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改革的历程及成效（五篇范文）

第一篇：中国人民银行改革的历程及成效

中国人民银行改革的历程及成效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我国中央银行体制改革逐步深化，推动了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在广阔的范围、更为深入的层次上展开，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建立和完善现代中央银行体制石家庄市组建了中国人民银行，并发行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央银行，人民币成为法定本位币。中国人民银行从成立之日起，就具有国家银行的特殊地位，承担着领导和管理全国金融业的重要职责。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吸收了苏联的计划经济经验并参照其经济发展模式，建立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与此相适应，也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银行体制，全国实际上只有一家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并成为财政和计划的“记账和出纳”。l969年7月，人民银行总行与财政部合署办公。l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同年l月，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分设，初步恢复了银行原有的功能，但人民银行仍然是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作用于一身。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银行要成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思想的指导下，出现了金融机构多元化和金融业务多样化的局面，迫切需要加强金融业的统一管理和综合协调。1982年7月，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的报告，进一步强调“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中央银行，是国务院领导下统一管理全国金融的国家机关”。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l984年1月1日成立中国工商银行，经营原由中国人民银行承担的储蓄和工商信贷等商业银行业务，基本上实现了“政企分开”，初步确定了中央银行制度的基本框架。改革和完善组织管理体制 中国人民银行历来按行政区划设立分支机构的体制，同计划经济中按行政系统配置资源的制度有关。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后，按照当时的现实条件，中央银行按经济区域设立机构的设想一时难以实现，因此仍然按行政区划设置分支机构。1984年机构分设时，在县以上按行政区设置分支机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一级分行，地(市)设二级分行，但许多县没有设县支行。1985年信贷失控后，为协调专业银行间的竞争，人民银行大量恢复县支行，到l986年，全国2017个县共设立县支行1863个；在省会城市，不但设省分行，还设市分行；同时，在地区所在地的县城，不仅设二级分行，还设县支行。

从1984年到l993年，中国人民银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开始履行中央银行的职责，并且在几次克服通货膨胀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此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距离真正的中央银行还有一定的差距，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还办理一些政策性贷款业务，承担着相当数量的对非金融机构的贷款。金融监管工作比较薄弱，在金融宏观调控方面还缺乏有效的调控手段。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分支行的职能划分不清，授权关系不明，许多分支行被认为是地方政府管理金融的一个职能部门，向总行争信贷规模、争机构批设指标的现象相当普遍。1992年下半年到1993年上半年，我国出现经济过热和金融秩序混乱，中国人民银行的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两大职能都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中国人民银行原有体制缺陷明显暴露出来，明确中央银行职能已成为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1992年10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把监管证券市场业务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并移交给新成立的中国证监会。这次改革把中国人民银行监管范围从原来的无所不包缩减到仅对金融机构和货币市场进行监管，这对于中央银行加强宏观调控和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是十分有益的。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该决定提出，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利润留成制度，实行独立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并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加强自身的内部管理和约束；取消了省分行的再贷款权和7%的信贷规模调剂权，使金融宏观调控的权力集中到人民银行总行。这些改革措施消除了人民银行追逐利润的动机，集中了总行的调控权，保证了货币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实施。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和金融体制改革方案均明确提出中国人民银行要积极创造条件跨行政区设置分支机构。l994年4月15日至4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派专人对美国联邦储备系统运作情况及联邦储备银行的职能进行了实地考察。通过这次考察，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明确了其主要任务是运用独立的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保持货币稳定，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保证健康的金融秩序，促进国民经济发展。1995年初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要按照履行职能的需要设置分支机构。l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了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方针，并把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改革列为金融改革的重要任务。按照国务院关于机构改革的决定，1998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对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撤销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在全国设立了9个跨行政区划的分行。这一改革，突出了中央银行组织体系的垂直领导，强化了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l992年中国证监会成立，专门行使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中国人民银行仍然保留对证券机构的监管权。l997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由证监会统一管理证券行业，中国人民银行不再行使对证券机构的监管权。1998年11月l8日中国保监会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将对保险公司的监管权移交给中国保监会。这两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使中央银行能够更加集中精力加强宏观调控，强化对银行业以及除证券和保险之外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此外，党中央还专门设立金融工委，对金融系统党的工作实行统一领导。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从我国实践来看，中央银行兼顾制定货币政策与监管银行有一定便利之处，货币稳定与金融稳定在很多情况下是一致和互相促进的，但在有些情况下，以上两个目标又不尽统一，甚至在短期内有所冲突；中央银行统管两者，不仅分散了精力，而且容易引发“道德风险”。为了完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体制，2003年4月设立了中国银监会，把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从中央银行独立出来。至此，我国最终形成了“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框架。2003年l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正)》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从法律上厘清了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职责。修改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将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调整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和提供金融服务三个方面，简单概括为“一个强化、一个转换和两个增加”。“一个强化”就是强化了中国人民银行与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有关的职责；“一个转换”指由过去主要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直接监管的职能，转换为防范与化解金融业系统性风险的职能，也就是维护金融稳定职能；“两个增加”是指增加反洗钱和管理信贷征信业两项职能。中国人民银行职能调整后，更加专注于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和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中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金融服务得到进一步加强。

