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私分村委公款构成何罪

第一篇：中华民族私分村委公款构成何罪

私分村委公款构成何罪

案情：2004年10月，某村民委员会副主任兼出纳赵某伙同村委会委员兼妇女主任沈某，将村财物旧铅线、废铁出售得款3万元，并与村主任朱某商量，以买个人保险为由进行私分。经朱某同意，赵某、沈某分别得款1.2万元，其余6000元归朱某个人所得。为了隐瞒这一事实，赵某未将该笔收入入账，只是空开了一张购买春节年货的凭证作为该款用途。

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赵某、沈某在征得村主任朱某同意后，采用收入不入账的方式，三人共同私分村集体资金3万元，属违规私分集体财产，但因刑法没有规定私分集体资金罪，故不宜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赵某等三人均是村委会成员，具有一定职务，三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进行私分占为己有，数额较大，应以职务侵占罪追究其三人的刑事责任。

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是：

第一，从主观方面看，私分集体财产构成职务侵占罪的，决策者与直接责任人员必须具有非法占有集体财产目的，即通过集体私分达到个人侵占的目的。私分集体财产，有时表现为在单位或部门内将一定款项分给一定范围内的人员，但这只是决策人为了掩盖个人侵占集体财产真相而采取的手段而已。司法实践中，认定行为人是否以个人非法占有为目的，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综合分析：(1)看决策者和参与者是谁，对于少数人决策、少数人私分的，应由决策者和直接责任人承担责任;(2)看私分人员的范围，对于在决策范围内私分的，应认为该范围内的人员具有非法侵占目的;(3)看决策者个人私分所得额。对于在几个决策者之间私分的，不论个人所得额差额大小，均可以认定为是 1

以个人非法占有为目的。就本案而言，该三人通过共同决策，以买个人保险福利为由，将集体财产出卖后占为己有，无疑具有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的目的。

第二，从客体方面看，私分集体财产的侵占行为，具有侵犯财经管理制度和集体财产所有权的双重性。私分集体财产的行为特征是违反财经管理制度，但私分手段可以多种多样：有的是收入不入账，有的是虚增支出，有的是伪造、涂改账据，有的是私设小金库，等等。这些行为虽属违反财经管理制度的行为，但不能因此把违反财经管理制度与行为的违法性割裂开，这类行为实质上侵犯了集体财产所有权。本案三人采取收入不入账、空开支出凭据的方法将村集体财产占为己有，应认定为职务侵占。

第三，从客观方面看，私分集体财产的决策人，往往都是单位、部门的负责人，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如会计、出纳)也都是利用职务便利而参与共同策划，无论决策形式如何，他们均属利用主管、经手、管理集体财产的职务之便进行侵占的。本案三人分别是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妇女主任，他们利用主管、经手、管理集体财产的职务之便，共同决定私分集体财产，完全符合职务侵占罪的客观特征。

综上，本案中赵某、沈某和朱某三人的行为属于共同犯罪，构成职务侵占罪。

浙江省桐乡市检察院·沈俊夫

第二篇：中华民族本案阻止工商人员工作构成何罪

本案阻止工商人员工作构成何罪?

案情：

被告人杨同兵、赵景喜于2002年12月30日17时许，乘坐由被告人葛玉华驾驶的苏N-J0626号货车装载500箱“福”酒和100箱“小醉仙”酒到如皋市天平市场进行销售，被接到举报的南通市如皋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监督检查大队(以下简称“经检大队”)检查发现，经检大队经初步核查发现该批酒的标贴及外包装盒上所表述的内容与被告人赵景喜等人提供的手续不相符，经对该批酒作初步检测发现，该批酒的质量严重不符合标贴上明示的要求，经检大队随即对该批酒进行抽样取证，并根据有关规定决定对该批酒和汽车予以扣留在南通市如皋工商行政管理局待后处理。2002年12月31日，经检大队将抽样样品送至如皋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进行检验，经鉴定：送检的“福”酒和“小醉仙”酒酒精度指标未达到GB10781、1—89标准规定的要求，判该样品不合格。经检大队即要求被告人杨同兵等人按规定预缴待处金等待处理。被告人杨同兵等人为逃避处罚，多次商量策划，欲由杨实施限制门卫的人身自由，不让其报警，由赵、葛强行到工商局大院内将被扣的汽车及拉走。2003年1月5日21时许，被告人杨同兵等人来到工商局，根据分工，被告人杨同兵将工商局传达室外的电话线扯断，阻止报警，并将工商局电动大门强行推开，由被告人葛玉华以天气冷，以免水箱被冻坏要将汽车水箱内的水放掉为借口，骗得工商局传达室门卫的信任，进入大院，将卡车发动预热，由被告人赵景喜驾驶，将卡车强行开走，门卫陈仁和欲阻拦时，被告人杨同兵上前抱住，将其推进传达室，限制其自由，不让其报警，并对陈进行威胁。至22时许，被告人杨同兵与同伙联系，得知被告人赵景喜、葛玉华已驶离如皋时，方从工商局传达室逃离。

