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院行政审判工作调研材料

第一篇：检察院行政审判工作调研材料

检察院行政审判工作调研材料

检察院行政审判工作调研材料

近年来，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开展民事行政审判活动检察监督，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但是当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在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和困扰，严重制约了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深入开展。笔者作为一名基层民行检察工作者，结合工作实践，就基层院民行检察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原因及对策谈一些看法，与同仁商榷。

一、基层民行检察工作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进行监督存在很多困难。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但是人民检察院审查人民法院审判卷宗或进行调卷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由于法律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过程中的调查取证的职权，就使得现行法律规定的民事抗诉的力度受限，抗诉制度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如，延安市院向中院提出抗诉的一件案件，中院裁定由黄陵法院再审，该案在县院发了检察建议的情况下才审结。

人民法院将抗诉案件发回重审，弱化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权，降低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司法实践中，绝大部分抗诉案件被发回重审，由原审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而原审法院却向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通知派员出席法庭。这种做法实际违背了司法制度的基本对等原则，同时也不利于及时纠正错误裁判。

基层人民检察院无抗诉权，不利于抗诉活动的健康发展。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基层人民检察院无抗诉权。实际上，基层检察院是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联系最直接的检察机关，由于基层检察院大量接触实际工作，熟悉情况，对于同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情况较清楚，也便于调查取证，最易对民事诉讼进行及时有效地监督。在实践中，大量的民事申诉案件当事人直接到基层人民检察院去申诉。而对此基层人民检察却无抗诉权，只能建议或提请上级人民检察提出抗诉。这无疑加大了抗诉活动的成本。可见，我国关于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法律规定是原则的、有限的，检察机关的民事诉讼法律监督职能受到了限制。

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益诉讼，法理充足，法规缺位。

现行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诉讼活动进行监督，但缺乏民事公诉的具体明确规定。近几年来，全国许多地方检察机关对提起公益诉讼

工作作了有益的尝试，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总体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由于立法不明确，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与法院认识不一，法学界对此仍存在分歧，因此开展此项工作目前仍举步维艰。

人民法院的单方司法解释及内部规定对检察权进行限制的现象日趋增多。

如最高人民法院于底在重庆召开《全国审判监督工作座谈会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中要求：“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审理的案件;以调解方式审结的案件;涉及婚姻关系和收养关系的案件;执行和解的案件;原审案件当事人在原审裁判生效两年内无正当理由未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的案件;同一检察院提出过抗诉的案件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明确不适用抗诉程序处理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是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188条“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之规定的，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限制甚至剥夺。再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抗诉案件，由抗诉机关出席法庭的人员按照再审案件的审判程序宣读抗诉书，不参与庭审的其它诉讼活动…”等一些最高法院的规定也是对检察权的限制，可以说是严重违法，缺乏法理基础。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所在

客观地讲，破解民行检察长期以来路障重重的原因时，首先要对自身存在的问题深刻反思。检察机关自身存在的问题与现行立法上的局限性一样，都会削弱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效果：

对民事行政检察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力量配备不足。

究其原因：一是民行工作起步较晚。由于历史原因，民事诉讼法实行以后，民事检察工作才被重视起来。各级

检察机关先后在检察业务中增加设立了民事检察部门，专门从事民事检察监督工作。加之这项工作与其它检察业务的关联性不大，与各业务部门横向联系较少，而且实事求是地讲，工作业绩上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监督职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致使大家对民行检察工作的重要性缺乏充分认识，从而监督意识不强，观念上难更新，思想保守，对新的监督方式探索研究的少，没有开拓进取精神，使民行检察工作发展缓慢。二是随着机构改革，以延安检察机关为例，13个基层检察院民行检察机构均被撤销，民行人员被充实到控申部门，名义上配备一名民行专干，实际上除宝塔区院外，其他十二个县院无一名真正从事民行专干。领导班子对民行检察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弱化，使民行检察工作走入低谷。出现有些县院民行工作几乎不能正常开展，全年工作为空白。三是由于民行队伍力量严重不足，民行检察人员综合业务素质和执法能力极度不适应民行检察

工作发展的需要。临时凑数思想严重，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年龄偏大，工作没有积极性，执法意识不强。现有的民事行政检察队伍很难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直接影响着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开展。民行检察的工作重点定位不准。

