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言定罪是法治大忌[5篇范例]

第一篇：以言定罪是法治大忌

近日，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对律师浦志强的起诉书，以“煽 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两项罪名提出指控。起诉书称被告利用新浪微博，“借云南暴力恐怖袭击事件等，先后8次发布多条微博，利用信息网络挑拨民族关 系，引发大量网民浏览后转发和评论，破坏民族团结”，并“针对社会热点事件等，以侮辱性语言对相关人员田某某、申某某等多人肆意辱骂，引发大量网民浏览后 转发和评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由此认定被告“利用信息网络，煽动民族仇恨，情节严重”，“公然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

以上即是起诉书的全部要点。掐头去尾，起诉书的实质内容不到一页。这就是公安、检察拖了一年多、数次退回补充侦查的“合作成果”，不禁令人愕然。起诉书对被告的“犯罪”事实简单罗列、语焉不详，全部定罪证据就是被告过去几年发表的若干微博，因而是典型的以言定罪。

这种做法不仅涉嫌侵犯被告受宪法第35条保护的言论自由，而且体现了公安与检察对于公民的基本人身自由缺乏敬畏，而在行使剥夺这 一自由的公权力过程中显得过于轻率。浦志强的表达方式或许辛辣尖刻，但都是经过自己思考发表的负责任的言论。究竟是对是错，应该在言论自由、畅所欲言的环 境下让每一个听众来决定，而不是被国家机器动用刑法手段强制沉默。如果把公安和检察比作国家机器的“胳膊”，那么让他们来决定公民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就如同“胳膊管脑袋”一样，如此治国显然是极其危险的。

人类之所以建立国家，首要目的是保障人民的安全。人民之所以在建立国家时授权它垄断全部的合法暴力，正是为了防止私人行使暴力相 互伤害。国家建立之后，所有私人暴力即属非法，除非是为了正当防卫。国家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垄断的正当暴力来镇压与防范不正当的私人暴力，而暴力垄断机构 就是负责“公共安全”的警察。作为“国家机器”和国家权力的终极后盾，他们负责保卫人民的安全。然而，警察也是会犯错的凡人；也要防止他们以权谋私，将国 家赋予的公权力变成自己的私权力。如果对他们的权力没有约束，警察就有可能成为人民的压迫者而非保护者；公安不仅不会带来公共安全，反而会损害人民的安 全。全和自由是人的最基本需求，而这种需求恰恰在国家面前显得十分脆弱，因为国家机器对暴力的合法垄断排除了有效的私力救济。一旦暴 力垄断的合法性得不到保障，国家公权力失控并沦为个人私器，那么不受控制的公权将蜕化为最可怕的私权滥用。如洛克指出，这样的“国家”还不如没有国家的自 然状态，因为在无政府状态，私人尚可利用一己之力保护自己，但是如果国家机器的掌控者可以通过威胁人民的自由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么国家就成了统治者奴役 人民的工具，在本质上与黑社会绑架勒索无异。

控制国家公权滥用的利器正是宪政与法治。法治要求公权力的行使必须依据法律，任何超越法律的权力皆属违法；尽管其行使主体是国家 的某个部门，非法权力在本质上是行使者的私人权力。违法的警察权是警察行使的私人暴力，从根本上违背了立国初衷。它们和其它的私人暴力一样，应当为正当的 国家暴力所制服。宪政则比法治更进一步，要求所有的法律符合宪法；人民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不得受到任何公权侵犯，即便以法律的名义。只有当警察权被关进 宪法

与合宪的法律所制作的“笼子”里，它才不会无法无天，沦为危害公共安全的凶器。这也是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意义所在。

依法治国不仅要依靠政府的自觉，更离不开社会的监督，尤其 是律师的作用，而此次作为律师的浦志强却因为言论而受到公权力起诉，对于中国法治而言是一个不祥的信号。依法治国意味着警察权的行使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 的权限与程序，而其基本条件则是律师权利必须受到尊重与保护。固然，公安的权力也受到法院与检察院的约束，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个分权原则没有得到承认和 保障的国家，公检法往往是在当地“一把手”指挥和协调下的既得利益共同体，彼此不能有效监督约束。律师则天然代表着社会利益，是监督公检法依法治国的社会 力量。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国律师已经成长为推动法治的中坚力量。事实上，浦志强律师本人即通过个案为废除劳教等制度进步立过汗马功劳。如果律师的基本权利 和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警察可以因为言论等莫须有的罪名而剥夺维权律师的人身自由，中国法治无疑将发生严重倒退。