该案分歧的焦点在如何定性?

第一种观点认为，杨某等人的行为构成妨害公务罪。理由是：杨某等人违法经营被查处，因对工商部门执法行为不服，强行抢走工商部门监管中的财物;其行为不仅侵犯国家的正常管理活动，1

同时，杨某等人采用暴力手段非法软禁扣留财物保管人，其行为还侵犯了工商局工作人员的人身权利。客观上，其实施了以暴力的方法阻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主观上，明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扣行为是执法行为而故意实施暴力，致使查扣的财物被抢走，阻碍执法人员执行职务。因此，对杨某等人应以妨害公务罪处罚。

第二种观点认为，杨某等人的行为构成抢劫罪。因为被查扣物品的所有权已经发生转移，可视为原财物所有人此时已丧失了所有权。从主观上方面看，杨某等人非法占有被扣财产的故意很明确;客观方面，杨某等人对看管人员被扣财物的陈某实施人身强制，使其处于不能反抗的境地，从而劫走公共财产，其行为不仅侵犯工商部门管理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同时还侵犯了保管财产的陈某的人身权利。因此，杨某等人以暴力手段强行抢走财物，应以抢劫罪论处。

第三种观点认为，杨某等人的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本罪只要行为人以剥夺他人身自由为目的，非法拘禁他人，不论时间长短，都是本罪既遂。时间长短可作为一个情节加以考虑。本案中的杨某等人为逃避处罚，多次商量策划，欲由杨实施限制门卫的人身自由，不让其报警，当门卫陈仁和欲阻拦时，被告人杨同兵上前抱住，将其推进传达室，使陈某在一定时间内失去行动的自由。这种强制性，表现在违背他人意志，强行使他人处于被管束之中。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杨某等人的行为更符合非法拘禁罪的构成要件;

1、本罪的客体，是他人的人身自由权利。

2、客观方面，行为人具有以拘禁的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

3、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

4、本罪的主观方面，出于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目的，动机不同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第三篇：中华民族未经单位批准发放奖金构成何罪

未经单位批准发放奖金构成何罪?

「简要案情」

曾某、宁某和刘某系重庆某事业单位员工。2000年5月，该单位设网络中心，任命曾某为网络中心副主任，主持全面工作，宁某为网络中心员工。2002年7月，刘某大学毕业后也分到该网络中心工作，全网络中心员工共三人，具有相对独立的管理权限。2003年10月网络中心对外开放，并收取适当上网费，即每小时一元，收费后上缴单位设备处，再由设备处上缴单位财务处。此间，因网络中心工作量增加，且其他科室有收费提成的情况，曾某、宁某和刘某以网络中心名义向单位领导请示提成部分费用由网络中心支配。在尚未得到单位明确答复提成比例的情况下，宁某向负责人曾某建议将部分上网费先予以分发。曾某即与宁某、刘某共谋，由曾某决定将部分上网费以发奖金的名义分发，宁某负责记帐，三人均在宁某记录的账本上签字领钱。至2004年10月止，曾某、宁某各分得人民币49400元，刘某分得人民币47400元，以上共计所分人民币146200元。

2004年11月25日，重庆市某区人民检察院以曾某、宁某和刘某构成共同贪污为名，向重庆市某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分歧意见」

曾某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种罪名主要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曾某等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主要理由有以下两点：一是宁某等人在私分上网费前曾向单位领导进行请示，在单位领导没有明确表态且收费提成现象在该单位非常普遍的情况下对该上网费的私分应当视为单位领导对其请示或者私分行为的默认，因此，该私分上网费行为由于等到了单位领导的授权，当然是合法的。二是从该行为的社会公正性来看，曾某等在网络中心的工作非常辛苦，工作时间长、长期加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然而，作为对其辛勤劳动的回报，曾 1

