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加强介入

第一篇：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加强介入

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加强介入，主要是以下几方面因素使然

一、谋求地缘政治利益

台湾在整个亚太地区的地缘环境中，战略价值非常突出，台湾海峡有“东方的直布罗陀”之称，北有琉球群岛，可通往日本，起着联系日本本土的作用，南有巴士海峡，与菲律宾隔海相望，是极为重要的国际航道。从地缘政治上看，台湾是辐射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最为理想的战略支点。1994年，时任美国海军部部长的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就曾说过：台湾是未来太平洋最关键之处，谁控制了台湾，谁就控制了亚洲大陆整个海岸。

在日本看来，台湾问题关系到日本根本的地缘安全利益，涉及到了日本的核心国家利益。台湾扼日本生命线之要冲，位于日本的“1000海里海上运输线”范围之内，是其南下东南亚，进入波斯湾，前往欧洲的必经之道，日本每年在这条航线上的运输量达5亿吨，其中包括日本所需石油的90%和核燃料的100%。事实上，从甲午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的战略部署，日本都是以台湾为战略“跳板”的。

当前，中日两国在东海大陆架、钓鱼岛、东海油气资源开发等问题上的争端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两国关系，而这些争端又大部分牵涉到台湾问题。特别是钓鱼岛主权之争，对于日本而言，尤其具有地缘战略意义。因为钓鱼岛涉及中日两国大陆架的划分和东海经济专属区特别是石油开采区的划分等诸多问题。钓鱼岛与台湾岛在地理上具有共生性，一旦台湾回归祖国，中国将在钓鱼岛等问题上对日本将形成绝对优势，这是日本极不愿看到的。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中西辉政在《台湾是日本的生命线》一文中指出，台湾对日本的安全来说是最后的生命线，如果台湾与中国大陆合为一体，那么尖阁列岛(即钓鱼岛及附属岛屿)周边就将完全成为中国的海域，冲绳海域和东海就将成为中国军舰的演习之域，日本的船舶和飞机将被赶出这一区域。此外，来自中东的石油被视为日本的生命，而这些油轮和运粮船的海上通道几乎都经过台湾周边。如果台湾被中国大陆统一，那就意味着日本的出入口将被中国完全堵死，日本只能对中国惟命是从，日美安保条约也将有名无实。这是一篇带有浓厚右翼色彩的文章，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出台湾海峡对于日本地缘安全的重要性。

二、浓厚的“台湾情结”

日本对台湾的觊觎可以说由来已久。从19世纪中叶开始，日本就不断染指台湾。甲午战争后，清朝政府被迫把台湾割给日本，日本对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培育出日本人斩不断的台湾情结。许多日本人的内心深处，依旧怀念着强占台湾为殖民地的旧时代，对台湾的眷念之情难以释怀，明里暗里与“台独”势力相勾结，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李登辉、陈水扁上台后，其媚日、亲日的言论和活动，以及加强对日“务实外交”等，更加重了日本人的“台湾情结”。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和狭隘民族主义抬头，“皇国史观”在日本颇有市场，为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翻案已渐成气候。日本有一部分人对台湾在二战后回归中国一直耿耿于怀，至今仍未放弃“台湾归属未定论”。他们认为统一的中国将是对日本的威胁，一些右翼势力甚至公开鼓吹肢解、分裂中国。日本右翼作家司马辽太郎写作出版的《台湾纪行》，公开为日本在台的殖民统治唱颂歌，竟成为日本十大畅销书之一，反映了日本人对台湾的眷恋。稍后日本右翼漫画家小林善纪的连环漫画书《台湾论》在台湾出版，此书公然歪曲历史，混淆是非，美化殖民侵略，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为“台独”势力叫好。

在日本文化长期渗透下，台湾社会中存在着一股亲日气氛，这又反过来促使日本人在心理上亲近台湾。在台湾，日据时期的“皇民化教育”培养出一批像李登辉那样的亲日派，他们也具有很深的“日本情结”。如李登辉认为自己20岁之前是日本人，甚至反对日本就过去的侵略战争向中国道歉。吕秀莲不时为日本殖民者评功摆好，散布“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是台湾人的幸福”等谬论。这两种“情结”结合在一起，使日本介入台湾问题，提升对台关系具有深厚的感情基础。

三、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

从20世纪50年代起, 日本经济界就打出了“重返台湾”的旗号，加紧经济渗透。70年代时，日本是台湾除美国之外最重要的贸易伙伴，1972年台湾对日本的出口额占台湾出口总额的12%，日本对台湾的出口额占台湾进口总额的42%。90年代以来，台日双方的经贸关系更为密切，日本对台湾的经济渗透日渐加深。日本不仅成为台湾的第一大进口国，第二大出口国，也是其最大的投资国和技术来源国。日本九大贸易商社控制了台湾外贸总额的66%以上。日本金融界的几大银行也非常重视在台拓展业务，均在台设有分行或办事处。日本的钢铁、电子、机械等产业与台湾相关产业的关系极为密切。有统计表明，日本控制着台湾岛内IT产业60%以上的加工生产，在21世纪最被看好的办公自动化机具领域，日本商品在台湾也保持着90%的市场占有率。一些台湾政要曾多次指出，当今的台湾在经济上仍然是“日本的半殖民地”。台湾地区已成为日本获取海外经济利益的重要市场。2001年，日台贸易额达386.1亿美元，其中台对日出口127.6亿美元，进口258.5亿美元，对日贸易逆差达130.9亿美元。2003年，日本与台湾的年贸易额为440亿美元，比1972年增长了约30倍，日本顺差达200亿美元。日本长期保持对台贸易巨额顺差，可谓获利甚丰。

密切的日台经济关系为日台政治关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日台经济关系近年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日台大财团关系的进一步密切，这对日台政治关系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同时日本在台湾的这种重要的经济利益，也使一些日本人不愿意两岸实现统一，担心会使其经济利益遭受损失。

四、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变化的推动

日本国内政治因素是日本对台政策调整的内在推动力。近年来日本在对华关系上频频打“台湾牌”，与日本国内政治变化密切相关。20 世纪90 年代以后长达10多年的经济衰退，在严重挫伤日本自负和自信的同时，也助长了日本民族主义思潮与政治的右倾化。日本国内政治趋于保守化、右倾化。企图修改和平宪法，主要是针对第9条关于禁止日本拥有常规军和剥夺其宣布战争的权利；鼓吹日本要成为“普通国家”，实际上是追求外交、政治和军事的大国化；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不断否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日美安保体制重新定义；1999年日本国会正式通过国旗国歌法，把象征日本侵略亚洲历史的“日之丸”和“君之代”作为国旗和国歌；一些日本政治家、学者以及媒体不断地鼓噪“中国威胁论”，等等，都是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抬头的表现。