检察机关的民行检察监督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违反法律的判决、裁定的抗诉，二是对民事行政审判法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依法侦查、追究刑事责任。民行检察工作形式上的一手硬一手软，导致最终结果是被动地受制于人;在此局面下我们应当把工作重点放在查处上;对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者的惩处便是最好的监督。目前全国各检察机关民行部门人员配备少，且大量精力放在寻找抗诉案源、抗诉、再审检察建议、支持监督起诉等工作上，以完成上级院下达的岗位目标评比任务，致使在查处法官职务犯罪工作上没有力度;后果是抗诉案件数量上升，改判却很少，检察建议发出不少，往往收效甚微;社会

各界对监督的效果也不认同，难以达到社会所需要的监督效果

现行民事检察制度在立法上的局限性

1、现行立法的总则和分则的规定相互矛盾。在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民事诉讼检察的规定，总则和分则不相一致。总则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规定的范围十分宽泛。但是，在分则中，只规定检察机关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进行抗诉。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定又十分狭窄。在这样前后矛盾的法律规定面前，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进退两难。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中的一切违法行为都可以进行监督，但由于分则中没有具体规定，任何一个法院都可以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理由，拒绝检察机关对抗诉以外任何形式的法律监督;检察机关仅仅按照分则的规定，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进行监督，放弃对民事审判活动的

全面监督，有悖于总则规定的精神;然而，按照总则的规定实施全面监督，则没有分则的法律依据。同样，现行的《民法通则》第59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2条对于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进行了规定，但是，实践中，对一方当事人不愿履行合同义务，以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为由请求撤销合同的案件，或者合同的签订有违反法律规定的案件，法院都是以合同的签订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而作出合法有效的判决，如有一方不服判决、裁定来检察机关申诉，检察机关却无法进入监督程序，因为，此类情形并未纳入《民事诉讼法》第179条之中。

2、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权过于狭窄。抗诉，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一项重要权力。包括上诉程序的抗诉权和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权。完整的抗诉权是将法院全部的判决、裁定、调解都置于监督之下，检察机关对一审判决、裁定、调解和二审判决、裁定、调解都可以抗诉，而不论其是否生效。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抗诉权，并不是完整的抗诉权，而是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权。按照这样的规定，检察机关只能对二审判决、裁定和一审生效的判决、裁定进行抗诉，凡是没有生效的判决、裁定，检察机关无权抗诉。这就是所谓的“事后监督”。同样，检察机关对法院的民事调解也没有监督权，而法院做出的民事调解和判决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判决可以提出抗诉，那么对确有错误的民事调解检察机关也应有权提出抗诉。实践中，法院主张民事调解工作，近几年，就我市两级法院每年民事案件调解率占40%左右，占的比例相当大，但是现行民事诉讼法却没有赋予检察机关此项权利。这些充分说明现行民事检察工作中的抗诉权过于狭窄，是不完整的抗诉权。http://

3、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职权过于狭窄。检察机关的民事检

察职能既然是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那么，就不应当仅仅享有抗诉权，仅仅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中的生效判决和裁定进行监督，而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总则的规定，对民事审判活动实施全面监督。这种全面监督，不仅仅包括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也包括对起诉至判决、裁定、执行全部活动的监督，以及对重要的民事案件参与诉讼的权力和对涉及国有资产流失和社会公益的案件的起诉权。这样的民事检察监督，才是完整的法律监督。然而，现行立法除了赋予检察机关所谓的“事后监督”的抗诉权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监督权力，检察机关在这样的立法面前，无法实施全面的法律监督职责。例如，今年一个基层院受理了一件当事人不服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作出的民事裁定，该裁定明显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但检察机关就是无法进入监督程序。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进一步完善立法，改变民行检察监督的被动局面。

在民事诉讼法分则中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施全程监督;通过立法途径赋予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的起诉权，把调解和执行纳入民行检察监督范围，将民事审判活动检察监督的范围进行拓宽和完善;赋予检察机关实施民事检察监督相应的权利，特别是对再审活动是否合法的监督权、纠正违法权、检察建议权。

