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统计工作如何为审判提供优质服务1

第一篇：司法统计工作如何为审判提供优质服务1

实现均衡结案是当前全国法院创新和加强审判管理的重要目标之一。从审判实践来看，均衡结案受多方面的综合影响。多种主客观不利因素相结合导致实现均衡结案的难度加大。从司法统计工作角度看，主要是：现行司法统计方式存在着指标体系设计比较粗糙、项目设置比较笼统和简陋、分类不尽科学、记录要素不太全面、缺乏实用性和针对性等问题，无法满足构建科学统一的审判绩效评估体系的要求，有待进行改革和完善；目前尚未建立多元、科学的司法统计指标体系，以单一的结案率为标准的审判目标考核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前审判工作的需要，但在现实国情下，管理或者某种考核仍需要一些抓手，以便院领导即时把握全院案件审理期限，监督、纠正超审限案件的发生，便于办案法官明确自己承办案件的审理期限，从而更加积极、主动办案。因而设置科学、合理的司法统计指标，已经成为促进均衡结案工作的当务之急。

长期以来，结案率即在单位时间内结案数与立案受理案件数（旧存+新收案件）的比率一直作为法院考核的重要指标，曾经发挥过强化审限意识、督促及时结案、提高审判效率及考核评先的积极作用。而案件从立案、审理到裁判、送达都需要一定的周期。这就意味着越临近统计截止时间点的新收案件，就越难以在统计截止时间点内审结。一些法院为达到高结案率目标，使工作成绩尽可能“好看”，背离审判工作规律，甚至不惜违反程序法的规定，片面追求统计数据“虚高”，采取在年中或年度末突击结案，人为阻滞收案（如年末推迟立案、提前截至收案、12月初不再立当年案号或只立案不编号），违法调解、强行调解、强劝撤诉等有悖程序公正的措施，使案件迅速审结，不仅侵犯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而且极易引起当事人的误解和投诉，损害了法院的良好形象。审判人员加班加点工作，通宵达旦结案，从心理到生理高度紧张疲惫，健康也受到严重影响。加快审判进度，缩短结案周期，提速、加速办案，还难以保证案件质量。对有些可能调解结案的案件，因没有时间进行充分调解工作，没有尽可能做到案结事了。总之，结案率作为源于解决久拖不决案件的一种有效举措，在实践中演变成评判法院审判工作成绩的重要指标，左右着一切工作决策，导致人为地分割正常的审判期间，造成了严重的不正常波动，违背了其设立的初衷，难以对提高审判效率起到正面的导向、激励和约束作用，没有有效地促进均衡结案的目标。

为实现均衡结案目标，从司法统计工作角度，建议最高法院制定全国统一的案件、结案、销案等统计规则，实现司法统计指标涵义、计算方法、分类目录、调查表式等方面的标准化，提高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客观性；在此基础上，建立统一、多元、科学、规范的司法统计指标体系。具体如下：

一、构建均衡结案的多元化评价指标体系

促进均衡结案，应选择一些能够反映审判工作特点、符合审判规律的评估指标，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出发，整体上平衡把握，统筹考虑审判质量、效率和效果等各方面要求，以全面推进审判工作的科学管理和协调发展。

（一）逐步淡化结案率。近年来，结案率作为基本效率指标体现在对外的信息中，其科学性受到质疑，一味追求结案率的做法对广大法官产生了错误导向，挫伤了法官严格依照法律办案的积极性。因为案件的质量、案件的公正性难以量化，而即便可以量化仅单纯的以某项数据为标准是难以保证准确性。相反，为了追逐结案率，人为提前截止收案，使收案周期提前，本年度收了部分属于上一年度的案件，但本年度末的部分案件同时也被推给了下一年度，所以收案数不会有明显的增减；人为清理年末案件，使结案周期推后，本年度结了部分属于下一年度的案件，但本年度应结的部分案件也被预支给了上一年度，所以结案数不会有明显的增减。因此，人为导致收结案统计周期的错位，只是数字游戏下的无用功，对于审判工作发展没有实际意义。

（二）允许案件未结率达到一定的比例。强调均衡结案，是为了案件的解决呈现合理分布，而并非为了消灭未结案件。因此，应当允许一定的未结案件的存在。这是均衡结案的辩证法所在。我们认为，未结案件占法院全部案件的15%左右，是正常的存量，这是案件收结统计工作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对于超长期未结的案件数，应当勇于面对。超长期未结案数指标，可以让久拖未决案件“水落石出”，始终处于考核评估的视线之内，有利于法院管理层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抓紧依法解决“骨头案”。

（三）设立审限内结案率指标是考察法院执法办案情况的重要指标。审限内结案率，是指统计期间一审、二审、再审案件在法定审理期限内结案数与同期一审、二审、再审案件结案总数之比。审判效率的考量即应在现行法律规定的前提下进行。审限内结案率基本达100%说明诉讼法上关于期间的规定在目前的审判工作中是合理的。能否在审限内结案，是评判效率的参考标准之一。将审限内结案率作为审判效率的一项数据具有合法性、科学性、可操作性，该率应作为评价审判效率的主要依据之一。有意见认为该率基本上为100%无须统计即可得出，意义不大，可予省略。但其体现了法定时间内完成审判工作的情况，是规范司法的一项重要体现，是办案法官追求效率的体现。统计数据的价值关键在于是否反映质量或效率而不在于因数据稳定、变化不大而不予考虑。在审限期间内结案依法体现了法定的效率，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如果在审限内能用更短的时间结案且能保证案件质量，则是更为理想的情况。

（四）设立案件结收比指标。案件结收比即目前许多法院在考核体系中的同期结案率，是指在一定统计周期内，审结的案件数量与受理案件数量的比率。相对于结案率而言，案件结收比的统计基础与统计对象是相吻合的（即同一统计年度），因而能够客观地反映法院在本年度内的工作表现，可以杜绝在结案率指标驱使下人为扭曲审判周期的现象，使得审判执行工作达到动态、均衡、良性发展态势。

（五）设立结案均衡度指标。结案均衡度是按统计学中计算标准差的公式对各月结案量进行计算，反映各月结案量的涨跌幅度，考察是否实现了均衡结案的良好态势及法院审判质量效率的运作情况。结案均衡度数值越小，说明各月结案量的涨跌幅度越小，结案均衡度越好。设置该项指标，及时分析每月结案率起伏波动的原因，可以更好地把握审判动态，对避免年底搞短期突击结案运动，保持案件“收、结、存”比例均衡，实现审判工作良性循环十分重要。