某等并没有得到应当获得的奖金、加班费和工作补贴。因此，换一种角度讲，曾某等对该财产的私分，在某种程度是对他们长期辛勤劳动的补偿，而且这种补偿也是合理的，即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每人分得的数额也不超过5万元。因此,该私分行为具有正当性，而不能认为是犯罪。

第二种意见赞同本案公诉机关的意见，认为曾某等人构成共同贪污罪。主要基于以下四点：一是曾某等人作为国家事业单位的员工，符合贪污罪的主体要件;二是曾某等人的行为在客观上造成国家财产曾一度被其占有，并给单位的声誉和正常活动带来了重大影响，符合贪污罪的客体要件;三是从曾某等人的作案行为、事后对该财产的占有，以及其在侦查机关的供述来看，其主观上都有侵吞国家财产的故意，符合贪污罪的主观要件;四是曾某等人以窃取的方式侵吞国家财产的行为，符合贪污罪的客观要件。因此，根据我国犯罪认定以犯罪的四大构成要件为标准，曾某等人的行为构成贪污罪已无可争议。

第三种意见认为：曾某等人的行为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主要基于以下三点：第一，曾某等在截留并私分这些财产时，都是以网络中心单位的名义并经过研究决定将该笔上网费私分给个人的，其行为符合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客观要件;第二，曾某等人对上网费的私分都是以员工具体参与网络中心工作量的大小进行平均计量分配，且将该分配办法和分配标准在网络中心予以公布，具有明显的公开性，并不符合贪污罪的秘密窃取性;第三，在主观上，曾某等人都一直认为所分得的财产都是自己应当分得的奖金、加班费或者奖金提成，并不认为该财产是非法的，否则也不会将该分得财产登记造册。因此，曾某等人在主观上并不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而正好符合私分国有资产罪的构成要件。

「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如下：

根据我国《刑法》第396条第1款的规定，私分国有资产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数额较大的行为。私分国有资产罪是1997年刑法修订中新设罪名之一。在此以前，这种私分国有资产行为是按照贪污罪处理的。在刑法新设私分国有资产罪以后，私分国有资产罪与共同贪污犯罪如何正确辩析，一直是司法实务中的难点。同时，鉴于我国在司法实务中实行罪刑法定原则，且犯罪的认定以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四大犯罪构成要件为标准，因此，对私分国有资产罪与贪污罪的辩析，我们不妨结合犯罪构成的四大要件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在犯罪对象上。私分国有资产罪的犯罪对象是国有资产。贪污罪的犯罪对象是公共财物。公共财物的外延范围更大，不仅包括国有资产，而且还包括其他公共财产。

第二，在犯罪客观方面。私分国有资产一般在本单位是以公开的、表面合法的形式集体私分给个人，即以单位名义进行私分，所谓“以单位名义”，是指经单位领导、负责人或者单位决策机构集体研究决定或者是单位全体成员共同议定后，由单位统一组织进行私分。所谓“集体私分给个人”，是指将国有资产分配给单位的全体成员或者大多数成员，该“私分”具有一定的公开性。如果是少数人暗中进行分配，则应定贪污罪。同时，私分国有资产罪除了会采取一些措施对付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外，在其他方面一般不做什么手脚。而贪污往往采取侵吞、窃取、骗取或者其他手段秘密进行。

第三，在犯罪主体上。私分国有资产罪是单位犯罪，犯罪主体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贪污罪的犯罪主体是自然人，具体来说，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

第四，在犯罪主观方面。在私分国有资产案件中，有些客观上参与私分国有资产的人员，在主观上并不明知自己取得的财物是非法的，他们只认为是单位发放的合法财物。而贪污案件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对侵吞共财物都是明知的，具有共同犯意联络。

第五，在刑事处罚上。私分国有资产罪虽然是单位犯罪，但处罚的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贪污罪是个人犯罪，处罚的是参与贪污的行为人。