除了必须严格依法行使之外，警察权还有其不得涉足的宪法禁区，那就是公民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尤其是宗教自由、思想自由与言论 自由。这是因为国家的基本目的是以暴制暴，警察权的正当行使仅限于防控对社会有害的行为，而信仰、思想和言论一般不会产生任何直接社会危害。恰好相反，宗 教、思想和言论自由对于社会的健康、稳定与繁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宗教自由对于维持公民的道德信仰至关重要，而道德信仰是社会自治的前提条件。思想自 由是社会活力的基础，言论自由是公民交流信息、理性决策、监督政府的基本保障。只有通过自由的言论、出版、集会与结社，社会信息才能以没有扭曲的方式充分 流通，不同观念才能得到自由交锋、优胜劣汰，政府腐败等社会阴暗面才能得到充分暴露，社会治理才能走上健康理性的正道。

如果把国家比作一个人的话，那么思想和言论就是他的脑子，警察权是他的胳膊大腿；胳膊大腿虽然粗壮有力，却不能代替脑子思考，更不可能判断思想和言论的对错。如果说一个胳膊指挥脑袋的人很危险，如此治国岂不是更危险？ 当然，言论当中可能包含某些错误或有害信息，但是这些错误只有在一个自由交流和交锋的环境下才能得到辨别。换言之，要纠正言论的 错误，必须通过更多的自由言论，而不是强迫沉默；如果国家强行中断讨论，真理和谬误反而会变得不清不楚。事实上，和人民相比，国家自身并没有什么发现真理 或至善的“特异功能”。价值判断因人而异，国家无权把统治者自己的立场强加于人民；事实判断建立在经验归纳基础上，而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政府有能力垄断发现 科学真理的手段；宗教信仰则涉及经验无法证实或证伪的超验存在，更是政府不得涉足的雷区，否则国家就将退化到政教合一的中世纪。

因此，国家既不能为人民提供“正确”的观念和信仰，也不能禁止人民接触和相信“错误”的观念和信仰。什么是“正确”或“错误”、什么对社会“有利”或“有 害”，都必须由人民在信仰与言论自由环境下做出自己的判断。只有当言论会产生“清楚与现存的危险”，也就是直接有害的行为后果，因而来不及讨论就必须制 止，譬如在漆黑一片的剧院里高呼“失火了”，导致人们纷纷夺路而逃、引起踩踏伤亡，政府才能依法禁止其传播并予以惩罚。

本案起诉书宣称浦志强发表的某些微博言论构成“寻衅滋事”乃至“煽动民族仇恨”，但我们只看到“情节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等一堆空洞的帽子；时 隔一年多，并未发现这些言论产生了任何不良的现实后果。至于起诉书中的受害人“田某某”、“申某某”或为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或为全国人大代表，其作为 公众人物的名誉理应在言论自由面前做出让步；即便名誉受损，也应该由他们自己站出来维权，而不是由国家公诉机关出面惩罚言论。

如果警察可以因为公民说了什么话就随便抓人，那么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胳膊管脑袋”的危险国家，任何人的言论自由和人身安全都得不到基本保障。作为准司法机关，检察院本来应该管一管公安这只“胳膊”。宪法第131条还特别责令其“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这份 单薄的起诉书只能表明，北京第二分院此次根本没有履行其应尽的宪法职责。

第二篇：做营销频繁跳槽是大忌

做营销频繁跳槽是大忌

作为求职者，如果要在营销工作上有所作为，应该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克服一时薪水较低的痛苦，稳扎稳打，潜心学习积累经验。职业顾问强调，频繁跳槽是职场大忌讳，特别是在营销领域，成就事业不仅需要专业知识和技巧，还要学会做人做一个正直、有事业心、勤奋、诚实的人。

营销是一个充满智慧行业，同时现代营销也为它赋予了更多的内容，告别了传统的推销，所以本行业的高级人才一直稀缺，特别是随着跨国集团公司的大举进如，更是对本行业的人才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但据了解人才市场中不少求职者也并非科班出身，甚至对营销没有兴趣，只因身无长项，而对就业压力，选择了注重能力而非学历的营销，存在侥幸和慌不择路的心理，门槛已然难以逾越；还有一些人从事一段时间的营销人员，没有掌握营销的精髓、积累足够的经验，就被“低底薪+高提成”等营销行业的特点所击退，即使跳槽依然无法摆脱新人的命运，依然没有成为核心的营销人才。