（六）增加平均审理天数指标。审理期限是法定期间，仅以审限内结案率尚不足以全面考察审判效率，因此建议增加对案件平均审理天数的统计。平均审理案件天数是各类案件结案天数之和与结案数之比，它能比较直观地反映各个法院的办案效率及其差距，便于评估并提升办案节奏的可控性，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同时不同类型案件审限要求不同，对各类型案件平均审理天数也应进行统计，以更详细直观地体现该方面的审判效率。另外，增加对依法延长审限、中止审限、中断审限的统计，暂停计算审限未结案的统计，亦有利于更全面地为考查各种情况下的结案率提供更准确的数据。

（七）调整人均结案数的统计方法。目前人均结案数基数的统计方法虽然各有利弊，但为了使工作量的计算更为合理，可以考虑以下两个方案：一是按照目前的统计方法，但增加以实际办案法官作为基数统计人均办案数指标，两个指标互为参考，通过二个率的比较可以体现职业法官与其他人员效率。二是将目前的统计基数修改为具备审判职称的人员。这样，有利于引导法院对法官和书记员、辅助人员、后勤人员等不同人员进行序列化区分，充分体现专业分工，利于法官的职业化发展。

二、均衡结案的多元化评价指标体系应当科学、可行

均衡结案的目的在于促进审判工作的科学发展，因而其评价指标自身必须首先科学、可行。随着时间的推移，结案率等一系列考核标准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前审判工作的需求，其设置的科学性、合理性值得商榷。如以一基层法院为例，1999年全年收案5000余件，一线办案法官人数50人左右，人均结案100余件，结案率设定为95%。2009年全年收案升至12000余件，一线办案法官人数60人左右，人均结案200余件，结案率仍设定为95%，可以看出收案数不断增长，一线法官人数保持不变，结案率考核依然不变，法官承受能力不断加大，其设定标准的科学性无从谈起。

一是相对性。法院的审判工作不同于企业生产产品，其质量和效率指标的设置，不能绝对化。因此，审判质量效率的评估，只能是“体检表”，同比看进步，要防止“数据论英雄”。司法统计评估指标体系的设置，必须尊重司法的内在规律，审慎地处理好各项指标与均衡结案的关系。法官是具有独特职业特点的特殊群体，法官所从事的司法工作具有特殊的行业特征。司法必须严格遵照法定程序的要求、遵循法律规定的标准去实施。因此，对法官业绩的考核评价，既要符合审判规律和法官职业特点，又要坚持以人为本、体现现代司法理念，真正做到既有利于调动广大法官的积极性，又切实可行便于操作，决不能以牺牲效率或者盲目地拔苗助长的方式片面追求所谓的“均衡”，回到漠视、践踏司法规律的做法。

二是适度性。其一，均衡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平衡。案件结收比、审限内结案率、结案均衡度指标等从司法属性看都是适度性指标，即结案并非越快越好。审判活动是发现事实真相的主观认识活动，法官必须通过合理的时间处理纠纷，这是司法救济的严肃性、准确性的内在要求。如果一味地缩短案件审理周期，最后的结局只能是减少法官思考案件的时间，案件处理结果的公正性也就要大打折扣。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可以防止有的法院为了片面追求所谓的“高绩效”矫枉过正和弄虚作假。其二，上述指标只能作为领导决策的参考，如可以通过数据指标的变化发现问题，适时调整工作重心和决策，而不应当作为评价法院工作的绝对标准，从而违背审判规律，伤害审判公正的内在要求。否则，被绝对化的统计数据将丧失客观性，助长司法的行政化，危害司法公正，妨碍审判独立，而且极易滋生为了数据而工作的错误观点，使这一考评体系偏离原意。

三是层次性。其一，均衡结案的各项指标，应当综合考虑每个法院、每个部门、每个法官的情况，科学制定结案率标准，不能一概而论。诉讼的发生系数与经济的发展指数成正比，这也就表明不同地区的法院受案数量与经济发展成正比，法院间法官受案数量及难度也存在一定差异。因而地区经济发展较快，案件增幅较多的法院，应适当降低结案率标准，而不能把结案率作为硬性指标看待。其二，兼顾各类不同性质案件审判的差异，区分一审、二审、再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差异，使办案数量的衡量具有公正性和可比性，而不能简单的整齐划一。其三，对于法院内部而言，可以把原有的季度或年度结案率细化为每个月的结案率和季度、年度的均衡结案率，根据每月司法统计分析显示收、结案规律及特点，准确把握审判动态，制定下月每人结案指标加减情况，对于当前结案情况定期予以公布，保持案件“收、结、存”的比例均衡。其四，对于涉及案件实质性内容的权数要相应加大；而对那些受到地域、制度等客观因素制约，法官通过主观努力仍无法有效改变的内容的权数要予以降低。

四是简便性。把数据列入考核评估指标，可产生明显的激励约束效应，而且不同地方、不同庭室、不同个人的工作业绩，也应当有所区别，这样才能形成“你追我赶”的竞争氛围。这就要求指标的设计应当有利于衡量出均衡结案的差别。但另一方面，设置标准抓住基本、管用的指标，贯彻简便易行原则，不能太繁琐。很多法院引进了比较先进的审判管理系统，但程序复杂、难以操作，很不实用。

三、加强和改进司法统计工作，实现司法统计与审判管理的相互促进和有机结合

多年来，海南高院司法统计工作，在最高法院的指导下，各级法院的重视、关心和支持下，在全省法院广大统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严格执行国家统计法律和法规，大力推进司法统计改革和建设,坚持统计为司法服务的宗旨，加强统计队伍建设，始终坚持高质量、高效率，及时、准确地完成了各项司法统计工作，得到最高法院业务部门的充分肯定。全省法院司法统计工作有关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目前，全省共辖1个高级人民法院、5个中级人民法院（含海口海事法院）、22个基层法院。其中，省高院司法统计工作归口研究室管理；5个中院中有3个归口研究室管理、1个归口办公室管理、1个归口书记官室管理；22个基层法院中，有4个归口研究室管理、6个归口办公室管理、10个归口立案庭管理、其余2个分别归口审务办和立监庭管理。全省三级法院共有专（兼）职统计人员29人。

（二）服务审判管理的主要做法和取得经验

1、加强组织领导是做好司法统计工作的关键。近几年，全省各级法院司法统计工作在法院审判情况、领导决策方面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这与各级法院充分重视司法统计工作分不开的。各级领导充分认识到司法统计工作是一项事关法院工作全局的基础性工作，经常强调做好法院统计工作的重要性。同时在人员配备上，选择能吃苦耐劳、默默无闻和业务素质高的同志从事统计工作；在物质配备上，尽量配备相对较好硬件设备，配备专门用于司法统计的计算机，为实现司法统计信息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正确认识司法统计的科学性和中立性是做好法院工作的认识核心。司法统计并非仅是几个简单数字的组合，统计数据体系具有科学性和中立性，动态的司法统计工作的目的是通过统计数字的变化而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司法工作的各种情况的变化，从而科学地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司法统计工作的归口管理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如何用好各项司法统计数据，推动审判管理，促进均衡结案。

