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着力建立健全争创机制
着力建立健全争创机制
河北省紧紧围绕“科学发展、富民强省”大局,着力建立健全创先争优机制,重点推行全面对标、公开承诺、夺旗争星等举措,组织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努力争科学发展之先、创社会和谐之优。
建立健全全面对标机制。在工业企业先行开展“对标行动”的基础上,省委及时召开现场观摩会,印发指导意见,推行这一做法。一是全员对标。每个党组织和每名党员在全省或全国范围内选择一个先进典型,作为学习赶超标杆,从发展水平、工作标准、精神状态等方面进行对比对标,查找差距,制定赶超措施。固安县林城村将北京市丰台区南宫村确定为对标对象,制定3年赶学目标,对照南宫村建设新民居、发展新产业。二是分类对标。市县层面对照发展条件相近、科学发展领先的地区,在转变发展方式、保障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上对标;机关部门对照行风先进单位和群众满意单位,在转变职能、提高效能、服务群众上对标;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对照“两优一先”,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上对标。三是阶段对标。各地各单位围绕阶段性中心任务,适时调整目标定位,使创先争优成为后进变先进、先进更先进的推进过程。今年,及时把落实“十二五”目标任务、加强社会管理创新、争做杨善洲式的好党员好干部等,作为新一轮对标的重要内容。
建立健全公开承诺机制。基层党组织以签订《承诺书》的形式,重点从实现发展目标、完成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加强自身建设等方面作出承诺。党员以“一句话”、“一件事”为载体,重点从履行党员义务、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等方面作出承诺。一是科学定诺。以办得到、能落实为原则,合理确定承诺事项。二是公开示诺。党组织承诺上墙,党员承诺上会,承诺事项上报。三是群众评诺。通过组织生活会、民主恳谈会等,组织党员和群众代表对承诺事项进行评议。四是严格奖诺。把履责践诺情况作为民主评议党员、评选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的重要依据。目前,全省基层党组织共承诺为群众办实事好事50多万件,解决群众实际问题近20万个。
建立健全夺旗争星机制。围绕实现对标目标,开展形式多样的竞赛活动,组织引导党组织“夺旗”、党员“争星”。一是树旗设星。指导各地各单位结合实际,设立不同类型的“先锋旗”、“模范星”、“业务能手”、“行业标兵”等评比奖项,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争先进、创佳绩。省委将王彦生同志先进事迹编成话剧在全省巡回演出,组织老干部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11场,重点推介106位“燕赵楷模”,树立各行各业300多个先进集体。二是竞争评比。指导各地各系统围绕项目建设、产业升级、节能减排、城镇面貌“三年大变样”等重点工作,开展卫冕晋位、夺标竞赛等活动,形成你追我赶、奋勇争先的良好局面。三是齐争共创。以党内创先带动社会创业、系统创佳、岗位创优、全面创新。工会系统开展“十大金牌工人”、“百名能工巧匠”评选表彰活动,共青团系统开展创建“红旗团委(团支部)”活动,妇联系统开展“燕赵百名优秀女性”评选活动。通过党群共建创先争优,把广大群众凝聚到干事创业的生动实践之中。
第二篇: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助推综合执法上档升级 合川区农业委员会
近年来,我委在中共合川区委、区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市农委的关心指导下,紧紧围绕依法行政这条主线,以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为导向,以严格规范文明执法为目标,扎实推进农业综合执法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以引智聚力为目标,构建内外协作机制
一是构建农委内部协作机制。在“检打联动”工作中,我委以法制工作机构为桥梁,要求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结果,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报送法制工作机构备案。法制工作机构对产品质量不合格的当事人,及时提出查处建议,要求执法机构迅速调查处理,避免例行检测与执法抽检“两张皮”。
二是构建农委外部协调机制。我区地处重庆西北部,毗邻四川省武胜县,极易形成监管盲角。为构建疏而不漏的执法网络,在合川辖区内,我委与公安、工商等部门密切协作,组织开展联合执法;对跨区域案件,我委扩大片区协查适用区域,案情上报、案情通报不局限于片区协查联席单位,进一步延伸至四川省武胜县、岳池县等周边省市农业部门。
三是构建辖区镇街协管机制。我委对涉及种子、农药、肥料、渔业船舶安全、农机安全监理等管理事项,与全区30个镇街签订了协管协议,择优选用协管人员140人,协助开展执法监管工作。在涉农纠纷调处上,充分发挥当地镇街协管人员的作用。通过监管领域的合理分流及监管力量的适度引入,委农业执法机构把有限精力投入到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监管。
二、以普法宣教为抓手,构建能力建设机制
一是注重提高管理对象法制意识。我委通过举办培训班、法律知识竞赛等方式,对全区农资生产经营者1650人、农产品经营企业300多家、渔船船员700多人进行农业法制培训。
二是注重提高执法人员业务素养。每年举办法律学习培训班,邀请法律实务专家讲解实务技能,对执法人员进行集中培训;组织执法人员参加网上法律知识竞赛,建立每月逢“十”集中学习日制度,着力提高执法人员业务水平。
三、以监督考核为手段,构建内控外督机制
一是强化内部监控。针对执法逐个环节,分别制定《农业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农业行政执法监督制度》、《农业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制度》等监督制度24项。农委法制工作机构不定期对执法机构及执法人员监督抽查,进行半年和年终评比考核,检查结果与评先创先、职务晋升等衔接挂钩。
二是强化外部督察。建立《农业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制度》。邀请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服务对象和镇街农业服务中心人员作为评委,对农业执法机构的法制宣传信息报送、行政处罚、行政复议、行政赔偿,行政执法队伍建设,行政执法创新等方面逐项打分。对执法机构评分达95分,排位前三名者,评为先进执法单位;低于85分者,在全委公开通报批评,其单位主要负责人向我委作书面说明,给予警告、限期整改,并承担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对执法人员评分达95分以上且排位前六名者,评为优秀执法人员;低于85分者,将取消其执法资格,调离执法岗位,并取消年终奖。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首要的是搞好制度建设,完善社会管理的一系列政策和法规范,建立与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特别重要的是要完善参与型及自治型治理结构,重视对优秀的管理者、优秀的专业人员和优秀的社会组织的培养和培育,通过对社会管理领域进行过程引导和规范,实现政府对创新活动和创新行为的有意识引导、调控和激励,形成卓有成效的社会管理创新生态机制。
社会管理创新要确立正确方向和科学路径,要促进社会活力而不是要限制社会活力,要对利益调整进行结构性改革,强调要尊重不同的价值观念,倡导不同的行为模式,倾听不同的利益诉求,重视沟通与协调。社会管理创新要对利益调整进行结构性改革,同时要尽可能地兼顾各方各类利益。但是,强调兼顾各方各类利益绝不是不能损害任何利益,绝不意味着不能采取任何强制性手段。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中的利益调整要着眼于整个社会发展进步,要引入行政过程论,对各方各类利益进行综合的全面衡量,依法作出科学合理的裁量判断。
社会管理创新是一种具有高度自主性的创造性活动,依赖于不同思想、意见和利益诉求的相互交流和撞击,依赖于开放性、自由交流、容忍不同观点的环境,更依赖于相关各方全方位参与管理、决策或者提出合理化建议。
本报讯(特约记者 陈旭 王志高)3月2日,省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听取9个领导小组工作情况汇报,明确今年工作要求,研究健全工作机制,推动责任落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综治委主任李小敏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推动社会管理不断创新、持续加强,确保社会管理创新工程各项工作取得实效。副省长、省综治委副主任傅自应主持会议,省综治委副主任徐安、孙文德、毛伟明、张新民出席会议。
李小敏指出,省综治委承担着组织协调指导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职责。切实履行好这一职责,要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综治委、领导小组和专项组、成员单位三个层面的定位和作用。综治委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组织协调机构,在机构设置上具有综合性,是各级党委政府在不改变各部门社会管理职能的基础上,建立的一个组织协调推进社会管理工作的综合平台;在力量组织上具有整合性,基本整合了承担社会管理职能的各方面力量;在工作指导上具有聚合性,通过综治委这个综合平台,把打击与防范、惩治与教育、管理与服务、当前与长远、治标与治本有机地结合起来,指导推进各项工作。各领导小组及专项组作为社会管理各项重点工作的承担者,在推进工作中要发挥主导作用,搞好制度层面的设计,抓好相关政策的研究,谋好阶段推进的思路,引导重点工作开展;发挥主推作用,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工作力度,落实具体责任,推动各项重点工作深入进行、取得实效;发挥主攻作用,针对重点难点问题,组织力量攻坚,努力取得实质性突破。各成员单位作为综治委、领导小组及专项组工作的基础,要立足自身职能,围绕重点工作,深入了解情况,深入研究问题,深入抓好落实,切实发挥应有的作用,尽到应尽的责任。
