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身边最信任的四个人

第一篇：毛泽东身边最信任的四个人

毛泽东身边最信任的四个人

汪东兴号称警卫毛泽东三十年的内廷唯一行走；纪登奎素以毛泽东的“老朋友”为外界所共知；吴德在董必武逝世后成为中国人大的实际当家人。朱德之后他成为中共全国人大党组书记，权摄人大达三年之久；陈锡联是毛泽东晚年在军内非常倚重的“少壮派”，这位当年最为年轻的野战军纵队司令员是接替叶剑英的第一备用人选。以上四人都是毛泽东晚年须臾不可离开的宠臣，对他们做以介绍，有助于了解毛泽东晚年政治的侧面。

是是非非的汪东兴

先说总管汪东兴。1955年，汪东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而此前他既没显赫军功，也无出奇战绩，有的只是在公安、警保战线上小心翼翼的努力。作为罗瑞卿的副手，直接掌管中南海内部警卫，对毛泽东的起居、出行负有绝大责任，他除了在1958年一度被下放江西担任主管内务的副省长以外，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央警卫岗位。除了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之外，还是北京卫戍区三人核心小组负责人、中央军委警卫局负责人，十一大上更是成为华国锋之下炙手可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评价是：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而林彪几次拉拢汪东兴、江青几次打击汪东兴都没有最后得逞，毛泽东的话是很说明了一些他和汪东兴的关系的。

汪东兴在庐山妄言设立国家主席，除了感于林彪对自己的不吝提拔和许诺之外，还有就是出于一个警卫人员的“护主”心态，而后者似乎更加纯粹一些，所以，毛泽东对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是“一批二保”，目的主要是保，汪东兴的错误除了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许世友等少数人知道以外，其他的都很泛泛。

一旦当毛泽东把对手确立之后，汪东兴总是毫不迟疑的站在毛泽东的一边。1966年打倒刘少奇是如此，1970对林彪动手时也是这样。汪东兴眼中只有毛泽东一人，为了迅速解决林彪集团，汪东兴甚至建议毛泽东清洗温玉成，而此前温玉成是林彪、康生一直看好的军事将领。汪东兴尽管对在九大预备会议上破天荒的给一个少将评功摆好的林彪感恩戴德，但是，当他得知毛泽东准备对林彪采取不同寻常的举动之后，汪东兴甚至愿意担当的卧底（当然没有成行）。

长沙告状之后，汪东兴发现毛泽东一度对四人帮开始反感，立刻布置中办的人学习毛泽东批判四人帮的所谓讲话，就此开罪江青诸人，毛泽东说他不动脑子可能就在于此。汪东兴有时候也动脑子，这是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了。

汪东兴因为长年担任专案组负责人，中央一专、二专的档案都交由他来管理，所以经常代表毛泽东“看望”、“关照”被整的老干部、老军人，而无一例外的是被看望、被关照者对这位内廷行走都缺乏良好的印象。谭震林后来在“真理大讨论”的时候说起一段往事，他说：“主席已经决定解放我了，汪东兴还是那样颐指气使的对待我，教训我要重新作人，我都七十岁的人，怎么叫重新做人？不是摆老资格，就是这样的语气实在令人难受。”而曾志在回忆陶铸最后的岁月之时，也决不客气的指责汪东兴：“哪里还有一个共产党员的味道，他多次催促陶铸快走，我说陶铸身体不行了，能不能留在北京治疗，汪东兴虎着脸讲，保皇派嘛，要接受革命的斗争呢。他拒绝为我们向主席传达真实的情况。”叶剑英被疏散到湖南时，汪东兴一个电话赶跑了叶剑英，搞的叶剑英老泪纵横，然而，为了擒获四人帮，叶剑英主动联合汪东兴，并且在后来扩大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给汪东兴说话。但是，汪东兴自恃有华国锋撑腰，继续怠慢老谋深算的参座，最后终于自己吞下了苦果。

复出之后的邓小平在谈及同四人帮在1974－－1975年的斗争史时得到了党内的一致好评，而身为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则在中央党校公开讲：小平和四人帮斗争是有的，但是，怎么能和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相提并论呢？他不是被四人帮给搞掉了吗？如果不是华主席把他解放出来，他怎么会有今天呢？这种话传到小平的耳朵里，结果可以预料的。

1977年中央讨论关于陈云的职务的问题时，汪东兴大唱反调，他说：“毛主席早在1958年就说过陈云是小婆娘，裹足不前、魄力不足，是小资产阶级灵活性作祟，怎么能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呢？”彭真、薄一波等人的专案被提及平反时，汪东兴说：“彭真是独立王国的头子，薄一波早就是叛徒，平反了，我们党怎么办？毛主席的指示怎么办？世界怎么看我们？”

量变终于发展到质变，1979年中央政治局召开帮助汪东兴等同志的组织生活会上，众位领导可谓是万炮齐轰汪东兴，陈云撇开缄默多年的习惯，第一个为汪东兴定了调子：“东兴同志已经是走在了革命的后面，他不但不能为继续改造我们的党、发展我们的国家、修正以往错误的政策提供好的建议，反而一再干扰中央的决断，这样的同志继续在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显然是不合适的，全党同志也是不会答应的。”而会后形成的决议称：“汪东兴等同志已经在新的历史时期犯有重要的错误，他们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显然是不适合的，也是不允许的，鉴于他们以往曾经做过一些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中央决定对他们的问题处理不扩大化。”已经是刀下留人、网开一面的口气了。

汪东兴在听取了中央派陈云、王震找他谈话之后，表示就是：“看来华主席没有为我说一句话。”他一心把华国锋再造成毛泽东第二，但是，他的苦心孤诣没有得到来自华国锋的回应，至少是没有强有力的回应，所以，他比较意外。

1976年的怀仁堂事变如果没有汪东兴的全力配合，华国锋、叶剑英是无法解决四人帮的，叶剑英此前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对警卫人员做了专门的交待，甚至做好了再次被打倒的准备。可以说，汪东兴在关键时刻，不论是出自公心也好，私心也罢，客观上为铲除四人帮、开创中国二十年的新局面做了一定的贡献，这是历史事实，不容抹杀，也之所以，其他三人后来完全从中央消失，而汪东兴继续保留了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和两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公开职务，按照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离休，算是对他功劳的肯定。

晚年的汪东兴的头脑还是那样一贯性，除了后来经常（在90年代之后）和华国锋见面之外，已经不再和其他人接触，更多的时间是出行游玩，偶尔写了一部回忆录，还遭到指责和批评，说他是为文革、毛泽东的错误翻案。国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很有背景的出版商多次邀请汪东兴撰写关于警卫中南海的回忆录，而且，出价不菲，但是，一律遭到汪东兴的拒绝，汪东兴说：“写了就是既得罪了活人，也得罪了死人，以后我是没脸再见主席他老人家了。”每逢毛泽东的诞辰、忌日，汪东兴一律亲自赶到纪念堂，毕恭毕敬的敬献花圈、花篮，成为纪念堂在这一天固定早来的常客。

