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宗教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

第一篇：谈宗教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

[摘要] 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崛起，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日本在世界经济的地位如此重要，其中企业文化起到的作用引人深思。本文从分析宗教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入手，论述其在日本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关键词] 宗教 企业 文化 影响

企业文化是企业共同遵守的价值观、信念和行为方式，它可以起到凝聚人心、激发士气的作用。有一种说法认为，企业文化就是企业中的宗教，企业老板就相当于企业中的教皇，他把自己的思想，进行宣讲和传达，就是在传法、布道。总的来看，企业文化对外部是企业的包装；对管理层是企业在规章制度之外的规矩；对员工来说是宗教。日本的宗教思想深入到企业的文化中，对日本企业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本的宗教是一种以儒教、佛教及其本民族神道等多元共存的思想体系。在5世纪前后，我国的儒家思想就开始传入日本。日本主要接受了儒家的“忠”、“和”、”诚”等思想。明治维新之后,虽然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也涌进了日本，但是日本并没有彻底否定历史和过去,仍然继承和保留了封建时代的文化和价值观,以天皇为中心的忠君爱国的观念深深地植根于每一国民心中。至今,日本的宗教思想仍然贯穿在日本的企业文化之中,构成企业文化的精髓。

一、儒家的“人本主义”思想在日本企业文化中的体现

儒家思想认为:人是世上最宝贵的财富，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所以人的生存和需要应该得到保障;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应该得到尊重。以人为本是儒家管理学最显著的、最基本的特征。儒学在两千多年前就把对国家的管理从神本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国家管理理论。儒学在它的不断发展过程中，传播到中国周边的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形成了儒学文化圈。儒学传到日本以后，结合日本民族自身固有的文化特质，发展了儒学，形成了有其自身特色管理理论，这个理论也有着鲜明的人本特征。

日本企业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与儒家的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儒家仁学的核心是“修已”与“安人”，即安人必先修已;诚以待人;和以待人;关心、爱护、尊敬人;以德服人等。日本企业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以人的管理为中心,强调员工的教育培训,如松下幸之助有句名言:“经营就是教育”就是这一思想的写照;强调企业内良好的人际关系,如日立的“和”,松下的“和亲”,丰田的“温情友爱”等管理思想;强调集体主义观念,培养员工以厂为家的团体精神等。日本企业文化的精粹——大和精神,是儒家人本文化影响的产物。即把儒家人本思想的重视思想统治,讲求伦理道德与日本民族精神结合为一体,形成这一日本企业文化之魂。日本企业在对员工的教育培训中,也是以中国儒家人本思想中的“和”、“爱”、“诚”、“信”、“忠”为行为标准来提高员工素质的。

日本企业从儒家思想中汲取了积极向上的正面价值因素，如中国儒家的讲求“和”的哲学观念，重视集

体主义、重视人际关系等，但同时又克服了儒家思想中只强调人的社会性而忽视人的个人主体性的弊端，所以，日本企业对儒家思想的吸收，实质上是一种嫁接，即将儒家思想原体系打破，对构成要素进行分解，把正面价值的留下，负面价值的弃之，形成全新的排列组合，然后再将重新排列组合的儒家思想精华与西方强调人的个性与自主性的人文精神相结合。这种杂交式的结合，不仅保留了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而且更重要的是儒学可扎根于市场经济的土壤中，以发扬其超越性追求的优势。

二、儒家“忠孝”的思想在日本企业文化中的体现

日本的“忠孝”观念源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在日本得到了适应性的发展。儒家的“家、国、天下”的理念在日本发展为“国民一体”的伦理观，并强化了“忠孝观念”。

忠孝观念关注集体最终目标。企业员工成为命运共同体。日本人认为，出色地完成工作、达到集体目标，就是履行上天赋予自己的义务，是自己获得社会权利的前提。

忠孝观念重视企业业绩，企业员工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在日本，每个人的良心(道德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每个人的行为。由于“终身雇佣”及其他一切的关爱在每个日本人的脑海中都有一本账，这本账上详尽的记载着给予别人的恩惠和所接受别人的恩情。日本人的忠是建立在报恩这个深层次文化基础上的，在日本，忠诚并不意味着被动的恭敬和献身，而是与成功和奋发努力相结合的能动的服务与表现。要求人们在工作中为实现业绩价值而不断创新，埋头苦干并且严格遵守交易中的正直纪律。只有在本职工作中做出良好业绩的职员才算履行了忠孝义务。

忠孝观念提供团结的心理基础，使企业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忠孝观念为日本社会形成高效的整合机制提供了文化的和心理的基础，使个人与集体紧密结合，呈现“机械团结”的状态。机械的团结也就是一个把个人直接而和谐地同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结合形式，它使日本社会各个单元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企业主体易于统一意志、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统一行动。忠重于孝使日本企业营造了强有力的企业团队精神。在集团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日本人认为只有努力地与同伴配合，尽量地照顾别人，才能有自己的利益，而不能靠与同伴为难，拆同伴的台来争取自己的利益。

特有的日本企业文化，造就了世界第一流的企业效率和规模，也使日本成为今天的世界经济强国。当然,一种企业伦理的形成不可能是由某一单一因素决定的，其必然是哲学观念、企业制度、市场原则等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值得思考的是，产生于中国的儒家思想,世代相传,却构成了日本企业伦理的核心部分,为日本企业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根基。现在我国国企改革正在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也是国企改革中的当务之急,这里我们探讨宗教对日本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借鉴日本,走出一条新时代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企业振兴之路。

参考文献:

[1]陈为民:当代日本企业[M].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

[2]孙利:日本企业文化中的儒家管理哲学[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01

[3]高增杰:日本近代成功的启示[M].中国和平出版社

第二篇：日本企业文化对技术创新的内在影响

日本企业文化对技术创新的内在影响

杨月坤 丁恒龙

（江苏工业学院 江苏 常州 213164）

[摘要]企业的技术创新根植于其优秀而独特的企业文化，企业要有杰出的技术创新能力，必须拥有优秀的企业文化。日本企业文化具有独特而丰富的精神内涵，是其技术创新的精神密码。日本企业文化对其技术创新既有重要的驱动作用，也存在一定的制约作用。

[关键词]企业文化；技术创新；影响

[中图分类号] F27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9048(2009)04-0039-04

[基金项目] 2008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本科技创新的经验及对江苏的启示”（08EYD031）

[作者简介]杨月坤（1966.11—），男，汉族，江苏靖江人，江苏工业学院法管学院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企业文化研究。详细地址：江苏.常州.大学城.江苏工业学院法管学院，邮编：213164，电子邮箱：yyk@jpu.edu.cn，联系电话：***。丁恒龙（1957.2—），男，汉族，江苏扬中人，江苏工业学院经管学院书记、教授。研究方向：企业技术创新。

Japan Corporate Culture to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trinsic Influence

Yang Yuekun，Ding Henglong

(Jiangsu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angsu University，Changzhou 213164)

Abstract: Enterpris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rooted in its outstanding and the unique corporate culture, the enterprise must have the outstand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bility, must have the outstanding e corporate culture.Japan corporate culture has unique and the rich energetic connotation, is it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ergetic password.Japan corporate culture already has the important actuation function to it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lso has certain restriction function.Keywords: Corporate culture;Technological innovation;Influence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日本以其惊人的经济腾飞和社会财富积聚而迅速崛起并迈入世界经济强国之列。在日本经济腾飞的众多因素中，有一个被企业界公认的、决定性的因素一一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既是企业创效的核心推动力，更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源泉。企业的技术创新根植于其优秀而独特的企业文化，企业要有杰出的技术创新能力，必须拥有优秀的企业文化。日本企业文化具有独特而丰富的精神内涵，对日本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日本企业文化的精神内核

日本企业文化是日本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形成的并且为企业员工普遍认可和遵循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管理思想、管理方式、群体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称。日本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深受日本民族性格和日本文化的影响，既充分表现了日本民族的功利性和实用主义，又体现了西方科学文化和东方儒家文化的融合，具有独特而丰富的精神内涵。

（一）“和”——日本企业文化的基础

“和”，从观念上保证了员工在企业中与他人合作并和谐相处，减少了人际关系的内耗，提高了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成为日本企业高效能团队的精神主导和联系纽带，是日本企业文化的源泉。日本企业文化的“和”具体表现在：

1．“以人为本”

日本企业“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源于中国的儒家思想“仁、礼、义”，在日本发展为“和、信、诚”。日本企业文化的精粹——大和精神就是儒家人本文化影响的产物，它把儒家重视思想统治、讲求伦理道德与民族精神融为一体的人本思想发展成为日本企业文化之魂。日本企业非常关心、爱护、尊重员工，员工被放在利益相关群体的首位（客户次之，股东更次之）；通过确立员工在管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充分调动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正如索尼公司总经理盛田昭夫所言：“日本优秀的公司根本不存在什么奥秘和秘诀。一个企业的成功，靠的是人而不是某种理论、计划或政府政策。”这种“人本主义”的企业文化既是对员工行为的规范，更是对员工的尊重、培养和激励，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掘员工的潜力与活力。