“营销是企业的生命线”，某资深市场分析师表示，目前国内高素质的营销人才还存在很大缺口。营销人才的强烈需求集中在中高端人才上，同时销售的概念也由简单地推销产品延伸为一门复杂而有深邃内涵的学科。就业指导专家指出，营销类人员招聘存在的问题是基础营销人才相对过剩，中高级营销人才却重金难见。销售总监、销售经理和业务精英等销售类职位，几乎是用人单位重点招聘的职位。

此外，优秀的营销人才匮乏，普通的营销类人才职业素养不足，也是中高级营销人才需求紧俏的原因。同时，业内人士认为，营销类人才需求强劲的原因还有，新公司的增加和新残品的开发问世，造成营销类职位需求的直接增加。而“既懂市场又懂技术“的营销人才成为同行业企业的争斗目标。而这些复合型人才需要既了解产品又能对市场即使作出判断制定有效的营销策略。但据相关调查显示，企业里流失率最高的是营销类人才。一家主营服务产业公司的营销总监崔先生认为，营销类工作的薪水一般是属于“复合”式的，分为微薄的底薪和变化性很大的提成部分。部分营销人员常常在试用期间尚未结束尚未结束便“临阵脱逃”，失去了在该类职位上继续发展的机会。

业内人士称，营销人才需从“单一型”向“复合型”转变，除必须要有很强的综合能力和专业知识外，还要有非常强的洞察力和组织能力，敏锐观察到市场的变化，并把这种市场变化的趋势、信息传播给体系和队伍，才能形成共识。而培训过程对于营销人才，特别是没有类似工作经验的营销新人，是非常必要的。营销业的培训也是“复合”式，不仅要掌握推销的口才和技巧，也需要对推销的主体行业了如指掌。所以，营销人才不是单一的人才，也是综合素质良好的人才。而各大院校多已开设了营销类专业，在主干课程中除了英语、计算机等通用课程外，还开设了市场营销学、市场调查与预测、管理学原理、推销技巧、商务谈判、网络营销、消费心理学、营销规划、现代广告学、物流管理等专业。在一些学校的选修课程中，还有方言、演讲与口才等独具特色的课程。这些课程对于提高营销人才素质非常必要。

第三篇：网言 建好法治三脚架

网言

建好“法治三脚架”

《 光明日报 》（2013年09月02日 01 版）

近期，公安部组织开展集中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谣言专项行动，查处一批网络造谣典型案件。“谣言止于智者，更止于法律”，“秦火火”之流，制造谣言、传播谣言，利用恶俗、恣意炒作牟取暴利，受到法律的严惩，完全是咎由自取。

从查处的案件情况看，当前网络谣言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有组织的网络水军、网络推手、网络公关公司通过发帖、删帖、炒作、造谣，制造社会热点，借机谋取经济利益；二是因个人问题编造谣言，打击报复、发泄私愤；三是一些微博“大V”为博取眼球、赚取粉丝，不辨是非甚至捏造不实信息；四是假借“网络维权反腐”编造谣言并恶意传播。

无论以造谣传谣“闻名”的“秦火火”，还是一手制造传播“非洲牛郎门”的傅学胜，抑或以“爆料炒作”手段获取“封口费”的周禄宝，都不是一夜之间成为网络“大V”的。因此，遏制网络谣言必须建立义务责任明晰的法律制度与长效机制，搭建好“法治三脚架”，启动立法确立“三责”。一是监管之责。比如河南省将建立“河南省互联网信息举报平台”，对突破底线的言行进行依法严肃处理。二是网民之责。建立严格细化的惩罚机制，让“七条底线”成为真正的“高压线”，不给恶意炒作者留下任何后门。三是守土之责。既然“大V”越大越有利可图，网络运营商、网站、网络公司，就要竭尽社会责任，投入成本，对所发布的信息进行严格审核。

有了稳定的“法治三脚架”，网络环境才有可能长治久安。

（原载千龙网，作者梁江涛）

第四篇：吼叫是教育孩子的“大忌”

吼叫是教育孩子的“大忌”

经常有妈妈说管不住自己的脾气，总是对孩子发火，甚至忍不住动手。我们常常强迫孩子不要发脾气，并且将孩子使性子、耍脾气当成故意捣乱，但自己却经常忍不住发脾气，不停地吼叫，甚至试图用体罚、拒绝等方法铲除这些行为。孩子不明白家长的“苦心”，其结果是孩子发脾气次数和强度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变本加厉。