加大措施，狠抓办案，提高民事行政检察案件质量。

民事行政抗诉1 2 下一页

第二篇：行政审判工作司法公信力调研报告

提升司法公信力 促进行政审判工作有序开展

党的十八大把“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目标之一。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通过可以依赖的司法程序，对司法人员裁判案例产生的普遍信服和尊重而在受众心中建立起来的诚实、守信、公正、正派的信任度和影响力。现代社会，司法公信力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根基，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就行政审判而言，行政审判的核心功能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引导人民群众通过合法的途径表达诉求，切实化解行政争议、理顺“官民”关系。因此，提升行政审判工作的司法公信力问题就成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行政审判制度的基本要求，有力、有效回应人民群众所期待。笔者从法院自身原因影响司法公信力不高，行政审判制度、体制、机制的成因出发，探讨行政审判工作司法公信力的建立，促进行政审判工作有序开展。

一、目前行政审判制度、体制、机制的现状

现阶段，影响行政审判公信力最重要的是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制度和审判公开制度。就行政审判体制改革而言，影响行政审判公信力最重要的是司法管辖完全从属于行政地域管辖，特别是基层法院行政审判庭管辖同级或上级政府及政府主管部门的案件。如：县法院管辖县政府、县公安局(县公安局局长任副县长或县政法委书记兼任)为被告的案件。目前，只有最高法院才是全国的，其他所有法院都是地方“开”的，法官由地方产生、地方支付开支、受地方的监督、对地方而不对法律负责，法院实际承担很多地方政府所摊派的非司法任务。这标志司法无尊严，无公信力可言，这种体制显然难以保障法院行使完全独立公正审判。

二、目前法院司法公信力的现状

现阶段，在法院队伍中违纪违法问题和腐败现象时有发生，有极少数法院领导干部滥用职权、收受贿赂、徇私舞弊、腐化堕落、司法裁判不公，社会公众对法院的评价不高，对法院能否做到公正司法缺乏信心，司法公信力饱受质凝却是不争的事实。就当今现状而言，司法公信力离党和人民群众的司法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司法公正性受质凝，司法权威不高，司法环境久佳，当事人对判决存疑，胜败有意见，不信任;审判、执行工作压力仍然存在，涉诉信访案件时有发生;当事人自觉履行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率并不高，“执行难”始终是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等等。

三、推进行政审判制度改革，提升人民法院公信力

提升司法公信力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加强全面建设和改革。就行政审判改革而言，可以撤销基层法院行政庭改由中级法院受理一审行政案件的体制。这有利于提高行政审判的公正性，又有利于行政审判的相对集中，提高行政审判效率，更有利于行政法官积累行政审判经验，提高办案质量。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的新要求，人民法院以党的十八为指导，重新定位司法，重新认识司法的性质和司法的功能。司法权是由审判权、审判监督权、司法解释权组成。司法权不同于行政权及立法权的本质特征，司法权要从行政权中剥离，法官不能按照公务员法进行管理，应建立独立的法官管理体系。基层法官从优秀的法律本科毕业生中产生，中级以上法院法官从基层法院法官中遴选，不宜直接从法律本科毕业生中直接产生，逐步建立和完善从法院外部选任优秀法律人才制度。废除上下级法官之间就个案请示汇报制度，法院内部所有法官都是平等的，建立健全主审法官责任制，取消各种审批制度，让主审法官对案件负责。

四、加强行政法官自身建设，提升司法公信力

(一)树立审判权威性，必须树立法官道德的权威性。法官要有深厚的社会阅历和深厚的品德修养，陶冶法官道德情操，把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法官行为规范，变成法官内在的心理要求。树立法官高尚的道德素质就是树立自己无尚的道德权威，增强对正义的认知和识别能力，追寻“公正司法”永恒主题和价值追求，清除容易蒙受尘埃的良知。

(二)造就过硬的业务素质，树立法官的知识权威。打铁首先自己硬，这个道理人所共知。行政法学，博大精深，远不只是在书斋中就能弄懂弄深弄透的，熟知行政法学和具有行政执法经验，才能对行政程序和行政实质问题一目了然，才不能对行政机关看似正确的做法所遮蔽或迷惑，就容易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识别。

五、提高行政审判工作质量，促进司法公信力提升

提高行政审判质量要大力强化行政法官的质量意识。行政审判质量是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生命线，是衡量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成效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标准。每一位行政法官都应该把行政审判质量意识贯穿和体现在全部行政审判工作中，将行政审判质量视为生命，像爱护生命一样珍视行政审判质量。

