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日本右倾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论日本右倾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所谓日本政治右倾化，主要是指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及其主张在日本政界占据上风并影响政府决策的政治倾向。一直以来日本的政治倾向都是舆论界关注和一个敏感的话题。自1982年民党内鹰派政治家中曾根康弘任首相后便提出了两个著名的口号一是进行“战后政治总决算”，二是打破一切禁区。从那以后日本政治右倾化明显加快了速度。桥本首相公然以内阁首相的身分参拜靖国神社。自民党部分议员至今还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慰安妇间题”主张在教科中抹掉“日本侵略”一类的说法。
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原因，与日本国内外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和变化有关：一：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给日本提供了成为世界性大国的机会，刺激日本加快向政治打过迈进的步伐，导致了政治上的激进和右倾化现象。二：日本经济发展自90年代以来长期出去对状态，为了摆脱经济萧条给人们心理和精神上带来的消极影响，继续寻求对东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的影响力，日本举国上下大国意识加强，开始谋求军事大国的地位，利用军事手段确保国家安全。三：冷战后全球性民族主要浪潮的星期出发了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导致错误的战争史观流行，在文化教育领域出现了“翻案风”
日本的政治右倾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恣意歪曲历史事实，开脱，否认是指公开美化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日本否认、掩盖侵略罪行，反对向被害者谢罪赔偿最突出的是对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和劳工以及细菌战、三光政策历史的否认和掩盖。日本右翼势力疯狂篡改历史教科书的事件屡屡发生，并且频频参拜靖国神社。二：力图突破并修改和平宪法。在日本的右翼势力眼里，和平宪法制约的日本发挥其大国作用，一些右翼分子和政客公开叫嚷修改宪法，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三：极力扩充军事力量，以期最终走向战略独立，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的美梦。四：纵容、支持国内右翼势力抬头，在对华政策上渲染“中国威胁论”利用台湾问题等制造事端，并把中国作为战略防御重点。
作为中国的近邻，日本政治右倾化如此表现必然会给中日关系蒙上重大阴影。在经济方面的影响：在世界各国和中国贸易上升的背景下，日本与中国的外贸量却处于下滑的趋势，这种负面影响在未来会更加严重，因为日本是外需导向，1亿多人口内需有限。中国的发展为日本提供了现实的市场。中日两国政治关系持续冷却，必然带来经济上的冷却。这会影响日资企业在华投资的扩大和新的企业的投资。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其中以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对中日关系的冲击最明显。1985年８月，中曾根康弘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不过当时日本总体上还对亚洲邻国的反应有所顾忌。但是到小泉纯一郎时代，参拜就成了日本右翼与亚洲邻国特别是中国进行意志较量的方式。当日本在历史问题上脱离了反省路线时，在处理和邻国的纠纷中就显得更加强硬。因此中日之间的领土纷争---钓鱼岛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日本政府将钓鱼岛部分岛屿国有化，并准备依据其海洋战略进行开发的行为，客观上打破了中日之间长期以来搁置争议不改变现状的默契。在钓鱼岛问题的背后是日本右翼的战略取向与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发生了碰撞。日本右翼之所以不断地在历史问题上大做文章，其核心目的是要摆脱所谓战后体制，即要摆脱战后日本和平宪法对日本发展和使用军事力量的限制。安倍二次执政，主要目标就是要完成这个“使命”。
中日关系要走出困境，还需要日本重新回到中日关系的基本政治框架中来。但目前的日本政坛，右翼势力占据了主导地位。冷战后美国积极推动将美日军事同盟的任务地区化、全球化，是助长日本右翼势力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而如今安倍大力推动修宪强兵，对华采取强硬政策，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有着密切关系。中国应坚持以和平发展来抑制日本右翼的武装冲动。从地区战略的高度妥善处理各种现实矛盾，通过维护地区稳定来削弱日本右倾化对中日关系的冲击。中日两国作为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近邻大国，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对于彼此双方，对于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
第二篇：理性分析日本国内右倾化
理性分析日本国内右倾化
日本右倾化的由来：冷战结束以后，日本社会思潮逐渐右转，不仅左派政党和左派人士在日本社会的政治影响力日趋下降，而且，一些左派政治党派和左派人士也追随日本社会右转的大潮而改变既有政策和主张；无论是在日本政坛、舆论，还是社会思想意识中，右派势力普遍得势。牵制右倾化的社会力量日趋减少。左派的民主党在执政以后，严重的右倾化政策表现成为日本社会最近两年来右倾化的集中反映。尤其是从日本执政的民主党实施“国有化”钓鱼岛至今，日本国家整体右倾化越来越严重。
日本右倾化的表现有： 1.大肆渲染外来威胁，紧锣密鼓扩军备战;2.领土扩张野心勃勃，强硬对抗色彩日益浓厚 3.强化国家主义精神，力图摆脱宪法束缚4．各党派竞相显示对外强硬、凶狠、黩武
为什么日本快速走上右倾化道路？这与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紧密相关。美国在重返亚太中提出“再平衡战略”，利用各种军演，联合盟国和拉拢一些举棋不定的小国家，妄图挑拨离间，阻止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在战术上，美国采取改变现状策略，鼓励日本“国有化”中国领土钓鱼岛，挑起中日钓鱼岛之争，牵制中国的崛起。在日本经济不断下滑、社会秩序混乱、日本民族失去国家发展方向的情况下，右翼的安倍晋三很有可能尝试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这对中国是极大的挑战。日本人在没有彻底反省侵华战争罪行时，又要修改限制日本再次发动侵略战争的《和平宪法》，这是公然对二战时期所有被日本侵略国家的蔑视和侮辱，也是对二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否定，无异于是在国际法领域里对中国的又一次侵略。在朝野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右倾化举动之后，本就因为领土争议而紧张的中日、韩日关系再度紧张。《纽约时报》认为，此举引发了人们对安倍作为一国领导人是否会推动“右转”进程，进一步损害日本同亚洲邻国紧张关系的担忧。实际上，受近期中日钓鱼岛领土争议影响，中日关系已经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如今因为钓鱼岛问题和日本政坛右倾趋势，中日关系果真变为“政冷经凉”的话，两国经济都会受到沉重影响，甚至影响到全球经济复苏。对于日本右倾化我的观点是：日本政治右倾化严重威胁亚洲和平，不仅会使与邻国的外交关系恶化，还会使中国与其他邻国加强外交关系。作为世界唯一未对发动侵略战争进行彻底反省的国家，日本日趋强硬的外交政策和不断膨胀的民族主义情绪，将会给地区安全带来新的不确定性，把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引向更加危险的境地，亚洲国家应时刻警惕日本右倾化。