3、建章立制是确保统计数据质量的保障。一是全省法院建立数据质量控制责任制，实行谁统计谁负责，谁审核谁负责，做到层层把关，严格检查，对审核中发现的异常数据都进行反复核实，对发现的苗头性问题都进行及时处理，有效地减少统计数据在填报过程中的差错。二是坚持司法统计工作通报制，将报表报送的时间、差错情况和完成工作的情况进行通报，对差错情况进行原因分析，提出改进意见。三是加强司法统计工作的监督指导，通过定期与不定期的检查方式，加强对全省法院司法统计工作的监督检查。通过检查既能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学习，也可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及时发现问题，提出改进意见。

4、统计分析是提升司法统计工作层次的途径。以前统计分析报告主要以简单的文字说明为主，统计分析的方法也相对简单，现在随着司法统计软件的升级，统计的归类越来越细化，统计的内容也越来越全面，这就为撰写统计分析报告提供了更多便利的信息源，统计分析也从简单地与去年同比到现在进行多年统计分析，并加上相关的统计图表，使统计分析报告更直观更易懂，得到了院领导的好评。司法统计现已形成每月按时向院领导报送统计报表，每季度根据司法统计数字撰写统计分析报告的制度。全省各级法院之间做到了统计资料共享，法院需要了解的各种统计资料根据要求及时准确地予以提供。

5、队伍建设是做好司法统计工作的基础。目前，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要建立一支专业化统计队伍不太现实，但是我们在提高统计队伍的素质上在以下方面下功夫。一是加强政治知识的学习，不断提高自身修养，要以对党和国家高度负责的职业道德，恪尽职守、实事求是，确保统计数据质量；二是加强业务水平的提高，不仅学习统计知识、计算机知识，而且加强对法律知识的学习；三是保持统计人员相对稳定，确保统计工作连贯高效。由于统计工作的技术性和专业性，确保一支较为稳定的统计队伍不可或缺。

我省法院司法统计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对统计工作重要性认识不够。个别法院只注重办案，不注重司法统计工作，认为统计工作只是一些数字的简单加减，对统计工作认识上有偏差。

2、人员队伍不够稳定。虽然我们一直努力配齐配强统计人员，但是部分法院统计人员不安心、更换频繁、衔接不畅，直接影响统计工作的顺利开展。

3、统计分析与审判工作脱节、统计为审判服务的工作有待加强。处于一线审判工作的法官及理论研究的同志对司法统计的认识远未到位，不善于利用这一资源提升业务水平，拓展业务知识面，从而无法充分深入挖掘丰富的审判数据资源，缺乏有质量和深度的综合性统计分析，统计分析撰写人员力量较薄弱。

（三）进一步改进司法统计工作的措施

1、不断提高对司法统计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各级法院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到不到位，直接关系到司法统计工作的顺利开展，间接影响各级法院的审判实务和理论研究水平诉提升。各级法院党组要重视，尤其一把手要重视，加强对司法统计工作的领导力度，彻底摆脱审判和统计相脱节的状况。

2、全面加强司法统计人员队伍建设。随着司法统计改革的深入，对司法统计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加强统计人员队伍建设尤为必重要。一是要做好岗前培训和全省法院统计人员的集中培训工作。二是要采取走出去的办法，加强与兄弟法院交流，向统计工作做的好的法院学习经验。三是采取请进来的办法，邀请最高法院同志和有关专家学者进行培训。四是要关心统计人员的成长与进步，对那些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符合条件的优秀司法统计人员，在晋职晋级、评先评优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

3、大力推进司法统计信息化平台建设。在推进司法统计信息网络建设中，重点加快全省法院案件管理系统建设，争取明年初能投入使用，同时尽可能做到最高法院司法统计软件与全省法院案件管理系统互相融合，促进司法统计工作向纵深发展。

4、进一步提高司法统计分析水平。为使统计分析上一个新台阶，今后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要加强对统计分析人员的培养，建立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统计分析人才队伍。二是建立司法统计分析工作激励机制，实行量化管理，制定硬性指标，纳入目标管理，奖优罚劣。三是将司法统计分析与调研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广泛利用司法统计数据进行专题分析，为实现这一目标，研究室近期创办了《海南法院调研工作通讯》（司法统计分析专刊），为司法统计的深度分析提供了有效载体。四是加强统计分析成果转化，形成分析成果指导审判实践。

建立科学的司法统计指标评价体系

作者：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 符向军 发布时间：2009-02-20 08:59:00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的司法便民工作，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便民工作的若干意见》。

象“五个严禁”规定广受社会欢迎和赞誉那样，作为一项深入审判实践、契合人民群众司法需求的务实之举，《意见》同样获得了媒体的普遍关注和舆论的广泛好评。

同时，笔者注意到，《意见》有一个突出亮点，即直指当前人民法院司法统计指标评价体系存在的弊端，毫不避讳地指出，人民法院不得因为提高结案率而在年底拒收当事人申请立案的请求。对符合立案条件的，不得延期立案。《意见》明确要求人民法院建立科学的司法统计指标评价体系。

多年来，法院系统为促进司法公正与高效，为贯彻司法为民宗旨，出台了一系列司法解释和规章制度，实施了一系列有效举措。以“审判绩效”考核为主体的司法统计指标评价体系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科学的司法统计指标评价体系无疑比“领导印象分”更能说服人，更能鼓励人，更能促进审判工作业绩的提升。实践中，各个法院内部审判人员之间、同一地区法院与法院之间、不同地区法院系统之间，都存在着审判业绩“比学赶超”的好现象，有效地促进和保障了司法的公正、高效以及审判任务的顺利完成。

但是，毋庸讳言，实践中有少数人、少数部门、少数法院为了在司法统计指标评价体系报表中取得领先或不落下风，不惜进行“技术处理”，甚至弄虚作假、掺杂水分，使得数据不实、指标“失真”。比如，一些法院因为提高年终“审结率”的需要，往往内部规定在临近年底，甚至12月初即不予立案。要么拒收当事人符合立案条件的立案申请；要么限定延期立案；要么采取变通措施，今年立的案却是来年的案号。

之所以少数地方出现司法统计指标虚假“失真”的现象，既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既与司法系统内部严格而激烈的考评竞争机制有关，也与当前一些地方司法统计指标、审判业绩考核体系本身的欠科学性有关。法院系统的“审判业绩”考核指标主要有案件审结率、调解撤诉率、审理天数、上诉率、发改（改判和发回重审）率、执结率等。对这些指标的设定考核应遵循审判工作的自身特性和固有规律，不可为搞攀比而盲目“拔苗助长”，更不可玩虚弄假。一些指标比如上诉率、发改率等并非能由主审法官决定和控制，是否发改应由二审依法审查，上诉更是案件当事人自由处分的诉讼权利，如果在发改率、上诉率等评价指标的设定考核上失之于简单化、强行化或一刀切，则有待商榷。