纪登奎

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写的回忆其父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这样篡改历史和粉饰一个在文革中犯有相当严重错误和一直坚定执行极左路线的重金属，即使不算罕见，也是十分让人吃惊的。纪登奎在活着的时候，被当时的中央一些领导人称作和王张江姚并列的“五人帮”，长年把持专案组工作，特别是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央撤销三大专案组（一组：汪东兴；二组：黄永胜；三组：谢富治），合并为一个专案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是（排名有先后顺序）汪东兴、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我们再来回放一下历史，看看在关键的历史阶段，胡耀邦是怎么评价这位纪登奎前副总理的。

胡耀邦说：“我赞成这么一个说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或者至少一年，国锋同志主要是靠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吴德同志、苏振华同志，再加两个人，一个李鑫同志，一个郭玉峰。掌握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可能开始还有吴德同志；另一个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和郭玉峰。这么两个小班子，神气十足，盛气凌人。用这么几个人做工作，他们自己又很神秘，高深莫测，包办一切，明天要发表什么东西，今天晚上连宣传口的负责人耿飚同志也不知道。这种工作方法，是典型的粉碎”四人帮“以前那个方法。纪登奎同志也是难得的金口不常开，上访的同志说这个首长架子大的很呐”

在上述这段讲话中，三次提到纪登奎，显然不是表扬，那时候的胡耀邦还只是中央组织部部长，而纪登奎的面貌已是跃然纸上。纪登奎的儿子笔下的父亲是一个似乎一直在认认真真办事，老老实实做人的“老干部”形象，那么，真实的纪登奎是这样吗？

纪登奎的发迹和华国锋有些相似，都是从地市一级领导干部起家的。毛泽东称呼纪登奎为“老朋友”和称呼华国锋为“我的父母官”一样，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涵义，至少在当时不是代表重用他们的先兆。纪登奎的受提拔和河南第一号造反派刘建勋有直接的关系，正是因为刘建勋的举荐，使得纪登奎得以很快受到毛泽东的关注，而此前，纪登奎是紧紧跟随省委吴芝圃的河南官场红人。吴芝圃被打死之后，纪登奎一度遭到“迫害”，但是，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话救了他，而后又是刘建勋对纪登奎的多次肯定让毛泽东感到自己的所谓的“知人之明”，纪登奎以一个区区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此后成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办事组成员和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组长是康生），纪登奎当然也没有忘记刘建勋的好处，所以，刘建勋在四人帮垮台之前一直保持优越的政治地位。

纪登奎是毛泽东认定的“旧路线”下的肯于革命或者继续革命的可以改造和团结直到重用的基层干部之一，而且，纪登奎的忠顺一直是毛泽东看好的主因，特别是当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发难之后，纪登奎通过江青传话，表示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于九大的路线。下山之后，纪登奎出任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和谢富治、李德生、吴忠一道给华北乃至北京林彪集团“掺沙子”，而且，纪登奎亲自主抓军队专案工作，不让黄永胜插手，深得毛泽东的信任，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央宣布逮捕黄吴李邱四人的时候，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三人全权负责。可见，当时纪登奎的显赫的地位。而且，稍后，纪登奎出掌郑维山、李雪峰专案组负责人，清洗林彪的余党。此后，一路扶摇直上，在十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在1975年当选国务院副总理，1976年之后，排名在李先念之前，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中的第三号人物（邓小平、张春桥、纪登奎）。

长沙告状事件之前，四人帮找到纪登奎商量，纪登奎认为，这次的举动显然很冒险，劝阻江青和张春桥不要前往，但是，张春桥没有听从，而从这一事件来看，纪登奎和江青的关系显然不是现在说的那样，有妥协也有斗争，而是从来就是服从、紧跟、照办的，虽然周恩来也在四人帮面前说过很多违心的话，但是，出发点是好的。而纪登奎虽死，有人居然还在为他生前的所作所为作无罪辩护，实在是唐突历史了。

毛泽东后来在点名批评四人帮的同时，说了两个人，一个是纪登奎，一个是康生。毛泽东说：“登奎有的事不和我说，也不和总理讲，却是找江青、春桥讲。政治局大多数，他都不讲，不团结多数，只找少数人，这是什么性质呢？一个政治局委员要和政治局，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而不是和几个人保持一致。”从这段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被称作“五人帮”成员的纪登奎的另一面。但是，毛泽东虽然责备了纪登奎，但是，对他的信任仍然不减少，而后在批邓的战场上，又看见了纪登奎矫健的身影。

纪登奎1976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小平同志是旧病复发，没有吸取1966年的教训，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抓好革命的方方面面，而是继续和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们纠缠不清，以后，小平的问题的升级了，也是由此而来的。”而后，纪登奎按照华国锋、江青的指派多次“帮助”邓小平认识“错误”，态度极其积极。这点连他的好友赵紫阳在后来的批判纪登奎的会议上也不得不承认：“纪登奎同志错误的认为邓小平同志的整顿的伟大意义，他不仅没有配合小平同志的工作，反而一再按照江青等人的指派干扰小平同志的工作，造成了1976年工作上的很大被动，我认为，纪登奎同志是要负有相当大的责任的。事实证明，由于纪登奎同志的干扰，我们走了很大的弯路，在平反问题上是这样，在去年的工业指标上也是这样。”

纪登奎虽紧跟四人帮，但还是保持了相当的距离，特别是华国锋确立中央接班人之后，纪登奎表示效忠，在讨论毛远新的去留和江青的具体工作安排上，他一反常态的支持了华国锋，以致于江青等人恨恨的说：“真是人走茶凉，主席尸骨未寒，连纪登奎都敢和我们顶嘴了。”所以，在抓捕四人帮的过程中，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也给予纪登奎足够的信任。

1977年2月，纪登奎讲过：华主席的英明领袖的地位确立了，汪东兴同志的地位也要确立。他多次在公开场合下吹捧汪东兴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华主席的好战友，借以自固。然而，令纪登奎倍感失望的是，华主席显然不是英明领袖，所以，后来纪登奎开始逐渐的减少和华国锋、汪东兴的接触，事实证明，这件事也是纪登奎后来相对获咎最少的原因之一。但是，因为纪登奎在文革中以及文革之后的拙劣表演，没有对他后来工作的安排起到很大的决定作用。

而真正保了纪登奎的恰恰是来自对方阵营的赵紫阳，赵紫阳和纪登奎早年曾经一起共事，关键的是，当年张春桥追究赵紫阳错误的时候，纪登奎看在当年的情面上给赵紫阳极力开脱，所以，当纪登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基本丧失权力之后，赵紫阳向他伸来一把援手，以所谓的发挥纪登奎一技之长为名，安排他在赵紫阳提议成立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王震代表中央找纪登奎谈话，按照正部级待遇。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犯有严重错误的汪东兴、吴德、陈锡联在后来的待遇和职务安排上都要比纪登奎强出来很多，臭名昭著的“

