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系反腐风暴中央调虎离山 防打草惊蛇

第一篇：石油系反腐风暴中央调虎离山 防打草惊蛇

石油系反腐：中央调虎离山 防打草惊蛇

2013年09月02日04:21

来源：中国青年网 作者：彭美 陈亚聪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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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部网站昨日发布消息：现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调任国资委前，蒋洁敏为中石油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

今年58岁的蒋洁敏是本届政府首个“落马”的正部级干部，也是十八大后首个被查处的中央委员。

蒋洁敏被查早有端倪

昨天是周日，截至昨日21时许，国资委官方网站的头条仍是一篇题为《蒋洁敏赴中航工业调研》的图文报道。根据报道，蒋洁敏赴中航工业调研是8月27日，这也是蒋洁敏最近的一次公开露面。

事实上，蒋洁敏被调查的传言已久。去年9月，蒋洁敏任中石油董事长时，曾有网友爆料他神秘失踪，蒋洁敏也确实有一个月左右未曾出现在公开场合。

但去年十八大上，他当选十八届中央委员。随后的今年3月，他从中石油董事长一职调任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他的搭档，国资委党委书记、副主任张毅则从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转任而来。

这次任命让国资委系统人员曾感意外。自2003年国资委设立十年来，只在最初两年出现“双首长”制，当时，李荣融为主任，李毅中为党委书记，2005年2月李毅中调任安监总局局长后，国资委的主任与党委书记一直由同一人担任。有分析人士昨日向南都记者指出，蒋洁敏的此次任命中，或许就已显现出一些事发的端倪，或许中央已考虑蒋洁敏的传闻，只是还没有掌握足够证据，也不想打草惊蛇，才做出这样的安排。同时，也有在违纪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保护干部、保持其工作延续性的考虑。

这位人士分析，蒋洁敏的搭档张毅这一人选的安排也显然经过考虑。张毅从1992年就从事纪检监察工作，直至2007年担任中央纪委副书记。2010年7月，他从中纪委系统调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今年3月再次返京，担任国资委党委书记、副主任。

反腐风暴刮向中石油

蒋洁敏任职国资委主任不到半年落马。外界认为，其涉嫌的严重违纪问题并非出在国资委任上，而是在此之前。

官方简历显示，蒋洁敏出生于1955年，17岁便进入胜利油田工作。此后，除了2000-2004年曾调任青海外，他一直在石油系统工作，2006年起任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2007年起兼任董事长。

就在蒋洁敏被调查之前，他曾工作的中石油系统4名高管接连被宣布接受组织调查，引发员工震动，外界认为反腐风暴已经刮向石油系统。

上周二，即8月27日，蒋洁敏前往中国航空工业公司调研。同一天，他的三名老部下—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华林、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冉新权、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总地质师兼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王道富—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此前一天，监察部还宣布，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兼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永春涉嫌严重违纪被组织调查。

据媒体报道，今年3月蒋洁敏离开中石油出任国资委主任后，审计部门曾按照规定对其进行离任审计。蒋洁敏自2006年11月接任中石油集团公司总经理，依惯例，相关离任审计的时间是2006年-2013年，但此次对蒋的离任审计中，时间延长至10年，对蒋洁敏的审计还涉及到一些传闻中的以及海外报道出来的敏感事件。

其人

蒋洁敏是基层起家的老石油人，曾主持中石油重组上市筹备工作

掌舵中石油七年 公司大赚股票大跌

蒋洁敏出生于山东阳信，是一名从基层做起来的“老石油人”。1972年，17岁的蒋洁敏进入山东胜利油田，在这里工作了22年，曾担任胜利石油管理局副局长等职。

1994年，蒋洁敏远调青海，担任青海石油管理局局长，5年之后调回中石油总部，升任中石油总经理助理，具体主持中石油重组与上市筹备工作，当年11月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2000年，他首次离开石油系统，再赴青海，担任青海省委常委、副省长。但4年之后，他再次重返中石油，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石油副董事长、总裁。

2004年12月重庆井喷事故后，中石油集团总经理马富才引咎辞职，原股份公司总裁陈耕成为过渡期领导，蒋洁敏则从几位后备的中石油副总之中脱颖而出，担任集团新设的党组副书记。2006年11月，蒋洁敏接任中石油集团总经理，2007年起兼任董事长。

一位曾与蒋洁敏共事的中石油海外项目负责人曾表示，蒋在员工心中是个“战略型”官员。中石油从开展海外业务以来，1993年到2006年底，总油气当量不到5000万吨。蒋洁敏掌舵后，2007年到2011年底，海外油气总量就翻了一倍，油气当量总量达1亿吨。

在蒋洁敏掌舵中石油的7年间，中石油多年蝉联“亚洲最赚钱公司”称号，但同时也经历了A股上市后股价跌宕的大喜大悲。

观察

新一届党中央连出重拳“打虎”

换届后未满10个月即查处1名中央委员

去年十八大以来9个多月内，已有9名省部级干部被“双规”，其中包括1名中央委员(蒋洁敏)，2名中央候补委员(李春城、王永春)。

南都讯 去年11月召开的十八大上，蒋洁敏当选中央委员。由此，他成为首位落马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换届之后最短时间内被查处的中央委员。

至此，去年十八大以来9个多月内，已有9名省部级干部被“双规”，其中包括1名中央委员(蒋洁敏)，2名中央候补委员(李春城、王永春)。

蒋洁敏或将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

中央政治局会议日前决定于今年11月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届时，蒋洁敏会否被撤销中央委员也成为各界关注焦点。

按照惯例，中共中央换届后各方均在磨合之中，三中全会后各项工作才能步入正轨。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在任职之前，中组部也有所考核。此次蒋洁敏被查，意味着新一届党中央组建不到10个月就查办一名中央委员。

按照程序，领导干部被“双规”后将进入立案调查阶段。分析人士认为，是否会撤销蒋洁敏中央委员职务，取决于其违纪问题的严重程度、案件调查进度等。按照党章规定，一旦中央委员出缺，由候补中央委员按照得票多少依次递补。

换届后已有9名省部级干部被查

今年1月的中纪委全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指出，要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随后，中纪委出台一系列“组合拳”，保持对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多名省部级干部被双规。备受关注的是，6月23日、6月30日、7月6日，中纪委连续三周宣布调查郭永祥、王素毅、李达球,均为副部级。舆论惊呼“一周查处一个副部”。

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认为，目前我国反腐态势可归纳为四点。一是按照十八大报告要求，严查腐败大案要案，保持对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二是“既打老虎又打苍蝇”，无论职位多高，只要腐败，就敢将其拉下马，绝不手软。三是许多反腐举措均是顶层设计、从顶层做起。四是每隔一段时间有新的活动，令反腐热度不减。“现在看来，力度很大，威慑力大。”

打虎快节奏

2012年12月

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2013年5月

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2013年6月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2013年6月

四川省原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2013年6月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2013年7月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区总工会原主席李达球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2013年8月

中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兼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永春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2013年8月

中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华林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2013年9月

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据新华社报道、监察部官方网站整理

南都记者 彭美 实习生 陈亚聪 发自北京

第二篇：中央高层关注反腐风暴中“懒政”抬头问题

中央高层关注反腐风暴中“懒政”抬头问题

2015年01月05日 05:58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葛倩 程姝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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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