因此，我们在为最高人民法院《意见》毫不避讳、勇于直陈当前司法统计的弊端拍手叫好的同时，也期待人民法院的司法统计工作能进一步贯彻司法为民宗旨，加强调查研究，直面更多更深层的问题，剖析各种主客观原因，不断适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建立、完善一个更科学、更务实、更客观、更有效的司法统计指标评价体系，从而有力地促进和保障司法公正高效，实现司法为民、便民、利民的目标。

第二篇：司法统计工作调研报告

司法统计工作调研报告

司法统计工作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工作，对领导及时掌握审判工作动态、了解审判工作质量，研究审判工作热点、难点问题，科学决策，科学管理等方面发挥着突出的作用。我院司法统计工作归口审判管理办公室，司法统计数据由我院运行的《法院综合信息管理系统》软件自动生成，司法统计工作取得较大进展，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发现仍然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

一、司法统计工作机构人员设置及概况：

2013我院司法统计工作已经实现了完全电脑化操作，并配备专职司法统计员一名。司法统计工作归口审判管理办公室，各业务庭确定一名内勤负责检查核对本庭室的数据。每月由专职司法统计员按时把全院各庭室数据用司法统计软件自动生成后，下发至各庭室由内勤检查核对无误后，汇总上报中院。

二、司法统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欠缺高素质的专业统计人才。我院专职从事司法统计工作的人员仅一名，统计数据的采集、整理、分析全由一人负责，不仅工作量大，还容易产生工作思路禁锢、分析角度单一等问题，不利于全方位分析提炼统计数据。其他从事司法统计的人员均由各业务庭的书记员兼职担任，这些人员缺乏专业的统计学基础，又没有受过任何专业的培训，业务素质有待进一步加强。这些统计员身兼数职，工作繁忙，极易出现统计误差。多年来，业务庭的各类报表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迟报、漏报、误报等情形。

二是统计数据不够真实、准确。司法统计的数据是法院干警工作业绩和质量的数据体现，也是决定干警奖惩的重要依据。故业务庭在报表的时候难免避重就轻、“扬长避短”、“添油加醋”，通过编造数据或是隐瞒数据来维持自身庭室的权益。如此现象的存在，使数据之间衔接不够、不能匹配，统计部门采集的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存在瑕疵。实事求是是统计的灵魂，真实是统计的生命，只有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才能正确发挥统计工作作为领导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这一功能。随着我院《法院综合信息管理系统》的正式运行，统计数据直接由计算机生成，从一定程度上杜绝了此类问题的发生，但随之新的问题也不断出现，例如：系统案件报结时间与真实不符，导致系统提取数据与庭室实际数据产生误差等。

三是统计指标设置不尽合理。各级法院实施的案件质量与效率评估考核一般都包括审限内结案率，年终结案率，平均结案周期、调解率，撤诉率，上诉、抗诉率，上访率，改判、发回率，案件未结率，执行到位率，人均结案率，已结案件归档率等指标，并且作为法院创先争优和评价审判人员工作业绩的基本指标，与奖惩机制挂钩。这些指标确实能够能客观上反映审判人员的工作质量及工作效率，对基层法院而言还能促成业务庭尤其是派出法庭之间的良性竞争，对提高审判质量和审判效率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其中某些指标是否与审判质量和效率有绝对对应的关系，能否客观反映法院和审判人员的工作业绩尚值得商榷。比如平均结案周期，虽然尽早结案有利于使当事人不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归于稳定，帮助当事人尽快摆脱诉累，但是如果一味追求尽快结案，对调查清楚案件事实和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而言未必是一件好事。又如调解率，调解结案确实具有其无可比拟的优点，如化解矛盾、降低执行难度等，但是对调解率的过分追捧又会出现一些审判人员对该判决的案件不判决，压着当事人调解的情况，反而损害了当事人自身的合法权益。

四是司法统计信息软件操作流程不完善及软件自身问题。有些重要信息不能及时输入，比如，结案信息登记时，结算诉讼费数额、上诉信息不能及时输入，造成诉讼费、上诉信息的统计数字不真实。又如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可能有的主审法官会归入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中，有的主审法官又会归至其他买卖合同纠纷，这就导致同一案由的新收和结案不一致，分期付款买卖合同就因有新收而未结案而导致积案。久之将导致司法统计系统数据严重失真。

三、逐步完善司法统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一是强化统计分析。现在我院的司法统计工作实务方面，重数据，轻分析。虽然每月都会将统计信息表通告各个业务庭室，但是却没有针对该数据报表的分析报告，统计工作的价值也因此打了折扣。我们应当将司法统计分析与调研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注重资源的整合和多途径运用，广泛利用司法统计数据进行专题分析，并进行理论深化将之转化为调研文章，从而形成调研成果指导审判实践。

二是科学界定有关评估指标。完善司法统计分析的横、纵向历史比较，完善司法业务工作统计分析制度的评估体系，使统计分析工作能更直接地反映法院工作的进展情况。

三是适时调整数据指标，完善统计工作。对于要统计的业务工作，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工作的进展情况不断调整统计数据指标，使统计分析工作能真正反映法院工作实际，推动法院工作发展。

四是建议上级法院进一步加强对下级法院司法统计人员的业务指导、知识更新和学习培训工作，提高司法统计人员自身的素质，为他们提供了解新问题、研究新问题的机会，提供相互学习、共同探讨的阵地，切实保持司法统计人员队伍的稳定，提高司法统计人员的工作水平。

第三篇：司法审判职能之分化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司法审判职能无疑举足轻重。然而，这一职能是否、如何且缘何分化而成，却还是一个尚未充分研讨的问题，就此，笔者拟以传统型与现代型法院制度为标准予以探讨，以就教于同仁。

一、分化：社会学与政治学角度的背景考察

所谓分化，是指特定社会内部具有社会意义的各种活动、功能、权力是否分离，并由不同的角色所行使。在现代化理论看来，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系统形态之重要不同便在于结构分化和功能专门化的程度有异。社会学意义上的传统社会内部分化程度较低，不存在众多个人或组织角色，且为数不多的角色之间并无功能的多样分化，功能行使单一化、专门化是普遍情形。弗兰克。萨顿指出，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其特征在于地方群体稳定化、流动空间有限化、职业分化比较简单以及低差异的“泛能化”。相反，现代社会内部分化极大，存在众多个体角色和组织角色，且每一角色往往行使一种功能甚至发挥多种功能。其中，家庭或其它具有扩散作用的初级群体被有意识组织起来，为大量具备专门功能的次级“协会”所取代或补充，所以，正如斯梅尔塞所言，现代社会就是原来固定的裙带关系的等级系统因地理和社会的流动趋向而改变，出现大量功能专门化、自主性强单位的社会。社会发展过程如同著名社会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塔尔科特。帕森斯所言，就是结构的进步性分化和功能专门化的过程。

