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过学的中共党员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成立于1874年,是世界近现代著名军校之一。1900年后,中国人开始到该校留学,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民国时期中国政府重要的军事将领、政界要员,对传播国外先进军事思想和军事技术、促进中国近代军事正规化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中,也有一部分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民主革命或社会主义建设。现将他们的情况做一简述。
一、为民主革命英勇献身,成为革命烈士
杨闇公,原名杨尚述。1898年生于四川潼南(今属重庆市)。1918年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在成都等地从事革命活动,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组织部部长。1925年经童庸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共青团重庆地委书记、中共四川地委书记兼军委书记、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执行委员,成为中共四川地方组织早期著名领导者,参与领导了泸(州)顺(庆)起义。1927年在四川军阀刘湘制造的“三三一”惨案中,不幸被捕。4月6日被敌人秘密杀害于重庆浮图关。
胡文斗,字仲槎,也作重差。1898年生于甘肃天水。1920年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曾任甘肃督军公署参谋、甘肃陆军第一师二旅三团副团长、国民军第二师一旅参谋主任。1925年经葛霁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国民二军七师军官传习所所长,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事教导队总队长、第十九师参谋长兼五十八团团长、中将师长,率部参加北伐,攻占了南京。大革命失败后,继续隐瞒身份,任国民党江右军前方司令、长沙警备司令、第六军代理军长。在“剿共”战斗中,对起义军明攻暗助。1928年7月26日,在江西新余被蒋介石收买的特务暗杀。1985年,人民政府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章健,原名章振伦,曾用名章严。1903年生于陕西安康。1925年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被中共党组织派到广西开展兵运工作,任广西第四警备大队军事教官,参加了百色起义。后任红七军教导大队连长、第十九师五十六团团长。部队整编后,任红七军第五十五团一营营长。1931年2月3日在率部向中央苏区转进途中,在广东乳源梅花村(今属乐昌)与国民党军激战时,不幸中弹牺牲。
李谦,原名李隆光,笔名李刚、李仲武,李立三的胞弟,1903年生于湖南醴陵。1924年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十九师营长、团长,参加了东征和北伐。1927年被党组织派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回国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到广西从事兵运工作,任广西第四警备大队副大队长,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后任中共红七军前委委员、红七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参加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部队整编后,任红七军第二十师师长、第五十八团副团长兼一营营长。1931年2月3日在率部向中央苏区转进途中,在广东乳源梅花村(今属乐昌)被国民党军包围,突围时不幸牺牲。
舒玉璋,原名舒玉章。满族。1908年生于辽宁沈阳。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任西北军干部学校步兵科科长、手枪旅参谋长。1930年策划起义末成,赴北京、山西、河北等地做地下工作。不久,又被党组织派到国民党第二十五路军任战术教官,继续开展兵运工作。九一八事变后,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主任,参与指挥反“围剿”和西征入川作战,编写、翻译了许多军事著作。1933年10月,因对张国焘等人的错误主张提了批评意见,结果被诬陷为“托派”、“日本特务”、“反革命分子”,在四川巴中冷水垭(今属乎昌县)被错杀。1945年中央组织部予以平反,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许卓,原名许崇乾,又名许倬。1905年生于广东广州。1922年由族兄许崇智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曾任职于叶挺独立团、广州工人赤卫队。1929年被党组织派到广西开展兵运工作,任南宁教导总队政治教官,参加了百色起义。后任红七军教导队队长、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参谋长、中共红七军前委书记兼红七军政治委员,参加了右江根据地创建和湘赣根据地反“围剿”作战。转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参谋长、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作战局局长。1934年3月4日在福建武平帽村区检查工作时,与敌遭遇,不幸牺牲。
黄中岳,又名黄本初,字培善。1904年生于河南罗山。1926年被冯玉祥派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济南惨案”后愤然回国,历任西北军军官学校教官、手枪团团长、第十四师手枪旅(一旅)旅长,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七十四旅一团团长。1931年12月参与领导宁都起义,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军长。次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赣州、漳州战役。不久,被错定为反革命分子,监禁于江西瑞金九堡、麻田等地收容所。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在瑞金沙洲坝被错杀。1981年中央组织部予以平反,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綦书田,字晓达,号砚家。1905年生于山东平度。1927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根据党的指示,隐瞒身份,打人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部,历任第四十六师团副、团长,秘密开展兵运工作。1932年在六安苏家埠中,一举瓦解国民党军队两万余人。后任红四方面军营教导员、第三十二师政治部训育主任,1934年12月在长征的一次突围战役中壮烈牺牲。2007年济南市民政局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钟伟剑,又名钟继连、钟文,字义之。1907年生于湖南醴陵。1926年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十七师连政治指导员、第五十五团副团长、湘鄂边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参谋,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桑植起义。1928年被党组织派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回国后,赴中央苏区,历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上级干部队队长、第五期与第六期步兵团团长、红军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等职。长征时,任红军于部团参谋长、中央军委纵队参谋长、红三军团第五师参谋长、第十团参谋长。1935年2月28日在贵州遵义老鸦山战斗中,英勇牺牲。
阿思根,又名阿拉坦仓、李友桐。蒙古族。1908年生于内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早年加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内蒙古自治军中开展革命工作。1933年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回国后,历任伪兴安军第九军上校参谋长、伪满洲国军事部情报科长、伪兴安省陆军军官学校战术教官等职,利用职务之便开展有利于抗日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工作。日本投降后,积极参与内蒙古自治运动。1946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东蒙古人 民自治政府内防部部长、自治军司令员、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副司令员兼兴安省军区司令员、中共兴安省委委员、辽吉军区蒙汉联军司令员、内蒙古自治区军事部部长、中共内蒙古工委候补委员、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副司令员等职,1948年1月31日在乌兰浩特病逝。中共内蒙古工委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二、投身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为各级党、政、军领导
(一)党、政领导
朱履先,原名朱先志。1884年生于江苏泰兴。1907年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任清政府新军第三十四标管带,参加了武昌起义。后任陆军第二师团师团长、南京临时政府阅兵式总指挥、南京讲武堂堂长、山东桓台、邹县(今邹城市)、曲阜、安徽蒙城等县县长。抗战爆发后,积极支援新四军抗战。1941年由叶飞和朱克靖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参议长、苏皖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苏中行政委员会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苏北生产救济委员会主任、苏北人民政协副主席、苏北行署副主任、苏北抗美援朝分会主席、江苏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政协委员、省抗美援朝分会副主席等职。1959年1月在南京病逝。
苏开元,原名苏凯原。1906年生于黑龙江青岗。1927年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回国后,曾任国民党第三集团军十军三十师八十八团团长、东北军边防军第十师十九旅副旅长、第三十五军七十三师四二○团、四三五团团长,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军内部从事地下工作。历任第二战区北路军前敌总司令部参谋处长、第七集团军参谋处长兼第三十五军干部学校教育长、绥远游击第二区司令、第八及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华北“剿总”少将高参、荣誉军人管理处代理处长。1949年参与策划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公安局第三处处长。1965年在北京逝世，符罗飞,原名符福权。1900年生于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1921年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上海法租界工运宣传员,参加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海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辗转到意大利,在皇家美术学院学习、东方学院任教,创作了大量作品,被称为“罕见的心灵画家”。抗战爆发后,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在香港举办抗日赈灾画展,在桂岭师范、中山大学、湖南工专任美术教授。1948年到香港组织“人间画会”,并担任会长,同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东省军管会文艺部军代表,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建筑系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席、广州市政协委员。“文革”中受到迫害。1971年12月在广州逝世。
