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会计制度对我国的影响[推荐五篇]

第一篇：日本的会计制度对我国的影响

日本的会计制度对我国的影响

一、日本的政治与文化

日本政治文化是与日本政治紧密相关的文化,它扎根于日本,但是又不仅仅来源于日本,它不仅包括日本本土的政治文化而且包括与外界交往过程中吸收的政治文化。纵观日本政治文化的历史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政治文化中蕴藏的特点,概括起来主要是:政治文化的多元性,结合东西方文明,既有吸收性又有对传统的保守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日本文化虽大量汲取东亚文明中心的文化要素,具有东亚文明的共同特征,但它在自身历史积淀中却依然保持自己的特色,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

在吸收外来文明的同时,日本采取的是一种“有用性”的选择原理和日本式的审美意识,一边吸收一边改造。日本民族文化摄取了中国儒学,挖掘了它的合理内核,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儒学讲求分析事物的“格物”思想,并逐渐将它改造为经验论性质的学术思想。日本民族在东亚文明总体框架之中创造了民族文化,日本文化也是在东亚地区文明的撞击中锻造形成,并不断取得飞跃的。

在对待西方文明方面,日本的功利性更为明显。如果说在学习中华文明时,日本是被先进文明所主动吸引,那么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被动的成分则很明显。日本是在幕府锁国状态下,开始接触西方文化的。对其学习是在感受到与西方差距的刺激下,由学习“兰学”开始的。所谓“兰学”即西学,主要指西方先进的文化知识和科技。而到了幕府后期,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尤其是目睹满清沦为半殖民地的惨状,日本有识之士开始把目光转向西方的政治制度方面。

明治维新初期,政府即派出大批皇室成员及官员,赴西欧等国进行考察,考察的内容涉及教育、经济、军事及政治等各个层面。而随后进行的改革,吸收了西方的义务教育制度,提高了国民的素质;经济上鼓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政治上则引进了西方的一系列政治体制和民主。但是由于明治维新是一场由脱胎于封建武士阶层的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因此其改革并不彻底。这些改革,维护巩固了日本天皇的神圣地位,同时经济上仍保留了相当一部分的封建残余和财阀实力。

日本政治文化包含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1)对外在国际体系中“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观

日本人的等级意识是从家庭中培养起来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带有明显的等级特点。这种在家庭内部培养起来的等级观念和意识,随着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活动,逐渐扩展影响到日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使日本人在遇到问题时,不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等级,同时按照等来区别对待不同的事务和人。等级制度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个是中根千枝所强调的“纵式结构”,人们在集团中依据一定的标准排列出序列;另一个则是在这种制度下对权威的服从。对内日本社会严格按照等级制度来运行,而对于国际社会,日本人的“序列”意识同样在起着不可忽视的指导作用。其关于国际秩序的观点是:每个国家在国际秩序中都有自己的位置,不同的位置对应不同的等级。“世界各国应统一于一个用国际等级固定起来的世界中”。

(2)内部追求与集体一致,强调“和”的集团主义

在考察日本的政治文化现象时,有这样一个不可轻视的重要因素,即集团主义精神不仅对其国民性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而且作为民族性格还影响到思想领域和国家政日本人历来有一种传统,即崇尚集团主义,在一个集团中,一套完整的等级制度。协调着人际和权力关系,使人们能有效合作,也就是说每个日本人都认为自己归属于某个集团,作为个人应该为这个集团增光而不是抹黑,而且在集团内部,每个人应该尽量协调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强调“和”,不给别人带来麻烦。

集团主义使人们注重内部团结,有时甚至需要压抑个性来迎合集体的“和谐”。集团主义是日本民族力量的核心。集团主义既能把个人的力量放大,也能把个人的责任缩小。日本人通过集团而团结起来,而且在为集团奉献的同时,“集团主义”精神为整个国家的发展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但与此同时,对由集团所作的决定,只有集体可以承担责任,这就削弱了每个人承担后果的责任感。集团主义在强调内部和谐一致的同时,对集团外部却有很强的排外性和封闭性。

二、日本的会计模式

(一)比较完备的会计法规体系

日本会计法规的制定受政府、税收和法律的影响较大,注重依据法律指导会计实务。其现行的会计法规体系,可以称之为“五位一体”的体系,即包括商法会计法规、证券交易法会计法规、税法会计法规以及企业会计原则法规和会计职业法规等五大部分。这些法规,从不同的角度规范了全国企业的会计核算和会计工作,其规定各有侧重。商法会计法规是对所有从事生产经营的个人、企业法人的会计核算起规范作用。证券交易法会计法规,主要是对有价证券上市或有价证券准备上市的公司会计核算进行规范。税法会计法规,主要体现在法人税法和所得税法之中,它是为了合理计算纳税所得,在税法中涉及到众多具体的会计实务方面的规定,从而以间接的方式规定了企业会计核算工作。企业会计原则法规,侧重会计技术方面的规定,对企业会计的具体核算起规范作用。会计职业法规,主要包括公认会计师法以及公认会计师对外部审计制度等,发挥对会计职业人员的监督管理等作用。

(二)注重会计核算稳健性

日本的会计原则是稳健的,某些会计规定和惯例更倾向于保守、谨慎。例如,固定资产必须以历史成本进行计量,从不采用评估价值;最常见的折旧方法是余额递减法:日本公司通常计提不可分配的法定公积金;许多公司通常还在财务报表中报告《税法》所允许的最高限额的费用。日本特别注重企业的成本管理。从20世纪30年代起,日本政府就致力于成本管理,不断根据需要推出新的成本制度。如1950年的《成本计算标准》、1977年的《经营成本计算实施要领》,都对成本管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三)高素质的会计职业人员

日本通过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充分发挥法律对会计进行指导的优越性,因而,日本的会计职业界对会计的影响相当微弱,远远不及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职业界的影响。尽管如此,日本对会计职业人员的管理体制是相当严格的,将行政管理和行业自律融为一体,每位上岗的会计人员和ＣＰＡ都要接受严格的考核和培训,使会计人员普遍具有较强的职业道德意识和较高的职业素质。进入日本职业界的人员为了成为注册会计师,必须经过三个级别的考试。大学和学院的毕业生可免除注册会计师的初级考试,中级考试包括经济学、簿记、财务报告、成本会计、商法、企业管理和审计理论,及格率很低。高级考试为一项技能性的竞争测试,包括笔试和口试,参试者还必须提交一篇论文,其难度相当大。另外,三次考试合格后,参加一段时间的实际工作,经注册会计师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并报大藏省认定后,方可注册登记。

(四)会计准则的制定注重国际化

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和会计国际化大趋势的影响,日本开始重视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其在20世纪末进行的几项重大的会计改革,都是日本会计向国际会计准则和美国准则靠近的体现。如合并报表的编制中对子公司的金融商品和资本从成本法转为时价法进行计价;对商誉的摊销年限由不超过5年延长至20年等等。另外,为了适应会计准则国际化的需要,日本于2001年7月设立了财务会计准则基金会和财务会计准则理事会,具体负责制定会计准则和会计实务指南。更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会计国际化的进程中,特别注重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在对待由于本国经济环境与国际会计准则产生背景不同的一些特殊问题时,以解决本国的实际问题为重

三、日本会计实务体系的特征

二战前受德国的影响，二战后受美国接管并受美国的影响； 日本会计实务的发展是十分缓慢的，外部影响也是被慢慢接受； 要了解日本的会计实务体系，必须要了解其文化、商业实务和历史； 影响日本会计体系发展的外部因素。

第一．会计实务基本上服从法律要求

1.会计实务服从三部法律，被称为“三角法律体系”；而会计实务必须服从法律要求，从这点上说是欧洲大陆国家会计模式的主要特征； 2.税法 3.商法

4.证券交易法（日本三角法律体系）

第二．由官方制定会计规定到以官方为主体、结合民间的力量制定会计准则

第三．转向主要依靠民间力量制定会计准则

第四．会计职业界和审计的要求

第五．其他重要特征

1．形式重于实质和实质重于形式的观念的掺杂 2．高度举债的经营方式

3.在利润中先提取法定公积和任意公积

四、和我国的对比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会计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革后的会计制度进一步与国际会计接轨，这也为中国吸收西方管理会计的理论与方法提供了条件。中国的会计理论工作者根据我国国情，设计出国有企业经营业绩评价的指标体系和方法，为考核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提出了一整套规范性标准和方法。不过，与日本相比，还存在许多需要不断改进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理论研究与企业实践严重脱节。

我国理论界对管理会计的研究虽然日渐兴盛，但多数理论还是来自于西方管理会计的模仿或单纯的理论推导，研究者很少关心其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效果，实际工作者对这样的研究成果知之甚少，对其应用效果往往持怀疑态度，从而使理论研究与会计实践严重脱节，制约着管理会计的发展。相比而言，虽然在日本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该问题，但由于其管理会计研究的动力也来自企业管理的需要，企业建立管理会计的普及程度较高，情况明显要好于我国。

（2）管理会计尚未得到企业的普遍重视。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在不断深入，但由于改革方式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许多企业尚未完全建立现代企业经营机制，企业管理方式也不够规范，企业建立管理会计的环境还有待不断改善。另一方面，人们的观念也有待改变，不少企业对建立管理会计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建立管理会计的积极性不高，影响了管理会计在中国的开展。

（3）管理会计尚未在中国得以普及。

中国会计工作的规范与发展，政府部门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由于管理会计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使得政府部门在管理会计的普及方面难于发挥作用，这就使得中国建立管理会计的普及程度不高。而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自于企业内部的动力，促进了其建立管理会计的普及程度。（4）管理会计机构设置和工作组织缺乏规范。

由于对管理会计的机构设置和工作组织尚未进行统一规范，企业建立管理会计的情况存在很大差别，工作开展情况也参差不齐。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企业内部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要通过政府部门、理论界和企业三方的共同努力，促进管理会计在中国的广泛开展。