这种右倾化反映在为实现所谓“普通国家”、“政治大国”而推行的对外政策上。为了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日本近年来加强国际事务参与的程度，加大日本在国际上的发言权，尤其是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关注。台湾不仅是牵动日本亚太政治外交的关键点，而且关乎日本的经济安全，在日本的亚太政治和经济战略布局中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自然成为日本关注的焦点。在对华关系上，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一改七八十年代的低姿态，在中国核试验、台湾、钓鱼岛等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同时，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政界和财界的新老交替，使原来主张发展中日友好的力量受到削弱。在台湾“务实外交”的作用下，日本国内的亲台势力有所发展。如原来亲台势力的主力是自民党，1993年以后，亲台势力扩展到公明党、民主党等。随着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台湾作为一张牌，成为日本对华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

第二篇：日本介入台湾问题的动因分析

日本介入台湾问题的动因分析

近年来，在台湾问题上，日本的卷入日益加深，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不断上升。日台关系逐步从台后走向

台前，其官方实质性联系更加露骨，给中国大陆解决台湾问题制造障碍。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加强介入，主要是以下几方面因素使然。

一、谋求地缘政治利益

台湾在整个亚太地区的地缘环境中，战略价值非常突出，台湾海峡有东方的直布罗陀之称，北有琉球群岛，可通往日本，起着联系日本本土的作用，南有巴士海峡，与菲律宾隔海相望，是极为重要的国际航道。从地缘政治上看，台湾是辐射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最为理想的战略支点。1994年，时任美国海军部部长的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就曾说过：台湾是未来太平洋最关键之处，谁控制了台湾，谁就控制了亚洲大陆整个海岸。

在日本看来，台湾问题关系到日本根本的地缘安全利益，涉及到了日本的核心国家利益。台湾扼日本生命线之要冲，位于日本的1000海里海上运输线范围之内，是其南下东南亚，进入波斯湾，前往欧洲的必经之道，日本每年在这条航线上的运输量达5亿吨，其中包括日本所需石油的90%和核燃料的100%。事实上，从甲午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的战略部署，日本都是以台湾为战略跳板的。

当前，中日两国在东海大陆架、钓鱼岛、东海油气资源开发等问题上的争端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两国关系，而这些争端又大部分牵涉到台湾问题。特别是钓鱼岛主权之争，对于日本而言，尤其具有地缘战略意义。因为钓鱼岛涉及中日两国大陆架的划分和东海经济专属区特别是石油开采区的划分等诸多问题。钓鱼岛与台湾岛在地理上具有共生性，一旦台湾回归祖国，中国将在钓鱼岛等问题上对日本将形成绝对优势，这是日本极不愿看到的。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中西辉政在《台湾是日本的生命线》一文中指出，台湾对日本的安全来说是最后的生命线，如果台湾与中国大陆合为一体，那么尖阁列岛(即钓鱼岛及附属岛屿)周边就将完全成为中国的海域，冲绳海域和东海就将成为中国军舰的演习之域，日本的船舶和飞机将被赶出这一区域。此外，来自中东的石油被视为日本的生命，而这些油轮和运粮船的海上通道几乎都经过台湾周边。如果台湾被中国大陆统一，那就意味着日本的出入口将被中国完全堵死，日本只能对中国惟命是从，日美安保条约也将有名无实。这是一篇带有浓厚右翼色彩的文章，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出台湾海峡对于日本地缘安全的重要性。

二、浓厚的台湾情结

日本对台湾的觊觎可以说由来已久。从19世纪中叶开始，日本就不断染指台湾。甲午战争后，清朝政府被迫把台湾割给日本，日本对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培育出日本人斩不断的台湾情结。许多日本人的内心深处，依旧怀念着强占台湾为殖民地的旧时代，对台湾的眷念之情难以释怀，明里暗里与台独势力相勾结，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李登辉、陈水扁上台后，其媚日、亲日的言论和活动，以及加强对日务实外交等，更加重了日本人的台湾情结。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和狭隘民族主义抬头，皇国史观在日本颇有市场，为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翻案已渐成气候。日本有一部分人对台湾在二战后回归中国一直耿耿于怀，至今仍未放弃台湾归属未定论。他们认为统一的中国将是对日本的威胁，一些右翼势力甚至公开鼓吹肢解、分裂中国。日本右翼作家司马辽太郎写作出版的《台湾纪行》，公开为日本在台的殖民统治唱颂歌，竟成为日本十大畅销书之一，反映了日本人对台湾的眷恋。稍后日本右翼漫画家小林善纪的连环漫画书《台湾论》在台湾出版，此书公然歪曲历史，混淆是非，美化殖民侵略，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为台独势力叫好。

在日本文化长期渗透下，台湾社会中存在着一股亲日气氛，这又反过来促使日本人在心理上亲近台湾。在台湾，日据时期的皇民化教育培养出一批像李登辉那样的亲日派，他们也具有很深的日本情结。如李登辉认为自己20岁之前是日本人，甚至反对日本就过去的侵略战争向中国道歉。吕秀莲不时为日本殖民者评功摆好，散布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是台湾人的幸福等谬论。这两种情结结合在一起，使日本介入台湾问题，提升对台关系具有深厚的感情基础。

三、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

从20世纪50年代起, 日本经济界就打出了重返台湾的旗号，加紧经济渗透。70年代时，日本是台湾除美国之外最重要的贸易伙伴，1972年台湾对日本的出口额占台湾出口总额的12%，日本对台湾的出口额占台湾进口总额的42%。90年代以来，台日双方的经贸关系更为密切，日本对台湾的经济渗透日渐加深。日本不仅成为台湾的第一大进口国，第二大出口国，也是其最大的投资国和技术来源国。日本九大贸易商社控制了台湾外贸总额的66%以上。日本金融界的几大银行也非常重视在台拓展业务，均在台设有分行或办事处。日本的钢铁、电子、机械等产业与台湾相关产业的关系极为密切。有统计表明，日本控制着台湾岛内it产业60%以上的加工生产，在21世纪最被看好的办公自动化机具领域，日本商品在台湾也保持着90%的市场占有率。一些台湾政要曾多次指出，当今的台湾在经济上仍然是日本的半殖民地。台湾地区已成为日本获取海外经济利益的重要市场。2001年，日台贸易额达386.1亿美元，其中台对日出口127.6亿美元，进口258.5亿美元，对日贸易逆差达130.9亿美元。2003年，日本与台湾的年贸易额为440亿美元，比1972年增长了约30倍，日本顺差达200亿美元。日本长期保持对台贸易巨额顺差，可谓获利甚丰。

密切的日台经济关系为日台政治关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日台经济关系近年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日台大财团关系的进一步密切，这对日台政治关系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同时日本在台湾的这种重要的经济利益，也使一些日本人不愿意两岸实现统一，担心会使其经济利益遭受损失。