李连海,别名李木春、张木春,冯玉祥将军的妻弟。蒙古族。1905年生于河北通县(今北京市通州区)。1928年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次年,经李光亚和杨若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因中共旅日支部被破坏而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回国后,任山西汾阳干部学校军事教官、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大队长,国民党整编第二十四师一旅旅长、第八兵团少将高参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山东军区高级军官训练团副团长兼中共山东分局勤建公司副经理、江苏省城建厅材料处处长、南京市城建局副局长等职。1973年病逝。
冯洪国,冯玉祥将军的长子。祖籍安徽巢县,1910年生于北京。1929年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根据党的指示,利用特殊身份,联络冯玉祥抗日,参与组建晋西游击队、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等活动。后任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南苑教导团(军事训练团)第三大队上校大队长、参谋,率部转战抗日前线。1944年,因党支部被破坏而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抗战胜利后,到重庆陆军大学高研班学习。新中国成立后,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73年因病去世。
冯少白,又名洪隆、冯龙、冯萌东,1911年生于浙江诸暨。1932年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曾任国民党军蒋鼎文部参谋处主任。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1938年经林伯渠和罗瑞卿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抗大军事教员、新四军参谋处参谋、司令部教育科科长、情报处处长。多次潜入上海,周旋于汪伪上层人士之间,搜集情报。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军区第一纵队二旅参谋长、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一、二、三师参谋长,建国后,任杭州市民政局局长、上海文化局艺术一处处长,创作了大量剧本,后在政治运动中,蒙冤入狱,并被错误地开除党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党籍,任上海艺术研究所顾问。1980年11月在上海病逝。
黄健,又名黄如诚、黄晓生。1906年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中山县委书记、中共中山县委委员。1928年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并任该校党支部书记。回国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干事,负责编印出版《要人报》。在开展地下工作时,接连被敌人逮捕三次。1935年出狱后,任中共华南工委秘书长、中共博罗县委书记等职。1938年底,赴香港开展统战策反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石岐市(今中山市石岐区)副市长、中共石岐市委常委、广东省政协秘书处副处长、省参事室及省文史馆办公室副主任、暨南大学办公室主任、总务处副处长,“文革”期间,受到严重冲击,被迫赴澳门就医。1982年病逝。
都固尔扎布,又名包凤翔。蒙古族。1914年生于内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1937年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任伪满兴安陆军军官学校生徒队队长。1945年8月,在王爷庙率部起义,配合苏联红军打击日军。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兴安警备总队总队长、东蒙古骑兵第一师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副师长、内蒙古军区骑兵第一师、第二师政委、军区参谋长、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委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锡林郭勒盟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锡林郭勒盟党委书记兼盟长、内蒙古军区兵役局局长、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厅长、畜牧厅厅长、农委副主任。1989年10月因病逝世。
郭汝瑰,原名郭汝桂。1907年生于四川铜梁。1928年由袁镜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因策划组织“兵暴”事泄、被堂兄郭汝栋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由此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回国后,历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教官、第十八军十四师参谋长、第五十四军参谋长、第二十集团军参谋长,第七十三军暂编第五师师长、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1945年恢复与中共的秘密联系。在任国防部第五厅、第三厅厅长、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参谋长期间,多次向中共提供军事情报。1949年,任国民党第七十二军军长、第二十二兵团司令,率部在四川宜宾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川 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教员、军事史料研究处副处长、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1980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10月在重庆逝世。
黄宇宙,原名黄光汉,又名黄毅。1905年生于河南新野。1926年经龙城和崔季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军独立团炮兵连连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任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执行委员、辽东抗日义勇军副司令。1932年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积极参与宛西地方自治。抗战爆发后,根据共产党的指示,打人皇协军第一军,任第三师“师长”。1938年在河南安阳水冶发动兵变,毙俘日军将校四十余人。后任国民党冀察战区第一游击司令、八路军冀鲁豫挺进纵队司令、太行军区司令部高参。1946年被诬陷为军统特务而受到关押。1954年冤案被平反,到青海戈壁滩农场从事土壤改良工作。1987年恢复党籍,任黑龙江省文史馆副馆长、省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1998年3月在哈尔滨病逝。
赵唯刚,原名赵石羽,化名石际民、赵国元、扎哈诺夫。满族。1905年生于辽宁沈阳。1925年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任中共满洲省委特科秘书长,利用担任东北军模范队教育主任、东北陆军讲武堂教官职务之便,为中央特科、苏联远东军事情报机关提供情报。1933年后,奉调苏联工作,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期间曾任新疆独山子石油厂厂长、莫斯科参谋本部参谋。1941年回国后,任延安军事学院教授、军委高级参谋。1945年由朱瑞和邱创成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东北军区炮兵学校教育长、军区司令部军训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炮兵系主任、化学工业部第一设计院副院长、对外联络司司长、视察员。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99年4月在北京病逝。(二)军队领导
唐哲明,原名唐明,化名黄乃安。1908年生于安徽桐城,1927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在西安、上海、北平、天津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任国民党军杨虎城部军械处处长、河北省保安司令部上校参谋。抗战爆发后,奔赴敌后根据地。历任中共冀南特委军委书记、河北民军参谋长、八路军东进纵队副司令员兼第四支队司令员、冀鲁豫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延安炮兵学校工兵科主任,东北军区工兵学校校长、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工兵指挥所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中军区工兵司令员兼工兵学校校长、军委工程兵司令部参谋长、南京工兵学校校长、工程兵科技部部长、解放军工程兵副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共七大代表。1978年3月在北京病逝。
解方、原名解沛然,曾用名解如川。1908年生于吉林东丰。1928年由张学良保荐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回国后,曾任东北军天津保安总队队长。1936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参谋处侦察科科长、第一一三师三三七旅副旅长、第一一四师少将参谋长,中共第五十一军工委书记,积极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1941年奉命离开东北军。历任中共中央军委情报部第三局局长、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及吕梁军区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副参谋长、辽宁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了解放东北和进军中南等重大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第十二兵团兼湖南省军区参谋长、第四十军副军长、志愿军参谋长,军委军训部副部长、高等军事学院教育长、后勤学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共七大代表。1984年4月在北京逝世。
苏进,曾用名苏泮陵、苏玉麟。1907年生于河南郾城。1928年被冯玉祥派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回国后,任西北军总司令部参谋、第十四师手枪旅(一旅)参谋长、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七十四旅一团副团长。1931年12月参加宁都起义。次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四十三师一二七团团长、第四十四师师长、红一军团随军学校总队长、红军大学参谋科科长、骑兵科科长、军委干部团上级干部大队政治科科长。1937年后,历任庆阳步兵学校训练部部长、陕甘宁边区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副旅长,东北民主联军铁道兵司令部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炮兵副司令员兼炮兵纵队司令员、特种兵纵队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共七大代表。1992年2月在北京病逝。
巴音图,又名刘玉山。蒙古族。1917年生于热河特区喀喇沁左翼旗(今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1943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任伪满兴安陆军军官学校区队长。1945年8月在王爷庙(今内蒙古乌兰浩特)率部起义,参加革命。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内防部教育科长、军政干校军教主任、内蒙古军区兴安支队第五团政委、骑兵第一师参谋处长、蒙绥军区参谋科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内蒙古军区教导团团长、军训部部长、内蒙古步兵学校校长、内蒙古军区司令部顾问等职。1958年,被授予上校军衔。离休后,任内蒙古蒙古族古代军事思想研究会理事长、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副理事长、经济史研究会副理事长。
三、因某种原因脱离革命队伍