四、五事件”的镇压者吴德在1982年居然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和汪东兴同列，而陈锡联竟然两次当选中顾委常委，按照此前卸任的政治局委员待遇，小平去世之后，陈锡联堂而皇之的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以老部下身份回忆“邓政委的当年”。1999年陈锡联死后的规格和八十年代纪登奎的规格简直无法可比。据此可以看出，纪登奎在极左路线的推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何等的突出。

纪登奎倒是很早就和汪东兴等人预言过：华主席没有魄力，不如毛主席。可能镇不住局面。然而，这并没有挽救他的政治命运。根据纪登奎住院期间的一些身边医护人员反映，纪登奎的精神状态很不好，经常回首往事，脾气很坏，牢骚很多。用一人的话说：“他是自己把自己窝囊死的。”

纪登奎死后，《人民日报》在第四版发了一个普通的讣告，称他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没有提及他的错误，也算是给这位一直心态极不平衡的前副总理和毛泽东的“老朋友”留了最后的一点颜面吧。

“双面狐”陈锡联

陈锡联这个人一直以来被党内成为“双面狐”，一方面是指他在战争年代是一副模样，在建国后期又是一副模样；另一方面是指他此时对某人这样，彼时对某人又是那样。为人相当圆滑、甚至可以说是狡猾。

陈锡联参军的时候还没枪高，一生最为露脸的是夜袭阳明堡战斗，一举击毁日军飞机24架，成为国共两党两军的风云人物，其时，陈锡联才22岁。在我党创建太行山根据地时，陈锡联可谓是厥功甚伟，所以，年仅三十一岁的陈锡联荣膺解放军最年轻的纵队司令，担负挺进中原的重任。陈锡联指挥战役时胆大心细，处理人际关系时小心谨慎。战友评价他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军中很多名将多少都有脾气，而且，有的还是非常暴烈，一语不合，可能就张嘴骂人，至于牢骚满腹的更多，唯独陈锡联等部分人例外，陈锡联在听取上级领导布置工作的时候，除非是事关战局，否则绝少提出异议。因而，不论是上级如刘邓、还是平级如杜义德等都对陈锡联抱有相当好感。

一九五九年，陈锡联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兼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次年，宋任穷在恢复大行政区之后首度出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宋任穷是政工干部出身，一路下来几乎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军功可言，在非常讲究战功的年代里，这是一个缺陷。但是，陈锡联对同是上将军衔的宋任穷大加推崇，他对宋在二机部的所作所为高度评价，这让宋非常受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宋任穷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他推荐了陈锡联接任他的军队职务。然而，好景不长，宋任穷很快被打倒，陈锡联却没有受到任何牵连，因为，陈锡联已经攀附上了黄永胜和谢富治。

一九六六年之后，陈锡联官运亨通，成为东北实际的负责人，兼任沈阳部队一把手、辽宁革委会主任兼军管会主任兼省委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他发现了毛远新，以一名上将的名节居然不惜屈尊的侍奉一个年轻人，陈锡联的举动虽然不令人感冒，但是，实在受益不浅，他吹捧毛远新的辽宁工作是新的辽沈战役惹火了黄永胜、吴法宪，但是，却是赢得了毛泽东、江青等人的看重。特别是他始终保持着和谢富治的良好关系，让陈锡联的名字多次上达天听。事实证明，他卫护毛远新的功夫没有白下，他后来的政治行情的不断看涨说明他这一宝压对了。

解决林彪之后，陈锡联很快接替谢富治出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此前，虽然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十人成员中没有陈锡联，但是毛泽东没有忘记他，十大上，陈锡联被毛泽东再度提名为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稍后，出任军委常委，主持国防工业工作，四届人大之后，陈锡联又成为副总理，当年谢富治的几样行头都给陈锡联套上了。

邓小平复出主持军委工作之后，陈锡联在四人帮不在场的情况下，多次表示对邓小平的尊重，他说：又能在政委的领导下工作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他和人说这是毛主席、周总理的英明决策。显然，陈锡联的表现让小平感到满意，至少陈锡联没有像王力那样小人得志。然而，当陈锡联获悉毛泽东对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把持国务院、军委不满之后，陈锡联立刻投入到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和帮助先念同志端正态度的洪流中去了。

1976年后，毛泽东借口叶剑英“帮倒忙”，“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提升陈锡联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陈锡联一时成为军内炙手可热的大人物了。但是，双面狐的陈锡联就此得罪了叶剑英。毛泽东死后不久，叶剑英不顾中央的文件尚未撤销，立刻出来会见外宾，表态自己仍然主管军队，军委办公厅在问及送文件的规格时，陈锡联苦笑的说：还是给叶帅先看吧。1973年之后，陈锡联秉承毛泽东的意思，整顿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大力清洗原来的部众，其中消除了郑维山、聂荣臻的双重势力，也因此得罪了聂荣臻。所以，才有了后来的陈锡联的“西山事件”的出笼。在叶剑英等人的压力之下，陈锡联铤而走险，最后把宝压在了华国锋的身上，结果证明，他这次真的错了。

1978年之后，陈锡联请假检讨，1979年分别在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炮兵总部等地给陈锡联提意见，陈锡联到会检查，据说相当沉痛、深刻。当时只有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傅崇碧将军和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将军在会上客观的评价了陈锡联，指出了他的缺点的同时，也说他战功显赫，没有上四人帮的贼船，而这番话的来由则是杨余傅事件之后，傅崇碧被贬沈阳军区时，陈锡联对傅崇碧的照顾和李德生黯然下野之后陈锡联对他的关怀。

宋任穷复出以后，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陈锡联重投门下，所以，在宋任穷的不断关照下，陈锡联恢复了和老领导小平等人的关系，1982年和1987年两度当选中顾委常委，继续享受政治局委员的一切待遇。特别是叶剑英去世之后，陈锡联抛头露面的机会不断增加。特别是得到了军委主要领导对他前半生的高度肯定，这在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人小集团中是绝无仅有的。

糊涂虫吴德

吴德是靠着工人运动起家的，而且，也一直在做白区工作，同时，他还是晋察冀的人，一身兼着几重身份。但是，主要的是他为人比较糊涂，所以，上边对他也不很防范，而且，吴德算是忠心耿耿的那种人，一旦得到命令就不顾一切的执行，宁左勿右。因而，深得毛泽东的信任。