李小敏强调,省综治委要按照“社会管理创新工程推进落实年”的要求,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体制机制,加大组织推进力度。要健全运行机制,重点抓好定期会商、情况报告、督促检查和考评奖惩等四项制度建设,形成综治委抓领导小组、专项组和项目牵头部门,领导小组、专项组抓成员单位,项目牵头部门抓协作部门的运行机制,确保各项工作高效运转、各项任务逐一落实。要强化项目推动,紧紧围绕社会管理创新工程60个项目任务,由9个领导小组牵头制定实施方案,明确责任主体、时序进度、工作目标、项目载体和推进措施,一个一个攻坚克难,确保项目做实、早见成效。要注重典型培育,省综治委要结合省综合试点工作抓好整体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典型培育工作,各领导小组和专项组要紧密结合综合试点工作和联系点共建活动抓好专项工作典型经验培育工作,形成一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社会管理创新的典型和样板,发挥示范导向作用。要落实工作责任,通过层层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等形式,严格落实部门责任制、领导责任制和岗位责任制,形成牵头部门主动担当、协作部门主动配合的工作格局。
傅自应要求省综治委各领导小组、专项组和成员单位认真贯彻会议精神,做到明确责任抓落实,准确把握各自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程中的职责任务和各项工作的目标要求,增强工作的计划和主动性,按照时序进度扎实推进;攻坚克难抓落实,紧紧围绕年初全省政法工作会议暨社会管理创新工程推进会明确的今年要重点突破的七个方面工作,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进行攻坚,着力解决社会管理中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工程取得实质性进展;形成合力抓落实,加强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合,强化力量整合,强化检查督办、强化跟进措施,推动各项工作有力有序开展,全面完成目标任务。
会上,省综治委实有人口服务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孙文德、社会矛盾化解和社会治安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新民、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缪蒂生、“两新组织”服务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邵军、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沈健、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万闻华、政策法规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丁巧仁分别汇报领导小组成立以来的工作开展情况和今年工作打算,护路护线联防工作领导小组作了书面汇报。
肖若海要求,要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保障群众工作落到实处。一是建立健全服务群众机制。要进一步减少审批事项,规范、简化、公开办事程序,制定出台公共服务奖惩机制,提高办事效率。要建立完善各类便民为民服务机制,制定服务标准,推行承诺服务。积极整合服务群众的力量资源,加强群众服务平台建设。二是建立健全群众诉求表达机制。充分尊重和保护人民群众表达诉求的权利,积极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建立健全领导干部接待群众制度,建立完善政府门户网站,加快信访信息系统建设,确保广大群众话有处说、怨有处诉、难有处解、事有处办。三是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要进一步完善工作制度,建立“统一领导、分级负责,集中梳理、归口办理,责任明确、措施到位”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四是建立健全目标管理和督查督办机制。要加强督查督办,进一步健全完善督查专员制度,负责对重点问题和案件实行“点对点”跟踪督查和备案管理。五是建立健全考核奖惩和责任追究机制。要将群众工作情况作为各级各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并将其作为衡量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主要领导政治水平、政治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准,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
深圳将全面建设社会工作制度体系
http://www.xiexiebang.com 2007年10月08日06:40 深圳特区报
李鸿忠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讨论通过加强社会工作队伍建设推进社会工作发展“1+7”文件
深圳将全面建设社会工作制度体系
大力推进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进程,培育和发展一批能够承载并促进社会工作发展的社会公益性民间组织,逐步形成“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主导推动、民间组织运作、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工作发展格局
【本报讯】(记者叶晓滨)深圳将通过3到5年的努力,大力推进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进程,建立科学合理的社会工作人才培养、评价、使用和激励机制,完善社会工作岗位设置和社会工作人才配置机制,培育和发展一批能够承载并促进社会工作发展的社会公益性民间组织,努力营造有利于社会工作发展的社会氛围,逐步形成“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主导推动、民间组织运作、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工作发展格局,初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深圳特点的社会工作制度体系。
9月30日,市委书记李鸿忠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意见》和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社会工作人才教育培训、社会工作专业岗位设置、社会工作人才专业技术岗位设置及薪酬待遇、发挥民间组织在社会工作中作用、财政支持社会工作发展、社工义工联动等7个配套实施文件。作为我市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项重要举措,“1+7”文件的制定出台,初步搭建起了具有深圳特色的社会工作制度体系,为深圳全面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实现社会工作跨越式发展绘就了蓝图。(下转A2)
市委常委会议强调,中央高度重视社会工作,把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社会工作发展提到了历史的高度,提出要“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成果和标志,对于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创新社会管理体制、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意义。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是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一项全局性战略任务,是构建和谐深圳效益深圳、全面落实人才强市战略的迫切需要。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排头兵,应当带头落实好中央和省的要求,加快推进步伐,力争在社工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社会工作发展上尽快实现突破、探索新鲜经验。
职业化、专业化是发展社会工作的基本前提。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都经历了从志愿性到职业化、专业化发展的过程。“1+7”文件解决了社会工作人才的职业定位和社会角色问题,要求把通过国家考试的社会工作人才纳入专业技术人才管理,并就组织参加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考试、建立社会工作者登记制度、推行社会工作专业岗位职业资格聘任制度、建立社会工作人才考核评估制度做出了规定。今后,全市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将聘用经过国家考试、具有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资格证书并登记为社会工作者的专业人才。文件还规范了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技术职位体系和相应的薪酬待遇,强调建立健全社会工作人才薪酬保障机制、职业晋升机制、社会保障制度、合理流动机制、表彰奖励制度和教育培训制度,保证在全市社会公益性民间组织工作的社会工作专业技术人员薪酬待遇不低于同等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
社会工作岗位开发与设置,是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加快发展社会工作的基础性工作。“1+7”文件提出,要大力开发社会工作岗位,研究建立社会工作岗位设置标准体系,积极拓展社会工作服务领域,探索转换和引进相结合的社会工作人才配置办法。按照科学合理、精简效能、按对象设岗位、以需求定数量的原则,在不新增行政、事业编制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地重点在社区建设、社会福利与救助、青少年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矫正、监所管理、禁毒、残障康复、外来务工人员服务、婚姻家庭服务等领域推进社会工作,多渠道吸纳社会工作人才。要认真做好现有实际从事社会工作人员的提升转换工作,对在已设定的社会工作岗位工作,但尚未取得社工职业水平证书的人员开展分期分批分层培训,逐步做到持证上岗。对于已设定的社会工作岗位,新录用人员则必须取得社工职业水平证书并经过登记。