陈文总,又名陈左武,字君文。1895年生于福建同安(今厦门市同安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厦声报》编辑、南昌起义总指挥部秘书,负责起草“安民告示”,1929年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回国后,任冯玉祥部军事教官、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副团长、陆军步兵学校教官兼学员练习团团长、第三战区机要室参谋主任、军令部第二厅二处(即国际情报处)处长、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西安)教育处长,第一战区第一军参谋长、第五战区河南新乡受降长官,1947年夏,不满国民党内战政策,赴香港创办福建中学、福建华侨学校,从事教育工作。1985年1月在香港逝世。2006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其补授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
韩讯天,湖北应城人。1921年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24年在武昌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党应城县党部执行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因斗争形势恶化,到上海隐居。不久,脱离了革命队伍。后回乡经营实业,开采膏盐矿,1953年在家乡病逝。
张翼,江苏阜宁人。1926年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1929年被党组织派到广西从事兵运工作,参加了百色起义。后任红七军第三纵队二营营长、中共红七军前委委员、第二十师五十九团团长、红三军团第四师参谋长。1934年8月在江西广昌驿前反“围剿”作战中投降国民党。抗战开始后,任国民党江苏保安第二旅旅长。1940年9月,八路军南下华中后,国民党苏皖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怕其投靠我军,将其处决。
傅秉勋,原名傅天杰。1906年生于四川仁寿。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任职。1930年因策划组织“兵暴”事泄,被妻兄郭汝栋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由此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回国后,任国民党第四十三军二十六师一五一团团长、第二十八集团军总部参谋处长、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少将副参谋长、第二十一军一四七师师长、第一一○军一○四师师长、川康青边区人民“反共突击军”副总指挥兼第二纵队司令,1949年12月在四川黑水建立反共反攻基地,策动叛乱。1952年8月兵败被藏民抓获,在押解途中投河自尽。
舒玉瓒，1912年生于辽宁省沈阳市，满族，完颜后裔，1929年10月，17岁高中毕业考入张学良的东北学生队高级法文班。当时学生都住在北大营，9·18炮声打响时，他和他和的同学们在北大营闻听着张学良说了：“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命给命的喊声中撤离了北大营，连夜跑回老家刘五屯，心里还在骂张学良是不抵抗日寇的卖国贼。
舒玉瓒的父亲，舒穆录依经额早年效力于张作霖的东北军，与郭松龄将军是结拜兄弟。其兄舒玉璋因失学到郭松龄部学兵，考入东北军官救导队，后升入东北军军官教育班。因成绩优异被郭松龄选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并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归国后，先为党做地下工作，后任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部主任，并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由于秉性耿直，才干过人，信仰不同被嫉，1933年10月被张国焘、陈昌浩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于四川巴中县得胜山冷风垭。
九一八事变后，舒玉瓒参加了国军，步入抗战行例，先后晋升为国民党第七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少校参谋，南京黄埔军校教官，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官，绥东战役川康司令部少将参谋，少将教官等。
舒玉瓒老人的一生，是极其不平凡的一生，由于早期受其兄舒玉璋报效国家和人民大志的影响，他也经常对一些朋友讲：“只要想到国家和民族就会找到报国之门”，他十分痛恨国民党的腐败与卖国行径，爱国热情溢于言表。“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扣押在南京，国人都痛愤异常，他在担任南京陆军步兵学校军事学教官时与进步人士陆军学校兵器学教官王梦令秘密运作了一个寄炸弹杀蒋介石的计划，以谢国人和天下。二人商议好，由王梦令在陆军学校从法国进口的100枚微型炸弹里偷出两枚，分装在2个盒子里，并准备了4个空盒。在一个下午邮局下午班前将6个盒子送到邮局，王梦令将4个空盒交给邮检员后，舒玉瓒后将2个装有炸弹的盒子拿进去，即没检查也没上秤，这样将两枚炸弹分别寄给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蒋中正和南京宪兵司令部谷正伦。事情败露后，南京警备司令部立案追查，舒玉瓒、王梦令二人被捕，由于案件影响迅速扩大，南京中共地下党组织设法配合各方人士对二位热血青年进行营救，最后王梦令的哥哥王俊（国民党南京陆军学校教育长），各方活动全力相救，以12万块大洋买通了有关人员，制造了一个与政治无关的青年之间“花案”呈送给蒋介石，老蒋顾及到方方面面，亲自批示“负予追究”才保全了2个年青人的性命。
南京寄炸弹案了结后，舒玉瓒投奔了坚持抗战的傅作义部队，在第二战区北路军前敌总司令部任少校参谋。当时，舒玉瓒和少将参谋处长苏开元（中共地下党员，舒玉璋留日同学），共同导演了智救刘澜涛，连夜将兴和县长孟文仲、罗瑞卿送过黄河，虎口脱险。
身为国民党参谋的舒玉瓒，为民族统一和营救共产党的领导人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抗战胜利后他任东北铁路警察总局少将督察长，东北绥靖总司令部少将参议。1948年投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工作期间，他依国民党少将的身份，与共产党地下工作者配合，成功的解救保护了150余名中共地下人员民主人士和政治嫌疑犯。
去世31年后，家人才知阎又文的真实身份
2009年，北京市档案馆，“北平和平解放60周年史料展”中陈列的北平和平解放“四大功臣”的肖像中，有三位是山西运城人：傅冬菊、刘厚同、阎又文。其中万荣人阎又文是其中最为神秘的一位，新中国成立前，他的公开身份是傅作义秘书、国民党少将，但他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他明为国民党起义将领，实为党的统战工作者。甚至连他的家人直到他去世30多年后，才第一次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
今年8月初，在万荣县荣河镇上范村和光华乡西光华村，记者分别走访了曾与阎又文共事多年的傅作义司令部译电员薛起禄、总部新闻台台长王佃章，听两位老人讲述阎又文鲜为人知的“潜伏故事”。
去世31年才曝光的“潜伏者”
阎又文，1914年出生于山西荣河县(今万荣)，1936年就读于山西大学法学院。抗战爆发后，阎又文到傅作义部做了傅的私人秘书。1938年国共合作期间，被秘密发展入党。
阎又文与傅作义是同乡，阎又文逐步取得傅的信任后，在傅作义处担任文书、秘书，并最终升任少将新闻处长、奋斗日报社长、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1939年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期，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被傅作义“礼送出境”，阎又文与党组织的联系随之中断。
1947年底，傅作义升任华北“剿总”总司令，手握重兵。潜伏在傅作义身边的内线阎又文第一次被起用。其间阎又文将国民党高层对华北的战略决策及军事部署、傅的思想动向告知中共中央，对党中央决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
北平和平解放后，阎又文继续以隐蔽身份参与策划绥远和平起义。新中国成立后，阎又文在水利部任职，后调农业部。1962年9月25日，因患食道癌去世，年仅48岁。
有关阎又文解放前的情况，其碑文一笔带过：“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碑文中甚至没有记载其参加革命的时间和入党年份。若干年后，阎又文子女因“父亲历史问题不清楚”，在入党、提干时屡次“卡壳”。
1993年，阎又文二女儿的领导、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刘光人偶遇曾经的同事、同样是老地下工作者的王玉，刘光人才知道“阎又文是我党深度潜伏的隐蔽战士”。而王玉就是阎又文的绝密单线联系人。由于保密需要，除了中共高层少数领导人外，没有人知道阎又文的真实身份。
1997年，曾任中顾委委员、长期从事中共情报工作的罗青长同志的一篇回忆文章在《北京日报》发表后，阎又文的真实身份首次被公之于众。他为“潜伏者”搭线
前不久，89岁的王佃章老人收到了阎又文小女儿阎京兰的来信。信中，阎京兰告诉这位父亲的老部下，自己正在搜集材料准备写一本有关父亲的书，希望王佃章老人“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回忆一些有关父亲的往事”。几天后，王佃章老人亲自找到了曾在傅作义司令部机要室工作的薛起禄老人。在家人的帮助下，现年90岁的薛起禄老人向记者讲述了他为阎又文和党组织“搭线”的故事。
薛起禄1920年出生。完小毕业后，在附近一家杂货铺“熬相公”。1944年，薛起禄偷偷跑到河对面的陕西报考译电员。1944年8月，薛起禄被分配到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的长官部，成了机要室中的一名译电员。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几天后，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王玉接到了上级指令：到绥远(今内蒙古)傅作义部队中去找一个叫阎又文的地下党员。
1946年春节后，王玉化装来到包头。当时，傅作义司令部驻扎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城郊一个原日军营房里。身为上尉译电员的薛起禄正好受派出差到包头。
“在包头的第一晚，住在一个叫„广行西‟皮毛站开的旅馆，我先入住，后来王玉也住进来了，我穿着军装，王玉是商人打扮。在一个房间又口音相似，就越聊越投机。”
王玉从薛起禄口中了解到，阎又文在傅作义部担任傅的秘书。化名“张治公”的王玉告诉薛，他有个多年失散的弟弟，听说也在傅作义部队，希望薛帮忙查找。
第三天，两人同行回到归绥。王玉被安置在离兵营不远的旅社里，在这个旅社里，两人结成了盟兄弟。两天后，王玉以薛表兄的身份进入傅的司令部。薛还利用自己在机要室的方便，为王玉开了自由出入部队防区的路条。
为了帮王玉找弟弟，薛特别介绍王玉与兼任奋斗日报社社长的阎又文认识，在报上登了三次寻人启事，后来，王玉买了两包点心登门拜谢阎又文。但薛起禄并不知道，正是他的引荐，阎又文这条内线才被“激活”。
资助“地下党”20两黄金
在王玉后来的回忆中提到，他找阎又文之前，边区保卫部领导特意嘱咐，一是和阎又文建立绝密单线联系，不允许和任何地方组织发生关系；二是要阎又文了解和掌握重大的具有战略性的政治军事情报，了解和掌握傅作义和蒋介石的关系。“别的一律不要搞”，以免增加暴露的风险。
虽然通过薛起禄的“帮助”，王玉与阎又文接上了头，但联系仍多有不便。王玉只好开店打掩护。而开店时，薛起禄还借给了王玉20两黄金。薛起禄老人还能记起当时的情景。那是1946年冬的一天，王玉找到薛起禄说，有人盯梢，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买了一些皮货，带的钱不够需要向薛借点钱。薛起禄没有犹豫，就借给了1700万(当时的货币)，另外还将27只金戒指和一个金镯子也拿出来做了抵押，当在皮场。当时，王玉还给薛起禄写了字据：借20两黄金。
王玉拉上了薛起禄当靠山，持着十二战区司令部机要室的证件，往来于归绥和包头，与阎又文保持着密切联系。“差不多一个月，王玉来一趟归绥，有时一个月还来两三次”。此时的阎又文已是国民党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傅作义的随身机要秘书。傅作义主持的军政会议，都由阎负责记录，重要电报、文件及讲稿都由阎起草。阎又文正是利用这一便利条件，把傅作义的军事实力、作战计划、师以上将领的情况以及傅和蒋的矛盾等重要情报通过王玉传递到了中共中央。
此后，傅作义部进驻张家口。王玉和薛起禄联系只能靠书信往来。薛起禄记得，王玉后来给他的信中写到，在包头的皮毛站，字号义兴公，掌柜的叫胡兴平。王玉在信中清楚地告诉薛起禄：“拿你的钱，我们是要还你的，过了年还要给你翻一番。”
“潜伏者”的“蒲剧情结”
年届耄耋的王佃章老人仍能清楚记起半个世纪前的人与事。1921年出生在西光华村的王佃章，1938年考入傅作义部干训所，历任傅作义总部新闻台报务员、台长等职，后在《奋斗日报》《平明日报》工作。
在他的印象中，阎又文“潇洒儒雅、才华出众”，还是个铁杆票友。
1940年五原之战后，傅作义部赢得了难得的整训机会。其间，有不少文艺人才和进步青年慕名而来，当中有擅长蒲剧板胡的，加之傅部晋南人居多，蒲剧遂流行开来。
在阎又文多方联络下，陕坝青蚨祥货栈同意为演出提供场地。此后阎又文还亲自召集票友，整理剧目，分配角色，先后排练了《刺秦》《杀府》等众多折子戏，演出后颇受好评。
当时在陕坝的众多部队剧团中，惟独这个蒲剧团是一个业余组织。一无经费二无归属，就连戏箱也没有。每次演出都需要阎又文出面向别的兄弟单位借行头。一次，阎又文向傅作义提出买戏箱的问题，没想到傅慷慨应允拨付30万(当时的货币)。但当时物价飞涨，等款拨到位，戏箱至少需要70万，阎又文只好从别人那里买了一副退下来的半旧戏箱。