(一)提高行政审判质量关键在于树立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相适应，符合我国国情的审判质量观。行政审判质量，按照“保护合法权益、促进依法行政，优化司法环境、化解行政争议”总要求，积极受理、妥善处理各类行政争议，既充分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又有效地监督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二)提高行政审判质量，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全审判质

量制度和工作机制。强化审判组织的职权和责任，在保证独立审判员和合议庭依法行使审判权的同时，充分发挥院领导、审委会对审判活动的监督和把关作用。扎实开展庭审评查、裁判文书评查及案件评查活动，着力加强行政法官的庭审驾驭能力，裁判文书制作能力，事实认定、审查判断能力，提高公正司法水平。

六、以公开促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

贯彻落实司法公开原则促进司法公正，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重要途径，也是人民法院与时俱进，适应司法改革潮流，提升司法品质，树立能动司法理念的必然要求。

(一)推进立案公开，保障当事人诉权。

按照“公开、便民、周到”的原则，把立案大厅划分为立案、信访、诉讼服务和纠纷调解四大功能区域。

(二)推进立审公开，确保“阳光审判”。

一是庭审公告公开。通过立案大厅电子显示屏，公告案件的开庭时间、开庭地点、合议庭组成成员，方便群众旁听;二是审判过程公开。保障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必要的陈述和辩论时间，做到当庭举证、当庭质证，能够当庭认证的尽量当庭认证，努力提高当庭宣判率;三是裁判结果公开。强调裁判文书的说理性，用语规范、简洁清晰、易懂精练、运用逻辑、法理充分阐述对证据的分析认证、法律事实的认定、判决的理由进行论述。开展庭前指导，判后答疑，消除当事人的疑虑;四是向公众开放。对于有影响的案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等旁听，自觉接受监督，提升司法透明度。

(三)探索听证公开，有效化解行政争议。

司法公开能够唤起公众对法律的认同;司法公开能树立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司法公开能引导公众找回“缺失”的诚信;司法公开能够有效地强化司法权威。在开庭前，组织行政相对人和行政机关到场听证，听取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意见，归纳双方争议的焦点，以便引导行政相对人确定诉求，有效化解行政争议。

当前，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能力相对滞后的矛盾日益突出，人民群众对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的要求和期待不断提高，行政审判工作的内外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机遇与挑战并存，面临新形势和任务，把行政审判工作作为推进法治建设的一项工作来抓，就要注重搞好以下方面的工作：一是要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大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部署和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使命感，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发挥职能作用;二是要充分发挥司法审查监督职能，坚持合法性审查原则与合理性审查原则，依法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化解官民矛盾;三是要建立司法与行政良性互动机制，通过良好的沟通和有效的协调，形成司法与行政的良性互动机制，改善和优化行政审判司法环境，增进行政机关对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公正是公信的基石，只有做到公正司法，才能提升司法公信力。我们要以司法改革为契机，不断完善行政审判制度，加强内外监督制约，坚守法律底线，“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全力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

第三篇：关于行政审判方式改革的调研

关于行政审判方式改革的调研

行政案件“圆桌审判”模式继承和发扬了马锡五审判方式，借鉴了协商式司法的理念，创造了对话和交流的良好氛围，从而促进沟通理性，最终达到纠纷解决的目的。根据行政纠纷解决的类型，对圆桌审判制定了较为详尽的适用范围，分为根据合意的纠纷解决和根据决定的纠纷解决两类。由于行政诉讼法在行政案件审理中没有调解程序的具体规定，为了通过多元化措施解决行政争议，该院在法庭的“最后陈述”结束后，增加了“协调程序”，即征求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后进入协调程序，如果达成协议的按照撤诉处理；达不成协议的，法庭再进入判前评断阶段，直至最后依法判决。同时，将圆桌庭审向庭前和庭后两个维度作了延伸，即庭前圆桌交流和庭下圆桌协调评断，使大批行政争议得到及时妥善化解。因此，圆桌审判的优势在于其让诉讼双方当事人在一张桌子上平起平坐，从形式上弱化相对人和行政机关的对立，减轻行政诉讼原告的心理负担，有利于行政案件的迅速处结。