四、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变化的推动

日本国内政治因素是日本对台政策调整的内在推动力。近年来日本在对华关系上频频打台湾牌，与日本国内政治变化密切相关。20 世纪90 年代以后长达10多年的经济衰退，在严重挫伤日本自负和自信的同时，也助长了日本民族主义思潮与政治的右倾化。日本国内政治趋于保守化、右倾化。企图修改和平宪法，主要是针对第9条关于禁止日本拥有常规军和剥夺其宣布战争的权利；鼓吹日本要成为普通国家，实际上是追求外交、政治和军事的大国化；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不断否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日美安保体制重新定义；1999年日本国会正式通过国旗国歌法，把象征日本侵略亚洲历史的日之丸和君之代作为国旗和国歌；一些日本政治家、学者以及媒体不断地鼓噪中国威胁论，等等，都是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抬头的表现。

这种右倾化反映在为实现所谓普通国家、政治大国而推行的对外政策上。为了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日本近年来加强国际事务参与的程度，加大日本在国际上的发言权，尤其是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关注。台湾不仅是牵动日本亚太政治外交的关键点，而且关乎日本的经济安全，在日本的亚太政治和经济战略布局中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自然成为日本关注的焦点。在对华关系上，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一改七八十年代的低姿态，在中国核试验、台湾、钓鱼岛等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同时，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政界和财界的新老交替，使原来主张发展中日友好的力量受到削弱。在台湾务实外交的作用下，日本国内的亲台势力有所发展。如原来亲台势力的主力是自民党，1993年以后，亲台势力扩展到公明党、民主党等。随着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台湾作为一张牌，成为日本对华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

第三篇：日本为何很难深度介入南中国海问题

日本为何很难深度介入南中国海问题

2016年08月06日 张云 来源：联合早报

2015年下半年开始，日本介入南中国海似乎日益表面化，这又发生在日本国会正式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背景下，而南中国海仲裁庭最初设立时，日本籍法官柳井俊二则是主要牵头人，因此中国对日本可能利用南中国海问题达到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目的的怀疑也日益加重。

一些学者专家认为日本很可能乘机深度介入南中国海，不仅让中日关系倒退，并且导致中美，中国与东盟关系受损，因而日本可能会成为争端中的最大获益方。笔者认为，日本无疑有介入的意图，但是否真的既有心又有力实质性深度介入，并且带来相应的战略结果，则需要细致分析。

中日关系中的南中国海因素出现

2015年11月初，中日国防部长时隔四年又五个月在马来西亚会谈时，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告诫日方南中国海不是中日之间的问题，不要采取事态复杂化行动。中国外交部在2015年11月中旬的记者会上针对有报道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会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和东亚峰会上提及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岛礁建设，回答说“东亚峰会不是讨论南中国海问题的适当场合，日本在南沙群岛主权问题上无权说三道四”。11月19日，安倍在马尼拉APEC峰会期间举行日美首脑会谈中，表示对于美国军舰在南中国海进行的“自由航行”行动表示支持，并说将根据形势变化研究在南中国海自卫队的活动。

考虑到9月份日本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为中心的一系列安保相关立法案刚通过，只要政府认定对于日本和国际社会的安全和平造成影响，自卫队的活动就没有地理限制。换言之，日本也可以像美国一样派遣自卫队军舰进入中国建设的人工岛12海里以内进行“自由航行”行动，或者强化在南中国海公海上的监视巡逻活动。

同日，安倍在同菲律宾总统的会谈中，双方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表示“严重的担忧”，并对防卫装备转移协定大致达成共识，日本向菲方提供2420亿日元贷款，阿基诺表示希望日本支持菲律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随后11月22日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东亚峰会上，安倍说“海洋环境的单方面的物理性改变应该自制”，这是在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场情况下作出的批评。

进入2016年以来，随着南中国海仲裁案结果公布临近，中日关系中的南中国海因素也进一步发酵。5月份在日本召开的7国集团外长会议的联合声明中尽管没有指明中国，但是“对于造成南中国海局势紧张的单方面威压，挑衅行为表示强烈反对”。首脑会议声明中则表示反对“使用力量改变现状”，呼吁遵守国际法，这间接批评了中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峰会前“奉劝日方不要继续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刷存在感”，批评“日本标榜国际海洋法治暴露其虚伪性”。

在峰会发表声明后，中国表示对日本主办的G7峰会炒作南中国海，渲染紧张局势，不利于稳定，对日本和G7做法强烈不满。6月初，日本深夜召见中国驻日大使抗议中国军舰进入钓鱼岛（日本称尖 阁诸岛）的接续水域，6月17日中国国防部披露中国两架苏30战机在东海遭日军机雷达照射，而日方否认。

7月初，柬埔寨首相洪森演讲中披露日本驻柬大使向其施压支持南中国海仲裁案结果，进一步加深中国对日本利用南中国海问题打压中国的怀疑。7月中旬，亚欧会议期间中日总理会谈，安倍对南中国海表示了担忧，希望按照国际法和平解决，李克强则表示日本不应该介入。7月下旬在老挝举行的东亚合作外长会议期间中日外长会谈时，针对南中国海问题中国外长王毅告诫“日本如继续高调介入，蓄意炒作，只能坐实你们是别有所图”。而日本外长岸田文雄在随后举行的东盟（亚细安）地区论坛上表示对南中国海问题的“深刻的担忧”。

从以上可以看出，南中国海问题已经开始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新的因素，而且可能让刚刚走出低谷的中日关系前途更扑朔迷离。

日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要什么

日本不是南中国海的声索国，这决定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利益诉求不可能是领土或者油气资源；日本贸易立国，南中国海航道航行自由对其战略意义自不待言，但南中国海的商业船只航行自由没有问题；日本也没有类似美国那样把军舰飞机在世界海空中自由航行作为战略利益来定义，因此南中国海的军事航行自由也不是日本的利益诉求。那么究竟为了什么日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同中国对着干呢？换句话说，日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要的是什么？

日本主要把南中国海问题看成未来亚洲安全秩序的一个风向标，而不是关注南中国海本身。在日本看来，日本受益于战后几十年主要由美国双边同盟主导的亚洲海上安全架构，在这个框架下日本不仅成为了经济大国，还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在亚洲政治中获得一定的存在感。然而在东亚的大陆部分中国的发展以及同周边国家的相互依存增强，未来将不可避免成为一个中国主导的地区，如果亚洲的海上部分美国主导的架构也被削弱的话，日本在本地区的存在感就会进一步削弱。

与此同时，在日本看来，今后几十年时间里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不会被其他国家取代，美国主导的海上秩序只要美国“有心”就可能继续维护，只怕其“有力”而“无心”。

日本认为过去的国际秩序在美国强烈的意愿和能力下得到实现和维持，现在美国的意愿相对衰落，需要日本等盟国展示意愿和能力，一方面补充美国意愿不足留下的空缺，另一方面激发美国继续领导世界的信心和动力。按照上述战略逻辑，“拉住美国”就被认为是日本的头等战略需要，南中国海则为日本“拉住美国”提供了机会。

日本认为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雷声大雨点小”，例如美国虽然进行自由航行军事行动但又强调无害通过，被认为在维护美国主导的西太平洋秩序上意愿不足（有意思的是中国相反认为美国霸权意愿过强），因此我们才会看到日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表态，有时候比美国还要强烈的反常现象。日本基于政治因素介入南中国海

