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热点：专项资金违规使用为何难根除

第一篇：时政热点：专项资金违规使用为何难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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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京报》报道，北京市审计局近期对全市40个一级预算部门2013年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开展审计，除了像预算不规范、违规使用资金等老问题外，值得关注的是，在对重点专项资金和重点工程审计中，发现建设单位将1.8亿元廉租房保障金用于偿还商业贷款，将1.8亿元公租房建设资金用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违规挪用保障房工程资金远非个案，2013年的审计报告显示，360个项目或单位挪用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57.99亿元，用于归还贷款、对外投资、征地拆迁以及单位资金周转等非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支出。而将其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也非个案，湖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公司就用财政拨付的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购买理财产品2.69亿元，购买信托产品1000万元。

这一做法，看起来似乎还颇有“经济头脑”：巨额财政资金一时还用不完，银行常规存储利息太低，相对于明显违规的挪用，在不影响项目建设的情况下，不如拿去购买理财产品。但这一做法仍然明显违背“专户存储，专款专用”的专项资金管理和使用基本原则，也存在明显的腐败色彩：理财基金与建设单位的巨额交易是否有个人不当获利？在违规使用专项资金使财政收入无法透明的情况下，谁是“理财”的最终受益者？受益者会否因为个人和少数群体的利益而延误工程建设？这样看来，用工程费购买理财产品，绝不是建设单位或地方政府会“当家理财”的表现，其违规性质也并不比挪用资金更轻。

但长期以来，下拨专项资金和建设费用被违规使用的问题一直难以根除。它首先反映的就是资金监管上的问题。我国专项资金实行财政、审计以及纪检部门的多重监管，但在实际工作中责权落实不到位，各个部门无法做到协调配合。而从内部监管看，一些单位的专项资金账务不公开，从项目立项到项目实施的各个环节都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监督检查。而对事后审计和检查，一些单位和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财务违规操作来掩盖问题，这导致监管滞后，难以有效制约对专项资金的违规使用。有人总结职能部门在资金监管上存在“四多四少”：突击检查多，日常监督少；事后监督多，事前、事中检查少；对某一项目或环节检查多，全方位、全程跟踪监督少；规定强调的多，深入调查解剖的少。这“四多四少”的监管漏洞不堵住，类似建设资金买理财产品的现象就难以杜绝。

而从更深层次分析，当前我们正处于地方政府从“市场化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的过程之中，地方政府承担着主导地方经济发展的重任，要在各项建设中努力争取中央财政支持，同时，各种财政收支平衡的大盘子也由中央政府操控。这样，地方政府在专项资金预算、申报、管理、使用及绩效考核的整个过程中都奉行本地利益优先原则。从管理科学的角度看，这就可能存在诸多背离之处。这样，专项建设资金成为地方政府与上级审计部门的一场博弈游戏，而鉴于其复杂的现实因素，对相关违规问题的处理也往往因此雷声大雨点小，不能真正起到警醒作用。

因此，加强专项建设资金的监管，既需要加强审计等监管工作，更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呼伦贝尔人事考试信息网：http://hlbe.off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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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从“当家理财”者变身为社会公共服务者。（刘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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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时政热点：村干部违规操办酒席有“敛财味”

中公教育.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时政热点：村干部违规操办酒席有“敛财味”

因违规操办“满月酒”、婚宴等，宜昌3名村干部被纪委点名道姓通报曝光。秭归县茅坪镇建东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胜，违规操办孙子“满月酒”，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宜都市枝城镇官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倪胜华，违规操办儿子婚宴，受到党内警告处分。(8月10日新华网)近年来，党员干部婚丧嫁娶大摆筵席之风不减，礼金也是逐年水涨船高。宴请的“科目”除了婚礼、葬礼、祝寿、生日以外，连孙子满月、子女升学、婚宴等也成为宴请名目。有的地方宴请之风已经陷入恶性循环。更有甚者，讲排场、比阔气，助长了社会不良风气，严重影响了党员干部形象，也给权钱交易带来了机会。

就在几天前，巴中市通江县政府发红头文件“限宴令”引爆了舆论，其中最具争议的便是，“限宴令”除了对国家公职人员酒席范围界定进行了规范外，还对农村和城镇居民允许举办的酒席范围进行了界定，只规定了可以操办的酒席是婚嫁酒、丧事酒和寿酒等三类，而办寿酒则要求老人年龄70周岁及以上，每间隔十年可操办一次，意味着60大寿将无缘;除此三类之外，升学、满月等则一律不允许操办酒宴。

一些地方发现，不管是党员干部还是普通群众，一旦逾越了正常人情消费的雷池，无论是“升学宴”，还是“婚喜宴”，本身的意义都是善意的，问题的关键是切不可在不良心态的驱使之下，“升学宴”