第三篇：甲午战争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甲午战争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刘颖041301018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古时，中国是日本学习的对象，但当时中国人自诩为天朝上国，对日本是瞧不起的。最早有唐朝，日本就向唐朝派遣唐使，日本向唐朝学习律令制、汉字等文化，学习到的这些知识促进了日本的急速发展。明末的中国虽已衰败，在1592年至1599年还能派出10万大军跨过鸭绿江，联合朝鲜取得抗倭援朝的胜利。这一胜利遏制了日本的侵华野心，赢得中国东邻半岛近300年的稳定。不得不承认日本是个很善于学习的民族，在向近代社会迈进的过程中，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学习西方使其国家实力极速强大，随着日本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它急需寻求国外市场，邻近的中国成了它觊觎的对象，于是日本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
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之际，日本国民更多的是不理解。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作为学生的日本，要对自己的老师大动刀戈，对于战争的结果，日本人也没抱有期望会胜过中国。然而令世人震惊的是1894年的中日战争，竟然以中国战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告终。战争从1894年7月25日持续到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结束。两国签订《马关条约》，这是《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丧权辱国条约。
甲午中日战争是中日两国关系的转折点，改变了中日两方发展轨迹，甚至影响到今天的中日关系。日本打败中国后，日本人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变化，从谦卑膨胀成傲慢自大。清末时日本对华称“清国”，甲午战后东洋三岛上却以“猪尾巴”作为称呼中国人的绰号。华侨男子或中国留学生上街，日本小孩往往放肆地在后面用手扯辫子，口中还喊：“清国奴”。在甲午战前，在日华人相当地受欢迎，在横滨卖衣服的来自中国的人，可比在横滨卖药的来自富山的日本人更受优待。”然而战中，“各地上演的甲午战争剧目里，扮演中国士兵的日本舞台剧演员一登场，就有观众向其扔花生壳和桔子皮，有的演员忍无可忍，甚至在舞台上对着观众大喊，“我们也是满怀爱国心的日本人。”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男人都剪去辫子，日本人不再称“清国”，不呼正式国号而只用“支那”一词。战后的日本社会充斥着“中国蔑视观”，说中国人撒谎，中国人偷东西，中国人有无数个老婆，中国人是卑怯者，中国人是迷信家。
甲午战后的中日两国关系从老师学生变成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中日实力在甲午战后进行了第一次换位。甲午战争的胜利让日本的胃口越来越大，不断发动对华的侵略，1900年，日本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后，日本借口对德国宣战，出兵青岛，提出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不久占领济南和胶济铁路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发动局部战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叫嚷“三个月灭掉中国”。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日本竟然歼灭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土地。日本对中国造成了伤害，也激发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中国后来取得的民族进步也包含着向日本学习的成果。甲午战争结束后，中国与日本的经济交流，文化交往相当活跃。经济方面是日本对华贸易量大幅度增加，在华投资办厂，甲午战前对华投资几乎为零，战后1897年，已有商社44个，在上海出现了日华合办的纺织厂。当然，日本出于侵华的侵略目的，也大力扶植日本企业在中国的经济活动，间接刺探情报。在文化方面，中国人开始以日本作为自己崛起的目标，1896年，由于甲午战败的刺激，第一批13人的留学生去了日本，至1905年突破万名，规模为当时世界仅见。至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留学过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下10万，若加上短期考察参观者人数更要翻番。日本对中国留学生实行鼓励政策，其主要政治目的是为了培养“亲日派”，为自己的侵略扩张服务。
总的来说，甲午战争无论是对于当时的形势，还是中日两国各自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一些影响还延续至今，比如日本人在1895年1月，趁着甲午战争的胜利，通过内阁会议决定把钓鱼岛划归冲绳县，这个决定造成了如今中日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种种争端，所以每当谈到中日关系，不可避免的就提及甲午战争，甲午战争是中日关系重要的转折点。
第四篇：中日关系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浅析
中日关系变化及影响因素浅析
兰州油气资源研究中心 李靖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对日外交体现了坚持原则、灵活调整、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特点，中日关系经历了“民间外交”先行的关系恢复阶段；友好合作伙伴关系阶段；战略互惠关系三个阶段。本文对中日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变化过程进行了概略回顾，并从历史、文化、经济、能源等方面对中日关系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浅析。
关键词：中日关系；对日外交；中日经济联系；中日文化差异