2．“家内和合”

日本企业强调“家内和合”的理念，极大地淡化了企业所有者与从业人员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使企业经营者与员工之间形成“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增强了员工对企业的责任感，为企业凝聚力的培育和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日本企业界有识之士认为，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道德观、秩序观为企业“提供了全部活动的思想基础”，“在日本人看来„„真正实行了‘和’的团体，势必带来和谐和成功”。在“家内和合”[1]

理念的影响下，日本人把企业看成是家族的延伸，强调在企业内部要形成一种“家内和合”的大家庭气氛，把雇佣关系转化为一种“亲情”关系，强调只有当“个人的需要能在企业内得到满足，才能努力于生产工作”。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20世纪80年代之前，日本企业普遍实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企业内工会制度”。“终生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造就了员工对公司的归属感和家族意识，而“企业内工会制度”是协调劳资关系的有效保证，它减少了劳资双方的矛盾和对抗，使员工与企业结成“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培养员工以公司为家，对企业忠诚、敬业，进一步增强了员工的归属感和企业的凝聚力。

（二）“忠”——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

日本的“忠孝”观念源于中国儒家文化，但在日本得到了适应性的发展。儒家的“家、国、天下”的理念在日本发展为“国民一体”的伦理观，并强化了“忠孝观念”。日本人具有很强的企业观念与国家观念，其社会价值观的次序依次是:公司——国家——家庭——个人。员工忠诚公司，公司又忠诚于社会国家；员工对企业有一种感恩报恩，忠于企业的从一而终的感情，而公司、企业家具有一种自发报效国家、服务社会的观念。日本企业文化的“忠”具体表现在：

1．“以社为家”

日本的家文化与中国人明显不同，它注重的是财产“家”文化而不是血缘“家”文化，即重视家产而不是家系。主要表现在：一是关注集体最终目标，企业和员工成为“命运共同体”。日本人认为，出色地完成工作、实现集体目标，就是履行上天赋予自己的义务，是自己获得社会权利的前提。二是重视企业业绩。日本人的“忠”是建立在报恩这个深层次文化基础之上的。在日本，忠诚并不意味着被动的恭敬和献身，而是与成功和奋发努力相结合的能动的服务与表现，只有在本职工作中做出良好业绩的员工才算履行了忠孝义务。三是提供团结的心理基础，使企业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忠孝观念为日本社会形成高效的整合机制提供了文化的和心理的基础，使个人与集体紧密结合，呈现“机械团结”的状态。因此，日本人的“以社为家”更具有社会意义，推行“以社为家”的管理方法也更容易得到企业员工的认同；员工在这个“家”中取得自己的地位不是靠血缘关系而是靠忠心和能力，日本企业的凝聚力亦由此而来。

2．“国家至上”

日本人的价值观念更强调企业目标与社会目标的协调和统一，企业具有追求自身经济利益和报效国家的双重目标，员工则将爱国之情体现和落实在对企业的效忠上。通过强调企业功利和弱化个人意识，并将企业功利与国家利益相结合，使企业增强了凝聚力，也使企业行为赢得了政府的鼎力支持，从而使企业的发展摆脱了因时代变迁所带来的矛盾和困惑，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企业不断创新的事业中。涩泽荣一就说过：“仅仅一个人是成就不了什么事的，①[2]①“机械团结”：指一种把个人直接而和谐地同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结合形式。

还要有国家的助力„„财富越多，所接受的社会助力就应当愈多，故救济社会就是酬报此恩惠的行动，毋宁说是当然的义务”。因此，日本企业绝不将“赚取利润”放在首位，相反，他们更多强调的是企业的责任，强调企业对社会、国家乃至全人类所负的责任。如丰田公司社训中有：“上下同心协力，以至诚从事业务的开拓，以产业的成果报效国家”；松下电器公司把“产业报国”放在第一位。正是这种崇高的责任、“感激”、“报恩”的思想，使企业员工的奉献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

（三）“变”——日本企业文化的精髓

“变”即“创新”。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这种由生存危机产生的忧患意识，使得日本民族特别善于学习和借鉴其它民族的成功经验，吸收各民族之长以创新求生存。日本企业文化的“变”具体表现在：

1．“熔炉文化”

日本在企业管理中既积极引进和传播西方的管理理念与方法，又重视推崇中国传统文化，取长补短，精明善变，将各种文化因子融汇创新，努力发掘和创造适合日本民族的管理思想与方法，具有将遵守法度、讲求秩序的西方理性主义与追求“一团和气”、讲求“温良恭俭让”的东方灵性主义融为一体的特色，形成了古今一体、东西合璧、兼容并包的企业文化。

2．“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的任务就是“创造性的破坏”，就是不安于现状，不断地打破常规；企业家精神就是创新，只有创新的经理或领导才是企业家。[4]创新意识是企业家精神的本质特征，也是企业家精神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企业家之所以成为企业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创新精神。日本本田公司创始人大久保睿在其塑造的“本田精神”中就特别强调创新精神，他把“本田精神”归结为三大要点：“人要有创造性，决不摹仿别人；要有世界性，不拘泥于狭窄地域；要有被接受性，增强相互的理解。”索尼公司的创始人盛田昭夫也强调：“永不步人后尘，披荆斩棘开创没人问津的新领域”，“干别人不干的事。”他在《走向世界》一书中把开拓新技术称为“求生存的手段”和“企业生存之路”。

二、日本企业文化对其技术创新的内在影响

美国学者T·戴文波特在其著作《管理评论》中将企业文化定义为组织的DNA——一种虽不可见，却在组织构造中起着关键作用的精神密码。日本企业文化也是其技术创新的精神密码，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二个方面：一方面，日本企业文化对其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驱动作用，日本不少令人瞩目的技术创新成果都根植于其优秀而独特的企业文化；另一方面，日本企业文化对其技术创新也存在一定的制约作用，必须加以改革和完善。

（一）日本企业文化对其技术创新的驱动作用 [3]

1． 日本企业文化营造创新的文化环境

优越的文化氛围能够为技术创新营造有利的软环境，良好的创新环境有利于发挥人才的创新性。日本企业文化营造了一种有利于员工创造性的发挥，倡导创新意识，运用创新思维，精通创新之道，敢于创新竞争，鼓励尝试风险的企业文化环境。

首先，日本企业文化营造学习的文化氛围。学习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学习的升华，离开学习的创新是无根无据的奇思异想。技术创新需要不断学习，作为企业精神的活灵魂的创新精神更不能脱离学习。在技术创新活动中，不管是基础研究、成果转化，还是产品开发、产品营销，都必须以先进的理论作指导，并将这些理论与工作实践密切结合，才能保障技术创新的成功，而这些理论只能从不断的学习中得来，并需要不断地创新。

其次，日本企业文化培育团队的合作精神。技术创新活动的顺利完成，无不以一个团队为实施主体、以团队精神为保障。作为组织灵魂的团队精神，其主要作用有两个：一是自我内聚。团队精神培育全体员工与企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使员工的行为、思想、感情、信念、习惯与整个企业有机统一起来，形成相对稳定的文化氛围，凝聚成一种无形的合力与整体趋向；二是自我改造。在团队精神的驱动下，员工不断改造与团队不和谐的心理习惯、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矛盾与冲突。在技术创新活动中，个人冒险和探索精神固然不可缺少，但塑造一个以集体主义精神为核心，以集体智慧和共同努力为基础的文化环境更为重要。

2．日本企业文化促进人性化管理

人性化管理的核心是尊重人、关心人、激发人的热情，满足人的合理需要，这与日本企业文化的本质是一致的。日本企业文化驱动下的人性化管理有着丰富的内涵：

首先，人性化管理体现了员工在技术创新活动中的主人翁地位。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日本企业文化消除了行为管理导致的人是机器和分工的异化物的现象，把管理从着眼于人与物的关系转移到人与人的关系上来，使“上下同欲”、“和为贵”、“同心同德”的团队精神因时而生并发扬光大，体现了每个员工都是技术创新的参与者的地位，充分发挥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促进了技术创新的顺利成功。

其次，人性化管理体现了员工的多方面需求。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日本企业文化注重以员工的需求层次、企业管理的最终目标为根本，实现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有机结合，消除了“经济人”、“复杂人”的片面观点，在物质、精神、人身价值、企业价值等方面综合满足员工的需求，并将奖励和制约适度结合，使员工和企业最终融为一体，促进了技术创新的顺利成功。

第三，人性化管理有效全面地提高了员工素质。日本企业文化通过培养企业内部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文化氛围，使员工在为企业做出奉献的同时，通过适应性和创造性的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行为修养和业务技能，为技术创新的成功创造了条件。