2005年8月，为更好地发挥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职能，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成立上海总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作为总行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总行的领导和授权下开展工作。中国人民银行于2005年启动直属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强化了直属单位对中央银行履行职责的支持作用。建立和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 中央银行体制建立初期，人民银行主要运用再贷款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限额管理两大重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l994年以后，我国逐渐形成了以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中介目标、货币政策工具构成的货币政策框架体系。l998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取消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限制，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恢复和扩大公开市场业务，积极创新货币政策调控工具，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实现了向间接调控为主转变。2003年4月，央行票据成为调控基础货币的新形式，人民银行采取市场化发行和定向发行央行票据相结合，建立对金融机构的正向激励和约束机制。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作为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从2007年1月4日开始正式运行，在市场化产品定价中得到较为广泛运用。按照“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原则有序开展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简化利率管理、扩大利率浮动区间。改革再贴现利率形成机制，实行再贷款浮息制度。

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开始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出现了货币信贷增速明显，固定资产投资增势强劲，物价上涨等值得重视的问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牢固确立和认真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宏观经济政策更加注重“协调”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及时根据形势变化调整金融宏观政策，从1998年以来持续多年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和2007年7月提出的稳中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向从紧的货币政策转变。一是牢牢把握住货币信贷“闸门”，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加强货币信贷总量控制。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收回银行体系过多流动性。2003年4月至2008年5月，共发行央行票据15.5万亿元。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大力对冲流动性，抑制银行体系货币创造能力。2003年1月l5日至2008年6月25日，先后l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共8.5个百分点，达到17.5%。从2004年起创新性地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旨在抑制资本充足率较低且资产质量较差的金融机构盲目扩张贷款，促进金融机构稳健经营。严格控制再贷款和再贴现规模，及时停止为国有企业与银行之间债务重组提供再贷款的融资安排。加大对农村金融的扶持，增加支农再贷款，加强支农再贷款限额的地区调剂，将90%以上支农再贷款用于西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区。同时，对农村信用社实行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二是适时微调各层次存贷款利率水平，充分发挥利率杠杆的调节作用。在进一步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基础上，对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实行下限管理，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上浮幅度扩大到基准利率的2.3倍；对金融机构存款利率实行上限管理。灵活运用利率杠杆，2004年至2007年，7次上调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共1.89个百分点，8次上调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共1.89个百分点。加强本外币利率政策的协调，根据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从2004年ll月18日起，6次小幅上调境内美元、港币小额存款利率，缩小本外币利差，减轻了结汇压力。三是加强政策引导和窗口指导，促进商业银行改善信贷结构。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从2003年开始及时出台政策调控房地产开发贷款、建筑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个人购房贷款，要求商业银行重点支持中低收入家庭购买住房的需要。2005年取消商业银行自营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优惠政策，引导商业银行对房价上涨过快地区的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由20%提高到30%。2007年出台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的差别政策，提高第二套以上住房贷款的首付款比例和利率水平。督促金融机构贯彻落实“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调控政策，积极配合国家产业政策，限制对过热行业和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的信贷投放，同时加大对中小企业、就业、助学、农民工和非公经济等薄弱环节和弱势群体的信贷支持，引导农村信用社扩大支农信贷投放。

在金融宏观调控措施的综合作用下，货币信贷过快增长势头有所缓解，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趋缓。

推进金融业改革和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全面发挥金融的服务和调控功能，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一是推进金融机构改革和发展。2003年开始，国务院先后对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动用国家外汇储备向四家银行注入资本金。四家银行股份制改造顺利完成并成功上市。按照“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总原则，稳步推进农业银行改革工作。根据“分类指导、一行一策”的原则对三家政策性银行进行改革。2006年底，农村信用社改革已在全国全面推开。人民银行负责设计和实施资金支持的正向激励机制，即按2002年底实际资不抵债数额的50%，发放专项再贷款或专项中央银行票据帮助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化解历史包袱。截至2007年年末，中国人民银行累计对农村信用社发行专项票据l656亿元，发放专项借款12亿元；按贷款四级分类口径统计，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9.3%和11.2%，与2002年改革之初相比，分别下降28个百分点和提高20个百分点。积极推动新型农村金融发展。到2007年年末，五个省区已成立7家小额贷款公司。2003年，人民银行对邮政储蓄转存款利率进行改革，调低邮政储蓄新增转存款利率，要求邮政储蓄机构将在中央银行老的转存款分五年逐步转出。2007年年末，邮政储蓄银行拥有36家省级分行、315家地市分行、2万余家支行以及1.6万家营业所，服务网络2／3以上分布在县及县以下农村地区。