原标题：中央高层关注反腐风暴中“懒政”抬头问题

又一名省部级官员落马！昨晚19时45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此前一天，新华社发表《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述评》，文章对过去一年的反腐风暴用“震撼人心”来形容，“随着***、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人落马，人们看到了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体会到了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党的十八大以来，数十名省部级以上腐败分子被查处，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结案数量、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人数等，均达到纪委恢复组建以来最高值；约10万人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受到处理，700多起典型案件被通报曝光„„”

在这数十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中，大多有恶劣的贪腐情节，但有一人例外———去年8月被判刑的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在最终法院认定的罪名中并未出现“贪污受贿”等官场腐败的常见词，却因在担任衡阳市委书记、市人大换届领导小组组长期间“严重不负责任”，对衡阳市选举湖南省人大代表贿选大面积蔓延“不听、不管、不查”，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被法院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童名谦虽然并无恶劣的贪腐情节，但因为不敢担当、纵容舞弊，被视为“庸官”的典型，成为十八大后首个因玩忽职守而获刑的省部级官员。

十八大以来掀起的“反腐风暴”举世瞩目，其实与此相辅相成的还有另外一场风暴———治理“庸官懒政”———如果说“反腐风暴”主要是针对“乱作为”，而“治懒风暴”则更多的是针对“不作为”。过去的一年里，各地频频曝光因官员懒散、不作为、慢作为而受到各类处分的案例。廉洁已不足以成为评判官员好坏的标准，相反，“廉而不勤”同样会让仕途就此搁浅。

这场“治懒风暴”虽然没有大批贪官落马那样“震撼人心”，力度却也是“前所未见”。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治懒”被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坚决克服懒政、怠政。”

A反腐风暴背景下的治懒

2014年7月11日，北京市高院，一起涉嫌“懒政”的诉讼引起媒体高度关注。被告人位置上坐着的，是北京市西城区区长王少峰。西城区市民李某因要求拆迁信息公开遭拒而提起行政诉讼，一审败诉后上诉到市高院。李的诉讼原因很简单：西城区政府未能依法履行信息公开答复职责，属于行政不作为。在当天的法庭上，王少峰承认西城区房管局出具的告知书确实存在表述不严谨的问题。一时间，“民告官，区长当庭认错”的消息轰动京城。

“懒政”“治懒”自古即有，但近年来的“懒政”“治懒”却有特殊的背景。据新华社报道，有现象显示，“八项规定”出台后，由于基层官员灰色收入、超规福利减少，各项规定对官员行为又限制较多，“为官不利”、“为官不便”，甚至“为官危险”的观念正在一些官员中形成，“庸政”、“懒政”有所抬头。

2014年8月25日下午，全国政协常委会议上，8位政协常委现场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提出了有关反腐败建设问题，广东省侨联原副主席李崴常委提出的问题是“推进反腐一些官员不作为怎么办？”他说，怎样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做好对中央“八项规定”的贯彻落实，我们是非常支持的，老百姓也是认可的，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现在还有不少地方的官员存在着无作为或不作为的现象。这种现象对全国社会主义建设肯定起到阻碍作用。李崴常委在发言中还问道，不知道中央有没有采取更有力的措施，进一步调动和激发全国党员干部工作的积极性。据新华社消息，王岐山对此坦诚地回应说，他也有关注到这一问题，并解释，与“不作为”相比，违法乱纪的“乱作为”，为害更大，亟待治理。

“反腐”“反四风”导致“懒政”现象抬头，这类说法也引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关注。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说：“当前，所谓‘为官不易’、‘为官不为’问题引起社会关注，要深入分析，搞好正面引导，加强责任追究。”

国家行政学院一位教授指出，当前在强力反腐形势下，个别官员过去不习惯被监督、受约束的官员开始收敛，也有些人担心“枪打出头鸟”，因此将严守规定、不违反纪律异化成无所作为，“懒政”现象时有发生。

对此，新华社曾发表评论指出，表面上来看，“太平官”现象抬头，是因为八项规定等制度对官员有了更多约束，一些过惯了舒坦日子的官员能捞的油水少了，能用的权力小了，没有了干事创业的“动力”。但从根本上来看，是一些干部的党性修养出了问题，宗旨意识淡化，价值观念扭曲，将为人民服务当成了负担，实质上都是“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贪念的延续。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表示，“反腐败”不是“不为”的原因，而是一块试金石，它能够让人们看到哪些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官员，哪些是尸位素餐权钱交易的腐败官员。

B“不作为的懒政也是腐败”

“我在基层调研时注意到，有些地方确实出现了‘为官不为’的现象，一些政府官员抱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甚至‘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态度，敷衍了事。”2014年5月3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国务院决不发空头文件，所有政策措施必须不折不扣落实到位。也是这次会议上，李克强决定开展本届政府的第一次全面督查。

本届政府上任以来，已取消和下放了几百项行政审批权，并陆续出台了涉及经济、社会、民生等多个领域的政策，但“一些地方和部门仍有‘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懒政、不作为习气”，“懒政导致中央的好政策梗阻在出台实施的‘最先一公里’和落地生根的‘最后一公里’，严重影响了改革效率，降低了政府公信力”，《人民日报》文章这样说道。

“尸位素餐本身就是腐败，不作为的‘懒政’也是腐败！”2014年10月8日，李克强在国务院召开的部门主要负责人会议上再度对不作为的官员提出警告，“有‘勤’无‘廉’，政失之于公，有‘廉’无‘勤’，政失之于慵。‘廉’和‘勤’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做不到‘廉’是腐败，做不到‘勤’也是变相腐败。”“对那些混日子、不作为、得过且过的行为，要严厉问责。”

其实对于治理懒政，本届领导班子在上任之初就将其提上日程，并与“八项规定”、“反四风”等活动一并实施。2012年11月，十八大刚过，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召开全体党员干部大会，认真学习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王岐山在强调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时，就提出要着力整治庸懒散奢等不良风气。此后至今的多次会议上，都对此问题提出重视，并表示要加强监督检查、严肃查处。

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则告诫说：“如果组织上管得严一点、群众监督多一点就感到受不了，就要‘为官不易’，那是境界不高、不负责任的表现。这一点，要向广大干部讲清楚。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他说，“我们现在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是不是过严了？答案是否定的。很多要求早就有了，是最基本的要求。现在的主要倾向不是严了，而是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不存在严过头的问题。”

C专家建议避免运动式治懒

南都记者统计发现，目前，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均针对懒政开展了不同程度、不同层次的整治活动。多地还在省级层面下发了专门针对懒政、官员不作为的治理文件。比如中共北京市纪委等部门下发了《关于开展“庸懒散”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广东省纪委下发了《关于整治庸懒散奢等不良风气切实改进工作作风的意见》，河南制定了《关于对省直机关“中梗阻”及“基层和群众办事难”问题进行整改的意见》，辽宁出台了《党政领导干部不作为不担当问责办法（试行）》，并配套在全省展开专项治理行动，整治党员干部的“庸懒散奢”行为。