3．日本企业文化培育优秀的企业家和企业精神

在企业技术创新的各类角色中，企业家占据着首要地位。企业家已成为构成企业核心竞

争力的基本要素，成为培育独特的积极向上的企业精神的关键所在。开放、兼容、求“变”的日本企业文化既有利于优秀企业家的培育，也有利于企业精神的凝炼。

首先，企业家成为实现技术创新的关键。企业家是促进物质生产增长和企业文化发展的中心人物，他们靠自己的知识和才能，独立自主地经营企业，运用创新精神进行企业决策、开发产品和市场，以自己的才智和勇气去进行改革，迎接挑战。日本企业文化是企业家的人格化，它要求企业家主动更新观念，迎接变革，适应新经济发展的要求。

其次，企业精神成为促进技术创新的基石。企业精神是企业文化的灵魂，包括创新精神、团队精神、科学精神等。日本企业文化坚持以创新精神为核心，以科学精神为基础，以团队精神为标准，不断促进企业员工具备强烈的创新意识、团队意识，为技术创新的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企业家精神成为推动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企业家精神是企业精神的核心，是影响企业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一个合格的企业家精神所引导的技术创新是主动的“我要创新”的行为，创新、冒险、求实、追求卓越的精神必将成为企业家精神的精髓。企业家作为技术创新的发起者、主宰者，其精神的精髓——技术创新精神成为日本企业文化的主要价值导向和特征之一。

（二）日本企业文化对其技术创新的制约作用

1．日本企业文化制约产品创新活动

有调查显示，受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日本企业建立了一些不允许技术创新人员违反标准的操作规程、资金预算、人员级别排位等制度，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技术创新人员的新思路、新想法的实施。[5]在技术创新活动中，沉稳和中庸的文化个性使得日本乐于将技术创新的风险转移给他人，自己更倾向于巩固与完善现有的技术优势所带来的收益；日本企业认为新产品的开发意味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人力和资金，而且漫长的研发过程极富风险性，极有可能面临研发的失败，而改进现有技术、完善产品性能承担的风险相对较小，收益却比较稳定。因此，日本企业受其企业文化的影响比较重视开展工艺创新活动，而较少进行产品创新活动。

2．日本企业文化制约员工创新的积极性

“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企业内工会”制度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企业文化的三大支柱。但“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都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员工的依赖性和倦怠性，同时也使得表现突出的年轻员工的发展受到制约，无形中削弱了他们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积极性。

实践证明，技术创新是企业持续发展、壮大的动力源泉，优秀的企业文化是企业技术创新的精神支柱。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神话的破灭，说明企业文化不能一成不变，需要在社会的变革中不断注入新的因素以适应社会及市场的变化。市场永远不变的法则是永远在变，日本企业文化惟有随着企业和社会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创新，才能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充分彰显其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谭一夫．日本式管理[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0：45．

[2]巴斯克，艾索思．日本的管理艺术[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68．

[3]潘承烈．中日企业文化荟萃[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6：48．

[4]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26．

[5]Shane，Scott．Cultural Influences on National Differences in Rates of Innovation[J]．Journal of Busjness Venturing，1993，8(1)：59-74．

第三篇：宗教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宗教学》结业论文

摘要：宗教是一种世界范围内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它曾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极为重要而广泛的影响，渗透进人类的各个方面，而且在今天的文化活动、国际事务、和日常生活中仍有一定影响。自古以来，人类就对传说中的仙佛有着各种各样的描述，人类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对长生、天堂、飞升等的追求。人类对神明的崇拜，是宗教文化产生的原因，“宗教”一词也因此披上了神秘的面纱。但宗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宗教对我们的社会文化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现在我就从宗教的定义、宗教的产生与发展的必然性、宗教文化存在的重要性、宗教对人类的社会文化的影响、等几个方面浅谈一下宗教文化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字：宗教；文化；文化传承与交流；宗教与文化的关系；宗教的重要性

一、宗教的含义

（一）定义：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主要特点为，相信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实体，该神秘统摄万物而拥有绝对权威、主宰自然进化、决定人世命运，从而使人对这一神秘产生敬畏及崇拜，并从而引申出信仰认知及仪式活动。在人类早期一些社会中，宗教承担了对世界的解释、司法审判、道德培养和心理安慰等功能。现代社会中，科学和司法已经从有些宗教分离出来，但是道德培养和心理安慰的功能还继续存在。宗教所构成的信仰体系和社会群组是人类思想文化和社会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包含元素：一个宗教之所以成为宗教，是因为它包括三个层面，其一为宗教的思想观念及感情体验（教义），二为宗教的创始人以及膜拜对象（教主），三为宗教的教职制度及社会组织（教团）。

（三）本质：宗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其本质就是用主观的、虚假的形式来反映客观的、真实的自然规律和社会法则，用唯心的外壳来包装唯物的内核。例如，“生死轮回”理论反映了社会发展连续性的客观要求；“因果报应”理论反映了人际交往的等价性规律。

二、宗教的产生与发展的必然性

1、古代人类对自然现象的敬畏——神明的产生

2、人类对征服自然的渴望——大禹治水、嫦娥奔月等

3、后人对古代贤者的神话——黄帝、老子等

4、人类对长生、逍遥的追求——修道、修仙等

5、在暴政下人民的精神寄托——基督教等

只要人类存在，人们就需要有精神依托；人们只要有精神依托，具有信仰意义的宗教就会存在。

三、宗教文化存在的重要性

1、对个人：对于个人来讲，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是一个人的个人信仰、对个人的道

德培养有积极地导向作用，另外，宗教大都劝人向善，有利于个人行为品德的规范与引导

2、对集体：宗教强调以和为贵、体现教徒间的团结互助，有利于统一社会意志，对增强社会凝聚力，协调社会关系，降低社会内耗及稳定社会秩序等产生积极地作用。

3、对民族：作为一种文化信仰，宗教对于增强一个民族的向心力和凝结力、产生丰富的民族文化等具有重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四、世界上的宗教

1、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

2、其他宗教：道教、天主教、印度教、犹太教

五、宗教对人类社会文化的影响

宗教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占有重要的社会地位。这种地位的重要性不在政治权力下，有时甚至超过政治权利，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就像布兰顿在《比较宗教学辞典》中对宗教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作用的评价“人们已经认识到，要在今天对我们共同的人性及其问题得到明智的理解，就必须了解人类的宗教，正如了解它的政治和经济事务，了解它的科学与文化成就一样，因为不论人们对宗教的形而上学方面评价如何，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重要意义总是最基本的”①日本当代宗教学家铃木范久提出：“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可以说，只是基于对处于各自国家文化核心地位的宗教的理解，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文化交流。”②

宗教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此，笔者主要从宗教与文化传承、文化交流，宗教与社会变革等方面作简要分析。

（一）宗教与文化传承

宗教在人类文化传承上具有特殊的作用，现代宗教学家道森曾指出：“世界各大宗教好像是神圣传统的大河，它流过各个时代，流过他们浇灌和哺育的变化着的历史场景。”③

1、宗教不仅借助其神圣的光环保护了许多文化遗产，而且在其发展和传播过程中吸收了其他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如：哲学、逻辑学、文学艺术乃至医学、数学、天文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所以，历史上的宗教对于保护、传播、发扬渗透和融合在宗教之中的其他文化成果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比如，我国宗教对我国的文化传承和发展作用就是十分重要的，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及大量与佛教有关的建筑、文化艺术等，多得益于宗教而幸存至今，成为我国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西方的许多文化得以传承至今更是受益于宗教的存在。

2、宗教以其特有的组织方式向信徒和其他社会成员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机会。历史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宗教组织曾垄断宗教及其他文化教育。如西方中世纪修道院的教学内容不但包括宗教教义，也包括书法、绘画、音乐和拉丁文的读写，以及历史及立法知识等内容；文化成果以修道院为核心，并通过教育和宗教影响渗透到广大信徒的生活中。

（二）宗教与文化交流

宗教对于文化的交流的作用同样非常明显。从历史上看，有许多地区、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史通过宗教的形式或以宗教交流为契机的。最为突出的是中印、中日之间的佛教交往，以及西方的四次十字军东征，客观上都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具有积极地作用。④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印之间关于宗教的交流便日益频繁起来，这也促进了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为中国的佛教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佛教中所蕴含的积极地向善思想，宽恕思想及哲学道理为中国的文化发展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中国五千年的文虎更加的博大精深。而中日间的文化交流更是受益于佛教文化的交流，隋唐以后，日本知识界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日益浓厚，于是派遣了大批学生到中国留学，其中很大部分是为求佛法而来的学问僧。这些学问僧在学习佛法的同时，也学习了其他文化，回国时常常带回大量的经典、碑帖和诗文集。与此同时，中国僧人、禅师和造像工等也东渡日本，不仅带去了大量的汉文佛经、经论，还带去了佛像、壁画等艺术及医学、建筑等技术。