笔者认为，根据犯罪构成的四大构件来看，私分国有资产罪和贪污罪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犯罪的主体和犯罪的客观方面的表现不同(二者在犯罪的客体和主观方面比较容易区分，这可从本文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本案中，曾某等人所在的网络中心性质为业务科室，虽隶属设备处，但具有相对独立的管理权限，即该网络中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且现行法律上并找不到私分国有资产罪的主体必须是法人单位的规定，根据我国罪刑法定和有关司法解释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可以认定本案网络中心能够作为私分国有资产罪的适格主体。同时，从本案的犯罪客观方面看，曾某等人的私分行为具有一定的公开性和集体性。首先，从网络中心上网费的截留和私分决定的形成上看，该截留和私分决定的形成都是由网络中心全体员工共同研究决定的，由网络中心统一组织进行私分的;其次，从本案截留和私分的名义上看，曾某等人在截留和私分这些财产时，都是以本部门奖金提成的方式进行截留和私分的，并以员工具体参与网络中心工作量的大小进行平均计量分配;第三，从截留和私分的形式上看，从2003年3月到2004年10月，曾某等人对上网费的截留和私分都作了详细的记载。换言之，本案应当被视为以登记造册的方式对网络中心的上网费进行私分的，具有明显的公开性。所以本案中，曾某等人的行为在犯罪主体和犯罪的客观方面上符合我国刑法关于私分国有资产罪的规定。因此，结合本文前面所述的曾某等人在主观上一直认为其所分得的财产都是自己应当分得的奖金、加班费或者奖金提成，并不认为该财产是非法的(否则也不会将该分得财产登记造册)，从而排除了非法占有单位财产的故意的分析，笔者认为曾某等人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而是构成了私分国有资产罪。

第四篇：浅谈私分国有资产罪与其他经济犯罪行为的异同

新刑法增加了私分国有资产罪的规定，目的在于加强对国有资产的保护，惩治单位侵吞国有资产的腐败犯罪行为，保证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和国有单位的正常管理和生产经营活动。近年来，不断有一些单位因犯本罪被司法机关查处，私分国有资产犯罪，开始成为一种引起人们警惕的严重经济犯罪。

一、私分国有资产罪的概念。

私分国有资产罪，是指国有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数额较大的行为。我国刑法规定，私分国有资产数额较大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私分国有资产罪是1997年10月施行的《刑法》中新设立的罪名。

二、私分国有资产罪的特征与构成要件。

私分国有资产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除此之外的公司、企业等组织人员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本罪是单位犯罪，根据法律规定只能处罚私分国有资产的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和其它的直接责任人员，犯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犯罪，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国有资产的目的。

私分国有资产的客体是国家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私分的对象必须是国有资产，如应当上缴的国家税金、罚没财物或国家专项拨款、补贴，国家给予国有公司、企业的生产性资金、固定资产等。

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违反国家有关国有资产保护、管理的法律、法规规定，将国家以各种形式对企业投资和投资收益，国家对行政事业单位拨款形成的资产，通过单位负责人决定或者单位决策机构集体研究决定，将国有资产分给单位所有职工。

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处罚。本罪是单位犯罪，但实行单罚制，即只处罚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而不处罚单位，也就是说对单位并不判处罚金。

三、正确区别私分国有资产罪与其他经济犯罪行为的异同。

根据新《刑法》的规定和实践中，在查处私分国有资产犯罪时，应当作好以下几项工作：

1、正确区别乱发财物和私分国有资产犯罪的界限。

乱发财物是指单位违反国家规定，超越权限，擅自提高和扩大工资、补贴标准及范围，以奖金、津贴、补助等名义发放或变相发放现金、食品和生活用品等。其资金来源是单位合法占有的资金，数额较小；发放钱物的形式是在单位财务的账面上发放，其性质属于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私分国有资产，则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数额较大的行为，（一般参考《人民检察院立案标准》，私分国有资产累计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作为构成犯罪的起点，数额较小的不以犯罪论处）其性质属于违反《刑法》的经济犯罪行为。两者之间最显著的区别在于所发放的资金、物品的来源是否为国家所有，如为单位资金，即为违反财政纪律，不构成犯罪；如为国有资产，则构成私分国有资产。

2、正确区别共同贪污与私分国有资产罪。

共同贪污是指单位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员，擅自将国有财产分给个人或有关人员，而不是按照统一的分配方案公开分给本单位所有职工，少数人中饱私囊，将公共财产共同占为己有的行为。私分国有资产罪是单位负责人或有关责任人集体商议决定以各种名目将国有资产在本单位范围内公开集体私分给所有职工。两者之间犯罪主体不同――共同贪污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单位内部少数人员之间共同决策，将公共财物共同占为己有。私分国有资产罪的犯罪主体则是单位，由单位决策机构集体研究决定的，单位全体人员都能得到利益；其次，两者之间犯罪客体不同――前者的犯罪客体是公共财产，既包括国有资产，也包括非国有单位财物的所有权；后者的犯罪客体仅为国有资产；最后，两者的犯罪手段不同――前者通过侵吞、窃取、骗取或者其它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即所谓的“暗箱操作”，后者是以单位为名义，经单位决策机构集体研究决定将国有财产分给单位全体人员或绝大多数人员，可谓“人人有份”。正因为如此，共同贪污与私分国有资产两罪都具有严重的危害性。