后来在阎又文的提议下，剧团召开了一个大会，会上王佃章提出为剧团取名“唐声业余剧社”，阎又文觉得还需加一个“歌”字，最终定名“唐声业余歌剧社”，阎则被选举为社长。
此后，唐声社收入不断增加，“从西安聘了角儿，还建了社址，置了200亩地，说是给社员将来养老用。尤其抗战胜利后，大家觉得仗终于打完了，该开始新的生活了”。
在王佃章老人的记忆中，阎又文这位同乡兼长官是个铁杆戏迷，“经常会上台，演„须生‟，嗓音挺好”。此外，阎又文还从其他单位抽调人员充实唐声社。王佃章最初在奋斗日报电台工作，后来被阎点名调到了他兼主任的贯彻社，“为的就是我有更多的时间把剧团搞好”。
1948年，由于战事吃紧，阎又文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和平解放北平的事业中。
现在的书籍影视太随意
追随傅作义将军20余年，王佃章对傅将军的“爱国、爱兵”深有体会。
王佃章1938年进入北路军(傅作义部)干训所学习，“第一堂军事课是学习打绑腿，绑腿必须从里往外打，就是„不往里打‟的意思，表示„不打内战‟。还要挽三个花，代表„三民主义‟。可见傅作义将军是一心抗日，不希望打内战的。”
采访中，老人给记者拿出一本几年前出版的有关傅作义将军的书，情绪甚至有点激动：“这本书，有关绥远起义部分，有关傅将军说的话，好多都是凭空想出来的，都不尊重历史。”
记者看到，在两百多页的书中，老人用笔标出几十处“错误”。随后老人凭借记忆将书中标记的“错误”一一做了纠正。“现在的书籍太随意，我很少看电视。但前几天我看一个电视剧，剧中的傅作义大碗喝酒、抽烟，要知道傅作义将军是不抽烟、不喝酒的。”
活着就是一种幸福
“三千地下党暗战北平”，是不少回忆文章对解放前北平的描述。“北平和平解放是水到渠成的事”，作为亲历者的薛起禄和王佃章老人对此感触尤深。
王佃章老人回忆，在傅作义部队干训所四个大队中，三个大队的指导员以及政治部副主任潘纪文都是共产党员。“解放后我才知道，其实干训所所长苏开元、政治部主任周北峰都是共产党员。再加上秘书阎又文，傅作义身边都是共产党。蒋介石的特务说，傅军成了„七路半‟了，就是快成八路了。”忆及此，老人开心地笑了起来。
与王佃章不同的是，1947年底的薛起禄是傅作义司令部机要室译电员。机要室墙上挂着一幅地图，薛的印象中，地图上几乎标注的总是失地，司令部也是越挪越在城中心。起义消息宣布时，薛起禄感觉轻松了一大截，“这一刻终于来临了。所有人，都已经厌恶了战争。”
起义后，薛起禄被改编在华北军区二纵司令部。此后，已是军管会干部的王玉找到薛起禄，希望他到华北军政大学学习。薛希望参加工作，但提出先回家看一看老母亲。1949年春节后，薛起禄返回北京，但王玉的部队已经调离。在傅作义的私立奋斗中学工作一年后，薛起禄回了万荣老家并很快结婚生子。
“文革”中的薛起禄含冤入狱15年。1980年平反。出狱后的薛起禄开始四处写信找“张治公”，但一直没有找到。
1997年，薛起禄无意中在公安部主办的《金盾》杂志上看到了一篇题目为《隐藏在傅作义身边的共产党员》(作者刘光人)。里面提到了王玉，他这才知道，自己结拜兄弟“张治公”真名王玉。后来，在家人的陪同下，薛起禄去了一趟北京，但彼时王玉已经去世。
在多方努力下，几年前，政府部门给薛起禄老人的生活补助也由几十元增加到了400多元。与薛起禄命运相似，王佃章随傅作义、阎又文赴绥远策划起义后，在绥远军政委员会任职。1958年被错划右派，回乡劳动，1978年平反复职，1983年离休，享县团级待遇。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佃章老人和薛起禄老人虽听力下降，但思维都异常清晰。回忆起近一个世纪的坎坷经历，两位老人都很平静淡然，也许正如薛起禄所言，“见惯了太多的流血，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王锐：周恩来“文革”初何以要对北京公安局班子“一锅端”？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时间：2013-04-15 点击：359次
北京市公安局成为“文革重灾区”
众所周知，“文革”中，公安部门是“重灾区”。其中又以北京市公安局为最。而10年“文革”中，又以1966年至1967年的“文革”早期最烈。
资料显示，仅1967年12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提交给公安部，题为《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和《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两份材料中，就渉及北京市公安局全部正副局长10人（包括已调陕西任省委书记的前局长冯基平），正副处长，分局及县局正副局长117人，被诬为“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另有科及科以下1000余干警受牵连。材料称，北京市公安局，“全局有1000多坏人”。决定彻底砸烂北京市公安局，全面改组（见《京都公安局长冯基平传》第334页，群众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
探究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京师地位重要。北京是首都，地位在全国举足轻重，治安好坏，关乎首都安全和囯家形象。
其二，公安局性质特殊，掌握有相当实力的半武装警力（包括公安部队即现今武装警察部队的调动使用权），以及技侦、刑侦等特殊手段。极端情況下，甚至可对党、政、军高层领导及家人使用这些手段。比如1967年初，对付主要由高干子女组成的“联动”（其中不乏党和囯家领导人子女）；以及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中，跟踪包括叶帅在内的军方高层的小车，并拍照，记车牌号上报追查等。
至于当年北京市公安局有关部门，对某些党政军高层人物本人，动没动用过监听、窃听等技侦手段，笔者沒有确切资料，不敢妄议。不过，倒是见到不少当年高层人物，比如叶帅、徐帅，以及一批军方高层将领怕窃听、防窃听的回忆和记叙。有文章记载，叶帅哪怕在部队戒备森严的西山住地，有段时间，每有访客上门谈话，他必将收音机音量开大，制造噪音和干扰，才肯正式谈话，以防窃听。
甚至邓小平这样的人，也怕窃听和防窃听。其女儿毛毛的书中披露，1976年4月，邓被第二次打倒。其后，软禁家中。每要与家人言及时局等敏感话题，总是来到卫生间，关上门，将浴缸水龙头开到最大，在哗哗水流声中谈事以防窃听。连当年10月，小儿子在外面听到拘押“四人帮”消息后，回家来告他。邓亦是引至卫生间，打开浴缸水龙头后才敢听。邓，叶都长居中共高层，对各种内幕知之甚深。如此小心防范，恐怕不是没有原由的。
正由此，每当时局生变或将面临大变，北京市公安局这个机构及其领导班子，就特別敏感，或成“兵家必争之地”。“文革”中北京市公安局成“重灾区”，几任班子为此大吃苦头，结局都不太好，其深层原因也在这里。
不过，对于“文革”时北京市公安局成为“重灾区”的原因，大陆官方（甚至包括非官方）的文献记载和叙述，大都比较笼统地归于林彪、“四人帮”，少数将之归于毛泽东。基本上没提到周恩来在其中起的主导作用和责任。这显然是有违历史亊实的。
近年，笔者研究“首都工作组”这一课题，其中，就渉及当年对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班子“一锅端”的亊实。而当时采取这一“非常措施”，其决策者及实际指挥者，正是周恩来。
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组才是“文革”中的第一个工作组
“文革”运动初期，向首都高校、各中学，和一些单位派出“工作组”领导运动－亊，成了毛泽东要整倒刘少奇，安于其头上最主要的一个“罪名”。
而几乎所有的“文革史”和相关文献都认为，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北大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后，当天晚上，北京新市委向北大派出的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大取代北大党委领导，是“文革”中的“第一个工作组”。
后来，有些著述又认为，此前一天，陈伯达率领的进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才是真正的“文革第－工作组”。而这个工作组，是5月30日，在北京的刘、周、邓联名向在杭州的毛泽东写信请示过，经毛泽东同意了的。
不过，笔者在研讨“首都工作组”及北京市公安局相关课题时，竟然发现，当年经高层指令，由公安部派往北京市公安局夺权的“李钊工作组”，其派出的时间比派往《人民日报》的“陈伯达工作组”要早半个多月。因此，这才是真正悥义上的“文革第一工作组”。
相关文献有如此记载：
1966年5月12日，公安部的谢富治派出了以李钊为首的44人工作组，夺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权。到6月20日，谢富治先后六次増派人数达313人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冯基平传》第328页）。
这个工作组由公安部人员组成，以李钊为组长。其时，李钊是公安部的一位局长。而谢富治是公安部部长，因此，这里说是谢富治派出。不过，亊情恐怕没有这样简单。其真相和内幕，应有相当深度。
首先，中共一直实行的是“党指挥枪”原则。对公安警力，也是这种组织控制模式。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班子组成和权力转换，是由北京市委做主。公安部对北京市公安局，只有工作和业务指导权，无人亊任免权，更无彻底改组权。直到现今，仍是这种模式。此其一。
其次，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囯人大副委员长，在党内高层的排名中，位列第八。而谢富治，在中央的地位和实权，远在彭真之后，起码差几十位。如果没有中央高层的授权和指令，谢富治再有十个胆子，也不敢派工作组到北京市公安局夺权。
再次，当时北京治安等方面，没有什么重大亊件发生，或北京市公安局班子，在其他工作中有什么严重过失，需要公安部派工作组进驻，接管其领导权。
因此可见，这次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夺权，是党内斗争的需要。具体点说，是相当高层的一次政治布局。李钊工作组也好，谢富治也好，不过是充当了一枚棋子。这些举措，主要针对的是彭真及其手下亲信。
彭真的失势倒霉，是从1966年初开始的。
由于他没真正领会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对姚文元1965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内幕详情一无所知，一开始就对姚文元这篇文章，采取抵制态度。《人民日报》及北京市委控制的《北京日报》，没有转发姚文元文章。直到周恩来出面打招呼，《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首都报纸，才在11月30日转发了该文而且比《解放军报》迟了一天。亊情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极为不满。
接下来，所谓《二月提纲》事情，在毛泽东那里更是火上浇油。1966年2月，彭真主持的“中央五人小组”起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朮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2月12日由中共中央批转全囯。后被毛泽东批为是“混淆阶级界线，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其实中共中央发出之前，彭真等专去武汉向毛泽东详细汇报过毛当时并未表示不同意见）。
3月11日，又发生了一件亊让毛泽东大为震怒的亊。《二月提纲》发向全国后，因是政治局常委会通过并向毛泽东汇报过的，上海张春桥等摸不淸气候，派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到北京“摸底”。杨在京找到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
11日晩，许向彭真汇报同杨的谈话。其中提到，杨问许立群，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彭真对上海发姚文心里有气，就对此回答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没料，正是此话大大触怒了毛泽东。
彭的这些回答，当即由许立群打电话给杨永直。杨回上海后向市委汇报。张春桥说：“现在有把握了，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
这一“电话亊件”，通过江青报给了毛泽东。毛震怒之余，决心搞掉彭真。
3月底，毛泽东在杭州两次找康生等人谈话，痛批彭真。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彭真是包庇坏人。甚至称，“北京市委要解散”。毛泽东发话后，形势急转直下。
按毛泽东指示，4月16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杭州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解决彭真问题。这次会议，破例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在毛压力下，会议上揭发批判了彭真所谓“反党罪行”。
4月22日，毛泽东作重要讲话。毛正式宣称：“我们面临严重的文化革命任务”。还说：“吴晗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朝中有人。中央有，各省市有，军队也有，斗争渉及面是很广的。”毛泽东在这里第一次明确表态，所谓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朝中有人”。这是要将斗争锋芒指向中央高层的信号。当时看，指的似乎是彭真。后来的亊态发展表明，这实际暗指的是刘少奇。