耍小孩子脾气并不是孩子学坏，而是孩子自我意识成长的一种正常和必要的表现形式。如果孩子一点脾气没有那倒是需要注意的事情了。当孩子捣蛋或发脾气时，家长主张采取压制的方法，这样的孩子顺从并非自愿，而是害怕受到惩罚。它妨碍孩子能力的发挥，使孩子不具备批评和抗争的能力。孩子会表现的无所适从，自我价值感会比较弱，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长大后会是个迷信权威的人。受惩罚不仅使孩子感到痛苦和沮丧，更重要的是感到被拒绝。管教孩子，不用吼叫用什么方法？

管教孩子，关键是要找出孩子犯错的原因，从源头下手，把原因除去。此时家长应先冷静下来，多一分耐心，问问孩子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当家长的心思已经放在了解孩子的想法，并想办法帮孩子解决问题时，也许就会发现孩子的行为其实是情有可原的，并且也已经释放掉了很多负面的情绪。

有些家长总喜欢在孩子面前保持威严，习惯用以上对下的态度来对待孩子，但是这样做往往会激化矛盾，叫他不要他偏要。这时，父母不妨放下身段，不要总是命令孩子，而是同孩子做协商，各退一步也许是很好的方法。当孩子犯了错误，你不要只是说教大道理，而是要给孩子另一个选择。也就是说，不要只说“不可以”，请指出一条可以的路来给他走。

不要用你的情绪，你的看法来教育孩子，而是学会建立规则，进而让规则内化成一种习惯，对大人的情绪，对孩子的行为都能起到很好的约束作用。而孩子在有规则的环境中才会体会到真正的爱和自由，而不是随心所欲下的管制和暴力。

跟孩子讲道理除了平时的告诫之外，家长也要在实际的情境中教导孩子一定的道理。让孩子有同理心，让他从其他人的角度去体会一下，真正明白自己的行为会如何影响他人。至于解说道理的方式，则可依孩子的年龄来选择讲解的深度，特别小的孩子可以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进行。

让孩子去体验后果。如果孩子老是听不进大人的话，你再怎么吼叫也是无用的。那么在保证安全和没有恶劣后果的前提下，家长也可以让孩子自己体会“自食恶果”的滋味。通过自身的切实体验，孩子将能深刻领悟到家长的教导有多么正确和重要。吼叫有什么坏处？

人的大脑有个特性，对习惯性的东西常常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比如，当父母第一次大声责骂时，孩子“如你所愿”能被吓哭，但是次数多后，他就习惯了，每次被骂的时候注意力都是游离的，他根本没有在听。因此管教孩子要言出必行，说到做到，威胁的次数多了，也就没有效了。吼叫孩子是白费口舌。只有当孩子耍脾气时不去理睬他，冷处理，孩子的行为才会逐渐收敛。

吼叫孩子的坏处是，他一紧张，大脑会自动转入逃生机制，他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如何逃过一劫，父母就白费唇舌了。此外，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你大声吼他，他将来在外面也大声吼别人，这会使他没有人缘，交不到好朋友，以后人生的路会很孤寂。其实最好的沟通方式是身教，因为太小的孩子还不能说理，当大人做给他看时，他便自然会学进去。如何管教孩子呢？

孩子听话和顺从并不需要强迫和吼叫，孩子生理上就具有听话的因素。孩子愿意和可亲的人在一起，并模仿他们的行为。如果孩子的正当要求得到了足够的满足，那么他们的教养就不需要采取强迫的手段。我们的教育不应该着眼于压制孩子表现出来的那些我们不希望看到的行为，而是应该立足于重新创造一种孩子与外部环境的协调和适应。必须严控和矫正的行为是不诚实、尖刻、残忍和自私，而不是所谓的任性哭闹。权威式教养不可能完全避免，但应将它局限在“必要”限度之内，而绝对不能把它当做一种教育原则。

家是个充满爱和自由的地方，是个有温度的地方。孩子跟父母不是上下级的关系，我们要先给予孩子足够的爱和关注，而不是冷冰冰的规则。要让孩子知道，家是一个可以放松的地方，家人是可以依赖的，父母是可以沟通和倾诉的。他是被爱和关怀着的。我们不能一味地去强调必须执行规则，而是先学会倾听，学会共情，明白孩子为什么会这样。