二是通过圆桌审判强化行政审判联动协调机制，提高行政审判的社会效果。法院的司法判决具有定纷止争的功能，且能够彰显公平，实现正义。但囿于我国行政审判权作用范围相对狭窄和审查强度略显薄弱之实际，法院依法作出的行

政判决并不当然能钝化官民矛盾，相反，由于行政判决未能真正实现当事人，特别是原告的诉讼目的，法院往往会成为原告迁怒的对象。因此基于现实之考量，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案结事了，最大限度地追求和谐稳定，协调化解行政争议成为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重心。在普通诉讼模式下，由于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因此，只能依法进行审理，步骤中规中矩，无法进行实质性协调。但在“圆桌审理”模式条件下，不再拘泥于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认定，还可以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关的法律关系和事实进行协调，范围宽阔，往往能够突破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界限，从而发现纠纷争执的根源，促使矛盾的得以化解。“圆桌审理”模式为行政纠纷的协调化解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平和的环境，是创新行政争议协调化解机制的一个重要探索。该项举措还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社会效果。

在2004年6月，省委率先在全国作出了加强两院工作的决定，就加强全省法院检察院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全省各级党委、人大和政府认真贯彻会议精神，态度坚决，举措硬朗，为努力实现良好的司法环境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各级党委按照中央的要求，站在大局高度，对人民法院的工作给予了倾力支持。并以此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的重要举措。4年多来，全省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和支持法院工作，鼎力支持法院依法履行职责，积极为法院工作的开展提供有力政策支持，大力帮助法院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有效地推动了法院各项工作的新发展。据统计，2003年以来，全省各地党委、人大、政府下发的支持法院工作的文件约有150余件。

第四篇：检察院调研工作先进经验

检察院调研工作先进经验

抓信息调研促办案质量

我院公诉科结合公诉业务，理论联系实际，大力开展信息调研工作，努力提高全科同志的法学理论水平，促进了办案质量的提高。去年以来，共撰写信息、调研、检察宣传文章60余篇，被各级报纸、电台录用50余篇，其中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10余篇，受到了院领导和上级业务部门的肯定。其主要做法是：

一、找差距，挖根源，提高写作认识

长期以来，公诉部门的信息调研工作是公诉科的薄弱环节，究其原因：一是案件数量逐年增加，办案人员不增反减，工作压力大，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二是在思想上未引起重视，认为信息调研工作可有可无，办好案件才是最重要 的，不注意去抓这项工作，仅凭个人爱好和兴趣来写作。去年，院领导提出要把信息调研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时，科里某些同志流露出畏难情绪，对此，公诉科有针对性地抓了以下工作：一是加强教育，提高认识。要求全科同志学习有关文件，使大家深刻地认识搞好信息调研工作的重要性，明确这项工作不是“软指标”，而是非抓不可。二是外出学习，取长补短。组织写作骨干到信息调研搞得好的单位学习取经，从（请登陆政法秘书网）而深切感到通过抓信息调研是促进公诉工作发展进步的有效途径。三是结合业务，组织培训。加强了信息调研基础理论的培训，重新学习了写作知识，听取了有关的辅导讲座，并结合实际工作中的法律文书制作，案例的讨论以及公诉业务的探讨积极进行尝试，从而锻练了大家写作的基本功，也为法律文书制作的规范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定目标，上措施，促进写作落

实

为了抓好信息调研工作，公诉科成立了调研组，由科长主管，调研组依据科里全年信息调研工作任务，制订了信息调研计划，规定全年信息调研不少于40篇，并结合开展的公诉业务考核，责任到人，要求每个同志必须完成2篇以上的调研文章。为了确保计划能高质量的完成，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将信息调研工作纳入科里岗位目标量化考核的内容。每完成1篇信息得1分，完成1篇调研得2分，然后根据在市、省、国家级的录用情况分别加3－10分，且与年终考核奖励挂钩。二是把信息调研与争先评优结合起来，实现一票否决制，对未能按时完成任务的取消评先资格。三是抓业务骨干。要求科负责人、主诉检察官起到表率作用，不仅要亲手写文章，还要出谋策划。四是抓写作骨干。充分发挥写作特长同志的优势，在适当减轻办案工作量的同时，给他们定任务，压担子，鼓励多写文章，写好文章。五