笔者认为日本介入南中国海将会主要体现在政治层面，其政治意味大于实际安全和军事意义。

首先，美国并不欢迎日本实质性介入南中国海问题。对美国来说，南中国海问题与其说是一个军事问题，不如说是一个中美之间的战略问题。中美战略博弈中，美国需要日本在政治上的支持，例如表态支持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国际法原则解决争端等。但是如果一旦日本系统性地从军事上介入南中国海，例如常规派遣自卫队与美军一起或者单独监视警戒活动，将会让中美战略博弈极端复杂化，中日之间的偶发事件会将美国卷入其中。

正因为如此，2015年11月日美首脑会谈中，尽管美国总统奥巴马称赞安倍的安保法制改革为“历史性伟业”，并重申“日美同盟也是美国的安保的基轴”，但对其派遣自卫队到南中国海的暗示并未表态。

第二，日本政府也没有决心深度卷入南中国海问题。2015年11月底，就在安倍自卫队派遣南中国海表态后一周日本共同社调查显示，对此表示赞成为52.7%，反对39.9%，赞成超过了半数。然而有意思的是日本政府表态反而非常谨慎，官房长官表示日本目前没有在南中国海的监视活动，也完全没有计划派遣自卫队进行同美军那样的巡航活动。2016年2月，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哈里斯访日时候，针对新闻报道中国在西沙部署导弹，日本也只是要求美军加强监视警戒。第三，东盟不少国家也认为日本的深度介入将会让问题更加复杂。尽管近年来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安全防务交流合作升温，例如2016年4月初，海上自卫队潜艇访问菲律宾军港苏比克湾，这是15年首次。随后，日本两艘护卫舰对越南金兰湾军港访问。3月中旬，日本自卫队还组织了对越南军队维和活动研修指导。然而这些更多还是具有象征性政治意义的动作，东盟整体上很难想象会期待同日本强化安全关系来对应南中国海问题。

第四，从日本的能力上来说，巡航监视南中国海也不现实。据媒体报道，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舰艇规模在执行海外反海盗活动和东海的警戒任务外，并没有太多余力对应南中国海。目前日本海上军事力量主要集中在东海，如果向南中国海派遣自卫队，势必造成东海巡航能力减弱，或者需要大规模进行军备建设，在目前的日本财政状况下大幅度增加防卫开支不实际，也很难得到国内支持。从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军事能力建设的援助状况来看，也很难说是实质性大规模的支援。2015年11月，日本向越南提供的是六艘二手舰艇，向菲律宾提供的是旧的TC90海上自卫队的练习飞机。

尽管南中国海因素显然已经进入中日关系的棋盘，但这个因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中日关系、地区安全和中国外交，则需要更加细致冷静地分析，当然过小评估日本介入南中国海的影响会带来严重后果，但过大评估同样可能会导致自我实现的预言。

第四篇：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动因及战略目标

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动因及发展动向

摘要：近年来，随着美国“重返亚太”、南海海洋权益争端日趋激烈，加上安倍第二次执政后，基于国内发展需要以及配合美国 “重返亚太战略”的需要，依托日美同盟，加大了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和介入力度，并试图借南海问题遏制中国的崛起，以扩大自身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战略举措将会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构成不容忽视的威胁和挑战，对于中日两国的关系会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影响。关键词：日本；南海问题；中日关系

众所周知，日本并非南海争端的当事国。但其出于维护自身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应对钓鱼岛争端等现实利益，又有争夺地区影响力、遏制中国崛起等战略性的考量，虽然没有对南海主权提出诉求，却极为关注并积极介入到南海争端的相关事宜中。日本历来视东南亚地区为其传统战略势力范围和海上“生命线”，加之近年来中日两国在地区主导权、东海问题上的争端不断激化，在介入南海问题的力度和程度上，以及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和后果上，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区域外大国，其介入南海争端的意愿更为强烈，目标也更为清晰，并且在不同时期由于对周边和国际安全环境、自身战略定位的判断不同而展现出不同的政策重心和导向，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然而，与对美国介入南海问题的重视和探讨相对比，目前国内学界对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关注和探讨还远远不够充分和深入。可以预见，在亚太地区格局深度调整和中日结构性矛盾不断凸显的背景下，以及在日本加速解禁集体自卫权和修改和平宪法的情况下，日本今后会以各种方式进一步加强对南海问题的介入，甚至在军事上重返南海。我们对此应保持警惕。本文将重点探究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动因及其发展动向。

一、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动因

日本对南海的染指，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当时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占领了中国台湾省后，就开始逐步向南海渗透。“二战”期间，日本一度侵占南海诸岛。中国在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的相关条款，收复了对南海诸岛的主权。此后，日本对南海地区的关注逐渐淡化，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承认南海诸岛的主权属于中国。冷战后，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日本相应地调整了国家战略目标，开始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军事大国迈进。日本将南海问题视为其在亚太地区攫取地缘政治利益和抗衡中国的一个着力点，开始逐步介入南海问题。

2015年 9 月 19 日，日本执政联盟凭借多数议席，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上强行表决通过了安保相关法案。这标志着该法案已正式升级为法律，日本政府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新安保法案包括 《国际和平支援法案》和 《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由十个小法案构成，其中 《周边事态法》更名为 《重要影响事态安全确保法》，该法案取消了 “日本周边”的地理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只要日本政府主观判断会对其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就可以出动自卫队加以应对。此举将会为日本军事干预南海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

[1]

（一）基于经济角度分析

首先，日本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的小岛国，石油99.8%都依赖进口，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度极高。资源的高度依赖国外进口使得油气资源丰富的南海渐渐引起日本的瞩目，这也是日本一贯使用的资源进口渠道的多元化战略的一部分。上世纪 70 年代的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为了保证石油进口的供给可靠、稳定价格，随着号称有“第二个波斯湾”之称的南海的丰富的油气资源的发现，未来日本肯定会要分得资源的“一杯羹”，所以现在的一切准备都是为了在以后的资源争夺中获得有利地位。其次，能源运输航线安全的需要。马六甲海峡—南海是全球最繁忙的航线之一，这一命题对于日本来说尤其正确，且对日本有着生死攸关的影响。随着近年来南海问题愈演愈烈，南海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岛屿主权争端越来越激烈，日本担心从中东进口的石油无法保证其运输航线的安全性。为了使从中东进口的石油顺利抵达日本，对于地区热点的南海，日本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二）基于政治角度分析