新中国成立60余年来，经过三代领导核心的不断努力，中国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这种大背景下，中日外交关系也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到现在的战略互惠关系。60余年来，中国对日外交策略依据外交总方针、总政策和总原则, 又不断根据国际形势、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进行调整，可以概括为: 坚持原则、灵活调整, 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中日外交关系的发展可以分为3个阶段，“民间外交”先行的关系恢复阶段（1949-1972）；友好合作伙伴关系阶段（1972-1992）；战略互惠伙伴关系阶段（1992至今）。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采取了主动，通过“民间外交”使两国民间在各个领域特别是民间贸易方面进行友好交往。1952年2月由中国国际贸促会主席南汉宸向日本经济界著名人士发出邀请，1952年5月日本参议员高良富、原参议员帆足计、众议员宫腰喜助到达北京。这是新中国接待的第一批访华日本政界人士，标志被封冻的中日交流坚冰被打破。帆足计等三位日本国会议员作为民间使者，于6月1日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签订了第一次中日贸易协议。为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开辟了道路。1960年8月周恩来全面阐述了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在这两项原则的框架下，1962年11月廖承志、高碕达之助签订了《中日综合贸易备忘录》。1962年12月, 中日双方又在北京签订了“中日友好贸易议定书”。“议定书”和“备忘录”是1960年代中日贸易的两大重要渠道。在1952至1972年间，由于中国正确的对日政策，制订并实行了民间外交方针，使中日关系以民间为主导进而发展到半官半民的形式进行了较为广泛的人员交往、商贸往来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使中日关系逐渐缓和，为即将到来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日关系发展的第二阶段可以称为“友好合作伙伴关系阶段”，这一阶段以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为开端，而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则标志着中日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正式建立。1972 年2 月, 尼克松成功访华, 并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 实现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1971年10月25日, 联大26届会议通过2758号决议, 中国正式恢复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等一切地位和权利，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日本国内要求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热潮也空前高涨。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适时地提出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复交三原则”：(1)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2)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已经归还中国；(3)“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 应予废除。1972年9月，田中首相、大平外相访华，与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中日首脑会谈，并最终签订了《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8月，日本外相园田直访华，经过多次会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最终签订，对中日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基本原则进行了确认和政治上的总结。在随后的10余年中，两国间政府高层进行了多次互访，中日地方政府之间也都进行了频繁的交流与广泛的合作，民间或半官半民的各领域各方面也开展了广泛、深入和频繁的交流。在这个阶段中，虽然有“靖国神社”事件、钓鱼岛灯塔事
件、教科书事件等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事情发生，但中日交往主体呈友好化、多样化, 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官方民间并举、多渠道、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的丰富多彩的中日交流与合作的大好局面。
新中国对日外交的第三阶段, 以1992年江泽民访日和日本天皇访华为起点, 直至现今。1992年是中日复交20周年，两国均组织了各种纪念活动，推动中日关系发展。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于1992年4月6日至10日对日本进行了友好访问，这是江泽民任总书记后的首次访日。日本宫泽喜一首相与江泽民会谈，发表了建立“世界中的中日关系”的讲话，江泽民在日期间向日本明仁天皇发出访华邀请。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于10月23至28日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访日和日本明仁天皇访华，充分体现了两国努力改善和加强中日关系的愿望，确立了发展面向21世纪的中日友好关系的新起。1998年11月25至30日,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应邀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访问中，在江泽民努力下，中日双方达成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一系列原则共识。两国于1998年11月26日发表了《中日联合宣言》，这是继《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中日两国规定两国关系的第三个重要政治文件，使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为21世纪中日关系发展确立了一系列新的原则和行动指南。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出任首相后，中日关系滑入低谷，两国政府的高层交往被迫中断，这是中日关系的冰冻期。2006年9月小泉下台，安倍晋三内阁成立。10月8日安倍首相访华，这是战后60多年来日本首相对外访问第一次将中国作为首访国，得到中国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安倍访华打破了中日政治僵局，中国媒体称之为“破冰之旅”，从此中日关系进入又一个新时期。安倍访华期间，中日双方经过会晤发表了《新闻公报》，双方同意“努力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2007年12月，日本新首相福田康夫访华。胡锦涛主席会见了福田，积极评价了当前中日关系改善和发展的良好势头。7日，胡主席与福田在首相官邸举行正式首脑会谈, 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中日两国关于中日关系的第四个重要政治文件, 也是胡锦涛访日取得的重大成果。这一文件的发表，“体现了中日关系的新发展，凝聚了双方的新共识，确定了发展双边关系的指导原则，规划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未来发展。说明中日关系在逐步发展的同时，正在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从全球意识出发，构建‘世界中的中日关系’，预示两国关系将进入一个建立战略互信、开展战略合作的新阶段”。