五、日本会计模式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

虽然日本与我国的会计环境从根本上讲是不同的,但是两者同属于亚洲会计体系,并且在地理位置上相毗邻,加之两国在文化和传统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日本的会计模式对我国的会计改革与发展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一)完善会计规范体系,突出法律的主导地位

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处于转轨时期,会计规范体系尚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的会计规范体系要立足于符合国际惯例要求的总体目标和适应我国国情、满足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具体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会计规范体系虽正在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整体重构,但由于我国的会计制度详细而具体,会计法抽象而原则,会计法的内容和详细程度相对不足。因此,应当借鉴日本的会计规范体系中法律起主导作用的做法,在我国的会计规范体系改革中增加法律规范的比重,确立会计规范的法律主导地位。

(二)积极参与会计国际化进程,注重解决本国的实际问题

当前积极参与会计国际化协调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加入ＷＴＯ的需要,我国的会计改革更应密切关注会计国际化的发展动向,积极地参与国际化协调。从日本的会计国际化的实践中,我们应当借鉴的是在制定本国的会计准则时不但要注重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更要对那些由于我国经济环境与国际会计准则形成背景不同而产生的特殊问题予以关注。因此,我国在会计国际化进程中一定要持有正确的态度,不能过分地强调国际化,更不能盲目引入不符合我国经济条件的会计政策。(三)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提高民族诚信意识

从历史的角度看,日本人的许多优秀传统如为人谦恭、谨慎、集体主义精神、恪守纪律等均是源自我们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之中。在会计的改革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弘扬民族的优秀文化,提高民族的诚信意识,突出会计人员的诚信教育,使会计人员不仅有一流的专业知识,更要具有一流的道德水准和诚信意识。

第二篇：日本核泄漏对我国的影响分析

日本核泄漏对我国的影响分析

【摘要】 论文通过建立核污染物的大气传播扩散的线性模型，高斯模型和ADMS模型和海洋环流扩散模型，从理论计算值和实际监测值两个方面都说明了日本核泄漏的辐射物质不会对我国产生直接的影响，在模型的建立过程中也通过模型间的比较，找出更具有实用价值和更具有推广性的模型，通过模型的计算可以看出高斯模型较线性模型更具有使用价值，而ADMS模型较高斯模型又有进一步的推广实用性。

通过海洋环流模型的分析可以知道，若泄漏源设置在近地层992hPa, 10 d 后影响范围可达北美大部地区, 但浓度比所设置的源区浓度低约6 个量级, 15 d 后可影响到欧洲, 20 d 后前锋进入中国西部地区, 30 d 后则布满整个纬带;若泄漏源在5 km 高度, 泄漏10 d 后影响范围可覆盖欧洲, 15 d 即可布满整个纬带;若泄漏源在10 km 高度, 10 d后即可影响中国大部分区域.核泄漏物质通过海洋表层通道向东输运则缓慢得多, 50 d 后到达150°E 左右, 且影响范围仅在一条狭窄条带内。

通过对本文模型的分析，日本核泄漏物质可能有微量会覆盖我国全境，而且在3月25号日核泄漏物的辐射量达到最大值，但我国的核辐射量仍然处于人体可以接受的安全的值。也就是说，日本核泄漏物质不会多我国造成直接的危害。

【关键字】 核污染

流体传播

影响分析

一、问题重述与分析

1、问题重述

在日本大地震导致核泄漏后，关于核扩散而引起的安全问题已经受到广泛的关注，在我国也一度引起了人民的恐慌。根据人们的这种恐慌心理，提出合理的假设建立数学模型，解决以下两点问题：

① 日本的核泄漏物体究竟会不会覆盖我国的全国范围，对广大人民的人生安全又会不会产生危害【1】。

② 由于人体对辐射物质有一定承受能力，只有当大气中的辐射物质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那么在我国，大气中的核辐射物质会不会达到危害人体的程度，如果会，那么会在什么时候达到，如果不会，那么我国的哪一地区受到的核污染最严重，并通过数学模型分析在什么时候达到最严重的程度。

2、问题分析

由于核泄漏物在空气中的传播类似于流体运动，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风速，,核污染源头的控制，大自然对核泄漏物质的吸收能力等多方面，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地形差异也较大，所以各地距日本核泄漏源的距离也有明显的差异，所以各地受到核污染的危害也肯定有所不同，通过建立流体运动的模型，同时考虑到诸多影响流体运动的因素，就可以大概的估算出我国是否会全境被日本的核泄漏物质所覆盖，另一方面，由于流体是要不断的流动的，所以不会产生聚集，也就说，只要当核泄漏物质的扩散高峰期通过我国时没有达到对人体产生危害的程度，则以后就不会对我国居民的身体产生危害，通过建立数学优化模型，以日本核泄漏程度及扩散情况为主要影响因素，就可以估算出日本核泄漏物质在我国达到最大影响程度的时间

二、问题背景 2011年3月11日，日本近海发生9.0级地震并引发了大海啸，沿海核电站受到破坏，开始释放具有放射性物质。很多人担心这些物质会危害自己的健康，因此急切希望了解：地震中损坏的日本核电站散发的放射性物质，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到达自己的身边，以及什么时候会达到对人体有害的程度。

专家们认为，对日本之外的国家和地区而言，会随空气移动的发射性粉尘可能是主要的威胁。若对此进行预测，需要考虑到风向，风速以及距离受损核电站的远近。截止到2011年3月30日，在我国上海，天津，重庆，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广东，广西，四川，陕西，宁夏，部分地区空气中监测到来自日本核事故释放放出的极微量人工放射性核素碘-131。

二、模型假设

由于要用数学模型解决实际问题，一般都要对实际问题进行量化处理，并且还要建立合理的假设上，针对要解决的问题，记流体在真空中的流动速度为v0 ,空气对流速度（及风速）为v1。

1、在日本大地震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全球空气对流速度保持v1 不变。

2、核辐射物质在大气中的传播的绝对速度（及v0）总是保持不变的

3、忽略大自然对核辐射物质的吸收，且核泄漏物质是均匀扩散的。

4、所有人对核辐射的抵抗能力都是相同的。

四、符号约定和名词解释

s-------------辐射物质传播的距离

t-------------核泄漏物质传播s距离的传播时间 V0-------------日本核泄漏的核辐射物质的总量 v-------------核放射性物质在海洋中传播速度

B-------------核泄漏物质在海洋中传播时单位距离被吸收的量 S-------------我国海域的面积

P-------------我国单位海域面积的放射性物质总量 V1-------------单位面积覆盖的辐射物质量

C------------核辐射源下风向任一点（x,y,z）的污染物浓度，mSv/s yz-----------y和z方向扩散系数，m U-----------污染源排放口的平均风速，m/s Q-----------辐射源核辐射泄漏物的强度, mSv /s He-----------辐射源核辐射物上升的有效高度,m Y-----------Y方向扩散参数*m。

Cy-----------地面横风向积分浓度，mSv /m3 KA-----------计算点A的地面浓度，mSv /m3 Q0-----------计算点所在源块的源 强，mSv /s*m2

Qr-----------其上风方向第i号源块的源强，mSv /s*m2 L-----------网络的边长，m u-----------平均风速，m/s b,q-----------分别为确定大气垂直扩散标准z的参数，他们随不同稳定度类别而取不同的值，并满足z=bxq的关系 h-----------面源的平均高度，m N-----------上风方网格数

Hs-----------和污染物在竖直方向的几何高度 h-----------和污染物抬升的高度m

五、问题的模型建立

模型一 假设全球大气处于不对流状态，则核污染物质会以恒定的速度v0 向四周扩散，已辐射源的核辐射量近似作为核辐射总量，据日本文部科学省3月21号发表的核辐射检测报告说，在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南3公里的福岛县大熊町，检测到的最高浓度的放射量为每小时110微西弗。在做近似计算式，就以此浓度作为辐射源的核污染物浓度V0，在地理位置上，中国东南沿海距核泄漏中心（西南向）2000公里以上，东北地区在西北向相距1000公里以上，由于核泄漏放射性最强的核素是碘-131，极微量的碘与水蒸气中的少量钾钠结合，极容易溶解在水中，因此降雨和降尘影响地表水是主要的污染方式，同时也使大气中碘-131较快清除掉。3月20号以前，日本离福岛核电站100公里以外的地方几乎没有碘-131的异常。3月20号至23号的降雨使东京金町至日立方向地表水和饮用水碘-131急剧增加和波动（200-300Bq/kg）;而东京横滨地区碘-131有少量增加（）9-30Bq/kg)。25号水中碘-131量在日立-茨城-金町-东京新宿-横滨小雀一线的分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见图一）。而根据这一回归计算可确定西南向的最大的影响范围为369公里。这远小于我国日核泄漏源在西南方向距离我国的最小距离2000公里。

图一 西南向I-131的检测值线性变化和回归计算

图二 西向地表饮用水I-131含量的线性变化和回归计算

图三 西向地表饮用水I-131含量的线性变化和回归计算 从图而可以看出，当距离核泄漏源200km的地方，核放射性物质基本上就降为0，而我国的东北地区距离日核泄漏源的而最近距离为1000km，也就是说，在此模型的假设下，我国东北地区基本上不会受到的日核泄漏的影响，而由图一可以看出，在日核泄漏源的西南方向辐射物质的传播的方程可以用线性函数 建立核污染物质运动的方程

V1=-0.2172s+80.079（1）

由方程（1）求解可知当s=368.69时，核辐射量就降为0，而在西南方向，我国东南沿海距离日和辐射源最近的距离为2000公里，也就是日核泄漏物不会大量的传到我国。由于分子的扩散和海洋环流，肯定会有少量的污染物的传到我国，但不会对我国构成大的危害。

模型二

对于日核泄漏物得传播，我们首先建立一般的高斯扩散模型：

对于高架连续点源，若把坐标原点取在排放点正下方的地面上，X轴的正方向指向平均风方向，Y轴在水平面上垂直于X轴，Z轴垂直向上延伸，则高斯模式的基本形式是：

(ZHc)(ZHc)Qy2C(x,y,z,Hc)[]exp[2]*[exp[]exp[]] 222Uyz2y2z2zHc2y2C(x,y,z,Hc)exp[22]