部分省（市）针对反腐领域所出台的文件，也均覆盖政府懒政和官员不作为。比如湖北出台的《湖北省公务员履职问责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出台，对公务员日常履职行为进行制度性规范，其中就提到，公务员“慢作为”“不作为”“乱作为”等15种行为将会被问责。对于懒政的治理，各地也有不同做法，普遍采取高压态势。归纳各地做法，多为自查自纠与明察暗访、群众举报相结合，不少地方甚至成立了“治庸办”、“优化办”等办公室，吸纳群众力量。

各地治懒行动从报道看可谓“如火如荼”，但治理效果如何，目前仍有待观察。“很多整治活动，整治完就算了，并没有持续”，河南某市纪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尽管地方出台了整治措施，但并未从根本上铲除懒政的根源。

山西省法制办副主任刘钢柱也公开表示，政府往往忽视或未认真对待运动式执法的弊端，即没有对人的合法权利给予尊重，忽视法律规定的行政执法程序；而运动式执法的震慑力是短期的，违法行为往往“你来我跑，你走我返”，就形成了“问题不止，运动不止”与“运动不止，问题不止”的恶性循环，最终严重损害了政府公信力。

如何治理懒政？多位专家和业内人士指出，甘当“太平官”的背后，既有少数官员能力缺失和责任缺失等，也折射了干部制度的缺失。

上述河南某纪委工作人员认为，懒政的根源主要是目前监督和问责机制不完善。“做不做事并没有明确的判断标准，也没有统一的惩治措施”，他说，目前干部的考核多集中于情况汇报，只要不犯错误，基本考核都能过关。国家层面尚未出台统一规定明确公务人员行政行为方式、时效等，庸官懒政行为存在“无法可依”、“无规可依”的尴尬。

“‘为官不为’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政府部门和个人的权力和责任不明晰”，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指出，当责任大于权力时，就会出现“不作为”。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目前个别地方和部门推出了“权力清单”，但在谢春涛看来，清单只是向公众告知政府所具有的权力，清单上的职责做不到，则没有办法。

对此，厦门海沧区委书记郑云峰深有体会。“要从根本上有效整治‘庸懒散’，不但要从严监督从严查处，还要从制度设计上有效避免‘人浮于事’，让干部无法‘庸懒散’。”他表示，目前对懒政、“庸作为”的认定和处理，从上到下还没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规定、制度和处罚依据，存在党纪条规方面的空白，才让一些人有空子可钻。

学者建议，应该改革干部管理和官员任职制度，激励更多“有为”官员“上位”。D治懒写进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

为避免运动式“治懒”，中央正在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高度，将“治庸惩懒”升格为常态性要求。去年10月底，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应该督促其纠正。决定明确提出，行政机关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勇于负责、敢于担当，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坚决克服懒政、怠政，坚决惩处失职、渎职。

“依法行政是确保国家政权运行制度化、规范化、有序化的重要环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军认为，法律和制度的执行说到底还是要靠人，这就给领导干部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行为准则，乱作为不行，不作为也不行。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指出，要求领导干部用“法治思维”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问题，这是执政治理理念的升华。

正如王岐山所说的，“反腐永远在路上”。事实上，在治标的同时，治本实际上已在推进。在推进制度性建设方面，除了中央八项规定之外，公务员薪酬、报账制度等都在抓紧修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正在推进。中央的反腐整风与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部署密切相关，传递出“反腐治本”、同时治理“不作为”“乱作为”的鲜明信号。

南都记者葛倩程姝雯

第三篇：中央高层关注反腐风暴中“懒政”抬头问题

中央高层关注反腐风暴中“懒政”抬头问题

葛倩 程姝雯

又一名省部级官员落马！昨晚19时45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此前一天，新华社发表《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述评》，文章对过去一年的反腐风暴用“震撼人心”来形容，“随着***、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人落马，人们看到了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体会到了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党的十八大以来，数十名省部级以上腐败分子被查处，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结案数量、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人数等，均达到纪委恢复组建以来最高值；约10万人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受到处理，700多起典型案件被通报曝光„„”

在这数十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中，大多有恶劣的贪腐情节，但有一人例外———去年8月被判刑的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在最终法院认定的罪名中并未出现“贪污受贿”等官场腐败的常见词，却因在担任衡阳市委书记、市人大换届领导小组组长期间“严重不负责任”，对衡阳市选举湖南省人大代表贿选大面积蔓延“不听、不管、不查”，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被法院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童名谦虽然并无恶劣的贪腐情节，但因为不敢担当、纵容舞弊，被视为“庸官”的典型，成为十八大后首个因玩忽职守而获刑的省部级官员。

十八大以来掀起的“反腐风暴”举世瞩目，其实与此相辅相成的还有另外一场风暴———治理“庸官懒政”———如果说“反腐风暴”主要是针对“乱作为”，而“治懒风暴”则更多的是针对“不作为”。过去的一年里，各地频频曝光因官员懒散、不作为、慢作为而受到各类处分的案例。廉洁已不足以成为评判官员好坏的标准，相反，“廉而不勤”同样会让仕途就此搁浅。

这场“治懒风暴”虽然没有大批贪官落马那样“震撼人心”，力度却也是“前所未见”。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治懒”被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坚决克服懒政、怠政。” A反腐风暴背景下的治懒

2014年7月11日，北京市高院，一起涉嫌“懒政”的诉讼引起媒体高度关注。被告人位置上坐着的，是北京市西城区区长王少峰。西城区市民李某因要求拆迁信息公开遭拒而提起行政诉讼，一审败诉后上诉到市高院。李的诉讼原因很简单：西城区政府未能依法履行信息公开答复职责，属于行政不作为。在当天的法庭上，王少峰承认西城区房管局出具的告知书确实存在表述不严谨的问题。一时间，“民告官，区长当庭认错”的消息轰动京城。

“懒政”“治懒”自古即有，但近年来的“懒政”“治懒”却有特殊的背景。据新华社报道，有现象显示，“八项规定”出台后，由于基层官员灰色收入、超规福利减少，各项规定对官员行为又限制较多，“为官不利”、“为官不便”，甚至“为官危险”的观念正在一些官员中形成，“庸政”、“懒政”有所抬头。

2014年8月25日下午，全国政协常委会议上，8位政协常委现场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提出了有关反腐败建设问题，广东省侨联原副主席李崴常委提出的问题是“推进反腐一些官员不作为怎么办？”他说，怎样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做好对中央“八项规定”的贯彻落实，我们是非常支持的，老百姓也是认可的，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现在还有不少地方的官员存在着无作为或不作为的现象。这种现象对全国社会主义建设肯定起到阻碍作用。李崴常委在发言中还问道，不知道中央有没有采取更有力的措施，进一步调动和激发全国党员干部工作的积极性。据新华社消息，王岐山对此坦诚地回应说，他也有关注到这一问题，并解释，与“不作为”相比，违法乱纪的“乱作为”，为害更大，亟待治理。

“反腐”“反四风”导致“懒政”现象抬头，这类说法也引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关注。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说：“当前，所谓‘为官不易’、‘为官不为’问题引起社会关注，要深入分析，搞好正面引导，加强责任追究。”

国家行政学院一位教授指出，当前在强力反腐形势下，个别官员过去不习惯被监督、受约束的官员开始收敛，也有些人担心“枪打出头鸟”，因此将严守规定、不违反纪律异化成无所作为，“懒政”现象时有发生。