纵观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关系发展史，我们可以将其特点概括为：艰难曲折、波澜起伏, 空前平等、前景光明。中国与日本作为名副其实的“一衣带水”的邻国，两国在历史、文化、经济、能源等多方面都有着斩不断的联系，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两国的关系。以下将分别从以上几方面对影响两国外交关系的因素进行浅析。
第一，历史方面。主要是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及其所犯下的战争罪行的历史。二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败国被美国独自占领，美国出于自身在亚洲利益的考虑，在对日本军国主义问题的处理上，采取了消极妥协的态度，保留了后来引发中日关系不断恶化的导火索——靖国神社，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战后恢复阶段，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地位较低，不能左右战后的局面，这为日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复苏埋下了祸根。在日本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意识里，日本不是被中国打败的，而是美国。部分日本右翼势力到今天依然不肯承认强加给中国人民的那场战争的侵略性以及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巨大伤害，因此，在日本国内多次发生诸如日本政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美化侵略战争、篡改教科书等事件。这些极大的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中日外交史上的大部分僵局也都是这些事件引起的。
第二，文化方面。中国与日本作为有着两千多年交往历史的近邻，虽然两国间的文化交流自古不断，但在其特有的国内普遍认同的历史和价值观上存在一定差异。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中,有着很明确的是非标准和原则,而且中国人往往要清楚地把名誉分出好与坏。在儒家思想中,“仁”是凌驾于一切道德之上的美德,是评价是非善恶的最高标准。天子能否永居皇位,臣民是否要忠诚于君主,都取决于君主是否施行“仁政”。在中国人看来,推翻一个“不仁”的君主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一句话,伸张正义、提倡善行与惩治邪恶、拒绝丑陋,是中国人
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基础。相比之下,日本人的道德意识中,是非原则要模糊得多。正如本尼迪克特指出的那样:“通观日本历史,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辨认恶的能力,或者他们不想解决这个恶的问题,”日本学者森岛通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说中国的儒教是以‘仁’为中心的儒教,那么日本的儒教就是以‘忠’为中心的儒教。”他进一步解释:“日本的儒教与中国的儒教本来出自相同的经典教义,但因理解的方法不同,结果在日本形成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国民气质。”名誉是日本武士道的中心道德,武士的名誉更主要的是指对主君的忠诚。日本人很重视“保全名誉”,把名誉看得比正义、善行更为重要。无论是什么人,干了多么可耻的事,只要“体面一死”,就不仅可以不再受到谴责,而且还会“成名”或成“神”。两国这种在“名”与“耻”方面的文化差异,反映到中日外交关系中就是:两国对侵略战争持截然相反的态度。中国人认为,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是彻头彻尾的非正义战争,日本必须就此作深刻而彻底的反省和道歉。而一部分日本人却不认为那是一场非正义之战,认为它只是一项失败了的“事业”。这种态度上的差异也严重阻碍的中日关系的持续发展。
第三，经济方面。当前，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贸伙伴，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看，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密切。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日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从1980年的只有94亿美元发展到2004年的1687.9亿美元，增长了近17倍，占双方各自外贸总额的15%左右。从2004年开始，中国（含香港）开始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而日本从1993年到2003年连续11年的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被欧盟和美国取代，位列第三。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虽仍在不断增长，但是增速有所减缓。2004年日本对华实际投资累计达468亿美元，是中国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地之一；日本对华ODA总额累计达33335亿日元，其中日元贷款31331亿日元，持续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援助国。中日建交之前，中日关系缓解的第一步就是经贸交流，可以说经济上的来往是中日关系持续发展的一大助力。
第四，能源方面。日本矿产资源贫乏，除煤、锌有少量储藏外，绝大部分依赖进口，其中，煤95.2%，石油99.7%，天然气96.4%，铁矿石100%，铜99．8%，铝矾土100%，铅矿石94.9%，镍矿石100%，磷矿石100%，锌矿石85.2%须从他国进口。这种先天性的缺陷，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日本除了不远万里从中东、非洲、南美、大洋洲进口所需资源之外，更多的将目光投向了周边的国家以及本国周边的经济海洋区域。中国虽然自然资源的蕴藏量远远高于日本，但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我们对于一些基础性资源的需求量逐渐加大，本国的储量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能源消费的增长使日本感到极为不安，日本认为自己的能源补给线因来自中国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而面临波动。因此，日本通过各种途径加强了与中国在能源上的争夺。钓鱼岛问题在中日建交时就曾提起，但当时达成的协议是暂时搁置。随着国际能源日益紧张，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的石油能源再次成为中日争端的焦点，围绕这一问题而产生的矛盾也成为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一大因素。