这次杭州会议，彭真与会在场。会完返京后，即被停职并遭软禁。
5月4日开始，按毛泽东指示，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但整个会议情况，由康生向杭州的毛泽东汇报并传达其指示。当天，《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称当前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囯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等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安部向北京市公安局派出了工作组，夺了北京市公安局党委的权。
两天后，中共中央华北局，向中共北京市委派出了工作组，说是“协助”北京市委开展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接管了北京市委，夺了市委的权。
北京市公安局8名正副局长先后被捕
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是邢相生。邢相生之下，有副局长吕展、闵步瀛、阎塘、张烈、李一平、张锋、焦昆等。邢相生此前任北京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是1960年代初，接替已担任副市长的冯基平任局长的。吕展这时是北京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还担任北京市公安总队（即现北京武警总队）的总队长兼政委。
公安部工作组进驻之初，原局领导班子成员，虽说大感意外，但还平靜接受。这些人，都是颇有经历，也受过中共党内历次政治运动磨炼的资深干部。这次也准备象以往那样，所谓在运动中经风雨，“接受组织审査考验”。特别是多数人认为自身各方面无大问题，不怕审查，充其量坐一段时间“冷板凳”而已。
然而，这回他们的估计大错特错，工作组不仅夺了他们的手中大权，而且正准备将他们置之死地。整个北京市，局势也越来越紧张。
5月14日华北局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后，原北京市委近于瘫痪。市委、市政府各高官、各部门，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但中央没对外宣布改组北京旧市委，建立新市委之前，一切仍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在运作，在进行。
5月23日，北京市委在“北京饭店”召开市委扩大会。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撤销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的决定。同时宣布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接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还宣布对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市委常委、市委政法部长（即现今政法委书记）刘涌，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贾星五等5人停职检查。此前被停职检查的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已于5月18日自杀身亡。
在这种严酷背景之下，因地位特诛，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很快遭到了灭顶之灾。
吴徳原是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在这次中央高层对北京市委大改组时，不知什么原因被选中，紧急从吉林召至首都，出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在“文革”后，出版有口述回忆录一册，其中，谈及这段经历：
1966年5月中旬，李富春同志打电话给东北局，传达中共中央调我到北京工作的决定。我当时是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同志打电话通知我，到沈阳汇报和交代吉林省委的工作以及交代我所分管的东北局文教方面的工作。
在吉林省工作多年，不免有些留恋，同时也知道“京官”难当。我见到宋任穷时，提出能否不去北京？
宋任穷说：工作需要，中央的调令，不能不去。
我又问：北京的情況怎样？他谈了些，又简单地说：彭真出了问题。（《吴德囗述
十年风雨纪亊--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3页，当代中囯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
吳德还说：“我到北京后，先去见了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笑着说：欢迎你来，中央决定你到北京市委工作，李雪峰任第一书记，你任第二书记。”吴德说：“邓小平要我先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北京的情况李雪峰与我谈。”
仅管如此，吴徳还是很快进入了角色。对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班子，采取“一锅端”的极端措施，吴德就是主要执行者之一。当然，他不是这一非常亊件的决策者。
6月5日，在首都体育馆，以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组名义召开了全市公安干警大会，有五千多人参加。吳徳代表新北京市委，谢富治代表公安部出席大会。吴德在大会上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宣布新组建李钊为局长的市公安局5人领导班子。相关文章记载说：
6月5日．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5000名公安干警大会上，新上任的市委副书记吴德宣布了北京市公安局新领导班子的名单，同时宣布对前任局长冯基平、现任局长邢相生以及其他领导成员吕展、闵步瀛、阎塘隔离审查，张烈、李一平停职反省。谢富治在讲话中说：“对一些反党分子、坏人撤销职务、停职反省，我们早有这个希望，今天终于实现了！”（见蔡明忠《“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中囯历史》2009年4月23日）
按吴德的回忆，当时他在会上宣布的所谓“隔离审查”，“停职检查”等表述，其实是文雅说法，真实事实其实就是逮捕。吴德说，当时，“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将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八个负责人先后逮捕”。（《吴德口述》第5页）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当时坐在台上主持大会的工作组组长李钊，本来是打算取代邢相生，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然而后来，这位新局长李钊也被捕了。吳徳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把北京市公安局长邢相生逮捕后，公安部长又派来一个局长叫李钊。后来，李钊也被逮捕了。”吴德还说：“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我更是摸不着头脑。”
不过，这里吴德的记述应是有误。公安部派去北京市公安局先做工作组组长，后来又当了局长的那位李钊，以后确实又被逮捕了。但那是差不多一年以后的亊。据原21军政委，“文革”初奉调公安部任副部级政治部主任，后来兼任部党组成员的施义之回忆，李钊是1967年4月以后，因牵涉原东北公安局“李平生专案－亊”，惹江青发火后，由谢富治授意逮捕的。施义之回忆说：
1967年4月，谢富治在部党组会上要我找几个人成立个专案组，从总参接收一个叫李平生的案子。
谢富治交代我们，不要问他什么，过些日子看他一次，他说什么就记录什么。李平生讲的內容大概有汪金祥同高岗的关系、同苏联顾问的关系，有关毛主席从苏联回来路经沈阳的消息通过逆用电台报台湾的亊，还说到江青有病要烤电，等等。除渉及汪金祥，还渉及公安部的李钊(局长)......李平生讲的问题越来越多，我觉得不可信，对他的品质发生了怀疑。两次派干部去辽宁，吉林了解李平生的情况，走访了40多人，都说李平生在诬告人，许多问题是无中生有。我认为李平生在诬告人，征得李震同意后，写了报告建议拘留李平生以弄清问题。
对于我的报告，李震向我传达谢富治的话，“江青看了报告又发火了，说怎么把揭发问题的人拘留，不管揭发的准不准，从中找线索嘛”。从这批评看，是要利用这些人的无中生有，达到打倒一批老干部的目的。我对搞专案有了疑问。
过了不久，谢富治要我和李震去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到那里看到谢富治、吴法宪和空军政治部保卫部的干部。谢要我立即把李平生案子移交给空政保卫部。同时，谢富治要我把北京市公安局长李钊抓起来，我回部后安排別人去执行了。我明白，上面对我处理李平生专案极不满意。（施义之《文革初期我在公安部》《炎黄春秋》2013年第3期）
可见，李钊后来之被捕，是渉及其他事，而不是北京市公安局班子问题。而且时间在1967年4月以后，不是“文革”之初。
老局长冯基平陕西被拘押
其实，当时被关押，以至最后被捕下狱的，不止现任局领导班子成员。还有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后已升任北京市副市长，1964年调陕西省任省委常务书记的冯基平，以及长期分管政法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
在《冯基平传》中，详细叙了冯被捕经过。此时，冯基平正在北京治病养病。
1966年5月28日，陝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的秘书从西安打来电话说：“霍书记找冯书记说话。”冯基平赶忙来接电话。霍士廉在电话上说：“老冯，病治疗得怎么样了？澜涛的意见，北京乱哄哄的，是不是请你回来，到临潼去疗养，那里清静些，你看怎么样？省委是不是派人来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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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基平带着秘书5月31日从北京上了火车，6月1日到达西安。6月5日晚上9点多，陕西省委行政科长白泉来到11号院冯的住处，对冯基平说：“霍书记请您去一趟。”冯基平跟白泉走了，来到霍士廉的办公室。这时，西北局书记王林和霍士廉向冯基平宣布：“从今天起，中央决定你停止工作，隔离审查，交待问题。”冯基平一言未发就退出来。接着，省公安厅副厅长鲁夫来了，从秘书手中把冯基平的手枪收去，后又查看了室内的电线，最后对冯基平的秘书们说：“这儿，由我负责，不要你们管啦，冯基平的秘书工作，由西北局派人。”（见《冯基平传》第327至329页）
冯基平被“隔离反省”后，由省公安厅负责关押监管，被当做“敌我性质”对待。一个长期担任京都公安局长的省委常务书记，竟然一夜之间变成“阶下囚”，受到如此对待，实在让人感叹。其实就连陝西省最高层人物，也不知他到底犯何亊。
当时，同为陕西省委书记的章泽，曽悄悄问冯基平的秘书：“老冯是什么问题？”秘书也一脸茫然，回答说：“不知道。”再以后，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被红卫兵批斗时，红卫兵问他：“冯基平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叛徒问题？”霍士廉也老老实实回答说：“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我不清楚。”
8月，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组”根据公安部专案组意图，弄出一份《北京市公安局已成为反党集团
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和阴谋政变的工具》的材料上报。正式将北京市公安局原班子，定性为“阴谋政变工具”。由此株连的人，数百上千。正式逮捕者，也数以百计。北京市公安局，正如吴德所说，被“一锅端”了。
冯基平后来被送到北京，关入秦城监狱。
讽刺的是，这秦城监狱，正是冯基平当时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时，亲自主持建造的。整个监狱布局和牢房建筑，都是他找人设计的。许多狱中措施和规定，都是他拍的板。比如说，所设置的封闭性单间（隔离间），无窗无灯，一片黑暗，墙的四壁都镶贴了弹性橡胶皮，头撞上去会弹回来，使你无法自杀。建造秦城监狱时，这位大权在握的京都公安机关首恼，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他本人也会被以囚犯身份关到这秦城来，而且“享受”这“单间”待遇。现实的荒谬，何至如此！
冯入狱后，也亲尝了隔离间滋味。同时，因为他坚决不认罪，不肯按专案组意图交待问题，被称态度恶劣。亊情报到了分管专案的康生那里。1967年12月1日，康生提出，要给冯基平加铐子。
到了1968年1月3日，康生在专案组上报的一份材料上写下如此批示：
刘仁、冯基平、徐子荣、崔月犁等这伙反革命敌特分子，出卖党、政、军核心机密，叛党、叛国，罪该万死。对他们不能用对一般犯人的方法对待，要防止他们自杀，打击敌人的顽固态度，将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地突击地审问的工作。（转引自《冯基平传》第335页）
由此，冯基平等在狱中上了手铐。刘仁当是北京市委第二书记，长期分管政法。崔月犁是分管政法的副市长。徐子荣是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当年罗瑞卿离开公安部时，曾向中央推荐徐接任公安部长，未获毛泽东同意，后调谢富治出任公安部长。徐子荣一直被视为罗瑞卿心腹、“死党”，“文革”开始，徐也随罗遭殃，直到被迫害致死。
