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李某的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还是构成民事纠纷？

第一篇：本案李某的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还是构成民事纠纷？

本案李某的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还是构

成民事纠纷？ 被告人李正山，男，４０岁，农民。１９９９年３月，被告人李正山经人介绍为某市灯具厂对外洽谈销售灯具业务，灯具厂于１９９９年４月通过电传的方式发给被告人李正山委任书一份，委任书中称：“某市（县）各有关单位，兹介绍我厂营销员李正山同志代表我方与你方签订有关路灯灯具业务合同。”与此同时，灯具厂还派副厂长赵宏明、总账会计周成良到重庆市某县，被告人李正山即与灯具厂派来的副厂长赵宏明、总账会计周成良一起与某县建设委员会洽谈灯具业务。同年５月１９日灯具厂与某县建设委员会订立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一份，约定由灯具厂供给某县建设委员会单臂路灯１７０组，双臂路灯２６０组，货款总价值７８３０００元，被告人李正山作为厂方的委托代理人在供货方一栏中签了名。当日，灯具厂副厂长赵宏明作为厂方代表与被告人李正山签订了协议书，双方就这笔业务的业务费结算做了约定。协议签订后，被告人李正山先后向灯具厂借款３３３００余元，用于差旅费用和代垫运输费用。某市灯具厂实际供货单臂路灯２３２组，双臂路灯１１０组，总计货款６１１４１６元。被告人李正山先后从某县建设委员会收取货款５２６０００元，回笼给厂方３３００００元，剔除被告人李正山应得的业务费５１４２２元外，余款１４万元被被告人李正山挪用。

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李正山接受灯具厂的委托担任其营销员后，又与该厂签订了协议书，约定了所做业务的业务费结算方式。被告人李正山在担任灯具厂的营销员后，以该厂的名义对外签订并负责履行供货合同，所订立的供货合同承担责任的主体为某市灯具厂和某县建设委员会，所得货款扣除被告人李正山应得的业务费外，其余应当如数归灯具厂所有，而被告人李正山却利用负责签订、履行合同的职务之便，将应当回笼归某市灯具厂的货款挪用，数额较大，且至今一直未能归还，严重地侵犯了企业的财产所有权利。被告人李正山的行为符合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挪用资金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李正山是个农民，虽然接受了灯具厂的委托，并以该厂的名义对外签订供货合同，但被告人李正山既不是该厂的在编正式人员，也没有在受聘后形成劳动合同关系，平时不享受厂里的任何福利待遇，只是在推销产品中赚个差价部分，税收、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均不是由厂方负担。因此，被告人李正山的主体资格不符合法律规定，因而不构成犯罪。被告人李正山的行为只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

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该罪的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只能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这里所说的“公司”，是指依照公司法的规定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则是指上述两种公司以外的任何依法从事营利性活动的经济组织，如工厂、商店、宾馆、饭店等；“其他单位”则是指既不是公司和企业，也不是国有单位。纵观本案的情况，被告人李正山是个农民，不是灯具厂里的正式职工，也不享受该厂的其他福利，而是临时接受委托为灯具厂代为签订供货合同，且双方亦没有形成劳动合同关系，被告人李正山与灯具厂之间签订的协议，是对业务费结算问题作出的约定，对于这份协议可视为是平等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被告人李正山与灯具厂之间存在委托关系，这是客观事实，但这种委托关系不能等同于刑法第九十三条中所规定的“委派”，这里所说的“委派”是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犯罪而言的，而“委派”的前提条件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到“非国有公司、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很显然，被告人李正山不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委派”条件。因此，不能将刑法第九十三条中的“委派”规定，用来套用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

第一款挪用资金罪的主体确定；修订后的刑法废除了类推制度，实行了彻底的罪行法定原则，当法律没有对某一犯罪构成作出立法或司法

解释前，是不能随意地进行扩张解释的，如果我们将刑法第九十三条的“委派”规定扩张到挪用资金罪中，则违背了罪行法定原则，扩大了惩治范围；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这类行为，他不仅严重地损害了企业的经济利益，而且也具有社会危害性，这个问题可能是立法上的缺陷，但法律是不能包容这个缺陷的。因此，我们不能把法律还没有规定的东西包容进去，并作为犯罪来进行惩处。