社会公益性民间组织是社会工作的重要承担者,也是社会工作人才的重要承载者。大力发展社会公益性民间组织,对于降低公共服务成本,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实现政社分离、政事分开和公共服务的多元化、专业化、社会化;形成“政府主导推动、民间组织运作”的社会工作运行格局具有重要意义。“1+7”文件提出,要按照“多种渠道、整合资源”的思路,以“三个一批”的办法分类培育发展社会公益性民间组织,即结合我市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将一批可以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事业单位改造转化为社会公益性民间组织;选择一批现有的民间组织,按照承担社会服务工作的要求规范整合,使之成为符合条件的社会公益性民间组织;鼓励支持符合条件的组织和个人,创办一批社会公益性民间组织。同时,要优化社会公益性民间组织培育发展的政策环境,改革社会公益性民间组织的注册登记办法,建立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服务制度,建立民间组织孵化基地,加强对社会公益性民间组织的监督管理。
推进社会工作,既要发挥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作用,又要发动公众广泛参与,发挥义工的协助、参与作用。为此,“1+7”文件提出,推行“社工+义工”联动发展模式,形成“社工引领义工服务、义工协助社工服务”的局面。通过向义工组织申请义工和招募新义工等方式,使每一名社工固定联系一定数量的义工,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要继续在全社会广泛普及义务服务理念,将义工培训纳入社会工作教育培训规划,提升义工服务的专业化水平。
“1+7”文件提出,要建立“组织部门牵头抓总、民政部门具体负责、各有关部门积极配合”的社会工作管理体制。在社会工作的运行机制方面,要正确处理好发展社会工作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政府与社会、市与区、社会工作行政主管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社会工作的发展合力。要确立财政资金对社会工作发展的主渠道作用和导向作用。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收支结构,完善公共财政投入,建立以“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为主要形式的财政支持机制,使公共财政成为社会工作经费的主要来源。
按照“1+7”文件的要求,我市推进社会工作发展将在全面规划和制度设计的同时,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采取先试点、后铺开的方式,循序渐进,稳步实施,确保质量。
中国拟2020年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运行机制
2011年11月08日 18:39 来源:中国新闻网 参与互动(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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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11月8日电 据民政部网站消息,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民政部等18个部门和组织日前联合发布《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意见要求,到2020年,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运行机制和工作格局,使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的数量、结构和素质能力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服务需求。
据了解,该意见是中央第一个关于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专门文件,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指导性纲领,在中国社会工作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意见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是当前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据了解,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建设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的战略部署后,中央组织部联合民政部等14个部门组建政策研究起草组开始研究制定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专门意见,同时由民政部在全国165个地区和260家单位开展试点探索。经过四年多时间,在全面总结国内外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起草组研究形成了该意见。
据悉,意见全文约7000字,共分为6个部分,包括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和目标任务,大力加强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培训,积极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开发和专业人才使用,切实推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评价和激励,加强党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领导等。
意见提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大规模开展专业培训,大幅度提升现有从事社会服务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职业能力,逐步扩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规模;深化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改革,完善社会工作专业培训体系,初步形成适合中国国国情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逐步建立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选拔、使用、流动、评价、激励等方面的政策法规体系;着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理论研究和宣传普及,提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认知度和认可度;加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使用力度,形成各地各部门共同推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总体态势。
针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亟需解决的几大重点问题,意见提出:
--在专业教育培训方面
要统筹规划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培训,合理配置培训资源,加快建立不同层次教育协调配套、专业培训和知识普及有机结合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切实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职业道德建设;大力开展社会工作专业培训,组织实施“社会工作服务人才职业能力建设工程”、“高层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工程”“社会工作管理人才综合素质提升工程”;大力发展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加强社会工作学科专业体系建设,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基础建设,推动社会工作学科重点研究及人才培养基地建设,发展社会工作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完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组织实施“社会工作教育与研究人才培养引进工程”,建立教师参与社会工作实践制度。
要对涉及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工作的党政部门、人民团体、相关事业单位、部分执法单位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社会工作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方法技能培训,提高其开展社会服务、管理社会事务、协调利益关系、做好群众工作、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要对下派基层锻炼的党政部门、人民团体、相关事业单位、部分执法单位的干部和选聘到村、社区任职的大学毕业生普及社会工作专业知识。
--在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开发和专业人才使用方面
要研究制定专业岗位开发设置的政策措施;以基层为重点,特别是城乡社区要注重配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要根据事业单位社会功能、职责任务、工作性质、人员结构等因素,分类设置社会工作专业岗位;要积极发展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通过政府购买等方式引导和鼓励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吸纳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要加大相关行政部门和群团组织使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力度,注重培养选拔熟悉社会工作、社会政策的优秀人才进入地方及有关部门和单位领导班子,同时建立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流动机制以及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和志愿者队伍联动服务机制。