总之，中日两国在经济方面相互依存的关系使得中日关系和谐发展这一主题不会改变，但中日两国在历史、文化、能源等方面的矛盾使得中日关系的发展会有很多曲折。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坚持中日互惠互利和谐发展的前提下，围绕历史、文化、能源等方面的矛盾，中日两国将展开博弈。
参考文献：
[1] 汤重南：新中国的对日外交与中日关系的发展；《社会科学战线》 2009年第8期;
[2] 杨新房等：中国与日本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探讨；《商业研究》 2008年第2期；
[3] 沈丁立：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东北亚国际关系；《当代亚太》 2009年第2期； [4] 张耀武：论中日外交关系中的“文化因素”；《日本研究》 2007年第3期；
[5] 江海洋：冲突与调适近十年中日关系 1998-2008的政治文化互动；《襄樊学院学报》 2009年07期；
[6] 张延廷：钓鱼岛的主权争执；《问题与研究》1995年7月
第五篇：白居易对日本的影响
浅谈白居易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武田谦信
中国文明早启，文化积淀深厚，博大精深，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更是巨大而深远。在亚洲的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中国的邻邦中，日本受影响最深。自奈良时代开始，随着大量遣唐使的派遣，文化的交流日益加深。日本历史上第一部较为完备的史书《日本书纪》，从体例到语言都受《汉书》的影响，公元７５１年《怀风藻》的问世，标志着日本文人诗歌创作的肇始，这也是现存最早的汉诗集。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万叶集》明显地受到《诗经》和《昭明文佚》的影响。在日本文学史上，甚至还出现过汉诗文几乎压倒日本传统文学的时期（即从《万叶集》后期的７５９年到《古今和歌集》成立的９０５年的大约１５０年之间），人们称之为“国风黑暗时代”。直到宽平皇朝接受菅原道直的建议，废止遣唐使，对外采取封闭策略，日本的传统文学才得以发展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在影响后世文化深远的平安朝文学中，对日本汉文学乃至日本古代文学影响最大的中国诗人，无疑首推白居易。
据考，白居易的作品传入日本的时间最早见《日本文德天皇实录》上所记载，承和五年（８３８），由太宰少贰藤原岳守从唐商人带来的物品中挑出《元白诗笔》呈现给仁明天皇。随后，遣唐使陆续带回了更多的作品。其诗一经传入，立即刮起了一阵“白氏旋风”，深受当时日本文人的喜爱。当时白居易还在世，并在他的《白氏文集》自记中称：“集有五本„„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说明白居易在世时已经知道了其作品传入日本的事实。据《日本国见在书目》记载，当时传到日本的有《白氏文集》（７０卷），《白氏长庆集》（２９卷）。在平安文士大江维时编辑的《千载佳句》中，共收汉诗１８１２首，白居易一人之作品即占了５０７首（其次为元稹，６５首）。该书在推广白诗方面影响深广，在稍后的诗集《和汉朗咏集》中，共收录５８９首诗，其中白居易的诗就达１３７首之多。
当时在日本凡谈及汉诗文者，言必称《文选》和《白氏长庆集》。据《江谈抄》记述，当时和白居易同时代的日本五十二代嵯峨天皇对《白氏文集》最是钟爱，相传他在最先得到白氏文集时曾秘藏偷读，视为珍宝。后来他要考验臣子有没有学问，就故意把白居易的诗念错，考考这个臣子熟不熟白居易的诗句，若是熟，就代表这个臣子很强。一次他在召臣下小野篁试其才时，赋汉诗曰：“闭阁惟闻朝暮鼓，登楼遥望往来船。”小野篁奏曰：“圣作甚佳，惟‘遥’改‘空’更妙也。”天皇感慨道：“此乃白乐天句，‘遥’本作‘空’，仅使卿耳，卿之诗思已同乐天矣。”可见小野篁对白诗的熟记已达到背诵如流的程度，因此他也有“日本白乐天”之称。平安时代的汉学世家菅原、大江两家也都是长庆集的崇拜者。据日本学者金子彦二郎的《平安时代文学与＜白氏文集＞》一文中统计，菅原道真在《菅家文草》中引用、化用《白氏文集》达５００多首诗，８０多次，并有所创新和发展。据记载，后醍醐天皇在收到菅原道真的诗集后，以“见右丞相献家集”为题，作诗大加赞赏，曰：“更有菅家胜白样”，并在诗后自注：“平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卷是也。”平安朝廷还专门开设《白氏文集》讲座，由大江维时给醍醐天皇、村上天皇侍读，此后数代天皇都参加了这个讲座。并多次举办御前诗会，围绕白诗取题唱和。《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作为一条彰子皇后的女官，也曾给皇后讲授《白氏文集》。在这一时期问世的《枕草子》、《源氏物语》等作品中，处处可见对白诗的活用。据统计，《源氏物语》中引用白诗达９０余处。
在我们看来，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无论如何也要首称李白、杜甫，白居易要排在较后面。为何在日本，白居易的影响却是无可比拟的呢？笔者认为，白居易之所以风靡日本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白诗数量丰富，取材范围广泛，便于学习和借鉴
白居易活了７５岁，共创作了三千多首诗作，保留很好，在《全唐诗》中共编为三十九卷，是唐代诗人中保存诗歌最多的。另外，由于白居易的经历十分丰富，其诗歌取材范围更是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个时候日本的平安文坛写作主流便是要会写中国的文字跟诗文。朝廷重要的典章制度也是用中文来书写，正式的聚会，吟诗弄文都要使用中国的诗文才能表现本事与才华。对大部分的人而言，这是有难度，所以必须要看中国人如何写春天、山河，这是一种临时的范例或辞典。前面提到的大江维时编辑的《千载佳句》就是应当时的这种需求而产生的一种参考书。该书将所收1812首汉诗分为季节、天象、地理、人事、官事、草木、禽兽、宴喜、别离„„等十五部门编纂，以便利日本文士们写作汉诗之际，依其所欲咏颂的内容而寻找其摹仿参考的对象。这就类似我们小学时候用的模板，在自己还不太会写文章的时候看的名家或典型作品，多了就知道怎么写。下面引一例以观平安文士如何藉中国诗人的作品创作汉诗的情况：
〖停杯看柳色〗 巡留细叶（柳叶）含烟处，酌罢柔条（杨柳枝）遇雨时。蘸甲（碰到指甲，意指酒满）未倾莲子绿（绿指酒的颜色），染心（执着的心态）空系曲（酒母）尘丝。
〖白居易诗〗 停杯看柳色，各忆故园春。（风雨中寻李十一因题船上）
一行弱柳前年种，数尺柔条今日新。（喜小楼西新柳抽条）
莲子数杯尝冷酒，柘枝一曲试春衫。（三月三日）
峰攒石绿点，柳宛曲尘丝（带着黄绿色的酒）。（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
以上这首平安文人的汉诗作品，严格说起来不是一首好诗。不过从题目到诗句，处处都可以看到其摹仿化用白居易诗句的痕迹。典型的平安朝廷的诗人就是这样，他们翻翻《千载佳句》，自己当下要写什么诗，就专门看那一类的作品，不管如何，这是一种练习，若是能超脱，就会建立自己的风格。日本人有自己的和歌，不过和歌也常是从中国文人的作品中转化而成的。《千载佳句》的编者大江维时的伯父大江千里即编了一本《句题和歌》。该书搜集汉代以降至唐代各家之古诗句，以供写作和歌的参考之用，分春、夏、秋、冬、风月、游览、杂、离别、述怀等九部门，每部门各收十首至二十首和歌。先录其典据之诗句，后附和歌；所载的和歌，即是依原诗句翻译蹈袭、或摄取转化而来。由于白居易的高产，写作题材范围十分广泛，凡个人生活、做官生涯以及社会民生，都有记述咏诵，因而他自然成为收录诗作最多诗人，其丰富的作品也自然成为当时文人学习诗歌创作的首选范本。
二、白诗通俗浅显，直白流畅，易于理解和摹仿