首先，是为了配合美国 “重返亚太战略”的需要。2010年 5 月，美国发布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指出，美国将对其亚洲战略作出调整，以进一步维护霸权地位，重建美国的 “领导力”。[2]在美国 “重返亚太战略”中，日本发挥着 “急先锋”作用。同时，美国必须为 “重返亚太战略”寻找介入点，而亚太地区存在争端的问题主要有中日钓鱼岛争端、俄日南千岛群岛争端、韩日独岛争端以及南海问题。在美国看来，对美国 “重返亚太战略”构成威胁的是中国，而与中国相关的钓鱼岛争端与南海问题成为了美国 “重返亚太战略”的主要介入点。其次，日本是世界大国之一，对东亚一直有做领头羊的心态，但 2009 [1][2]周永生：《日本 “新安保法案”的问题》，《国别政治》，2015 年第 12 期。杜晓军：《日本外交与美国 “重返亚洲”战略》，《政治与历史研究》，2012 年第 1 期。年起，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对日本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随着中国实力的日益上升，日本担心一个强大的邻居会成为自己的安全威胁。因此，日本想方设法削弱、遏制中国。希望通过插手南海问题使得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上升，为日本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大更重要的作用打下基础。

（三）基于国际角度分析

随着中国在东亚地区的迅速崛起，尤其是中国于 2010 年超越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日本对中国表现出了不适应症状。日本一直有主导东亚的雄心，但在实力相对衰落的现实下，中国的快速崛起是日本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主要障碍之一，日本将中国视为其实施亚太战略的主要竞争对手。自 2008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上台以来，台海局势趋于缓和，日本手中原本可打的“台湾牌”的效力大不如从前，“南海牌”是其在中国周边制造麻烦的极好选择。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的大背景下，日本积极策应美国，“密切配合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遏制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严防中国海上力量突破所谓‘第一岛链’”[1]，“从海上围堵中国，全面牵制中国的海洋战略”[2]，并企图联手南海周边国家一同构建遏制中国崛起的东亚战略格局。

二、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发展动向

（一）借重美日同盟，寻求战略对接

一直以来，日本虽然是经济大国，但是在安全问题上依赖于美日同盟。受此影响，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政策也一贯与美国保持一致。二战后，为了避免日本对社会主义中国过度依赖，在对东南亚国家战后赔偿问题上，美国提出了劳务赔偿主张。当时日本虽然不愿意放弃中国市场，但依然遵从了美国的主张，重返东南亚。21 世纪后，美国提出了 “重返亚太战略”，南海问题成为了美国的重要抓手，此时日本也高调介入南海问题，配合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一系列行动。因此，美日同盟关系是日本介入南海的重要依托，日本虽然介入到了南海问题中，但是不会贸然行动，日本未来在南海问题上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态度。

日本将日美同盟视为其军事介入南海的“合法性”机制框架。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指出：“作为拥有依托开放海洋的全球贸易网络的国家，日美两国 [1][2]王传剑:《日本的南海政策:内涵和外延》，《外交评论》，2011 年第3期。郑泽民:《亚太格局下的南海争端》，《中共中央党校》，2004 年第5期。强调在遵守包括航行及飞越自由在内的国际法基础上，维持海洋秩序的重要性。”安倍政府积极为自卫队追随美国赴南海行动提供法理支撑。日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还表现在对有关声索国提供能力建设支持，比如为了帮助菲律宾提高在海上抗衡中国的能力，两国分工明确，美国负责向菲律宾的武装力量提供武器装备，日本则负责向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提供装备。

（二）将南海问题不断推向国家化浪尖

随着美国高调介入南海问题，日本也紧随其后，在各种场合大肆炒作南海问题，声援东南亚相关国家的诉求，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近年来，日本分别在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七国集团峰会等多边场合，对中国在南海的正常行动大放厥词，横加指责。日本媒体和领导人不但多次表态支持南海问题在多边框架下解决，而且还通过鼓吹建立各种南海问题讨论机制，来促成南海问题的国际化。

日本积极提升与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安全关系，并将南海问题列入两国首次“2+2”会谈。除东盟国家外，日本在与澳大利亚、印度、英国等共同享有“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国家交往中，以自由、民主、法治等为工具，绑架相关国家同意日本提出的东海、南海议题。除在双边场合外，安倍在几乎所有可资利用的国际场合，极力推动东海、南海问题国际化。在七国集团（G7）、二十国集团（G20）、东亚峰会（EAS）、“10+1”、“10+3”、日本—太平洋岛国会议等国际场合，日本均以“维护国际法”、“维护航行自由”为幌子，将南海争端裹挟进会议议程。“要求各相关国家明确本国海洋权益主张的国际法依据，并支持尽早制定行为准则（COC）”，“支持用包括国际仲裁在内的外交及法律手段解决南海的海洋纷争”等是日本向中国施压的主要论调。此外，日本还批评中国在南海的吹填作业和设施建设。

（三）构建针对中国的南海维权联防体系

日本介入南海争端的一个最新动态，就是将中国的南海和东海事务进行捆绑，通过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拉拢南海地区相关国家并博取其同情等手段，构建包围中国的海洋联防体系。由于东海问题与南海问题都涉及海域的主权归属，都涉及周围国家的资源争夺，以及涉及域外大国干涉问题，因此日本寄希望通过干预南海问题为解决东海问题争取更多时间和空间。近期，日本频频插手南海问题，支持东南亚国家关于南海问题以及资源划分的政策，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中国异质论”和“中国傲慢论”，企图把更多的大国引入南海，在南海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扮演一种“搅浑水”的角色。日本希望通过“搅浑水”，一方面拖住中国，减轻日本在东海和钓鱼岛海域的压力 ；另一方面趁中国无暇他顾的空隙，在冲绳等西南海域加快军事部署。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明确指出：“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等海空领域提出与现行国际法规则相矛盾的主张，试图用武力改变现状。”安倍政府以倡导所谓“海洋法治”为名，质疑中国南海维权行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日本将南海视为“海洋公共财产”，声称“维护无可替代的国际公共财产安全与和平的唯一手段，就是通过法律来保持秩序的不可动摇”。安倍不点名指责中国“不断出现基于单方主张的行动，使地区国家间的紧张气氛骤增”。在 2014 年亚洲安全峰会上，安倍提出“海洋法治三原则”，即“国家主张，必须依照法律；不得以主张为由，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纠纷的解决，必须恪守和平”。2015 年 7 月，日防卫省发表题为《中国在南海的行动》报告，大肆制造“中国威胁论”，全面反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及政策主张。这是日防卫省首次专门针对南海问题公开发表评述报告。

三、结语

日本积极介入南海问题，并不单纯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产物，其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基于日本国家利益和国内政治变化的原因。当前，日本国内民众希望日本成为与其经济相匹配的政治大国的呼声正越来越高，已渐渐成为日本国内政治的一个基本共识。日本对南海问题干涉程度的加大，正是其国内政治因素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日本与南海地区相关国家实施战略互动，不仅影响了南海地区的安全格局，使地区不稳定因素增多，而且还使得南海问题更加复杂，增加了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难度，并且使中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海上战略压力。