二是推进外汇体制改革顺利实施。从1994年1月1日起，对外汇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l996年l2月1日，我国正式宣布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2005年7月21日，实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后，人民银行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大力推进外汇市场建设，为新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提供制度支持，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三是促进金融市场加快发展。中国人民银行积极推动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多功能的金融市场体系，促进经济多元化发展。1996年1月3日，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市场开始运行。同年，人民银行恢复和扩大公开市场业务，成立银行间债券市场，推出了国债回购制度。2003年以来，人民银行努力增加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交易成员，不断完善交易和信息系统服务功能。2003年3月31日人民银行发出通知，停止执行黄金行政审批项目，标志着我国黄金市场发展与国际黄金市场进一步接轨。2005年5月，人民银行重新启动企业短期融资券，发行方式从原先的审批制转变为备案制。先后推出债券远期交易、人民币利率互换试点、远期利率协议、人民币对外币远期业务、外汇掉期交易，进一步丰富了金融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和避险功能。

第二篇：财政改革三十年历程

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者”

—三十年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回顾/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航程，至今已走过了三十年的光辉历程。三十年弹指一挥间，三十年任重而道远。财政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者，不畏艰险，克服困难，在改革开放的各个发展阶段，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与改革，保障了改革开放事业的全面开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本期专题仅以有限的篇幅，简略地展现了财政改革与发展三十年的历程，以飨读者。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者，率先在政府间关系方面做出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改革。1978-1983年在改革开放探索期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分灶吃饭”为特征，打破原来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1984-1991年在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期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包干为特征、放权让利为主线，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为其他方面的改革提供了条件。1992-2000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期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以规范为特征、宏观调控为基调，基本上奠定了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财政管理体制。2001-2008年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期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为重点，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年，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第三篇：分税制改革历程

最近，有传言称地税与国税人员的分流合并工作将于全国“两会”后启动，关于地税与国税拆分合并的话题再次引起关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中央财政陷入了严重危机，由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下降，中央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弱中央”的状态。中央财力的薄弱，使那些需要国家财政投入的国防、基础研究和各方面必需的建设资金严重匮乏。正是这场财政危机，让党中央、国务院痛下决心，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分税制改革在中国拉开了序幕。

1991年的全国财政会议，给一位刚到财政部工作的人士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当时的财长是王丙乾。这位工作人员说，每年财政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做下一的财政预算，当时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第二年的预算无论如何都安排不了，有一个大的窟窿，因为前一年税收只有2970多亿元，很多地方非常困难，又赶上贵州遭遇大灾，中央没有钱给地方。王丙乾出于无奈，要各省作“贡献”，从1000万到1亿元不等。（图为王丙乾）

财政会变成了“募捐”会。一些财政厅厅长却对王丙乾说：“跟我要钱，我可没有！”一些富裕省份的财政厅厅长与财政部长当面“反目”。“很多年过去了，我还在为王部长难过，那时做财长非常可怜。”一位财政部干部回忆说。（图为王丙乾）

“反目”有没有道理？有！比如广东，依据与中央签订的财政大包干“契约”，每年只向中央财政上交22.74 亿元，递增9%，再要钱就超出“合同”范围。但是，让财长下不来台的是，原以为由于中央给了广东很多优惠政策，就连关税都留给了广东，中央财政遇到困难，要点小钱会如此不给面子。（配图）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共发生过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借钱”的事，每次总数大约都是二三十亿元。其实人们心里都清楚，名为“借”，实为“取”，就是要地方“作贡献”。（配图）

财政会议还向地方“压”税收指标，压不下去预算盘子就定不下来，中央财政下一就无米下锅。因此，财政会议上“罗圈架”打得不可开交，税务局长跟财政部“打”，地方财政厅厅长也跟财政部长“打”。税务局说：我们收不了这么多。财政部坚持不让步。当时，几乎所有省份对中央下达的税收指标提出异议，特别是富裕地区。一年一度的全国财政会一开就是半个多月到20天，会上不是认真总结财税工作，变成人们为“领任务”，分税“收指”标而争执不下的会议。（配图）

1992年，刘仲藜接王丙乾任财政部长。在工作交接时，刘仲藜拿着手中的账册对王丙乾说：老兄，我真佩服你呀，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他最懂前任部长的苦衷。（图为刘仲藜）

刘仲藜感慨地回忆：“那几年实在太困难了。”他把国库的报表拿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鎔基，朱镕基只说了一句话：你这个财政部长真是囊中羞涩呀！（配图）