六、宗教与文化的关系

1、文化孕育生活，宗教关照文化。属于精神生活层面的宗教，长期来统治者人们的思想，一旦渗入到多样化的文化形态。受其影响的而文化形态就更具顽强的生命力和持续的观照力。历经千年不衰的《圣经》，《古兰经》、《大藏经》、《道藏》等宗教经典，始终是世界文化宝库的瑰宝。宗教经典中脍炙人口的譬喻、故事、格言、传记、游记等，观照了后世的创作，如但丁的长诗《神曲》、弥尔顿的《失乐园》、《复乐园》歌德的《浮士德》以及唐宋时期我国著名诗人陶渊明、王维、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等的诗歌作品等。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在主题思想、情节构思、表现手法等方面，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宗教经典的影响。

2、文化反映生活，宗教辉映生活。宗教的神学之光与文化创作的审美旨趣有机结合，是的文化作品更具表现力和想象力。在绘画雕塑方面，米开朗基罗的《创世纪》、《大卫》，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中国的敦煌石窟、龙门云冈石窟的石刻，伊斯兰风格的图案画等，都是世界上精美绝困得文化精品。在建筑方面，基督教的拜占庭式、罗马式和哥德式建筑，佛教的柬埔寨吴哥石窟、缅甸的大金塔，印度的泰姬陵，中国的木塔、是他、琉璃塔等等，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辉煌。在音乐方面，西方许多音乐作品四化都和基督教有关，如贝多芬的《感恩圣歌》、《橄榄山上的基督》，门德尔松的《圣保罗》以及至今在教堂中所广为流传的《平安夜》等，都是从基督文化中汲取了营养，激发了创作激情。

3、文化体现生活，宗教启迪文化。社会伦理道德是文化内核。宗教的伦理道德虽脱胎于社会的伦理道德，但实际上是被神学伦理升华的伦理道德，它将世俗伦理道德进行神化和宗教化，并纳入了宗教理论道德的范畴，既真善美的社会伦理道德的特征，又具有宗教的人生终极关怀的补偿属性，不仅坚定了信徒的信仰操守和自我约束，又启迪了人类的思想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设。⑤如，天主教倡导的“天主的诫命”基督教倡导的“荣神益人”佛教倡导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道教倡导的“慈爱合同、济世度人”伊斯兰教倡导的“两世吉庆”等，蕴含了宗教教义中的积极因素，所提倡提倡的“慈善喜拾、宽容理解、明礼诚信、3

守法自律、爱心奉献”的精神，对当代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理想追求仍然具有积极地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宗教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宗教与文化史人尅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历史发展的标志。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人类宗教的发展与人类文化的发展交织、连接在一起的。宗教不可能离开人类的文化和历史，因为宗教本来就是人类思想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保留着丰富的人类思想文化内容。宗教又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着其他形态的文化，与哲学、道德、法律、科学、文学、艺术、民俗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互相包容，互相渗透。

宗教文化与精神文化现象之一与人类世界史紧密相联的。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从哲学到文化艺术，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从伦理道德到律例习俗，从科学理论到音乐美术、无论是社会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还是个人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都同宗教有着起初是浑然一体，而后又相互渗透、相互影响。

宗教教义教理中的积极因素，丰富了文化的内涵，厚重了文化的积淀，是人类社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财富，促进了世界闻名的发展。

参考文献：

①引自夏普《比较宗教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②铃木范久：《宗教与日本社会·致中国读者》，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页。③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④陈浩：《宗教文化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⑤吕大吉：《宗教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第四篇：白居易对日本的影响

浅谈白居易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武田谦信

中国文明早启，文化积淀深厚，博大精深，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更是巨大而深远。在亚洲的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中国的邻邦中，日本受影响最深。自奈良时代开始，随着大量遣唐使的派遣，文化的交流日益加深。日本历史上第一部较为完备的史书《日本书纪》，从体例到语言都受《汉书》的影响，公元７５１年《怀风藻》的问世，标志着日本文人诗歌创作的肇始，这也是现存最早的汉诗集。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万叶集》明显地受到《诗经》和《昭明文佚》的影响。在日本文学史上，甚至还出现过汉诗文几乎压倒日本传统文学的时期（即从《万叶集》后期的７５９年到《古今和歌集》成立的９０５年的大约１５０年之间），人们称之为“国风黑暗时代”。直到宽平皇朝接受菅原道直的建议，废止遣唐使，对外采取封闭策略，日本的传统文学才得以发展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在影响后世文化深远的平安朝文学中，对日本汉文学乃至日本古代文学影响最大的中国诗人，无疑首推白居易。

据考，白居易的作品传入日本的时间最早见《日本文德天皇实录》上所记载，承和五年（８３８），由太宰少贰藤原岳守从唐商人带来的物品中挑出《元白诗笔》呈现给仁明天皇。随后，遣唐使陆续带回了更多的作品。其诗一经传入，立即刮起了一阵“白氏旋风”，深受当时日本文人的喜爱。当时白居易还在世，并在他的《白氏文集》自记中称：“集有五本„„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说明白居易在世时已经知道了其作品传入日本的事实。据《日本国见在书目》记载，当时传到日本的有《白氏文集》（７０卷），《白氏长庆集》（２９卷）。在平安文士大江维时编辑的《千载佳句》中，共收汉诗１８１２首，白居易一人之作品即占了５０７首（其次为元稹，６５首）。该书在推广白诗方面影响深广，在稍后的诗集《和汉朗咏集》中，共收录５８９首诗，其中白居易的诗就达１３７首之多。

当时在日本凡谈及汉诗文者，言必称《文选》和《白氏长庆集》。据《江谈抄》记述，当时和白居易同时代的日本五十二代嵯峨天皇对《白氏文集》最是钟爱，相传他在最先得到白氏文集时曾秘藏偷读，视为珍宝。后来他要考验臣子有没有学问，就故意把白居易的诗念错，考考这个臣子熟不熟白居易的诗句，若是熟，就代表这个臣子很强。一次他在召臣下小野篁试其才时，赋汉诗曰：“闭阁惟闻朝暮鼓，登楼遥望往来船。”小野篁奏曰：“圣作甚佳，惟‘遥’改‘空’更妙也。”天皇感慨道：“此乃白乐天句，‘遥’本作‘空’，仅使卿耳，卿之诗思已同乐天矣。”可见小野篁对白诗的熟记已达到背诵如流的程度，因此他也有“日本白乐天”之称。平安时代的汉学世家菅原、大江两家也都是长庆集的崇拜者。据日本学者金子彦二郎的《平安时代文学与＜白氏文集＞》一文中统计，菅原道真在《菅家文草》中引用、化用《白氏文集》达５００多首诗，８０多次，并有所创新和发展。据记载，后醍醐天皇在收到菅原道真的诗集后，以“见右丞相献家集”为题，作诗大加赞赏，曰：“更有菅家胜白样”，并在诗后自注：“平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卷是也。”平安朝廷还专门开设《白氏文集》讲座，由大江维时给醍醐天皇、村上天皇侍读，此后数代天皇都参加了这个讲座。并多次举办御前诗会，围绕白诗取题唱和。《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作为一条彰子皇后的女官，也曾给皇后讲授《白氏文集》。在这一时期问世的《枕草子》、《源氏物语》等作品中，处处可见对白诗的活用。据统计，《源氏物语》中引用白诗达９０余处。

在我们看来，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无论如何也要首称李白、杜甫，白居易要排在较后面。为何在日本，白居易的影响却是无可比拟的呢？笔者认为，白居易之所以风靡日本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白诗数量丰富，取材范围广泛，便于学习和借鉴

白居易活了７５岁，共创作了三千多首诗作，保留很好，在《全唐诗》中共编为三十九卷，是唐代诗人中保存诗歌最多的。另外，由于白居易的经历十分丰富，其诗歌取材范围更是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个时候日本的平安文坛写作主流便是要会写中国的文字跟诗文。朝廷重要的典章制度也是用中文来书写，正式的聚会，吟诗弄文都要使用中国的诗文才能表现本事与才华。对大部分的人而言，这是有难度，所以必须要看中国人如何写春天、山河，这是一种临时的范例或辞典。前面提到的大江维时编辑的《千载佳句》就是应当时的这种需求而产生的一种参考书。该书将所收1812首汉诗分为季节、天象、地理、人事、官事、草木、禽兽、宴喜、别离„„等十五部门编纂，以便利日本文士们写作汉诗之际，依其所欲咏颂的内容而寻找其摹仿参考的对象。这就类似我们小学时候用的模板，在自己还不太会写文章的时候看的名家或典型作品，多了就知道怎么写。下面引一例以观平安文士如何藉中国诗人的作品创作汉诗的情况：