随着日本国内政治进一步右倾化，安倍政府持续加大摆脱“战后体制”的政策投入及实施力度，加之中国快速发展而导致的中日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可以预见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举动不会停止，在某种情况下还可能加大力度。这一方面将使南海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影响地区和平与稳定，另一方面又会使在低位徘徊的中日关系全面回升困难重重。日本蓄意插手南海问题，“严重损害中日政治安全互信，与中日关系改善势头背道而驰”。在此问题上，中国有必要提醒日方勿以牺牲两国关系大局为代价搅局南海，更应做好反制日方损害中国利益的准备，打消其利用南海问题牵制中国的念头。

未来，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还将会采取新的举措，以实现其战略目标，并将更加灵活积极地利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机会，展现更加主动和强硬的姿态来对抗中国，这些都将会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构成不容忽视的威胁和挑战。对此，中国要密切关注，提高警惕，并加强防范，有效应对。在制定或完善南海政策时，中国不仅要考虑如何应对日本在南海问题上选边站和支持部分相关国家的举动，而且更要考虑如何防范日本长远的战略野心和军事化转型所带来的后果，这样才能使南海争端向着于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珠海燕：《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动向及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3期。[2]杨继龙：《论南海争端中的日本因素》，《太平洋学报》，2013年第12期。

[3]巴殿君、朱振恺：《简论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动因、措施与趋势》，《汉江论坛》，2016年 第4期。

[4]方晓志：《日本介入南海问题：发展动向与战略目标》，《当代世界》，2016年第2期。[5]张学昆、欧炫汐：《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动因及路径分析》，《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4期。

[6]杨泽军：《日本近年介入南海事务的主要做法及意图分析》，《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6年第5期。

[7]孙占坤：《日本学者看南海问题》，《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5年第4期。

[8]朱陆民、刘燕：《中日关系新视角:基于南海问题的分析》，《沈阳工程学院学报》，2013年第10期。

[9]康甫：《日本南海政策变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国际关系研究》，2013年第10期。[10]张瑶华：《日本在中国南海问题上扮演的角色》，《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5期。[11]黄凤志、郭玉强：《升级与扩展：日美同盟与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战略透视》，《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3期。

[12]葛红亮：《日本的南海政策及其与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互动关系分析》，《南海学刊》，2016年第3期。

第五篇：解析日本企业文化(上)

解析日本企业文化（上）[内容提要] 日本之所以能在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实现经济腾飞，迅速崛起而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其主要原因是得益于日本的企业文化。

日本企业文化的主要精神是团队合作精神与创新精神。其团队合作精神所凝聚则是日本的民族的精神：在不利于民族生存、发展的外部自然环境中，把个人融入团体，凭借团体的智慧和力量来赢得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所以，团结、协作、同甘共苦、休戚与共，甘愿为团队、民族、国家不计个人得失，勇于奉献和勇于牺牲，就是以民族精神为主导的企业精神。其创新精神也源自于民族精神：基于生存危机的忧患意识，日本民族形成了特别善于学习和借鉴其它民族的成功经验，吸收各民族之长，以创新求求生存，从而建立了日本的“多元合金文化”。这样的创新体现在管理上，将企业主的利益与雇佣者的利益统一起来，调动生产者（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劳资”双方，共存共荣，从而从根本上消除了劳资矛盾，即被马克思看作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尽管 “企业文化”的管理思想是美国人最先提出，但却在日本获得巨大的成功。

西方抨击企业文化终身雇佣制会影响、束缚有才能的人，并产生人才老化的问题。这是从西方价值观产生出的担忧。步入成熟年华的人，往往已有了其人生理想与奋斗目标，只有在无法实现之后才会调整目标。在开始择业时，是双向选择的，即企业和员工相互选择，企业提供给每个员工自我实现的各种保障，所以，既然获得了自我实现需要的保障（包括物质待遇、升迁机遇、优越环境等）之后，就获得了安全感，就没有“跳槽”的社会流动之必要了，而且也不会有失业而被推向社会的威协（当然，前提是企业不倒，员工没有做出损害企业的事）。企业确保每个员工能力的不断提升和收入的不断增加（年功序列制），因此，员工归属企业之后，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又还有什么理由不勇往直前、冲锋陷阵去实现自我价值呢！日本企业提供给员工的保障远比西方的社会保障更多、更具可靠的归宿感，每个成员为实现自我可以在团队中获得比西方企业所提供的条件更多更好的支持，从而有更多机会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与奋斗目标。

支持日本企业文化的有三大民族心理。

1、渴望成为强者的心理。基于传统的生存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日本民族特别渴望成为强者、成功者（而这里的强者、能者往往是指包括自己在内的成功的团体、民族），崇拜强者、能者，而鄙视弱者和无能者。

2、务实心理。亦基于传统生存的危机意识，日本人特别地务实。他们不喜欢幻梦式的、形而上的思考，而倾向于事实、现象、经验、实证的思维方式，形成“即物主义”性格。

3、“忠”、“和”心理。“忠”：现代的日本人已把传统的效忠天皇、效忠国家这一民族价值观具体转化成对关系个人生存的企业的效忠。每个成员都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归宿，为企业贡献自己的青春才华，他们往往自愿超时工作，任劳任怨，鞠躬尽瘁，回报企业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和”：绝大多数日本管理者都是缄默、含蓄、安静、内向和以他人为中心，为了所有企业成员保持一致和合作，管理者往往以这种“和”作为管理方式，导致不断的讨论和妥协，以成就企业各方面利益的平衡和谐。

日本宗教对企业文化的影响。日本的宗教是一种以儒教、佛教及其本民族神道等多元共存的思想体系，博采众长。例如既接受了儒家的“忠”、“和”思想，又在企业的经营哲学中，融入了佛教中的“经世济众”、“虔诚感恩”等思想，使员工感到工作已不单单是为了个人物质生活的需要，更重要的还有精神上的满足。

日本企业文化是日本历史催化出来的。催化日本企业文化的有大化革新，明治维新，特别是二战之后的正确选择。日本政府和国民都当时的现实，不得不思考日本未来何在。明治维新赢得的第一次崛起以失败告终，也必然使日本民族认真思考和缜密选择如何实现日本民族的第二次崛起！企业文化正好满足了这一民族思考的需要。正是以这种思考去谋求生存和发展，便做出了与时俱进的选择——走经济全球化之路。

日本企业文化的发展，也有有赖于战后日本政府与日本企业的关系。事实证明日本经济的恢复与迅速起飞，离不开这个廉正、高效的服务型政府。这样的政府，有利于形成现今的日本企业文化。

1986，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达一万九千多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位。到1987时，依靠进口铁矿砂和废钢发展起来的日本钢铁工业生产的粗钢达九千八百五十万吨，仅次于当时的苏联，位居世界第二；汽车产量达一千二百万辆，如果说1909年至1987年“汽车王国”的称号属于美国，那么1985年后，此称号当之无愧地属于日本；日本的电器（尤其家电）更是所向披靡，雄“霸”全球。[1]