白居易的诗歌大量吸收民间语言，具有很强的通俗性、现实性和平民性，号称“老妪能解”。据蕙洪冷斋夜话记：“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解之否？曰解，则录之；不解，则不复集。”白居易自称：“稂莠秕稗，生于縠反害谷者也；淫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白居易以其天才，作诗既意求通俗，不避俚语，天下俚俗语，遂几尽在白诗中。王荆公因此叹曰：“天下好语被杜子美道尽，天下俚语又被白乐天道尽。”顾实在其《中国文学史纲》中指出：“盖当时之诗，竞拟魏汉，甚者至肖诗之雅颂，强自鸣高而自炫学博。白居易独以入耳为主宰；显为一种反动。洵具有慧眼卓见也。今观《长恨歌》《琵琶行》，皆无注脚即可明白。宜乎彼诗在当时大行于世，上自王公，下至野老村妪，莫不玩诵之。故白居易者，纯粹平民诗人也。”在白居易在世时，其诗作已经深受各阶层人们的喜爱，据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号为元和诗。„„然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据白居易自己给元稹书信当中也说：“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白诗之流行，由此可见一斑。
曲高则和寡，李白的诗汪洋恣睢，天马行空，像意大利高音歌剧一样，难以摹仿；白居易的诗则类似流行金曲，众口传唱。日本当时虽说风行汉诗文，但毕竟汉语是一种外语，在理解上是有一定难度的，无论是写作还是欣赏，都需要经过长时间的专门训练和学习，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奏效。因此，不管平安朝的贵族文士们对汉诗如何热心，也不管他们如何热中于汉文化，要运用繁难的中国文字、生疏的中国语言来写出能够表达日本民族微妙表情的华丽典雅的诗文来，那谈何容易！李白等人的诗对他们而言难度太大，肯定是学不来，只有白居易的诗符合了既能够读懂且能照搬摹仿的条件，因而深受平安文人喜爱。
三、白诗中体现出的“闲适”、“感伤”的审美情趣和佛道思想符合了平安时代的文化背景，容易引起文人的共鸣
白居易的把自己的诗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其自叙言：“夫美刺者，谓之讽谕；咏性情者，谓之闲适；触事而发，谓之感伤；其它为杂律。”白居易其它诗歌中，价值很高、为人称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讽谕诗，尤以《秦中吟》和《新乐府》出名。刚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为正义而大声呼喊，“不识时忌讳”的勇气是非常令人钦佩的。正因为对政治有着极高的热情，所以才会注意到租税，进奉，宫女，宦官等方面的事物，才能写出这些讽喻诗，也才能提出“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歌主张。《秦中吟》10首，首首如利剑，如《歌舞》写公卿们日中乐饮、夜半歌舞的享乐生活，结句是“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买花》写长安城中有钱人竞买牡丹、以豪奢相夸耀，最后说：“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新乐府》中《卖炭翁》、《杜陵叟》、《缭绫》、《新丰折臂翁》等皆是被人们广为传诵的著名之作。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明确宣布，这些诗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并称这类诗旨在“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但白居易的这种政治热情，随着屡遭挫折而渐渐消退。在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始终饱受排挤倾轧，元和六年（８１１年）四月，因母亲去世，白居易丁忧居渭村，而他的爱女金銮子也在这一年夭折。居渭村三年多，白居易又贫又病，靠好友元稹时常分俸济日。元和九年（814年）冬，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后因上疏请急捕刺武元衡者，为宰相所恶，被贬为州刺史，又为中书舍人王涯所谗，追诏再贬为江州司马。几年内经受了至亲离丧、仕途失意的一连串打击，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在江州，他自称为“天涯沦落人”，为避祸远嫌，以诗、酒、禅、游自娱，有感而发创作了平易悠闲的闲适诗，诗歌中处处流露出退避政治，知足长乐的闲适思想和人生无常的感慨，并转而求禅问佛，企图从佛教中求得解脱。在生活上，白居易开始以妓乐诗酒放情自娱。蓄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而在白居易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嗜酒犹甚，据宋人统计，白诗“二千八百首，饮酒者九百首。”
在白居易后期的作品中，以闲适、感伤诗为多，其中成就最大的当数《长恨歌》和《琵琶行》，字里行间弥荡着浓浓的感伤情绪，寄托深微，加以绘声绘色的铺排描写，多方面的气氛烘托以及流转和谐的韵律声调，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感伤诗中还有不少亲朋间酬赠的篇什，如《别舍弟后月夜》、《江南遇天宝乐叟》、《画竹歌》、《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等，也都写得情真意切，朴挚动人。这类诗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感伤色彩，如“畏老老转迫，忧病病弥缚”，“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自觉》二首）等；厌苦尘世烦恼，力求加以解脱，声称要“度脱生死轮”，“永洗烦恼尘”（同前），明显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闲适诗多用于表现闲情逸致，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篇章还宣扬了省分知足、乐天安命的消极思想。其中也不乏描写自然景物和田园风光的佳作。如《观稼》、《归田三首》，写农村景象，质朴而清新。《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以游记文的笔法依次记叙五日游山的经过，令人有身历其境之感。杂律诗在白居易诗作中数量最多。其中有价值的是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写景小诗，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西湖留别》、《暮江吟》、《问刘十九》等，都能以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勾画出生意盎然的境界，历来脍炙人口。而一部分铺陈故实、排比声韵的长篇排律和杯酒光景、艳情风月的小碎篇章，颇为时人效尤，但多不足取。
对平安时代醉生梦死的贵族公卿们而言，他们绝没有兴趣去关系下层民众的疾苦，因而对白居易饱含“兼济天下”之志的讽谕诗并不感兴趣，他们所欣赏的是白居易的闲适、感伤和部分杂律类诗作。白诗中体现的那种追求与自然融合、心物一体的精神，以及季节的变迁表现出的细腻把握的特点与古代日本人的心性、敏锐的季节感和“物哀”、“风雅”的审美情趣十分契合。另外，由于平安末期王朝贵族从兴盛走向衰亡，平素沉溺于荣华的上层贵族产生了失落感，平素不满于现状的中下层贵族更加厌世，祈求来世的极乐世界，便以一种游戏的态度接受“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思想，促成了佛教思想的盛行，也使他们对白居易诗歌中的“独善之心”、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引起了深深的共鸣，纷纷效仿白居易的寄情诗酒、放纵自娱，以求得心理的寄托和慰籍。我们从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枕草子》、《伊势物语》、《和泉式部日记》等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的公卿贵族的这种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其中，受白居易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源氏物语》。正如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对于杨玉环的不幸命运、以及她与唐明皇的爱情悲剧的无穷感慨一样，紫式部以其才华横溢的著作《源氏物语》表达了作者那不能自已的深沉叹息──她惋惜着青春与爱情的转瞬即逝，在权势与富贵的毒害之下人的感情与心灵是如何被扭曲压抑，这些人生中的至美至珍竟然犹如梦幻般飘渺易逝，令人为之慨叹。紫式部在书中举用了许多《长恨歌》中的诗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就直接引用，还有其它直接、间接、明喻、暗喻的例子，都是从“长恨歌”来的。【后记】