对此，新华社曾发表评论指出，表面上来看，“太平官”现象抬头，是因为八项规定等制度对官员有了更多约束，一些过惯了舒坦日子的官员能捞的油水少了，能用的权力小了，没有了干事创业的“动力”。但从根本上来看，是一些干部的党性修养出了问题，宗旨意识淡化，价值观念扭曲，将为人民服务当成了负担，实质上都是“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贪念的延续。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表示，“反腐败”不是“不为”的原因，而是一块试金石，它能够让人们看到哪些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官员，哪些是尸位素餐权钱交易的腐败官员。B“不作为的懒政也是腐败” “我在基层调研时注意到，有些地方确实出现了‘为官不为’的现象，一些政府官员抱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甚至‘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态度，敷衍了事。”2014年5月3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国务院决不发空头文件，所有政策措施必须不折不扣落实到位。也是这次会议上，李克强决定开展本届政府的第一次全面督查。

本届政府上任以来，已取消和下放了几百项行政审批权，并陆续出台了涉及经济、社会、民生等多个领域的政策，但“一些地方和部门仍有‘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懒政、不作为习气”，“懒政导致中央的好政策梗阻在出台实施的‘最先一公里’和落地生根的‘最后一公里’，严重影响了改革效率，降低了政府公信力”，《人民日报》文章这样说道。

“尸位素餐本身就是腐败，不作为的‘懒政’也是腐败！”2014年10月8日，李克强在国务院召开的部门主要负责人会议上再度对不作为的官员提出警告，“有‘勤’无‘廉’，政失之于公，有‘廉’无‘勤’，政失之于慵。‘廉’和‘勤’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做不到‘廉’是腐败，做不到‘勤’也是变相腐败。”“对那些混日子、不作为、得过且过的行为，要严厉问责。”

其实对于治理懒政，本届领导班子在上任之初就将其提上日程，并与“八项规定”、“反四风”等活动一并实施。2012年11月，十八大刚过，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召开全体党员干部大会，认真学习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王岐山在强调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时，就提出要着力整治庸懒散奢等不良风气。此后至今的多次会议上，都对此问题提出重视，并表示要加强监督检查、严肃查处。

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则告诫说：“如果组织上管得严一点、群众监督多一点就感到受不了，就要‘为官不易’，那是境界不高、不负责任的表现。这一点，要向广大干部讲清楚。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他说，“我们现在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是不是过严了？答案是否定的。很多要求早就有了，是最基本的要求。现在的主要倾向不是严了，而是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不存在严过头的问题。” C专家建议避免运动式治懒

南都记者统计发现，目前，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均针对懒政开展了不同程度、不同层次的整治活动。多地还在省级层面下发了专门针对懒政、官员不作为的治理文件。比如中共北京市纪委等部门下发了《关于开展“庸懒散”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广东省纪委下发了《关于整治庸懒散奢等不良风气切实改进工作作风的意见》，河南制定了《关于对省直机关“中梗阻”及“基层和群众办事难”问题进行整改的意见》，辽宁出台了《党政领导干部不作为不担当问责办法（试行）》，并配套在全省展开专项治理行动，整治党员干部的“庸懒散奢”行为。

部分省（市）针对反腐领域所出台的文件，也均覆盖政府懒政和官员不作为。比如湖北出台的《湖北省公务员履职问责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出台，对公务员日常履职行为进行制度性规范，其中就提到，公务员“慢作为”“不作为”“乱作为”等15种行为将会被问责。

对于懒政的治理，各地也有不同做法，普遍采取高压态势。归纳各地做法，多为自查自纠与明察暗访、群众举报相结合，不少地方甚至成立了“治庸办”、“优化办”等办公室，吸纳群众力量。

各地治懒行动从报道看可谓“如火如荼”，但治理效果如何，目前仍有待观察。“很多整治活动，整治完就算了，并没有持续”，河南某市纪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尽管地方出台了整治措施，但并未从根本上铲除懒政的根源。

山西省法制办副主任刘钢柱也公开表示，政府往往忽视或未认真对待运动式执法的弊端，即没有对人的合法权利给予尊重，忽视法律规定的行政执法程序；而运动式执法的震慑力是短期的，违法行为往往“你来我跑，你走我返”，就形成了“问题不止，运动不止”与“运动不止，问题不止”的恶性循环，最终严重损害了政府公信力。

如何治理懒政？多位专家和业内人士指出，甘当“太平官”的背后，既有少数官员能力缺失和责任缺失等，也折射了干部制度的缺失。

上述河南某纪委工作人员认为，懒政的根源主要是目前监督和问责机制不完善。“做不做事并没有明确的判断标准，也没有统一的惩治措施”，他说，目前干部的考核多集中于情况汇报，只要不犯错误，基本考核都能过关。国家层面尚未出台统一规定明确公务人员行政行为方式、时效等，庸官懒政行为存在“无法可依”、“无规可依”的尴尬。

“‘为官不为’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政府部门和个人的权力和责任不明晰”，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指出，当责任大于权力时，就会出现“不作为”。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目前个别地方和部门推出了“权力清单”，但在谢春涛看来，清单只是向公众告知政府所具有的权力，清单上的职责做不到，则没有办法。

对此，厦门海沧区委书记郑云峰深有体会。“要从根本上有效整治‘庸懒散’，不但要从严监督从严查处，还要从制度设计上有效避免‘人浮于事’，让干部无法‘庸懒散’。”他表示，目前对懒政、“庸作为”的认定和处理，从上到下还没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规定、制度和处罚依据，存在党纪条规方面的空白，才让一些人有空子可钻。

学者建议，应该改革干部管理和官员任职制度，激励更多“有为”官员“上位”。

D治懒写进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

为避免运动式“治懒”，中央正在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高度，将“治庸惩懒”升格为常态性要求。

去年10月底，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应该督促其纠正。决定明确提出，行政机关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勇于负责、敢于担当，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坚决克服懒政、怠政，坚决惩处失职、渎职。

“依法行政是确保国家政权运行制度化、规范化、有序化的重要环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军认为，法律和制度的执行说到底还是要靠人，这就给领导干部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行为准则，乱作为不行，不作为也不行。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指出，要求领导干部用“法治思维”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问题，这是执政治理理念的升华。

正如王岐山所说的，“反腐永远在路上”。事实上，在治标的同时，治本实际上已在推进。在推进制度性建设方面，除了中央八项规定之外，公务员薪酬、报账制度等都在抓紧修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正在推进。中央的反腐整风与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部署密切相关，传递出“反腐治本”、同时治理“不作为”“乱作为”的鲜明信号。

南都记者葛倩 程姝雯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01月05日 星期一

第四篇：反腐风暴下的书画寒冬

反腐风暴下的书画寒冬

2013年起，北京、陕西、云南、山东等地的书画市场，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衰退：市场成交量下滑、作品或有价无市，或打折出售。据业内人士估算，当前市场成交量，约为高峰时期的1/3至1/5。