日本从1951年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到1986年时，投资累计已超过一千亿美元。到九十年代，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仅次于美国和英国，居世界第三位。日本的跨国公司遍布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据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唐淳风先生估计，2000年底，日本的海外总资产达到3.2046万亿美元，[2]随着我国加入WTO及各方面制度的不断完善，不少日本企业选择了中国。因此有必要对日本的企业文化作一个分析，以探讨日本的企业文化的成功奥秘。

二战结束以后，日本作为一个战败国，竟在战争的废墟之上，仅用了二、三十年时间，就实现了经济腾飞，迅速崛起而成为经济大国，成为创造经济奇迹的故乡，也成了美国的主要市场竞争对手，从而引起了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深度关注，都在认真研究、探讨日本经济迅速崛起的原因。公认是日本的企业文化对日本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大影响。其中最早提出企业文化概念的美国管理学家威廉·大内，于1981年出版了《Z理论——美国企业如何迎接日本的挑战》，在此书中，他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将美国企业的A型组织管理同日本企业的J型组织管理从七个方面进行对比，提出其著名的“Z理论”[3]。

A型组织：把由领导者个人决策，员工处于被动服从地位的企业称为A型企业。它的特点：

（1）、短期雇用；

（2）、迅速的评价和升级，即绩效考核期短，员工得到回报快；

（3）、专业化的经历道路，造成员工过分局限于自己的专业，但对整个企业并不了解很多；

（4）、明确的控制；

（5）、个人决策过程，不利于诱发员工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

（6）、个人负责，任何事情都有明确的负责人；

（7）、局部关系。

J型组织：（他认为日本企业属J型组织，具有以下不同特点）

（1）、实行长期或终身雇佣制度，使员工与企业同甘苦、共命运；

（2）、对员工实行长期考核和逐步提升制度（即年功序列制）；

（3）、非专业化的经历道路，培养适应各种工作环境的多职能人才；

（4）、管理过程既要运用统计报表、数字信息等清晰鲜明的控制手段，又注重对人的经验和潜能进行细致而积极的启发诱导；

（5）、采取集体研究的决策过程；

（6）、对一件工作集体负责；

（7）、人们树立牢固的整体观念，员工之间平等相待，每个人对事物均可做出判断，并能独立工作，以自我指挥代替等级指挥。

Z理论：威谦·大内认为日本的经营管理方式一般较美国的效率更高，美国企业应向日本企业管理方式学习。认为一切企业的成功都离不开信任、敏感与亲密，主张以坦诚、开放、沟通作为基本原则来实行“民主管理”。

然而，威谦·大内是从可视的管理形式层面去研究日本的企业文化的，是与日本的企业管理实际相符的，在以美国的管理理念同日本的企业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之后发现，虽然企业文化对日本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日本的管理经验却不能简单地照搬到美国去，因为两国文化传统存在着悬殊差异。但他仍乐观地认为：只要美国的A型企业按照他设定的13个步骤进行变革，就可以在10至15年内成功地实现向企业文化管理模式的转变……是耶？非耶？

综上所述，我认为威谦·大内教授在探讨日本企业文化取得成功的原因时，只是从管理模式的表面和表层形式上进行了比较研究和探讨，并未能从深层次上概括出日本企业文化这一管理理念之所以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虽然所有的研究者都一致认为企业文化对企业的兴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却不能从日本文化对日本经济发展为什么会产生独特的促进作用的深层次上理清日本企业文化为什么会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企业文化包括三层内涵：居于的核心位置的是各种经营理念、价值观、哲学思想等精神意识，中间层是制度及企业人员的行为，最外层是产品、技术、物质。产品技术物质只不过是企业的理念精神等意识形态经过制度下企业人员的行为而外化的表现形式。在整个企业文化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核心部份——即理念精神等意识形态。然而，研究者们所盯着的只是日本的产品、技术、物质，看不到这些产品技术物质的产生根源是来自其文化核心——精神意识。这种精神意识不能离开本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历史及民族心理。

为此，我认为只有从日本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日本民族的历史、日本的民族心理、宗教和政治等层面进行探讨，才有可能找出日本企业文化之所以能够对日本经济发展产生巨大推动力的深层原因，才能真正揭示出日本企业文化成功的奥秘。

一、日本企业文化中的团队合作精神与创新精神

日本民族生存在一个四周环海、面积不大、多山的狭长岛国里，可耕地只占全国面积的百分之十五，矿产资源又贫乏，且饱受地震、台风、海啸等的威协。这种不利于民族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剥夺了日本民族向大自然索取的权利，若说造物主对日本人还有一丝怜悯的话，那就是给了它辽阔的渔场，然而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海洋捕捞是一件风险极大的艰难之事。面对这样的外部环境，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只有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个人才能获得得生存、发展的条件。因此，这种不利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必然造就了日本民族的团队精神和创造性。这是日本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1、日本民族的团队精神

在不利于民族生存、发展的外部自然环境中，每个人都得面对大海和贫乏的自然资源去获得生存发展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唯一的出路就是把个人融入团体，正如出海捕渔，不是个人的力量可以完成的，要凭借团体的智慧和力量来赢得个人的生存与发展。他们团结、协作、同甘共苦、休戚与共，因此正是不利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日本民族固有的团队精神，而且培养了甘愿为团队、民族、国家不计个人得失，勇于奉献和勇于牺牲，就形成了从古至今的日本民族精神。

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时代，生产的粮食尚不足以养活全家人时，为了保证后代的生存和发展，历史上曾出现过老年人心甘情愿地让儿子把自己送到大雪封山的山林中，无怨无悔地从容死去，从而节约下一个人的口粮，让整个家庭延续下去。这种自我牺牲精神是其它民族所少有的。从《十年回忆》[4]这一历史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作为战后新内阁的第一任首相吉田茂，为了让日本获得复兴的机遇，他个人不得不违心地屈从于国际环境的压力，付出了个人尊严。总之，为了家庭和团队、为了民族和国家，从普通百姓到总理大臣都甘愿作出自我牺牲的精神，是日本民族固有的团队精神的体现。这种精神融入到日本的企业中，创造出经济发展的奇迹，则是顺理成章的必然结果。这也

是那种如同一盘散沙，每人只顾自己大捞的民族无法比拟的。日本人这种为了团队、民族、国家宁可牺牲自己的奉献精神所形成的民族精神，其凝聚力和推动力是不容低估的！

2、日本民族的创新精神。

（1）、吸收各民族之长，建立了日本的多元合金文化。

基于生存危机的忧患意识，日本民族形成了特别善于学习和借鉴其它民族的成功经验。公元7世纪，日本曾全力模仿和学习中国唐代文化。1853年美国舰队轰开当时落后的、尚闭关锁国的日本，使日本人猛然惊醒，转而自觉学习欧美工业化文明文化，为1867年明治维新实行资本主义“文明开发”改革奠定基础。[5]日本人的学习和借鉴总是与本民族的实际结合起来，为我所用。体现在企业上则是特别推行反求工程、创新工程，即把各国同一产品的优点、缺点列出来，然后集优于一身。兼收并蓄、为我所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以创新求求生存。