〖停杯看柳色〗 巡留细叶（柳叶）含烟处，酌罢柔条（杨柳枝）遇雨时。蘸甲（碰到指甲，意指酒满）未倾莲子绿（绿指酒的颜色），染心（执着的心态）空系曲（酒母）尘丝。

〖白居易诗〗 停杯看柳色，各忆故园春。（风雨中寻李十一因题船上）

一行弱柳前年种，数尺柔条今日新。（喜小楼西新柳抽条）

莲子数杯尝冷酒，柘枝一曲试春衫。（三月三日）

峰攒石绿点，柳宛曲尘丝（带着黄绿色的酒）。（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

以上这首平安文人的汉诗作品，严格说起来不是一首好诗。不过从题目到诗句，处处都可以看到其摹仿化用白居易诗句的痕迹。典型的平安朝廷的诗人就是这样，他们翻翻《千载佳句》，自己当下要写什么诗，就专门看那一类的作品，不管如何，这是一种练习，若是能超脱，就会建立自己的风格。日本人有自己的和歌，不过和歌也常是从中国文人的作品中转化而成的。《千载佳句》的编者大江维时的伯父大江千里即编了一本《句题和歌》。该书搜集汉代以降至唐代各家之古诗句，以供写作和歌的参考之用，分春、夏、秋、冬、风月、游览、杂、离别、述怀等九部门，每部门各收十首至二十首和歌。先录其典据之诗句，后附和歌；所载的和歌，即是依原诗句翻译蹈袭、或摄取转化而来。由于白居易的高产，写作题材范围十分广泛，凡个人生活、做官生涯以及社会民生，都有记述咏诵，因而他自然成为收录诗作最多诗人，其丰富的作品也自然成为当时文人学习诗歌创作的首选范本。

二、白诗通俗浅显，直白流畅，易于理解和摹仿

白居易的诗歌大量吸收民间语言，具有很强的通俗性、现实性和平民性，号称“老妪能解”。据蕙洪冷斋夜话记：“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解之否？曰解，则录之；不解，则不复集。”白居易自称：“稂莠秕稗，生于縠反害谷者也；淫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白居易以其天才，作诗既意求通俗，不避俚语，天下俚俗语，遂几尽在白诗中。王荆公因此叹曰：“天下好语被杜子美道尽，天下俚语又被白乐天道尽。”顾实在其《中国文学史纲》中指出：“盖当时之诗，竞拟魏汉，甚者至肖诗之雅颂，强自鸣高而自炫学博。白居易独以入耳为主宰；显为一种反动。洵具有慧眼卓见也。今观《长恨歌》《琵琶行》，皆无注脚即可明白。宜乎彼诗在当时大行于世，上自王公，下至野老村妪，莫不玩诵之。故白居易者，纯粹平民诗人也。”在白居易在世时，其诗作已经深受各阶层人们的喜爱，据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号为元和诗。„„然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据白居易自己给元稹书信当中也说：“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白诗之流行，由此可见一斑。

曲高则和寡，李白的诗汪洋恣睢，天马行空，像意大利高音歌剧一样，难以摹仿；白居易的诗则类似流行金曲，众口传唱。日本当时虽说风行汉诗文，但毕竟汉语是一种外语，在理解上是有一定难度的，无论是写作还是欣赏，都需要经过长时间的专门训练和学习，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奏效。因此，不管平安朝的贵族文士们对汉诗如何热心，也不管他们如何热中于汉文化，要运用繁难的中国文字、生疏的中国语言来写出能够表达日本民族微妙表情的华丽典雅的诗文来，那谈何容易！李白等人的诗对他们而言难度太大，肯定是学不来，只有白居易的诗符合了既能够读懂且能照搬摹仿的条件，因而深受平安文人喜爱。

三、白诗中体现出的“闲适”、“感伤”的审美情趣和佛道思想符合了平安时代的文化背景，容易引起文人的共鸣

白居易的把自己的诗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其自叙言：“夫美刺者，谓之讽谕；咏性情者，谓之闲适；触事而发，谓之感伤；其它为杂律。”白居易其它诗歌中，价值很高、为人称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讽谕诗，尤以《秦中吟》和《新乐府》出名。刚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为正义而大声呼喊，“不识时忌讳”的勇气是非常令人钦佩的。正因为对政治有着极高的热情，所以才会注意到租税，进奉，宫女，宦官等方面的事物，才能写出这些讽喻诗，也才能提出“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歌主张。《秦中吟》10首，首首如利剑，如《歌舞》写公卿们日中乐饮、夜半歌舞的享乐生活，结句是“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买花》写长安城中有钱人竞买牡丹、以豪奢相夸耀，最后说：“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新乐府》中《卖炭翁》、《杜陵叟》、《缭绫》、《新丰折臂翁》等皆是被人们广为传诵的著名之作。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明确宣布，这些诗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并称这类诗旨在“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但白居易的这种政治热情，随着屡遭挫折而渐渐消退。在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始终饱受排挤倾轧，元和六年（８１１年）四月，因母亲去世，白居易丁忧居渭村，而他的爱女金銮子也在这一年夭折。居渭村三年多，白居易又贫又病，靠好友元稹时常分俸济日。元和九年（814年）冬，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后因上疏请急捕刺武元衡者，为宰相所恶，被贬为州刺史，又为中书舍人王涯所谗，追诏再贬为江州司马。几年内经受了至亲离丧、仕途失意的一连串打击，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在江州，他自称为“天涯沦落人”，为避祸远嫌，以诗、酒、禅、游自娱，有感而发创作了平易悠闲的闲适诗，诗歌中处处流露出退避政治，知足长乐的闲适思想和人生无常的感慨，并转而求禅问佛，企图从佛教中求得解脱。在生活上，白居易开始以妓乐诗酒放情自娱。蓄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而在白居易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嗜酒犹甚，据宋人统计，白诗“二千八百首，饮酒者九百首。”

在白居易后期的作品中，以闲适、感伤诗为多，其中成就最大的当数《长恨歌》和《琵琶行》，字里行间弥荡着浓浓的感伤情绪，寄托深微，加以绘声绘色的铺排描写，多方面的气氛烘托以及流转和谐的韵律声调，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感伤诗中还有不少亲朋间酬赠的篇什，如《别舍弟后月夜》、《江南遇天宝乐叟》、《画竹歌》、《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等，也都写得情真意切，朴挚动人。这类诗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感伤色彩，如“畏老老转迫，忧病病弥缚”，“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自觉》二首）等；厌苦尘世烦恼，力求加以解脱，声称要“度脱生死轮”，“永洗烦恼尘”（同前），明显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闲适诗多用于表现闲情逸致，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篇章还宣扬了省分知足、乐天安命的消极思想。其中也不乏描写自然景物和田园风光的佳作。如《观稼》、《归田三首》，写农村景象，质朴而清新。《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以游记文的笔法依次记叙五日游山的经过，令人有身历其境之感。杂律诗在白居易诗作中数量最多。其中有价值的是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写景小诗，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西湖留别》、《暮江吟》、《问刘十九》等，都能以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勾画出生意盎然的境界，历来脍炙人口。而一部分铺陈故实、排比声韵的长篇排律和杯酒光景、艳情风月的小碎篇章，颇为时人效尤，但多不足取。

对平安时代醉生梦死的贵族公卿们而言，他们绝没有兴趣去关系下层民众的疾苦，因而对白居易饱含“兼济天下”之志的讽谕诗并不感兴趣，他们所欣赏的是白居易的闲适、感伤和部分杂律类诗作。白诗中体现的那种追求与自然融合、心物一体的精神，以及季节的变迁表现出的细腻把握的特点与古代日本人的心性、敏锐的季节感和“物哀”、“风雅”的审美情趣十分契合。另外，由于平安末期王朝贵族从兴盛走向衰亡，平素沉溺于荣华的上层贵族产生了失落感，平素不满于现状的中下层贵族更加厌世，祈求来世的极乐世界，便以一种游戏的态度接受“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思想，促成了佛教思想的盛行，也使他们对白居易诗歌中的“独善之心”、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引起了深深的共鸣，纷纷效仿白居易的寄情诗酒、放纵自娱，以求得心理的寄托和慰籍。我们从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枕草子》、《伊势物语》、《和泉式部日记》等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的公卿贵族的这种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其中，受白居易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源氏物语》。正如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对于杨玉环的不幸命运、以及她与唐明皇的爱情悲剧的无穷感慨一样，紫式部以其才华横溢的著作《源氏物语》表达了作者那不能自已的深沉叹息──她惋惜着青春与爱情的转瞬即逝，在权势与富贵的毒害之下人的感情与心灵是如何被扭曲压抑，这些人生中的至美至珍竟然犹如梦幻般飘渺易逝，令人为之慨叹。紫式部在书中举用了许多《长恨歌》中的诗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就直接引用，还有其它直接、间接、明喻、暗喻的例子，都是从“长恨歌”来的。【后记】