1992年，全国财政收入3500亿元，其中，中央收入1000亿元，地方收入2500亿元，中央财政支出2000亿元，赤字1000亿元，当年的赤字大部分向银行挂账。中央财政非常困难，刘仲藜向分管银行的朱镕基副总理借钱，朱镕基没有借答应。（配图）

1993年上半年的一些指标发出警示，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十分紧张：整个财政收入一季度比1992年同期下降2.2%，按可比口径也仅仅持平；工商税收14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12%，去掉出口退税10%，仅比上年同期增长1.4%.而1993年一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5.1%，上半年达到14%，比1992年GDP 增长12.8% 高出不少。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比例失衡，全国生产增长速度很高，而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十分紧张。（配图）

税收增幅小，开支却大幅增长。资金不到位的情况多方出现：粮食收购财政亏损性补贴资金不到位；重点建设资金不到位，很多重点建设卡着脖子，如铁路、港口、民航等。按照往年的进度，重点建设资金上半年至少要拨付全年的40%，而1993上半年为19.5%，差了将近一半；重点生产企业和重点出口企业缺乏流动资金。（配图）

与此同时，需要由中央财政收入中支出的硬支出，一分也不能少。在朱镕基宣布财政再困难也不能到银行透支之后，所以那一年，刘仲藜三次找朱镕基副总理，希望他批条子向银行借钱，自然没借来。当时已经到了不借钱工资发不出去的境地。财政紧张到这种状况，引起朱镕基副总理的高度重视。他意识到，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到不了2000年就会垮台，这不是危言耸听“.（配图）

保证国家必要的开支成为燃眉之急。1993年7 月23日，朱镕基副来到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对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员说：“在现行体制下，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现在不改革，中央财政的日子过不下去了。目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不到40%，但中央支出却占50% 多，收支明显有差额，中央只好大量发债，不然维持不下去。去年，内外债务，向银行借款900 多亿元，今年预计1000多亿元，中央背着大量的债务，而且越背越重，中央财政困难，而且是加剧的趋势。一般来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央财政收入比重都在60% 以上。而中央支出一般占40%，地方占60%.但是我们正好相反，收支矛盾十分突出。这种状况是与市场经济发展背道而驰的，必须调整过来。“（配图）

进入1993年，分税制改革加快了进程。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批准了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7月23日，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朱镕基副总理到会，并作了具体部署，他说：“我们准备根据的决定，马上成立财政和税制领导小组，请刘仲藜负责，再请计委、经贸委、体改委、税务总局这些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还要调一些熟悉国内外财税制度，又懂得法律，能够动笔头子的人来讨论，设计、起草财政税制改革方案。“朱镕基在参加会议的前一天，已向江泽民同志那里明确表示，一个半月之内要拿出初步方案，向中央汇报。（配图）

按照朱镕基的设想，8月底向总理办公会议汇报，9月2日拿出最后方案，9月3日向政治局汇报。随后的两个月，朱镕基带领有关部委到各省区，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细致缜密的测算，以确保确定1994年1 月1 日分税制新体制的实施。（配图）

1993年7月23日，朱镕基在全国财政会议上谈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分税制改革的想法。这一消息不胫而走。8月30日，中央拿出了分税制改革的第一个方案，9月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不久，就收到了广东省委给中央写的报告，要求广东单独实行包干。（配图）

广东两位主要负责人找到朱镕基，谈了两个多小时。他们心情沉重地问朱镕基，广东的特殊政策还要不要实行？如果包干制取消，我们还要不要在20年内赶上“四小龙”？他们认为，如果按财政会议上所提出的办法，广东就什么大事也不能干了。除了广东之外，还有的省长私下说，以后我们要到朱镕基那里领工资。（配图）

受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的委托，朱镕基副要到一部分省区做解释工作，“解释”的基础是要与每一个省份细算实行分税制税收对比的帐。（配图）

1993年9 月9日大队人马出发，第一站是海口。为什么先到海南？因为当时洋浦开发区举行封关仪式，邀朱镕基出席。但是，朱镕基并没有参加招待会，只是去开发区看了看。参加谈判的有关人士介绍说，朱镕基去海南不是主要目的，他是冲着广东去的，因为海南收入少，无足轻重，先到海南是为迎接广东“谈判”的“练兵”。（配图）

果然，两天的工作进展比较顺利。中央与海南都认为改革是必须的，不能错过机会，而且也认为，改革对海南的特殊政策没有影响，海南的利益基本上也没有受到影响。如果按照增值税年均增长30% 计算，受影响的只有3-5 亿元。海南省除了提出要保1995年的基数之外，没有提出更多的要求。海南之行虽然增强了信心，但是朱镕基一行知道，“硬仗”在后面。（配图）