冯基平还上的是“背铐”。这种“背铐”非人待遇，他整整上了4年多。据称，最后，是毛泽东听汪东兴关于冯案案情，以及冯狱中不服管教监规的情况汇报。其中提到，冯基平不认罪，不服管教，因此戴了几年“背铐”的情况。毛听后，皱了眉，当场发话说：“把那玩意儿（指背铐）给他摘下来。”专案组及秦城狱方，这才解了冯的“背铐”。
冯妻汪璜，后来亦因冯基平牵连被捕，也关于秦城监狱。
关押甚至逮捕北京市公安局领导成员，以及与之相关的领导，应当说，这是非常时期下的“非常措施”。原因只有一个，是中央高层人物，对北京市公安局一帮人不放心。因为担心他们都可能是“彭真的人”。
深层原因是，要保证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运动，顺利向纵深发展；同时，更紧要的是，当时要保证毛泽东在北京的绝对安全，防止倒台的彭真发动“反革命政变”，就不惜采取这种过激的非常措施。
说到底，这就是“政治需要”。管你有罪没罪，无辜还是不无辜，先抓起来再说。政治的残酷性，玩政治者的冷血与与无情，于此可见一斑。
周恩来及其所主持下的“首都工作组”
前文讲过，吴德说将北京市公安局正副局长8人全部逮捕，一网打尽，其指令，是“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
这个“中央负责同志”，正是指的周恩来。而具体决策和执行依据，则是当时新建立起来其职权跨越党政军警各界，权力极大的一个称为“首都工作组”的特殊机构。当时“首都工作组”一切重大行动和举措，均要周恩来最后拍板。
关于对外界来说，显得很神秘、很不寻常的“首都工作组”，一度曽参与其事的吴德，在回忆录中有如下记叙：
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叶帅是组长，办公室主任是王尚荣。工作组－是改组了北京卫戍区，傅崇碧任司令员，黄作珍任政委，卫戍区调进了两个野战军的主力师（七十师、一八九师）。叶帅对我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二是改组北京市委。我来北京前的二十几天，华北局派池必卿、黄志刚率工作组进驻市委，调查市委的“罪状”。三是改组北京市公安局，由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以华北工作组名义进驻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将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八个负责人先后逮捕。（《吴德口述》第4至5页）。
关于这个首都工作组成立的具体经过和背景，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66年5月15日，根据毛泽东关于“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周恩来与叶剑英两人联名给毛泽东，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报告。该报告提出组建一个以叶剑英为组长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的安全工作”。（《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
至于毛泽东是如何向周恩来下达这个“保卫首都”的相关指示，得指示后，周，叶两人又是如何商议，两人联名写信具体经过等，至今未得其详。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成立“首都工作组”的想法和最后决定，是由毛泽东在杭州亲自作出，并遥控在北京的周恩来予以落实执行。
据《周恩来年谱》，拟建的“首都工作组”共有11名成员，他们分别是，组长：叶剑英；副组长：杨成武、谢富治；组员：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首都工作组”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1页）。
从成员名单来看，这个小组的11位成员，都是当时中央党、政、军及负责安全保卫等要害部门关键位置上的关键人物。
叶剑英代表中央军委，杨成武代表总参谋部，谢富治代表公安部，刘志坚代表总政治部，李雪峰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代表国务院，郑维山代表北京军区，傅崇碧代表即将扩建的北京卫戍区，万里代表北京市委。就是说，当时中央及北京地区分管一方的实权人物，都进入了这个“首都工作组”。
更重要的是，报告提出，新组建的这个“首都工作组”，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也就是说，这些人可以超越所在机构和部门行事。其处理问题权限和指挥权限，不受原机构或部门的管辖及指挥，“只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因此，这实际上是一个横跨党政军并超越其上的重要机构。而所谓“只对政治局常委负责”，也不过是一句空话。其实际内容就是，只对周恩来一个人负责。而周恩来，只对毛泽东负责。
从此举看，其时，毛泽东对周恩来是充分信任的。否则不会将关系着毛自身安全的如此权力，如此重责，放心交付于周。
“首都工作组”成立后接连搞的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委、北京市公安局这三个重大改组行动，体现或执行的正是毛泽东某些意图，由周恩来具体负责实施和指挥。
不管毛泽东也好，周恩来也好，其着眼点，最主要的，还是“防政变”。周恩耒之所以坚决彻底地对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班子“一锅端”，恐怕原因正在这里。毕竟，彭真在北京市经营已久，威信和影响巨大。而北京市公安局掌握着相当警力（包括北京公安总队），以及一些特殊手段。现在搞掉彭真，怕出意外，所以干脆来个“－锅端”。走向军管、刘传新结局及其他
北京市公安局原领导班子被搞掉后，由公安部工作组代掌其权的局面大致维持了半年左右。随着“文革”局势的发展，尤其是，全囯范围内，对运动初期“工作组”问题的否定批判不断升级，“工作组”，已成了“镇压群众”，“破坏文革运动”的代名词。在此大背景下，公安部这个“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组”的日子也开始不好过起来。
到1966年年底，在公安系统内部造反派，和首都政法系统大专院校红卫兵的双重夹击下，北京市公安局这个由公安部工作组为核心的领导班子，不单失去了往日的权威，说话没人听不说，自身地位也芨芨可危。
1967年1月，在“一月风暴”影响下，北京市公安局也被“夺权”。关于这次夺权经过，带官方性质的正统著述，有如下记载：
阴谋家谢富治，依据形势的发展，认为公安部的“工作组”不能尽快砸烂公安局，于1967年1月17日，鼓动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造反派的头斗陈荣金、徐贵春与公安局“公安公社”造反派的头头王应凯，接管了北京市公安局。（《冯基平传》第333页）
这种叙述，显然与事实真相有较大出入。真实内幕是，这次北京政法学院学生进驻并接管北京市公安局，是经周恩来同意并亲自下的指示，得中央最高领导层批准才行动的。责任根本不在谢富治身上。
知晓内情的公安部前核心领导小组成员施义之，对此记叙说：
公安部派局级干部李钊、刘坚夫、程诚等一批干部去接管北京市公安局的工作。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接管干部也成了批斗对象，他们都要求回原单位。中央决定从军队抽调干部去实行军管。正在这时，以政法学院学生为主的群众组织“政法公社”要求接管公安局，周恩来总理同意让他们试试。“政法公社”接管公安局后镇压了四季青公社的一派群众组织，对社会上发生的一些打人、武斗等亊件，他们无力处理。为此，公安部还专派一些局、处和一般干部协助他们处理。鉴于这种请况，周总理又给“政法公社”的群众做工作，说你们能力不行，公安局应该由军队接管，要“政法公社”撤出北京市公安局。（施义之：《文革初期我在公安部》）
可见，这次北京政法学院学生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并夺权，既非造反派野心，更非林彪、“四人帮”甚至谢富治“阴谋”。而且，笔者认为，如此重大并且出格的事情，如果不是毛泽东发过话或点头首肯的话，起码也是周恩来摸准了毛泽东的心思，才指示让红卫兵接管首都公安机关的。有相关文献为证。
据《周恩来年谱》，此前一天的1月16日，周恩来当天的活动有如下记载：“参加中央碰头会。会上，毛泽东说，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周恩来年谱》下卷第113页）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原来打算实行军管的北京市公安局，突然改由学生接管夺权，其指令来自中央最高层。
不过，这种带有胡闹性质的，由政法学生接管首都公安局的尝试没持续多久。仅仅过了20多天，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就实行了军管，正式建立了“中囯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后更名为“中囯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最初的领导班子，中央作如下安排：军管会主任牟立善，军管会政委范普权，副主任：刘传新，王更印。这几人均是从各军区抽调的现役军以上干部。后来，牟立善、范普权因故未能到职。真正到任的是两位副主任，刘传新和王更印。
由于刘传新排名在前，又更善于揣摩及迎合上面的意图，刘传新大受高层赏识重用。这里所说的高层，既包括北京市委和公安部主要领导谢富治、吴徳这些人，也包括周恩来，还有江青，甚至包括后来进入中央大权在握的王洪文、张春桥、华囯锋等。由此刘传新统治北京市公安局差不多整整十年，开启了首都公安机关的“刘传新时代”。刘传新后来官至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局党委书记等，成京城权贵之一，风光无限。
刘传新原是南京军区某军的副政委，被称为“能文能武”，颇受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赏识。中央决定对北京市公安局实行军管时，拟抽一千多军官进驻。南京军区名额中指定要军职干部一名任市局主要负责人之一。南京军区杜平政委、鲍先志副政委等几人找许世友汇报研议时，许世友发话说：“叫刘传新去！”一锤定音。该军前身即华野X纵，该纵队是许世友的基本部队，许世友熟悉刘传新。
中央当年决定对北京市公安局实行军管，带有对全市各级机构和人员从上至下全面改组，彻底铲除彭真旧有影响和势力的意图，因此组建的军管阵容非常厐大。共抽调有各级军官1400余名，名单报上来，人员在北京集中后，由公安部进行政审。施义之就是当年负责审查接送这1000多军管干部的主要负责人。
施义之回忆说：“到公安部后我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带政治部的十多位干部审查从大军区调来、准备到北京市公安局执行军管任务的1400余名军、师、团、營、连干部。”又说，“政法公社撤出，1400名军队干部开进北京市公安局。进驻前在北京饭店开了动员大会，有谢富治、李震、杨奇凊、吴德等人参加。谢富治、吴德讲了话。”“其中军级干部任市局领导，师级干部到各区分局任领导，团、营干部为处、科领导，连级干部到各派出所。”
刘传新接任后，对高层要彻底清算改组首都公安机关的意图大概心领神会，而且跟得很紧，开始了一系列动作。3月24日，军管仅一个月左右，刘传新就对北京市公安局作出了彻底否定的结论：“市公安局文化大革命前是个地地道道的黑窝子。一批黑帮长期为非作歹，作恶多端，在政治上与毛主席相对抗，千方百计反对毛泽东思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企图资本主义复辟。”几个月以后，刘传新主持下，军管会先后弄出了《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和《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两个材料，诬陷公安局“是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1000多坏人”。
不仅如此，刘传新指使专案人员从市公安局的侦察案卷中，搜集各级领导的审查批示，编写了题为《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的情况报告》，称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焦昆、张烈、闵步瀛等31名领导干部“里通外国”，是“供给敌人情报的批准人”。之后，专案组还在另一份《关于冯基平、邢相生、闵步瀛、张烈、焦昆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内幕》的材料中，将冯基平定为“特务分子”，邢相生定为“特务嫌疑”，闵步瀛定为“京津铁路局督察室特务”，焦昆定为“ＣＣ特务”，张烈定为“叛徒嫌疑”。
由此，刘传新为中央高层当年将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班子“一锅端”，找到了依据和“罪证”。
正如康生在刘传新的汇报材料上所批示的：“这对彭真、罗瑞卿、徐子荣、凌云、刘仁、冯基平等人的反革命活动是有力的证据。”
有意思的是周恩来的态度。对这些人他应该说是相当熟悉的，有些人他可谓了若指掌。可是，对这些明显的诬陷不实材料，他不提任何反对意见，而是批示照送毛泽东不误，坐等毛泽东发话。
倒是毛泽东自已，看出了其中的荒谬和不可信。1967年12月，毛泽东对刘传新上报的材料，提出了质疑：“10个局长都是坏的？处长都是坏的？1000多人都是坏的？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还能蹲得住吗？”
不过，仅管毛泽东发了话，一直到文革结束，冯基平、邢相生等北京市公安局原领导班子成员的“罪名”及处境，也无根本性改变。