纵观日本文学史，在影响后世文化深远的平安朝文学中，到处都有中国文学的影子。以致我们在读《源氏物语》时，几乎可以作为国人的作品一样欣赏。白居易只是众多对日本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伟大诗人之一，真正值得感慨的是唐代的诗人们为后世留下的那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超越了时代和国界，成为整个人类文学史上的伟大遗产„„

日本白居易研究概况

作者：下定雅弘

2、长恨歌·琵琶行的研究（1）关于长恨歌

《长恨歌》的研究中最大的问题是《长恨歌》的主题。日本学者大都认为其基本主题是爱情的赞美。

战前，铃木虎雄在《白乐天诗解》（弘文堂，27。东京弘文堂再版67）一书里说，“长恨歌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情事。不可相信它有‘惩尤物、诲淫’等的用意。如有，是失败的。”

吉川幸次郎《新唐诗选续编》（岩波书店，54.5。筑摩书房《吉川幸次郎全集》卷十一，73）认为，它是根据对两人爱情的深刻同情而创作的。

近藤春雄《论长恨歌》（爱知县立女子短期大学纪要6，55.12）一文说，它吟咏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世界，其主题是玄宗思慕贵妃而悲伤地逝世的长恨。

此外，与主题的争论相关联，关于《长恨歌》的结句“此恨绵绵无尽期”的解释也有争论。

吉川上述书把“此恨”解释为“两人的恋情”。

原田种成《长恨歌的结句》（汉文教室33，57.11）注目《左传》隐公三年条有死于非命的灵魂永远彷徨宇宙的观念，把“此恨”也解释为“贵妃在马嵬死于非命，两人不得不彷徨于不同的世界”的玄宗的悲哀。

对原田之说，铃木修次在《长恨歌的“此恨”》（汉文教室34，58.1）一文提出他的意见。作者举白乐天及唐五代的用例而说，“恨”的意思很广，如换言“恋情”意思还是差不多。

藤野岩友《长恨歌的终章和乐天的意图》（国学院大学汉文教室13，62.6）一文说，“恨”是玄宗对贵妃的不尽思念。

加纳喜光《关于连理比翼的主题》（汉文教室118，76）一文，举《长恨歌》结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边理”“比翼”，论述它都是男女在现实世界不能结合，死后在彼岸结合的象征，也是王德教化极盛的瑞祥。

松浦友久《诗语的“怨”和“恨”——以闺怨诗为中心》（中国文学研究3，77.12）。研文出版《诗语的诸相——唐诗笔记》81.4）一文，深入探讨了“怨”与“恨”的意义差异。作者指出，主观上有可能解决困难却没能解决的情况产生“怨”的感情，悲叹不可能解决困难的情况产生“恨”的感情。关于《长恨歌》的“恨”，作者认为原田的看法过于穿凿，铃木的看法无视两语的意义和用法的差异，而论述贵妃永远逝世此事，以皇帝的权力还是无可奈何，所以不应该是《长怨歌》而应该是《长恨歌》。

川合康三《论长恨歌》(《中国的人性探索》83.2）一文，就《长恨歌》的结构问题，指出前半和后半都有“搜求——获得——丧失”的情节，而且以这个情节为基础前半和后半有对应关系。作者说前半用仙界的事物比喻地上的事物，后半用地上的事物比喻仙界的事物，再者贵妃的形象在前半只是个蒙天子宠爱的女人，在后半却是积极倾诉自己的爱情的女人。这样，《长恨歌》表现出了男女相爱的世界。

入谷仙介在《唐诗名作选》（日中出版，83.11）中提供了《长恨歌》的详细的说明。作者认为，《长恨歌》是纯粹的爱恋悲剧。白居易很勇敢地咏出新乐府批判当时的政治腐败，他这勇敢的精神把专制君主的情事入为人类普遍的爱恋故事了。

西村富美子《长恨歌管见》（神田喜一郎博士追悼中国学论集，86.12）提上几个看法：（1）《长恨歌》最大的特点在其幻想性；（2）白居易本身把《长恨歌》分入“感伤诗”类，这事证明他写作《长恨歌》的目的不在讽谕；（3）所以《长恨歌传》最后的记述“惩尤物”则是无理的假话；（4）结尾如此丰富美丽的幻想，这可能是住在仙游山的道士王质夫的影响。

（2）、长恨歌传

近藤春雄《论长恨歌传》（爱知县立女子短期大学纪要4，54.4）一文，对《长恨歌传》进行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说：（1）原来的《传》就是《太平广记》收载的简短的文章。陈鸿企图使自己的作品同《歌》一起流行，假作仙游寺会，把《传》改写了，这改写的《传》被载入《文苑英华》了；（2）“传”包括“注释”和“传奇”这两个意思，但是重点在后者。

对此，花房英树《书评·近藤春雄，论长恨歌传》（中国文学报2，55.4）一文说，原来的《传》是《文苑英华》的文章，“传”的意思是“注释”。

对此，近藤在《关于长恨歌》（爱知县立女子短期大学纪要6，55.12）、《白乐天和唐代小说》(同9，58.12）两文，又重申自己的意见，这次作者不论《太平广记》与《文苑英华》的先后问题，坚持仙游寺会是假想的看法，关于“传”的意思则强调“传奇”的己见。他的《白乐天和唐代小说》（爱知县立女子大学纪要9，58.12。《唐代小说研究》78，12第一章第二节<唐代小说和白乐天>)一文论述说，《长恨歌》富有故事性，这是受当时流行俗讲的影响的结果。《长恨歌》的结构类似传奇，对写作《长恨歌传》提供了很有利的条件。

前野直彬在《长恨歌和长恨歌传》（<国文学解释和鉴赏>66.11）一文介绍了他们的争论，关于原文的问题赞成以《英华》为原来的花房说，关于“传”的意思赞成近藤的“传奇”说，然后以《歌》和《传》为线索揭示产了唐代传奇的概观。

柳濑喜代志《长恨歌传考证》（早稻田大学·学术研究24—国语国文学编一，75）一文指出，《传》有明确的意思叙述因君主迷恋女色引起政治混乱的经过来发扬王者之道德，从而得出结论说《传》有与以爱情为主题的《歌》根本不同的创作目的。

（3）长恨歌序

《长恨歌序》是以“长恨者杨贵妃也”为开头，以“今世人犹言玄宗与贵妃处世间为夫妇之至矣歌曰”为结尾全文二百七十字的《序》。其内容专门赞美两人的爱情。江户时代有很多刊本附载上序。当时人相信这是白乐天的自序。

近藤春雄《关于长恨歌的序》（爱知县立女子大学·说林4，59.6）、福田襄之介《围绕管家本长恨歌古写本的问题》（东京支那学报8，61.6）、太田次男《关于长恨歌序的出现》（东方学69，85.1），都是探讨日本留下来的《长恨歌序》的出现事情的文章。这些文章论证了，《序》是日本人作的，其作者最早是镰仓时代中期博士家的人。

（4）琵琶行 因《琵琶行》没有《长恨歌》那样流行，所以关于《琵琶行》的研究比较少。在日本主要进行此项研究的是近藤春雄。

近藤春雄《谈琵琶行》（爱知县立女子短期大学纪要7，56.12）一文说，《琵琶行》流露出的被遗弃的倡女的悲哀则是被贬谪的白居易的悲哀。《白乐天在我国——琵琶行的场合一》（说林12，64.2）说，因为《琵琶行》是吟咏零落的倡女来申诉自己不遇的诗歌，所以不能象《长恨歌》那样引起人民的同情。

近藤写的有关《琵琶行》的文章，此外还有《关于琵琶行——文字的异同一》（说林15，67.2）、《长恨歌·琵琶行和古文真宝》（明治书院·新释汉文大系《古文真宝前集》季报，67）等。

星川清隆《白乐天的琵琶行和元微之的琵琶歌》（茨城大学文理学部纪要·人文科学7，57.3）一文探讨了《琵琶行》的文学性特色而对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看法提出不同的意见。作者说，（1）白诗对人生的咏叹和弹琵琶的艺术美浑然成为一体，此一点白诗胜于元诗；（2）两人诗歌都是继承古乐府传统而写作的，所以两篇有很相似的地方，不是陈寅恪说的那样白诗模仿元诗所以相似。

近藤春雄关于《长恨歌》、《琵琶行》的研究，修订后编为《长恨歌·琵琶行的研究》（明治书院，81.4）一书。

八谷仙介在上述书中也提供了《琵琶行》的说明，指出其深层主题是对帝都长安的无限哀思。

（5）其他

山内春夫《王昭君诗考——特别是白居易的诗一》（橘茂先生古稀记念论文集，80.11）一文，纵观了从王昭君本人的作品到明代咏王昭君的诗歌，论述说其主题大都是离乡、离宫的悲哀，但是白居易的乐府《王昭君》诗二首其一则吟咏对皇帝的思慕，而巧妙地把史书中的故事换骨夺胎表现女人的悲痛，虽然是小品但堪称杰作。