Uyz2z2zQ22高架点源的地面浓度是：

但由于在实际应用中，高斯模式的限制条件太过于苛刻，主要有：①下垫面平坦，开阔，性质均匀，平均流场平直，稳定，不考虑风场的切变；②扩散过程中，污染物本身是被动，保守的。及污染物和空气是无相对运动，且扩散过程中污染物无损失，无转化。污染物在地面被反射；③扩散在同一温度层结中发生，平均风速大于1.0m/s;④适用范围一般小于10~20km。由于这些限制条件过于苛刻，不利于模型在实际中的扩散，为了使建立的模型更具有推广性，下面将建立更具一般性的ADMS模型(该模型有PDF模式，小风对流尺度模式，Loft模式)：

PDF模式：在不稳定条件下，对低浮力核污染物采用weil的PDF模式计算地面的浓度，即： CCy2Yexp{1YYF2[]} 2y式中的Y由下式决定：

(zx/u)/[10.5x/(uTxy)1/2(Fm0.1)]1/32/3Y1.6FmXmZi(Fm0.1,u/wm2)

1/32/30.8FmXmZi式中Cy由下是确定：

Cyuh22F1h122F2h22F1exp[]exp[] Q2x12x22x12x12x2

小风对流尺度模式：

在不稳定条件下，对高浮力核泄漏污染物采用briggs的小风对流尺度模式，即： 当：x<10F/W*3

1YYp2C0.021Qw*x(FZi)exp[()]

2y31/34/3y1.6F1/3X2/3Zi

当：x≥10F/w3

7F3/21YYp2C[Q/(wxh)exp[(3)]exp[()]]

zw2yy0.6XZi

Loft模式： 对近中性条件下的高浮力核泄漏物，采用Weil的Loft模式，即：

Q1YYp2C[1erf()]exp[()] y22Z1uy1.6F1/3X2/3u1(L0或LO3且u/w2)y1/32/3u10.8FX(L0且u/w<2)由于人体对核辐射有一定的抵抗能力，只有当地表的和辐射物质的浓度超过50毫西弗时才会对人体产生明显的影响；为了计算地表的核辐射物得浓度，以下基于一般高斯模型系统中的采用有面源高度的ADTL模型来计算由面源产生的污染物浓度。该模式的应用要根据具体情况，把他们分为多箱排列的面源，并假设源强的空间分布均匀，污染的扩散遵循一定的规律，计算某点的地面浓度为：

CQ1YYp2[1erf()]exp[()] y2y2Z1u1(i)LNL/212yx1h21h22KA[]{Q0exp[22dx]Qfexp[22dx]} qq0bx1bxu2bxq2bxqi1(i)L2由于日本核泄漏的具体情况，将高度大于100m的核泄漏物作为电源处理，100m以下的核泄漏物作为面源处理。

高斯模式中的y和z的选取则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根据我国各个监测点的监数据，统计得到中性层结是y和z的一般表达式如下： y=0.1984x0.9601 z=0.3743x0.8203

(本文主要针对中性层结进行数值描述)。由监测统计数据同时可以知道中性层结时

U的表达式为：

U=2.9[Z/10]0.29 式中He的选取HeHsh

利用上述两种模型计算了4月我国东北，华北，东南地区3个监测点的核辐射物质的日均浓度，表一给出了监测点计算得到的和辐射物质日均浓度和实测浓度值

表一

不同模式核辐射物质浓度计算值及实测日均值/(mSv/m3)高斯模式 ADMS模式

监测点 计算值 误差（/%）计算值 误差(/%)实测值 样本数 东北 5.68-131 7.12 8.9 6.54 10 华北 14.07-12.4 17.31 7.8 16.06 10 东南 8.7-14.7 9.19-11.3 10.36 10

由表一可知，用高斯模型计算时，地面浓度日均值均小于相应的监测值 用ADMS模型计算时，有两个点位的计算值大于监测日均值，另一个点位则相反，监测值大于日均值。而且实际监测的值和计算得到的值都表面，日核泄漏无不会对我国造成大的伤害。也就是说我国全境是安全的。

模型三 全球可以看成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核泄漏物不仅可以通过空气的扩散传播，也可以通过海洋环流扩散，由于我国和日本是隔海相望的邻国，而日本在核泄漏事故后，也将大量的和污染物倾倒进海洋，而此部分核泄漏物是否会影响我国的沿海地区，主要取决于大气输送沉降和海洋自身环流输送两个方面。另外由于，核泄漏物质在海洋中的传播速度极慢，而且很容易被吸收，而且从海洋大气方面看，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地处于西风带，盛行西向风，核辐射物质会向偏东方向扩散，而我国位于日本西侧，所以辐射物质只会离我们越来越远。从海洋洋流方向看，事故海域3月份平均洋流方向是向东北方向的，如果有放射性物质泄漏，也会被输运到日本以东的西北太平洋海域。实际上，通过实际监测结果叶表面，日本核泄漏未对我国海洋造成危害。例如：北海分局于3月13日派出“中国海监23”船，在位于日本福岛核电站约1600公里的黄海中部进行了海水取样，并于14日返回山东青岛。监测机构对采集的海水样本进行监测发现，海水样本中的总β含量处于我国近海海域天然放射性本底范围，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未对黄海中部海域造成影响。

3月16日上午，“中国海监23”船和“中国海监15”船搭载国家海洋局北海环境监测中心8名技术人员，在距离日本福岛核电站1781公里的黄海相关海域再次进行海水取样和大气γ辐射剂量率监测。监测结果显示：海洋大气中的γ辐射剂量率处于正常本底水平，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未对黄海中北部海洋大气造成影响。据3月17日7时大气监测结果显示，黄海中北部海域海洋大气中的γ辐射剂量率处于正常本底水平，未见异常，未受到日本核电站爆炸事故影响。

我们也可以通过数学模型对这一情况进行说明。

P=(s-vtB)/S 放射性物质在海洋中一次方程向四周扩散，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报告，放射性物质在海洋中的传播过程，大致如下图二所示：图3 给出了日本福岛事故发生后10, 20, 30 和50 d 的核泄漏物质随海流输运扩散的分布情况.图中箭头代表模拟的平均环流场分布, 流速小于0.2 m/s 的分布略去,红色实线表示泄漏源处核物质1/1000 浓度的等值线分布, 以其表征核泄漏物质的影响范围.可以看出,20 d 后, 核泄漏物质向北输运扩散到约38.5°N 位置向东转向;50 d 内, 核泄漏物质随海流沿日本东海岸向东北输运扩散, 远离中国海域.整体看来, 核泄漏物质在海表面输运速度比大气中慢得多, 且限制在一个窄带范围内.图2 假定福岛核泄漏物质源在不同高度(近地面(a)、5(b)和10 km(c)),模式预测的核泄漏物质影响范围。紫色、红色、绿色、蓝色、墨绿色和黑色实线分别代表预测的不同时刻(3, 5, 10, 15, 20, 30 d)全场最高浓度10%的浓度等值线, 以其代表核泄漏物质影响范围.在3 月14 日最靠近福岛的大气模式网格点3 层不同高度处分别放置浓度为1.0 的核泄漏物质,(a)中各时刻(3,5, 10, 15, 20, 30 d)边缘线浓度值分别为1×104, 5×105, 1×105, 3×106, 2×106, 1×106;(b)和(c)中各时刻(3, 5, 10, 15, 20 d)边缘线浓度值分别为1×104, 5×105, 2×105, 7×106, 5×106

图3 模式预测的海洋表层流场(矢量)分布和核泄漏物质在海洋表层的影响范围(红线内)红线表示泄漏源处核物质0.001 浓度的等值线分布, 靠近福岛海洋网格点浓度设置为1.0.a)~(d)分别代表核物质泄漏后10, 20, 30 和50 d 后的影响范围

若核泄漏物质进入海洋, 则会随海洋表层通道向东北缓慢输运, 50 d 后到达150°E 左右, 但影响范围仅限于一条窄带内。

六．模型结果的分析

通过问题一的线性模型可以直观的看出和辐射物质在传播过程中会被大气中的一些物质吸收，以使得距离核泄漏源越远的地方，核辐射强度就越弱，由模型一的计算可知，在距离日本核辐射源西北方向200km的地方，和辐射物质基本上就降弱为0，在西南方向距离核辐射源368.69km的地方，核辐射物质浓度也降为0，而日本核辐射源在西北方向距离我国最近的为1000km，西南方向距离我国最近的为2000km，可以看出，日本核辐射污染物不会大量的扩散到我国，而高斯模型和ADMS模型，通过计算，我国距离日本最近的几个监测点的放射性核物质浓度分别为东北7.12mSv/m3，华北17.31mSv/m3，东南9.19mSv/m3,这与实际监测值东北6.54mSv/m3，华北16.06 mSv/m3，东南10.36 mSv/m3的误差仅为8.9%，7.8%,-11.3%,而对我们人体安全的核放射性物质浓度为不高于50mSv都不会对人体产生明显的伤害，所以从理论计算上和实际监测都表明我国不会直接受到日本核泄漏污染物质的危害。

据日本防卫省透漏，3月25日是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扩散范围最大的时间。3月底至4月中旬，以WHO环保标准衡量核泄漏影响范围已不断趋于缩小。尽管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级别被提升至最高级别7级，在离福岛第一核电站西北方向40公里的饭馆村土壤中检测到铯-137达到163000 Bq/公斤，但广泛的面上监测数据表明4月下旬核泄漏影响范围趋于相对稳定。