一波三折的广东谈判朱镕基一行来到广东。刚刚落脚马上接见省委省政府领导。省里同志明确表示不同意搞分税制。9月13日上午召开大会，广东省的五套班子人员全部参加，有些地市委有些领导也参加了会议。朱镕基先向大家宣布中央决定，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我与铁映同志带领有关部委的同志来广东，是受江泽民同志、李鹏同志委托来的，是来向同志们传达、介绍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内容，同时与广东同志一起就落实改革方案进行商量，一起算账。（配图）

他详细给省政府官员介绍了分税制改革方案，特别提到广东对分税制方案了解的信息不确切，指出现在的方案与财政工作会议时已经有很大变化。他讲了四个问题：为什么要实行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是什么内容，如何搞；分税制改革是否损害了地方利益；实行分税制广东到底要吃多大亏。所有人都在认真地听，快速地记。（配图）

晚饭前，朱镕基把财政部部长及地方预算司司长叫到他的房间。手上拿着广东省给他的两张表格，核心内容是包干体制10年不变，地方财力是什么样的；实行分税制后的10年内，中央将从广东多拿走1000多个亿。他表情严肃地说：看来分税制是搞不下去了，将来拿地方这么多的增量，如果广东搞垮了，追不上“四小龙”，就成了咱们的罪状。此后，他焦急地在房间踱步。（配图）

地方司长对朱镕基说：“按照已经修改得的方案，广东帐口径不对，因此误差很大”因为分税制已经确定增值税中央和地方按75：25分成，并会给地方一个增长率，分税制中央会从广东多拿一些财力，但是将营业税留给地方，也会给地方带来相应的增量。朱镕基要求当晚做出10年两种体制的测算账。（配图）

已经是凌晨1 点，朱镕基还等。做两种体制10年税收测算，大大小小税种加在一起，非常不易，他们一夜未眠，直到早晨开会之前才算出来。最后测算的结果，中央从广东所拿财力少了300 多个亿，但是分税制之后，蛋糕做大了，地方的财力也会有更大的增长。朱镕基放心地笑了，因为这样就不会因此影响广东的开放，和追赶“四小龙”。（配图）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广东进而又提出四条意见。核心是提出以1993年为基数的问题。他们认为，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是1992年上半年的事了，下半年经济发展起来，反映到财政收入上是1993年的事情。假如以1992年为基数，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成果都没有包含在内，这怎么行？他们坚决要求以1993年为实行分税制的基期年。（配图）

朱镕基心里早有准备。他来广东之前请示了江泽民，江泽民决心已下：搞分税制是中央的决定，不能再讨论是不是实行分税制的问题。朱镕基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只要广东同意搞分税制，分开征税，这一条定下了，有些地方做些妥协有好处，大家思想愉快，不然改革搞不好。9 月14日下午，在内部会议上他明确表示，对于广东提出的四条，可以同意两条，否定两条。（配图）

第一条，他们要求按1993年做基数，我赞成。因为我们一再讲，保证目前既得利益，这就是1993年嘛。以1993年为基数，道理上说得过去，当然中央少拿一点。以1993年做基数，全国各省都会欢迎的。第四条，他们要求中央对重点建设一视同仁。我说了，不仅可以一视同仁，而且可以照顾。有人说这是空头支票，但总不能叫我签字画押啊。第二、第三条不能同意。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后，增值税分成比例全国必须统一，广东不能另立比例。第三条提出要按广东的中央收入增长率来确定返还数增长率，这一条也不能同意。其实，还有一条就是同意减免税再延长两年。（配图）

朱镕基指着项怀诚说：老项，你们财政部不就是以基数治天下吗？你这些东西我耳朵里的老茧都听出来了。对刘仲藜、项怀诚来说，尽管有他们自己的意见，但是，他们还是接受了总理的意见，因为，他们还在面对最大的未知数，即广东到底是否同意实行分税制改革。十年之后，项怀诚说，我这人不是谦虚的人，但是我还是钦佩朱镕基，他是有政治魄力的。第二天的会议上，尽管朱镕基没有给广东最后的保证与许诺，他只是表明他同意以“1993年为基数“的“个人意见“，这已经让广东喜出望外。到9月29日中南西南十省领导参加的会议上，中央领导认为大家的意见很有道理，最后确定以1993年为基数。（图为项怀诚）

真是一波三折。9 月15日，广东再次提出要不要取消包干制、实行分税制的问题。朱镕基回答说：“至于广东是否继续实行包干体制，没有授权我在这里研究这个问题，不能在这里讨论包干问题，不然我可回不去了。我想，我们搞分税制应该比包干制好，不然就倒退了”。最后，广东终于被说服。这样，中央财政从广东拿回来的钱，相当于它在原体制下上交的两倍。让广东高兴的是以1993年作基数。事后，朱镕基在评价广东时说：总体上讲，广东的同志最后顾全大局，牺牲自己部分利益，也是为了要发展中国经济，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接下来他们还是一个省一个省地做工作。（配图）