意见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评价制度、薪酬保障机制、表彰奖励制度,以激发广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潜能。要将取得职业水平证书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纳入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范围,切实提高基层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薪酬待遇水平,重视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
意见强调,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切实加强党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领导,建立组织部门牵头抓总,民政部门具体负责,机构编制、发展改革、教育、公安、司法、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人口计生、信访、扶贫等部门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组织密切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逐步建立健全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政策性文件相配套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政策法规体系。
各级政府要将应由政府负担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加大财政投入。符合条件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统一规定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研究制定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政策,引入竞争机制,规范购买程序,完善购买方式,建立综合绩效评价机制。逐步加大民政部门使用的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力度。大力拓宽社会融资渠道,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和个人设立非公募基金会,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社会工作服务领域。
意见最后强调,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切实加强对基层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领导,进一步强化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思想政治工作,把广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团结凝聚在党组织周围,协助党和政府做好化解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落实惠民政策等工作。
第三篇:建立健全三个机制
建立健全三个机制
构建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新格局
中共福州市委
福州市常住人口683万人、其中城镇人口271万人,共有街道43个、社区452个,社区党员7.6万名。近年来,市委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动力,从建立健全 “三个机制”入手,努力构建以街道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党组织为基础、辖区单位党组织和社区内全体党员共同参与的区域化党建新格局。
一、以街道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着力建立健全区域化党建协调机制
一是强化一个领导核心。坚持重心下移,明确管理权限,要求街道党组织对地区性、社会性、群众性、公益性工作负全面责任,通过“报告制”、“评议制”、“会商制”等对区直部门派出机构实行双重领导和双重管理,对各类经济社会组织实行指导协调。各街道普遍成立了党建工作协调领导小组,组建街道党建联 席会43个,社区党建联席分会452个,驻区单位参与率达92.5%。
二是完善一个组织体系。在巩固“一社区一支部”的基础上,积极推行社区党委(党总支)、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三级组织构架,及时做好在城市新区、新建居民区建立社区党组织工作。2008年以来,建立社区党委(党总支)150个、小区党支部130个、楼栋党小组962个。通过支部“建在楼宇”、“建在商业街”,城区133座大型商务商贸楼宇普遍建立了党组织,并由“一楼一支部”向“一楼多支部”拓展,实现了城区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全组建。同时,进一步完善社区组织体系,以社区党组织带动居民自治组织、群众组织、民间社团组织建设。
三是建立一个共建机制。坚持以共同目标、共同利益、共同需求为纽带,引导辖区单位党组织与街道、社区党组织签订共驻共建协议,明确共建责任、共享项目及工作措施,实行党建共商、服务共做、资源共享、难题共解、文明共创。2007年以来,全市累计投入1.2亿元用于社区活动场所建设。目前,共有897 个机关单位与社区签订资源共享协议,为街道、社区提供活动场所913处近27万平方米,提供物质与资金支持达1150万元。
二、以党员作用充分发挥为目标,着力建立健全区域化党员管理机制
一是探索党员双向管理模式。实行“三个双向”(双向联系、双向服务、双向反馈)的管理方法,全面加强对区域内退休人员、下岗失业人员、流动人员中的党员的教育管理。近两年来,有8213名流动党员主动亮出身份,2357名党员将组织关系转入社区。建立 “三卡”(联系卡、活动登记卡、表现反馈卡)制度,把在职党员参与社区服务活动的成效作为其评优评先、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全市有3.4万多名机关党员参与社区党员登记和服务活动,72.5%的在职党员在社区担任了相应的“社区职务”。
二是畅通党员民主参与渠道。推进社区党务、居务公开,完善社区党员大会、党员议事会、重大事项听证会等相关制度,通过“社区党员论坛”、“社情民意恳谈会”等形式,发动党员群众建言献策,今年以 来累计征集意见建议4319条。探索党代表常任制,建立街道社区党组织成员联系驻区党代表、驻区党代表联系社区党员群众制度,落实重大工作通报、重要决策参与、社区群众接待日等制度,使党代表成为社区党员和群众的贴心人。
三是拓宽党员发挥作用途径。积极搭建党员发挥作用的平台,组织开展设岗定责、依岗承诺、结对帮扶和党员志愿者等主题实践活动,让广大党员说话有底气、管事有名分、干事有机会。目前,全市五个城区活跃着300多支以党团员为骨干的志愿者队伍,建立了58个社区“党员爱心超市”,有1.2万名社区无职党员走上了岗位,有7532名党员主动亮牌服务。
三、以服务群众为根本,着力建立健全区域化服务机制
一是健全服务网络。健全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党员教育管理服务网络,并与市民服务中心、劳动就业指导站等服务平台对接,形成辐射整个区域的服务网络,积极为党员、群众提供择业指导、帮困救助、热线求助、政策咨询、信息发布等服务。目前,区、街道、社区全部建立服务中心、服务站,在133座商务商贸楼宇和15个商贸街(城)也都建立了党员服务站。今年以来,共受理社区党员群众求助3.84万人次,累计为1875个“两新”党组织和28.5万名党员群众提供了各类服务。
二是打造服务队伍。探索推进社区工作者队伍职业化建设,努力打造一支由社区工作者、党员志愿者、社工组成的专兼结合的服务队伍。全市有3217名社区工作者取得岗位资格证书,335名大学生招聘为社区工作者,111名优秀社区党组织书记选聘为街道事业编制人员,同时从社区党组织书记中公开选拔街道副职,形成了社区工作者—社区党组织书记—街道事业编制人员—街道副职的成长链,有效破解了社区工作者职业发展难题,涌现出一批如东街街道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林丹等的优秀社区工作者群体。同时,为了壮大社区服务力量,积极发展社工队伍,目前,全市社工人数达5.4万人。
三是提升服务水平。着眼社区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充分挖掘区域资源,采取一线(12345服务 热线)、一台(网上服务平台)、一册(社区服务手册)的便民服务措施,让社区居民不出家门便能得到优质服务。坚持有偿、低偿、无偿服务相结合,广泛开展面向社区群众的便民服务、就业服务、救助服务和维权服务,探索开展市场监管、诚信经营等特色服务。建立“三必访”(党员新进必访、党员遇困难必访、年终必访)、“四心服务”(真心引导、热心接待、爱心排忧、贴心服务)、“五个帮扶”(精神上扶志、生活上扶贫、就业上扶技、健康上扶强、教育上扶学)等服务制度,近三年来,辖区单位通过腾岗、设岗和送岗,相继帮助15万多人(次)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全市城镇失业人员控制在1.9%以下,城市社区基本实现了“零待业”目标。
第四篇:建立健全地方政府举债机制
目录
一、地方融资平台发展现状、问题及其原因
(一)地方融资平台发展现状及问题
1、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四万亿投资推动了地方融资平台数量与规模的超常规增长
2、融资规模的急速扩大与偿还来源的不确定性加大了地方财政风险
3、商业银行对融资缺乏有效的信息识别能力导致大量不健康贷款产生
(二)地方融资平台问题产生的原因
1、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统一,存在融资需求
2、我国政治体制及官员升迁机制导致地方政府存在内在的高负债的倾向。
3、融资平台缺少股权制衡机制,市场力量难以进入融资平台
二、界定和明确地方政府与融资平台利益边界
(一)融资平台与政府间的基本关系——企业和股东
(二)政府在融资平台中的利益边界
1、按照其出资比例,享有资产收益权和表决权