政治学家眼中的现代化图景有所不同。他们主要是从政治结构的分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来解释现代化。美国学者阿尔蒙德曾经提出政治现代化的三项标准：结构的分化、系统的自主性和文化的世俗化.同样，鲁斯托和华尔在研究日本与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问题时也提出了更加深入与全面的现代化政体标准，其中政府机构的高度分殊化和功能特定化是现代型政体的首要标准。当然，在政治现代化研究方面颇具权威的亨廷顿教授不能不提，他为政治现代化确立了三条极为分明的标准—权力的理性化、政治功能的分化、政治参与的广泛化。由此可见，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的重要差异在于政治角色与政治功能的分化程度。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缺乏分化，政治角色比较单一，政治功能没有多大分化且由单一主体（角色）一体行使。正如亨廷顿所发现的，在欧洲中世纪和都铎时代，政府职能没有高度分化，一个机构常常行使各种职能，而一项职能又常常由几个机构承担。诸如都铎时代的英国政府便是一个融合各种权力、职能的政府。与此相反，现代社会则是政治体系高度分化，政治角色众多，政治功能多样化且同一角色专门行使独特功能甚至多种功能的社会。阿尔蒙德发现，现代政治体系一般都有利益集团、政党、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政府官员和法院六种政治结构。

毋庸置疑，社会学家与政治学家释读的现代化图景颇有差异，但其一致之处也非常突出：结构的分化与功能的专门化。现代社会与现代政府的重要方面即是社会结构中各种角色（包括个体角色与组织角色）高度分化与各自功能专一化，国家机器及其功能作为整体也相应高度分化，机构数量众多且功能各异。而传统社会中则缺乏结构的分化或分化相当有限，传统国家也不具备高度分殊化的政治结构，功能呈弥散状，权力行使主体单一，或者主体虽多样化，但其功能并未分化，主体之间权力仅有大小之分，而无性质不同。

以结构分化和功能的专门化程度为标尺来区分社会与国家的作法和理论范式同样可以用于阐释传统型与现代型法院制度。因为任何法院制度都是特定社会政治制度之有机组成部分，其功能的分化与角色的形成不可能不受制于一定的宏观背景，或者说本身就是政治结构分化的一个方面。审判职能是否分化以及行使这种职能的角色是否分离，同样构成传统型法院制度与现代型法院制度的分界点。

二、制度理念与型构样式：分化状况之比较

具体而言，两种类型法院制度之差异可从以下方面把握。

（一）制度理念。现代社会塑造政治制度包括法院制度的基本理念不同于传统社会。这首先表现在是否根据业务性质把国家活动加以类型划分。对此，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观念不同。在现代社会，主流观念认为可以业务性质的不同，把政府职能划分为立法、行政与司法三种，这里职能即使并未实际上分割给不同的政府机构行使，仍在所有政府管理的情况下都需要履行，在英国宪法学家M.J.C.维尔看来，这可说是一个社会学的真理或“规律”。当然，这种认识是建立在首肯不同种类国家活动的独特性基础之上。换言之，立法活动、行政活动和司法活动在内容、形式和方法方面客观上彼此不同，是制度建构者与反思者将国家立法、行政、司法划分为三种形式的客观依据。众所周知，孟德斯鸠对此的贡献可谓决定性的，正是他首次将管理者惩罚犯罪或解决个人纠纷的权力，称为“裁判权”，并将之与立法，行政机关并称。认为存在颁布法律的权力，执行这种公共决定的权力以及审判个人性案件的权力。因此，主张国家活动客观上依据业务性质加以分类是现代社会制度建构、维持的重要理念。

反观传统社会，国家职能客观上可以划分为立法、行政、司法职能的观念和学说基本上没有形成。据M.J.C.维尔考证，这种三分法式理念诞生并发展于英国内战和共和政体的特殊背景之下。其中，洛克和孟德斯鸠的见解虽不能说是三分式理念的渊源，但作用确实不小。在传统社会中，绝对论是一种主要的政治理念。持绝对论说的理论家们认为，必须有一个单一的、无所不能的权力来源。国家权力的整体性、不可分性构成传统政制运用者与推进者的牢固观念，这在传统专制国家中体现得更为鲜明。对此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曾作过大力论证。

当然，传统社会中并非不存在任何关于权力划分的理论思考。实际上，从多角度探讨国家权力划分的尝试持续不断。早在古希腊时候，亚里斯多德从思辨方面考察国家活动，并提出与现代型法院制度产生前提有所类似之观念。亚氏将政治科学一分为二；立法科学一立法者之事，以及政治学或政策一行动和深思的问题。他又将第二部分再次一分为二；深思科学和司法科学。据此，他分辩出每一政体部具备三种要素：深思性要素、管理性要素和司法性要素。以后在十四世纪，马西利乌斯又区分为立法职能与执行职能。其实，他所谓的“执行”职能，用维尔的话说：“从根本上是指是我们可以描述为司法的职能。由统治者率领的法院的职能，即将法律付诸实施。”因此，传统社会中同样存在着沿国家职能三分法式路径相同或相近之方向思考国家职能分割，并得出有类似结论之理论。不仅如此，在确立三分式职能划分理念之前，还存在另一种观点，这种观点采用更为实际的关于政府活动多样性的观点，将国家活动根据“主权的特征”分为六至七个范畴如控制铸币、规定度量衡等等。

其次，这体现在对国家活动划分必要性的判断上。国家职能三分法在很大程度与现代社会所盛行的一种政治学说-分权学说相关联或者干脆说就是其有机组成部分。权力分立学说之基本出发点-建立和维护政治自由，是将权力划分的客观可能变为现实必要的重要理由。因为从维护消极式自由的角度出发，防止政府侵蚀个人自由非常重要。其中，最好方式之一即在政府内进行权力划分，防止权力集中于一群人手中。当然，认同国家职能划分必要性的理由不止于此。正如M.J.C.维尔在谈到英国时所说，政府体系内三个部门的成长部分反映了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需要，部分反映了这样一种要求，即不同的价值应体现在不同机构的程序中，体现在代表了不同利益的分立部门中。同样，亨廷顿在分析欧洲历史上职能分化和职能日趋专门化的政府机构和不断增多的原因时也指出，这些变化正是适应日趋复杂的社会和人们对政府日益增多的要求而出现的。这里特别要指出，在三分式理念中，将司法职能与司法部门提升至可与行政立法职能和部门相分离，至少可以与行政部门并驾齐驱，且还可能有限抗衡了立法的原因可能更主要还在于后文还要提及的现代型法院所具备的权力制约功能，否则，这种职能虽然可以分离，但是否提升至与行政立法并驾齐驱的地位还值得探讨。