研究学者陈少峰称，中国的书画市场历经多年高速增长。本就存在大量泡沫，而“反腐是刺破市场泡沫的一根针尖”。

“反腐把市场的水分挤干了。艺术家调整心态，重新起步，这是好事。”陕西省美协某副主席称。

市场寒冬：书画作品量价齐跌

2月11日下午，坐在北京琉璃厂西街的中国书店画廊内，张学武只迎来寥寥几个闲逛的顾客。

对于身兼画廊老板和书法家双重身份的他来说，这个春节分外难挨。60岁的他是中国书协会员，几年前只身从天津前往北京琉璃厂书画市场“北漂”，租房卖自己写的字。

春节前夕，本是琉璃厂的传统销售旺季。但在今年，买家比往年大幅减少。“现在市场里，很多是闲逛的人，真正的买家少了”，张学武回忆往年春节的火热场面，“有人一拿就是几幅字。”

在琉璃厂：买家减少的同时，书画价格也随之下降。一名书法家称，2013年，他的一幅4平方尺楷书，标价8000元，现在标价仅500元。

这样的故事不只是发生在北京，西安、昆明、山东青州等地的从业者均向记者证实，2013年起，书画市场正在遭遇全国性的衰退。

2013年起，昆明的书画市场成交量走低，价格下跌，2013年卖8000元的一幅画，现在只要4000元就可以拿到。

除了中低端书画市场，以往动辄一幅数十万至数百万元的高端书画市场，也出现大幅下跌。

在西安书院门书画市场某画廊，国画名家王西京的一幅作品标价lO万元，两年前，这幅画的标价还在20万元左右；与之类似，北京琉璃厂某画廊，一位知名画家一张一平方尺的画售价5万元左右，店长称，价格已下调了1/3左右。

“一位身价颇高的国画名家的画，在官员之间‘很流通’，他的作品价格一直飙高，被炒得也很厉害。以前有的画要卖到四五十万元一平方尺”，北京市一名书画收藏、策展公司的董事长对记者说，“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有人在抛售他的画，前几天有一幅原本100多万元的，大概30万元不到就能拿下来。不过，你不会知道卖主是谁，他们都会通过中间人出售。”

她说，遇到这种情况的画家不止他一个，在北京市场上，一些有行政头衔、有名气、有人脉的画家，以前一平方尺的画可以要价四五万元，现在5000元就能拿得到。

并非所有的名家作品都降价。有的画廊价格没松口，但成交量寥寥，有价无市。

山东青州是中国书画市场的重要风向标。2月15日，青州画廊经理屈艺（化名）对记者回忆，市场不景气之后，“开始买的人虽然少，但还有人问价。2014年下半年开始，市场里问价的人都少了。”

尽管买者寥寥，成交量严重缩水，面临亏损风险，但屈艺坚持不降价。

她担心降价会引起整个市场的连锁反应，也担心降价后，作品仍难以销售。尽管“有价无市”，但仍勉强经营。

屈艺认为，这样的情况恐难持续，“到明年，可能就有人坚持不住了”。

事实上，在西安，资金吃紧的中小画廊已有人退市离场。西安书院门，多家店铺前，贴出招租告示。多名从业者称，因为成交量下滑，店铺处于亏损状态，已有商户“撑不住了”。

书画市场的寒冬，究竟冷到什么程度？

因为书画市场存在大量私下交易，并无权威官方统计数字，从业者和研究者的估算，或可作为参考。

北京、西安、青州的10余名业内人士，对记者估算出市场的现状：缩水至高峰期的1/3至1/5。

陕西省美协某副主席对记者称，当前西安的书画市场，成交量大概只有高峰时期的1/5。

在西安书院门书画市场内的古玩艺术城，从业16年的资深画廊经纪人李林（化名）认为，现在市场的成交量，是高峰时期的1/3至1/5。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山东青州，一名画廊老板称，以往，画廊一年的营业额达到200万元左右，2014年，成交量为六七十万元，只有原来的1/3。

书画市场的长期观察者、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估算，当前市场的成交量，大致相当于20lO年书画市场高峰时期交易额的1/4。

陈少峰认为，书画市场的下滑，始于2013年末至2014年初。

多地从业者称，2014年下半年开始至今，市场下滑速度已经加快。张学武以北京琉璃厂为例，“反腐开始之后，市场上出现过一段时间的观望期，但看到这次是动真格的，市场才开始下滑。”

“这是大洗牌、大震荡。”陈少峰说。

利益链条：雅贿暗涌现已打破

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的传统书画市场―直在波动中快速增长。

以国画大师齐白石为例。故宫博物院书画部专家杨丹霞曾在《收藏家》杂志撰文写道，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一件齐白石的绘画作品，售价为100元上下。80年代国内书画市场迎来普遍大涨。1993年，齐白石的常题材作品如花卉、虾蟹价格是每平方尺1万到2万元。

而在2011年5月，中国嘉德的春季拍卖中，齐白石的《花鸟四屏》，拍出9200zi元的高价。

2014年，张大千上世纪50年代工笔人物画《惊才绝艳》，以850万美元高价成交，是2001年上拍成交价的14倍。

正因为看到了书画市场的巨大增值空间，专业炒画团队和民营企业家进场，价格也水涨船高。市场寒冬来临，不少以为有机可投的企业主和跟风进来的小画廊，均被“套牢”。

传统书画成为官场颇为盛行的“雅贿”手段。古董、字画颇受腐败官员的青睐。

据媒体报道，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收受字画、玉石等物品近200件，价值1300万余元。同样收受字画的，还有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等落马官员。

李林曾多次接待过行贿的买家，他认为，字画作为行贿的礼品，优点是高雅、隐蔽，“塞进信封里，好送”。

而且，书画和古董等，既符合部分腐败官员的审美旨趣，且在市场景气时容易流通，还有升值空间，“办多大的事，送多少价位的画。送完之后，秘书打听下是不是真品，什么价位，领导心里就有数了”。李林称。

“雅贿”还有一个特点：相比其他受贿财物，行为隐蔽，定罪不易。

北京西城区检察院公诉处检察官张艳丽曾对媒体介绍，金钱有走向痕迹，例如汇款、消费，只要找到这些痕迹就能确认受贿事实，但雅贿多为实物，便于藏匿。如果没有实物，即使行贿人指控，也没有物证，更不能作价。

据媒体报道，还有贪官自作聪明，把假古董、假字画放在古玩店代售，再暗示送礼者到这家店以真品价格买下。若被查获，行贿受贿双方，都辩称，不知道是赝品，以减轻罪责。

作为“雅贿”手段，行贿者往往青睐当代名家的作品，如刘大为、刘文西等人的作品。近现代名家如齐白石等人的作品，价格昂贵，但市场上赝品过多。选择有名气的当代画家，画廊往往可以为买家牵线，与画家合影，以证真品。

多位画廊从业者向记者勾勒出这些买家的大致面貌：40岁左右的中年男性、不.太热衷砍价、主攻几万至几十万的当代名家画作。

这个庞大、隐秘的灰色买家群体，与收藏家、投资者一道，成为书画市场的重要买主。陈少峰估算，市场兴盛时期，礼品书画，占了整个书画市场的三成左右。

送出去的画，到底能有多大作用？

四川省原夹江县委书记陶宏伟是一个官员收受书画替人办事的样本案例。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份刑事裁定书【记者注：编号为（2014）川刑终字第45号】披露，一名行贿者因在四川夹江县有污水处理厂，生活垃圾处理厂、房地产等项目，需要身为县委书记的陶宏伟关照，除送现金、酒外，还送了字画。