吴德有一些城市的工作经验，因而他对彭真、刘仁他们一直有着共同语言，在去平原省工作的时候，又是刘少奇亲自点将，所以，吴德和刘少奇他们的关系也保持的比较良好，特别是他担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之后。但是，在1966年打倒彭真、刘仁之后，毛泽东提议调任吴德出掌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很是出乎大家的意料。其实，只要看一下毛泽东用人的准则就知道了，毛泽东一直是避免给外界留下用人喜欢清一色的印象的，特别是文革初起，他更是不想让人感觉这场风雨雷电的大革命只是为了夺回自己业已不太灵便的权力感，所以，他尽量使用了一批中间色彩相对浓厚的人物，像李雪峰、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人。但是，使用这些人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一定要能够忠实的贯彻他的一系列部署，而一旦发现他们并不是得心应手的时候，立刻予以罢黜，比如九届二中会议上的李雪峰。

吴德在进入北京市委之后，江青曾经找他谈话，历数了他的成绩之后，郑重指出他的错误也是相当严重的，因为吴德也是晋察冀的“山头”，而且，一直保持着和彭真等人的关系，所以，毛主席尽管对他吴德弃暇录用，但是，很多革命的小将对他仍然存有疑虑。江青对吴德的摊牌对吴德今后十几年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指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吴德为了表示他对毛泽东的无限忠诚，开始向左的方向急转。特别是对刘仁之死，吴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给刘仁长年带手铐就是吴德的决定。而后，吴德在清洗所谓旧的北京市委的活动中异常出色，而且，他开始背着李雪峰直接向江青等人汇报北京市的动态。就此保住了自己改组之后的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的位置。

吴德一生唯一的一次不糊涂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0年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开始着手对林彪集团采取措施。这时候，吴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吴德说：“这次路线斗争不同于刘少奇那一次，这次是军队方面的，而且，如果处理不及时、不得力可能在人民军队内部产生离心力，所以，必须主席亲自出面，相信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统一号召之下，很多人是会觉悟的。”当时，毛泽东也确实在准备在军队内部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手术，但是，一个一直从事地方工作的吴德居然能读懂毛泽东的内心的意图，很让毛泽东刮目相看。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高度的评价了吴德的这个意见，说吴德是“一鸣惊人”。

也果然是一鸣惊人，吴德在随后的十大上一跃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接替谢富治出任北京市的一把手同时兼任北京卫戍区、北京军区的一把手。成为名符其实的“直隶总督”。再后来，吴德竟然成为朱德的接班人，接管了一直让王洪文垂涎已久的人大中共党组书记的位置，可见，这一次难得不糊涂给吴德带来的无限的好处。吴德为后人所诟病的就是在1973年11月的“帮助周恩来事件”和1976年四月的“四五事件”。1973年11月，在毛泽东授权之下，由纪登奎、江青、张春桥、吴德、陈锡联、姚文元、李德生、苏振华、李先念等人组成所谓的中央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小组，吴德在小组成立的三个月中，“勤奋”的工作，就北京市的问题多次向周恩来发难，指责周恩来是“党内的周公”，想学习孔老二搞封建的“克己复礼”。最为主要的是他同时还把矛头对准了同为小组成员的李先念，所以，后来吴德被江青他们称作扰乱了斗争对象和方向，受到了江青的当面斥责，而这一次斥责竟是吴德对四人帮产生反感的发仞。

在1976年的四五事件中，吴德被北京市民称作：“无德”，他秉承毛泽东等人的意图大肆逮捕群众，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以致于在后来批判吴德的会议上，列席会议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说：“吴德同志所犯的严重错误，简直可以编成一本书，许多干部群众对吴德同志非常反感，认为他镇压革命运动的行为和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如出一辙。他这样的人继续盘踞在首都的领导岗位上其实和四人帮在位是一样的效果的。”

吴德自己深知他并不是四人帮心目中的亲信，所以，当华国锋和四人帮出现争端的时候，他毫无犹豫的站到了华国锋一边，坚决支持逮捕四人帮，而且，在整个行动中，他和吴忠都是非常卖力气的，这也多少给他后来的结局加了点分数。四人帮被捕之后，吴德再也没有变得聪明起来，他紧跟华国锋的结果是让自己很快的结束了政治生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政治局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吴德和汪东兴等人一道成为众矢之的，吴德被勒令请假检讨、退出会场，在他离开会场之后对于他的结论很快出笼，这位前北京市的一把手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被内定罢免了一切职务。陈云说，吴德同志没有什么真正的是非观念。言外之意就是糊涂虫一个。

1980年之后，国家的政治空气得以逐步好转，在十二大上，胡耀邦、万里提议吴德担任中顾委委员，认为他毕竟在抓捕四人帮的问题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提议获得通过。吴德松了一口气。他总算没有被一落到底。

第二篇：毛泽东最经典语录

毛泽东最经典语录

1、最鼓舞人心的一句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最豪迈和傲气的一句话：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3、最谦虚的一句话：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4、最震憾人心最震憾世界的一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5、最正气凛然的一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6、最自信的一句话：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7、最有凝聚力的一句话：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8、最清醒的一句话：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9、最有哲理的一句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10、最鼓舞人心的一句话：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11、最有自尊的一句话：封锁吧！封锁它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12、最具奥运精神的一句话：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13、最像长辈的一句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4、最令台独分子胆寒的一句话：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15、最有煽动性的一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6、最让人警醒的一句话：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17、最英雄主义的一句话：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

18、最激励人克服困难的一句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19、最具前瞻性的一句话：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20、最伤感的一句话：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21、最悲壮的一句话：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22、最写意的一句话：江山如此多娇！

23、最立志的一句话：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24、最酷的一句话：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25、最有主人翁意识的一句话：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26、最畅快的一句话：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7、最潇洒的一句话：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28、最入镜的一句话：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29、最凶狠的一句话：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30、最豪迈的一句话：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31、最消愁的一句话：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32、最现实的一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33、最有预见性的一句话：核战争打不起来。

34、最有紧迫感的一句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35、最受女生欢迎的一句话：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

36、最有情意的一句话：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37、最标语式的一句话：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38、最让女人自豪的一句话：妇女要顶半边天。

39、最具借鉴意义的一句话：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40、最理智的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41、最充满希望的一句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42、最无奈又最具神秘性的一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43、最具爱情观的一句话：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44、最具和平意识的一句话：中国永远不称霸。

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19周年，为了纪念和缅怀这位世界伟人，收集了毛泽东生前最经典的语录，供大家观赏和品味，虽然，伟人的话已过去几十年，但是，现在细品仍回味无穷、哲理丰厚。

第三篇：毛泽东身边的五大秘书

毛泽东身边的“五大秘书”

郑越 化学21 2012012220 1949年10月1日，一个洪亮的声音——“中共人民站起来了”，久久地回荡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通过广播，响彻了大江南北。毛泽东主席，这个传奇伟大的英雄，成了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太阳。