纵观日本文学史，在影响后世文化深远的平安朝文学中，到处都有中国文学的影子。以致我们在读《源氏物语》时，几乎可以作为国人的作品一样欣赏。白居易只是众多对日本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伟大诗人之一，真正值得感慨的是唐代的诗人们为后世留下的那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超越了时代和国界，成为整个人类文学史上的伟大遗产„„
日本白居易研究概况
作者：下定雅弘
2、长恨歌·琵琶行的研究（1）关于长恨歌
《长恨歌》的研究中最大的问题是《长恨歌》的主题。日本学者大都认为其基本主题是爱情的赞美。
战前，铃木虎雄在《白乐天诗解》（弘文堂，27。东京弘文堂再版67）一书里说，“长恨歌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情事。不可相信它有‘惩尤物、诲淫’等的用意。如有，是失败的。”
吉川幸次郎《新唐诗选续编》（岩波书店，54.5。筑摩书房《吉川幸次郎全集》卷十一，73）认为，它是根据对两人爱情的深刻同情而创作的。
近藤春雄《论长恨歌》（爱知县立女子短期大学纪要6，55.12）一文说，它吟咏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世界，其主题是玄宗思慕贵妃而悲伤地逝世的长恨。
此外，与主题的争论相关联，关于《长恨歌》的结句“此恨绵绵无尽期”的解释也有争论。
吉川上述书把“此恨”解释为“两人的恋情”。
原田种成《长恨歌的结句》（汉文教室33，57.11）注目《左传》隐公三年条有死于非命的灵魂永远彷徨宇宙的观念，把“此恨”也解释为“贵妃在马嵬死于非命，两人不得不彷徨于不同的世界”的玄宗的悲哀。
对原田之说，铃木修次在《长恨歌的“此恨”》（汉文教室34，58.1）一文提出他的意见。作者举白乐天及唐五代的用例而说，“恨”的意思很广，如换言“恋情”意思还是差不多。
藤野岩友《长恨歌的终章和乐天的意图》（国学院大学汉文教室13，62.6）一文说，“恨”是玄宗对贵妃的不尽思念。
加纳喜光《关于连理比翼的主题》（汉文教室118，76）一文，举《长恨歌》结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边理”“比翼”，论述它都是男女在现实世界不能结合，死后在彼岸结合的象征，也是王德教化极盛的瑞祥。
松浦友久《诗语的“怨”和“恨”——以闺怨诗为中心》（中国文学研究3，77.12）。研文出版《诗语的诸相——唐诗笔记》81.4）一文，深入探讨了“怨”与“恨”的意义差异。作者指出，主观上有可能解决困难却没能解决的情况产生“怨”的感情，悲叹不可能解决困难的情况产生“恨”的感情。关于《长恨歌》的“恨”，作者认为原田的看法过于穿凿，铃木的看法无视两语的意义和用法的差异，而论述贵妃永远逝世此事，以皇帝的权力还是无可奈何，所以不应该是《长怨歌》而应该是《长恨歌》。
川合康三《论长恨歌》(《中国的人性探索》83.2）一文，就《长恨歌》的结构问题，指出前半和后半都有“搜求——获得——丧失”的情节，而且以这个情节为基础前半和后半有对应关系。作者说前半用仙界的事物比喻地上的事物，后半用地上的事物比喻仙界的事物，再者贵妃的形象在前半只是个蒙天子宠爱的女人，在后半却是积极倾诉自己的爱情的女人。这样，《长恨歌》表现出了男女相爱的世界。
入谷仙介在《唐诗名作选》（日中出版，83.11）中提供了《长恨歌》的详细的说明。作者认为，《长恨歌》是纯粹的爱恋悲剧。白居易很勇敢地咏出新乐府批判当时的政治腐败，他这勇敢的精神把专制君主的情事入为人类普遍的爱恋故事了。
西村富美子《长恨歌管见》（神田喜一郎博士追悼中国学论集，86.12）提上几个看法：（1）《长恨歌》最大的特点在其幻想性；（2）白居易本身把《长恨歌》分入“感伤诗”类，这事证明他写作《长恨歌》的目的不在讽谕；（3）所以《长恨歌传》最后的记述“惩尤物”则是无理的假话；（4）结尾如此丰富美丽的幻想，这可能是住在仙游山的道士王质夫的影响。
（2）、长恨歌传
近藤春雄《论长恨歌传》（爱知县立女子短期大学纪要4，54.4）一文，对《长恨歌传》进行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说：（1）原来的《传》就是《太平广记》收载的简短的文章。陈鸿企图使自己的作品同《歌》一起流行，假作仙游寺会，把《传》改写了，这改写的《传》被载入《文苑英华》了；（2）“传”包括“注释”和“传奇”这两个意思，但是重点在后者。
对此，花房英树《书评·近藤春雄，论长恨歌传》（中国文学报2，55.4）一文说，原来的《传》是《文苑英华》的文章，“传”的意思是“注释”。
对此，近藤在《关于长恨歌》（爱知县立女子短期大学纪要6，55.12）、《白乐天和唐代小说》(同9，58.12）两文，又重申自己的意见，这次作者不论《太平广记》与《文苑英华》的先后问题，坚持仙游寺会是假想的看法，关于“传”的意思则强调“传奇”的己见。他的《白乐天和唐代小说》（爱知县立女子大学纪要9，58.12。《唐代小说研究》78，12第一章第二节<唐代小说和白乐天>)一文论述说，《长恨歌》富有故事性，这是受当时流行俗讲的影响的结果。《长恨歌》的结构类似传奇，对写作《长恨歌传》提供了很有利的条件。
前野直彬在《长恨歌和长恨歌传》（<国文学解释和鉴赏>66.11）一文介绍了他们的争论，关于原文的问题赞成以《英华》为原来的花房说，关于“传”的意思赞成近藤的“传奇”说，然后以《歌》和《传》为线索揭示产了唐代传奇的概观。
柳濑喜代志《长恨歌传考证》（早稻田大学·学术研究24—国语国文学编一，75）一文指出，《传》有明确的意思叙述因君主迷恋女色引起政治混乱的经过来发扬王者之道德，从而得出结论说《传》有与以爱情为主题的《歌》根本不同的创作目的。
（3）长恨歌序
《长恨歌序》是以“长恨者杨贵妃也”为开头，以“今世人犹言玄宗与贵妃处世间为夫妇之至矣歌曰”为结尾全文二百七十字的《序》。其内容专门赞美两人的爱情。江户时代有很多刊本附载上序。当时人相信这是白乐天的自序。
近藤春雄《关于长恨歌的序》（爱知县立女子大学·说林4，59.6）、福田襄之介《围绕管家本长恨歌古写本的问题》（东京支那学报8，61.6）、太田次男《关于长恨歌序的出现》（东方学69，85.1），都是探讨日本留下来的《长恨歌序》的出现事情的文章。这些文章论证了，《序》是日本人作的，其作者最早是镰仓时代中期博士家的人。
（4）琵琶行 因《琵琶行》没有《长恨歌》那样流行，所以关于《琵琶行》的研究比较少。在日本主要进行此项研究的是近藤春雄。
近藤春雄《谈琵琶行》（爱知县立女子短期大学纪要7，56.12）一文说，《琵琶行》流露出的被遗弃的倡女的悲哀则是被贬谪的白居易的悲哀。《白乐天在我国——琵琶行的场合一》（说林12，64.2）说，因为《琵琶行》是吟咏零落的倡女来申诉自己不遇的诗歌，所以不能象《长恨歌》那样引起人民的同情。
近藤写的有关《琵琶行》的文章，此外还有《关于琵琶行——文字的异同一》（说林15，67.2）、《长恨歌·琵琶行和古文真宝》（明治书院·新释汉文大系《古文真宝前集》季报，67）等。
星川清隆《白乐天的琵琶行和元微之的琵琶歌》（茨城大学文理学部纪要·人文科学7，57.3）一文探讨了《琵琶行》的文学性特色而对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看法提出不同的意见。作者说，（1）白诗对人生的咏叹和弹琵琶的艺术美浑然成为一体，此一点白诗胜于元诗；（2）两人诗歌都是继承古乐府传统而写作的，所以两篇有很相似的地方，不是陈寅恪说的那样白诗模仿元诗所以相似。