2、按照其出资额承担有限责任,不包括担保责任
3、作为董事会成员,提名高级管理人员。
4、作为基础设施及公益项目的招标人
5、按照公共品补贴原则对纯公益性项目提供财政转移支付
6、根据融资平台特点设定相应的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以吸引民间资金进入
三、完善融资平台的治理结构
(一)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改善平台公司股权结构
1、通过税收减免等政策引入战略投资者参股融资平台
2、引入战略投资者过程中,应注重其经营行业的多元性。
(二)聘用非政府人员进行管理,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三)降低政府对于融资平台的“绝对控股”,引入股权制衡机制,(四)建立健全地方融资平台内控机制,提高财务披露与透明度
四、整合融资平台之间、融资平台与政府主管部门之间的同类业务
(一)理顺各类平台业务内在关系,清理无效交叉,按照业务特性整合资源,提高融资平台内部业务协同效应
1、理顺各平台业务内在关系,清理平台间业务无效交叉
2、熟谙各类业务间关系,依其特性对平台公司进行整合,提高融资平台内部业务协同效应
3、清理整合部分政府主管部门交叉职能,将可下放部分下放融资平台
(二)清理合并规模较小的融资平台,保证融资平台资源协作运用空间充分
1、县乡级融资平台的激增导致风险急剧上升
2、县乡融资平台的设立不符合融资平台经营所具有的规模经济的特点,3、清理县乡区级融资平台,以地市为统筹进行平台建设
(三)建立金融控股公司统筹融资平台,严控风险,为地方政府建座“防火墙”
1、建立金控公司统筹融资平台,协调资源运作
2、严控风险,为政府建座“防火墙”
五、加强融资平台公司的外部监管
(一)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
(二)完善融资平台审计制度及信息披露制度
(三)建立健全地方融资平台风险预警机制
(四)建立融资平台评级机制
1、评级机制有助于融资平台引入市场资金
2、评级机制有助于对融资平台经营产生约束作用
(五)加强融资平台的日常经营监管
1、加强项目的立案审核监控
2、加强项目进行中风险监控
3、加强对于平台公司的跟踪审计工作
4、加强融资平台日常KPI汇报管理
(六)完善融资平台的惩戒激励机制
1、激励机制应赏罚分明,形式多样。
2、建立平台公司退出机制。专题三:规范地方融资平台行为 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09年以来,地方融资平台飞速的发展,无可讳言,其为地方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公共事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助力。然而,长期缺乏规范性的发展,使得部分地方融资平台累积的大量的风险。如何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的行为,使其能够合法、合规、合理、健康、良性的运作与发展,对于地方融资平台这一创新性实践更好的扮演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助推器,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带来“活水”而言,至关重要。
一、地方融资平台发展现状、问题及其原因
(一)地方融资平台发展现状及问题
1、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四万亿投资推动了地方融资平台数量与规模的超常规增长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起步,到2009年开始进入快速扩张时期。2008年末,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在相关部委指导意见的鼓舞下,地方政府进一步集中资源,全面展开融资平台的设立,继续强化国资公司、城投公司、开发投资公司等融资平台的功能,做大其资本金规模,将部分财政资金、划拨土地、国有股权乃至学校、公用地等都纳入融资平台的资本金中1。
2008年初, 全国各级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的负债总计1万多亿元, 而据中国人民行2009年第四季度披露的数据显示, 全国地方融资机构已达8000多家, 其中县级融资平台占70%以上。各级融资平台管理的总资产约为8万亿元, 总负债已达5万亿到6万亿元的水平,平均负债率高达60% 以上。2
2、融资规模的急速扩大与偿还来源的不确定性加大了地方财政风险
伴随着各类融资平台的不断发展,地方政府高负债倾向所产生的巨额融资规模已远远超过其还本付息能力,高达60%的融资平台平均负债率,极大的加深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债务风险。此外,巨额的贷款余额偿还来源的不确定性以及其担保本身的法律无效性,也为金融系统的稳定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3、商业银行对融资缺乏有效的信息识别能力导致大量不健康贷款产生
商业银行在这一时期开始大面积涌入地方融资平台业务。但大多数商业银行对政府支持的融资平台并不具备必要的信用信息分析和识别能力,导致无序竞争,严重破坏了金融生态环境,对融资平台的贷款审核频频违规,地方政府为融资平台违规担保的现象也十分普遍。12唐洋军,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发展:国外模式与中国之道,2011 杨燕英,刘栓虎,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路径探讨,2011
(二)地方融资平台问题产生的原因
融资平台快速发展所引起的诸多问题,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由于其内在机制的不健全。综合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因素。
1、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统一,存在融资需求
税收制度与相关法律使得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统一,存在资金缺口。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收入急剧下降。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既要支持地方经济的发展,又要履行相当的事权。而这些事权大多刚性较强,所需支出的基数大,增长也快,地方财政出现了缺口。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统一,使得地方政府存在融资需求。而我国《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得举债,使得该部分需求无法通过正常的债务手段进行化解。地方政府“捉襟见肘”的财政局面使得其内在即具有融资的刚性需求。
2、我国政治体制及官员升迁机制导致地方政府存在内在的高负债的倾向
我国现行的“淘汰式”的地方官员激励机制,使得官员在进行社会管理和市场交易的过程中同样扮演着“经济人”的角色。处于“政治锦标赛”中的官员其决策行为主要按照其任期政绩最大化进行。而“资源密集型”工程或基础设施建设,是在其决策中最有效率的部分,一方面,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可改善城市面貌和人民生活质量,其可获得良好的口碑;另一方面,其本身亦可获得较强的政绩信号。因此,我国政治制度下官员本身即对高基础建设投资具有强偏好。而官员的任期制度与相关金融产品期限的不匹配,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官员在进行融资时权利义务的高度不匹配,从而越发强化了其极为进行政绩工程而衍生的负债需求。
3、融资平台缺少股权制衡机制,市场力量难以进入融资平台
地方融资平台大多经营公共产品,其本身的低效率所导致的低收益特征使得市场力量不愿亦不能进入。市场力量的难以进入,使得融资平台大多股权单一,而很多融资平台管理人员由政府公务人员担任,更使得其经营完全无独立性可言,其经营大多地方政府“一言堂”。股权的高度集中,治理结构的不完整使得融资平台缺少经营独立性。而某些地方政府所提供的显性或隐形担保更模糊了融资平台的利益边界,使得其融资决策时缺乏理性的对其还款能力的考量,融资行为明显过于激进而缺乏风险意识,这也在另一方面刺激了融资平台贷款余额的非理性快速增长。
二、界定和明确地方政府与融资平台利益边界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合同)的组合,是不同的利益主体(理性的经济人)在追求其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为降低交易成本、节约交易费用而采取的一种相互之间交易财 产的方式。企业的这一本质特征实际上意味着以下三点:(1)企业契约作为不同利益主体相互交易财产权的方式,其参与者必然是对投入企业的资产(包括非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享有财产权的权利主体。(2)企业契约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而签订的。这就决定了企业的深层运行动机就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3)企业是由不同的权利主体组成的,他们各有其独立的经济利益,有基于其财产权而获取收益的权利。这就内在地要求参与企业的利益、权利主体必须明确界定各自的主体地位与权利边界,以便合理地分享企业组合资产(包括各企业参与人投入企业的各类非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在运营过程中所带来的“不确定的最大化利益”。
(一)融资平台与政府间的基本关系——企业和股东
我们认为,对于地方融资平台而言,其本质是一种企业,作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市场主体,独立的进行经营决策,维持企业的良性运转,对股东负责。现阶段利益边界的模糊以及治理结构的缺失使得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失去了其作为企业的基本经营独立权,转而成为地方政府变相借债的手段和工具。
而地方政府在融资平台的经营管理中,所能扮演的角色只能是“股东”——以财政资金或者土地储备等方式对融资平台注资,按照其出资为限承担其有限责任。而作为股东,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政府不应也不能对融资平台的债务进行任何形式的担保和承诺行为。
(二)政府在融资平台中的利益边界