从1993年9月9日到11月21日两个多月的时间，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飞遍17个省、市、自治区，苦口婆心解释中央要推行的分税制方案。其间，中央与地方讨价还价，并最终相互妥协。（配图）

朱镕基晚年为自己推行的分税制做辩护，“攻击分税制，根本就是无知！无知还透顶！”谈及分税制，朱镕基手拍着《中国农民调查》说道，攻击分税制，说分税制掏空地方财政，造成农民贫穷的人，根本就是无知！无知还透顶！随后，朱镕基缓和了口气，说：“来的时候，我的女儿劝我不要发脾气，我忍不住了，还是要发脾气。这绝不是为了我个人，也是为了整个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朱镕基回母校与校友师生共庆清华百年华诞）

分税制是1994年后推行的新税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是主要推手之一。在此之前的1993年，中央政府财政能力降至历史最低点。于是，朱镕基采纳经济学家董辅等人的提议，决定“分灶吃饭”，中央与每一个省份磋商分税种类和比例，实行分税制。（朱镕基回母校与校友师生共庆清华百年华诞）

推行分税制前后变化大致可总结为：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3成，地方拿7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7成，地方拿3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7成。不过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朱镕基回母校与校友师生共庆清华百年华诞）

到2003年，朱镕基卸任时，分税制实施整整十年，财政的盘子从4349亿元增长到21715亿元，增长了将近四倍。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也恰于这一年出版。书中披露了安徽农村的现状，作者认为分税制改革的实质就是中央财政集权，中央出发点虽好，但造成地方财政弱势。诸如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和民兵训练等费用，中央都甩给了地方，但地方没有钱，最后就都转嫁到了农民头上。（朱镕基回母校与校友师生共庆清华百年华诞）

在清华座谈现场，朱镕基列出2010年财政收入数据予以批驳，其中提及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账数据，此前尚未有官方披露过。（朱镕基回母校与校友师生共庆清华百年华诞）

朱镕基说：“去年全国财政收入83000亿，其中，地方直接收入4万亿，中央税收返还（给地方）33000亿，两者相加是73000亿，占了大部分啊。中央财政收入多少？是15900亿（注：原话如此），占83000亿的20%左右吧。92、93年中央财政收入比重是28%、27%，现在20%都不到，怎么能说中央把税都收上去了，收得过多呢？”（配图）

不过朱镕基对分税制亦有反思，“当然我们还有缺点，主要是返还支付的方式。”由于收上来的相当一部分钱只是中央财政过了一下手，又通过转移支付、专项拨款等形式补助给各地，使得中央财政和中直部门从中权力大增。朱镕基说：“税收返还（转移支付）的工作做得不好，要靠地方‘跑部钱进’，求爷爷告奶奶才能拿到，分税制有缺点，但我负的责任不是主要的，因为我当时就说，分税制改革没有完，要继续进行。”（配图）

“地方没钱了，所以它只有发展房地产才有钱？”朱镕基在清华说：“最近呢，还有一种谬论呢，国外的报纸也有，国内的报纸也有，说这个房地产项目这么沉重，都是过去这个分税制搞坏了，说税收都收给中央来了，地方没钱了，所以它只有发展房地产才有钱？狗屁！”座谈现场爆发大笑，连一旁的刘延东也不禁掩口而笑。（配图）

第四篇：考核方式改革成效总结

生物统计学课程多元化考核改革总结

学校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课程改革，多元化考核改革势在必行。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教学过程和培养目标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注重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培养：二是强调课程体系的针对性，课程设置从职业岗位群需要出发：三是突出实践环节教学，主动适应地方社会经济建设发展要求。因此，要全面、系统、公正地评价教学效果，就要从考核内容、形式、管理评价体系等方面进行系统规划，制定相对完整、切实可行的能充分发挥考试功能和实现高职教育教学目的的考核制度。

过去的考核模式存在着诸多弊端，比如考试内容重理论，轻应用。考试内容大多局限于教材中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理论考试多，应用测试少；标准答案试题多，不定答案的分析试题少，记忆性成份所占比重较大。这样的考试仅仅是对学生知识点的考核，应用能力、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仍得不到验证。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注重强调学科的严密性，思维的严谨性，应用性不能受到足够的重视；考核方式单一，评价方法片面；缺乏考试的反馈机制。由于考试是期末一次性终结考试，学生考试结束，就意味着本门课程学习的终结。考试中存在的问题。教师不能与学生进行反馈与交流。这样的考试模式有可能将学生引向一种僵化、死板的学习轨道。

为了充分发挥考试在教学和人才培养中的教育作用、引导作用和导向作用，体现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创造性，生物统计学考试方法突破原有的模式，采取多样化的考试、考核方法，针对考试中存在的问题，充分认识到考试不仅要检测知识点，更要检测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实践动手操作能力、教学参与程度等，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1、树立注重岗位能力测试的考试观