（2）日本的企业文化是对管理理论的创新和贡献。

在企业管理方面，从古典主义到美国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组织理论、梅奥教授的行为科学理论再到现代管理理论丛林，虽然应用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国家、民族、都曾不同程度地促进过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完全站在管理者的立场上，其目的都是为维护管理者如何获得利益最大化从而去调动雇佣者（生产者）的积极性服务的，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在形式、方法和满足生产者需要的不同层面上有所差异而已。却从来没有哪一种管理理论可以最终消除或化解企业中雇佣者与企业主（有书籍称为“劳资”）双方的矛盾与冲突，而且这些一系列管理理论的共同理念，无一例外地想方设法从物质或精神两个层面变换花样作为各种激励手段和方式去调动雇佣者的积极性。充其量这些理论也仅仅是暂缓“劳资”双方的矛盾冲突，并不能从根本上在企业中彻底根除劳资矛盾，这被马克思认为是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但是，日本企业文化理念及其实践却是将企业主的利益与雇佣者的利益统一起来了。虽然“企业文化”的管理思想是美国人最先提出，但却在日本获得巨大的成功。

首先是企业主对生产者实行终身或长期雇佣制[6]，消除了雇佣者的失业危机。日本企业主认为以“炒鱿鱼”这种大棒和特权来威协员工，不如把员工当成企业的主人，形成员工与企业共存亡的忧患意识，更能激发员工的责任感、积极性与创造力。因此，不惜花费重金把每个人都培训成多职能的人才，对雇佣者不断地进一步培训和轮换岗位是日本企业的特色，倡导“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日本企业又把企业分成多个部门团体，采取由团体决策、团体负责，奖罚落到团体上，一般不追究到个人责任。这样就能形成“一人有难，集体帮”的企业凝聚力。随着不断的培训和技能的熟练掌握，绝大多数员工增强了主动性和自信心，都能充分发挥自已的聪明才智，十分出色地完成其工作任务。再

以“年功序列列制” [7]来保证每个员工的自我实现的需要，使企业人才不断地实现向上流动。企业不仅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更成为每个员工社会生活的中心，是每个成员“人格形成”和“精神修养”的地方。马斯洛提出的人的五个层次的需要，在企业中都可以得到满足。因此，企业文化已将日本企业变成了劳资双方的利益共同体和社会生活共同体，人际之间不存在防不胜防的不公平竞争和暗箱操作，成功地把一个企业变成大家庭，使员工对家和国的忠诚变成对企业的忠诚。

实行年功序列制（即工资及职务随员工在本企业的工龄的增加而增加的一种制度），可以确保每个成员在长期考核后，均等地获得逐步晋升的机会，最终达到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这种平等地关心员工利益的人性化企业文化，使员工获得充分的满足感、认同感和归宿感，从而对企业满怀知遇之恩的感激心理，并内化成自觉努力效忠企业的动力。因此，“跳槽”被认为是一件十分不光彩的事情。[8] 这种价值观形成之后，企业就不必担心人才外流。

另一方面，把企业工会传统上是代表工人利益同企业主进行斗争的职能，转变为协调沟通“劳资”双方的职能。工会的任何调停，都体现了对劳资双方的兼顾而不鼓励双方对立冲突！

不言而喻，在构成生产力的生产者、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三要素中，生产者是决定因素，只有在保证生产者的劳动生产积极性的条件下，充分发挥生产者的创造精神和主人公责任感，才能真正解放生产力。用政治口号和远景蓝图来画饼充饥式地激励生产者的积极性的是不能持久的。

日本的企业文化在调动生产者（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方面，是从“劳资”双方共存共荣为目的来实现的，这种理念是以逐步满足生产者五个层次的需要的人性化管理为内核进行管理。这种企业文化形象地将企业化为一个家族，家族的兴衰关系到每个家族成员，所以每个成员都会为了家族的荣誉和兴盛而战。这种团队精神就具有破釜沉舟、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这种企业文化也形象地将企业化成商海中的一条船，从每个船员到船长，共同以同舟共济的团队精神确保这条船不会沉没。因此与企业同甘苦、共命运，就是企业每个成员的天职。在员工的心中，企业不只是企业主的，企业是属于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员工的。

这种企业文化理论是以往传统的和其它管理理论所无法企及的，是日本民族对管理理论的创新。这种企业文化所形成的亲合力、凝聚力及其创新精神也是日本企业文化创造经济奇迹的深层原因之一。在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创造力以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方面，日本的企业文化是极其成功的！

（3）管理思维的创新

日本企业最善长逆向思维，最为著名的是“看板管理”[9]，它成功地解决了既要小批次、多品种，又要低成本的问题。也即从结果入手，从顾客的各种要求意见入手，从产品的最后一道工序开始往前推，思考如何才能达到顾客的各种要求，每一道工序都把后一道工序看成自己的“用户”，按照“用户”的需要进行生产，而用户把自己的需要详细地写在一块醒目的板上，用看板来控制整个生产过程。丰田公司正是采用这种方式，大大增强了丰田的市场竞争力。

乍一看这种管理模式，惊叹其创造力，但细一想，这是人本观念的必然。随着人们温饱的解决，人们更趋向于追求个性化的产品和生活，“看板管理”就是在以尊重和不断满足消费者日益更新的各种需要这种人性为目标下产生的。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教条、经验出发的管理意识充分发挥了占领市场的优势，从而使日本企业在激烈的自由竞争条件下能脱颖而出，立于于领先地位。

（4）我的评价

西方抨击企业文化终身雇佣制会影响、束缚有才能的人，并产生人才老化的问题。这是从西方价值观产生出的担忧。步入成熟年华的人，往往已有了其人生理想与奋斗目标，只有在无法实现之后才会调整目标。在开始择业时，是双向选择的，即企业和员工相互选择，企业提供给每个员工自我实现的各种保障，所以，既然获得了自我实现需要的保障（包括物质待遇、升迁机遇、优越环境等）之后，就获得了安全感，就没有“跳槽”的社会流动的必要了，而且也不会有失业而被推向社会的威协（当然，前提是企业不倒，员工没有做出损害企业的事）。企业确保每个员工能力的不断提升和收入的不断增加（年功序列制），因此，员工归属企业之后，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又还有什么理由不勇往直前、冲锋陷阵去实现自我价值呢！日本企业提供给员工的保障远比西方的社会保障更多、更具可靠的归宿感，每个成员为实现自我可以在团队中获得比西方企业所提供的条件更多更好的支持，从而有更多机会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与奋斗目标。

如果把实现自我的理想设定为跨越太平洋，美国人提倡的是由自己驾小船一桨一桨地划完全程，认为这才能体现个人价值。而日本的企业文化则是大家乘上万吨巨轮、以团体力量，同心协力、同舟共济地完成全程。日本民族认为个人价值只有融于团队价值之中，才会体现出来；团队价值则是所有成员个人价值的高度集中。那种散沙式的个人价值，同日本民族的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