是抓文章质量。科里的负责人与干警一起研究文章的选题、结构、布局，形成初稿后又适时组织大家开展讨论，集体修改，共同提高理论水平。目前，一个人人动脑，个个写作的良好氛围正在公诉科形成。

三、抓热点，讲方法，注重写作成效

如何切实有效地开展检察信息调研工作，使之更好地为检察工作服务，围绕这一主题，公诉部门着重做了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是抓住公诉改革热点问题开展调研。去年，高检院确定了七个方面的公诉改革，我院公诉科抓住重点，联系本部门改革实际，围绕主诉检察办案责任制、量刑建议、暂缓不起诉等热点问题开展调研，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经验总结材料被市院转发，并被推荐到省院和高检院，《暂缓不起诉不宜推行》一文也被《××苑》录用，从而促进了公诉改革的顺利开展。二是结合公诉业务

工作进行探讨。办案是公诉工作的基础，只有扎实的理论功底，才能办出高质量的案件，才能从容应对出庭公诉中的各种复杂局面。公诉科根据“严打”整治斗争中所涉及到的政策法律问题、公诉业务中的疑难问题等进行研讨，撰写的《如何理解“两基本”》、《公诉意见书的特点及制作》先后在省级和市级刊物发表。通过业务性调研，提高了主诉检察官的办案水平，树立了良好的公诉形象。三是信息调研工作推动了公诉业绩的提升。抓信息调研不是为了好看，也不是为了出名，而是为了指导办案工作，提高出庭公诉水平。公诉科要求每个同志通过撰写调研和检察宣传文章，边学习，边提高，做到调研与办案相结合，努力将调研成果转化为工作成效，达到提高办案质量，促进公诉业务全面进步的目的。去年至今年2月，公诉部门共受理各类案件550件810人，经审查提起公诉513件721人，法院均作了有罪判决。此外，因不构成犯罪而建议公安机关撤

案4件6人，追诉15人，不起诉4件4人，增减重大犯罪事实、情节、改变定性124件，在去年底上级组织的案件质量大检查中未有任何质量问题，这些成果的取得，得益于信息调研工作的扎实有效开展。

第五篇：行政审判案例

解朝霞诉青岛市黄岛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行政登记一案

[裁判摘要] 工商行政登记案件中，申请人提交了符合“提交材料规范”要求的全部材料且材料在内容、格式上符合规定，登记机关就应当受理并准予登记，至于材料内容实质上的真实性，应由申请人负责，法律并未要求登记机关必须行使实质审查的职责。

原告：解朝霞，女，1975年10月1日出生，汉族，籍贯山东省诸城市，现住山东省诸城市繁荣东路西下泊巷2号4号楼2-301。

委托代理人解雯，女，诸城平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青岛市黄岛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住所地：青岛市黄岛区长江中路465号。

法定代表人周玉晓，男，局长。

委托代理人徐本宁，男，1970年3月20日出生，汉族，该局商标注册局局长，住青岛市黄岛区文化路82号。

委托代理人王明芝，女，北京市盈科（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解朝霞不服被告青岛市黄岛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将原告登记为喜洋洋国际食品（青岛）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工商登记行为，于2014年12月1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

原告解朝霞诉称：2011年5月18日，被告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原告姓名登记为喜洋洋国际食品（青岛）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此登记行为错误。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错误工商登记行为；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被告青岛市黄岛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辩称：

1、喜洋洋国际食品（青岛）有限公司设立登记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被告作出的登记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维持。

2、设立登记材料的真实性由申请人负责，被告仅负责形式审查，被告依申请登记，不存在审查过错。

3、原告提供了身份证、照片等材料供登记使用，原告知道且同意被登记为喜洋洋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不知情理由不成立。

4、原告起诉已过三个月的起诉期限。综上，应依法维持被告作出的工商登记。

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4月25日，申请人香港喜洋洋国际食品有限公司向被告递交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申请设立“喜洋洋国际食品（青岛）有限公司”，并提交了委托代理人的证明、申请设立登记事项表、法定代表人登记表（该表记载法定代表人姓名为解朝霞，并附有原告照片、身份证复印件及签字等），申请人还提交了相关政府部门审批文件、公司章程、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申请人的公司主体资格证明文件、经营场所证明等文件材料，其中一份“聘任书”记载：“经研究决定，聘任孙培仁为喜洋洋国际食品（青岛）有限公司总经理。2011年4月26日。”并有“解朝霞”签字字样。被告经审查认为申请人的申请符合登记条件，遂于2011年