众所周知，“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毛主席伟大成就的取得，与周围人的鼎力相助是密不可分的，与毛主席同样传奇的，还有他身边的“五大秘书”，这些人物，或忠心为国，名垂青史；或惨遭迫害，舍身为国；还有的兰芷萧艾，终至遗臭万年。然而，无论下场如何，他们也都曾为新中国的建设立下过汗马功劳，在那个战火纷飞，民族危亡的年代，他们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政治秘书胡乔木 简介

毛主席最重要的秘书，当属中共中央一支笔、政治秘书胡乔木了，他1912年出生于江苏盐城，原名胡鼎新，笔名乔木。29岁时，即跟随毛泽东，担任了他的政治秘书，成为中共中央重要的笔杆子，他理论功底深厚，文字修养极高，他以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和优美的文辞成为党内外享有盛名的学者。在“文革”期间，也曾受到迫害离开了中南海并被多次批斗。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胡乔木随着邓小平的复出而复出，并为拨乱反正纠正“左”倾错误而努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为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努力，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对正确评价毛泽东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付出了巨大心血，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轶闻

关于“胡乔木”这个笔名，发生过一件十分有意思的事，1945年8月胡乔木随同毛泽东来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当时他的同乡、同学乔冠华也在重庆，此时的乔冠华也是个笔杆子，发表文章也使用“乔木”作笔名，之前由于一个“乔木”在香港，一个“乔木”

在延安，人们便称延安这个为“北乔”，称

重庆那个为“南乔”，距离遥远，倒也不相干，现在两个“乔木”聚集在一起，这就“麻烦”了，他们发文章时叫人搞不清到底是哪一个“乔木”。有人要他们其中一个更改名字，但是两个人都喜欢“乔木”这个名字，都不愿改动：“南乔”以为，他本姓乔，用“乔木”笔名，顺理成章；而“北乔”呢，他连妻子的名字 “谷羽”都出自同一典故，怎能再改用原名胡鼎新呢？于是便有了毛泽东为“二乔”断名这一趣闻。那天大家在毛泽东那里谈起了“南乔”和“北乔”的事，一致请毛泽东做出评判，经毛泽东一问后知道，是胡乔木先用“乔木”这个名字，而“南乔”乔冠华真姓姓乔，“北乔”的真姓姓胡，于是毛泽东提出一个建议，“北乔”在名字之前加个“胡”字，“南乔”则仍用乔木原名，从此“两乔”便有了区别，而“胡乔木”的大名也随着时局的发展而为全国人民所熟知。重要成果

新中国成立前，胡乔木先后协助编选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重要党史材料，并参与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文件。

建国后他曾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以及新华通讯社社长等职，参与编辑了《毛泽东选集》。1951年6月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毛泽东指示以胡乔木的名义发表，这由此而成为胡乔木的代表作。

1956年，由于苏共二十大中苏两党的分歧，胡乔木奉命起草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是一篇批驳赫鲁晓夫的大文章，该文发表以后一时间内震撼国内外，这再次显示出胡乔木深厚的理论功底，这篇文章也成为胡乔木一生笔耕的巅峰之作。

文革之后他又积极推动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发起、编写工作。我的评价

毛泽东曾说胡乔木是“一介书生”，我认为这句话用来形容胡乔木，再合适不过了，虽说胡乔木高官多年，但是他依然书生意气，书生作风。或许，这正是文学工作者内心最本真的特点吧，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无论是穷困潦倒，还是纵横捭阖，都永远保持着一颗单纯的赤子之心。

日常秘书田家英 简介

田家英是毛主席的大管家，他生于1922年，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1937年到达延安，次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北公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央宣传部工作。1948年10月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为人忠厚老实、细致干练，深得毛泽东的信赖、倚重，他事无巨细，从起草文件、下乡调查、处理信访直至保管毛泽东的存折、稿费、印章。他的古文诗词功底十分扎实，有看书过目不忘的本领，与毛泽东在诗文上交情颇深，这使他们成为了忘年之交。毛泽东晚年，在思想上，田家英和毛泽东产生了分歧。由于他不会“见机而作”，于是成为江青和陈伯达的眼中钉，进而他被安上了“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1966年5月被逐出中南海并被迫害致自杀。1980年，田家英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事件

在担任毛泽东的日常秘书之前，田家英曾经担任过毛岸英的老师，那时毛岸英刚刚回国，由于长期待在苏联，毛岸英的汉语讲不好，毛泽东打算请一位老师来教毛岸英历史、语文，而此时的田家英由于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读后颇为赞赏，虽说那只是一篇千余字的杂文，但是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史功

底和敏锐的思想。对毛泽东来说，文笔如此老辣深沉而作者竟然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颇为感慨，这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毛岸英需要一位老师时，毛泽东就想起了田家英——田家英熟悉文史，年纪和毛岸英差不多，请他当老师教历史、语文，再合适不过了，就这样田家英开始当起毛岸英的老师来。

自从担任毛岸英的老师之后，田家英和毛泽东的交往也就多了起来。那时正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的工作变得异常繁忙，秘书工作加重了，需要增加新秘书，这时在陈伯达、胡乔木的推荐下，田家英开始担任起了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有深夜工作的习惯，为此，田家英也保持着与毛泽东同步工作的习惯。1961年11月16日清晨，忙碌一夜的田家英刚要入睡，就连续接到机要员送来的毛泽东三封内容相同的信，都是让他查找“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两句诗的出处，田家英知道毛泽东将有新作问世，凭着他对古诗词的深厚功底，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了诗的出处，那是明代高启的《梅花》九诗之一，是婉约派的诗词。毛泽东自己的诗风豪迈雄健，但是他对抒情味浓、艺术性高的婉约派诗词也不排斥，在这些诗的触发下，毛泽东直抒胸怀，写出了很多千古绝唱的革命之诗。杀身之祸

毛泽东晚年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这使田家英在思想上与之产生重大分歧。1965年的寒冬，毛泽东再次来到杭州。12月他在杭州召集五位“秀才”：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召开会议，要他们每人为一本马列经典著作写序，由于那天毛泽东的情绪非常好，便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所聊的内容大大超过了写序的范围。谈着谈着，毛泽东忽然又转移了话题，针对1965年11月的《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2月8日的《红旗》杂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毛泽东说了一段评论式的话，在他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就把这事告诉了江青，于是原本只作为毛泽东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于是这一任务便落在了田家英的身上。田家英看过纪要后，出于正气和正义，删去了毛泽东关于姚文元和戚本禹的那段评论式的话，不料他的这一举动却触怒了江青一伙，于是他们给田家英安了一个在当时足以置之于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著作”。他也因此被逐出中南海。这对田家英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蒙受陷害时他以死相抗，他离世之际不过44岁。我的评价