第二篇：本案是无效婚姻还是构成重婚罪？

本案是无效婚姻还是构成重婚罪？

2009年8月，陈某提出与吴某离婚的诉讼请求，吴某则提起刑事自诉，状告陈某犯重婚罪。自诉人吴某诉称，其于2002年10月20日与被告人陈某登记结婚，同年生育一子陈某某。2006年5月自诉人发现被告人与兰某某同居生活，自诉人多次找被告人和兰某某，说明自己是被告人的合法妻子。但被告人陈某与兰某某却于2007年6月25日公然登记结婚。自诉人吴某的诉讼代理人提出：被告人陈某的行为，符合重婚罪的四个要件，已构成重婚罪，要求依照《刑法》、《婚姻法》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陈某辩称，其与吴某的结婚属无效婚姻，因当时被告人尚不到法定结婚年龄，向婚姻登记机关出具的出生年月日材料不真实，因而其行为不构成重婚罪。经本院审理查明：被告陈某与吴某及兰某某的两吴结婚证都是用虚假结婚证明材料领取。2002年10月20日，年仅18周岁的陈某采取提供虚假身份证明的方法与比他大3岁的吴某领取了结婚证，二人结婚后一直居住在一起，二人结婚之事亲戚朋友都知道，并于同年生育一子陈某某。2006年5月，被告人陈某与兰某某相识，以夫妻名义先后长期在出租房非法同居。2007年6月25日，被告陈某又用虚假证明材料与兰某某登记结婚。

余婧婚姻家庭律师团队专业律师分析：

律师认为以重婚罪对被告人陈某定罪判刑是有充分法律依据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前述《批复》，事实婚姻仍可作为重婚罪的构成要件;同时，按照《批复》，陈、兰的行为属于“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形态的重婚行为，符合重婚罪的构成要件。重婚行为构成的前提是，符合婚姻法规定的法律婚或者事实婚的形态，只有在确定其为一种婚姻的条件下，才能进而认定其为一种非法的婚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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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存款罪本案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范文

本案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一般民事借贷纠纷的界限

[案情]

孙某因其公司急需周转资金50万元向银行贷款，又因诸多原因未果，便以个人名义分别向周围的亲朋好友及熟人以高息(1.5-5分不等)筹措资金，总共借取资金50万，所有借款均以个人名义分别打下借条。后因公司经营不善，所有借款均未能偿还，受害人向司法机关举报。检察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起诉至法院。

[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就被告人孙某究竟是否构成犯罪，形成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孙某变相吸收他人资金，扰乱金融秩序，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第176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二种意见认为，孙某虽然以高息向他人借取资金，但孙某不是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其行为并不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应以一般民事借贷纠纷处理。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评析]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为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客观方面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即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二是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即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相同，即都是还本付息的活动。“非法”一般表现为 1

主体不合法(主体不具备吸收存款的资格)或者行为方式、内容不合法(如擅自提高利率吸收存款)。“公众”是指不特定对象，包括不特定的个人与不特定的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12章规定，建立在真实意思基础上的民间借款合同受法律保护;1991年7月2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在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以下的范围内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1999年1月26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在现实生活中，民间借贷是非常普遍的。不仅有公民之间相互借贷，而且有企业及其他组织集资建房、修路或者开展公益事业，以及企业改制过程中职工出资入股等情形。这些虽然也体现为吸收资金并且也有利益回报，特别是公民之间的借贷一般都约定有利息但并不违法，符合民法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不需要银行管理机构的批准。

刑法理论通说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一般民事借贷纠纷的界限，即判断一种借贷行为是否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关键是看行为人是否有面向社会不特定对象非法吸取资金的行为。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什么是“社会不特定对象”存在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所谓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取资金，应当是指包括近亲属(民法意义)在内的所有人吸取资金的行为，但应当将直系血亲的近亲属排除在外。也有人认为，应当是指行为人所熟悉的以外的人，亲朋好友不应当包括在内。笔者认为，判断是否属于“社会不特定对象”，应当结合行为人的吸取资金的方式来界定其内涵。即当行为人意在指向社会不特定人，而发出欲吸取资金的要约邀请(书面或口头)，任何人只要依据这一要约邀请向行为人发出欲提供资金的要约，行为人均会与其建立资金借贷关系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提供资金的人是否与行为人相识，均可被认定为“社会不特定对象”。如果行为人没有要约邀请行为，而是向分别向借款人单独去协商借款，就不属于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 2