裁定书称，行贿者“2008年9月或10月份的一个周末，将一个装有20万元的纸袋和一幅李琼久的画送给陶宏伟，购画价约1.5万元”，此后还曾送他“10万元和苏葆桢画的葡萄”。

陶宏伟的回报是，将政府拖欠的生活垃圾处理费，作为抵扣行贿者房地产项目上还差政府的350万元出让金，并尽快启动行贿者土地项目的拆迁工作，作为县委工作会议的一个议题专门解决。

这一灰色行贿链条，在中央八项规定和强力反腐浪潮中，如今已被打破。

2015年1月7日，在云南省昆明市专营珠宝玉器字画的翡翠大厦，记者以“送礼”为由，向几家老板打听字画的价格。一名画廊老板徐某反问：“你敢送几万元的画给官员？怕是现在全云南也没有人敢收。”

类似的一幕也出现在西安书院门、青州字画市场和北京琉璃厂。“送礼的人少多了。”张学武说。

礼品书画市场，一种新现象已经形成：反腐深入后，收礼的人变少，送礼的人随即变少，市场趋冷，收购价也会压低，这进一步打击了收礼者的积极性。

整个书画市场因此出现连锁反应，“搞收藏的买家，现在处于观望期。他们追涨不追跌。有的画廊资金撑不住了，开始抛字画，抛出之后，价格就跌得很厉害。”陈少峰说。

身份崇拜：当上领导身价翻倍

书画市场的泡沫中，对于作者的身份崇拜，成为艺术界的怪象之一。

拥有行政头衔的明星画家、明星书法家，会得到市场的更高认可。在北京琉璃厂，一名胡姓商人称，当前市场，对于作品的标价，往往与作者的职位相关。从书协美协的会员到副主席、主席，价格均要上一个台阶。不管艺术价值高低，一旦当了书协美协的领导，身价至少翻倍。

2013年，西部某省一名著名画家，传言将当选新一届中国美协副主席，他的一幅4平方尺的画，被炒至60万元，但戏剧性的是，他最终并未如愿入选，同样尺寸的画价，在市场上陡降至15万元。

行政头衔成为书画界的稀缺资源，同时也产生了臃肿的领导阵容。

2013年1月21日，陕西书协换届，一共选出了11名名誉主席、1名主席、16名常务副主席、18名副主席、10名副秘书长以及6名顾问。

陈少峰对记者称，画廊和投资人喜欢追捧“名人字画”，资金投入也比较多，“认为他们的作品是硬通货，他们有地位，短期内价值只会涨。但是作品的价格与价值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背离。”

北京的一名画家解释说，“明星画家”的画作现在都在大跌，所谓的明星画家，都善于炒作和被炒作。当前的书画艺术品市场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礼品市场，而明星画家的画很多都进了官员腰包。官员有很多并不真懂艺术，只是认头衔，认价格，即便是这些艺术品的价格已经严重背离了真实的价值，人们也乐于接受这样的价位。

书画界对于权力的身份崇拜，也吸引着不少官员进入这一领域，获得书协美协领导身份，高价出售自己的作品。

据统计，部分省市仍存在官员在书法协会兼职的现象。

2014年12月，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周一波辞去省书协主席职务，并在《人民日报》撰文，批评一些领导干部“往书画协会挤”，并批评“别人作品低劣，却卖得很火，实际上是利用协会领导的幌子中饱私囊”。

在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的分组讨论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指出：“有的领导干部楷书没写好，直接奔行草，还敢裱了送人。”此外，在谈到一些地方书协“官气”太重时，王岐山说，“现在有的干部玩过了，飘飘然了，忘记了执政党和老百姓的关系了。”

2015年1月，陕西省虽然清理了8名省管领导干部担任书协主席、副主席，但是这些加入书协画协的领导，给整个艺术圈，已经带来了负面影响。

陕西省美术家协会某副主席认为，许多官员书法家字写得很差，但买家或看重其职务或有行贿目的而高价收购，造成“整个市场上的艺术家都有浮躁情绪”。

画展背后：利益交易鱼龙混杂

“艺术与权力靠得太近了”，上述陕西省美协副主席感叹，当前的国画界，注重人物画，忽略山水花鸟画。

“去美展上一看，就全明白了。”他说。

对于第十二届全国美展，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版画家聂昌硕曾撰文猛批。他认为，如今的全国美展，只要参展，作者就算“中奖”，若还拿了奖项，如获“状元”“榜眼”，名利双收，画价立即飙升，升职、升官、入美协，“好处”接踵而至。

参展背后巨大的利益链条，使滥竽充数的作品越来越多。美展已不是顶尖作品的荟萃地，而成了提升作者身价的垫脚石和利益交易所。

“我看了十二届全国美展的作品集，也很是失望，我认为它没有反映出当前美术界的真实水平――水平平平，缺乏精品力作，整个一本翻下来没有几张好的，大量毫无艺术性的，靠拼时间的精雕细刻。于是开始反思美协做了哪些工作，会把它搞成这个样子。”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现代彩墨画家韩墨对记者说。

至于是不是有平庸者靠炒作和经营“上榜”，是不是存在利益交换，韩墨说，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这么猜测。但是，“我们就看结果，评价标准出问题了，价值体系是混乱的。”

他说，审美本身也是价值观的一种体现，整个社会价值观扭曲也导致对艺术、对审美判断的扭曲。文化市场和文化活动，表面看起来是很繁荣，但自身发展质量严重不足。这对艺术自身的发展是一种很大的伤害，尤其对年轻人是一种很大的误导。

并非所有的书协美协的领导，价格都出现波动。

画家罗江是云南画院院长，云南美术馆馆长，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他的头衔还包括云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云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等。

区别于其他一些地区的“官员画家”，罗江的画也没飙过高价。他称，或许是善于画花鸟孔雀的那些，老百姓和官员比较喜欢一点，作为礼品来说也有市场，而像他这种画传统人物画的，人们不太能看得懂。

“他的画本来就不怎么拿出来卖。有些收藏家手里的，或者你直接去他办公室找他买的，说好就是一口价，比如8000元一平方尺，也不降价。”画廊老板徐某称。

罗江对记者说：“我自己是没有要把我的作品拿去面对市场，有时候市场上或许会有一点点拍卖，还有一些人收藏的。不仅是我，我们这边的画家也都比较朴素一些，美术界本身没有太市场化。作为国有单位的画院等机构也并没有提倡画家要去积极面对市场，基本还是学术性、研究性的。”

他分析说，可能云南的字画市场没有经历炒作和泡沫的“过度商业化”阶段，也跟地方文化有关。云南不是文化大省，艺术家也基本都是体制内单位的，靠工资吃饭，离市场比较远。体制外的，要完全靠市场盈利的云南画家受价格波动的影响大一些。

市场洗牌：反腐风暴挤干水分

“这几十年，书画的价格涨了300倍，但其学术水平的增长，可能还是负数。”陈少峰说。

他将本次书画市场的寒冬，与2003年的互联网泡沫相比，“市场已经负荷不动了，泡沫达到一个顶峰，反腐是刺破市场泡沫的一根针尖。”