田家英也可称为是一介书生，毛泽东和他在闲谈中曾戏言田家英死后应立一墓碑，上书“读书人之墓”。田家英继承了读书人的好传统——好学敏思、忧国忧民、洁身自爱、不睦名利、以天下为任，以苍生为念，正是这种优秀的传统铸就了他新一代读书人的性格，即便革命成功身居高位也不曾异化为官僚政客，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使他无法防御那些玩弄权术的小人，最终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机要秘书叶子龙 简介

叶子龙被称为“长期追随的人”，原名叶良和、叶佐臣，1916年12月29日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少年时代就接受进步思想，追求革命真理。叶子龙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年仅19岁的他就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从那时起一直到1962年，叶子龙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间长达27年。1962年5月，叶子龙调任北京市委工业部副部长。他告别了毛泽东，离开了中南海就再也没有回去。叶子龙1982年11月任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1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咨询委员会委员；1983年7月任

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会委员；1992年6月离

职休养。2003年3月叶子龙在北京逝世。事件

发明“圈阅”制度

1948年3月，毛主席突然问起东北方面调查土改和讨论规定的材料是否收到，胡乔木说早就收到了。主席就批评负责收发文件的叶子龙：“为什么不及时送给我看？”而叶子龙却对此无印象，说“大概还没来吧”。胡、叶说法不一，主席让叶子龙去找。叶子龙马上翻箱倒柜地找，结果真的从文件堆找到了。他见电文上画了许多勾，当时领导人阅看电报、文件后，都在第一页上画一个勾，表示已阅。所以叶子龙不强调材料收到与否（材料找到了）而强调“这份电文您确实看过。”主席更不高兴，仍坚持说：“我根本就没看过！”因为电文上只有多个勾，并分不出哪个勾是哪位领导人画的。结果各执一端，双方僵住了。这时胡乔木说：“看来画勾这种方法有缺欠，很多领导看了都画勾，勾多了就不知是谁画的了。这个责任也不全在子龙身上，光凭脑子记不行。”“好吧，子龙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以后领导怎么履行阅文手续，要简便，省时间，又能避免以前的问题。”主席也平静下来，不再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提出要求。

叶子龙冷静思考了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根据这次教训和主席提出的要求，设计了一个方案：根据文件的阅读范围，打上应阅文的领导者名字，凡阅过文件的领导人在自己名字上画个圈，这样领导人是否看了文件一目了然，履行这个手续领导者也不费事。这个方式很受领导者欢迎，逐渐成为一个制度。“窃听器事件”

叶子龙在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时也曾被人诬陷过，这就是所谓的“窃听器事件”。早在延安时，为了准确记录领导人的讲话，我党培养了一大批速记人员，直到解放后速记仍是记录领导讲话的重要手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机要室的工作越来越不能

适应工作的需要了。1956年以前，机要室作为中央的核心秘书部门却没有记录人员，更没有现代化的录音设备，作为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叶子龙有个深切的体会，那就是毛泽东的一言一行都有着强烈的目的性，所以对他说过的话要格外的留心。录音作为现代化记录的手段，对于记录、整理、保存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实践证明效果也很好。为此，叶子龙几次与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谈论这个问题并请示周恩来筹划录音工作。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机要室便陆续购买了录音设备，培训了专门的录音人员，不料这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诬陷成所谓的“窃听器事件”，说成是在毛主席身边“搞特务活动”，是“为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搞情报”，在这所谓“秘密录音”一案中，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迫害，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单位的一些负责人，叶子龙也受到株连。我的评价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情，要冒着很多常人所无法想象的风险，同时也要有异乎寻常的勇气。作为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几十年春风秋雨，叶子龙一直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陪同毛泽东两次访问苏联，护送毛泽东进京，从延安的枣园，河北的西柏坡，到北京的丰泽园，这期间凡是毛泽东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身影，他忠厚诚挚，积极认真，他就像一名忠诚的卫士，是毛主席可靠的左膀右臂。

政治秘书陈伯达 简介

在毛泽东众多秘书当中，陈伯达是担任秘书时间最长的一个，前后共达31年。陈伯达1904年生，福建惠安人，原名陈尚友，早年就读于上海劳动大学，后去苏联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到达延安。之后在一次会谈中由于思想深刻受到毛泽东关注，后因两人兴趣相同，成为毛泽东的秘书。成了毛泽东的秘书后，毛泽东让他超脱于一般秘书事

务，主要从事政治理论研究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当

时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党籍。1976年9月被捕。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1981年8月5日保外就医，1989年9月22日卒于北京。事件

陈伯达曾随毛泽东一起出访苏联，在一次与斯大林会谈的时候，毛泽东谈起了蒋介石，这时斯大林忽然对着陈伯达说话了：“哦，我读过陈伯达同志的《人民公敌蒋介石》。”陈伯达本来一直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当他在听到斯大林提及他的著作时非常高兴，整个人马上变得兴奋起来，还未等翻译把话说完，懂俄语的陈伯达已经放声笑了。斯大林把注意力从毛泽东转向陈伯达，斯大林甚至举起了酒杯走到陈伯达面前：“为中国的历史学家、哲学家陈伯达同志干杯！”陈伯达也举起酒杯回敬道：“为全世界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斯大林同志干杯！”这时的陈伯达已经忘乎所以，为自己在最高级会谈尚能这么大出风头而兴高采烈，这明显违背了基本的党际交往规则，因此事后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批评。陈伯达的“八怪”

陈伯达是个怪怪的人，可以归纳为以下八个特点。头顶不见天日 无论冬天夏天，黑天白天，室内室外，他总是戴一顶帽子。不问别人姓名

他到首钢多次，军管会的几位领导人迎送陪同，向他汇报，听他讲话。但他始终不知道这些面孔熟识的人姓甚名谁。喜欢平房

当时首钢厂东门办公厅的院子里，只有一座砖砌的拐角平房和几排油毡盖顶的工棚式的房子，简陋至极。陈伯达看了大加赞赏，说是“艰苦朴素，脚踏实地”。他到石家庄，看到当时的河北省革委会在裕华东路原石家庄地区党校的一座楼里办公，随口提出批评：“不要高高在上嘛！”他走后，李雪峰便下令将省革委会搬到桥西的一处平房里安置。不坐沙发

因为他经常光顾，为表示礼遇，首钢在办公厅一间大房子里，周围摆一圈沙发，中间铺上地毯。他来了，对沙发不屑一顾，将屁股落在地毯上，盘膝而坐，侃侃而谈。其他人只得一齐席地而坐。说话难懂

他那一口福建话，听起来实在费劲。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急国急国（这个这个），痛不痛（懂不懂）？”谢富治懂得他的话，与他同来的时候，总是替他当翻译。他对谢富治表示感谢，连连拱手道：“你是不杀（菩萨），你是不杀！” 不准记录