现阶段地方融资平台发展所出现的诸多问题,主要在于政府对于自身所应扮演的角色定位不明,管了太多不该管,管的太多,管的太宽。界定政府和融资平台的利益边界,主要在限定地方政府可参与的范围,可扮演的角色。综合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按照其出资比例,享有资产收益权和表决权
政府作为融资平台出资人,按照其出资比例,享有资产收益、分红的权利。同时,政府可根据其出资份额,对融资平台重大经营事项,行使表决权。
2、按照其出资额承担有限责任,不包括担保责任
政府作为融资平台股东,按照其出资额,承担有限责任。政府不应对融资平台融资行为进行任何形式的担保。
3、作为董事会成员,提名高级管理人员。
政府可作为董事会成员,提名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董事会投票决议高级管理人员任免工作。其中,为避免寻租行为,融资平台各层级经营管理人员均不应为政府公务人员
4、作为基础设施及公益项目的招标人
政府作为基础设施及公益项目的招标人,选择有资质、有实力的融资平台作为项目投、承标人对项目进行运作。项目运作过程中,政府实行预防监管的职能,不直接参与项目运作具体细节的决定及执行。
5、按照公共品补贴原则对纯公益性项目提供财政转移支付
对于纯公益性公共物品,政府应承担主要提供职能,由财政提供。对于其委托融资平台投建部分,政府按照公共品补贴原则对承建平台提供足额财政转移支付。
6、根据融资平台特点设定相应的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以吸引民间资金进入
对于融资平台,政府可根据其特点制定相应的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以此促进民间资金的进入,优化融资平台股权结构。融资平台则作为企业,在规则内依法纳税。
三、完善融资平台的治理结构
完善融资平台的治理结构,作为一种现代企业管理的有效手段,能够在引入多元化股权制衡机制的情况下,有效抑制地方政府的过度融资行为。
(一)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改善平台公司股权结构
1、通过税收减免等政策引入战略投资者参股融资平台
由于公共物品提供本身所具有的低收益的特点,对于市场投资者而言欠缺吸引里,在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应通过税收优惠等方式对其补贴吸引其购买融资平台股权。例如,可对参股企业进行部分收益所得税的减免。
2、引入战略投资者过程中,应注重其经营行业的多元性。
在引入战略投资者过程中,平台应特别注重其经营行业的多元性。一方面,在选择投资者时,应选择不同实体的公司。不同行业的公司,能够减小风险的行业集中度、改善融资平台的股权结构。另一方面,部分融资平台亦可邀请所建涉及领域的上下游企业参股平台,以此形成产业链条,提高平台运作效率。
(二)聘用非政府人员及专业人员进行管理,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在聘用平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时,应尽量规避政府人员,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在高管的聘用中,应注重其专业性,选择专业、有经济金融管理经验的人员进行管理,以保证平台公司的良性运作。高级管理人员应由董事会进行选择、任免。
另外,在融资平台经营过程中,应注意各项目负责人专业水平的选择、培养,一支懂经济、会管理的管理团队,是融资平台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
(三)降低政府对于融资平台的“绝对控股”,引入股权制衡机制
应积极改善融资平台股权结构,降低其股权集中度,降低政府对于融资平台的“绝对控 股”,积极引入股权制衡机制,从公司内部抑制政府的高负债偏好。
通过内部牵制,使得政府无法单独控制的决策,从而达到股东相互监督的股权安排模式,既能保留股权相对集中的优势,又能有效抑制股东对公司利益的侵害。股权制衡程度越高,外部股东相对于政府的制衡能力就越强,相应地外部股东监督的意愿和能力也就越强,从而股权制衡对维护企业价值的积极作用的效果就越好。
(四)提高融资平台财务披露与财务透明度,建立健全地方融资平台内审内控机制 为确保投资者利益,财务信息披露和高度透明是必要的。完善的财务信息披露制度与透明度能够对公司管理者产生内在的约束机制,从而达到优化公司治理,降低经营风险,改善经营绩效的目的。
与此同时,健全融资平台的内部审计制度,从内部控制风险,保证公司的长效、健康经营。建立内部控制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①有效性原则。建立的内部控制必须具有有效性,即各种内部控制制度包括最高决策层所制定的业务规章和发布的指令,必须符合国家和监管部门的规章.必须具有高度的权威性,成为所有员工严格遵守的行动指南。
②审慎性原则。建立内部控制必须以审慎经营为出发点,要充分考虑到业务过程中各个环节可能存在的风险,设立适当的操作程序和控制步骤来防范各种风险,并且设定在风险发生时要采取哪些措施来进行补救。
③全面性原则。建立的内部控制必须渗透到公司的各项业务过程和各个操作环节,覆盖所有的部门和岗位。
④及时性原则。建立的内部控制必须要跟上业务和形势发展的需要,树立“内控先行”的思想,不能因为法律没有规定或监管当局没有要求而不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⑥独立性原则。内部控制的检查、评价部门必须独立于内部控制的建立和执行部门,直接的操作人员和直接的控制人员必须适当分开,并向不同的管理人员报告工作;在存在管理人员职责交叉的情况下,要为负责控制的人员提供可以直接向最高管理层报告的渠道。
四、整合融资平台之间、融资平台与政府主管部门之间的同类业务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其中尤其以县级“府投平台”增长最为迅速,它们在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如加重了政府债务负担,造成了地方资源的浪费,因此需要对现存的“府投平台”进行整合。
2010年8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地方 各级政府要对融资平台公司债务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并按照分类管理、区别对待的原则,妥善处理债务偿还和在建项目后续融资问题。债务经清理核实后按以下原则分类:(1)融资平台公司因承担公益性项目建设举借、主要依靠财政性资金偿还的债务;(2)融资平台公司因承担公益性项目建设举借、项目本身有稳定经营性收入并主要依靠自身收益偿还的债务;(3)融资平台公司因承担非公益性项目建设举借的债务。
从理论上讲,我们认为对“府投平台”的整合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旨在理顺各平台业务特性,清理无效交叉,按照业务特性对进行资源整合,以期提高平台内部业务协同效应所进行的横向业务整合;二是为扩大融资平台经营规模效率、减小其风险成本所进行的纵向业务整合。
(一)理顺各类平台业务内在关系,清理无效交叉,按照业务特性整合资源,提高融资平台内部业务协同效应
1、理顺各平台业务内在关系,清理平台间业务无效交叉
目前各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业务主要涉及交通运输、公共设施管理、水利、环境保护、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电力、燃气及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这些业务中有的业务能给融资平台公司带来收益,属于可经营性公益项目,如交通运输、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电力、燃气及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有的则是主要依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支持,不能带来收益的,属于纯公益性经营项目,如公共设施管理、水利、环境保护、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而各级地方政府尤其是地市级和县级政府往往组建了多家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一方面,各融资平台公司往往从事以上提到的多项业务,精力分散业务杂。另一方面,一个种类的业务往往有多个公司同时参与,业务交叉现象突出。平台间的业务交叉与重复产生严重内耗,大大降低了融资平台的经营效率。因此,有必要根据各融资平台业务的内在关系,清理平台间的无效交叉,让每个融资平台都能显现其比较优势,集中优势力量做擅长的事。
2、熟谙各类业务间关系,依其特性对平台公司进行整合,提高融资平台内部业务协同效应
对于各融资平台的横向整合,首先要熟悉各类业务间的关系,知道哪些业务能够产生协同效应,深谙其内在机理。而后依照其特性对各类平台公司进行整合,同类业务的相关企业或者不同类业务但是存在内在联系的相关业务均可进行整合。
受到普遍追捧的“重庆八大投”模式,在一点上做的尤为突出。比如,重庆城市交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开投)的成立,即是整合了同类业务的相关企业公司,其由重庆开发投资公司(此开投可视为老开投)、公交集团、站场集团三大国企合并重组而成。主要负责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融资及建设,侧重于铁路、轻轨、公交、站场、民航等方面的建设营运。其整合资源,理顺了体制,提高了效率。整合前,有时一件很简单的事也要分别听取3个企业的意见,程序复杂。整合后,对于城市交通如何发展,直接在公司董事会上讨论解决,什么地方建公交线、什么地方铺轻轨、什么地方建站场,统一协调安排。
另外,重庆高等级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简称高投)到交旅的华丽转身,则是将不同类但是存在内在联系的相关业务进行整合的经典案例。2006年,重庆市将高投改名交旅集团。这是重庆市政府对高投的战略转型。其中包含了重庆市政府对于旅游产业相对交通设施依存度的精准认识,充分发挥了高投修路的优势,使交通与旅游两相互动,共同促进。由高投华丽转身过来的交旅集团很快提出了“旅游管理一体化”的概念,并相继成立“长江三峡”、“都市旅游”、“乌江画廊”三个子公司,用最快的速度对重庆各景区实施整合和打造。
可以看到,谙熟各类业务间的内在联系,根据其特性进行平台整合,方能有效提升融资平台内部业务的协同效应,提高融资平台经营效率。
3、清理整合部分政府主管部门交叉职能,将可下放部分下放融资平台