近藤春雄关于《长恨歌》、《琵琶行》的研究，修订后编为《长恨歌·琵琶行的研究》（明治书院，81.4）一书。
八谷仙介在上述书中也提供了《琵琶行》的说明，指出其深层主题是对帝都长安的无限哀思。
（5）其他
山内春夫《王昭君诗考——特别是白居易的诗一》（橘茂先生古稀记念论文集，80.11）一文，纵观了从王昭君本人的作品到明代咏王昭君的诗歌，论述说其主题大都是离乡、离宫的悲哀，但是白居易的乐府《王昭君》诗二首其一则吟咏对皇帝的思慕，而巧妙地把史书中的故事换骨夺胎表现女人的悲痛，虽然是小品但堪称杰作。
3、闲适诗，陶渊明的影响
［闲适诗］ 从古以来有很多人爱好白居易的闲适诗，但研究此类诗却是最近才开始的。以往的大多数学者，（1）把象闲适诗的诗歌也叫作闲适诗，认为闲适诗此词汇不具备占古体三分类之一的明确的作为分类语的地位；（2）认为闲适诗位于讽谕诗下；（3）认为闲适精神与功名心毫无关联，往往强调其高洁。
最近出现了批评这些看法的文章。
西村富美子《关于白居易的闲适诗——下邽退居时一》（古田教授退官记念中国文学语学论集，85）一文说，白居易提出闲适诗的分类而堂堂主张闲适诗的意义，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划时期的大事。并从退居下邽的诗作入手，开了系统探讨闲适诗的端绪，作者举“闲居”、“拙”、“懒”等语的用例和敬慕陶渊明的表现，论述了这时期的闲适诗表面上虽有闲适的情绪，但诗人心情实际并不闲适，与《与元九书》里说的闲适诗的概念相互矛盾。
管野礼行《白居易诗中的慵和拙(上)》（汉文教室152，85.9）一文认为，（1）闲适诗中频繁出现的“慵”字很值得注意，此“慵”不是单纯的不满和怠惰的表现，而是愿意不拘富贵荣达生活下去的表现；（2）写作讽谕诗以前他已有这种愿望，倾注全力于讽谕诗的创作时也写作好象与讽谕诗正相反的闲适诗；（3）据《与元九书》，兼济与独善是表里难分的一对概念，立足于其上的讽谕诗与闲适诗之间并无主从关系。
管野在同题论文下篇（同153，85.12）里指出，白居易用“慵”、“拙”这两个词，不但是受陶渊明的影响，而且是对嵇康的生活态度共鸣的结果。
笔者按，西村说“慵”不一定限于白居易的定义，管野说应该按照白居易本人的定义理解“慵”的意思。两人都依照白居易的定义探讨闲适诗。但是闲适诗是什么此问题，应该就闲适诗的实际加以探讨。
川合康三《来到长安的白居易——喧骚和闲适》（集刊东洋学54，85.11）一文，探讨白居易在长安的喧闹中如何克服了他的孤独感的问题，作者指出，（1）韩愈志于 “古”保证他的identity而恢复自信，白居易寻求闲适的快乐而克服孤独感；（2）白居易的闲适是在获得一定的“名利”后才有可能的。
下定雅弘《白居易的闲适诗——其理论和变化》（鹿儿岛大学法文学部幻想人文学科论集25，87，3）一文通观闲适诗而探讨其本质和变化，并且论述了古体三分类的形 成与消失的原因。
作者先摘出“帝都名利场”、“知足安分”等构成闲适诗的几个观念而探讨这些观念在各个时期如何结合、如何变化，然后指出下面几点：（1）在江州贬谪生活里他需要把回京复职的愿望和退隐的愿望都能肯定的理论，所以据孟子兼济、独善的理论而构思的讽谕和非讽谕诗的两类；（2）关于大和二年编辑《后集》五卷时放弃了三分类的问题，花房归
其因于古体的减少。但是做杭州刺史时写作的古体的倾向里已看得出三分类消失的预兆。在杭州时写的古体诗里根本没有讽谕诗，闲适诗却支配了古体的世界。这不但意味着讽谕诗这分类的意义没有了，而且意味着闲适诗的分类的意义也同时消失了，因为闲适诗支配古体世界的原因在于兼济之志的衰弱，而且讽谕诗、闲适诗这对概念本来是基于兼济和独善之间摇摆不定的激烈的思想矛盾而形成概念。
高木重俊《白居易的闲适诗》（东书国语273，87.6）也不认为闲适诗位于讽谕诗下，说“讽谕诗表现士大夫的“公”的侧面，闲适诗表现士大夫的‘私’的一面。”他的《白居易（与元九书）——〔讽谕诗和闲适诗〉》（《中国的文学论》汲古书院87.9所收）一文，以《与元九书》为主要的资料略论了白居易的文学理论。
［陶渊明的影响］
探讨此问题的文章有下面几篇。
镰田正《白乐天和陶渊明》（汉文教室34，58.1）、堤留吉《白乐天研究》第11章（传统的继承和新境的开拓）（春秋社，69.12）两篇文章，举出不少白诗模仿陶诗的例子。
小森郁子《陶渊明和白乐天——关于他们的人性和文学性》（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45·哲学15，67.3）一文，指出白居易和陶渊明在为人及文学方面的不同之处，前者是常肯定自己的人，其诗中的景物是就外界的丰富色彩和变化叙写的，后者常抱深刻矛盾，其景物则是他心情的象征。白居易为人、文学与陶渊明如此根本不同，所以不论白诗诗句表面上与陶诗如何相似，他是不会受陶渊明的影响的。
前川幸雄《白乐天的陶渊明观》（福井高专研究纪要·人文社会科学3，70.3）一文，通过调查其有关陶渊明的诗的系年而指出青年、壮年、老年各个时期的特色。
他的《白氏文集中“吾庐”的含义——与陶靖节集的“庐”之比较（国学院杂志71—4，70.4）一文，指出陶渊明的“庐。”象征他往复于政界与田野之间而摇摆不定的精神，白居易的“庐”却象征以安居政界的稳定情绪为基础的独善主义。
上述西村富美子《关于白居易的闲话诗——下邽退居时》、管野礼行《白居易诗中的“慵”和“拙”——上——》、同下（同153，85.12），都言及此问题。
松浦友久《陶渊明之于白居易（上）——以继承诗的说理性为中心》（中国诗文论丛5，86）、同下（同6，37）两篇文章，指出白诗(尤其是闲适诗)的“说理（说道理或者理念）性”这一基本特点，是继承陶渊明诗的。
四、唱和诗、词、联句及其他
［唱和诗］ 花房英树在《白居易研究》（世界思想社，71.3）第二章〔白居易文学集团〉中很详细地论述了唱和的兴隆和唱和集成书的过程。作者指出：（1）随着白居易减退对政事的关心，他与元稹、刘禹锡等用近体的诗歌唱酬逐渐地多起来，这样唱和集团很自然地形成了；（2）白居易和元稹为了完成“次韵”的形式做出了努力；（3）编辑《长庆集》时“和韵”已风靡一时了。
作者在第三节〔唱和集的成书〉中，采集各个别集中散在唱和诗而复原了《元白唱和集》和《刘白唱和集》。
前川幸雄《智力游戏文学——元白唱和诗面面观——》（笠间书院《中国文学的世界》五集，81）一文，举元白的唱和诗数首而指出其交往则是一种智力游戏。
柴格朗《刘白唱和考》（中国语文志·京都产业大学外国语学部中国语文研究会，61）一文，据花房的成果试图更精密地复原《刘白唱和集》，论述这种书是根据诗歌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个人乐趣作的想法作的。有此想法的不仅他们两人，从大和到开成时其它文人的所作的大多唱和诗中也可以看出，总而言之他们的唱和诗明显地表现出中唐诗人咏诗歌的意义与前一代的诗人大不相同了。
［词］ 中田勇次郎《白乐天的文殊赞》（东光8，49.3）一文，研究日本天台、真言二宗留传来的声明《文殊赞》而断定，此歌词调因为跟《敦煌抄本云谣集杂曲子》收载的《洞仙歌》差不多一样，所以准是一首词。作者又指出，因此篇是晚唐式的词，不可能是白居易的作品，但是无疑是民间词人的作品，而且是保存唐代人唱词方法的很贵重的例子。田森襄《诗人与词——白居易和陆游的场合——》（琦玉大学教养学部，1，66.3）一文认为，白居易作词的数量在中唐诗人里最多，但其词不过是受好音乐的诗人随便试作的，与陆游词作对他本身有很重要的意义不相同。
英房英树《白氏文集校订余录》（京都府立大学学术报告·人立18，66.9）一文指出，一般认为竹枝》最先是刘禹锡在朗州作的(郭茂倩说)，但实际上元和十四年冬，白、元先作，然后刘禹锡作。
铃木修次《白居易·刘禹锡和新体诗》（汊文教室101，71。载于凤出版《唐代诗人论下》73.4）一文认为，白刘晚年的交游以唱和诗和作词为中心而游戏性很强。这是相应于牛李党争越来越严重的现象的。两人晚年的这种交往成为晚唐颓废风潮的前驱。
［联句］ 埋田重夫《关于白乐天和韩愈的联句诗——兼论其在联句形成史上的地位——》（中国诗文论丛2，83）一文指出，从联句的历史来看，白居易一派作的联句，在形式、题材两方面，比韩愈一派作的联句更为正统。
［其他］ 都留春雄《谈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唐代咏物诗一瞥——》（滋贺大国文和20号纪念，82）一文论述，该诗是沿袭始于陈代的咏物送别诗的传统而作的。又指出其诗题不应该理解为“赋得《古原草送别》”，而应该理解为“赋得《古原草》送别”。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