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进，促使我们必须构建适应高职教育的考试评价体系，通过考试的引导作用，提高学生的运用知识能力、自学能力、实践操作能力、自我评价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充分认识到考试不仅仅是核定学生的学习成绩，更重要的是通过信息反馈以调整教学进度与内容、改进教学方法，进而提高教学的质量。通过考试还要检测到不同个性学生的素质发展水平。建立突出职教特色的考核模式 职业教育的考核应坚持以职业岗位能力为重点，知识、技能并重，以能力和技能考核为主线的原则，摒弃那种只考查学生背书能力的考核方式。考试在教学活动中具有显示功能、反馈功能和导向功能，因此我们建立了“考试形式与教学内容、能力培养相适应的”职业教育课程考核模式。

（1）注重平时成绩。为了提高学习质量，减轻学生的期末学习压力，推行平时考核制度，即学生的平时成绩可占到总评成绩的30％～60％。这种办法避免主要由期末考试决定学业成绩的弊端，激励学生将功夫用在平时，而不是期末突击，有利于学风建设。

(2)考核方式多元化。考核形式根据课程性质和特点来确定，重点考察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和操作技能，实施模块式(理论+技能)考核。理论模块以闭卷为主，间或采用开卷考试、论文与答辩、案例分析、调查报告等形式；技能模块以过程式考核为主、间或采用实验设计、课程设计、实际创作、动手操作、模拟项目及职业技能鉴定等形式：综合成绩考虑学生参与学习的过程及平时成绩，使得考核方式多元化。这样更全面的考查一个学生的学习成绩。

(3)注重反馈机制

考试结束不意味着学生本门课程学习的终结，通过考试，学生可发现自己在学习中存在的问题，教师通过考试成绩分析，可发现学生在知识体系、运用知识能力、实践动手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综合素质方面的情况，从而发挥考试的预测及诊断功能。教师要将考试成绩分析与学生进行交流，使教师和学生从中受益。

自从生物统计学采用了多元化的考核模式，包括出勤考核登记，作业，课程学习心得总结，实验计划书编制，期末试卷的考核模式，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效。

将学习总成绩分成若干个考核项目，学习过程中始终穿插着考核的过程考核方法，明显提高了学生对课程学习的重视程度，促使学生关注课程学习的每一个细节，对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有很大的帮助，而且显著提高了课堂时间利用率，使学生能够达到高效率的学习。学生课堂提问和作业成绩明显高于往届，说明过程考核方式对学生的平时学习的确起到了促进作用。由于学生平时对本课程的重视，除实操能力明显提高外，与实操相关的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也明显提高：用课程学习心得取代了原来的课程总结，要求学生在学期末完成，所以督促学生进行整本书的回顾学习。实验计划书的编制培养了学生严谨的科研素质，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另外，理论考核在总成绩中比例的减小，平时考核与实操考核在总成绩中比例的增加，也明确了学习态度的重要性及实操技能的重要性。所以多元化的考核方法，是适应学校转型发展和职业教育教学的较好的考核模式，其“过程考核”的理念及课程考核项目设置等对所有的职业教育课程均有良好的借鉴作用。

当然生物统计课程多元化考核方式改革具体措施的实施略见成效，但也存在一些相关问题。

多元化考核改革出现新旧观念的碰撞，使本人在实践中不断产生新问题和新困惑，如：如何进一步加深对课程理念的理解和创新？如何深入研究课程标准和教材（而不是简单的坚决执行）？如何既重视个性、人文性，又注重面向全体，重视科学性等等。所有这些需要我们广大教师本人在今后的多元化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梳理。

多元化考核中出现学生的学习状况呈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的倾向，不少学生过分注重平时成绩，完全无视期末闭卷考试对于书本基础知识的学习，导致卷面成绩较低。再比如，实验计划书编制时，就出现部分学生把计划做成了有实验结论的内容，完全偏离了主旨。多元化课程改革中出现的学困生的学习更应该得到关注，教师对这一部分学生的辅导的科学化、有效性的研究还应该进一步加强。

我相信，只要循着多元化课程改革理念作不懈的努力，学校转型的持续快速发展的明天会更加灿烂！

第五篇：考核方式改革成效总结

机电工程系课程考核方法改革总结

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教学过程和培养目标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注重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培养：二是强调课程体系的针对性，课程设置从职业岗位群需要出发：三是突出实践环节教学，主动适应地方社会经济建设发展要求。因此，要全面、系统、公正地评价教学效果，就要从考核内容、形式、管理评价体系等方面进行系统规划，制定相对完整、切实可行的能充分发挥考试功能和实现高职教育教学目的的考核制度。