相反，传统社会则没有国家职能应当分离的普遍观念。在绝对主义国家之中，权力集体中于最高统治者的观念与作法无论在东方国家还是传统西方社会中都相当鲜明。即便在奉行古典民主制的社会如古雅典与古罗马，虽然政治参与面相对扩大，公共权威组织并不单一，权力有所分离，但职能并未分化。明确从职能角度划分三种类型的观念与情况并未出现。当然，这不排斥对权力进行等级划分的观念及相应作法。马克斯。韦伯指出，世袭或封建的统治也可能受到等级特权的限制，特别是受到等级的权力分割的限制。欧洲中世纪国家如封建制下的法国便属此类。但权力划分中将一种流一的权力在不同主体间加以分配。但正如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所说的，依据业务性质将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予以分割，完全是现代的概念与作法。再次，这反映到如何建构与改进司法职能的分化样式方面。在现代社会中，司法职能分化的要旨在于，机构与职能的双重分离。一方面，得区分与设置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政府机构；另一方面，在区分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国家职能的基础上，应将三种职能分别授予三种机构行使。经典的分化样式是严格实行双重分离，但由于种种因素之考虑，纯粹的分离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因此有必要适用相对分离模式即将三种职能主要赋予三个对应部分，但并不强求垄断式分离，而是有条件允许某一特定部门行使一定的非对应职能。如行政机构可以解决某些纠纷，也可经立法机关授权或允许而制订普遍性法律文件，司法机关亦可在解决纠纷中有条件地审查否认有关的法律规范。正如维尔所说，职能部分分立是一个重要的现代思想观念。显然，在缺乏国家职能三分法的传统社会中，上述观念完全没有立足之地。

（二）法院型构样式。在不同的制度理念指引或影响下，法院制度的型构样式当然有异。

1.法院工作目标的专一性不同。专一性意指法院以解决纠纷为专责，审判成为法院根本甚至唯一任务，现代型法院是专一性相当强的法院，而传统型法院则在整体上很难以专一性衡量，其职责、目标往往多元化。具专一性的现代型法院既有设置的目标专一性，即从社会角度看，是由制度设计者或权威运用者以解决纠纷为直接目的而设立或承认的；也有内容的专一性，即以案件为工作对象加以处理成为法院日常工作。对此，无论是法学家还是法律规范都予以认同。罗杰。科特威尔指出：“认为法院的主要功能是处理诉讼，几乎是普遍的观点”。现代各国之立法与实务操作普遍以处理纠纷为法院的主要职责。根据美国联邦宪法第三条规定，只有实际存在的争端才可能成为法院关注对象，而这种争端要引发司法程序，得到司法处理还必须需服从一系列条件，包括诉讼资格、诉讼时机和诉讼问题等在内。

与现代型法院不同，传统社会中承担纠纷解决任务的机构或人员并不仅仅解决纠纷。通常它还要行使其它国家职能，如财政征收职能、警察职能等等。以行使纠纷解决功能为唯一任务的政治角色几乎不存在，甚至以纠纷解决为唯一主要功能的政治角色也难以见到。大多数介入纠纷处理过程中的国家机构或公共权威主要都同时行使着多种职能。因此，一个机构即或称之为法院，但它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专业与专职法院。美国学者伯尔曼在探讨中世纪欧洲的庄园法时写道：“在一个庄园内部，像在西方法律传统形成时期的西方其它政治单位内部一样，正式的管理是与裁判权紧密联系的；即立化与行政活动很大程度上是与司法活动混在一起的，并为一个称为法院的机构主持。使用‘法院’一词而不是‘立法机构’或‘行政机构’等词语称谓这个机构，并不表明没有把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作为重要的政府管理的职能。”因此，“12世纪与20世纪的政府概念之间的区别不在于那时缺少而现在存在立法和行政的职能，而首先在于那时这些职能混合在一起而现在它们已经彼此分离，其次在于那时的立法和行政机构包含在审判机构之中”。归根结底，这种状况很大程上是国家职能一体化的自然表现需要指出，现代型法院并非纯粹的专一性法院。在不影响法院基本功能发挥的前提下，它往往还行使着其它一些功能。这主要是处理非讼案件，即没有争议的事务，如契约登记、检验遗嘱或认定死亡等等。在弗里德曼看来，这表明法律机构起着日常工作或记录职能。当然，这些功能的存在并不表明现代法院专一性的丧失，实际上，它仅仅是法院的次要工作，并非法院关注之中心。它与传统型法院功能难分主次的状况完全不同。而之所以行使这些功能，也许还可以循着传统社会公共权威机构作用繁杂性在现代社会中遗传的假设加以探讨求证。2.对纠纷解决的独占性不同。在现代社会中，政体设计与运用的主要思路，是以法院为代表国家介入纠纷处理过程的唯一或主要主体，法院在理论上和立法上都在国家系统内获得纠纷处理的“专利权”。当然，这种纠纷必须是可以和可由司法方式解决的争端，原则上为具体纠纷（传统中主要是犯罪案件和私人讼争）。在唯一性方面，法国大革命后通过的1791年宪法可谓典型，该法典在将司法权提高到与立法部分和执行部门同等地位的同时，还明文禁止议会和国家行使任何司法职能。在主要主体方面，美国政制可谓样板。早在建国之初，麦迪逊就认为，应当反对一个政府部门行使其它政府部分的全部权力，但不应反对一个政府部门行使其它政府部门的部分权力。与此照应，在将可以司法方式解决的案件交由法院受理的同时，美国政制还明确一定的法院不能介入的领域，如外交、政治问题。不仅如此，二十世纪以来行政机关的权力日趋扩张，伯纳德。施瓦茨描述美国法律史时曾说，“在行政权的范围之内，行政机关制定法令和执行裁判的权力，在重要性上至少可以和立法机关、审判机关行使的的权力相比。”在二十世纪美国的政治实践中，行政机关大量行使委任司法权，这不仅包括公权利方面的争端，也包括民事司法权。193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克罗威尔诉本森案件的判决，确认了工人赔偿法规定的私权利性质争端可以由行政机关裁处，只要其可接受司法审查的监督。此外，法院对刑事司法的独占权在1969年因纽约州立法机关通过将部分违反交通规则的轻犯罪由法院移交行政机关审理后，也开始动摇，尽管学者们普遍预期此方面的委任不会有大的扩展。毋庸置疑，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语境大不相同。现代型法院所面临之问题及具有之特征并不为传统型法院所遭遇，上述法院独占性问题即如此。既然根本就缺乏以纠纷解决为中心任务之专门性法院，那么司法权力在国家机构中的扩散化就在所难免。因此，就不可能存在某一特定国家机构垄断或主要占据处理纠纷的国家权力的格局。当然，两者在整个社会纠纷解决系统中的相对地位与作用还是颇有差别的，但这属于后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3.机构设置的系统性不同。这是司法工作专一性的自然延伸与要求。应当认为，具有常设性、组织性和系统性之法院在主权国家范围的存与运作，是现代型法院制度不同于传统型法院制度的鲜明特征。在本质上，这一特征是现代化进程的当然要求和必然结果。美国学者利维指出，持继增长的中央集权化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社会学教授艾森斯塔特认为，现代化在政治变革方面特点之一即是通过扩大中央权力等等举措扩展政治领域范围。因此，现代化的过程，正如享廷顿考察欧洲大陆国家历史后所发现的，在17世纪就是以更为简单和统一的政府取代复杂的封建君主制，将地方事务置于中央政府的监督或控制之下，导致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与这种趋势相适应，设置专门的中央法院，并型构受其控制的地方法院，塑造司法一体化的格局，便是现代化社会的当然选择。因此，现代型法院制度是一个等级分化严密，以司法方式主要是审级关系互相关联并进行上对下控制的整体系统。这一系统如同其它国家机构系统一样，构成现代社会常设性甚至永久性的机构。作为集中化的执法手段，法院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是与民族-国家的本质相适应的，它既维护契约又用于实现普遍化的社会惩戒。