书画市场的寒冬，与反腐有关，这已经成为业内人士的共识。10余受访者均对记者表示，市场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受中央反腐的影响。

反腐加速了书画市场的寒冬，但仍获得了不少从业者的支持。

“我支持反腐。”张学武的朋友、北京琉璃V-名画廊老板对记者说，他代理的名家作品，价格已大幅下调，“反腐对老百姓是好事，就算我干不下去了，回老家做点别的，我也支持。”

多名受访者称，当前的书画市场并无回暖迹象，并预计2015年，字画市场将持续遇冷。

“书画市场还在挤泡沫的阶段，泡沫挤空之后，市场盘整，将持续至2017年左右。”陈少峰说，他认为，经营者、投资人、藏家将会受到巨大冲击，市场将强力洗牌。

中国艺术品市场研究院副院长西沐曾撰文，分析近年的传统书画市场。

他认为，2007年至2009年间，在市场调整与金融风暴的双重冲击作用下，中国书画市场出现了“击鼓传花”式的恐慌，礼品市场的份额及主导地位得到强化。2010年后，中国书画市场回暖，礼品市场、投机市场、投资市场以及收藏市场，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市场结构出现了多元化趋势。

对于艺术市场，反腐风暴造成的冲击，是不是一个拨乱反正、重塑价值体系的机会？

“这是中国书画市场告别权力崇拜的一个契机。”陈少峰认为。他的观点也得到了陕西省美协某副主席的认可，“反腐把市场的水分挤干了，艺术家调整心态，重新起步，这是好事”。

“首先应该确定这（反腐）是一种好现象，过去的送礼洗钱是极不正常的，当真正杜绝送礼洗钱这一块时，市场自然会向收藏投资转移，这样的市场才是真正的市场，所以市场低迷是暂时的。”山东青州的收藏家、画廊经理人鲁清汶称。

彩墨画家韩墨对此并不乐观。他认为，反腐会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书画界的价值观，但是不能过于理想化地认为短时间之内有很好的改观――积重难返，多年的积习，很难指望在短时间内解决。

本刊整理自《南方都市报》

第五篇：中央苏区大搞反腐廉政建设

中央苏区大搞反腐廉政建设

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此前后，中央苏区所属省、县、乡也建立了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方面的伟大尝试。当时不仅在政权的组织建设、民主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在廉政建设方面也有所建树。

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是围绕着支援革命战争这一中心任务来开展的。主要内容是“反对贪污浪费的现象，反对官僚主义的领导”，目的是“改善与加强苏维埃的工作”，“节省经济充裕战费。保证一切任务正确的执行，使各苏维埃成为更坚强而有力的来动员群众领导群众充分的执行一切的战争任务”。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自1933年下半年就开始准备发动一场反腐败的斗争，来彻底清算不良现象，搞好廉政建设。为了造成一股强大的群众舆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特地在1933年12月5日发表社论，号召苏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都起来，同贪污浪费、官僚腐败作无情的斗争。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中央政府正式发布训令：要在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区、县、省及中央苏维埃政权机关内，开展一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惩腐肃贪运动；苏维埃各级监察机关要密切配合群众，发挥监察部门的作用，搞好检举控告贪污受贿、堕落腐败分子的工作。毛泽东也在这次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于是，一场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惩腐肃贪运动在中央苏区展开了。

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着重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发动群众和不廉洁行为开展斗争

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十分重视依靠群众的力量来克服政府中的不廉洁行为。1932年3月初，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在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发表《反对浪费，严惩贪污》的文章，指出正当红军在前方进行革命战争的紧张时刻，“后方的同志，除了积极领导群众去参加革命战争，建立巩固的后方外，最重要的就是节俭经济来供给红军，帮助红军去进行革命战争。”“这个时候，谁要是浪费一文钱，都是罪恶，若是随意浪费，那实际是破坏革命战争。至于吞没公款，营私舞弊等贪污行为，简直是反革命。”为了克服这些行为，“我们号召工农群众起来，帮助政府，来反对各级政府浪费政府的钱，驱逐各级政府中的贪污分子出苏维埃”。

建立控告局，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检举运动，是当时保证政府廉洁的一项重要措施。“为了监督和防止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发生官僚腐化，加强工农检察工作，设立各级控告局，规定突击队的组织与工作”。通过设立控告局，受理群众的举报；通过组织突击队，及时查清群众检举揭发的问题。

为加强对群众检举运动的领导，1932年12月1日，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发布第二号训令，要求各级工农检察部都要组织临时检举委员会，由工农检察部长任委员会主任，由职工会、雇农工会、军事、少共等部门派人参加。训令还对检举委员会的工作任务及需求作了指示。随着群众检举运动的深入，中央又及时总结经验，加以指导。1934年初，中央工农检察部下达《怎样检举贪污浪费》的指示，总结前段开展群众检举运动的成绩、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分析贪污浪费的特点，对今后进一步开展检举运动提出了要求。同年4月又发出《继续开展检举运动》的训令，指出“检举运动是广大群众斗争的行动，我们不仅动员自己的通讯员突击队来参加，揭发一切坏现象与坏分子来帮助检举的进行”，而且要“采用一切方法来鼓励和吸收群众的意见，特别是依靠该机关党的领导与帮助，这样才能使检举运动成为广大群众的斗争行动。”通过发动群众进行检举，许多贪污案件被揭露出来。“这一检举活动，发动了中央一级的工作人员，积极参加这一斗争，特别是各级机关的工农通讯员，他们起了很大的作用，大多数的贪污案件是由于通讯员的通讯而检举，更由于群众的参加与揭发”中央互济会财务部长谢开松的贪污案，就“是由本会通讯员的报告与该会主任的控告”而被揭露出来的。运动开始，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收到群众的控告信，说中央印刷厂、造币厂和军委印刷所三个厂的会计科长都有贪污腐化行为。但监察机关派人去查账时，查了几次也查不出来。后来，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的监察人员发动群众，在三个工厂分别组织了轻骑队、突击队，吸收他们参加审查委员会工作。经过仔细检查，最后终于查出了三个会计科长的贪污罪行，1934年2月11日和17日两天，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召开群众大会，将杨其兹、凌全香、路克勤这三个犯贪污罪的会计科长移交苏维埃法庭依法制裁。

2.从领导抓起，从中央机关抓起

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反贪污斗争，从中央到省、县、区、乡都普遍地开展了。但首先从领导抓起，从中央一级抓起这个指导思想，在当时是十分明确的。1934年2月，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在《检举中央各机关的贪污案件的结论》一文中明确提到：“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在执行中央十九号训令中，首先进行中央各机关的检举贪污运动，在发动本会工农通讯员的积极工作与各机关工作人员的热烈参加之下，开展了反贪污浪费与官僚主义的斗争。”同年3月底，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团总结了中央机关反贪污斗争的成绩。“所检举的机关有中央总务厅、招待所、财政、劳动、土地之部„„被检举的分子，计会计与科长10个，管理科长及科员8个，总务处长3个„„共查出贪污款项大洋二千零五十三元六角六分。”中央机关作了榜样，便带动了基层的反贪污斗争。瑞金县的贪污案、雩都县的挪用公款经商营私案，都相继被揭露出来。