DCG（derived concentration guideline）标准(饮用水与食品)和DAG标准（derived air guideline）（大气环境, 5.7Sv/小时）衡量, 超标范围被限定在离福岛第一核电站西北方向长45公里左右，宽小于15公里的狭长范围内，面积达600平方公里左右（图1）。这一范围对环境的严重影响将会持续到10年以上 以WHO环保标准衡量（饮用水碘-131和铯-137小于5Bq/升；大气环境放射性辐射剂量小于5.7Sv/小时×0.04%=0.23Sv/小时, 也相当于地表自然环境背景值的上限），不达标的范围在10000平方公里左右（图2）。离福岛第一核电站60-80公里的福岛市、群山市、白河市一线虽大气环境放射性辐射剂量在0.6-1.6Sv/小时左右，但饮用水水碘-131和铯-137已降至WHO环保标准以下。因此这一带在数月后也会达到WHO环保标准要求，以WHO环保标准衡量不达标的范围将会缩小到5000平方公里以内。与切尔诺贝利泄漏影响范围（6万平方公里）相比，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影响范围要小得多。从切尔诺贝利到福岛核泄漏事件，是人类和平利用核能的又一次经验和教训，应当说也是一次不小的进步。

其实一次达到7级的核泄漏（释放1018 Bq），相当的碘-131重量只有2.2克左右。其中95%会沉降在附近600平方公里范围内；99.5%会沉降在300公里半径范围内，有可能扩散到全球的量不过是几毫克。全球每平方米球面角能分到的量小于0.1Bq，而地表每立方米的岩石平均释放的放射性达1×106 Bq。核泄漏碘-131只占天然放射性的千万分之一。因此我国没有任何理由去紧张和恐慌

另外通过建立海洋环流的模型分析，也表面日核泄漏放射性物质不会通过海洋环流的形式直接危害到我国。由于太平洋的大气和海洋环流特点，日核泄漏物质主要会向太平洋西岸流动

七、模型的评价及推广

本文通过建立了三种不同的模型来计算日核污染是否会对我国构成危害，模型一的线性规划虽然过于理论，但对于我们研究问题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绝对理想的情形下，物质的运动确实具有一定的线性相关性，而且我们往往也是从简单模型入手，逐步将模型细化，实际化以得出更具有一般性和推广性的模型。在模型二中，用通过建立高斯模型和ADMS模型，既比较了两种模型对实际问题的处理能力，也进一步将问题一的模型推广到实际应中。但这两类模型仍然具有一定的限制性，主要表现在（1)扩散参数yz的计算在目前主要有廓线法和经验公式法．但是这2种方法所得扩散参数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建议在应用时，结合对当地长期气象观测与污染物扩散监测资料的分析．给出适合于当地的扩散参数计算方法（2)对f区域或更大的范围，一般来说高斯模式不太适用．这时候要采用其他的扩散模式．在选择所要采用的模式时，既要考虑到模式的优点，同时还要考虑到诸如模式对源资料的要求、模式的计算量、模式分辨率等因素．尽可能地做到优化模式，提高效率。（3)对于局地扩散，在地形不太复杂的条件下．可 采用高斯模式，这样不但计算速度快．同时计算精度也不会受太大影响：如果地形比较复杂 可以采用地形订正和考虑风切变影响的高斯模式。（4)在利用高斯扩散模式时．很多时候要考虑将面源简化为点源，这时候只要比较两者的计算结果(面源可以看作是点源的积分，如果差异不是很大(一般用最大浓度的相对偏差不超过某个百分数或下风向某个距离以后，相对浓度差异很小来判断-，则可以将面源简化为点源。（5)如果要获得理论上更合理的计算模式，若采用直接解扩散方程类的扩散模式，可以嵌套流场预报模式，这时候一定要注意2个模式接口程序的设计；若果用高斯模式，流场可以采用台站的风、温预报结果．计算结果是否能够令人满意，主要就看流场预报结果。但在实际中还有很多有毒气体的排放，像SO2，NH3等气体的排放及其扩散，我们通过建立高斯模型和ADMS模型，研究他们的扩散规律及危害。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模型三通过建立核泄漏物质通过海洋环流传播的方式污染，但由于太平洋的环流特点，可以看出，通过海洋环流并不会对我国造成直接的危害，海洋环流主要对美国和加拿大的太平洋西岸的国家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1】 姜启源 谢金星 叶俊 编.【数学模型】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 牛文胜 孙振海 大气扩散模式的简要回顾 气象科技 2000年

【3】孙大伟 新一代大气扩散模型（ADMS）应用研究 朝阳市环境科学研究所 【4】乔方利 王关锁 赵伟 赵杰臣 戴德君 宋亚娟 宋振亚 2011年3月日福岛核泄漏物质输运扩散路径的情景模拟和预测 科学通报 2011年

附录：

【1】 国际上有着两类不同的放射性物质安全标准。一类是DCG标准，根据在固定环境生活一年产生1mSv辐射剂量推算的特定放射性物质浓度。另一类为环保标准，以特定放射核素的区域平均自然放射性背景值加二倍标准差，或DGC标准的4%来确定。因此DGC标准常是环保标准的20-50倍。同时各个国家对这两类标准确定也有相当的差别。以以碘-131为例日本对自来水的DCG标准为300Bq/升，美国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的DCG标准为110 Bq/升。自来水的环保标准，加拿大为6 Bq/升，WHO为5 Bq/升，而美国为1.5 Bq/升日本没有具体规定，按计算应是12 Bq/升。对空气也有相应的不同标准。日本的环境标准是比其它发达国家宽的。机构发布的信息和传媒的报导，常常是什么不超标，或超标多少倍等等。如果是没有说是用什么标准，这些信息将是很模糊的。如报导说:“日本福岛地区自来水、牛奶碘-131超3-5倍”和“香港从日本进口的菠菜碘-131含量超标10倍”，那个高？由于用了不同的标准，导致了错误的理解，实际上前者高了30倍。“日本13个都县检测出自来水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报导说法也是不妥的。实际上是自来水碘-131已超过了WHO环卫标准。能检测出自来水含有人工放射性物质远不止这些地区。如东京新宿地区自来水碘-131在3月18日为1.47 Bq/升，属自然背景值，19-20日为2.85-2.93 Bq/升, 已检测出有污染加入的放射性物质;21日达到5.25 Bq/升, 已超标;22日升至18.7 Bq/升, 超标了3倍

第三篇：浅谈日本核泄漏对我国沿海海产品市场的影响

浅谈日本核泄漏对我国沿

海海产品市场的影响

浅谈日本核泄漏对我国沿海海产品市场的影响

【摘要】：源于日本地震海啸引发的核泄露事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本次事故对我国沿海海产品市场的影响尤为突出。这种影响就像一把双刃剑，对我国海产品市场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本文介绍了日本核泄漏事故情况，对我国沿海地区海产品的影响，以及我国海产品生产的应对策略，来阐述对此次事故的理解。

【关键词】：日本核泄漏 中国沿海 海产品市场 应对策略

一、日本核泄露事故概述

2011年3月11日，日本于当地时间 14时46分发生里氏9.0级地震，地震引发巨大海啸，岩手、宫城、福岛三县遭受重创。随后，日本福岛县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15时6分爆炸后释放大量核辐射造成重大二次灾害，放射性物质的持续扩散，核电站事故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状态。

日本发生特大地震并引发巨大海啸，由此导致的核电站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的污染损害也正在不断显现出来，日本周围的海洋环境和渔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长期以来，中日水产品贸易往来一直很频繁，作为邻国，此次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事故对我国海洋渔业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未来日本对中国的海产品进口需求有所增加；但另一方面，中国的部分水产加工企业也可能面临无订单、无原料加工的困境。因此，这种影响是一把双刃剑，既有不理因素，更有有力引导。

二、日本核泄露事故对中国沿海地区海产品市场的影响

1、海产品成本增加，捕捞作业难度加大

此次地震引发的海啸等次生灾害，使日本东部沿海地区遭受了严重损失。日本30%的水产品以及35%以上的养殖业出自仙台港及宫城县气仙沼等日本重要的渔港和渔业基地，而这一地带又是此次地震重灾区。另外，这些地方也是日本重要的远洋渔业基地，由于大量渔船被海啸摧毁，日本捕鱼业所受的影响将难以在短期内消除。

我国养殖生产主要集中在近岸海域，近海捕捞产品的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集中在我国的渤海、黄海和东海海域，主要洄游性经济鱼类的洄游路线均远离日本东海岸核泄漏区。据资料显示，日核泄漏事故发生海域的渔业资源和我国近海没有交流洄游。据此可以认为，日本地震、海啸及核泄漏事故不会对我国近岸渔业生产产生不良的影响[1]。

但地震和海啸可能导致海洋环境发生变化，深海生物或面临生长困境，由于海啸造成的洋流紊乱可能会干扰鱼群分布。日本海啸发生当天，太平洋等其他海域出现异常水流，导致墨西哥海域出现巨型鱼群的奇观。这些都有可能加大未来远洋捕捞作业的难度，影响太平洋上的远洋捕捞作业。山东社科院海洋经济研究所蒋铁民教授认为，由于日本核辐射影响不断扩大，对后期环太平洋周边海域的捕鱼是否会造成影响，仍需进一步评估。而随之导致的就是海产品成本的增加。

2、生产企业压力加大，海产品订单增加

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进口贸易伙伴，农副产品中鸡肉制品、蔬菜等产品近半数都来自于中国，海产品也有很大比例来自于中国。日本地震初期，受交通及供电不畅等方面的影响中国农产品对日出口曾严重受阻，但近日这一市场状况已悄然改变。

其中，位于山东省胶州市的青岛恒孚食品有限公司从事海产品加工，产品100％出口，出口日本的比例占60％左右。公司总经理王吉杰告诉记者：“我们公司与日本的订单都是一年一签，但是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不久，有一半客户要求提前完成订单，还有许多之前没有谈成的客户最近也与我们签了合同，新加订单大概能有去年的30％，合同额150万美元左右。”为满足暴增的订单需求，一些公司已开始扩大规模、加大生产。青岛恒孚食品有限公司这家公司近日紧急雇