世人对刘传新非议责难较多的，还有就是他在1976年“天安门亊件”中的表现。尽管他是当年周恩来信任并委以重任，歩歩高升起来的，但在周与江青、张春桥等“四人邦”的矛盾激化并公开化后，他站到了后者一边。
1976年淸明前后，因悼念周恩来引发的“四五”群众运动中，刘传新不仅组织全部警力，卖力镇压广场民众，而且动用技侦手段，追后台、追线索，追到了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军方将帅头上。据说渉及邓小平、叶剑英、徐向前、邓颖超、胡耀邦等30余人。刘传新这是把绳索往自已脖子上套，他最后的下场已经注定了。
几个月后，“四人帮”垮台，刘传新顿觉大祸临头。果然，北京街头很快出现了类似《向刽子手刘传新讨还血债》这样的大字报及漫画等。
1977年1月27日，经北京市委批准，刘传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长的职务，接受审查。
当年5月18日，刘传新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召开“批判刘传新大会”的通知。据现场目击者称，当时，他脸色苍白，一言不发。第二天上午，北京市公安局的全体干警聚集在北京体育馆内。一个小时过去了，大会仍然没有开始的迹象。人们坐不住了，互相询问。突然，不知从何处传来一个令人惊愕的消息：刘传新自杀了！
刘传新虽死，但北京市公安局在任领导班子的“文革”所作所为，仍要淸算。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公安局，正式“清查四人帮在市公安局的罪行”。对刘传新以下的班子成员，也来了个“一锅端”。二把手，军管会副主任王更印，副局长单春林被隔离审查；另外三名副局长被宣布停职检查。
同年7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刘坚夫出任北京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公安局长。9月，原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复出，担任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1977年1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的通知》，军管会时期留下的793名军队干部全部撤离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的“文革军管”，才正式划上句号。
第二篇：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简称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原白求恩军医学院，是一所解放军军医学校，隶属总后勤部，地处河北省石家庄市，占地15.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0万多平方米。
学院历史 [编辑]1939年9月18日，在聂荣臻领导下、由白求恩倡议并参与创建了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是共产党领导创建的最早的医学院校。
1939年11月，白求恩以身殉职，12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纪念白求恩》。1940年，学校更名为白求恩卫生学校。
1948年，白求恩卫生学校护士队创建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护士学校。1949年，更名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高级护士学校。1951年，更名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护训队。1951年，更名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护士学校。1951年，创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医训队。
1952年，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护士学校、医训队合并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医务进修班。1954年，更名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护士专修科。1957年，更名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护士学校。1963年，升格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卫生学校。
1963年，更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后勤部卫生学校。1969年，更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军医学校。1986年，更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卫生学校。
1992年，升格中国人民解放军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1999年，升格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军医学院。
2005年，撤销，并入第四军医大学，成为第四军医大学白求恩军医学院。2011年，恢复独立，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
成立简介
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由原白求恩军医学院改建，成立大会于2011年9月18日在该校白求恩会堂召开。大会由总后司令部刘卫平副参谋长主持。在全校官兵齐唱国歌后，总后政治部陶德平副主任宣读了中央军委关于该校改建、编制调整的命令。第四军医大学和该校签署交接纪要，双方领导先后发言。总后副政委刘晓榕代表总后党委和廖锡龙部长、刘源政委出席大会。刘晓榕向该校授旗，并宣布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改建成立。
发展历程
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是一所办学历史悠久、传统优势独特、办学特色鲜明的院校，已有70年的发展历史。1938年开始办学，1939年9月18日正式建校，白求恩同志亲自倡议并参与了学校的创建，时称“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不幸以身殉职，为了纪念他为学校创建做出的特殊贡献，1940年，学校更名为“白求恩学校”。1964年，编为北京军区后勤部卫生学校；1969年，命名为北京军区军医学校；1993年，更名为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对外称白求恩医学高等专科学校）；1999年5月，更名为白求恩军医学院；2004年9月，改建为第四军医大学白求恩军医学院。
所获荣誉 创建70年来，在各界的支持和关怀下，在一代代白求恩传人的执着追求下，我院一直在为部队培养“信得过、用得上、留得住”的合格卫生人才而不懈努力。建院迄今，已培养4万余名医务技术人才。学院始终坚持用白求恩精神建院育人，坚持为基层部队服务的办学方向，形成了既不同于地方医学院校，又有别于军医大学的办学特色。战争年代学院培养了3000多名“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白求恩式的医务工作者”。和平时期学校积极探索培养部队基层“信得过、用得上、留得住”卫勤保障人才的新路子，获得了军队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和国家优秀奖。新的历史时期，学院全面加强素质教育，再获军队级教学成果一等奖。近年来，学院按照“举旗定位办特色，筑巢引凤上质量”的办学思路和“特色立系，质量建系，依法治系，人才兴系，科技强系，科学发展”的办学理念，积极求生存、谋发展，办学方向更加明确，办学特色更加突出，办学水平进一步提高。学院不仅有白求恩精神等传统优势，经过长年锤炼，养成了“敢打硬仗，善打恶仗”的过硬作风。解放前，参加过“百团大战”、晋察冀反“扫荡”、收复张家口、解放石家庄等战役战斗。解放后，参加过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参加过察哈尔扑灭鼠疫的战斗和邢台、唐山抗震救灾。1985年起连续三年派出学员赴云南前线代职见习，分别荣立集体三等功。1984年和1999年，两次组训女兵方队，参加首都国庆阅兵，分别受到军委邓主席和江主席通令嘉奖。2003年抗击非典，学院张雁灵院长临危受命，出任小汤山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学院专门组建了医疗队参加小汤山一线战斗。2008年，学院先后三批抽组抗震救灾医疗队奔赴四川地震灾区，参加了灾后卫生救援工作。
第三篇：士官学校学员实习报告
实习报 告XX实用信息技术系
尊敬的各位首长：
时光飞逝，转眼在广西钦州边防支队锻炼实习的日子已经离我远去了，但是实习中的每一天每一幕却深深的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这次在广西钦州边防支队勤务中队锻炼实习，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机关中队完善的硬件设施，更让我们体会了部队优良的纪律作风；不仅让我们熟悉了机关中队工作的基本情况，更让我看到了将来在部队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这次实习是我军旅生涯中不可缺少的一次历练，将对我们今后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下面我将自己此次实习的情况向各位领导、教员和同学们作以简要的总结汇报。
一、实习的基本情况
我这次实习的单位是广西钦州边防支队勤务中队，我被分配在了支队指挥中心，而后又去了机要科，两边的领导都对我非常好，在实习中遇到不懂的问题都耐心给我讲解，教会了我很多学校学不到的技能，这让我非常感动。在机要科平时会有很多电脑和一些相关设备交给我维修，遇到不懂的霍参谋都会和我慢慢研究排除故障。我还负责支队的视频会议系统，还有一些投影设备，音响设备，都是机要科的领导耐心教我学会的。在指挥中心主要是负责一些视频监控的维护维修，都是主任带我去检查维护，遇到什么问题都给我说明问题在哪该怎么办。可以说我在这次实习中取得了很大的收获，学到了非常多的实用技能。而除了工作时间，平时我们都是服从中队的管理。中队管理非常严格，从室内
到营区，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分区，干部、战士人人有份，清理卫生不用统一组织，而是自己随时打扫，做到了检查时不搞突击，始终保持整洁。通过这次实习，我学到了过硬的业务技能，也看到了钦州支队全体官兵合格的政治素质，过硬的军事素质，严格的纪律要求，优良的作风养成。能在这样优秀的支队实习锻炼，我感到莫大的荣幸，所以从实习的第一天开始，我们一起实习的学员就向支队和中队领导表态，一定虚心向支队的官兵们学习，认真完成实习任务。在这次实习中，上班时间我们认真实习，学习业务本领，下班我们和中队战士们同吃同住，与战士们一起出操，一起训练，一起劳动，一起站岗，全面体验中队战友们的生活，深刻体会到战友们的辛苦。在实习中，我们寻找每一个机会，虚心向领导和战友请教，向他们学习各个方面的宝贵经验；寻找自身的不足，学习他们身上的优点。通过这次实习，我对自己有了清晰的定位，明白了自己的优缺点，清楚了下一步努力的方向，更加坚定了以后在部队建功立业的信心。
二、实习的收获与感受
（一）合格的思想政治素质
合格的思想政治素质是建功部队的前提条件。要想做好部队工作，就必须在思想上安心部队工作，要耐得住孤独寂寞。以我实习的支队为例，地理位置不是很好，附近人不是很多。而支队官兵没有抱怨没有情绪，有的只是默默工作，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这使我深深的体会到了军人的真正含义，感到了我们军人的可敬，正是由于他们这种无私奉献精神，才能建设出这样优秀的部队。
（二）过硬的业务本领
过硬的业务素质是建功部队的基本保证。不管在任何地方都必须要有真才实学，有真本事才能站住脚跟，靠坑蒙拐骗永远都过不了关，所以说有自己掌握和精通的业务技能在手就不怕干不出成绩，只要肯学，能吃苦，扎扎实实的干一定会干出自己的业绩，我会努力干出自己的成绩，并且一直向着这个目标努力。
（三）拥有扎实的文化知识
扎实的专业文化知识是我们建功部队的催化剂。我们士官学员和普通战士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我们拥有母校强大的师资力量和良好的学习环境，在一个开放广阔的学习的平台上学到了更多更新的知识，广博的知识将是我们在部队建功立业的根本。通过这次实习，我感受到部队为我们发挥专业知识特长、施展自己才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所以只要我们熟练掌握所学的专业知识，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灵活应用，就一定能在部队这个大舞台上展现身手，有所作为。
（四）拥有克服困难的勇气
克服困难的勇气是我们在部队做好每一项工作的基础。也许当我们毕业到了部队，投身于部队的建设中时，我们会发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可能会遇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可能会碰到许许多多的困难。因此，要想在部队干出成绩来，就必须拥有克
服困难的勇气，树立建功部队的信心，与部队的战友一起想办法，努力解决遇到的每一个困难。