3、闲适诗，陶渊明的影响

［闲适诗］ 从古以来有很多人爱好白居易的闲适诗，但研究此类诗却是最近才开始的。以往的大多数学者，（1）把象闲适诗的诗歌也叫作闲适诗，认为闲适诗此词汇不具备占古体三分类之一的明确的作为分类语的地位；（2）认为闲适诗位于讽谕诗下；（3）认为闲适精神与功名心毫无关联，往往强调其高洁。

最近出现了批评这些看法的文章。

西村富美子《关于白居易的闲适诗——下邽退居时一》（古田教授退官记念中国文学语学论集，85）一文说，白居易提出闲适诗的分类而堂堂主张闲适诗的意义，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划时期的大事。并从退居下邽的诗作入手，开了系统探讨闲适诗的端绪，作者举“闲居”、“拙”、“懒”等语的用例和敬慕陶渊明的表现，论述了这时期的闲适诗表面上虽有闲适的情绪，但诗人心情实际并不闲适，与《与元九书》里说的闲适诗的概念相互矛盾。

管野礼行《白居易诗中的慵和拙(上)》（汉文教室152，85.9）一文认为，（1）闲适诗中频繁出现的“慵”字很值得注意，此“慵”不是单纯的不满和怠惰的表现，而是愿意不拘富贵荣达生活下去的表现；（2）写作讽谕诗以前他已有这种愿望，倾注全力于讽谕诗的创作时也写作好象与讽谕诗正相反的闲适诗；（3）据《与元九书》，兼济与独善是表里难分的一对概念，立足于其上的讽谕诗与闲适诗之间并无主从关系。

管野在同题论文下篇（同153，85.12）里指出，白居易用“慵”、“拙”这两个词，不但是受陶渊明的影响，而且是对嵇康的生活态度共鸣的结果。

笔者按，西村说“慵”不一定限于白居易的定义，管野说应该按照白居易本人的定义理解“慵”的意思。两人都依照白居易的定义探讨闲适诗。但是闲适诗是什么此问题，应该就闲适诗的实际加以探讨。

川合康三《来到长安的白居易——喧骚和闲适》（集刊东洋学54，85.11）一文，探讨白居易在长安的喧闹中如何克服了他的孤独感的问题，作者指出，（1）韩愈志于 “古”保证他的identity而恢复自信，白居易寻求闲适的快乐而克服孤独感；（2）白居易的闲适是在获得一定的“名利”后才有可能的。

下定雅弘《白居易的闲适诗——其理论和变化》（鹿儿岛大学法文学部幻想人文学科论集25，87，3）一文通观闲适诗而探讨其本质和变化，并且论述了古体三分类的形 成与消失的原因。

作者先摘出“帝都名利场”、“知足安分”等构成闲适诗的几个观念而探讨这些观念在各个时期如何结合、如何变化，然后指出下面几点：（1）在江州贬谪生活里他需要把回京复职的愿望和退隐的愿望都能肯定的理论，所以据孟子兼济、独善的理论而构思的讽谕和非讽谕诗的两类；（2）关于大和二年编辑《后集》五卷时放弃了三分类的问题，花房归

其因于古体的减少。但是做杭州刺史时写作的古体的倾向里已看得出三分类消失的预兆。在杭州时写的古体诗里根本没有讽谕诗，闲适诗却支配了古体的世界。这不但意味着讽谕诗这分类的意义没有了，而且意味着闲适诗的分类的意义也同时消失了，因为闲适诗支配古体世界的原因在于兼济之志的衰弱，而且讽谕诗、闲适诗这对概念本来是基于兼济和独善之间摇摆不定的激烈的思想矛盾而形成概念。

高木重俊《白居易的闲适诗》（东书国语273，87.6）也不认为闲适诗位于讽谕诗下，说“讽谕诗表现士大夫的“公”的侧面，闲适诗表现士大夫的‘私’的一面。”他的《白居易（与元九书）——〔讽谕诗和闲适诗〉》（《中国的文学论》汲古书院87.9所收）一文，以《与元九书》为主要的资料略论了白居易的文学理论。

［陶渊明的影响］

探讨此问题的文章有下面几篇。

镰田正《白乐天和陶渊明》（汉文教室34，58.1）、堤留吉《白乐天研究》第11章（传统的继承和新境的开拓）（春秋社，69.12）两篇文章，举出不少白诗模仿陶诗的例子。

小森郁子《陶渊明和白乐天——关于他们的人性和文学性》（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45·哲学15，67.3）一文，指出白居易和陶渊明在为人及文学方面的不同之处，前者是常肯定自己的人，其诗中的景物是就外界的丰富色彩和变化叙写的，后者常抱深刻矛盾，其景物则是他心情的象征。白居易为人、文学与陶渊明如此根本不同，所以不论白诗诗句表面上与陶诗如何相似，他是不会受陶渊明的影响的。

前川幸雄《白乐天的陶渊明观》（福井高专研究纪要·人文社会科学3，70.3）一文，通过调查其有关陶渊明的诗的系年而指出青年、壮年、老年各个时期的特色。

他的《白氏文集中“吾庐”的含义——与陶靖节集的“庐”之比较（国学院杂志71—4，70.4）一文，指出陶渊明的“庐。”象征他往复于政界与田野之间而摇摆不定的精神，白居易的“庐”却象征以安居政界的稳定情绪为基础的独善主义。

上述西村富美子《关于白居易的闲话诗——下邽退居时》、管野礼行《白居易诗中的“慵”和“拙”——上——》、同下（同153，85.12），都言及此问题。

松浦友久《陶渊明之于白居易（上）——以继承诗的说理性为中心》（中国诗文论丛5，86）、同下（同6，37）两篇文章，指出白诗(尤其是闲适诗)的“说理（说道理或者理念）性”这一基本特点，是继承陶渊明诗的。

四、唱和诗、词、联句及其他

［唱和诗］ 花房英树在《白居易研究》（世界思想社，71.3）第二章〔白居易文学集团〉中很详细地论述了唱和的兴隆和唱和集成书的过程。作者指出：（1）随着白居易减退对政事的关心，他与元稹、刘禹锡等用近体的诗歌唱酬逐渐地多起来，这样唱和集团很自然地形成了；（2）白居易和元稹为了完成“次韵”的形式做出了努力；（3）编辑《长庆集》时“和韵”已风靡一时了。

作者在第三节〔唱和集的成书〉中，采集各个别集中散在唱和诗而复原了《元白唱和集》和《刘白唱和集》。

前川幸雄《智力游戏文学——元白唱和诗面面观——》（笠间书院《中国文学的世界》五集，81）一文，举元白的唱和诗数首而指出其交往则是一种智力游戏。

柴格朗《刘白唱和考》（中国语文志·京都产业大学外国语学部中国语文研究会，61）一文，据花房的成果试图更精密地复原《刘白唱和集》，论述这种书是根据诗歌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个人乐趣作的想法作的。有此想法的不仅他们两人，从大和到开成时其它文人的所作的大多唱和诗中也可以看出，总而言之他们的唱和诗明显地表现出中唐诗人咏诗歌的意义与前一代的诗人大不相同了。

［词］ 中田勇次郎《白乐天的文殊赞》（东光8，49.3）一文，研究日本天台、真言二宗留传来的声明《文殊赞》而断定，此歌词调因为跟《敦煌抄本云谣集杂曲子》收载的《洞仙歌》差不多一样，所以准是一首词。作者又指出，因此篇是晚唐式的词，不可能是白居易的作品，但是无疑是民间词人的作品，而且是保存唐代人唱词方法的很贵重的例子。田森襄《诗人与词——白居易和陆游的场合——》（琦玉大学教养学部，1，66.3）一文认为，白居易作词的数量在中唐诗人里最多，但其词不过是受好音乐的诗人随便试作的，与陆游词作对他本身有很重要的意义不相同。

英房英树《白氏文集校订余录》（京都府立大学学术报告·人立18，66.9）一文指出，一般认为竹枝》最先是刘禹锡在朗州作的(郭茂倩说)，但实际上元和十四年冬，白、元先作，然后刘禹锡作。

铃木修次《白居易·刘禹锡和新体诗》（汊文教室101，71。载于凤出版《唐代诗人论下》73.4）一文认为，白刘晚年的交游以唱和诗和作词为中心而游戏性很强。这是相应于牛李党争越来越严重的现象的。两人晚年的这种交往成为晚唐颓废风潮的前驱。

［联句］ 埋田重夫《关于白乐天和韩愈的联句诗——兼论其在联句形成史上的地位——》（中国诗文论丛2，83）一文指出，从联句的历史来看，白居易一派作的联句，在形式、题材两方面，比韩愈一派作的联句更为正统。