在现实中,地方政府的农业管理部门、交通运输管理部门、食品监管部门、文化管理部门、水务管理部门、环境保护治理部门等政府部门职能交叉非常普遍。一项整体性职能往往分割给多个部门行使,造成不同部门在行使相同或类似职能的现象。如食品监管部门涉及到从“田头到餐桌”的多个部门,如农业、动检、质检、工商、卫生、食品监督等,每个部门各管一段;水务管理分散在水利、环保、建设以及公用事业等多个部门;交通管理中的路政与运政、公交与轨道及出租车客运分离等等。由此可见,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存在机构设置过细、职能交叉、职责不清、权责脱节的弊端,造成行政系统部门分割、政出多门、多头管理、协调困难、内耗严重,难以形成合力,影响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执行力3。
针对此种情况,应该将政府职能部门的权利下放,将其合并到地方投融资平台中去,由融资平台集中办理原应由政府职能部门负责的事务,政府职能部门仅发挥其引导、协调、监督的作用,两部形成合力,集中力量办大事。
(二)清理合并规模较小的融资平台,保证融资平台资源协作运用空间充分
1、县乡级融资平台的激增导致风险急剧上升
2009年末全国有3800多家地方融资机构,大约8000家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总资产8万亿元,地方政府的负债已达5万亿元,负债规模急剧扩大。除了规模的爆炸式扩张,融资平台结构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一大批县级融资平台,截至2009年末。县乡级 3王玉明,优化政府组织机构,构建地方大部门制,2008,(08)融资平台共4907 家,占全部平台数量的60%,贷款余额约1.85 万亿,占全部平台贷款余额的25%。在一年半时间内,县乡级平台数量迅速扩张了3倍,占融资平台的一般以上。
县乡级“融资平台”的功能与省市级相同,而由于其财力有限再加上其管辖地域相对狭小,可供利用资源相对贫乏,这就注定了县乡级“融资平台”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依靠银行贷款。县乡级“融资平台”不仅使得原本紧缺的银行资金呈分散化,不利于集中财力办大事,还造成了县乡级政府的债务风险及银行信贷风险的急剧上升。
2、县乡融资平台的设立不符合融资平台经营所具有的规模经济的特点
融资平台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和单个项目相比,其抗风险能力大很多。一是单个项目有盈有亏,而融资平台可以用盈利弥补亏损;二是部分行业收益比较稳定,但有些基础设施行业具有公益性质而没有财务收益,融资平台通过行业整合,能够以丰补歉,使两者都能顺利融资;三是同一个行业的项目周期不同,有的项目已经还完贷款,还在收费;有的刚开始筹建,可能缺少资本金而难以立项,其至于同一平台进行整合,融资就成为可能4。因此,一定规模的整合“空间”,是融资平台良性运作的基本保证。
而县乡级融资平台,其过小的规模明显不符合融资平台规模经济的特点,在经济学角度,其存在明显效率地下。
3、清理县乡区级融资平台,以地市为统筹进行平台建设
在进行行业梳理整合的同时,对于某些规模较小的融资平台应进行纵向的梳理合并,取消小平台,合并后的融资平台应拥有充分的资源协调运作空间。
因此,存在上述问题的各地方应首先学习石家庄的“四资整合法”,将其国有“四资”(资源、资产、资金、资本)进行有效整合,将县乡级“府投平台”逐步合并到省级或地市级,或将区县的政府基础设施融资平台重组为县域投资发展公司的子公司,市县两级通过母子公司形式实施县级基础设施投融资项目,以此改变国有资源浪费、资产低效、资金分散、资本缺位的状况,为城市及乡镇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公益类项目建设构建一个开放式大规模的投融资平台,发挥其规模经济优势。
(三)建立金融控股公司统筹融资平台,严控风险,为地方政府建座“防火墙” 金融控制股份公司简称(金控),以控制其他公司的股份作为主要业务。根据控股关系形成一种母子公司关系。母公司除控股子公司外,本身还有特定业务的控股公司为事业型控股公司。本身没有特定业务,专门以控股子公司为公司业务的控股公司称作纯粹型控股公司。4周慧兰、曹理达(2009)
1、建立金控公司统筹融资平台,协调资源运作
建立金控公司,通过控股关系统筹各行业融资平台,归口国资委管理,有利于从宏观上协调资源,进行资本运作。各融资平台作为独立的经营主体,由金控公司控股形成一种母子公司关系。金控公司主要负责对其子公司进行战略指引。于此同时,作为国有资产的代表,金控公司还可参与处置不良资产、储备土地、参股国企等方面运作。
2、严控风险,为政府建座“防火墙”
金控公司作为归口国资委管理的国有企业,其存在防止了地方政府直接插手融资平台经营,缓冲、降低了地方政府风险,其存在无疑为地方政府建了一座“防火墙”。
在金控公司的建立上,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简称渝富)的运作为其设立提供了成功范本。重庆渝富成立于2004年,注册资本金10亿元,归口国资委管理。是重庆市的地方金控集团,负责处置不良资产、金融控股、土地储备、参股国企;在“九大投”中,渝富作为金融类的投资集团而别于另外八大建设类投资集团。渝富运作模式主要有3个。分别是不良资产处置、资本运作与储备地产。这三个模式中,重庆渝富娴熟地变换着角色。其发动大量现金资本直接进行投资已成为常态;在不良资产面前,它以资产管理公司身份出现;对金融资本领域大举进入,又现回金控面目;坐拥大量土地储备,则近似一家地产集团;其“善变”的协调各方关系,充当着重庆国资委统筹融资平台的有力工具。
重庆模式结构
五、加强融资平台公司的外部监管
现阶段我国融资平台公司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各种监管制度措施还相对不完善。建立健全监管法律制度及体系,加强其外部监管,有利于规范融资平台经营行为,减小相关风险,对于我国融资平台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全面外部监管包括对与融资平台经营过程中事前规则建立、事中风险管控以及事后惩戒机制三个方面内容,具体来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其监管体系。
(一)建立健全融资平台相关法律制度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设立和运行中存在诸多法律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政府融资平台领域,一些《公司法》的基本原则难以落实,融资平台公司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第二,非货币财产出资很难处置变现。在不少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财产构成中,货币出资部分一般较少,大部分的出资均为非货币性资产,甚至有些出资资产是城市的基础设施或者行政部门的办公设备等,处置变现极为困难。第三,公司法人治理不够健全,经营管理难以完全按照市场化方式操作。第四,项目建设手续完整性较差。一是项目法律手续不全,在申请贷款时,部分大项目的合法性手续往往不完全齐备。存在未取得有效批文或有效批文不完全,一边建设、一边报批等的现象。第五,相关担保缺乏法律依据。
针对上述法律问题,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健全相关法律法规,防范法律风险的出现。
1、推动立法或出台司法解释,完善权利质押制度。除了要求相关政府部门尽快制定规范融资平台的措施外,还要积极通过立法或出台司法解释对相关的事项做出新的有效的规定以从根本上防范此类质押的法律风险。
2、严格约束出资人资格,强化地方融资平台自身的建设,督促平台公司尽快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增强其市场运作和资本运作,加强平台公司自身造血功能,确保稳健运行。
3、建立健全地方政府融资责任制度,约束地方政府行为。
4、由于我国《预算法》尚未将政府债务纳入到预算管理范围内是造成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规模庞大的主要原因,融资平台增加的是政府隐性赤字,导致政府隐性风险大,《预算法》应明确指明将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收支纳入预算管理范围,从而从源头上遏制政府隐性债务的扩张
(二)完善融资平台审计制度及信息披露制度
审计制度在保障经济和社会健康运行中有着重要的免疫系统功能。审计制度强调宏观性、建设性、预防性、主动性和时效性,以此在促进经济社会和企业又好又快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建立完善的审计制度,有助于协助投资者和社会各界了解企业的真实运营状况。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融资平台的经营管理行为起到了约束作用。审计署应根据《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尽快制定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审计实施细则,明确各类融资平台的审计目标、审计方式、审计内容、审计公告等,使审计机关在调查过程
杨正荣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设立和运行中的法律问题探析[J] 甘肃金融 2010(12)中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促进审计工作顺利开展。
其次,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在会计政策的使用上随意性较强,信息披露制度形同虚设,比如存在资产虚增,财务报表“事业化”,计量基础使用不规范,或有事项披露不足等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完善融资平台公司的信息披露机制,提升企业的透明度。作为法人公司,平台公司要严格执行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履行信息披露制度,特别是在科目使用、合理计量、资源评估、财务确认、关联交易披露、风险揭示等方面,应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并且从人员匹配,制度保证等方面,确保其财务状况简洁明了,合理可信。
(三)建立健全地方融资平台风险预警机制
风险预警机制的构建是防范风险发生和控制风险程度的有效手段,是融资平台风险管理的核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的形成有一个逐步显现的过程,因此,需要建立投融资平台的风险预警机制,对投融资平台的运行过程进行跟踪、监控,及早地发现风险信号,预测面临的风险,从而使有关部门能够在投融资平台风险的萌芽阶段就能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防范,把地方政府投融资风险控制在安全可靠的范围之内,使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能够健康发展。