不同于现代社会，传统社会是一个内部有着多种形态的社会，不同国家往往具备不同的形态，但就整体而言，传统社会主要有集权化的官僚制和分权化的封建制两种模式，属于前者的如罗马帝国、古代的埃塞俄比亚，可归于后者的包括中古欧洲和德川幕府的日本。对于前者，没有系统之法院自不待言，伯尔曼在考察中世纪欧洲法制史后指出，同一社会内部各种司法管辖权和各种法律体系共存与竞争是西方法律传统中最突出的特征。对于后者，尽管可能有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但这种体系的有无高度稳定性颇值得怀疑。马克斯。韦伯曾经提出，传统型统治之管理既缺乏按照事先规则确定的固定的“权限”，也没有固定的合理的等级制度。因此，传统型法院制度并未普遍形成自上而下的合理司法体系。临时设立机构、统治者随时介入司法的情形使得法院制度不具备高度的常态性。

4.人员的分离性不同。人员分离的含义是指从事司法工作的人员与从事其它国家职能相分离，换言之，司法人员应从事专职工作而不得从事其它职业与工作。强调人员分离是现代型法院的鲜明特征。因为只强调职能分化、机构分离但人员又重叠的话，就与传统型政治与司法并无二致了。故在现代型法院制度中，法官专职于司法工作，不再担任其它国家部门的工作人员，从事另一职能。相反，在传统型法院制度下，法官通常同时又兼任其它机构的工作人员。在中央国家机构中，最典型的形式是发生于德国但又不止于德国，韦伯称之为“内阁司法”的王权直接行使裁判权的情形。在地方，这突出体现为军事长官、行政长官兼任司法。

应当指出，现代型法院的人员分离特征不能绝对化。其一，在某些情况下，法官在形式上兼具其它公职身份，如英国上议院上诉委员会至今是英国最高审级上诉法院，上诉委员会成员是专职法官，同时又是上议院议员，身份具有双重性。但就实际情况而言，其成员以司法工作为专职，极少介入除此之外的上议院工作。反过来，其它上议院成员只有理论上的可能而无参与决定案件处理之现实性。所以就整体而言，法官的其它国家公职身份是礼仪性的，没有也不允许发挥更多的政治作用。其二，人员分离也不排斥司法制度的大众参与。现代化进程的标尺之一便是普遍参与即民众对社会事务和政治事务参与广泛性的程度。在司法领域，这就体现为允许非职业的外行人士参与重大案件的审判和处理轻微刑事案件。目前在英国和美国，处于较好运转的治安法官很多时候便具有案件处理权，但其本身却是由另有职业之成功人士，而为马克斯。韦伯所诟病的英美式陪审团也在此列。

三、制度分化之实证考察

对于上述理论阐述，我们可以通过对法制史的考察进一步印证。

就传统法院制度而言，我们在初民社会、古雅典社会、中世纪的欧洲均可以发现其模式，美国著名法人类学家E.A.霍贝尔在《初民的法律》一书中指出，在初民社会即早期人类社会中，同样存在发挥着法律功能的习惯性规范，且这些规范由这一社会的权威机构加以维护。这些“法院”的职能并未与其它国家职能或社会公共职能相分离，而是与其它公共职能混合一起，由公设的社会权威机构或个人经常性或临时性行使。对此，切依因纳人（印第安人的分支）的情况可以佐证。切因依纳人的部落议事会及其首领的首要职责在于关心孤儿寡妇的生活，其次才是维护内部秩序，处理调停各种争执。此外还包括共同狩猎和负责部落大型礼仪活动之秩序.与初民社会不同，雅典国家应当说是公认的成熟的古典民主制国家。恩格斯称之为古代“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尽管其国家机器发育比较健全，处理纠纷的机构比较发达，已经出现可以明显辨识且具有“法院”称谓的纠纷解决机构。如陪审法庭，但整体上依然属于传统型法院制度。因为，在古雅典（伯利克里时代），公民大会作为城邦的最高权力机构，五百人议事会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以民主方式在总体上管理城邦的各种社会事务，包括司法审判事务。同时，陪审法院由被选举出来的30岁以上的公民担任，总数可达六千人（但每个案件只有600人可参加审判），决定着重大诉讼案件的审判（如审判苏格拉底），但它同时也参与其它问题的处理，如政治问题。此外，由贵族老人组成的长老院不仅在监督、宗教方面发挥作用，同时也审理一些刑事案件。所以，正如乔治。萨拜因所说，雅典的法院像任何其它法院一样，虽然是在具体民事或刑事案件中作出司法决定，但除此之外，它们还拥有大大超过这一范围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按照现代观点显然具有一种行政或立法的性质，而不是司法的性质。事实上，一所法院在某些方面和“公民大会”本身[1][2]下一页