[2]佣了50余名工人，公司人数增加至150余人。

3、我国海产品出口 “利好”，日本进口海产品企业遭遇困境

由于担忧日本核辐射对水产品造成的污染，目前日本、韩国、美国及欧洲一些国家均加大了对中国海产品的进口，中国企业接到的出口订单量大幅增加。日本去年从中国进口的海产品大约50万吨，进口额约26亿美元，占中国海产品出口110亿美元总额中的四分之一左右。日本主要从中国进口虾、贝类等水产品，这对山东、辽宁、福建及广东潮汕一带等地海产品出口量的增加会产生一定的拉动作用。

“日本的虾夷扇贝是我们在国际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而此次受灾，从客观上说，使得中国的虾夷扇贝在国际市场上少了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慕永通教授说：“日本人也非常喜欢吃虾夷扇贝，虽然目前日本因为地震受到重创，但他们的饮食习惯不会轻易改变。我认为两年之内日本将会从我国大量进口虾夷扇贝。我国辽宁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以及山东一些地区一直都大量养殖虾夷扇贝，因此对我国海产品出口企业来说肯定是利好的[3]。”

此外，日本大地震对我国一些从日本进口海产品的水产品加工企业带来影响较大，不少水产品加工企业将面临无订单、无原料加工的困境。

4、日本进口海鲜干货身价大涨，各地自产海鲜鲜品价格稳定 日本核泄漏事故对我国海鲜干货市场带来了一定影响。由于供给制约和货量不足等原因，广州海鲜干货价格普涨约15%，日本进口元贝则在地震后由每斤300元涨到每斤500元。厦门市场的日本产大瑶柱的价格也由年前每斤300元涨到每斤400元。有干货商表示，虽然日本海产干货价格上涨，但是消费者的购买欲却不高，因此后期可能面临有价无市的状态。

虽然日本进口的海鲜干货价格有所上涨，但我国近海的海鲜市场价格却相对稳定。像在山东日照市场上的海鱼大都来自当地近海，有些则来自山东青岛、烟台、威海等周边城市。人们日常食用的海鲜大都以人工养殖为主。养殖户在滩涂、陆基挖深塘，把海水引入池塘养虾、鱼等，养殖环境相对独立，养殖过程以及销售过程受日本核辐射的影响较小，消费群体相对稳定，受进口减少影响的可能性很小[4]。

三、抓住机遇 迎接挑战——我国水产品生产出口格局应对策略

近日，山东、浙江、福建等多个沿海省份已组织有关专家，就日本核泄漏对海产品质量的影响进行评估分析，认为我国近海养殖和捕捞的海产品从饲料及洄游路线等方面分析，受日本东海岸核泄漏影响微乎其微，不会影响到水产品质量安全和生产情况

从国际水产品供应格局来看，我国是水产品养殖大国，从贝壳、藻类、虾类、鱼类均有大量养殖，日本及欧美国家消费较多的三文鱼、金枪鱼等水产品，中国的产量正不断上升，因此从产品结构来看，中国可以较好地替代日本的海产品缺口。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洪滨说，日本发生核泄漏后，已有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现从日本进口的水产品被核辐射污染，核污染对日本海产品产生的不利影响在半年至一年内难以消除。相对来说，我国的海产品安全系数较高，这对我国部分替代性强的海产品来说，无疑是个开拓市场的大好机会[5]。

此次日本核泄漏事故对我国海产品市场影响深远。日本有近三分之一的海水渔业资源被污染，我国海产品有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替代日本向欧美国家出口。如果我国水产品市场能够趁机抓住市场、保证质量，全球水产品贸易格局或将因此而改变。中国海产品要想长远扩大市场，质量和产业结构提升是最关键的因素，不能因短期利益损害长远发展。此外，中国养殖业应不断从滩涂养殖向海洋牧场方向发展，这样不仅能更好地利用海洋资源，而且能使海产品更生态、健康。

【参考文献】：

[1].日本核辐射中国海产品成香饽饽[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5-4.[2].吴佩佩.对日出口猛增，我国海产品机遇几何[J].新华网.2011-5-24.[3].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日本核泄漏事故对我国渔业的影响[N].中国海洋报.2011-4-1.[4].江苏省海洋与渔业局.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事故“震动”世界对我国渔业影响利好利空因素交织[N].中国海洋报.2011-4-6.[5].日本核辐射，海产品危局一览股[J].华讯财经.2011-4-25.

第四篇：白居易对日本的影响

浅谈白居易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武田谦信

中国文明早启，文化积淀深厚，博大精深，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更是巨大而深远。在亚洲的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中国的邻邦中，日本受影响最深。自奈良时代开始，随着大量遣唐使的派遣，文化的交流日益加深。日本历史上第一部较为完备的史书《日本书纪》，从体例到语言都受《汉书》的影响，公元７５１年《怀风藻》的问世，标志着日本文人诗歌创作的肇始，这也是现存最早的汉诗集。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万叶集》明显地受到《诗经》和《昭明文佚》的影响。在日本文学史上，甚至还出现过汉诗文几乎压倒日本传统文学的时期（即从《万叶集》后期的７５９年到《古今和歌集》成立的９０５年的大约１５０年之间），人们称之为“国风黑暗时代”。直到宽平皇朝接受菅原道直的建议，废止遣唐使，对外采取封闭策略，日本的传统文学才得以发展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在影响后世文化深远的平安朝文学中，对日本汉文学乃至日本古代文学影响最大的中国诗人，无疑首推白居易。

据考，白居易的作品传入日本的时间最早见《日本文德天皇实录》上所记载，承和五年（８３８），由太宰少贰藤原岳守从唐商人带来的物品中挑出《元白诗笔》呈现给仁明天皇。随后，遣唐使陆续带回了更多的作品。其诗一经传入，立即刮起了一阵“白氏旋风”，深受当时日本文人的喜爱。当时白居易还在世，并在他的《白氏文集》自记中称：“集有五本„„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说明白居易在世时已经知道了其作品传入日本的事实。据《日本国见在书目》记载，当时传到日本的有《白氏文集》（７０卷），《白氏长庆集》（２９卷）。在平安文士大江维时编辑的《千载佳句》中，共收汉诗１８１２首，白居易一人之作品即占了５０７首（其次为元稹，６５首）。该书在推广白诗方面影响深广，在稍后的诗集《和汉朗咏集》中，共收录５８９首诗，其中白居易的诗就达１３７首之多。

当时在日本凡谈及汉诗文者，言必称《文选》和《白氏长庆集》。据《江谈抄》记述，当时和白居易同时代的日本五十二代嵯峨天皇对《白氏文集》最是钟爱，相传他在最先得到白氏文集时曾秘藏偷读，视为珍宝。后来他要考验臣子有没有学问，就故意把白居易的诗念错，考考这个臣子熟不熟白居易的诗句，若是熟，就代表这个臣子很强。一次他在召臣下小野篁试其才时，赋汉诗曰：“闭阁惟闻朝暮鼓，登楼遥望往来船。”小野篁奏曰：“圣作甚佳，惟‘遥’改‘空’更妙也。”天皇感慨道：“此乃白乐天句，‘遥’本作‘空’，仅使卿耳，卿之诗思已同乐天矣。”可见小野篁对白诗的熟记已达到背诵如流的程度，因此他也有“日本白乐天”之称。平安时代的汉学世家菅原、大江两家也都是长庆集的崇拜者。据日本学者金子彦二郎的《平安时代文学与＜白氏文集＞》一文中统计，菅原道真在《菅家文草》中引用、化用《白氏文集》达５００多首诗，８０多次，并有所创新和发展。据记载，后醍醐天皇在收到菅原道真的诗集后，以“见右丞相献家集”为题，作诗大加赞赏，曰：“更有菅家胜白样”，并在诗后自注：“平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卷是也。”平安朝廷还专门开设《白氏文集》讲座，由大江维时给醍醐天皇、村上天皇侍读，此后数代天皇都参加了这个讲座。并多次举办御前诗会，围绕白诗取题唱和。《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作为一条彰子皇后的女官，也曾给皇后讲授《白氏文集》。在这一时期问世的《枕草子》、《源氏物语》等作品中，处处可见对白诗的活用。据统计，《源氏物语》中引用白诗达９０余处。

在我们看来，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无论如何也要首称李白、杜甫，白居易要排在较后面。为何在日本，白居易的影响却是无可比拟的呢？笔者认为，白居易之所以风靡日本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白诗数量丰富，取材范围广泛，便于学习和借鉴

白居易活了７５岁，共创作了三千多首诗作，保留很好，在《全唐诗》中共编为三十九卷，是唐代诗人中保存诗歌最多的。另外，由于白居易的经历十分丰富，其诗歌取材范围更是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个时候日本的平安文坛写作主流便是要会写中国的文字跟诗文。朝廷重要的典章制度也是用中文来书写，正式的聚会，吟诗弄文都要使用中国的诗文才能表现本事与才华。对大部分的人而言，这是有难度，所以必须要看中国人如何写春天、山河，这是一种临时的范例或辞典。前面提到的大江维时编辑的《千载佳句》就是应当时的这种需求而产生的一种参考书。该书将所收1812首汉诗分为季节、天象、地理、人事、官事、草木、禽兽、宴喜、别离„„等十五部门编纂，以便利日本文士们写作汉诗之际，依其所欲咏颂的内容而寻找其摹仿参考的对象。这就类似我们小学时候用的模板，在自己还不太会写文章的时候看的名家或典型作品，多了就知道怎么写。下面引一例以观平安文士如何藉中国诗人的作品创作汉诗的情况：