5月18日准予工商登记，并按申请人提交的“法律文件送达授权委托书”的授权，将相关法律文件送达给了孙培仁。

庭审中，原告称孙培仁原系原告的姑夫，原告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如何到了登记材料中、登记材料中“解朝霞”的字样均非原告本人所写、原告对被登记为法定代表人不知情。

另查明：2013年1月16日，丁启波以喜洋洋国际食品（青岛）有限公司和孙培仁为共同被告提起民事诉讼，该案经本院审理查明：2011年12月23日和2012年2月14日，喜洋洋国际食品（青岛）有限公司分别向丁启波借款300000元、80000元，上述借款喜洋洋国际食品（青岛）有限公司均给丁启波出具了借条，孙培仁在2011年12月23日的借条担保人处签字，在2012年2月14日的借条上签字。上述款项至今未偿还。故判决喜洋洋国际食品（青岛）有限公司限期偿还丁启波借款本金380000元、利息10000元；孙培仁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判决生效后进入执行程序，2014年6月10日，本院执行人员对原告进行调查，调查笔录中记载原告述称：“这个公司我不知道情况，孙培仁是我姑夫，他用我的身份证给我办了个法人，其实我什么事情不知道，我只是顶个名。”执行人员问：“孙培仁找你用身份证办法人你知道不知道？”原告回答：“我知道。”本院遂对原告实施了拘留措施，后原告诉来本院。

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行政许可法》

第三十一条规定：“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国务院《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从上述规定可见，只要申请人提交了符合“提交材料规范”要求的全部材料且材料在内容、格式上符合规定，登记机关就应当受理并准予登记，至于材料内容实质上的真实性，应由申请人负责，法律并未要求登记机关必须行使实质审查的职责。本案中，申请人提交了包括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照片等在内的全部申请材料，且申请材料在内容、格式上符合规定，被告依法已经尽到审慎审查的义务。原告庭审中称不知道其身份证复印件如何到了申请材料中，与其在本院执行程序调查笔录中所作陈述相互矛盾，因此对原告庭审中的陈述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作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有明确了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既然原告明确知道将自己的身份证交付他人并办理登记为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事实，即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综上，被告作出的工商登记程序合法、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要求撤销该工商登记依据事实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解朝霞要求撤销被告青岛市黄岛区工商行政

管理局2011年5月18日作出的将原告登记为喜洋洋国际食品（青岛）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工商登记行为的诉讼请求。

原告解朝霞不服一审判决，在法定期限内向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诉称

一、上诉人与喜洋洋国际食品（青岛）有限公司不存在任何关系。上诉人的姓名及身份证复印件是被不法之人冒用后才被错误登记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上诉人在办理登记过程中，未尽审查义务，依法应当撤销。

二、（2014）黄执字第1334号执行案件的调查笔录中所记载的内容与事实不符。2014年6月10日，为达到拘留上诉人的目的，执行法官要求上诉人在其早已准备好的笔录上签字，上诉人阅读后发现该笔录与事实严重不符，故拒绝签字。该部门事实可以查看法院的执行录象或监控录象。原审法院对上诉人采取的拘留措施本已造成重大伤害，现又采用虚假笔录驳回诉讼请求，是对上诉人的再次伤害。

三、喜洋洋国际食品（青岛）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孙培仁，其已经在原审提交了书面证言，证实该公司的设立是孙培仁一人所为，上诉人并不知情，能证明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部分的工商登记是虚假的，应予撤销。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撤销工商登记。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查明：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香港喜洋洋国际食品有限公司向被上诉人申请公司设立登记时提交的材料符合国家工商总局《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文书及规范要求》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国家工商总局《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第三条规定，被上诉人应当依法受理并准予登记。上诉人对原审法院依法调取的原审法院（2013）黄民初字第1143号民事判决书、（2014）黄执字第1334号执行案件的调查笔录和执行裁定书的异议不能成立。因此，上诉人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承担自愿将自己的身份证交付他人并办理登记为企业法定代表人的法律后果。

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报送单位：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行政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