最后要感谢学校首长给我们提供这次宝贵的实习机会，感谢教员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虽然短暂的锻炼实习已经结束，但这次实习是我们军旅生涯中的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要以这次实习为新的起点，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的约束要求自己，在最后这段时间里，认真学习，刻苦训练，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和各种能力，为胜任自己岗位的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为在部队建功立业奠定扎实的基础，不辜负学校首长和教员二年来为我们付出的心血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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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第四篇：在日本的注意事项
“一般性文化注意事项”有6项：
1）When entering a Japanese home, it is customary to remove shoes and position them facing the door.Follow your host's example（进日本人家里的时候，一般来说要脱鞋，将鞋尖对着门口的方向，可模仿主人的动作）.2）Most Japanese people avoid direct eye contact during conversations（大部分日本人在谈话间避免与对方目光对视）.3）If using chopsticks, avoid using them to point at someone and do not leave them sticking up in a bowl of rice（使用筷子吃饭时，不要用筷子指人，也不要把筷子插在米饭碗里）.4）Only ask people about their spouse or children if you are sure your conversational partner is married/has children.Asking unmarried people about a spouse or childless people about
children may embarrass a Japanese person（在于日本人交谈时，只有你肯定对方已经结婚并有孩子的情况下才可问及对方的配偶和孩子。如果向没有结婚或没有生育的人问侯配偶和孩子会让日本人感到尴尬）.5）It is customary to bring chocolate, cookies or cakes when invited to a Japanese home.Purchasing them in a department store where they will be wrapped is recommended（如果被邀请到日本人家做客，一般可以带巧克力、饼干或者糕点作为礼物。最好在大型超市购买礼物，并且包装）.6）The Japanese do not usually open gifts when they are presented（给日本人送礼时，日本人一般不会当面拆开礼物）.“商务文化注意事项”有8项：
1）The Japanese are accustomed to shaking hands upon greeting, though bowing is traditional and sometimes used as well.If your are bowed to, return the gesture by bowing either to the same depth or lower-the depth of your bow is indicative of the status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 and your counterpart（鞠躬是日本人见面打招呼的传统习惯，但也习惯于握手。如果对方向你鞠躬，你也要向对方鞠躬，深度应与对方相当或者稍微深一些——因为鞠躬的深度标志着你与对方在地位上的差别）.2）Consider using the honorific suffix san when addressing people when introduced: Mr.or Ms.Yamada can be addressed as Yamada-san（与日本人见面时使用敬体，比如与山田先生或者山田女生见面时应该称对方为“山田桑”）.3）Business cards are usually exchanged upon introductions.It is advisable to have yours printed in both English and Japanese.Use both hands to both present and receive cards.Read the
card carefully before putting it away（在第一次见面互相介绍时递上名片，名片最好是用日语和英语双语。注意要用双手递，也用双手接名片。接到名片后认真阅读以后，小心翼翼地收好）.4）Make business appointments in advance and be punctual（商务约会一定要提前确定，准时抵达）.5）Entertain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business arrangements and usually takes place after business hours at a bar or restaurant.Although business may be discussed, these outings
are primarily occasions for building friendships（娱乐是商务交往中的重要内容，一般是在下班时间去酒吧或者餐馆。在这种场合虽然也可能涉及商务，但主要是建立友好关系）.6）Business dress is formal and conservative.Men should wear a suit and women should wear either a dress or a suit（商务穿着偏正式和保守。男人穿西服，女人也要着套装）.7）Business gifts are very important in Japan.The gifts should always be wrapped and are often presented at first business meetings（商务礼品在日本非常重要。礼物必须包装，一般在第一次见面时呈上）.8）Be aware that the Japanese try not to disagree openly.They may avoid saying “no” by giving an unenthusiastic “yes.”（注意日本人不喜欢当众否决别人的意见，他们不说“不”，但是用一个不那么坚决和真诚的“是”来表示“不”的意思）。
我多次到日本出差，上面的注意事项自然烂熟在心，我还可以补充一个小贴士：检查一下箱子里带的袜子，有小洞的坚决扔掉，否则在日本吃饭、做客的时候就糗就出大了。我的一个法国同事，秉承法兰西人的伟大传统，一双袜子新3月，旧3月，有了洞洞再穿3个月。他就是从日本出差回来以后才彻底改掉了这个艰苦朴素的“不良”习惯。
第五篇：士官学校心理教育中心职能探索
摘 要 在士官学校建立心理教育中心是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提升学员心理素质的有效途径，是开展心理教学、推动心理服务工作的重要平台。本文主要是结合单个军人的心理素质要求以及士官学校教育特点，对如何定位士官学校心理教育中心机构的职能进行探索。
关键词 心理教育中心 士官学校 士官
中图分类号：e251 文献标识码：a
0 前言 心理教育中心的定义
教育中心，指的是围绕某一中心工作而成立的教育机构。心理教育中心指的是围绕心理服务中心工作成立的教育机构。在军队，心理教育中心的定义就是围绕军人心理服务工作成立的教育机构。具体而言，军队院校心理教育中心是以加强军人心理素质为目的，以开展心理活动和心理训练为主要手段，配合心理课堂教育推进心理服务工作的全面发展，是从事心理健康教育以及应对军队发展任务要求成立的组织机构。
心理教育中心的定位与职能
军队院校是军委统揽国防事务，谋求军队科学发展，寄寓一定军事战略意图而成立的。每所军队院校的存在都有它特定的专业领域，作为军队重要组成部分的士官队伍作用愈加明显，士官学校的意义也更加深远。心理工作是依附于每个军人的普遍性工作，它存在于人的思想和心理领域。在我军，它是隶属于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起着辅助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确保部队安全稳定的作用。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的行为不单纯受思想、观念的支配，而且也受情感、意志、人格等因素的影响。许多问题不能统统归咎于思想问题，用传统的政治教育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与此同时，心理工作能疏导各种心理问题，成为一种重要的手段。所以，在我国当前阶段，军队心理教育中心的定位就是隶属于思想政治工作范畴，辅助思想政治工作达成政治工作意图。
教育机构的任务主要是疏导和育人。心理教育中心作为教育机构的形式存在，它的职能就是疏导和育人。但是它的形式不是宣贯式的教育，而是通过开展一些心理活动、心理测试、心理行为训练等疏导官兵心理问题，提升官兵心理素质。但是它育人的形式不是宣贯式的教育，而是通过开展一些心理活动、心理测试、心理行为训练等疏导官兵心理问题，提升官兵心理素质。要响应好国家建立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这一战略指导方针，就必须对军队的信息化战争能力以及单个军人如何适应信息化战争要求作前瞻性思考。而隶属于心理工作的单个军人心理健康问题也是心理教育中心的工作范畴。完善的心理教育中心要达成以下四点目的：
2.1 能确保学员日常生活的思想稳定
和平年代心理教育中心的主要职能，就是通过各种途径确保学员的思想稳定和心理健康，确保部队的安全稳定。
（1）认识自我、悦纳自我、完善自我。通过心理授课、心理讲座、心理简报等普及心理健康知识，解决基本的、共性的心理问题，个别的要依托心理咨询室进行个体辅导，通过各种心理途径使官兵能认识自我、悦纳自我、完善自我。
（2）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教育中心的主要职能是教育。心理教育中心要端正学员学习态度，培育学员良好的学习习惯，辅助学员的专业技能学习。
（3）学习有效地情绪管理。人的情绪是不断变化的，确保学员掌握好情绪管理方法也是心理教育中心的内容。
（4）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促使身心健康发展。要利用心理教育中心，全方面普及心理知识，促进学员的身心健康发展。
2.2 能开展合作与组训能力训练
运用心理教育中心，举办心理活动，开展心理教育，围绕如何组织训练、如何管理等提升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挖掘和激发以班排长（特别是士官）为主的组训和管理能力。
2.3 增强对心理战的认识
核武器的存在消弱了我国遭遇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现在战争最尖锐的战场在隐蔽战线，在思想和心理领域，要配合好三战宣传，特别是现阶段心理战的特点以及对我们的影响。普及心理战知识，具有一定的反心战能力。
2.4 能进行战场情境模拟
完善心理行为训练场，开展情模拟训练。战争中伤亡最重的总是新兵，因为没有心理经历，没有适应时间。通过情景模拟，使官兵在没有战争的时候就经历第一场战争，形成实战环境下的心理经历。这项工作是战争时期心理教育中心的主要职能，能大幅度地提升官兵心理素质，减少伤亡。这需要与专业部队联合建设情景模拟训练基地。
心理教育中心设施及工作内容
（1）心理测量室。包括心理测评系统、心理档案管理系统等。心理测量包括智力测量、人格测验、心理行为测验等。在摸清兵员心理情况可以用scl-90等量表进行初步测验，把握总体心理情况；对有需要的来访者进一步确诊则需要开展专项测验。（2）团体心理辅导室。建设一个可进行多媒体授课的团体心理辅导室，定期举办心理讲座、开展心理活动、培训心理骨干。同时增加受训人数，力争面向全体学员传授心理辅导的基本技能和方法。（3）心理训练室。包括心理放松训练系统、心理恢复训练系统等，对有需要的学员进行心理放松和恢复训练。比如想象性放松训练等。（4）心理宣泄室。配备各种宣泄设备、宣泄套件等，为学员提供合理的减压途径与场所。比如仿真木偶、沙发墙等。（5）心理治疗室。配备高级电脑肌电皮温生物反馈仪、反馈性音乐放松治疗系统、行为矫正厌恶刺激治疗仪等，对学员进行科学合理的心理治疗。（6）心理战研究室。购置心理战设备、心理战资料，可供学员了解心理战，认识心理战。
应该注意的问题
心理教育中心的建设当前正处于边探索边建设的阶段，所以，在建设中要注意以下几点：（1）实际性。要建成即能直接投入使用。所以建设中要规划到位，分阶段进行。（2）前瞻性。要有预见性，不仅仅局限于官兵现实中心理问题，要聚焦于未来战争条件下官兵心理素质要求。（3）科学性。要实现数据管理的电子化，仪器操作的自动化，提高科学化水平。特别是在心理档案等心理资源建设上能在全军互通信息，建立数据链，实现电子管理。（4）要跨区域、跨领域的联合性。秉承服务于党和国家这一根本理念，注重与三战有效结合，与时代发展有效结合，不仅仅限于心理这一单域，也不仅仅限于某单一军校，要利用好地方资源，以其他科学为推手，促进心理服务工作的开展。（5）针对性。比如量表等，要从我国军队实情出发编制能确实测验的有效量表，而不能照抄照搬西方国家一些传统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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