〖停杯看柳色〗 巡留细叶（柳叶）含烟处，酌罢柔条（杨柳枝）遇雨时。蘸甲（碰到指甲，意指酒满）未倾莲子绿（绿指酒的颜色），染心（执着的心态）空系曲（酒母）尘丝。

〖白居易诗〗 停杯看柳色，各忆故园春。（风雨中寻李十一因题船上）

一行弱柳前年种，数尺柔条今日新。（喜小楼西新柳抽条）

莲子数杯尝冷酒，柘枝一曲试春衫。（三月三日）

峰攒石绿点，柳宛曲尘丝（带着黄绿色的酒）。（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

以上这首平安文人的汉诗作品，严格说起来不是一首好诗。不过从题目到诗句，处处都可以看到其摹仿化用白居易诗句的痕迹。典型的平安朝廷的诗人就是这样，他们翻翻《千载佳句》，自己当下要写什么诗，就专门看那一类的作品，不管如何，这是一种练习，若是能超脱，就会建立自己的风格。日本人有自己的和歌，不过和歌也常是从中国文人的作品中转化而成的。《千载佳句》的编者大江维时的伯父大江千里即编了一本《句题和歌》。该书搜集汉代以降至唐代各家之古诗句，以供写作和歌的参考之用，分春、夏、秋、冬、风月、游览、杂、离别、述怀等九部门，每部门各收十首至二十首和歌。先录其典据之诗句，后附和歌；所载的和歌，即是依原诗句翻译蹈袭、或摄取转化而来。由于白居易的高产，写作题材范围十分广泛，凡个人生活、做官生涯以及社会民生，都有记述咏诵，因而他自然成为收录诗作最多诗人，其丰富的作品也自然成为当时文人学习诗歌创作的首选范本。

二、白诗通俗浅显，直白流畅，易于理解和摹仿

白居易的诗歌大量吸收民间语言，具有很强的通俗性、现实性和平民性，号称“老妪能解”。据蕙洪冷斋夜话记：“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解之否？曰解，则录之；不解，则不复集。”白居易自称：“稂莠秕稗，生于縠反害谷者也；淫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白居易以其天才，作诗既意求通俗，不避俚语，天下俚俗语，遂几尽在白诗中。王荆公因此叹曰：“天下好语被杜子美道尽，天下俚语又被白乐天道尽。”顾实在其《中国文学史纲》中指出：“盖当时之诗，竞拟魏汉，甚者至肖诗之雅颂，强自鸣高而自炫学博。白居易独以入耳为主宰；显为一种反动。洵具有慧眼卓见也。今观《长恨歌》《琵琶行》，皆无注脚即可明白。宜乎彼诗在当时大行于世，上自王公，下至野老村妪，莫不玩诵之。故白居易者，纯粹平民诗人也。”在白居易在世时，其诗作已经深受各阶层人们的喜爱，据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号为元和诗。„„然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据白居易自己给元稹书信当中也说：“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白诗之流行，由此可见一斑。

曲高则和寡，李白的诗汪洋恣睢，天马行空，像意大利高音歌剧一样，难以摹仿；白居易的诗则类似流行金曲，众口传唱。日本当时虽说风行汉诗文，但毕竟汉语是一种外语，在理解上是有一定难度的，无论是写作还是欣赏，都需要经过长时间的专门训练和学习，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奏效。因此，不管平安朝的贵族文士们对汉诗如何热心，也不管他们如何热中于汉文化，要运用繁难的中国文字、生疏的中国语言来写出能够表达日本民族微妙表情的华丽典雅的诗文来，那谈何容易！李白等人的诗对他们而言难度太大，肯定是学不来，只有白居易的诗符合了既能够读懂且能照搬摹仿的条件，因而深受平安文人喜爱。

三、白诗中体现出的“闲适”、“感伤”的审美情趣和佛道思想符合了平安时代的文化背景，容易引起文人的共鸣

白居易的把自己的诗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其自叙言：“夫美刺者，谓之讽谕；咏性情者，谓之闲适；触事而发，谓之感伤；其它为杂律。”白居易其它诗歌中，价值很高、为人称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讽谕诗，尤以《秦中吟》和《新乐府》出名。刚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为正义而大声呼喊，“不识时忌讳”的勇气是非常令人钦佩的。正因为对政治有着极高的热情，所以才会注意到租税，进奉，宫女，宦官等方面的事物，才能写出这些讽喻诗，也才能提出“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歌主张。《秦中吟》10首，首首如利剑，如《歌舞》写公卿们日中乐饮、夜半歌舞的享乐生活，结句是“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买花》写长安城中有钱人竞买牡丹、以豪奢相夸耀，最后说：“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新乐府》中《卖炭翁》、《杜陵叟》、《缭绫》、《新丰折臂翁》等皆是被人们广为传诵的著名之作。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明确宣布，这些诗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并称这类诗旨在“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但白居易的这种政治热情，随着屡遭挫折而渐渐消退。在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始终饱受排挤倾轧，元和六年（８１１年）四月，因母亲去世，白居易丁忧居渭村，而他的爱女金銮子也在这一年夭折。居渭村三年多，白居易又贫又病，靠好友元稹时常分俸济日。元和九年（814年）冬，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后因上疏请急捕刺武元衡者，为宰相所恶，被贬为州刺史，又为中书舍人王涯所谗，追诏再贬为江州司马。几年内经受了至亲离丧、仕途失意的一连串打击，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在江州，他自称为“天涯沦落人”，为避祸远嫌，以诗、酒、禅、游自娱，有感而发创作了平易悠闲的闲适诗，诗歌中处处流露出退避政治，知足长乐的闲适思想和人生无常的感慨，并转而求禅问佛，企图从佛教中求得解脱。在生活上，白居易开始以妓乐诗酒放情自娱。蓄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而在白居易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嗜酒犹甚，据宋人统计，白诗“二千八百首，饮酒者九百首。”

在白居易后期的作品中，以闲适、感伤诗为多，其中成就最大的当数《长恨歌》和《琵琶行》，字里行间弥荡着浓浓的感伤情绪，寄托深微，加以绘声绘色的铺排描写，多方面的气氛烘托以及流转和谐的韵律声调，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感伤诗中还有不少亲朋间酬赠的篇什，如《别舍弟后月夜》、《江南遇天宝乐叟》、《画竹歌》、《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等，也都写得情真意切，朴挚动人。这类诗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感伤色彩，如“畏老老转迫，忧病病弥缚”，“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自觉》二首）等；厌苦尘世烦恼，力求加以解脱，声称要“度脱生死轮”，“永洗烦恼尘”（同前），明显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闲适诗多用于表现闲情逸致，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篇章还宣扬了省分知足、乐天安命的消极思想。其中也不乏描写自然景物和田园风光的佳作。如《观稼》、《归田三首》，写农村景象，质朴而清新。《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以游记文的笔法依次记叙五日游山的经过，令人有身历其境之感。杂律诗在白居易诗作中数量最多。其中有价值的是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写景小诗，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西湖留别》、《暮江吟》、《问刘十九》等，都能以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勾画出生意盎然的境界，历来脍炙人口。而一部分铺陈故实、排比声韵的长篇排律和杯酒光景、艳情风月的小碎篇章，颇为时人效尤，但多不足取。

对平安时代醉生梦死的贵族公卿们而言，他们绝没有兴趣去关系下层民众的疾苦，因而对白居易饱含“兼济天下”之志的讽谕诗并不感兴趣，他们所欣赏的是白居易的闲适、感伤和部分杂律类诗作。白诗中体现的那种追求与自然融合、心物一体的精神，以及季节的变迁表现出的细腻把握的特点与古代日本人的心性、敏锐的季节感和“物哀”、“风雅”的审美情趣十分契合。另外，由于平安末期王朝贵族从兴盛走向衰亡，平素沉溺于荣华的上层贵族产生了失落感，平素不满于现状的中下层贵族更加厌世，祈求来世的极乐世界，便以一种游戏的态度接受“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思想，促成了佛教思想的盛行，也使他们对白居易诗歌中的“独善之心”、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引起了深深的共鸣，纷纷效仿白居易的寄情诗酒、放纵自娱，以求得心理的寄托和慰籍。我们从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枕草子》、《伊势物语》、《和泉式部日记》等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的公卿贵族的这种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其中，受白居易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源氏物语》。正如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对于杨玉环的不幸命运、以及她与唐明皇的爱情悲剧的无穷感慨一样，紫式部以其才华横溢的著作《源氏物语》表达了作者那不能自已的深沉叹息──她惋惜着青春与爱情的转瞬即逝，在权势与富贵的毒害之下人的感情与心灵是如何被扭曲压抑，这些人生中的至美至珍竟然犹如梦幻般飘渺易逝，令人为之慨叹。紫式部在书中举用了许多《长恨歌》中的诗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就直接引用，还有其它直接、间接、明喻、暗喻的例子，都是从“长恨歌”来的。【后记】

纵观日本文学史，在影响后世文化深远的平安朝文学中，到处都有中国文学的影子。以致我们在读《源氏物语》时，几乎可以作为国人的作品一样欣赏。白居易只是众多对日本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伟大诗人之一，真正值得感慨的是唐代的诗人们为后世留下的那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超越了时代和国界，成为整个人类文学史上的伟大遗产„„

日本白居易研究概况

作者：下定雅弘

2、长恨歌·琵琶行的研究（1）关于长恨歌

《长恨歌》的研究中最大的问题是《长恨歌》的主题。日本学者大都认为其基本主题是爱情的赞美。

战前，铃木虎雄在《白乐天诗解》（弘文堂，27。东京弘文堂再版67）一书里说，“长恨歌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情事。不可相信它有‘惩尤物、诲淫’等的用意。如有，是失败的。”

吉川幸次郎《新唐诗选续编》（岩波书店，54.5。筑摩书房《吉川幸次郎全集》卷十一，73）认为，它是根据对两人爱情的深刻同情而创作的。

近藤春雄《论长恨歌》（爱知县立女子短期大学纪要6，55.12）一文说，它吟咏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世界，其主题是玄宗思慕贵妃而悲伤地逝世的长恨。

此外，与主题的争论相关联，关于《长恨歌》的结句“此恨绵绵无尽期”的解释也有争论。

吉川上述书把“此恨”解释为“两人的恋情”。

原田种成《长恨歌的结句》（汉文教室33，57.11）注目《左传》隐公三年条有死于非命的灵魂永远彷徨宇宙的观念，把“此恨”也解释为“贵妃在马嵬死于非命，两人不得不彷徨于不同的世界”的玄宗的悲哀。

对原田之说，铃木修次在《长恨歌的“此恨”》（汉文教室34，58.1）一文提出他的意见。作者举白乐天及唐五代的用例而说，“恨”的意思很广，如换言“恋情”意思还是差不多。

