,推行“一站式”、“窗口式”服务,开展党员干部“季度之星”评比活动。在农村支部,深化“双承诺双公开双评议”和党员党性定期分析评议活动,全面推行党组织和党员承诺制,通过服务承诺、党性分析、民主评议等方式,使党的先进性要求转变为党组织和党员的自觉行动。
(二)问题
通过对调查对象及其结果的分析,我们发现,大多数人对于“和谐社会”这一概念是比较了解的,这说明我们的人民对于国家、社会的发展是比较关心的。在调查过程中,有些人员不愿接受我们的调查,或要事先了解是否是实名调查,这让我们产生了诸多的疑问:是对社会的漠视?还是了解实情但是不敢说?
对清真食品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有些饭店打着清真二字,可厨师却不是回民,同时我区缺少专业的回民厨师和星级的清真饭店,给许多回民商人带来了诸多不便同时这不得不让我们质疑我区政府对清真行业的检查力度和全面性。
在对医疗方面的调查中,我们发现“看病难,看病贵“成为当前人们普遍的感觉,并且在看病过程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违反道德的行为成为人们广为厌恶的诟病。这从侧面反映出,我们当前的医疗保障体系,虽经数次改革,但是医药行业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甚至是更加的严重。另一方面,相关的法制建设从在漏洞,执行情况更有待深思。
在对城市环境建设方面的调查中,大家反映我区有些街道仍然处于“脏乱差”的状况,严重影响了周围居民的身体健康。同时有些道路未及时的修补,给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在对“您对构建和谐社会有什么建议?”的调查中,加强、完善法制建设、加强执法力度和监管,成为大家普遍的建议。这也反映出,在建国六十多年来,我们的法制建设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仍然存在许多的问题,还需要立法部门根据我国的现状进一步完善、加强法制建设。总的来说,我区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三大挑战,四大问题”:(一)面临的三大挑战:
1、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不仅与和谐社会的目标相悖,而且经济发展本身也受到了严重制约。
2、经济发展不均衡。表现为城乡及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在逐年扩大,农民增收难等,已经阻碍了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3、人与自然关系失衡。因环境污染、资源破坏对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造成的不良影响日益严重。(二)必须解决的四大问题:
1、必须坚持“人民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的理念。
2、必须解决体制性障碍。
3、必须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大力减少政府直接干预微观主体的行为。
4、必须坚持社会治理的法治化。
四、问题分析及如何解决
当前出现的这些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其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长期的结构性矛盾和不平衡问题。例如,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是中国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并非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而且,城乡发展的二元结构问题,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加快发展,我国采取了从沿海到内陆的逐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政策,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辛勤劳动和诚实经营先富裕起来,通过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区域发展差距有所扩大。另外,在工业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城市化的速度也大大加快,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与此同时,由于我国人多地少,户均耕地只有0.5公顷,农民家庭经营很难形成规模效益,农业生产的比较收益较低,加之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城乡之间的福利差距达到约6倍。中央提出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的区域发展战略,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是为了解决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二是体制改革过程中因体制、机制不完善而产生的问题。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一些旧的体制被打破,而新体制的完善需要有一个过程,另外,体制改革也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必然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利益矛盾。例如,在收入差距方面,除了一般所说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差距,还有同级公务员工资水平地区差距较大问题、垄断行业和一般竞争性行业工资差距问题、某些非法致富现象的存在和农民工待遇差问题,等等。另外,在国企改制中的资产处理、下岗职工补贴、征地拆迁补偿、复转军人安置、水利工程移民安置等方面,也会因为体制不完善、工作不到位而产生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和利益纠纷。
三是在经济快速发展中因社会发展相对滞后而带来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也不断提高,经济和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更加突出,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带来的矛盾增多。如就业问题依然严峻,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失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失地农民就业、大学生就业等问题突出。群众对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等问题意见较大,一部分家庭出现因病致贫返贫、子女教育费用负担过重的问题。在社会治安方面,刑事犯罪总量仍居高位,抢劫、抢夺、盗窃等财产犯罪呈多发之势,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不足。在社会保障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目前还不健全,社会保障覆盖面小,部分群众生活仍然困难。另外,人民群众对改善生态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完全遏制。
总的来看,现阶段存在的影响社会和谐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错综复杂,往往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引发的问题与体制转轨中体制机制不完善造成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历史遗留、积累的问题与新产生的问题交织在一起,现实利益矛盾问题和思想认识差异问题交织在一起,官僚主义、工作方法不当造成的问题和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引发的问题交织在一起。这些问题不仅制约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如果任其发展,就会挫伤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积极性,就会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在深化改革和全面发展的过程中,使这些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五:调查感悟
1、在调查中虽然遇到过挫折,但是,我们克服了困难,圆满的完成了调查,锻炼了我们的意志和毅力。
2、通过此次调查,我们对社会有个更加深入的了解,为即将进入社会的我们,提供了一次了解社会的机会。
3、通过此次调查,我们接触到了不同的人,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经历,同时,提高了我们与人交流的能力。
4、通过此次调查,我们锻炼了团结协作的能力,为以后更好地融入工作团队,增加了相关的经验。
参考文献: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修订版,第274-2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