无数事实证明，亲子之间保持亲密的关系，是胜过许多教育的。亲子之间沟通质量高，教育效果就好；沟通质量低，教育效果就差。孩子喜欢父母既是良师也是益友，孩子也需要一定的惩戒，但是要理智、适度、有理有据，让孩子信服而非单纯地惧怕。吼叫和发脾气是最没有底气的、最低劣的育儿或训导方式。父母平和，教育才会更起效！

第五篇：以法治促民生

以法治促民生

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和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现代意义上的民生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直接相关和间接相关的角度看，广义上的民生概念几乎可以延伸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任一领域，无所不包，甚至还可以包括历史观方面的问题。由于广义上的民生概念太大，所包括的内容过于庞大，所涉及的面过于宽泛，同具体政策层面上的民生问题难以吻合和把握，所以在具体政策和实际生活领域，人们一般不使用广义上的民生概念。狭义上的民生概念主要是从社会层面上着眼的。从这个角度看，所谓民生，主要是指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以及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保护的状况，等等。目前，人们普遍把就业、教育、分配、社保、稳定五大民生问题作为重中之重。要切实保障民生，实现人的全部生存权和普遍发展权必须具备两个基本要素，一是社会生产力的较大发展，物质比较充足，社会服务产品比较丰富；二是法律保障体系比较完善，形成公平公正的价值取向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两者缺一不可。然而，当今社会，人们物质生活条件普遍得到较大改善并处于稳定提高的状态，我国民生问题却越发凸现，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因为百姓对自身权利的维护愈来愈强。因此，只有加大涉及民生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才能使民生保障问题得到根本地、有效地解决。

法制建设对保障民生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份子，因此他的一切行为将与社会相关联。而生存和发展是每个人的第一选择，这些社会活动，都必须依据法律来规范，否则将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而每个人的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一切社会关系，也都必须依靠法律来调整。因此，推进法制建设对保障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完善的法律体系是保障民生的根本。如前所述，法律与每个人的社会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人们的一切活动都要依靠法律要规范、调整和约束，离开了法律，则使民生陷入不稳定、不安全的状态。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则使民生保障陷入不充分、不确定、不规则的境地。法律的最大特点是具有强制性、规范性和稳定性，不可能朝令夕改。法律规范的这些基本特点，为确保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稳定有序提供了有力保障。法律通过规定社会人在各项活动中的权利、义务、责任，调整人们的行为，保障人们的合法权益。而法律的强制性的特点，则使法律借助通过国家强制力得到全面遵守和执行，达到维持正常秩序的目的。由此可见，制定法律是保障民生的根本所在，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势在必行。

依法行政是保障民生的关键。政府是社会公共权力的行使者，通过发挥其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来改善、保障民生。而公共权力具有连续性、主动性、及时性、灵活性等特点，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以及公民合法权益的影响最大。政府只有依法行政，才能正确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问题，协调好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顺应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保障人民群众的各项权利。譬如最近频发的违规征地拆迁、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暴露出政府在行政管理中的制度缺陷。由此可见，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保障民生的关键。

公正司法是保障民生的基石。司法最根本的功能就是对受到侵害的权利进行救济，对受到破坏的秩序进行修复，从而维护全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序。司法活动与民生问题息息相关，司法活动通过解决各类纠纷案件，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调节经济关系，保障经济发展；化解各种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制裁违法行为，保护合法权益，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果司法不公，影响的不仅是当事人的权益，更大的危害在于人民对法律丧失信任，正如哲学家培根所言：“一个不公的判决比一次不公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一次不公的举动好比破坏了水流，而一个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破坏了”。因此，公正司法是保障民生的基石。

守法用法是保障民生的基本要求和条件。法律的制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秩序，保障民生民权。因此，法律与每个公民的生活密切联系，每个人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当中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法律明确规定了人民在各种社会关系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当权利受到侵犯时，法律将依职权或公民的诉请作出判断，责令侵权人承担责任，从而使公民的各项权益得到保护。因此，遵守法律，是保证公民自身安全的主要条件，运用法律，是实现公民自身权益的基本途径。