3、正确区别私分国有资产罪与私分罚没财物罪。

私分罚没财物罪是指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违反国家规定，将应当上缴国家的罚没款物以单位名义集体私分给个人，且数额较大的行为。它与私分国有资产罪的主要区别在于犯罪客体不同：私分国有资产罪的犯罪客体是国有资产，包括单位在经销活动过程中收取的手续费、回扣或者其他物品、单位应当上缴的经营利润、其他收入等；私分罚没财物罪的犯罪客体是司法机关、行政执法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收缴的各种财物。两者之间存在相似之处，又有显著区别。

应当注意的是，无论是共同贪污，或是私分国有资产，还是私分罚没财物，都严重侵犯了其职责的廉洁性，是贪污腐化的最直

接表现。实践证明，犯有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单位往往也存在共同贪污的犯罪行为。

当前，我国面临反腐败的严峻形势，建立相应的预防性法律，进一步完善行政法规，对于强化国家行政管理职能，提高效率，减少漏洞，防微杜渐，保证国家工作人员行为的合法性，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国家权力机关应当加快行政立法的步伐，改变行政法规

立法只重惩罚、不重预防，以政策性文件代替立法的倾向，既注重打击也注重预防，尽快完善行政法规，把国家文件性的规定变为行政立法，用法律约束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从根本上解决“国家规定” 互不统一、互相矛盾、交叉打架的问题，从而为正确执法奠定基础。随着我国法律建设的不断完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和领域都已逐步纳入法制轨道，犯罪防范工作也正在朝着规范化、法制化的方向发展，预防犯罪立法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球经济发展一体化的迫切需要。在私分国有资产犯罪日益增多的新形势下，如果没有健全的犯罪预防和犯罪控制的法律制度，要想从根本上减少和控制此类犯罪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国家权力机关应尽快着手犯罪防范方面的专项立法，如公民举报法、监督法等，将私分国有资产犯罪防范工作纳入法制建设的轨道。

第五篇：利用职务之便骗取其他单位财物构成何罪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利用职务之便骗取其他单位财物构成何罪?

[案情] 2004年初重庆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因改制，需到国土局办理土地出让手续，交纳土地出让金，将公司占有的几快土地由划拨变为出让性质。

犯罪嫌疑人丁某当时任重庆市沙坪坝区国土局资产地籍科副科长，具体经办该项业务。2004年初，丁某接到重庆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交来办理土地出让手续的资料后，经过初审，符合出让条件，然后测算出土地出让金为293万元。随后丁某将审验材料逐级报批后，于2004年6月将材料上报市国土局土。在办理过程中，丁某利用职务之便，要求该公司委托重庆顶加房地产中介公司(丁与沙坪坝区国土局土地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张某合办)代办该业务，并对重庆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许诺可以将土地出让金从293万元优惠至250万元(按照有关规定土地出让金是不能上下浮动的，丁某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让重庆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觉得有利可图，以便从该公司骗取现金)。在具体经办程中丁某伙同沙坪坝区国土局土地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张犁(另案处理)采取开“头大尾小”[①]的发票，私刻国土局公章和偷盖国土局公章，伪造土地出让合同、国土证等手段，骗取重庆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用于交纳土地出让金的资金，共计250余万元，丁某将其中的210万用于偿还赌债、私人债务以及个人生活消费，另外40万元由张某获得。

[争议]

针对丁某的行为，应该如何定性?有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丁某的行为涉嫌构成贪污罪。理由：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务的行为。在本案中，丁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伙同沙坪坝区国土局土地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张犁(另案处理)采取开“头大尾小”的发票，私刻公章和偷盖公章，伪造土地出让合同等手段，贪污土地出让金250余万元，其行为涉嫌贪污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丁某的行为涉嫌构成挪用公款罪。理由：丁某在该案中，是想将土地出让金暂时挪用，用于归还赌债及个人私人债务，等自己有钱后再拿钱去帮重庆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办国土证，其行为属于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主观上只是暂时占有公款的目的，具有归还的意愿，并非想永久占有该笔资金。因而丁某地行为是涉嫌构成挪用公款罪，而不是贪污罪。