藤野岩友《长恨歌的终章和乐天的意图》（国学院大学汉文教室13，62.6）一文说，“恨”是玄宗对贵妃的不尽思念。

加纳喜光《关于连理比翼的主题》（汉文教室118，76）一文，举《长恨歌》结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边理”“比翼”，论述它都是男女在现实世界不能结合，死后在彼岸结合的象征，也是王德教化极盛的瑞祥。

松浦友久《诗语的“怨”和“恨”——以闺怨诗为中心》（中国文学研究3，77.12）。研文出版《诗语的诸相——唐诗笔记》81.4）一文，深入探讨了“怨”与“恨”的意义差异。作者指出，主观上有可能解决困难却没能解决的情况产生“怨”的感情，悲叹不可能解决困难的情况产生“恨”的感情。关于《长恨歌》的“恨”，作者认为原田的看法过于穿凿，铃木的看法无视两语的意义和用法的差异，而论述贵妃永远逝世此事，以皇帝的权力还是无可奈何，所以不应该是《长怨歌》而应该是《长恨歌》。

川合康三《论长恨歌》(《中国的人性探索》83.2）一文，就《长恨歌》的结构问题，指出前半和后半都有“搜求——获得——丧失”的情节，而且以这个情节为基础前半和后半有对应关系。作者说前半用仙界的事物比喻地上的事物，后半用地上的事物比喻仙界的事物，再者贵妃的形象在前半只是个蒙天子宠爱的女人，在后半却是积极倾诉自己的爱情的女人。这样，《长恨歌》表现出了男女相爱的世界。

入谷仙介在《唐诗名作选》（日中出版，83.11）中提供了《长恨歌》的详细的说明。作者认为，《长恨歌》是纯粹的爱恋悲剧。白居易很勇敢地咏出新乐府批判当时的政治腐败，他这勇敢的精神把专制君主的情事入为人类普遍的爱恋故事了。

西村富美子《长恨歌管见》（神田喜一郎博士追悼中国学论集，86.12）提上几个看法：（1）《长恨歌》最大的特点在其幻想性；（2）白居易本身把《长恨歌》分入“感伤诗”类，这事证明他写作《长恨歌》的目的不在讽谕；（3）所以《长恨歌传》最后的记述“惩尤物”则是无理的假话；（4）结尾如此丰富美丽的幻想，这可能是住在仙游山的道士王质夫的影响。

（2）、长恨歌传

近藤春雄《论长恨歌传》（爱知县立女子短期大学纪要4，54.4）一文，对《长恨歌传》进行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说：（1）原来的《传》就是《太平广记》收载的简短的文章。陈鸿企图使自己的作品同《歌》一起流行，假作仙游寺会，把《传》改写了，这改写的《传》被载入《文苑英华》了；（2）“传”包括“注释”和“传奇”这两个意思，但是重点在后者。

对此，花房英树《书评·近藤春雄，论长恨歌传》（中国文学报2，55.4）一文说，原来的《传》是《文苑英华》的文章，“传”的意思是“注释”。

对此，近藤在《关于长恨歌》（爱知县立女子短期大学纪要6，55.12）、《白乐天和唐代小说》(同9，58.12）两文，又重申自己的意见，这次作者不论《太平广记》与《文苑英华》的先后问题，坚持仙游寺会是假想的看法，关于“传”的意思则强调“传奇”的己见。他的《白乐天和唐代小说》（爱知县立女子大学纪要9，58.12。《唐代小说研究》78，12第一章第二节<唐代小说和白乐天>)一文论述说，《长恨歌》富有故事性，这是受当时流行俗讲的影响的结果。《长恨歌》的结构类似传奇，对写作《长恨歌传》提供了很有利的条件。

前野直彬在《长恨歌和长恨歌传》（<国文学解释和鉴赏>66.11）一文介绍了他们的争论，关于原文的问题赞成以《英华》为原来的花房说，关于“传”的意思赞成近藤的“传奇”说，然后以《歌》和《传》为线索揭示产了唐代传奇的概观。

柳濑喜代志《长恨歌传考证》（早稻田大学·学术研究24—国语国文学编一，75）一文指出，《传》有明确的意思叙述因君主迷恋女色引起政治混乱的经过来发扬王者之道德，从而得出结论说《传》有与以爱情为主题的《歌》根本不同的创作目的。

（3）长恨歌序

《长恨歌序》是以“长恨者杨贵妃也”为开头，以“今世人犹言玄宗与贵妃处世间为夫妇之至矣歌曰”为结尾全文二百七十字的《序》。其内容专门赞美两人的爱情。江户时代有很多刊本附载上序。当时人相信这是白乐天的自序。

近藤春雄《关于长恨歌的序》（爱知县立女子大学·说林4，59.6）、福田襄之介《围绕管家本长恨歌古写本的问题》（东京支那学报8，61.6）、太田次男《关于长恨歌序的出现》（东方学69，85.1），都是探讨日本留下来的《长恨歌序》的出现事情的文章。这些文章论证了，《序》是日本人作的，其作者最早是镰仓时代中期博士家的人。

（4）琵琶行 因《琵琶行》没有《长恨歌》那样流行，所以关于《琵琶行》的研究比较少。在日本主要进行此项研究的是近藤春雄。

近藤春雄《谈琵琶行》（爱知县立女子短期大学纪要7，56.12）一文说，《琵琶行》流露出的被遗弃的倡女的悲哀则是被贬谪的白居易的悲哀。《白乐天在我国——琵琶行的场合一》（说林12，64.2）说，因为《琵琶行》是吟咏零落的倡女来申诉自己不遇的诗歌，所以不能象《长恨歌》那样引起人民的同情。

近藤写的有关《琵琶行》的文章，此外还有《关于琵琶行——文字的异同一》（说林15，67.2）、《长恨歌·琵琶行和古文真宝》（明治书院·新释汉文大系《古文真宝前集》季报，67）等。

星川清隆《白乐天的琵琶行和元微之的琵琶歌》（茨城大学文理学部纪要·人文科学7，57.3）一文探讨了《琵琶行》的文学性特色而对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看法提出不同的意见。作者说，（1）白诗对人生的咏叹和弹琵琶的艺术美浑然成为一体，此一点白诗胜于元诗；（2）两人诗歌都是继承古乐府传统而写作的，所以两篇有很相似的地方，不是陈寅恪说的那样白诗模仿元诗所以相似。

近藤春雄关于《长恨歌》、《琵琶行》的研究，修订后编为《长恨歌·琵琶行的研究》（明治书院，81.4）一书。

八谷仙介在上述书中也提供了《琵琶行》的说明，指出其深层主题是对帝都长安的无限哀思。

（5）其他

山内春夫《王昭君诗考——特别是白居易的诗一》（橘茂先生古稀记念论文集，80.11）一文，纵观了从王昭君本人的作品到明代咏王昭君的诗歌，论述说其主题大都是离乡、离宫的悲哀，但是白居易的乐府《王昭君》诗二首其一则吟咏对皇帝的思慕，而巧妙地把史书中的故事换骨夺胎表现女人的悲痛，虽然是小品但堪称杰作。

3、闲适诗，陶渊明的影响

［闲适诗］ 从古以来有很多人爱好白居易的闲适诗，但研究此类诗却是最近才开始的。以往的大多数学者，（1）把象闲适诗的诗歌也叫作闲适诗，认为闲适诗此词汇不具备占古体三分类之一的明确的作为分类语的地位；（2）认为闲适诗位于讽谕诗下；（3）认为闲适精神与功名心毫无关联，往往强调其高洁。

最近出现了批评这些看法的文章。

西村富美子《关于白居易的闲适诗——下邽退居时一》（古田教授退官记念中国文学语学论集，85）一文说，白居易提出闲适诗的分类而堂堂主张闲适诗的意义，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划时期的大事。并从退居下邽的诗作入手，开了系统探讨闲适诗的端绪，作者举“闲居”、“拙”、“懒”等语的用例和敬慕陶渊明的表现，论述了这时期的闲适诗表面上虽有闲适的情绪，但诗人心情实际并不闲适，与《与元九书》里说的闲适诗的概念相互矛盾。

管野礼行《白居易诗中的慵和拙(上)》（汉文教室152，85.9）一文认为，（1）闲适诗中频繁出现的“慵”字很值得注意，此“慵”不是单纯的不满和怠惰的表现，而是愿意不拘富贵荣达生活下去的表现；（2）写作讽谕诗以前他已有这种愿望，倾注全力于讽谕诗的创作时也写作好象与讽谕诗正相反的闲适诗；（3）据《与元九书》，兼济与独善是表里难分的一对概念，立足于其上的讽谕诗与闲适诗之间并无主从关系。

管野在同题论文下篇（同153，85.12）里指出，白居易用“慵”、“拙”这两个词，不但是受陶渊明的影响，而且是对嵇康的生活态度共鸣的结果。

笔者按，西村说“慵”不一定限于白居易的定义，管野说应该按照白居易本人的定义理解“慵”的意思。两人都依照白居易的定义探讨闲适诗。但是闲适诗是什么此问题，应该就闲适诗的实际加以探讨。

川合康三《来到长安的白居易——喧骚和闲适》（集刊东洋学54，85.11）一文，探讨白居易在长安的喧闹中如何克服了他的孤独感的问题，作者指出，（1）韩愈志于 “古”保证他的identity而恢复自信，白居易寻求闲适的快乐而克服孤独感；（2）白居易的闲适是在获得一定的“名利”后才有可能的。

下定雅弘《白居易的闲适诗——其理论和变化》（鹿儿岛大学法文学部幻想人文学科论集25，87，3）一文通观闲适诗而探讨其本质和变化，并且论述了古体三分类的形 成与消失的原因。

作者先摘出“帝都名利场”、“知足安分”等构成闲适诗的几个观念而探讨这些观念在各个时期如何结合、如何变化，然后指出下面几点：（1）在江州贬谪生活里他需要把回京复职的愿望和退隐的愿望都能肯定的理论，所以据孟子兼济、独善的理论而构思的讽谕和非讽谕诗的两类；（2）关于大和二年编辑《后集》五卷时放弃了三分类的问题，花房归