中公教育.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和“婚喜宴”带着浓厚的不良风气，如果其主人是党员干部，则不可避免地让人生疑裹挟着“敛财味”和“腐败味”。

实际上，对于党员干部来说，不管是子女“喜结良缘”亦或是孙子满月宴，只是人生一个新的起点，只是人生的一个转折，以后的人生道路还很漫长。不管是何种“宴席”，党员干部违规操办酒席跟建设节约型社会相悖，不但浪费了大量的资金，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还使社会不良风气愈演愈烈，特别是党员干部再清楚不过了。笼罩上物质化和庸俗化的阴影后，“宴席”便失去了它本来的初衷，变了味，令人难以下咽。特别是当大摆“宴席”的主人是党员干部时，其动机就很难摆脱以权谋财的嫌疑了。因此，我们不能让党员干部违规办“酒席”演变成敛财的社会陋习，更不能让它来败坏党风党纪。

第三篇：2014年江西大学生村官考试热点：180万为何难招高端人才

“在教育部和贵州省支持下,贵州大学开出了每引进一个长江学者给予120万元年津贴,一个院士给予180万元的优厚条件,还提供科研平台和经费,但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都没有一个人报名。”全国人大代表、贵州大学校长郑强说,“西部对高端人才很饥渴!”津贴120万，180万，招不来一个好学者。看似违反“经济人”常识的招聘现象，透露的是高端人才对事业平台、工作氛围的关注。就目前而言，东部院校与西部院校的差距，不仅仅存在于待遇方面。无论是创业机会，还是事业平台，西部院校在这些方面的建设均明显滞后。故而，尽管西部院校开出的百万津贴十分诱人，但对这些已步入专家领域的高端人才而言，已然不是最具吸引力的因素。从事学术研究一辈子，这些人最期待的事情莫过于随心所欲，按照自己的学术兴趣做出成绩，做出影响力。

当然，这并不是说高端人才去西部院校工作，就不能做出成绩，只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才的流动趋势已从过去响应行政指令号召，转化为根据市场配置人才资源。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把希望寄托于高级人才适应周围环境，以较高的道德自觉奉献价值，已难成为现实。一则，行政指令号召所带来的狂热效应已经褪去，个人英雄式的创举已成为历史。二则，市场配置人才已经在传统机制上撕开了一道大口，人才与机构的关系已被颠覆，对高端人才而言，花时间去改变环境，还不如重新选个好环境。

郑强代表说吸引不来人才，其实还是说得好听了。现实情况，留住人才的问题也已积重难返。早前，教育部曾经下文，要求东部高校不得到中西部高校挖人才，并禁止东部高校不要档案、户口等违规做法招揽和引进全职人才。但这毕竟只是治标之策。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而言，人才也是资源，它遵循着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规律。行政性的禁止，难以扭转西部人才缺失的颓势。

厘清了此，当明白百万津贴招聘高端人才的误区所在。对西部院校而言，更务实的做法，当是努力推动其事业平台的发展，让高端人才有用武之地。当然，这需要国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特别是加大对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使西部地区产生造血功能，培养一批本土人才。也需要西部院校自己抢抓市场化机遇。比如贵州省贵安新区被国务院批准成为第八个国家级新区，国内三大电信运营商的数据中心均设于此，这无疑会带来一大批人才的入驻，对当地高校而言，无疑是一个发展产学研的利好消息。现在的问题是，相关部门能否借此推动体制机制创新，为这些人才排除制度性障碍，从而留住先到的一批“千里马”，以人尽其用的示范效应吸引更多的人才。唯有如此，在待遇与制度环境上双向发力，及早树立市场意识，才有机会打破留不住人才、招不来人才的尴尬困境。

第四篇：2015国家公务员时政热点：为升任副监狱长行贿50万？

来自《羊城晚报》消息，在沸沸扬扬的健力宝集团原董事长张海系列违法减刑案中，广东番禺监狱狱政科原科长刘志民指使下属为张海伪造实用新型专利发明的证明材料，导致张海被记重大立功，被法院裁定减刑后释放。此外他为了升任副监狱长，通过广东省司法厅党委原副书记王承魁的情妇向王承魁行贿；事情没成功，他花了一年时间追回送出的50万元，甚至还到王承魁的单位去追钱。记者7日获悉，刘志民犯受贿罪，徇私舞弊减刑罪、行贿罪，被广州市留珠区法院判刑两年，判决日前已生效。

一些地方盛行买官卖官，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情，完全不必讳言。为买一个广州番禺副监狱长行贿50万元，还没有买成，这有点超乎一般人的想像。不管是什么原因没有买成，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买官者刘志民心中，副监狱长的标价应当是50万元。他是根据什么计算出来的，外人不好推测，最好有记者采访他本人，由他加以说明。