第三种观点认为丁某的行为涉嫌构成诈骗罪。理由：丁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伪造的土地出让合同、国土证取得重庆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信任，骗取其250万元资金，并将其中的210万元用于个人偿还赌债、私人债务及生活消费，其行为涉嫌构成和诈骗罪,.[评析]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丁某明知自己客观上没有偿还能力，却仍然将重庆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210万元用于偿还赌债、私人债务以及个人消费，因而我们可以认定丁在主观上对这笔钱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另外，丁某出具虚假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国有土地使用证，以及为了防止事情败露而伪造土地抵押专用章等客观行为也印证了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为己有的目的。客观上，丁某采取隐瞒事实真相，私刻印章，出具虚假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国有土地使用证等手段，骗取重庆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为办理划拨土地转变为出让土地而支付的费用250万元，表现在：

一、丁对重庆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承诺，若由中介公司来代理土地出让事项，则出让金可以从293万元优惠至250万元，但事实上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土地出让金是不能上下浮动的，因而丁某对重

庆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隐瞒了土地出让金是不能上下浮动这一客观真相，使被害单位产生了错觉，信以为真，将财物自愿地交给了丁某。

二、丁某故意编造客观上不存在的虚假情况，骗取了被害单位重庆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信任，即隐瞒事实真相，私刻印章，出具虚假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国有土地使用证，私自打印了国土证，偷盖市国土局公章，重庆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也正是看到了盖有市国土局公章的国土证，才对丁某产生极大的信任，从而自愿将250万元钱交给了他而不是按规定交给市国土局，其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那丁某的行为为什么不够成贪污罪?理由如下：丁某将公路公司的各种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后报到了市国土局土地利用处，该处经过审核同意重庆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性质由划拨改为出让，应交纳土地出让金293万元，遂叫丁某通知重庆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去市国土局交纳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统一由市国土局收取，任何个人不得收取)[②]和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正本)，但丁某一直没有通知重庆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去市国土局交纳土地出让金和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正本)。反而是在重庆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土地出让手续进入国土局的审批程序并且已经审批完成，应当交纳出让金办理国土证之时，丁某利用自己是国土局工作人员的职务之便伙同沙坪坝区国土局土地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张某采取开“头大尾小”的发票，私刻公章和偷盖公章，伪造土地出让合同等手段，骗取重庆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50万元，将其中210万元用于偿还赌债和私人债务以及个人消费。因此重庆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根本就没有去市国土局交纳土地出让金，因而重庆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交给丁某的250万元，从性质上讲还不是市国土局收到的土地出让金，因为市国土局还没有收到这笔钱，这笔钱仍然属于重庆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所有，尚未成为国有财产，且丁某也不具有受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委托收取土地出让金的职责，其行为并非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骗取公共财务，因而丁某的行为并不是贪污国家的土地出让金，而是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伪造土地出让合同及国土证等手段骗取重庆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资金的行为。

丁某的行为也不构成挪用公款罪，理由：主观上，挪用公款罪只是暂时占用公款的目的，具有归还的诚意，而本案中，丁某明知自己客观上没有偿还能力，却仍然将重庆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210万元用于偿还赌债、私人债务以及个人消费，即丁某已经将这250万处置了，他自己占有210万，剩下的大约40万由张某获得，以及其出具虚假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国有土地使用证，以及为了防止事情败露而伪造土地抵押专用章等客观行为也印证了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为己有的目的，而非只是挪用。另外，客观上，挪用公款罪侵犯的是公共财产的使用权、收益权，而本案中，丁某的行为侵犯的是重庆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财产的所有权，因而丁某的行为不符合挪用公款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处理结果]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判处丁某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注释：

[①] 所谓“头大尾小”的发票，即将土地出让金填写在发票的第一联，余下的存根联、记帐联单独填写小金额收费的做法。

[②] 《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国有土地使用权划拨与有偿使用(含企业改制土地使用权处置)审批流程》规定：审批手续由申请人交办件大厅，经办人员现场勘查、办理、处长审核后，报分管副局长、局长审批，之后土地利用处开出缴款通知书，用地单位到财务处缴纳土地有偿使用价金或管理费，土地利用出发出市政府关于建设用地批复文件、土地出让合同及用地红线图，由办件大厅交申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