他讲话时，发现别人记录，便立即制止：“为什么记下我的话，是不是想抓辫子把我打倒？不要记！不要记！”所以，在他正面和两侧听他发表“高论”的人，只能洗耳恭听。但在他背后还是特地安排了一个能听懂他说话的人做记录。因为他的身份是中央常委、文革组长，他说的话是要向下传达贯彻的，不记怎么行？ 自由行动

做到中央常委，出行都有警卫随同，需要由秘书事先向中央警卫局打招呼。我们在首钢，每每见到陈伯达坐一辆挂着“午”字牌（空军车牌）的轿车，由一名女护士陪同，悄然而至。约十几分钟后，才有一车警卫匆匆赶到，下车后急忙实施警戒。我问战士：“你们为什么不和首长一起来？”战士答：“咳，他出来不先打招呼。” 周末深夜突然来临

一个星期六晚上，11时左右，几个人在会议室下象棋，二人对阵，余者旁观。身后忽然有人说话：“跳马，跳马！”回头一看，啊唷，竟是陈伯达。大家连忙推开棋盘，张罗接待。陈伯达说：“不慌，接着下。”怎能不慌呢？因为是星期六，头头们都回家了，于是打电话通知，派车接人，搞得手忙脚乱。后来掌握了一条规律：陈伯达单独到来，多在周末的半夜，而且说来就来，事先不给通知。为此，每逢周末，都要做好准备，头头们也要轮换留宿值班，以防突然袭击。主要成果

不可否认，纵然陈伯达最终沦为人民的公敌，在许多方面，他仍建树颇丰。陈伯达号称“理论家”、“中共一支笔”，他手中的笔一直在写文章：民主革命时期，他写下了《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评〈中国之命运〉》等，解放后他又写下了《论毛泽东思想》、《斯大林和中国革命》，参与起草了“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等。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打败蒋介石、建设新中国的胜利大进军中，陈伯达也曾经做出过一些有益的工作，重大的贡献。我的评价

一个人的人品如何往往会通过一些具体的小事表现出来，陈伯达也不例外。在出访莫斯科的日子里，他的那种爱出风头、争强好胜的性格便暴露无疑。陈伯达善于见风使舵，察言观色，在“文革”中红极一时，成为中共“第四号人物”，是中共九届政治局五位常委之一，同时又是臭名昭著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文革”初他曾经是江青的亲密伙伴，后来又倒向林彪，成为林彪的“军师”，堕落成为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成为历史的罪人。他是一名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对权力的追求、欲望的膨胀终使他自掘坟墓。

生活秘书江青 简介 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亦是生活秘书，她生于1913 年，是山东诸城人。原名李云鹤，1929年春在济南入山东实验剧院。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5个月后失去党的关系。1934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获释后做过电影演员。1937年秋到延安，后恢复党籍，改名江青。1938年与毛泽东结婚。1966年5月后，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代理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在中共第九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1973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以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做出裁定，对其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1991年5月14日自杀身亡。事件

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时，正式决定任命江青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此外她还有两项任务即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化部电影局顾问，她就利用这些原本不应属于她的政治职位与地位紧紧盯住局势的发展，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利用价值的机会。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个人野心急剧膨胀。此时的江青更想要有国际知名度。她深知记者、作家手中笔的影响力，她更知道“无冕

皇帝”的威力，她希望她也有一本在西方广为传播的传记，恰恰这个时候维克特出现了：维克特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中国近代妇女运动，但是所获无几，正为难以出研究成果而发愁之际，江青的热烈握手，表明了写作江青传记这一新课题远比研究中国现代妇女运动更容易获得成功。既然一个愿谈，一个愿写，两人一拍即合，这样写一本书的意念已经明确，于是开始长谈。两人的谈话前后共达七次，十六个小时并记录整理成文稿，虽然由于毛泽东等人的阻止使文稿未落入维克特之手，但是维克特根据自己的笔记还是写出了关于江青的传记，书名为《Comrade Chiang Ching 》，后来被译为《红都女皇》，书的封面上印着江青在延安所摄的披着军大衣的侧面照片，书前印着江青赠给维克特的一首诗。《红都女皇》一书的出版在国内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我的评价

江青在“文革”期间倒行逆施，造成10年之久的全国大**。但邪恶终究战胜不了正义，多行不义必自毙，江青最终还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她的野心让她的人生陷入万劫不复之境。纵观江青的一生，她似乎不像之前的几位秘书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扎实的学术功底，她是电影演员出身，学历不高，在中央也一直主管宣传工作，对于新中国的发展，她并未像之前的几位秘书那样立下汗马功劳，反倒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我不知这是因为她的野心还是无知，但我一直坚信，这样的人即使一时小人得志，终不会有好下场。

概括来说，作为国家领导人的高级秘书，毛泽东的“五大秘书”大都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广泛涉猎，思想深刻，大部分对毛泽东都有极深的敬仰之情，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虽然，有的被迫害致死，但他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的伟大贡献令他名垂青史；有的利令智昏，成了人民的罪人，这更加表明了他们的政治立场不坚定，他们可能有的学富五车，却不懂如何做人；有的野心勃勃，遭人唾弃。在“文革”那个荒唐的年代，是非颠倒，黑白扭曲，几乎没有人不受到伤害，然而，时间的流驶，荡涤了旧迹，也洗去了覆盖在真相之上的浮华，如今，对于他们，历史给出了一个中肯的评价，他们的功与过，也永远刻在了历史的荣辱柱上，刻在了一代代人民的心里„„

参考资料：

《“南乔”与“北乔”同名之争 毛泽东当调解员 》（人民网）

《从维熙：重读胡乔木 》（人民网）《毛泽东身边的“五大秘书”》（凤凰网）《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董边，镡德山，曾自 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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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毛泽东最霸气的一句话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许多经典的话，你知道他说过的最霸气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1、毛泽东最霸气的一句话：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2、毛泽东最得意的一句话：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3、毛泽东最傲气的一句话：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4、毛泽东最强硬的一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5、毛泽东最壮胆的一句话：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6、毛泽东最震撼的一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7、毛泽东最男人的一句话：不到长城非好汉！

8、毛泽东最清醒的一句话：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9、毛泽东最劝导的一句话：放下包袱，开动机器！

10、毛泽东最洒脱的一句话：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11、毛泽东最雄辩的一句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12、毛泽东最哲思的一句话：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13、毛泽东最血性的一句话：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立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14、毛泽东最提气的一句话：封锁吧！封锁它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15、毛泽东最好斗的一句话：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16、毛泽东最严谨的一句话：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17、毛泽东最讽喻的一句话：别了，司徒雷登！

18、毛泽东最劝勉的一句话：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19、毛泽东最睿智的一句话：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要时刻提高警惕！

20、毛泽东最入景的一句话：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21、毛泽东最抒情的一句话：江山如此多娇！