其因于古体的减少。但是做杭州刺史时写作的古体的倾向里已看得出三分类消失的预兆。在杭州时写的古体诗里根本没有讽谕诗，闲适诗却支配了古体的世界。这不但意味着讽谕诗这分类的意义没有了，而且意味着闲适诗的分类的意义也同时消失了，因为闲适诗支配古体世界的原因在于兼济之志的衰弱，而且讽谕诗、闲适诗这对概念本来是基于兼济和独善之间摇摆不定的激烈的思想矛盾而形成概念。

高木重俊《白居易的闲适诗》（东书国语273，87.6）也不认为闲适诗位于讽谕诗下，说“讽谕诗表现士大夫的“公”的侧面，闲适诗表现士大夫的‘私’的一面。”他的《白居易（与元九书）——〔讽谕诗和闲适诗〉》（《中国的文学论》汲古书院87.9所收）一文，以《与元九书》为主要的资料略论了白居易的文学理论。

［陶渊明的影响］

探讨此问题的文章有下面几篇。

镰田正《白乐天和陶渊明》（汉文教室34，58.1）、堤留吉《白乐天研究》第11章（传统的继承和新境的开拓）（春秋社，69.12）两篇文章，举出不少白诗模仿陶诗的例子。

小森郁子《陶渊明和白乐天——关于他们的人性和文学性》（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45·哲学15，67.3）一文，指出白居易和陶渊明在为人及文学方面的不同之处，前者是常肯定自己的人，其诗中的景物是就外界的丰富色彩和变化叙写的，后者常抱深刻矛盾，其景物则是他心情的象征。白居易为人、文学与陶渊明如此根本不同，所以不论白诗诗句表面上与陶诗如何相似，他是不会受陶渊明的影响的。

前川幸雄《白乐天的陶渊明观》（福井高专研究纪要·人文社会科学3，70.3）一文，通过调查其有关陶渊明的诗的系年而指出青年、壮年、老年各个时期的特色。

他的《白氏文集中“吾庐”的含义——与陶靖节集的“庐”之比较（国学院杂志71—4，70.4）一文，指出陶渊明的“庐。”象征他往复于政界与田野之间而摇摆不定的精神，白居易的“庐”却象征以安居政界的稳定情绪为基础的独善主义。

上述西村富美子《关于白居易的闲话诗——下邽退居时》、管野礼行《白居易诗中的“慵”和“拙”——上——》、同下（同153，85.12），都言及此问题。

松浦友久《陶渊明之于白居易（上）——以继承诗的说理性为中心》（中国诗文论丛5，86）、同下（同6，37）两篇文章，指出白诗(尤其是闲适诗)的“说理（说道理或者理念）性”这一基本特点，是继承陶渊明诗的。

四、唱和诗、词、联句及其他

［唱和诗］ 花房英树在《白居易研究》（世界思想社，71.3）第二章〔白居易文学集团〉中很详细地论述了唱和的兴隆和唱和集成书的过程。作者指出：（1）随着白居易减退对政事的关心，他与元稹、刘禹锡等用近体的诗歌唱酬逐渐地多起来，这样唱和集团很自然地形成了；（2）白居易和元稹为了完成“次韵”的形式做出了努力；（3）编辑《长庆集》时“和韵”已风靡一时了。

作者在第三节〔唱和集的成书〉中，采集各个别集中散在唱和诗而复原了《元白唱和集》和《刘白唱和集》。

前川幸雄《智力游戏文学——元白唱和诗面面观——》（笠间书院《中国文学的世界》五集，81）一文，举元白的唱和诗数首而指出其交往则是一种智力游戏。

柴格朗《刘白唱和考》（中国语文志·京都产业大学外国语学部中国语文研究会，61）一文，据花房的成果试图更精密地复原《刘白唱和集》，论述这种书是根据诗歌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个人乐趣作的想法作的。有此想法的不仅他们两人，从大和到开成时其它文人的所作的大多唱和诗中也可以看出，总而言之他们的唱和诗明显地表现出中唐诗人咏诗歌的意义与前一代的诗人大不相同了。

［词］ 中田勇次郎《白乐天的文殊赞》（东光8，49.3）一文，研究日本天台、真言二宗留传来的声明《文殊赞》而断定，此歌词调因为跟《敦煌抄本云谣集杂曲子》收载的《洞仙歌》差不多一样，所以准是一首词。作者又指出，因此篇是晚唐式的词，不可能是白居易的作品，但是无疑是民间词人的作品，而且是保存唐代人唱词方法的很贵重的例子。田森襄《诗人与词——白居易和陆游的场合——》（琦玉大学教养学部，1，66.3）一文认为，白居易作词的数量在中唐诗人里最多，但其词不过是受好音乐的诗人随便试作的，与陆游词作对他本身有很重要的意义不相同。

英房英树《白氏文集校订余录》（京都府立大学学术报告·人立18，66.9）一文指出，一般认为竹枝》最先是刘禹锡在朗州作的(郭茂倩说)，但实际上元和十四年冬，白、元先作，然后刘禹锡作。

铃木修次《白居易·刘禹锡和新体诗》（汊文教室101，71。载于凤出版《唐代诗人论下》73.4）一文认为，白刘晚年的交游以唱和诗和作词为中心而游戏性很强。这是相应于牛李党争越来越严重的现象的。两人晚年的这种交往成为晚唐颓废风潮的前驱。

［联句］ 埋田重夫《关于白乐天和韩愈的联句诗——兼论其在联句形成史上的地位——》（中国诗文论丛2，83）一文指出，从联句的历史来看，白居易一派作的联句，在形式、题材两方面，比韩愈一派作的联句更为正统。

［其他］ 都留春雄《谈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唐代咏物诗一瞥——》（滋贺大国文和20号纪念，82）一文论述，该诗是沿袭始于陈代的咏物送别诗的传统而作的。又指出其诗题不应该理解为“赋得《古原草送别》”，而应该理解为“赋得《古原草》送别”。

第五篇：日本核泄漏事件对我国核电事业发展的影响

日本核泄漏事件对我国核电事业发展的影响

摘要：日本特大地震伴随海啸引发了福岛第一核电站爆炸及放射性物质泄漏，触目惊心的核泄漏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给中国核电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警示。关键词：核泄漏；自然灾害；核能立法；防护措施等。

3月11日下午，日本东部海域发生9级大地震，并伴随特大海啸，次日，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了爆炸和放射性物质泄漏。这是自1986年4月26日苏联乌克兰共和国切尔诺贝利核能发电厂发生严重核泄漏以来，人类发生的最严重的核泄漏事故。虽然日本因地震发生的核泄漏事件不会改变中国发展核电的决心和安排,但这次事件给中国核电事业的发展敲响了警钟。

首先，中国核电发展必须充分考虑环境变化等自然因素，核电站尽量建在不易发生重大灾害的地区。此次日本核泄漏是由于特大地震伴随海啸袭来从而引发的，而近几年由于人类对环境的破坏，灾害丛生地震频发。因此，中国核电建设的当务之急就是在设计的层面上充分考虑发生地震的可能性，在抗震方面的设计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不出问题。在当前东部率先发展的大趋势下，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和人口密度急剧增大。各级政府必须高度重视海洋灾害可能造成的影响，切实提高沿海地区的灾害防御能力。

其次，中国核电设施应该做好严格的监测和维护,严格禁止这些设施出现超期服役现象，而且不管在怎样的紧急情况下，电站内都必须拥有稳定可靠的“多路”供电系统。据报道，泄漏的最主要原因是海啸超出了设想的水平，海啸引起的滔天洪水将柴油发电机房淹没，造成应急供电系统不能工作。并且福岛一期核电站原本设计寿命已经到期，但出于成本考量而继续运作，尽管在今年2月份的评估报告中，东京电力认为这种超期服役不存在风险，但由于其安全设计存在缺陷，最终导致了目前事态的恶化。中国目前有13座核电站正在运行，虽然已经有严格的监测和维护机制，但仍然马虎不得，尤其是一旦监测出问题，一定要及时处理，才能确保安全。

第三，我国在核安全和辐射安全方面存在法律空白,核能领域基本法原子能法立法一拖再拖,至今依然没有出台,中国核安全法律缺位问题突出。在核安全形势严峻的背景下,我国必须高度重视和积极推进核安全立法。虽然环境保护部发布了《核动力厂环境辐射防护规定》，但这只是属于政府部门规章的范畴,只是涉及核电厂的选址和环境标准问题,法律层级和效力都明显偏低。在原子能法的立法进展缓慢的现实情况下,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制定出台核安全法,对核能安全监督、核能监管主体及责任、核事故应急处理以及相关法律责任进行全面规范。

第四, 中国核电发展必须严把质量关。核电是人类主要的清洁能源，具有高效、环保、低成本等特点，大力发展核电等清洁能源，是中国为了适应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需要而提出的重要经济战略，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核电高速发展的时期，核电一旦建成，将会接受时间的考验长期运行，中国同时或者陆续建设这么多台核电机组，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建设质量，不能为了追求发展速度而降低了建设质量。

最后，对类似核电这种含有潜在高风险的行业要提前做好相应的应对措施。日本作为世界上利用核能最早也最普遍的国家，核能安全领域中的措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之后，更是加大了对核电设施的防护力度，设计了多重应对措施，然而，在这场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地震来袭之后，其既有防护措施却显得捉襟见肘，用于应急启动的电源无法运作，直接导致了后续一系列危机的产生和蔓延。中国核电设施一定要事先制定切实可行的应急预案。在安全运行的时候，就要提前做好一旦发生紧急事故如何处理的预案，对于一些有着潜在危害性的设施，管理者更应当加强事故处理和应对训练，特别是针对极端情况发生时的模拟演练更需提上议事日程，以避免一旦发生紧急事故而束手无策。

参考文献：《法制日报》——《日本核泄漏警示：中国还缺一部核安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