3.加强舆论监督、运用新闻工具推动廉政建设

中央苏区时期，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新闻舆论工具在廉政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红色中华》报辟有“红板”、“黑板”和“反贪污浪费”专栏。“红板”专栏，专门刊登苏维埃工作人员廉洁奉公，积极工作的先进事迹；“黑板”专栏，专门批评那些消极怠工、立场不坚定的工作人员；“反贪污浪费”专栏，则专门披露那些贪污浪费案件，报道对有关人员的处理结果。《红色中华》还引导干部群众把反贪污浪费斗争与开展节约运动结合起来，1934年3月，该报在中央苏区发起节省80万元资金运动，得到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和群众团体的热烈响应。少共中央局全体工作人员当时就作出三条决定：一是全体工作人员每天节约二两半米；二是胡耀邦、张爱萍等外籍的同志提出今年不发热天衣服；三是李才莲等本地的同志从家里自带一个月的伙食费这些措施，对于伸张正气，抑制邪气，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导向作用。

4.抓好法律法规制度建设，防止贪污浪费现象的滋生

由于处于战争环境，中央苏区在制度建设方面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这给贪污分子造成可乘之机。党和政府在总结这一教训后，开始注意在开展反贪污浪费斗争的同时，抓好制度建设。在当时的情况下，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1）统一财政，克服各级苏维埃政府自收自用，各自为政的现象。（2）统一会计制度。1932年12月16日中央财政委员会发布“统一会计制度”的第十二号训令，针对会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出了统一会计制度的五条规定。（3）建立巡视制度与检查工作制度，检查地方苏维埃的工作，消灭官僚主义、贪污腐化和消极怠工。有些制度，虽然“尚未很好的建立起来”，但总的说来，对促进政府廉洁，还是起了一定作用。

1932年12月，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发布《关于检查苏维埃政府机关和地方武装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及贪污腐化动摇消极分子问题》的训令。1933年12月，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又发出《怎样检举贪污浪费》的文件。文件对如何开展反贪污反浪费斗争提出六点意见：（1）要提起对于贪污浪费的警觉性；（2）贪污与浪费常常不能分开；（3）发动群众反对贪污浪费；（4）要注意许多机关里的贪污浪费；（5）要根据中央政府新颁发的惩治贪污浪费的法令从严治罪；（6）要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贪污浪费案件。

随着反贪污浪费斗争的深入，一些贪污浪费的案件被揭露出来。为了严惩贪污浪费行为，1933年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发了由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训令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工作人员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监禁；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2年以下的监禁；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同时，对上述犯罪者还得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并追回其贪没之公款。对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对于玩忽职守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销职务以至1个月以上3年以下的监禁。上述法律、法规、条例的颁布，对腐败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使苏区的反腐败斗争有法可依，健康发展。

5.中央领导亲自抓大案要案的查处，依法严惩贪污分子

中央苏区在开展反贪污浪费的斗争中，党和政府还十分重视对大案要案的查处。当时一些重大案件，如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的贪污腐化案，中央总务厅苏大工程所主任左祥云的贪污案，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侵吞公款、公债、谷票、公物案，雩都县苏维埃政府领导和工作人员挪用公款经商案，都是中央直接进行查处的。

1932年5月9日下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枪毙的第一个贪官———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在江西瑞金伏法。

谢步升家境贫穷，12岁时给地主打短工，1929年参加工农武装暴动，任云集暴动队队长。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虽然这个官职不大，但随着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叶坪的建立，他的声望陡然增高，思想作风逐渐蜕化变质。他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牟取私利。他为了谋妇夺妻掠取钱财，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他生活腐化堕落，诱迫奸淫妇女。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一定阻力。时任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认为：这是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来发生的第一桩腐败案，此风不刹，何以了得！“我们苏维埃政权建立才几个月，有的干部就腐化堕落，贪赃枉法，这叫人民怎么相信我们的党，相信我们的政府？”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升进行公审判决，判处谢步升死刑。谢步升不服，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提出上诉。4天后，以梁柏台为主审的临时最高法庭在核实事实的基础上，否决了谢步升的上诉。当日，即5月9日，红都瑞金响起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第一声惩治腐败分子的枪声。

另一典型案件是对反革命分子、贪污犯左祥云的处理。左祥云曾任苏维埃大会工程所主任，他在任职期间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246.7元，并盗窃机密，私偷公章，企图叛逃，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据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下令总务厅扣押左祥云听候处理，然而，总务厅管理处长徐毅放走左犯。事情发生以后，毛泽东责令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一定要将民惯极大的左祥云一案查个水落石出。于是，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立即组织工作队专案调查，在查实左祥云上述罪行的同时，也查清了徐毅的问题。徐毅除放走左祥云外，还放走其他两名罪犯，从中索贿金戒指两枚，且官僚习气严重，生活腐化，浪费公款数千元。左、徐捉拿归案后，苏维埃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立即召开群众公审大会，1934年2月13日，苏维埃中央政府最高法院根据苏区法律判处左祥云死刑，立即执行；判处徐毅6年徒刑，并追回所有贪污受贿之财物。

1934年2月18日，《红色中华》发表题为《加紧开展反贪污浪费的斗争》的评论，指出：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而官僚主义者“给贪污分子以良好机会”。因此要杜绝贪污浪费现象，必须开展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根据第二十六号训令，另外一些贪污犯被判处死刑，如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侵吞公款、公债、谷票、公物折计大洋2000元；雩都县军事部长刘仕祥贪污公款200余元，并挪用公款做生意，向总供给部报假账。这两个罪犯经公审后均被处决。一些公职人员或因贪污，或因浪费，或因官僚主义，受到监禁、撤职、严重警告等处分。在中央机关，共查出有贪污行为的会计科长和会计10人、管理科长及科员8人、财政处长3人、局长3人、所长1人、厂长2人，贪污公款累计大洋2053.66元，还有棉花135公斤，金戒指4个。这些“贪污分子送法庭制裁的29人，开除公职的3人，包庇贪污与官僚主义者送法庭1人，建议撤职改调工作的7人，给严重警告的2人，警告的4人”。当时虽然对一些案件的处理存在着扩大化或偏重的倾向，但从总的方面来看是正确的，对加强中央苏区党政机关的廉政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对于地方上的贪污浪费分子，中央也毫不手软。1934年3月8日，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工农检察委员会在《红色中华》发表《检举雩都县营私贪污官僚》一文，宣布雩都县挖出重大贪污案犯。3月29日，项英副主席发表《雩都检举的情形和经过》。全县共查出贪污案件23起，经过审理，撤销了刘洪清雩都县委书记及中央委员职务，撤销了熊仙壁雩都县苏维埃主席及中央执行委员职务。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此专门发出处理命令（中字第十五号），“熊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除批准人民委员会将其主席撤职外，并开除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交最高法院治罪”。在项英主持的宣判大会上，将贪污首犯刘仕祥（贪污公款200余元，并挪用公款做生意，向总供给部报假账）、刘天浩等人当场枪决。同月25日，苏维埃最高法院判处熊仙壁监禁1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此案在中央苏区影响极大，是当时牵涉面最大、判刑最重、规模最大的一个案件。

中央的决心和采取的果断措施，有力地震慑打击了腐化堕落分子，教育了广大群众，密切了党、军队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摘自《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史》，王关兴、陈挥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