(四)建立融资平台评级机制
外部评级一般采用国际上比较先进的评级技术和方法,拥有专门的研发部门和专业的技术人员,更重视对评级对象偿债能力、意愿的评价,尤其关注行业间风险的比较,能够给出相对准确的评级结果。同时外部评级机构外部评级机构一般拥有更多的渠道搜集企业相关信息,尤其是企业相关的负面信息,因此对公司进行评级时一般较为客观公正。更重要的是,外部评级机构是以独立的第三方的身份开展信用评级业务,不易受委托方和评级对象间利益的左右,其评级结果为市场所接受。
1、评级机制引入有助于融资平台引入市场资金
完善的外部评级机制,一方面能够帮助投资者了解融资平台运营状况,实现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也向市场提供了融资平台的价值信号,为融资平台引入民间资金提供了有效信息。
2、评级机制引入有助于对融资平台经营产生约束
外部评级制度在一方面向提供了融资平台的价值信号,另一方面亦对融资平台经营产生约束作用。其存在能偶帮助融资平台公司发现存在的问题,完善公司的内部控制机制,为公司的管理层决策提供参考,抑制其非理性过度融资行为。
(五)加强融资平台的日常经营监管
1、加强项目的立案审核监控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融资平台公司的融资项目必须符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发展规划、行业规划、产业政策、行业准入标准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要求,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手续。
2、加强项目进行中风险监控
加强融资平台贷款跟踪管理,及时掌控资金运用。贷款发放以后,金融机构应当对贷款合同的履行情况加强跟踪管理,及时全面搜集融资平台公司已经完全履行主合同项下义务的有关证据,督促其及时将质押物产生的收入转入特定账户。在主债务到期未获清偿的情况下,应尽快与融资平台公司、地方政府协商,尽早采取措施收回贷款,防范可能的风险。
3、加强对于平台公司的跟踪审计工作
审计机关在开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审计工作时,应制定短期和中长期两个层次的审计目标。利用跟踪审计,全程监督公共投资建设项目。审计部门应“因项而异”,对不同性质的投资项目采用不同的跟踪方式。对于完全依靠政府财政支持的融资平台,审计应重点跟踪其项目在融资过程中是否合规、公开和透明,并在项目建设完成之后持续跟踪监督,关注其是否按规定不再承担融资责任,不再保留融资平台的职能;而对于有稳定现金流入具有一定的偿债能力的融资平台,审计应重点跟踪信贷资金投向是否合理,项目建设是否有力、有序和有效。审计在对项目建设进行全程跟踪审计时,应联合工程建设,资源环保等行业的专家,通过对投资项目前期规划、论证进行评估,所监督的项目是否存在搞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以及面子工程的现象;通过对投资项目设计、施工、竣工验收全过程的动态跟踪,关注项目建设是否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内控制度是否有效、项目进度是否合理有序,进而评价建设项目的经济性、效率性;通过对建设项目投入运营使用情况进行后续跟进,评判建设项目的经济效益,是否产生稳定经营收入,是否具备长期还款能力,评判建设项目的社会效益,是否顺应民意、适应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跟踪审计通过对项目建设全过程的监督,适时揭示项目建设存在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和重大风险关键点,进一步防范财政风险的扩大及向金融风险转化的趋势。
4、加强融资平台日常KPI汇报管理
KPI指标作为一种可量化的指标体系,其运用具有简洁、高效、低成本的特点。由于当前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普遍特点是管理基础不成熟,发展战略不清晰,因此在此阶段监管部门选取企业的一些KPI指标要求其定期汇报来了解和监管融资平台的发展程度和方向,能够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6陈珊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审计研究[J] 审计月刊2010(08)第24-25页 在指标的选取方面,可以选择三类中国公司常见的指标:(1)发展性指标:基于公司战略发展的关键绩效指标。发展性指标的作用在于,以更为清晰和量化的标准,阐述企业的战略意图,指明企业经营的方向与重点。(2)改善性指标:基于公司经营改善的关键绩效指标。具体选取改善性指标时,可以从指标的波动性程度切入,通过与外部标杆企业数据进行对照分析,发现那些波动性大、差距也大的指标。(3)监控性指标:基于企业经营保障的关键绩效指标。
(六)完善融资平台的激励机制。
建立健全信用激励机制,对于违规行为进行相应的惩罚规范,也能够对于违规意愿产生威慑作用,减少其发生。
1、激励机制应赏罚分明,形式多样。
对不守信的融资平台公司可采取社会、行政、组织、经济、法律等综合惩治措施,如对违规行为进行警告或者罚款,降低其信用评级等。而对于资信较佳的融资平台公司可以颁发信用卡,纳入区委、区政府重点扶持企业范畴,在信贷、工商注册、税务等方面给予相应优惠。
2、建立平台公司退出机制。
应建立融资平台公司的推出机制,对于长期资信水平恶劣的融资平台,应建立相应的退出机制,同时追究其公司管理人员管理责任。
第五篇: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
廊坊市紧扣“三大穴位” 努力构建安全生产监管长效机制
近年来,廊坊市围绕对安全生产形势实施有效控制这一主线,着眼构建安全生产监管长效机制,紧紧抓住三个方面狠下功夫:
一、在完善安全生产监管网络体系上下功夫,解决好“谁来管”的问题。2003年,全市安监队伍工作人员仅256名,面对全市8万多家生产经营单位的监管任务,人员力量严重不足,且人员来自方方面面、熟悉业务的不多。要遏制相关事故发生,保障生产经营安全,就必须做到安全生产工作层层有人抓、处处有人管、事事有人干。为此,市委、市政府从实际出发,直面问题不回避,多次组织编办、财政、安监等有关部门主要领导召开协调会。2006年,在全市编制总量不变的情况下,从其它行政或事业单位调剂编制和人员392人,充实到安全生产监管队伍。2007年,又针对县、乡(镇)两级安全生产监管机构建设不规范、制度不健全等问题,明确提出了县级执法监察队伍“五有三上墙”(有机构、有专职人员、有职能、有执法用车、有管理制度;牌子上墙、制度上墙、执法程序上墙)和乡镇安全管理办公室“六有四上墙”(有机构、有专职人员、有职能、有检查用车、有管理制度、有固定通讯工具;责任制上墙、牌子上墙、制度上墙、职责上墙)的建设标准和要求,促使县、乡监管队伍建设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经过近几年的努力,市、县、乡、村“两级监督、四级管理”的安全
生产监管网络基本形成,全市平均每千家生产经营单位监管人员由原来的3人,提高到现在的12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针对各类开发区和经济发展重镇监管机构缺失、监管力量不足等问题,又积极采取措施,相继在廊坊开发区、三河燕郊开发区、霸州胜芳镇、固安县工业园区以及香河县经济开发区、现代产业园和家具城分别组建了安全监管分局或监察中队,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在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制度建设上下功夫,解决好“怎么管”的问题。要实现安全生产长治久安,有效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必须建立起一套长效运行机制,在政策保障上为安全生产工作有序开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近几年来,廊坊市围绕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执法监察、隐患排查等重点环节,逐步建立健全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制定出台了《廊坊市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暂行规定》,填补了较大事故、一般事故行政责任追究问题的“空白”;制定出台了《廊坊市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制度》,着力推动企业安全生产隐患自查自改机制的建立健全;制定出台了《廊坊市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和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对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及违法行为的举报受理单位、举报方式以及举报奖励程序、资金来源和责任追究等方面逐一进行了明确。同时,市委、市政府及市安委会还先后制发了《关于建立长效机制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廊坊市各级政府及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安全生产“一岗双责”实施办法》、《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意见的通知》等一系列制度性 2
文件,为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有序、深入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
三、在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上下功夫,解决好“管什么”的问题。企业法人向政府、向社会、向本企业职工公开承诺,是消除相关隐患、保障生产经营安全的有效途径。近年来,以推行企业法人代表安全生产承诺为抓手,相继开展了“双百日承诺”、“法人代表安全生产承诺落实年”、“深化法人代表安全生产承诺制建设”等一系列活动,全市8636家企事业单位向各级政府进行了安全生产承诺,并建立健全以责任制度、管理制度及岗位操作规程为主要内容的安全生产“三项制度”,促进企业兑现自身承诺,履行主体责任。法人代表安全生产承诺签订率、安全生产“三项制度”建设覆盖率和应急救援预案编制率实现了三个百分之百。同时,各级安全生产执法部门每年组织开展承诺企业专项执法检查,对不履行安全生产承诺的,对应法律法规相应条款,依法进行严厉处罚,加快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建设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