取资金，无论借款人与行为人是否相识。因为原来的“社会不特定对象”由于行为人的要约行为而转变为特定对象。也就是说，只有行为人有要约邀请的行为才可能构成本罪。理由如下：

一是符合本罪的立法本意。当初本罪立法本意，一方面是为了防止银行类金融机构之外的主体抢占银行业务，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没有雄厚资本金的主体开展存款业务，给社会带来太大风险。银行吸收存款与一般民事借贷的本质区别就在于银行有向社会不特定人发出吸收存款的要约邀请行为。如果行为人有向社会不特定人发出吸收存款的要约邀请行为，就可能会抢占银行业务，并且由于行为人通常没有足够资金保证，会造成吸收的存款无法兑现;二是符合本罪的构成要件。本罪的客体是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只有行为人具有向社会不特定人发出吸收存款的要约邀请行为，才可能会对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构成威胁，从而才有科以刑罚的必要性。

笔者认为，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社会不特定对象”，才能解释清楚民间借贷与银行吸收存款的区别，才能找到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界限。否则，就难以避免这样一个在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的机械推理的局面——对一个人或单位向十个人借款甚至向一百个人付息借款，按民间借贷处理，不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对其向更多的人借贷却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处理。也正像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著名的法学家江平说所说的那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正常的民间借贷有什么区别?我向20个人借行不行?有没有一个界限?现在看没有。如果我向50个村民借贷是不是就变成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结合本案来看，被告人孙某因其公司资金周转困难，以个人名义分别向不同的个人以高息筹措资金，其行为属于一般的民事借贷行为，符合民法自治原则，应当受合同法调整。虽然孙某最终未能偿还所有的借款，但其并未实施向社会不特定人发出吸收存款的要约邀请行为，从而危害到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因此，孙某筹资的行为不属于“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存款”，不构成非法吸收存款罪。

第四篇：中华民族本案阻止工商人员工作构成何罪

本案阻止工商人员工作构成何罪?

案情：

被告人杨同兵、赵景喜于2002年12月30日17时许，乘坐由被告人葛玉华驾驶的苏N-J0626号货车装载500箱“福”酒和100箱“小醉仙”酒到如皋市天平市场进行销售，被接到举报的南通市如皋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监督检查大队(以下简称“经检大队”)检查发现，经检大队经初步核查发现该批酒的标贴及外包装盒上所表述的内容与被告人赵景喜等人提供的手续不相符，经对该批酒作初步检测发现，该批酒的质量严重不符合标贴上明示的要求，经检大队随即对该批酒进行抽样取证，并根据有关规定决定对该批酒和汽车予以扣留在南通市如皋工商行政管理局待后处理。2002年12月31日，经检大队将抽样样品送至如皋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进行检验，经鉴定：送检的“福”酒和“小醉仙”酒酒精度指标未达到GB10781、1—89标准规定的要求，判该样品不合格。经检大队即要求被告人杨同兵等人按规定预缴待处金等待处理。被告人杨同兵等人为逃避处罚，多次商量策划，欲由杨实施限制门卫的人身自由，不让其报警，由赵、葛强行到工商局大院内将被扣的汽车及拉走。2003年1月5日21时许，被告人杨同兵等人来到工商局，根据分工，被告人杨同兵将工商局传达室外的电话线扯断，阻止报警，并将工商局电动大门强行推开，由被告人葛玉华以天气冷，以免水箱被冻坏要将汽车水箱内的水放掉为借口，骗得工商局传达室门卫的信任，进入大院，将卡车发动预热，由被告人赵景喜驾驶，将卡车强行开走，门卫陈仁和欲阻拦时，被告人杨同兵上前抱住，将其推进传达室，限制其自由，不让其报警，并对陈进行威胁。至22时许，被告人杨同兵与同伙联系，得知被告人赵景喜、葛玉华已驶离如皋时，方从工商局传达室逃离。

该案分歧的焦点在如何定性?