第四篇：司法审判的第三只眼

陪审员——司法审判的第三只眼

9月1日上午9时，鼎城区法院黄土店法庭受理的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如期在长茅岭乡开庭审判。巡回审判，送法下乡是该庭长久以来坚持审判公开，司法为民的一项举措。此次巡回办案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两位人民陪审员的参加。这也是我院积极探索适应农村普法宣传的新途径之一，在送法下乡过程中邀请陪审员参与其中，力求审判取得实体与程序双重公正。有专家学者指出：“陪审员是参加国家司法审判的第三只眼睛”，人民群众更亲切的称呼陪审员是“不穿法袍的法官”。普通民众参与裁判，增加了审判的亲和力，再加上陪审制度所具有的人道价值，使裁判的可接受性大大提高。从实践看，陪审员参加法院的审判活动，对于迅速查明案件事实，及时审结案件起到积极作用，陪审员不仅参与从开庭到判决的全过程，而且对法院审判工作如合议庭是否严格依法办事，实体裁判是否公正，办案程序是否合法，裁判文书是否规范，合议庭成员是否有违法违纪行为等负有直接的监督责任。

司法的公众参与是达成优良司法、进而达成优良社会秩序的必要基础，人民陪审员制度对于体现司法民主、加强审判公开、提高司法审判的公信力、推动司法体制改革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我们务必长期地、坚定不移地推进人民陪审员制度，用好司法审判的第三只眼。

第五篇：关于完善司法统计工作的调研报告

关于完善司法统计工作的调研报告

人民法院的司法统计是人民法院一项重要的调查研究工作。法院司法统计工作主要是指对审判工作所产生的各种数据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其他社会现象方面的数据进行收集、整理、提炼、分析的过程。司法统计是人民法院掌握审判工作情况、总结审判工作经验、调整审判活动运行的重要依据，它对改进审判工作，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化建设的需要，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司法统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结合我院司法统计工作的实践，我们认为司法统计工作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人员配备不足，专业素质不高

我院专职从事司法统计工作的人员仅一人，统计数据的采集、整理、分析全由一人负责，不仅工作量巨大，还容易产生工作思路禁锢、分析角度单一等问题，不利于全方位分析提炼统计数据。其他从事司法统计的人员均是各业务庭的审判人员或书记员兼职担任，这些人员缺乏专业的统计学基础，又没有受过任何专业的培训，业务素质有待进一步加强。这些统计员身兼数职，工作繁忙，极易出现统计误差。多年来，业务庭的各类报表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迟报、漏报、误报等情形。

（二）统计数据不够真实、准确

司法统计的数据是法院干警工作业绩和质量的数据体现，也是决定干警奖惩的重要依据。故业务庭在报表的时候难免避重就轻、“扬长避短”、“添油加醋”，通过编造数据或是隐瞒数据来维持自身庭室的权益。如此现象的存在，使数据之间衔接不够、不能匹配，统计部门采集的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存在瑕疵。实事求是是统计的灵魂，真实是统计的生命，只有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才能正确发挥统计工作作为领导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这一功能。

（三）统计方法不科学，统计指标设置不够合理

各级法院实施的案件质量与效率评估考核一般都包括审限内结案率，年终结案率，平均结案周期、调解率，上诉、抗诉率，上访率，改判、发回率，案件未结率，执行到位率，人均结案率，已结案件归档率等指标，并且作为法院创先争优和评价审判人员工作业绩的基本指标，与奖惩机制挂钩。这些指标确实能够能客观上反映审判人员的工作质量及工作效率，对基层法院而言还能促成业务庭尤其是派出法庭之间的良性竞争（派出法庭因为受案范围的一致性而更具有可比性），对提高审判质量和审判效率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其中某些指标是否与审判质量和效率有绝对对应的关系，能否客观反映法院和审判人员的工作业绩尚值得商榷。比如平均结案周期，虽然尽早结案有利于使当事人不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归于稳定，帮助当事人尽快摆脱诉累，但是如果一味追求尽快结案，对调查清楚案件事实和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而言未必是一件好事。例如离婚案件，有些夫妻可能是一时冲动跑来法院离婚，如果主审法官一味求快，不深入了解两人矛盾根源，要促成两人调解离婚可能并不难，但这样势必使得本来和睦的家庭四分五裂。如果暂缓案件的审理过程，给当事人一个冷静的时间和空间，此类案件的结果可能就是柳暗花明另有一番天地了。又如调解率，调解结案确实具有其无可比拟的优点，如化解矛盾、降低了执行难度等，但是对调解率的过分追捧又会出现一些审判人员对该判决的案件不判决，压着当事人调解的情况，反而损害了当事人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完善司法统计工作的几点建议

（一）提高领导重视程度，加大投入

司法统计工作在法院工作全局中虽不处于显要地位，但如果能够充分发挥其功用，对于领导及时掌握审判工作动态，了解审判工作质量，研究审判工作热点、难点问题，科学决策，科学管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故领导应该加强对司法统计工作的重视程度，让全院干警尤其是参与统计工作的人员端正态度，提高对司法统计工作意义的认识。具体如在每次的党组成员会议上，公布当月司法统计数据及分析结果，让院领导能够及时掌握本院审判工作的总体形势。又如在硬件方面，增加对司法统计部门的投入，设立专门的统计机房，以实现司法统计的数字化、网络化建设。此外，法院负责司法统计工作的负责人，要适时对司法统计数据进行抽查，确保数据的真实、准确，确保司法统计数据的权威性。

（二）改善统计方法，强化统计分析

在统计的方式方法上面，要力求创新，避免仅依靠可以量化的数据来衡量审判工作质量。改变现今只从一头控制指标数值的绩效考核办法，司法统计指标的指数应控制在一个区间内，过高或是过低都是不好的，这也有助于从动机上解决统计数据不够真实、准确的诟病。现在法院的司法统计工作实务方面，重数据，轻分析。虽然每月都会将统计信息表通告各个业务庭室，但是却没有针对该数据报表的分析报告，统计工作的价值也因此打了折扣。我们应当将司法统计分析与调研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注重资源的整合和多途径运用，广泛利用司法统计数据进行专题分析，并进行理论深化将之转化为调研文章，从而形成调研成果指导审判实践。

（三）加强队伍建设，健全管理制度

审判工作毋庸置疑是法院的工作重心，人员配备上自不待言，但是鉴于司法统计工作的价值，还是应当适当的增加统计部门的人员配备。就基层法院而言，至少应配备两名专职统计员，长期从事司法统计工作，陪养其对统计数据的良好嗅觉及分析能力。对兼职的统计员，则应该定期组织培训，以提高其数据统计方面的专业素质。

健全管理制度就是对统计工作的各个流程进行规范化、标准化管理，如提交信息采集表的时间，统计资料的立案归档程序、统计报表的上报内容及格式等，均应设定好具体的流程和操作规范，实现制度化管理，以提高统计工作的效率，保障统计工作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