［其他］ 都留春雄《谈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唐代咏物诗一瞥——》（滋贺大国文和20号纪念，82）一文论述，该诗是沿袭始于陈代的咏物送别诗的传统而作的。又指出其诗题不应该理解为“赋得《古原草送别》”，而应该理解为“赋得《古原草》送别”。

第五篇：论宗教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论宗教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宗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在原始社会，宗教维系着氏族社会的秩序，孕育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最初社会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在阶级社会，宗教一方面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被剥削阶级则利用反抗阶级压迫，同时促进了世界各个民族的思想文化交流。在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如果加以正确的引导，将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贡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宗教起着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本文从不同社会阶段探讨宗教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主要特点为，相信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实体，该神秘统摄万物而拥有绝对权威、主宰自然进化、决定人世命运，从而使人对该一神秘产生敬畏及崇拜，并从而引申出信仰认知及仪式活动。

<一>、原始社会时期

宗教信仰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原始宗教意识发生于人类对自然现象虚幻的错误反映；万物有灵及灵魂不灭的观念；图腾和祖先崇拜；神话传说中的鬼神及祭祀。中国古代社会的原始宗教意识是道教信仰的来源。

“原始社会的宗教主要是自然压迫的产物，是把自然力和自然物神化的结果。”人类社会产生之后，随着大脑组织的发育和抽象思维能力的逐渐提高，产生了原始社会的“自发宗教”。尽管在原始社会时期，是对客观世界歪曲和虚幻的反映，但毕竟是人类开始从主观世界思考客观世界的进步，早期宗教的产生影响着人类历史的发展。

神灵本是人类创造出的一种异己的观念，当能力有限的人类无法控制外在的一切时，作为有限之“补充物”的神灵便占据了人类所不能控制的一切领域。早期人类对神灵进行祟拜和祈求，目的即是为了借助这种”无限”的力量来获得自己能力所不能获取的东西。

原始宗教孕育了最初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原始宗教的教职人员既是宗教职业者又是自然科学家。弗雷泽说:“肯定没有人比野蛮人的巫师们具有更激烈的追求真理的动机，哪怕是仅保持一个有知识的外表也是绝对必要的。„„总体来看，当初出现由这类人组成的阶层，确曾对人类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好处。在社会科学方面，原始宗教具有更重要的认识价值，这是由于人在原始宗教的深层次认识结构中居于价值的核心地位。任何宗教作为人类最早的认识体系，都是以生命，即人的自我感知为起点的。人既是原始宗教的价值源头，又是它的重要认识对象，而任何“神系”都是建立在当时人们对生命、对宇宙认识的基础之上的。例如，伦理学就源于宗教的道德化。在远古时期，“其民聚生群处，知其母不知其父，无兄弟亲戚夫妻之别，天下无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根本无所谓道德，自然也不存在伦理学。随着神被尊奉为宇宙的最高存在后，道德才作为神的禀性而飘然降世。如原始基督教就倡言：“道与上帝同在，那道便是上帝。”因此人的德性一方面要以上帝为对象，唯此才有望接近上帝；另一方面，德性也垂训于《圣经》，人只有从《圣经》中才能认识圣灵的启示。于是，以《圣经》为本位的伦理学便应运而生了。由此可见，原始宗教对社会科学的发展，以至整个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二>、阶级社会时期

阶级社会的宗教圣贤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都是既得利益的愚民术。在欧洲造成了黑暗的中世纪，在中国是造成了几千年的吃人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后，劳动者不仅承受着“自然力量”对他们的压迫，而且还要承受“社会力量”对他们的压迫。基于双重压迫所造成的恐惧心理，新的宗教信仰就应运而生。人类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其宗教观念的形成除受自然界压迫的原因外，还在于人们受阶级社会的盲目异己力量的支配而无法摆脱，在于劳动者对于剥削制度所造成的巨大苦难的恐惧和绝望，在于剥削阶级需要利用宗教作为麻醉和控制群众的精神手段。因此，在阶级社会中，宗教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根源是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宗教实际上是客观事物及其变化在人们认识过程中被抽象化、概念化，被无限地夸大和膨胀之后甚至于以人格化出现，使之脱离客观实在，脱离自然，成为绝对，以至变成万物存在的最高原因，也就是神。

在阶级社会里,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曾经利用过宗教，把宗教作为维护其统治的精神支柱；但是革命的阶级和人民也曾经使用宗教作为斗争的旗帜和纽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的前进。统治阶级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除使用国家机器进行镇压外，还利用宗教麻痹、削弱劳动群众的斗争意识。

由于信教群众的层次复杂,不同层次的宗教徒,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同非宗教徒一样分属于不同的阶级或阶层。同一阶级地位的宗教徒和非教徒尽管在信仰上有差异,却可以有相同的政治和经济要求,而不同阶级地位的宗教徒尽管在信仰上有共同之处，但由于自身的利害关系,又往往有不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要求,因而在信仰内容上出现差异，有些甚至成为神学异端。中世纪的所有农民运动都以宗教作为联系的纽带和反抗的旗帜。这是因为在宗教的天国憧憬中，寄托着群众的社会理想。然而，即使起义人民利用宗教作为革命运动的旗帜，也仍然存在某些不可避免的消极作用。

在阶级社会里,宗教不仅对内进行剥削压迫,而且也是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工具。资产阶级在其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同样把宗教作为自己的统治工具。另一方面，宗教作为一种“外衣”，在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反抗外敌入侵和反动统治阶级的革命斗争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他们利用宗教有利于号召，聚集队伍，而用一些宗教信条约束来约束成员，又有利于内部的团结、巩固，这使得受压迫阶级利用宗教具有了不容忽视的历史合理性的一面。

在阶级社会中宗教除了具有双重政治作用外，对于世界各个民族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也起了极大的作用。

<三>、社会主义社会时期

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为例，探讨宗教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经过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的发展，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新的社会现实和社会实践引起了部分宗教徒主观世界的变化，各民族爱国的宗教界人士大有进步，已成为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社会,宗教仍然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群众性、民族性和国际性的特点。同时,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与社会还无力完全满足这种需求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因而祈求超自然力量来满足这种欲望和要求，便在某些人中产生了宗教心理。

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的作用发生了重大变化,其触角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不断萎缩,影响越来越小,但在个人生活空间中宗教的作用却逐渐增大,不仅涉及个人信仰,而且还影响着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因而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仍然发挥重要的作用。

首先，宗教具有很强的道德教化作用。一方面宗教教义和宗教历史中包含了丰富的道德内容,长期以来已成为人们的心理依靠和精神支撑。另一方面各宗教场所负责人一般都有很强的人格魅力,在信徒中有较高的威望,他们的榜样作用对信徒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第二，宗教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与此相适应,宗教能在信徒中通过宣传教义、举行仪式等活动,加强信徒对现行秩序的认同,舒缓人的精神危机,减轻人们的心理震动。所以,挖掘和弘扬宗教教义、宗教道德和宗教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和健康文明的内容,为维护社会稳定提供精神支持,宗教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第三，宗教具有独特的文化展示作用。宗教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文化包含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生活习俗和文学艺术、建筑、雕塑、音乐、绘画等,几乎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宗教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第四，宗教具有对政治文明建设的推动作用，对维护祖国安定统一，抵制国内外分裂势力具有巨大的作用。宗教在协调民族关系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宗教文化交流对于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起着促进作用。许多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是信仰宗教的，通过宗教形式，可以加强与这些同胞的联系，使他们更好地了解祖国、热爱祖国。国内宗教界与国外宗教界的友好往来,促进了我国同世界的交流与合作,对增进了解、促进发展、消除误解、增加共识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也有其消极作用。在国外反动宗教势力的影响和个

别披着宗教外衣的破坏分子的操纵下,有些教徒干了一些于国于民不利的坏事。我们要运用法律、法令的程序对宗教的消极活动进行有效的管理,使宗教活动发挥其有利于人类、有利于国家的积极作用。

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时期，有必要树立“和而不同”的理念，探索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途径，建立健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系统协调机制让宗教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现阶段，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宗教，这些宗教的产生、发展和兴盛各异，需要采取不同方式和不同措施使宗教的积极作用发挥到最大，是社会统治者需要思考的问题。总之，宗教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1、宗教通常发源于下层群众，是他们摆脱苦难、对抗统治、寻求精神寄托的一种“出路”，但到后来逐渐演变为统治阶级用以煽动宗教狂热、奴化下层群众、神化统治政权的工具。

2、宗教最初包容着大量的科学、文化、艺术等内容，并对其发展和传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科学的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门又一门科学不断从宗教理论中诞生和分化出来的历史。但是，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宗教对于科学的容纳能力越来越差，宗教的虚假外壳越来越暴露其致命的弱点，宗教逐渐蜕化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破坏性力量。

3、宗教在统一社会意志、增强社会凝聚力、协调社会关系、降低社会内耗、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往往起着其它政治力量所难以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