第一种观点认为，杨某等人的行为构成妨害公务罪。理由是：杨某等人违法经营被查处，因对工商部门执法行为不服，强行抢走工商部门监管中的财物;其行为不仅侵犯国家的正常管理活动，1

同时，杨某等人采用暴力手段非法软禁扣留财物保管人，其行为还侵犯了工商局工作人员的人身权利。客观上，其实施了以暴力的方法阻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主观上，明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扣行为是执法行为而故意实施暴力，致使查扣的财物被抢走，阻碍执法人员执行职务。因此，对杨某等人应以妨害公务罪处罚。

第二种观点认为，杨某等人的行为构成抢劫罪。因为被查扣物品的所有权已经发生转移，可视为原财物所有人此时已丧失了所有权。从主观上方面看，杨某等人非法占有被扣财产的故意很明确;客观方面，杨某等人对看管人员被扣财物的陈某实施人身强制，使其处于不能反抗的境地，从而劫走公共财产，其行为不仅侵犯工商部门管理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同时还侵犯了保管财产的陈某的人身权利。因此，杨某等人以暴力手段强行抢走财物，应以抢劫罪论处。

第三种观点认为，杨某等人的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本罪只要行为人以剥夺他人身自由为目的，非法拘禁他人，不论时间长短，都是本罪既遂。时间长短可作为一个情节加以考虑。本案中的杨某等人为逃避处罚，多次商量策划，欲由杨实施限制门卫的人身自由，不让其报警，当门卫陈仁和欲阻拦时，被告人杨同兵上前抱住，将其推进传达室，使陈某在一定时间内失去行动的自由。这种强制性，表现在违背他人意志，强行使他人处于被管束之中。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杨某等人的行为更符合非法拘禁罪的构成要件;

1、本罪的客体，是他人的人身自由权利。

2、客观方面，行为人具有以拘禁的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

3、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

4、本罪的主观方面，出于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目的，动机不同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第五篇：法律知识犯罪本案财务主管是否构成

本案财务主管是否构成犯罪

一、案情介绍

李建国，男，山东省某国有事业单位财物室主任，负责财务室的全面工作，对财务室的行政工作、财务业务以及会计人员负责管理，并对财务室所设的八个帐户以及稽核人员负责管理、检查、监督，还负责组织每两个月对各单位的会计管理情况进行检查和抽查。2000年6月份左右，该单位开始机构改革，财务室的工作人员大部分被调到下属事业单位，李建国多次向领导反映财务人员不足，不好互相监督，财物稽核岗位没有专人负责，会影响财物稽核，单位领导对此一直没有明确的答复。在日常工作中，李建国作为财务室的主任及财务主管人员，也定期对财务室及下属单位的财务工作进行检查，但不全面，只是比较注重对事业户等大帐户的检查(本案中造成损失的公款，全部来源于事业户)。对会计凭证也能经常检查，而且每月检查一次往来款的清理情况、现金借款情况，对支票使用情况和汇款情况也定期检查。财务室的支票和印鉴是由出纳一人管理。在2001年7月3日至2001年 12月29日，会计林勇和出纳张强分两次挪用公款200万，共计归还174万，还有26万没有还上，为了通过年底的财物审计，张强从其他帐户上转入26万元，把帐做平，并在银行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伪造了假对帐单，掩盖出借资金和短缺26万元的事实，使年终审计时没有发现该问题，在2001年1月28日，林勇和张强再次挪用事业户公款400万元，4月初，张强让银行工作人员刘静出具一份假对帐单来应付李建国的财务检查，4月中旬，李建国收到银行送来的真对帐单，发现有400万元公款挪出帐外，就找张强和林勇落实，张林二人共同欺骗李建国说是帮助朋友拉存款，400万存在其他银行，随后两人用单位其他帐户的公款及个人所得的好处费将事业户的400万元转回，慌称400万元亏空补齐，并将有关帐目交给李建国检查，李建国认为公款已经转 1

回单位，便未再过问此事，也没有向有关领导汇报。以上挪出及归还公款在单位均没有记帐，只能从银行对帐单上看出款项的进出情况，挪用时李建国均不知道，2003年4月4日由我院在侦查过程中发现。