当前民生存在的突出问题与法制的关系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涉及民生保障的各种问题也集中表现出来，主要是：劳动力大量剩余，就业不充分，失业人员较多；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差别大，分配不公的问题突出；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在农村仍然存在，医疗安全事故时有发生；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受教育机会不平等、高等教育收费标准较高的问题普遍存在；住房价格大幅上升，享受住房福利政策的机会不公平，配套的措施没有跟进；社会福利、社会保险覆盖面窄，孤、寡、鳏、独及残疾人、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水平低；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行政执法部门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执法过程中侵害相对人利益的问题经常发生；一部分群众的合法权益收到侵害后，不能及时得到司法救济和保护；一些群众自身或群体利益受到侵害后不依法寻求司法保护，而是采取过激甚至违法行为进行对抗，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

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有经济的、历史的、文化的等方面的因素，但主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法制建设的进程还不完全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一是依法管理国家各项事务的意识不强，相当一部分行政机关仍然固守行政管理模式，不重视也不善于依法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社会事务。二是涉及民生保障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不健全不完善，一些涉及民生保障的政策没有及时上升为法律加以规范、固定，造成了执法的随意性、不稳定性、不连续性。三是依法行政的总体水平还不高，运用行政权管制的倾向比较严重，向法治政府转变的步伐缓慢。四是司法不公、效率不高、执行不力的问题不同程度存在，使一些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救济和保护。五是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不高，法治观念淡薄，相当一部分群众不能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进一步推进法治建设，促进民生保障的建议

——以关注民生为出发点，建立完善法律体系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大量凸显，各种新事物、新情况不断出现，许多解决民生问题的政策和制度亟待完善，待上升为国家法律；一些已经出台的法律还出现空白和缺位，亟待修改、补充、完善。缺失了法律规范，就缺失了法律的保护，就将对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因此，立法机关应当把人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首要位置，始终密切关注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把事关民生、加强权益保护的项目优先列入立法计划，如：农民社会保障法、残疾人社会保障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药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安全法、价格监督法等，应尽快制订出台；对一些已经惠及群众的政策和制度进行研究、补充、完善，并以法律的形势固定下来，如：合作医疗制度、住房公积金制度等，逐步建立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

——以服务民生为立足点，建设法治政府

建设法治政府，其核心是依法行政，宗旨就是执政为民。要强调以人为本，把服务民生作为政府工作的着眼点，以实现人的基本权利作为行政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政府行政权力的行使受制于法律，政府的一切活动都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依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利益矛盾。法律不再是政府手中舞动的权柄，而是制约政府的强权。各级政府要坚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逐步建立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凡是关系国计民生、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决策，均应通过媒体民意调查或举行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方式广泛听取意见；凡是重大决策、重要建设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的使用，都必须经过集体讨论做出决策，使政府的各项决策顺应民心，符合法律，惠及群众。要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职能从官本位、管理本位到公民本位、服务本位转变，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转变到主要依靠法律手段管理各项事务。要加强对行政权力运行过程的监督，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的程序，逐步缩小行政审批范围，减少行政审批环节，使行政执法活动公开透明、快捷高效。要特别警惕因利益驱动有法不依，执法不公的问题，坚决克服行政执法中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杜绝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以保障民生为落脚点，坚持公正司法

司法为民是司法工作的方针，坚持司法为民，就要始终把司法活动的着眼点放在保障民生上。首先，要平等保护各种主体的合法权益，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始终保持中立平等，公正司法，使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其次，要畅通诉求渠道，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诉求，加大司法救助力度，保护弱势群体利益，使经济困难的群众能打得起、打得赢官司。再次，采取各种便民利民措施，体现司法人文关怀，简化办案程序、坚持就地办案，加大执行力度，做好涉诉信访工作，构建多元化解决矛盾纠纷机制，维护好、保护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以保护民生权益为切入点，提高公民法律素质

要实现守法用法，首先要知法懂法。事实上，很多老百姓就是对法律的无知，遇到问题就走极端，造成巨大的不必要的损失和无可挽回的后果，譬如在征地拆迁中自焚现象，民工讨债跳楼事件等等。其实，这些事件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去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对公民进行普法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是关注民生、改善民生的重要措施。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就应当把着眼点放在保证公民的生产生活和合法权益上，大力普及与民生密切、问题较多、群众最需要了解的法律知识；要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充分发挥学校、单位、新闻媒体、司法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的作用，提高普法的覆盖面；要适时开展以案说法、公开审判、就地办案、法进社区、送法下乡、法制宣传等活动，增强普法的效果。要制定普法的远期规划和近期计划，深入持久地开展普法活动，逐步提高全民族的守法意识和法律素质，使学法、守法、用法、护法成为每个公民的自觉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