22、毛泽东最感恩的一句话：人民万岁！

23、毛泽东最精辟的一句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24、毛泽东最律己的一句话：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25、毛泽东最关爱的一句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光，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26、毛泽东最惊世的一句话：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27、毛泽东最自信的一句话：我们的目的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28、毛泽东最深刻的一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29、毛泽东最智慧的一句话：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30、毛泽东最鼓劲的一句话：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31、毛泽东最和蔼的一句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2、毛泽东最警戒的一句话：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33、毛泽东最愤青的一句话：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34、毛泽东最畅快的一句话：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35、毛泽东最伤感的一句话：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36、毛泽东最高傲的一句话：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37、毛泽东最谦逊的一句话：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

38、毛泽东最入镜的一句话：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39、毛泽东最豪迈的一句话：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40、毛泽东最惜时的一句话：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41、毛泽东最无奈的一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42、毛泽东最精辟的一句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3、毛泽东最委婉的一句话：你办事，我放心，不要急，慢慢来。

44、毛泽东最狂放的一句话：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45、毛泽东最阔达的一句话：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46、毛泽东最自负的一句话：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

47、毛泽东最爱将的一句话：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48、毛泽东最自得的一句话：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49、毛泽东最霸气的一句话：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50、毛泽东最战胜的一句话：用最大的力量、最快的速度打击敌人最薄弱的地方！

第五篇：毛泽东为何最推崇屈原

毛泽东为何最推崇屈原？

1961年秋，毛泽东专门写了一首《七绝·屈原》：“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赞赏了屈原作品中的“刀子”精神，以“万里涛”言其跃得远，以“冲”言其勇猛，歌颂其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惊世之举。寥寥28个字，却深刻形象地刻画了屈原的爱国情怀、浪漫气质，更揭示了其文作匕首、以死醒世的战斗精神！

毛泽东熟知历史，喜欢纵论古今。他推崇的历史人物很多，如司马迁、曹操、李白、李贺等等，但最为推崇的是与他同属楚人的屈原，不仅专门写诗赞之，而且将其思想性与艺术性俱高的作品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作为国礼赠送外宾。共和国的历史记载：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举行世界和平大会。这是世界人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也是对美国侵略朝鲜的抗议。为此，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向大会赠送了一幅屈原画像。1972年9月27日晚，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和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会见结束时，毛泽东主席将一部装帧精美的《楚辞集注》（《楚辞》共17篇，以屈原的作品为主）作为礼物，赠送给田中角荣首相。

中国古往今来的所有历史人物中，享如此殊荣的，独屈原而已！

早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毛泽东就如痴如醉地学习《楚辞》，对屈原崇拜得无以复加。刘继兴考证，毛泽东当时读师范时做了一本专门的听课和读书笔记，取名为《讲堂录》。这本笔记共47页、94面，前1页全部是毛泽东抄录的屈原的《离骚》和《九歌》。在《离骚》正文的上方，还写有他对各章节内容的理解与概括。

1915年，毛泽东在校时，就与志同道合的罗章龙纵论《离骚》，主张对之进行新评价。建国后，毛泽东又多次读《离骚》，对之爱不释手。1951年7月，毛泽东邀请老朋友周世钊、蒋竹如到中南海，在交谈中多次称赞《离骚》“有一读的价值。”1957年12月，毛泽东要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收集给他，大约有50余种。1958年张治中陪毛泽东在安徽视察工作时，毛泽东劝说张治中读《楚辞》时说：“那是本好书，我介绍给你看看。”他于1958年8月12日在一封信里还这样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

毛泽东在谈话中常常引用屈原的作品。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勤政殿接受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按照周恩来的布置，让中国第一代驻外大使来勤政殿，在八扇红木屏风后静观呈递国书仪式。此前，毛泽东和周恩来曾接见过这些新中国的第一任大使，并与他们亲切交谈。当毛泽东走到黄镇面前，好像想起了什么，问道：“黄镇，你原来那个名字黄士元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黄镇答道：“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毛泽东说：“黄

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可毁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你也做个蔺相如吧。”“白玉兮为镇”是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一句，毛泽东信手拈来，运用自如。

1954年10月26日，在华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离京前夕，他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辞行。毛泽东当场吟诵了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两句诗后说：“离别固然令人伤感，但有了新的知己，不又是一件高兴的事吗？”并向这位异国政治家介绍了屈原的生平。

1958年1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在广西南宁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离骚》给与会者。在1月16日的讲话提纲中，他说学《楚辞》，要先学《离骚》。在1月21日结论提纲中，又用《离骚》中的词句来说明文件写作中的“概念”和“判断”的问题。会议期间，还发生了毛泽东不顾安危挑灯看《离骚》的故事：1月18日晚上，毛泽东正在看书，空军雷达部队发现国民党飞机向南宁飞来。李银桥等卫士涌进毛泽东的卧室，请他速进防空洞。毛泽东手一挥：“我不去，要去你们去。”此时，南宁全城实行灯火管制。毛泽东对卫士长李银桥说：“你去把蜡烛给我点着。”蜡烛点燃了，毛泽东继续看书。他看的是《楚辞》，看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1958年3月中央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提倡干部要讲真话时，说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为原则而斗争，虽然不得志。1959年、1961年他两次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楚辞》，还特别指明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在此期间毛泽东外出带去的各种书籍中，也有《楚辞集注》和《屈宋古音义》。

毛泽东对屈原的《天问》，也是爱之颇深。他特别肯定屈原《天问》在唯物主义思想方面的贡献。1964年8月，毛泽东同几位哲学家谈话时，从唐代的刘禹锡《天说》回溯到屈原的《天问》的时候说，到现在《天问》没有解释清楚，《天对》（柳宗元）之作，讲什么也没说清楚，只知大意。《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著名汉学家费德林在《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一书中说，1949年毛泽东率代表团赴苏联访问期间，他(费德林)任苏方翻译。一次，毛泽东与他大谈中国古典文学，在谈到屈原时毛泽东曾发了一段较长的议论，其中说：“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毛泽东的诗词受屈原诗词的影响也非常之大。他的《七律·答友人》中的前四句：“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即化用了屈原《九歌·湘夫人》的故事。“帝子乘风下翠微”，显然是由《九歌·湘夫人》首句“帝子降兮北渚”变化而

来。“斑竹一枝千滴泪”也是化用湘夫人闻帝舜死于苍梧，十分悲痛，眼泪沾在青竹上，留下点点斑痕，而成斑竹的故事。

屈原是我国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也是第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代表作抒情长诗《离骚》，两千多年来更是被尊为“可与日月争光”的杰作。作品不仅有极高的思想价值，更有很强的艺术魅力，其为人为文结合得非常完美，对后世影响极大，无人能出其右。毛泽东为何最推崇屈原？我们可从他1959年8月在《关于枚乘七发》的批语中找到答案：“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是“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这是毛泽东对屈原以及其开创的骚体的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