二、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李建国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其主要理由是：(1)从本案来看，李建国构成玩忽职守罪应该具备两个条件，即林勇和张强在挪用公款前他知道而不管，或者挪用公款后知道而放任不管。就本案来看，这两个条件李建国的行为都不具备。(2)就职责的履行问题来看，不论是公款被挪用之前还是挪用之后，李建国的职责都不明确，在单位机构改革之后李建国曾经向有关领导反映过稽核岗位没有专职人员负责，但领导没有答复。李建国既是财务主管又是财务主任，职责不明确，工作中不可能方方面面都做到。李建国已经正确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只能说是他的工作失误，而不能按犯罪论处。(3)本案是典型的会计、出纳共同作案，作案后又实施了一定的犯罪掩盖，李建国在财物工作的检查中是很难发现的，所以说他的行为不能构成玩忽职守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李建国的行为构成玩忽职守罪。其主要理由是：李建国既是财物室主任，又是财务室主管，负有检查、监督的职责，正是由于他检查不到位，才导致了林勇和张强挪用公款行为的发生。(1)开出的支票没有领导的签字，李建国作为财务室的主管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具有严重的失职行为。(2)李建国作为财务主管对帐户进行检查时，只是对事业户等大的帐户进行检查，忽略了对小帐户的检查，如果他对小帐户也能进行检查，应该会及时的发现挪用和调帐的问题。而且，李建国在发现公款被挪用后没有及时向领导汇报。(3)李建国作为财务主管和财务室主任，负有特定的义务，岗位人员不足不能成为其没有正确履行职责的理由，李建国的失职行为是造成会计和出纳共同犯罪的直接原因。所以李建国的行为构成了玩忽职守罪，应当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三、本人观点

本人同意第一种意见，认为李建国的行为不能构成玩忽职守罪。看李建国的行为是否构成玩忽职守罪，主要看他的失职行为与林勇、张强挪用公款所产生的危害结果之间是否具备可以追责的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下面就来分析一下李建国的失职行为：第一种失职行为，发现公款被借用，没有汇报以及没有发现调帐，填补亏空的情况。上述失职行为是发生在林勇和张强挪用公款的犯罪既遂之后，此时危害结果已经发生，失职行为本身对危害结果的产生不起作用，如果没有李建国的失职行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损失，但能够减少多少不能确定。即使向领导汇报，积极履行职责，发现亏空问题，立即采取措施追款，也没有证据证实能否减少损失，以及减少损失的具体数额。所以该失职行为不属于玩忽职守罪中可以追责的危害行为。第二种失职行为，印鉴和支票由出纳一人保管。本案中危害结果的产生，是由会计林勇和出纳张强共同挪用公款的行为造成的，即使印鉴和支票由会计和出纳分别保管，李建国的失职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也不产生任何作用，所以不能因此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第三种失职行为，即财物稽核岗位应设专人而不设，造成会计、出纳的工作长期没有专人检查、稽核。在本案中，财物稽核岗位的空缺是造成林勇和张强挪用公款的最主要原因。李建国多次向领导反映财务人员不足，不好互相监督，财物稽核岗位没有专人负责，单位领导对财务室存在的问题是知道的，但一直没有给李建国具体答复。就此引发的危害结果，单位领导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虽然李建国为财务室主任，应当设立财务稽核人员，但是在财务室人员不足的情况下这种设立能否起到稽核岗位所应起的作用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我认为对此李建国只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领导责任，属于工作上的失误，而不应追究其法律上的责任。

第四种失职行为，没有认真检查会计和出纳的工作。在本案中被告人李建国作为财务室的领导，负有检查、监督会计、出纳会计工作的职责，在执行检查过程中不全面不具体。李建国辩解说：出于对同志的信任，之前也没有发现可疑的行为，所以没有逐笔核对会计、出纳人员所经手的帐目，而且财务室的人员比较少，不具备全面、细致检查的条件，对会计的管理情况，主要是检查会计和

出纳之间的监督工作，对会计、出纳的帐目检查，主要是检查凭证、帐簿、现金等情况，是一般性检查，是抽出一部分检查，不是全面检查，还主要是会计自查，款项的转进、转出林勇和张强都不记帐，又伪造帐单，发现挪用、调帐比较困难。被告人的辩解符合情理，符合财务室的现状，只是一种轻微的失职行为，属于工作失误，不能说构成犯罪。

综合以上分析，被告人李建国的失职行为，情节轻微，不属于严重不负责的失职行为，不符合玩忽职守罪中失职行为的客观要求，只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领导责任，而不应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卢金增 孙运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