高职教育的考核应坚持以职业岗位能力为重点，知识、技能并重，以能力和技能考核为主线的原则，摒弃那种只考查学生背书能力的考核方式。考试在教学活动中具有显示功能、反馈功能和导向功能，因此我院工业分析与检验专业建立了以能力培养为主线的课程体系，建立了“考试形式与教学内容、能力培养相适应的”课程考核模式。

过去的考核模式存在着诸多弊端，比如考试内容重理论，轻应用。考试内容大多局限于教材中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理论考试多，应用测试少；标准答案试题多，不定答案的分析试题少，记忆性成份所占比重较大。这样的考试仅仅是对学生知识点的考核，应用能力、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仍得不到验证。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注重强调学科的严密性，思维的严谨性，应用性不能受到足够的重视；考核方式单一，评价方法片面；缺乏考试的反馈机制。由于考试是期末一次性终结考试，学生考试结束，就意味着本门课程学习的终结。考试中存在的问题。教师不能与学生进行反馈与交流。这样的考试模式有可能将学生引向一种僵化、死板的学习轨道。

为了充分发挥考试在教学和人才培养中的教育作用、引导作用和导向作用，体现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创造性，我系机电一体化专业考试方法突破原有的模式，采取多样化的考试、考核方法，针对考试中存在的问题，充分认识到考试不仅要检测知识点，更要检测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实践动手操作能力、教学参与程度等，不同课程根据不同的教学目的以及对学生的不同要求而采用不同考核方式，或综合应用几种不同的方式，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1、树立注重岗位能力测试的考试观

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进，促使我们必须构建适应高职教育的考试评价体系，通过考试的引导作用，提高学生的运用知识能力、自学能力、实践操作能力、自我评价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充分认识到考试不仅仅是核定学生的学习成绩，更重要的是通过信息反馈以调整教学进度与内容、改进教学方法，进而提高教学的质量。通过考试还要检测到不同个性学生的素质发展水平。建立突出职教特色的考核模式

高职教育的考核应坚持以职业岗位能力为重点，知识、技能并重，以能力和技能考核为主线的原则，摒弃那种只考查学生背书能力的考核方式。考试在教学活动中具有显示功能、反馈功能和导向功能，因此我们建立了“考试形式与教学内容、能力培养相适应的”高职教育课程考核模式。

（1）注重平时成绩。为了提高学习质量，减轻学生的期末学习压力，推行平时考核制度，即学生的平时成绩可占到总评成绩的30％～40％(课堂练习、互动、小测验、作业、学习表现等)。这种办法避免主要由期末考试决定学业成绩的弊端，激励学生将功夫用在平时，而不是期末突击，有利于学风建设。

(2)考核方式多元化。考核形式根据课程性质和特点来确定，重点考察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和操作技能，实施模块式(理论+技能)考核。理论模块以闭卷为主，间或采用开卷考试、论文与答辩、案例分析、调查报告等形式；技能模块以过程式考核为主、间或采用实验设计、课程设计、实际创作、动手操作、模拟项目及职业技能鉴定等形式：综合成绩考虑学生参与学习的过程及平时成绩，使得考核方式多元化。这样更全面的考查一个学生的学习成绩。

(3)注重反馈机制

考试结束不意味着学生本门课程学习的终结，通过考试，学生可发现自己在学习中存在的问题，教师通过考试成绩分析，可发现学生在知识体系、运用知识能力、实践动手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综合素质方面的情况，从而发挥考试的预测及诊断功能。教师要将考试成绩分析与学生进行交流，使教师和学生从中受益。

自从我系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考试方法突破原有的模式，采用了多元化的考核模式，包括课堂提问、作业、期中笔试、期末笔试、口试与实操结合的考核模式，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效。

将学习总成绩分成若干个考核项目，学习过程中始终穿插着考核的过程考核方法，明显提高了学生对课程学习的重视程度，促使学生关注课程学习的每一个细节，对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有很大的帮助，而且显著提高了课堂时间利用率，使学生能够达到高效率的学习。学生课堂提问和作业成绩明显高于往届，说明过程考核方式对学生的平时学习的确起到了促进作用。口试与实操结合在一起，每个项目除了完成相应的实操作业外，还要回答相关的问题。即口试题的内容与实操项目均有一定的联系：由于学生平时对本课程的重视，除实操能力明显提高外，与实操相关的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也明显提高：用样品报告单取代了原来的实验报告，要求学生在每次实验结束后，于实验室内完成相应的样品报告单。所以学生实验时特别用心，并且时时注意工作单中提出的系列问题，及时向指导老师请教。另外，理论考核在总成绩中比例的减小，平时考核与实操考核在总成绩中比例的增加，也明确了学习态度的重要性及实操技能的重要性。所以多元化的考核方法，是适应高等职业教育教学的较好的考核模式，其“过程考核”的理念及课程考核项目设置等对所有的职业教育课程均有良好的借鉴作用。