倘若说他买个官是为人民服务，那是胡说，天底下没有人相信。大多数人只相信，他花50万买官，是为了捞到比50万更多的利益。外人当然也不知道，花50万买一个副监狱长，从什么地方把50万的本捞回来，还要有利可图。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只能拿回50万，大概他没有必要去买这个副监狱长。既然是买卖行为，一定要连本带利一起赚回来。否则，50万存银行直接吃利息，总要比买官安全得多，风险小得多。

新华社7月6日报道，有网友发帖《广西阳朔原国土局长受贿被判刑十年却未坐一天牢》，称阳朔县国土局原局长石宝春在2007年7月，因受贿罪被桂林市七星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但石某没有坐过一天牢，还多次出现在广州、南宁、柳州和河池等地，甚至坐飞机去四川成都。对此，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和阳朔县公安部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应称，“具体情况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不妨向读者交个底，我有时思考一些问题喜欢从“一己之私”出发，或换位思考。我想，假如我是监狱长，一分钱好处没收，我凭什么要让一个判刑10年的犯人一天牢不坐？他在狱外惹出麻烦，难道监狱长一点责任没有吗！监狱长的乌纱帽还保得住吗？除非他给我的好处远远大于一顶监狱长的乌纱帽，否则，准不会让他在监外如此逍遥。也许桂林阳朔的监狱方面另有原因，一分钱好处没拿也放石宝春局长到监狱外玩耍。但是，这种玩忽职守似乎不符合人之常情。究竟是什么原因，希望尽快有个调查结果。

判处一个官员有罪，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有一位纪委工作人员说，一个单位要开除一个员工都挺难，何况是开除官员的党籍，送他到司法机关接受法律的庄严审判。前边千难万难，后边有人收钱放人，实在是让人泄气的事情。因此，严守监狱的牢门，不让金钱突破最后一道防线，至关重要。对那些徇私舞弊的监狱官员，必须严判，决不给犯罪分子后门逃脱的机会。(苏文洋)

文章来源：陕西人事考试网（http://sa.offcn.com?wt.mc_id=br4383）

第五篇：2018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无车日”为城市交通检验新方案

2018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无车日”为城市交

通检验新方案

9月22日，是世界“无车日”，北京市交通部门划定王府井大街、南锣鼓巷、奥林匹克中心区道路三个无车区，只对行人、自行车开放，限制社会机动车通行。2017年“无车日”还赶上了“拥堵日”，根据交通部门预测，本周五是节前第一个重点拥堵日，当天下午就将出现交通拥堵。(9月21日《北京日报》)又到“无车日”。这一天，各大城市明显减少的车辆让人们耳目一新，但第二天却又迅速恢复原状，以至于很多人觉得这样的“作秀”越来越缺乏实际意义。

“无车日”从来就不是解决交通拥堵的现成方案，至多是提供了一种可能——离开了机动车，生活并不会变得很糟，甚至还能收获似曾相识的美好。曾几何时，“有车”会带来出行的便捷与舒适，甚至是生活更美好的代名词，但机动车保有量达到一定程度后，人们又怀念“无车”的好处，矛盾如何解决?总不能天天都是“无车日”。

让别人“无车”，自己开车上路时就会方便许多，于是近两年的“无车日”出现了刺眼的一幕——“无车日”反倒成了“拥堵日”。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开车出行已成为现代都市人的刚需，以至于一天都不愿放弃，有些城市也放弃全城参与“无车”，而只划定几个特定区域参与;二是政府倡议与交警劝导日渐无力，能做到自觉自愿放弃开车的人越来越少。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尴尬并不突然，与各地纷纷限号限牌的现实暗中相合——绿色出行，看起来很美，以牺牲便捷为手段的倡导，几无作用。

事实上，城市交通越是拥堵，“无车日”的意义也才越大。进一步说，它的意义不仅在于让人们体验“无车”的美好，更重要的是要为平时的“少车”提供一种方案，可执行的方案。毫无疑问，公共交通是被寄予厚望的替代产品，杭州、天津、石家庄等地今年也推出了“免费乘公交”的活动，以引导公众参与，抵消出行不便的影响。然而，这毕竟也是难以持续推行的临时措施，各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的公交容量与便捷程度，当下还很难承载人们无车出行的期待。

在“互联网+”背景下出现的共享经济模式，为出行提供了新方案。共享汽车和共享单车为城市交通带来了巨变，不仅使得出行产生的个人和社会成本更低，而且具有低碳环保、缓解拥堵等显著优势。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方式由市场自主产生，消费者自愿选择，既不用花费公帑进行大规模基建，更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特点。

因此，今年“无车日”“绿色交通 共享出行”的活动主题可谓正当其时，这一天可以更好地检阅共享出行对机动车出行的替代作用有多大，其与公共交通形成的承载力究竟在未

来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又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与推广。同时，“无车日”也由此有了新内涵——出行体验不降低太多而又能引发公众主动参与的方案，才是未来城市交通的新玩法。

文/宋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